一、论闲置劳动与过剩产品交换（论文文献综述）
潘秋晨[1]（2021）在《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经济在经历了长期的高速增长后,正面临动力转轨,而在复杂的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之下,先前本就潜藏的矛盾更为突出,“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已不适应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但创新效率低下、所有制歧视、产业分割严重等难以转变的现实,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集约型”增长模式的发展。如何找到未来的经济增长动力,是政策制定者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而中国制造业当下存在的资源错配,不仅说明产业部门包含着充分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空间,更潜藏着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巨大能量。若要释放这一能量,就有必要在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国内国际生产体系紧密联结的双循环背景下,结合中国深化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历程,考虑如何构筑更高质量的全球价值链嵌入路径,更充分的利用好全球价值链的组织、治理结构,进而促进生产要素的内外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因此,若能基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有的放矢的制定政策,改善不平衡、不协调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模式对资源的过度消耗等不可持续的问题,就可能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文章将全球价值链与资源配置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基于全球价值链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理论分析框架和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特征事实,系统阐述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不同于以往大部分文献的是,本文在全面量化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内外协同型、内向型动能,并区分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资源错配事实的基础上,利用1996-2013年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以垂直深化的视角探究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要素流动效应、分工协作效应、外向集聚效应、结构升级效应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含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对国内外相关研究展开综述,梳理理论发展脉络并归总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一方面找到支撑本文开展进一步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发现相关研究领域的局限和空白,以阐明本文仍需进一步研究的必要。第二,以文献综述为源点,以全球价值链理论、产业经济理论为基础,全面分析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制造业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阐明中国作为一个转型国家,向更高水平的开放型市场经济转变的最终目的是使外部资源对国内市场产生有益的引领作用,从而巩固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因此,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机制应是垂直深化和由表及里的,异质性行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可能经由两个端口,产生三种动能,进而通过四类机制发挥作用。一方面是单纯依靠外向型动能驱动的资源优化配置,即在国际市场进出口侧主要发挥作用的要素流动和分工协作机制;另一方面是在异质性行业深化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全球价值链与国内生产体系产生深入联结后在国内市场供给侧发挥作用的机制,可分为外向集聚和结构升级。其中,外向集聚机制主要说明了内外动能的协同作用;而结构升级机制则更强调在外部资源对国内市场产生有益的引领之后,本国产业部门自主增值能力的增强和国内大循环发挥的主体作用。第三,以1996-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为依据,对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角色和资源配置实际进行深入探讨。一方面,在规模报酬可变的情形下阐明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的资源配置情况;另一方面,克服总值贸易思维的缺陷,以垂直深化的增加值视角重新考量中国的贸易利益,进一步区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内外协同型和内向型动能。第四,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资源配置的程度和方向,进一步界定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优化区间”。第五,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资源配置的路径机制。首先,构建方程检验在全球价值链嵌入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相应的影响机制发挥了什么作用;其次,若存在多种中介机制的多重影响,则进一步确定其中更为显着的中介机制;最后,进一步探讨影响机制是否存在局限性,进而可能在一定条件之下弱化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改善作用。第六,对全文的研究结论进行归总,对如何构筑高质量的全球价值链嵌入路径从而打开效率提升的“黑箱”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通过理论和经验分析,本文得到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正从一个倾向于被动接受他国中间产品的低端代工者角色,向一个倾向于为全球生产网络输送中间产品的中端分工者角色转变,且在此过程中,国际市场对中国国内循环的依存度逐渐上升。第二,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资源错配,也恰好潜藏着实现中国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巨大能量。若能够改善资源错配,1996-2013年,中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还将提升约13.16%,平均每年实现0.73%的增长;总产出将额外提升9.6%,平均每年实现0.53%的增长。第三,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对打通资源在行业间的流通渠道的作用更强,内向型动能对打通资源在企业间的流通渠道的作用更强。进一步的行业异质性分析显示,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行业越来越依赖于偏向内向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动能改善资源配置。非线性分析显示,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各类动能对资源配置均存在一定的“优化区间”。内向型动能与资源错配的关系呈“倒U型”,当内向型动能增强到超过非线性关系的临界值之后,将发挥着可持续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这意味着,基于中国资源禀赋和产业体系构筑的全球价值链高端嵌入路径,确实潜藏着带动经济下一轮快速增长的巨大能量。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内外协同型、外向型动能与资源错配的关系均呈“U型”,且具备“左高右低”的非对称特征,说明外向型动能的参与确实优化了行业间资源配置,且该效应大于抑制作用,合理利用外向型动能将促使其发挥更强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第四,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改善行业间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基于外资更替和再配置的要素流动效应共同发挥了多重中介作用,且外资再配置的中介作用更强。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外资再配置效应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之间呈“倒U型”关系。这意味着,由发达经济体外资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确实隐含着“纵向压榨”效应,而这一效应对东道国市场资源配置的负面影响也将阻碍外资本身的成长。并且,基于内外资部门之间生产率增长动力的差异,外资实质在这一资源协同优化的过程中获益更多,也更依赖于在东道国的资源再配置过程驱动自身的迅速成长。若这一协同优化过程无法持续,“纵向压榨”可能转变为“双向压制”,从而造成“损人不利己”和“两败俱伤”的局面。但值得注意的是,以中国等发展中经济体为代表的全球价值链从属者的研发行为,实质是全球价值链参与者之间相互追赶和学习的表现,驱动了全球价值链主导者更高效率的资源再配置过程,一定程度消弭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纵向压榨”效应,“重启”了国内国际资源的协同优化路径。第五,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在改善行业间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协作关系实现的就业结构横向调整和融资约束缓解共同发挥了多重中介作用,且就业结构横向调整的中介作用更强。但需要注意的是,就业结构的纵向调整并未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相对于高技能劳动要素的增长,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深化反而促使制造业更多的积累了对中低技能劳动要素的偏好,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可能存在一定的资源优化配置“偏向”。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虽然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全球价值链嵌入壁垒驱动了制造业整体的资源优化配置,但却以“拖累”劳动要素的优化配置为代价,且低端“拖累”更为严重,由此加剧了劳动和资本要素配置的“双重分割”。第六,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协同型动能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外向集聚效应发挥了显着的正向调节作用,全球价值链和国内生产体系的深化联结呈现出显着的协同优化作用。但区分“二元”嵌入模式的研究发现,不论是行业内还是行业间,全球价值链上游嵌入的“隔绝机制”都存在,且上游嵌入度越高,企业对核心技术等资源的保护动机越强,国内国际生产要素的流通、扩散渠道被一定程度的阻隔,个体利益和大局利益的调节失灵促使积蓄于全球生产网络和本地产业集群之下的外向集聚效应被抑制,可能导致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生产体系的“双重分割”。而同时,全球价值链下游嵌入的资源“互仿互享”机制也稳定存在,且下游嵌入度越高的企业与集群内关联企业进行优势资源互享的动机越强,外向集聚效应对资源配置的改善作用亦随之强化。因此,上述两种机制相互博弈的结果一定程度决定了外向集聚效应的强弱,进而左右着内外协同型动能引导资源配置的最终效果。第七,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内向型动能改善行业内资源配置的过程中,结构升级机制呈现出明显的部分中介作用。而进一步对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制造业结构升级的机制进行检验的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通过中间投入优化、国际竞争、“链中学”路径驱动了制造业结构升级。但上述全球价值链的结构升级路径存在行业异质性,进而塑造着结构升级机制下的资源配置路径:技术水平越高的行业越依赖于由中间投入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嵌入路径驱动资源优化配置,技术水平越低的行业则越依赖于由国际竞争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嵌入路径驱动资源优化配置,而基于“链中学”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高端嵌入路径则能够驱动所有行业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且对低技术行业的作用更强。这意味着,正是由于中高技术行业的全球价值链低端嵌入路径依赖、中高端嵌入路径较难贯通、高端嵌入路径正向效应较弱,才造成中高技术行业难以进入内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优化区间”。
林承园[2]（2019）在《《资本论》空间理论探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兴起,空间一词成为当今学术研究的热点,然而,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就蕴含着空间思想的精髓,正是这些在马克思元理论中的空间思想不仅启发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开创了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而且也为解决当今世界出现的不平衡危机提供了思路。《资本论》是马克思生前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学着作,其中蕴含了非常丰富的空间思想。《资本论》中的空间要素理论包括生产领域的空间要素、流通领域的空间要素、影响农产品生产和流通的空间要素。《资本论》的空间理论有三条原理,包括时空转化原理、不平衡空间发展原理和商品交换的空间流通原理。
李凯[3]（2019）在《分享经济增加值核算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分享作为一项古老社交活动与经济相结合时,衍生出一种新型商业模式——分享经济,这种新模式在20世纪末期出现于社区日常活动、音乐分享、房屋分享、汽车分享等领域。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得益于互联网web2.0技术广泛应用,分享经济已在全球经济市场中占据重要份额,并引起各国政府高度重视,尤其是在中国。2015年10月,党的第十八届五中全会在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要坚持创新发展,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发展分享经济”的规划,这是分享经济在中国经济市场上已具雏形时首次出现在国家发展战略计划中。此后,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联合其他7个部委于2017年7月共同发布具有针对性的《关于促进分享经济发展的指导性意见》通知,提出大力发展分享经济的指导方针。分享经济引致的政府统计问题。目前,有中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统计部门已在不同层面开展分享经济统计调查工作,主要集中于分享经济的界定、行业分类、数据收集等方面。根据相关统计部门的研究表明,目前针对包括分享经济在内的新经济政府统计工作存在三个方面问题:第一,基本概念方面缺乏统一共识。分享经济出现时间相对较短,各国分享经济发展路径各不相同,导致其理论体系缺乏统一共识;第二,现行GDP核算原则及方法无法适用于分享经济。例如,居民个人参与分享经济时个人消费品转为投资品,那么如何对此转换进行处理,目前国民经济核算理论尚缺乏应对方案;第三,分享经济对统计调查方法方面的挑战。传统调查对象基本是企业、事业行政单位和个体经营户,而分享经济参与者主要集中在住户部门,这就会导致利用传统调查手段难以收集对应生产数据。因此,在国民经济核算框架内开展分享经济核算理论与方法研究,不仅能为分享经济核算理论研究起抛砖引玉之用,还能满足政府统计工作之需和为分享经济测度提供技术参考。为实现上述目标,本研究以分享经济增加值核算理论研究为主要目标,基于学科综合角度,在理论上分析分享经济的来源、内涵与性质和交易模式等概念之后,在联合国国民账户体系与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16标准两种核算理论框架内,不仅探讨分享经济增加值核算的基本原则与测度方法,还结合大数据环境下新经济核算所需要的技术特征,对分享经济增加值核算数据的呈现与实现问题进行尝试性研究。具体内容如下。第一,明确核算对象。本文在经济范畴中探讨分享经济活动范围,从分享经济实践活动中归纳出界定的理论依据,进而研究分享经济的内涵与性质以及其与其他新经济之间的关系,以此勾勒出清晰的核算对象。第二,获取分享经济核算研究的切入点。基于经济学理论框架和学界研究,解析分享经济交易活动的内涵、特征以及其与传统交易模式的区别,进而总结出将传统交易模式核算理论应用于分享经济交易模式时的主要问题,为分享经济增加值核算理论研究提供切入点。第三,搭建分享经济增加值核算理论的框架。在梳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基础上,先探讨分享经济增加值核算的基本原则,再界定核算主体和统计范围,并设计分享经济产品与行业的统计分类方法及标准,为之后分享经济增加值核算方法研究提供理论依据。第四,提供分享经济增加值核算的统计方法。根据分享经济交易模式的特征,从宏观到微观视角,本文分别从生产和收入两个方面探讨分享经济增加值核算的基本概念、方法以及相关技术问题,并通过文献梳理总结出住户部门混合收入的分劈方法,最后辨析网络分享平台的收入归属问题。第五,设计分享经济增加值核算数据的呈现方式与调查方法。本部分在两个方面开展研究。一方面,根据生产法和收入法核算数据的归集方式,即根据宏观经济核算账户与微观企业会计账户两种数据归集结构理论,设计分享经济增加值核算表式,并就核算表与中国国家统计局“三新”统计报表制度之间的指标衔接问题进行研究;另一方面,通过梳理目前中国与英国有关分享经济官方统计的实践进展与局限性,分别对居民个人与小微企业构建统计调查方案。此外,基于大数据思想和分层抽样技术,设计分享住宿模式增加值核算的问卷调查方案,以此启发分享经济统计调查的理论研究与实践。通过上述研究内容,本文得出以下五点主要结论。（1）在消费效用和机会成本安排下,分享活动和闲置资源利用是界定分享经济的必要条件,而网络分享平台是分享经济规模化发展的基础,但不是必要条件;分享经济与其他新经济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分享经济只属于“三新”经济中新商业模式,但不是新业态和新产业。分享经济与共享经济存在本质区别,理由是共享经济是一种公平性配置社会资源的经济活动,并且共享活动弱化排他权。分享经济活动则是暂时性放弃排他权,同时对社会闲置资源再配置;分享经济与数字经济存在部分交集,即数字信息和网络技术应用。但这并不表示分享经济作为一种新商业模式完全属于数字经济之中。这同样说明分享经济作为一种新交易模式,传统交易模式的核算理论无法直接应用于分享经济增加值核算。（2）交易模式是识别分享经济活动的重要依据。分享经济的交易模式包括一系列直接或间接利用闲置资源的使用权创造经济价值的经济活动,在交易者自行组织交易活动时,会产生较高交易费用,从而提高交易总成本。当网络平台组织交易时则是相反情况,并且分享经济交易模式的组织形式呈现出“去中心化”到“再中心化”变化趋势,同时会外推社会经济生产与消费品的可能性边界;从交易模式类型看,分享经济交易活动可以分为平台交易和非平台交易两种。其中,平台会内化交易者大部分交易费用,使总交易成本在很大程度上被减少,这说明网络平台是分享经济规模化发展的基础;在交易实现方面,分享经济的交易活动主要通过众包、协作和分享三种方式实现基于闲置资源分享的服务活动;传统交易模式与分享经济交易模式之间主要存在三个区别:（1）交易的组织形式;（2）交易的管理结构、生产关系、主要实现方式;（3）交易模式的特征。以上区别会导致在传统交易模式核算理论中开展分享经济增加值核算时,会产生核算原则、主体和客体、统计分类、核算方法等方面问题。（3）开展分享经济增加值核算研究,应以SNA2008体系为主要理论框架。但涉及中国部分时,需考虑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16标准中有关“三新”经济核算理论。同时,在分享经济的基本核算原则、统计主体、生产与产出范围及分类等方面,要注意以下三点:一是在分享经济增加值核算原则上,应注意权责发生制的适用性、闲置资源价格的估价原则、SNA经济所有权与闲置资源使用权是统一概念,但分享使用权与租赁使用权是两种不同的概念;二是分享经济生产者应具有四点特征:（1）在市场性与机会成本补偿安排下,生产者主要由居民个人和企业构成;（2）应以闲置资源作为主要投入要素开展分享服务生产;（3）如果生产者同时在传统经济领域开展活动,基于闲置资源的生产活动必不能影响生产者在传统经济内主要或次要的生产活动;（4）网络分享平台企业通过提供信息要素作为分享经济生产者;三是对于分享经济产品与行业的统计分类,应采用“异质性互斥”原则,根据服务性质、生产方式、提供形式等特征识别相关服务活动,并按照一定规则将服务生产与服务产出进行归集与分组,以此建立分享经济行业活动与产品的统计分类。根据上述分类方法,目前分享经济的服务产品可分为六个组类,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分享经济行业活动主要涉及第三产业中的10个服务生产领域。（4）开展生产法分享经济增加值核算时,应以市场性和机会成本补偿原则确定分享经济的总产出核算范围。采用营业收入法核算分享经济的服务产出时,存在闲置资源消耗测算问题,尤其是个人耐用品转变为投资品的价值消耗;使用收入法核算时,由于SNA2008与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16之间存在不同核算口径,因而在测算收入法分享经济增加值时需要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合适口径。同时,可以采用经验比例法、推算法和计量经济模型三种方法分劈个人非法人企业的混合收入。此外,网络平台企业的收入应视为生产者营业盈余的组成部分。（5）在可比性与平衡性的原则下,分享经济核算表式可以采用T字型表和多栏式表两种数据结构,并且表中指标与企业会计科目具有一定对应关系。但这种关系需要调整核算口径;在设计居民个人与小微企业两类群体参与分享经济情况的统计方案时,合理定义分享经济是设计关键因素,大数据抽样有利于抽样效率提升,机器学习之聚类算法可用于分享经济行业分类。针对分享住宿模式增加值核算,理论上可利用网络爬虫技术获取平台数据并建立大数据抽样框,再利用分层抽样技术估算出分享住宿模式的全国一级增加值。本文以分享经济增加值核算作为主要研究目标,具有以下四点创新之处:（1）规范了分享经济的范畴,明确了分享经济增加值核算对象;（2）构建了分享经济增加值核算的理论框架,解决了分享经济与现有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衔接。（3）建立了分享经济产品与行业统计分类标准,充实了“三新”统计制度的统计分类。（4）设计了分享经济交易数据的采集方案,丰富了统计核算数据的来源渠道。
张华波[4]（2018）在《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历史性生成研究》文中指出马克思毕生的追求是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解放,而人的解放和人的发展有赖于共同体的发展。共同体是人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和共同活动的本性。人们共同的物质生产活动的“共同存在性”是“现实的历史的人”存在的根本属性。人是共同体中的人,共同体是人存在的基本形式及个人实现变革的条件,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共同体思想贯穿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全过程,处于中轴线的地位。马克思一生都在认识、研究和探索人类共同体既有存在形式、共同活动方式、依赖关系及其历史进程的问题。他的探索和研究都集中于,何种共同体形式下能更好地、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实现人的解放。马克思找到了出路,就是致力于通过无产阶级的解放实现全人类的解放。本文以“史”为线、以“论”为要,系统、整体、规范、严谨地梳理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及其发展的来龙去脉,按照理论渊源、演变及评论逐步展开。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具有思想史和科学体系的理论价值,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与坚信共产主义理想的需要,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定位,是无产阶级专政走向“真正共同体”的指导。本文是国内外第一篇从“史”的角度对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进行比较完整、系统的全景式的研究,能够对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起到较好的补充。全文共十章,以规范性、整体性和系统性为原则,分五个时期（第五章至第十章）对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进行了全景式展现。论文的研究思路:首先是对马克思文献中涉及共同体文章和着作进行了细致阅读和深入研究;然后根据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生成脉络和不同时期呈现的理论特点,分五个时期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萌芽时期”、“初创时期”、“形成时期”、“发展时期（一）”、“发展时期（二）”、“完善时期”进行了严谨、细致而翔实地梳理;再次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形成的现实依据和理论来源做了论述,对“共同体”的基本内涵、动力机制与主要范畴进行了界定和阐述;最后对马克思着作中与“共同体”有关的术语运用及特点进行了清理、归类和辨析,并就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与构建提供的政治智慧和有益启示进行了探讨。论文的主要内容:第一章从研究的目的与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期依据、基本思路与主要内容,研究资料与研究方法,以及创新与不足等五个方面对研究的基本情况作了介绍。第二章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形成的现实依据和理论来源做了简略论述。第三章对“共同体”的基本内涵、动力机制与主要范畴做了界定和阐述。第四章对马克思着作中与“共同体”有关的术语运用及特点做了清理、归类与辨析;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历史分期依据做了说明。第五章对1835年8月—1841年4月这个时期马克思的早期文献进行了研究,探究其萌芽时期的共同体思想。第六章对1842年5月—1845年2月期间的十二篇文献进行了研究,探究其初创时期的共同体思想。第七章对1845年春—1848年2月期间的六篇文献进行了研究,探究其形成时期的共同体思想。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发展时期按照两条线进行,一条线是1848年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在革命实践中得到检验与发展（时间跨度大致是1848年2月—1879年9月）,另外一条线则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得到发展（时间跨度大致是1857年—1883年）,这就是第八章和第九章的内容。第十章对马克思晚年（时间跨度大致是1879年秋—1882年底）,即共同体思想的完善时期进行了研究。结语部分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启示做了探讨和思考。
徐虔[5]（2016）在《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中国经济经过了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面对着“三期叠加”的新局面,经济增长遇到瓶颈,加速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动选择,是我国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改变国际分工中不利地位的迫切需要。在国内多年调控产品价格、利率等价格机制收效甚微的情况下,监管层越来越重视汇率这个价格信号的作用,尤其是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人民币国际化的不断推进、中国企业不断“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与分配,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越来越重要。基于此背景下,本文研究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研究。本文研究的目的就是利用汇率的价格机制,调节劳动、资本等要素的资源配置,使其发挥最大效用;发挥汇率市场对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作用,有针对性的引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提高人民群众的福利。本文的研究内容是按照“一个中心、两条路径、五个方面”展开的:“一个中心”即汇率的价格机制,汇率变动通过价格机制的发挥影响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流动来发挥作用;“两条路径”即“汇率-国际贸易-产业结构”和“汇率-FDI-产业结构”两条传导路径,反应出汇率变动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机制及影响路径;“五个方面”即围绕两条路径下的理论研究、机理研究、关系研究、影响研究、影响路径研究等方面对文章展开论述和实证研究,并得出了一些结论。本文通过研究汇率变动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影响以及影响路径等方面的理论,通过对理论的梳理和归纳,证明了研究汇率变动与产业结构调整是可行的,并且汇率变动是通过国际贸易和FDI两条路径最终影响到产业结构调整的。通过理论的学习,本文又围绕两条传导路径对对汇率变动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机理及效应机制展开了探讨分析,结论表明,无论是通过国际贸易路径还是FDI路径,汇率的变动都会引起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价格发生变化,进而带动要素的充分流动、资源的优化配置,最终带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为了初步证明汇率变动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机理,本文又对我国的汇率制度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进行了回顾,并运用大量的数据采用图形分析的形式初步证明了汇率变动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机理和影响路径。为了更好地证明影响机理,本文采用理论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使研究结论更具说服力和先进性,结论表明:汇率变动对不同产业、不同区域、不同行业的影响有区别;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通过FDI流入和贸易结构调整,影响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产业产值的比重,进而影响产业结构。在理论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后,针对我国的国情,提出了利用汇率优化升级我国产业结构的四点政策建议。
翟新花[6]（2015）在《我国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历史变迁中的农民发展》文中研究说明人的发展既是一个历久弥新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人是发展的创造主体和价值主体,人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衡量指标和价值尺度。从人的社会实践出发,凸显人的发展的主体地位,把握人的社会关系的复杂性,促进人的活动的丰富性,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始终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追求的价值目标。在持续、快速发展的当代中国,人的发展是“以人为本”的内在要义,并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和研究的重点。农民发展是当代中国人的发展中的特殊部分,是人的发展在农民这一群体的具体体现。农民是当代中国人数众多,发展相对滞后,需要反哺和扶持的最大弱势群体,农民发展在当代中国占据特殊的地位和具有特殊的意义,因此之故,农民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标尺,农民群体的发展状况标志着中国人的整体发展程度与水平,昭示着中国人真正的和充分的发展。然而,农民发展既是历史的、延续的,也是动态的、曲折的,更是现实的、具体的,它不是在想象的、理想设定范围内的孤立存在物,而是在现有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受现实物质利益关系和现行经济体制制约之下的合理存在。这意味着农民的发展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现实社会关系的全面性和丰富性,即在与特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不同农村集体经济体制的作用下,农民的本质力量和本质关系的变化和发展,以及农村集体经济体制调整和变动影响下农民在主体性的确立、自主意识的提升、劳动范围的拓展、劳动方式的变化、社会交往的改变、需要的满足、需求层次的提高等方面所呈现出的不同发展内容。现阶段,对农民发展的关注和研究,毕竟与我国的“三农”问题水乳交融,密不可分。关于“三农”问题,研究日趋深入和细化,至今已有丰硕的研究成果和多种解决思路,可是理论研究向政策实践的转化却并不尽如人意。农民是农村社会的主体,农民发展是农村社会稳定的核心和基础,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和钥匙在于农民发展,这样一个看似简单而基本的逻辑,多年来并未达致一种理想的状态。无论在历史还是现实中,农民群体虽然得到高度重视、普遍关注和大力扶持,但他们至今依然受到诸多体制因素的限制而并未获得平等的、充分的、自由的发展,仍然处于社会发展的底端,并未走出相对贫困的境地,甚至成为影响和制约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瓶颈。因此,凸显农民发展问题探索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选取中国的农民发展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结合,分析和综合相统规范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将农民发展内嵌于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历史变迁的维度之中,以农村集体经济体制的确立、演进、改革、发展的清晰脉络为背景,阐述历史变迁中的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对农民发展的影响；探究农村集体经济演变的不同时期农民发展的主要方面；挖掘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与农民发展的关联性和规律性,进而探索农村集体经济体制的调整以促进农民发展的具体路径。全文共分为导论和六章内容。导论重点阐述研究的缘起和意义,梳理与农村集体经济和农民发展问题相关的国内外理论,分析评述与之密切相关的研究成果,确定论文研究的基本思路、基本内容和研究重点、难点,论述所采用的主要研究和分析方法,指出论文研究的创新与不足。第一章,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与农民发展的概念解析。农村集体经济体制的概念界定,必然是以对农村集体经济的理解为基础的。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的概念内涵,是目前争议较大、分歧较多、理解多元,故而有着极为丰富的历史内涵、理论内涵和现实内涵的一个概念。厘清农村集体经济的实质内核,需要对其相关理论、历史演化、实践创新做全方位考察,以形成对农村集体经济的全面认识和正确理解。关于农民发展的基本概念,是从对“农民”的多元认识开始梳理,以此为基础,进而提出农民发展的内涵。并结合学界现有的研究成果,对农民发展的主要内容、层次体系、理论依据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同时,对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与农民发展的关系予以归纳和概括,以奠定全文的理论研究基础。第二章,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初建时期的农民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体制的选择和建立有其内在的历史必然性,本章重点探寻农村集体经济体制诞生和逐步形成的源头,考察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在初步确立时期对农民发展的影响。建国前,农村集体经济的萌芽是基于广大农民生产劳动需求基础之上的农村互助合作。土地改革的顺利完成,实现了广大农民“耕者有其田”的社会理想。在内忧外患的社会历史条件影响下,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开展,促使互助组向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不断升级转变。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由初级社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立,标志着农村集体经济体制由萌芽到雏形,直至完全确立。此间,农村集体经济体制由旨在解决困难农户基本生存需求的简单劳动互助向提高生产资料的利用效率,加强劳动协作的转变,农民实现了由传统分散小农向集体农民的转变,获得了初步发展。第三章,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固化时期的农民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体制的稳定持续、单一刚性演进是在人民公社时期,人民公社借助“政社合一”的组织形式,以强大的组织动员力量将广大农民“联合”起来,蕴含着促进农民发展的合理性。方面,集中统一的经营模式提高了农村生产力和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激发了农民“战天斗地”的革命意志,调动了农民饱满的建设热情,肯定了农民参加生产劳动所获得的生存体验和生命意义,赋予农民更加明确的存在价值、尊严和体面感,以集体主义意识和精神感召农民,奠定了农民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但人民公社体制的合理性并未得到有效实现,不仅超越了生产力发展水平,强化了生产的组织性和计划性,盲目追求“一大二公”和“一平二调”,而且忽视和违背了农民的意愿与要求,形成农民对集体和国家的全面依附等,事实上阻碍了农民的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第四章,农村集体经济体制改革时期的农民发展。以家庭承包经营为主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确立,标志着农村集体经济体制的发展进入改革时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极强的灵活性和包容性,赋予农民相对独立的经营权利和财产权利,激发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农民潜力的合理挖掘极大地释放了生产力,有效地促进了农民发展。然而,由于农村集体经济体制改革实践中过分强调了“分”,而忽视了“统”,导致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关系失衡。一方面,集体统一经营的日渐“衰微”,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体服务功能的缺失,削弱了保护农民的集体实力,无法成为农民发展的有效“保护伞”；另一方面,家庭承包经营的日益“薄弱”,经营规模过小、组织程度较低、资源配置低效、市场信息较少、交易成本过高等加大了农户所需面对的市场风险,势单力薄的农户无力承担市场风险所引发的后果。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在改革初期释放了蕴藏在广大农民之中的巨大潜力和生产热情,然而,其自身在实践中的推行演进,也对现实中的农民发展造成了重要影响。第五章,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创新时期的农民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体制突破双层经营体制“统”与“分”失衡的困局,不断寻求自身的发展和完善。以多样化的组织形式和创新型的实现形式将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通过“规模经营”和“纵横联合”,培养和造就了农民新的发展。农民自主意识提高,利于克服人的依附关系,增强农民的个性独立；经济价值取向增强,利于强化社会地位的平等,促进农民独立人格的形成；价值实现途径多元化,利于扩大社会交往范围,增强农民的社会交往能力。与此同时,农民发展也面临着新的现实困境,农民的发展目标模糊,自主意识和主体意识淡薄,主体性尚未完全确立；与传统小农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农民意识长期存在,与市场经济相吻合的先进理念和思维方式长期缺位,阻碍着农民的市场化步伐；在农业产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农民自身的综合素质和能力较低,劳动技能、素质的制约,决定了农民难以获得更高层面的发展；农民的发展权益未得到有效的、合理的保护,致使农民发展困难重重。总之,农村集体经济体制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创新性发展,既给当前的农民发展带来了“福音”,也使农民发展面临许多新的问题和困惑,亟需探索和解决。第六章,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变迁中农民发展的现实反思。通过对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历史变迁的深刻考察,以及不同体制下农民发展状况的详细梳理,形成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历史变迁中农民发展的深度反思,即农村集体经济地位不容置疑,不容否定,其体制调整的核心并非是所有制关系越高越纯就好,就会有利于农村社会稳定,农业持续增效和农民健康发展,而必须坚持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自信”。农民发展是“三农”问题的靶心,其理性追求需不断实现。农村集体经济与农民发展需良性互动才能相得益彰。与此同时,总结了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历史变迁中促进农民发展的重要启示,即必须深化对农村集体经济的理解,坚持农民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必须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夯实农民发展的物质基础；必须重视人的因素,确保农民发展的核心地位；必须以多样化的实现形式,构筑农民发展的重要舞台；必须正视农村集体经济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以明确的政府责任保障农民发展的基本权益。最后,提出了以“利益”为核心调整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以实现农民“内源发展”的现实路径。
陈琦[7]（2011）在《跨国公司竞争优势最大化 ——国际产业转移的一种新解释》文中指出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即国际产业转移的主体——跨国公司竞争优势的角度,对国际产业转移的动因进行探讨,进而为中国从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到参与国际产业转移,提升本国制造业发展水平和企业国际竞争力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本文在研究中采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规范分析中,本文在国际贸易分工理论、产业组织理论、跨国公司理论、竞争优势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从国际产业转移主体——跨国公司的角度研究其国际产业转移的动因,提出了跨国公司竞争优势最大化理论作为本文的理论支点。对该理论的实现途径——矩阵型分工的形成及其决定因素进行了分析。以该理论为指导,研究了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路径选择。在实证分析中,综合运用了案例研究和模型等实证研究方法。通过搜集历史资料,本文分析了处于不同国际分工地位的国家跨国公司国际产业转移的特点,借助案例分析,从个案中寻找共性。同时,本文在对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现状的研究中也选取了典型案例进行分析,以印证本文的理论支点。此外,也强调通过构建模型,对矩阵型分工的决定因素,竞争优势、矩阵型分工与国际产业转移的关系和逆向国际产业转移的决定因素等进行了数理分析。论文内容共分为六章。第一章为导论,分别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目的、意义、写作思路、研究方法、创新和不足等。在从产业和跨国公司角度对现有的国际产业转移动因的解释进行综述和评述的基础上,指出现有理论存在不足,认为有必要从企业角度,特别是国际产业转移的微观主体——跨国公司角度来理解和解释国际产业转移现象。第二章在批判现有国际产业转移定义的基础上,从跨国公司角度重新定义了国际产业转移,将其明确为跨国公司的一种有意识的战略行为,认为跨国公司在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而明确了本文研究的定位,为下一章的论述做好铺垫。第三章是回答竞争优势最大化“是什么”的问题。首先结合跨国公司在不同发展阶段跨国经营的动机演变,提出以竞争优势为导向的国际产业转移是比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更高级的跨国经营新阶段。进而分析企业竞争优势的两大基石——差异化优势和低成本优势的来源和外在体现的差异,及其进入壁垒、经营风险、市场风险,以及两种竞争优势与企业竞争力和附加值的关系。接着研究了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指出与一般企业不同,跨国公司能够通过国际化经营在这两种优势中进行协调、平衡和妥协。以这些论述为基础,提出了本文的理论支点——竞争优势最大化理论,并对该理论的意义作了说明。最后对竞争优势最大化理论进行了经验性的实证分析,选择了四个典型国家——美国、日本、韩国和印度,分别作为传统发达国家、后起发达国家、新型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对这些国家制造业跨国公司在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中的策略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四国制造业对外产业转移的共同特征,是将不同目的和层次的研发、制造、营销职能在全球范围内布局,以达到强化其竞争优势的目的。第四章是回答竞争优势最大化“为什么”的问题。为了探讨竞争优势最大化的实现途径,本章以跨国公司行为特征的实证研究为基础,将价值链上的各种活动纳入一个涵盖价值链分工、服务外包、研发转移和竞争优势的矩阵型分工分析框架,来说明跨国公司在研发、制造、营销环节的分工形态、以及矩阵型分工与跨国公司竞争优势之间的关系。接着探讨了矩阵型分工的产生过程和决定因素,指出相对要素成本和制度成本是决定矩阵型分工形成的主要因素。最后构建了一个基于垂直一体化基本模型的数学模型,分析竞争优势最大化、矩阵型分工与国际产业转移的关系。第五章是回答竞争优势最大化“怎么样”的问题。首先对中国制造业发展现.状和国际竞争力进行了分析,指出差异化优势是中国制造业与世界制造业强国之间差距的集中体现,然后以竞争优势最大化理论为指导,提出中国制造业企业应借鉴后起国家的成功经验,积极参与差异化优势寻求的国际产业转移的战略选择,并从企业和政府的角度,提出了中国制造业对外产业转移的对策建议。第六章是总结和展望。总结了本文的主要结论和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并对未来的研究进行了展望。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包括：（1）国际产业转移不等于对外直接投资。尽管二者之间在主体、表现等方面相似或相同,但严格地说,它们是两个既有联系又彼此独立的概念。对外直接投资只是国际产业转移的方式之一,并且重要性日益下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相对多元化,既可以为了绕开贸易壁垒在当地建厂,也可以是出于利用当地资源的目的,还有消灭竞争对手等。而国际产业转移更多的是企业为了适应变化的环境和竞争的需要采取的战略性行为。从国际产业转移的主体——跨国公司角度,国际产业转移应定义为某个国家或地区的企业在变化的竞争环境中,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按照区域比较优势原则,通过跨国界的对外直接投资或国际贸易等方式,把企业的某些职能（如生产、销售和研发等）转移到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行为。当某个产业中多个企业参与这种转移时,便表现为该产业在空间分布上发生迁移。（2）相对于以前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国际产业转移的过程既包含商品（如输入中间产品、输出最终产品）的运动,也往往包含资本的运动,还包含外包等非股权方式。以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为主要手段的跨国经营行为是以市场进入为主要目的,而国际产业转移是跨国公司经过周密计划的战略性、系统性决策。跨国公司通过在全球寻找和选择最适合的区位,建立国际生产体系来全面发挥其全球性的组合与转移资源的优势。从这个意义来说,这种带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跨国公司经营行为是一种比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更加高级的跨国经营阶段。从跨国公司的角度考察,国际产业转移的动机是为企业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维持和获取竞争优势。（3）差异化优势和低成本优势是企业竞争优势的两大基石。前者主要来源于创新能力,表现为基于专利、品牌等无形资产的市场垄断能力；后者主要来源于规模经济、管理和国家间的要素、制度差异等,表现在低价格和高性价比上。差异化优势的进入壁垒高,相应地,附加值也更高,低成本优势则相反。两者之间存在着矛盾,实行差异化往往意味着高成本。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同样包括低成本优势和差异化优势。但与一般企业不同的是,跨国公司拥有整合全球资源能力的特点决定了其能够在这两种优势中进行协调、平衡和妥协,从而取得竞争优势最大化。竞争优势最大化就是跨国公司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为了获取和保持竞争优势,在不同国家产业发展环境存在差异的条件下,根据各国比较优势,将价值链各环节进行细分和区位重新调整,选择在拥有最优区位的国家或地区完成,以实现竞争优势最大化的战略行为。美国、日本、韩国和印度制造业企业在对外产业转移中,都有意识地遵循了这一规律。（4）企业的竞争优势贯穿价值链的各个环节和各个层次。跨国公司竞争优势最大化的实现,必然要求跨国公司将各种价值创造活动最优布局,以提升整体的经营效率。为此,国际产业转移不仅仅局限在制造环节,还拓展到研发和营销环节。当今的跨国公司将价值链进一步细分,在研发、制造和营销上划分出若干个层次,形成了一种涵盖价值链分工、服务外包、研发转移和竞争优势的矩阵型分工格局。这一分工格局的每个环节中价值创造活动的层次越高,附加值就越高,与跨国公司差异化优势间的关系就越密切,反之附加值就越低,与跨国公司差异化低成本优势间的关系就越密切。跨国公司通过矩阵型分工来实现竞争优势最大化。决定各个国家在矩阵型分工中地位的因素是要素成本和制度成本。国际产业转移就是跨国公司在不同国家存在差异的要素成本和制度成本中选择最优区位。（5）中国制造业的规模已位居世界前列,货物出口规模更已是世界第一,但中国制造业的主要竞争优势仍是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金技术密集型产品中的低附加值生产环节。矩阵型分工格局表明,尽管中国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逐年提高,承接的国际产业转移层次不断上升,并成为发达国家研发活动转移的主要目的地,但中国在国际分工中仍处于研发、制造和营销的低端,获取的利益极其有限。中国企业依赖脆弱的成本优势嵌入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网络,完成分工中附加值最低的环节。缺乏差异化优势是中国制造业企业国际竞争力远远落后于英国、德国、美国和日本等制造业强国的集中体现。（6）根据竞争优势最大化理论和对部分后发国家的案例分析说明,企业可以通过跨国经营,整合利用全球的优质要素和优良制度安排,实现矩阵型分工上的跨越式发展,更快提高国际竞争力。按照竞争优势最大化理论,中国企业要占领矩阵型分工高端价值创造环节,必须尽快提高差异化竞争优势。中国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应借鉴后起国家企业的成功经验,充分认识本企业在高端研发、制造和营销上的劣势,根据企业自身条件有选择地开展逆向国际产业转移,在保持成本优势的同时,积极寻求差异化优势,以实现竞争优势最大化。在这一过程中,要有针对性地选择适合的方式,同时也要做好风险防范。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1）本文突破了通常从中观和宏观角度研究国际产业转移现象及其技术溢出、产业升级、利益分配和经济增长效应的窠臼,从国际产业转移的微观主体——跨国公司竞争优势的角度研究国际产业转移的动因,即从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分工与跨国公司竞争优势互补的关系出发,对跨国公司进行国际产业转移的动机作出了新的解释。（2）本文从跨国公司竞争优势的角度,提出竞争优势最大化理论,认为实现竞争优势最大化是跨国公司国际产业转移的动因。同时,为了进一步研究竞争优势最大化的实现途径,本文建立了一个涵盖研发、制造、营销的整体价值链国际分工分析框架——矩阵型分工,改变了通常将这些内容割裂的研究视角,并且在该分析框架中引入竞争优势及其与附加值的关系,从而对跨国公司的国际产业转移进行了更为完整的研究。（3）本文改变单纯从承接的角度研究中国企业在国际产业转移中的作用,而是从承接和参与两个角度展开研究。尤其突出中国企业的对外产业转移。同时,突破一般从市场进入、自然资源获取等角度研究中国企业“走出去”策略的局限,从更加长远的战略角度,提出中国企业通过国际产业转移实现竞争优势最大化的国际化路径选择。
段先盛[8]（2006）在《中国转型时期的经济增长原理 ——经济系统演进角度的分析》文中研究表明本文尝试运用系统科学的一些理论,主要是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来解释中国1978年以来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现象,并在此基础上对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问题提出一些见解。论文的逻辑安排及主要内容如下:引言部分先介绍了本文的研究目的,随后在综述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说明了用系统方法分析经济增长的必要性,并指出了本文的可能创新之处。第一章和第二章为本文的理论部分。第一章“经济增长的实质及系统分析法”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为了分析方便,对一些与经济增长相关的,且存在争议或有多种含义的概念进行了界定;二是从微观和宏观的综合角度探讨了经济增长的产生过程和实现过程,并由此指出了经济增长的实质;三是通过对现代经济理论中存在的局限的剖析,从方法论上说明了系统方法分析经济现象的必要性;四是介绍了系统方法的渊源:马克思恩格斯的定性系统思想,以及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发展起来的定量系统思想。第二章“经济系统及其分析工具”首先从系统论的角度说明了经济系统的涵义及组成;然后以此为基础,探讨了经济系统的静态特性和动态特性;最后,基于经济系统是一复杂巨系统这一特征,介绍本文的主要分析工具——复杂适应系统（CAS）理论。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是本文的分析篇。第三章“中国转型以来经济持续增长原理”分为三部分:其一,从系统论的角度,探讨了转型的涵义、必然性及目标;其二,根据经济系统的组成,将中国转型以来经济系统的演化历程分为经济主体的演化历程和经济主体关联方式转型历程两大块,进行了简要回顾,总结了其循序渐进的演化特点。其三,解释了中国转型以来经济持续增长的机理:首先,循序渐进式保证了经济系统在演化过程中能够稳定有序,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了必要条件;其次,经济系统循序渐进式的演进,由于有利于经济主体的主动性和适应性的发挥,以及各种经济主体之间的序的演进,因而会推进生产结构、消费结构、分配结构、对外贸易结构等诸方面的演进,进而引起经济持续增长;再次,对中国转型以来经济持续增长过程进行了实证分析。第四章“中国经济系统演进的特殊性与经济高速增长”解释了中国经济高速
高玉泉[9]（2003）在《从哈罗德经济增长理论看我国的经济增长潜力》文中研究表明哈罗德的经济增长理论从储蓄与投资的关系出发提出了实现经济均衡增长的条件 ,并认为自由竞争必然导致实际增长偏离均衡增长和出现累积性衰退或累积性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 ,只有通过政府干预才能使经济恢复到均衡增长的水平上来。这一理论对于理解我国当前的经济现实有重要借鉴意义。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具备更快增长的客观条件与可能 ,通过政府对劳动、资本投入以及要素投入效率等方面的宏观调控 ,才能使这种可能变为现实。
高玉泉[10]（2001）在《论闲置劳动与过剩产品交换》文中研究表明劳动的闲置和产品的过剩都是相对的 ,通过运用政府行政组织的力量和实施一定的经济政策 ,在闲置的劳动和过剩的产品之间建立起一座相互联系的桥梁 ,就能顺利实现它们之间的交换 ,从而使过剩产品的价值得到实现、使闲置劳动的作用得到发挥 ,并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内经济的良性发展奠定基础
二、论闲置劳动与过剩产品交换（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闲置劳动与过剩产品交换（论文提纲范文）
（1）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现实意义 |
| 1.2.2 理论意义 |
| 1.3 研究思路、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内容与篇章结构 |
| 1.5 研究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全球价值链理论研究 |
| 2.1.1 全球价值链理论的沿革 |
| 2.1.2 全球价值链治理与升级 |
| 2.1.3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量化方式与经济内涵 |
| 2.1.4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生产率效应 |
| 2.2 资源错配与生产率提升的研究 |
| 2.3 开放视角下的资源配置研究 |
| 2.4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动态评述 |
| 第三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 3.1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来自国际市场进出口侧和国内市场供给侧的生产率效应 |
| 3.1.1 要素流动效应 |
| 3.1.2 分工协作效应 |
| 3.1.3 外向集聚效应 |
| 3.1.4 结构升级效应 |
| 3.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资源配置路径研究——基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全球价值链理论分析框架 |
| 3.2.1 生产设备和技能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2.2 市场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2.3 研发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2.4 创新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与资源配置的特征事实 |
| 4.1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角色 |
| 4.1.1 实证方法与数据处理 |
| 4.1.2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 |
| 4.1.3 中国制造业行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特征事实 |
| 4.2 中国制造业资源错配与产出的反事实估计 |
| 4.2.1 实证方法与数据处理 |
| 4.2.2 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资源错配 |
| 4.2.3 中国制造业行业间资源错配 |
| 4.2.4 中国制造业生产率与产出的反事实估计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实证研究 |
| 5.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5.2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4 进一步的研究:还剩下多少“优化区间”?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从何而起?——全球价值链嵌入在国际市场进出口侧的外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 6.1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要素流动效应:基于内资、外资协同配置的探讨 |
| 6.1.1 内外资部门资源再配置效应的动态分解 |
| 6.1.2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6.1.3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 6.1.4 实证结果分析 |
| 6.1.5 进一步的研究:国内、国际资源配置协同优化了吗? |
| 6.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分工协作效应:基于劳动、资本协同配置的探讨 |
| 6.2.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6.2.2 估计方法和变量处理 |
| 6.2.3 实证结果分析 |
| 6.2.4 进一步的研究:劳动、资本要素配置协同优化了吗?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如何存续?——全球价值链嵌入在国内市场供给侧的内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 7.1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集聚效应:基于国内国际生产体系联结路径的探讨 |
| 7.1.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7.1.2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 7.1.3 实证结果分析 |
| 7.1.4 进一步的研究:全球价值链上游嵌入路径是否存在“战略隔绝”? |
| 7.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结构升级效应:基于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的探讨 |
| 7.2.1 中国制造业结构升级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升级效果分析 |
| 7.2.2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7.2.3 估计方法和变量处理 |
| 7.2.4 实证结果分析 |
| 7.2.5 进一步的研究: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是否存在不可持续性? |
| 7.3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政策启示与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8.3 本文的局限性与未来的研究方向 |
| 8.3.1 本文的局限性 |
| 8.3.2 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Ⅰ:基于Melitz和 Polanec(2015)方法的生产率增长分解式推导 |
| 附录 Ⅱ: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地位指数、前向参与指数、后向参与指数 |
| 附录 Ⅲ: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劳动、资本错配指数及行业间资源错配指数 |
| 附录 Ⅳ: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资源错配指数 |
| 附录 Ⅴ: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生产率和产出增长潜力 |
| 附录 Ⅵ: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结构升级指数 |
| 附录 Ⅶ: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 |
| 个人简历及学术成果 |
| 致谢 |
（2）《资本论》空间理论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资本论》空间理论的含义 |
| 二、 《资本论》空间要素理论 |
| (一)生产空间——生产领域的空间要素:对象化的劳动和非对象化的劳动 |
| (二)流通空间——流通领域的空间要素: |
| 第一,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 |
| 第二,资本离市场的远近,即地理的天然界限。 |
| 第三,信用制度。 |
| 第四,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比例。 |
| (三)土地空间——农业生产领域的空间要素和农产品流通领域的空间要素 |
| 1.农业生产领域的空间限制:生产阶段的中断 |
| 2.农产品流通领域的空间限制:农产品的特性 |
| 三、《资本论》空间要素理论中潜藏的生产关系和财产关系的矛盾 |
| (一)生产空间:“空间的集中”和“相对过剩人口” |
| (二)流通空间:“一种新的寄生虫” |
| (三)土地空间:资本主义现代社会新骨架——产业资本家、土地所有者、雇佣工人 |
| 四、《资本论》空间理论中蕴含的三条原理 |
| (一)时空转化原理 |
| (二)不平衡空间发展原理——空间危机理论 |
| 第一,从农村到城市的生产集中。 |
| 第二,城市相对过剩人口以及城市劳动者的悲惨生活状况。 |
| 第三,农村人口过剩。 |
| 第四,破坏环境和浪费资源。 |
| (三)商品交换的空间流通原理 |
（3）分享经济增加值核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分享经济的界定 |
| 第一节 分享经济由来 |
| 一、分享经济的发展脉络 |
| 二、国内外分享经济的实践模式 |
| 三、分享经济的不同定义 |
| 四、分享经济的共识 |
| 第二节 分享经济的界定、构件与性质 |
| 一、分享经济的界定 |
| 二、分享经济的主要构成要素 |
| 三、分享经济的商业模式 |
| 四、分享经济的生产及组织形式 |
| 五、分享经济的性质 |
| 第三节 分享经济与其他新经济的关系 |
| 一、分享经济与“三新”经济的关系 |
| 二、分享经济与共享经济的关系 |
| 三、分享经济与数字经济的关系 |
| 四、分享经济与其他新经济的关联逻辑和启发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分享经济的交易模式 |
| 第一节 分享经济交易模式的内涵与特征 |
| 一、分享经济交易模式的内涵 |
| 二、生产者视角下分享经济交易模式的特征 |
| 三、消费者视角下分享经济交易模式的特征 |
| 四、分享经济的交易模式 |
| 第二节 分享经济交易模式的不同类别 |
| 一、按组织形式分类的分享经济交易模式 |
| 二、按实现方式分类的分享经济交易模式 |
| 第三节 分享经济与传统经济的交易模式比较 |
| 一、分享经济与传统经济的交易组织形式比较 |
| 二、分享经济与传统经济的交易模式特征比较 |
| 第四节 传统经济交易模式增加值核算与启示 |
| 一、传统经济交易模式的增加值核算 |
| 二、分享经济增加值核算的不适用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分享经济增加值核算的基本问题 |
| 第一节 分享经济增加值核算的理论基础与基本原则 |
| 一、分享经济增加值核算的理论基础 |
| 二、分享经济增加值核算的基本规则 |
| 第二节 分享经济的核算主客体及统计范围 |
| 一、分享经济增加值核算的主体界定 |
| 二、分享经济增加值核算的客体 |
| 三、分享经济增加值核算的产出统计范围 |
| 第三节 分享经济产品与行业的统计分类方法 |
| 一、分享经济产品统计分类的原理与方法设计 |
| 二、分享经济行业统计分类的原理与方法 |
| 三、分享经济产品与行业的统计分类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分享经济增加值的核算方法 |
| 第一节 生产法分享经济增加值核算的方法 |
| 一、生产法分享经济增加值的一般核算 |
| 二、分享经济不同商业模式的生产法核算 |
| 第二节 收入法分享经济增加值核算的方法 |
| 一、收入法分享经济增加值的一般核算 |
| 二、分享经济收入核算的特殊问题 |
| 三、网络分享平台的收入形成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分享经济增加值核算数据的呈现与实现方法 |
| 第一节 分享经济增加值核算表式的设计 |
| 一、分享经济增加值核算表式的构建逻辑 |
| 二、分享经济增加值核算表式的构建 |
| 三、分享经济核算表的宏微指标衔接 |
| 第二节 分享经济增加值核算的数据实现 |
| 一、中国“三新”经济统计报表制度的概述 |
| 二、分享经济统计调查的实践情况分析 |
| 三、分享经济住户统计调查的设计 |
| 四、分享经济小微企业活动统计调查的设计 |
| 第三节 分享住宿模式统计调查设计 |
| 一、分享住宿模式的界定与发展现状 |
| 二、分享住宿模式调查问卷的设计 |
| 三、分享住宿模式问卷调查的抽样方案 |
| 四、分享住宿模式增加值的统计推断方法 |
|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一、主要研究结论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附录 |
| 附录 A:调查问卷 |
| 附录 B:网络爬虫程序代码 |
| 致谢 |
（4）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历史性生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言 |
| 1.1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析 |
| 1.3 主要内容与基本思路 |
| 1.4 研究资料与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形成的现实依据和理论来源 |
| 2.1 现实依据：社会化大生产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关系变动 |
| 2.1.1 传统共同体的解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战胜封建生产方式 |
| 2.1.2 需要的表现：无产阶级的兴起与构建新共同体的要求 |
| 2.2 理论前提：西方哲学传统及其社会思想文化的优秀成果 |
| 2.2.1 古希腊哲学为马克思思想的发展注入了“黄金时代”的哲学底蕴 |
| 2.2.2 西方近代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对马克思具有重要的思想熏陶作用 |
| 2.2.3 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为马克思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和科学的支撑 |
| 2.2.4 古典政治经济学为马克思提出抽象共同体范畴并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发挥了重要作用 |
| 2.2.5 空想社会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理想是马克思真正共同体思想的重要思想资源 |
| 2.2.6 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尤其是虚假共同体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共同体”的基本内涵、动力机制与主要范畴 |
| 3.1 “共同体”概念的界定 |
| 3.2 “共同体”的特征与功能 |
| 3.3 “共同体”的动力机制与人的解放 |
| 3.4 “共同体”涉及的主要范畴及其关系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马克思着作中与“共同体”有关的术语运用与历史分期 |
| 4.1 “市民社会”、“社会”与“共同体”的内涵及相关辨析 |
| 4.2 “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内涵及其提出的意义 |
| 4.3 “虚幻的共同体”的内涵及其形成原因 |
| 4.4 “抽象共同体”的历史进步价值及其限度 |
| 4.5 “真正共同体”、“自由人联合体”和共产主义的同一性及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
| 4.6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形成的五个时期 |
| 4.7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萌芽时期 |
| 5.1 选择职业的指针应当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 |
| 5.2 事物是在相互关系和矛盾运动的对立和融合中发展的 |
| 5.3 “原子偏斜运动”与“定在中的自由” |
| 5.3.1 原子运动的三种形式与原子偏斜 |
| 5.3.2 显微镜发现“定在中的自由” |
| 5.3.3 自由是原子偏斜运动的人文寓意 |
| 5.3.4 人的自由存在于人的社会联系中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初创时期 |
| 6.1 对国家形式、等级制和物质利益关系的初步探讨 |
| 6.1.1 国家是“相互教育的自由人的联合体” |
| 6.1.2 “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 |
| 6.1.3 “合乎伦理和理性的共同体”的要求“应该而且可以在任何国家形式下实现” |
| 6.2 政治解放、人的解放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
| 6.2.1 “政治国家是从市民社会中得出的抽象” |
| 6.2.2 “政治解放本身并不就是人的解放” |
| 6.2.3 无产阶级的提出及其历史使命 |
| 6.3 异化劳动、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 |
| 6.3.1 “工资决定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敌对的斗争” |
| 6.3.2 “资本是共同体的公认的普遍性和力量” |
| 6.3.3 “地租是通过租地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斗争确定的” |
| 6.3.4 “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的形成：“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差别消失” |
| 6.3.5 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及其根源探析 |
| 6.3.6 “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 |
| 6.3.7 “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 |
| 6.4 人的本质及其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异化 |
| 6.4.1 货币和信贷是私有制下人的异己的中介 |
| 6.4.2 交换和分工是私有制下人的异化的类活动 |
| 6.4.3 “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 |
| 6.5 “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 |
| 6.5.1 “国家是建筑在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间的矛盾上” |
| 6.5.2 “在社会缺点中看出政治弊病的根源”而不是相反 |
| 6.5.3 “社会主义不通过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 |
| 6.6 “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之间必定是存在差别的” |
| 6.6.1 “地上的粗糙的物质生产”是“历史的诞生地” |
| 6.6.2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 |
| 6.6.3 现代世界中的每一个人既是奴隶制的成员同时又是共同体的成员 |
| 6.6.4 “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 |
| 6.7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形成时期 |
| 7.1 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萌芽”：科学实践观的提出 |
| 7.1.1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
| 7.1.2 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
| 7.1.3 “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 |
| 7.2 共同体是“现实的历史的人”的存在形式 |
| 7.2.1 “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 |
| 7.2.2 私有制是从“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解体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
| 7.2.3 “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的由来及其典型形式 |
| 7.2.4 “真正的共同体”的实现之路 |
| 7.3 在批判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中揭示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使命 |
| 7.3.1 对蒲鲁东哲学的和经济学的唯心主义的认识根源和阶级根源的揭示 |
| 7.3.2 对社会历史结构的层次及其运动规律的进一步揭示 |
| 7.3.3 “经济范畴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 |
| 7.3.4 生产关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 |
| 7.3.5 劳动阶级要“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抗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市民社会” |
| 7.4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是以剥削雇佣工人的劳动为基础的 |
| 7.4.1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工资的本质：“工资是一定商品即劳动力的价格” |
| 7.4.2 资本的实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 |
| 7.4.3 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互为前提、相互制约、相互产生 |
| 7.4.4 “资本的利益和雇佣劳动的利益是截然对立的” |
| 7.5 自由人联合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
| 7.5.1 现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 |
| 7.5.2 无产阶级：现代资产阶级锻造的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 |
| 7.5.3 共产主义革命：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
| 7.6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发展时期(一) |
| 8.1 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 |
| 8.1.1 阶级对立是由特定社会内部的物质关系决定的 |
| 8.1.2 革命是不同阶级之间冲突的突变形式 |
| 8.1.3 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同时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机遇 |
| 8.1.4 “超阶级”的个人是不存在的 |
| 8.1.5 打碎国家机器与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
| 8.1.6 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 |
| 8.2 民主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是人自由解放的条件 |
| 8.2.1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
| 8.2.2 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必须遵循与客观和实际条件的一致 |
| 8.2.3 资产阶级的软弱动摇及其革命局限和不彻底性 |
| 8.2.4 阶级矛盾促使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 |
| 8.3 巴黎公社是通向“真正共同体”的政治探索 |
| 8.3.1 对资产阶级国家“虚假共同体”的再揭露 |
| 8.3.2 巴黎公社是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
| 8.3.3 巴黎公社“革命的对象”是“国家本身” |
| 8.3.4 无产阶级专政向“真正共同体”过渡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
| 8.4 “真正共同体”的预见与错误思潮的批判 |
| 8.4.1 工人运动的国际联合 |
| 8.4.2 在反对无政府主义中阐述无产阶级国家观 |
| 8.4.3 在反对机会主义中阐述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和作用 |
| 8.4.4 在清算拉萨尔主义中提出共产主义的发展阶段 |
| 8.5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发展时期(二) |
| 9.1 “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 |
| 9.1.1 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
| 9.1.2 追求价值增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 |
| 9.2 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下共同体的历史进步性 |
| 9.2.1 “为人的依赖关系造成普遍的基础” |
| 9.2.2 “真正的财富源泉打开了” |
| 9.2.3 时间是度量财富的标准 |
| 9.3 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下共同体的“虚假”与“抽象” |
| 9.3.1 “资本显然是关系,而且只能是生产关系” |
| 9.3.2 “货币上共同体只是抽象” |
| 9.3.3 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虚假共同体本质的揭露 |
| 9.4 “原始积累的方法决不是田园诗式的东西” |
| 9.4.1 “原始的形式”和“派生的形式” |
| 9.4.2 “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形式” |
| 9.4.3 “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 |
| 9.5 “自由人联合体”是对资本的否定之否定 |
| 9.5.1 “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本身” |
| 9.5.2 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 |
| 9.5.3 对“自由人联合体”的假定 |
| 9.6 本章小结 |
| 第十章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完善时期 |
| 10.1 审视资本主义新变化：对“虚假共同体”和“抽象共同体”的再揭露 |
| 10.2 研究世界史：共同体形式演进的拓展 |
| 10.3 研究古代社会史：“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理论的丰富 |
| 10.3.1 农村公社解体与通向“真正共同体”的路径选择 |
| 10.3.2 关于原始社会的基本单位与社会结构理论 |
| 10.3.3 东方土地所有制和地租理论 |
| 10.3.4 “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法制与文明理论 |
| 10.4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后记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成果 |
（5）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选题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核心与研究框架 |
| 1.3.1 研究核心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研究综述 |
| 1.4.1 可行性研究 |
| 1.4.2 “汇率变动——国际贸易——产业结构”影响路径的研究综述 |
| 1.4.3 “汇率变动——FDI——产业结构”影响路径的研究综述 |
| 1.4.4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产业结构影响的国内研究 |
| 1.4.5 文献评述 |
| 1.5 研究创新点 |
| 1.5.1 论点创新 |
| 1.5.2 论证创新 |
| 1.5.3 论据创新 |
| 1.6 研究方法 |
| 1.6.1 归纳演绎法 |
| 1.6.2 统计分析方法 |
| 1.6.3 因子分析法 |
| 第2章 汇率变动对产业结构影响的机理分析 |
| 2.1 汇率变动影响产业结构变动的路径分析 |
| 2.1.1 国际贸易路径 |
| 2.1.2 FDI路径 |
| 2.2 汇率变动影响产业结构变动的效应分析 |
| 2.2.1 国际贸易视角 |
| 2.2.2 FDI视角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我国汇率与产业结构的演变发展分析 |
| 3.1 我国汇率制度的演变过程 |
| 3.2 我国产业结构变化和现状 |
| 3.2.1 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动及特点 |
| 3.2.2 第一产业的内部结构变化和特点 |
| 3.2.3 第二产业的内部结构变化和特点 |
| 3.2.4 第三产业的内部结构变化和特点 |
| 3.3 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政策和措施 |
| 3.3.1 以自主创新提升产业技术水平 |
| 3.3.2 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 |
| 3.3.3 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
| 3.3.4 加强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建设 |
| 3.4 产业结构调整中存在的问题 |
| 3.4.1 三次产业的内部结构仍需要继续改善 |
| 3.4.2 存在较大的比较劳动成产率差异 |
| 3.4.3 产业发展模式粗放导致结构能源效益差 |
| 3.5 我国汇率与产业结构演变的关系研究 |
| 3.5.1 我国汇率变动与产业结构演变的趋势分析 |
| 3.5.2 “人民币汇率变动——国际贸易——产业结构”路径的趋势分析 |
| 3.5.3 “人民币汇率变动——FDI——产业结构”路径的趋势分析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人民币有效汇率对产业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1 人民币有效汇率对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1.1 模型建立 |
| 4.1.2 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
| 4.1.3 实证分析及结果 |
| 4.2 人民币有效汇率对不同要素密集度行业结构的影响分析 |
| 4.2.1 行业界定与数据来源 |
| 4.2.2 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
| 4.2.3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
| 4.2.4 脉冲响应分析 |
| 4.3 研究结论与政策含义 |
| 第5章 人民币有效汇率对产业结构影响路径的实证研究 |
| 5.1 基于联立方程模型的影响路径分析 |
| 5.1.1 模型建立 |
| 5.1.2 变量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 |
| 5.1.3 地区行业结构变动的比较分析 |
| 5.2 实证分析 |
| 5.2.1 估计方法的选用 |
| 5.2.2 方程估计与分析 |
| 5.3 研究结论 |
| 第6章 汇率变动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国际经验 |
| 6.1 俄罗斯汇率制度改革与产业结构调整 |
| 6.1.1 俄罗斯产业结构的演进过程 |
| 6.1.2 俄罗斯经济转轨以来的汇率制度演变 |
| 6.1.3 卢布汇率变动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基于进出口贸易视角 |
| 6.2 印度汇率制度改革与产业结构调整 |
| 6.2.1 印度汇率制度改革里程 |
| 6.2.2 印度汇率制度选择与产业结构调整的经验 |
| 6.3 日本汇率制度改革与产业结构调整 |
| 6.3.1 固定汇率制度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 |
| 6.3.2 日元升值阻碍了产业结构的顺利升级 |
| 6.4 美国汇率制度改革与产业结构调整 |
| 6.4.1 强势美元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
| 6.4.2 弱势美元政策保护传统产业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利用汇率变动优化产业结构的对策研究 |
| 7.1 以汇率制度改革推进产业结构升级 |
| 7.1.1 发挥市场对提升产业水平的作用 |
| 7.1.2 以渐进的汇率制度改革带动产业结构升级 |
| 7.2 利用汇率变动优化贸易与产业结构 |
| 7.2.1 利用升值倒逼贸易与产业结构升级 |
| 7.2.2 利用升值适当进口以促进产业升级 |
| 7.3 借升值引导FDI流向来调整产业结构 |
| 7.3.1 以升值提升FDI在产业间的质量 |
| 7.3.2 借升值促进FDI在产业间的技术溢出 |
| 7.4 以汇率调整与引入FDI的契机促进区域产业协调发展 |
| 7.5 强化参与国际分工能力 |
| 第8章 结论 |
| 8.1 结论 |
| 8.2 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我国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历史变迁中的农民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章 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与农民发展概述 |
| 1.1 农村集体经济体制的内涵 |
| 1.1.1 农村集体经济的多元内涵 |
| 1.1.2 农村集体经济体制的概念 |
| 1.2 农民发展的内涵 |
| 1.2.1 农民发展的理论依据 |
| 1.2.2 农民发展的概念界定 |
| 1.2.3 农民发展的主要内容 |
| 1.3 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与农民发展的关系 |
| 1.3.1 农村集体经济体制是实现农民发展的重要形式 |
| 1.3.2 农村集体经济体制是规制农民发展的要素载体 |
| 1.3.3 农村集体经济体制是决定农民发展方向的现实依据 |
| 第二章 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初建时期的农民发展 |
| 2.1 农村集体经济体制的初建 |
| 2.1.1 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初建的社会历史条件 |
| 2.1.2 农村集体经济体制的逐步形成 |
| 2.2 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初建前的农民发展 |
| 2.2.1 土地改革前的农民发展 |
| 2.2.2 土地改革后的农民发展 |
| 2.3 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初建时期的农民发展 |
| 2.3.1 农业合作化对农民发展的正面提升 |
| 2.3.2 农业合作化对农民发展的负面影响 |
| 2.4 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初建时期的农民发展评析 |
| 2.4.1 集体化道路突破了个体小农的历史局限 |
| 2.4.2 农业合作社提供了农民发展的坚实平台 |
| 2.4.3 梯级组织化夯实了农民发展的物质基础 |
| 2.4.4 优先工业化弱化了农民发展的主体地位 |
| 2.4.5 “赶超”冒进超越了农民发展的实际需求 |
| 第三章 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固化时期的农民发展 |
| 3.1 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村集体经济的演变 |
| 3.1.1 人民公社体制的形成背景 |
| 3.1.2 人民公社体制的主要特点 |
| 3.1.3 人民公社体制的基本调整 |
| 3.2 人民公社体制蕴含着促进农民发展的价值诉求 |
| 3.2.1 农业工业化开辟农民发展的新途径 |
| 3.2.2 “以粮为纲”、综合经营强化农民发展的物质基础 |
| 3.2.3 社内供销、信用合作构建农民发展的服务保障 |
| 3.2.4 多层次教育普及承载农民发展的智力支持 |
| 3.2.5 集体福利普遍推行惠及农民发展的基本需求 |
| 3.3 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固化时期的农民发展 |
| 3.3.1 人民公社体制促进农民发展的现实性 |
| 3.3.2 人民公社体制阻碍农民发展的局限性 |
| 3.4 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固化时期的农民发展评析 |
| 3.4.1 人民公社体制促进农民发展的合理性 |
| 3.4.2 人民公社形式超越农民需求的阶段性 |
| 3.4.3 忽视经济规律挫伤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
| 3.4.4 拔高生产关系制约农民发展的能动性 |
| 第四章 农村集体经济体制改革时期的农民发展 |
| 4.1 农村集体经济体制的改革 |
| 4.1.1 “包产到户”的实践探索 |
| 4.1.2 “双层经营体制”的宏观设计 |
| 4.1.3 “家庭承包制”的稳固发展 |
| 4.2 农村集体经济体制改革时期的农民发展 |
| 4.2.1 双层经营体制对农民发展的正负影响 |
| 4.2.2 家庭承包制对农民发展的重要影响 |
| 4.3 农村集体经济体制改革时期的农民发展评析 |
| 4.3.1 变革集体所有制结构打破农民发展体制束缚 |
| 4.3.2 尊重农民发展意愿有效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 |
| 4.3.3 增强经济自主性实现农民社会地位理性复归 |
| 4.3.4 兼业经营的多种形式鼓励农民的多样化发展 |
| 4.3.5 良性互动体制创新形成农民发展的激励机制 |
| 第五章 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创新时期的农民发展 |
| 5.1 农村集体经济体制的创新发展 |
| 5.1.1 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创新的历史必然 |
| 5.1.2 农村集体经济体制的多样化创新 |
| 5.2 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创新时期的农民发展 |
| 5.2.1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有利农民发展的促进因素 |
| 5.2.2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面临农民发展的现实困境 |
| 5.2.3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影响农民发展的制约因素 |
| 5.3 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创新时期的农民发展评析 |
| 5.3.1 “人的独立性”不断增强 |
| 5.3.2 社会理性追求日趋鲜明 |
| 5.3.3 多元深度分层持续加速 |
| 5.3.4 社会心理交融推进变迁 |
| 第六章 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变迁中农民发展的现实反思 |
| 6.1 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变迁中农民发展的深度反思 |
| 6.1.1 农村集体经济地位不容置疑,其具体体制需不断完善 |
| 6.1.2 农民发展是“三农问题”靶心,其理性追求需不断实现 |
| 6.1.3 农村集体经济与农民发展需良性互动相得益彰 |
| 6.2 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变迁中农民发展的重要启示 |
| 6.2.1 必须深化理解农村集体经济,坚持农民发展的正确方向 |
| 6.2.2 必须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夯实农民发展的物质基础 |
| 6.2.3 必须重视经济发展中人的因素,确保农民发展的核心地位 |
| 6.2.4 必须依托灵活多样的实现形式,构筑农民发展的重要舞台 |
| 6.2.5 必须正视发展中的集体经济问题,保障农民发展的基本权益 |
| 6.3 调整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促进农民发展的现实路径 |
| 6.3.1 满足经济利益,奠定农民发展的物质根基 |
| 6.3.2 维护政治权利,保证农民发展的共富方向 |
| 6.3.3 增进社会福利,提供农民发展的制度保障 |
| 6.3.4 丰富文化需求,孕育农民发展的价值认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 承诺书 |
（7）跨国公司竞争优势最大化 ——国际产业转移的一种新解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从产业角度对国际产业转移动因的解释 |
| 1.3.2 从跨国公司角度对国际产业转移动因的解释 |
| 1.3.3 对现有理论的评价 |
| 1.4 研究的思路和内容 |
| 1.4.1 研究的思路 |
| 1.4.2 研究的内容 |
| 1.5 研究方法 |
| 1.6 创新之处及不足 |
| 2. 国际产业转移的演进 |
| 2.1 国际产业转移的内涵界定 |
| 2.1.1 国际产业转移的现有定义 |
| 2.1.2 跨国公司角度的国际产业转移定义 |
| 2.2 二战后国际产业转移的演变历程 |
| 2.3 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背景 |
| 2.3.1 制度条件: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 |
| 2.3.2 技术条件:科技革命与知识经济迅猛发展 |
| 2.4 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特征 |
| 2.4.1 价值链环节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客体 |
| 2.4.2 被转移产业的整体层次不断提高 |
| 2.4.3 国际产业转移方式多样化 |
| 2.4.4 国际产业转移流向多元化 |
| 2.4.5 国际产业转移区域化 |
| 2.5 跨国公司在国际产业转移中的作用 |
| 2.6 小结 |
| 3. 国际产业转移的动因:跨国公司竞争优势最大化 |
| 3.1 国际产业转移的主体:跨国公司 |
| 3.1.1 跨国公司的产生与发展 |
| 3.1.2 跨国公司跨国经营的动机演变 |
| 3.2 竞争优势最大化理论及其意义 |
| 3.2.1 跨国公司竞争优势及其外在体现 |
| 3.2.2 竞争优势最大化理论分析 |
| 3.3 跨国公司竞争优势最大化的实证分析 |
| 3.3.1 美国制造业跨国公司国际产业转移的经验分析 |
| 3.3.2 日本制造业跨国公司国际产业转移的经验分析 |
| 3.3.3 韩国制造业跨国公司国际产业转移的经验分析 |
| 3.3.4 印度制造业跨国公司国际产业转移的经验分析 |
| 3.3.5 美、日、韩、印制造业国际产业转移的特征 |
| 3.4 小结 |
| 4. 竞争优势最大化的实现途径:矩阵型分工 |
| 4.1 矩阵型分工的涵义和形成 |
| 4.1.1 矩阵型分工的涵义 |
| 4.1.2 矩阵型分工与微笑曲线的关系 |
| 4.2 矩阵型分工的决定因素 |
| 4.2.1 要素成本 |
| 4.2.2 制度成本 |
| 4.3 矩阵型分工与国际产业转移 |
| 4.3.1 国际产业转移、矩阵型分工和竞争优势最大化的互动关系 |
| 4.3.2 矩阵型分工中的价值链治理 |
| 4.4 小结 |
| 5. 竞争优势最大化的应用:中国制造业企业国际化路径 |
| 5.1 中国制造业企业竞争力发展概况与国际竞争力 |
| 5.1.1 中国制造业发展概况 |
| 5.1.2 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分析 |
| 5.1.3 中国制造业企业竞争力的整体现状 |
| 5.2 基于差异化优势寻求的中国制造业企业国际化路径 |
| 5.2.1 中国制造业企业国际化的现状 |
| 5.2.2 逆向国际产业转移的均衡分析 |
| 5.2.3 中国制造业企业逆向国际产业转移的经验分析 |
| 5.2.4 基于竞争优势最大化的中国制造业升级对策分析 |
| 5.3 小结 |
| 6. 结论与展望 |
| 6.1 主要结论 |
| 6.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1980年以来中国各类工业制成品分类出口金额 |
| 附录2 1999年以来部分工业制成品的中国和世界出口额 |
| 致谢 |
（8）中国转型时期的经济增长原理 ——经济系统演进角度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引言 |
| 第一节 选题目的 |
| 第二节 已有研究成果综述 |
| 一、中国经济为何持续高速增长的研究成果综述 |
| 二、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的研究成果综述 |
| 三、一些重要因素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研究成果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和可能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可能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经济增长及系统分析法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 一、经济增长的定义和衡量 |
| 二、经济增长的“持续”和“高速” |
| 第二节 经济增长的实质 |
| 一、经济增长的产生过程 |
| 二、经济增长的实现过程 |
| 第三节 现代经济增长分析方法上的缺陷 |
| 一、局部分析法上的缺陷 |
| 二、动态分析方法上的缺陷 |
| 三、均衡分析方法上的缺陷 |
| 四、总结 |
| 第四节 研究经济增长需要系统分析方法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系统思想 |
| 二、定量化的系统思想 |
| 三、经济增长需要系统分析方法 |
| 第二章 经济系统及其分析工具 |
| 第一节 经济系统的涵义 |
| 一、定义、组成 |
| 二、经济主体的行为特征 |
| 第二节 经济系统的静态特性 |
| 一、复杂性和随机性 |
| 二、整体涌现性和层次性 |
| 三、开放性和时空性 |
| 四、非线性及非平衡 |
| 第三节 经济系统的动态特性 |
| 一、经济系统的演化特性 |
| 二、经济系统的组织性和自组织性 |
| 三、经济系统的涨落 |
| 第四节 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简介 |
| 一、基本概念 |
| 二、CAS 理论的主要特点 |
| 三、主体的基本行为模型 |
| 四、从个体到全局——回声模型 |
| 第三章 中国转型以来经济持续增长的机理 |
| 第一节 关于转型 |
| 一、转型的涵义 |
| 二、转型的必然性及目标 |
| 第二节 经济主体的演化历程 |
| 一、农户的转型历程 |
| 二、国有企业的转型历程 |
| 三、乡镇企业的产生和发展 |
| 四、个体企业和私营企业的自创生和和自成长 |
| 第三节 经济主体间关联方式的转型历程 |
| 一、总括 |
| 二、价格体制的转型历程 |
| 第四节 转型以来中国经济系统的演化特点 |
| 一、转型特点 |
| 二、经济系统的序、有序和稳定 |
| 三、循序渐进转型与经济系统的稳定有序 |
| 四、循序渐进转型与经济系统有序演进 |
| 第五节 经济系统有序演进与经济持续增长 |
| 一、经济系统的运行周期和结构演进 |
| 二、经济系统有序演进下的经济持续增长 |
| 第六节 中国转型以来经济持续增长的过程分析 |
| 一、初始条件 |
| 二、经济市场化、经济结构转变与经济增长 |
| 第四章 中国转型以来经济高速增长的机理 |
| 第一节 体制转型式经济增长 |
| 一、市场经济功能的恢复和发展 |
| 二、体制转型式经济增长的途径 |
| 第二节 二元经济式经济增长 |
| 一、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与俄罗斯的一种比较 |
| 二、二元式经济增长的途径 |
| 第三节 大国条件下的经济增长 |
| 一、总供给优势 |
| 二、总需求优势 |
| 第四节 经济全球化环境下的经济增长 |
| 一、外资企业与经济增长 |
| 二、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 |
| 三、技术模仿、技术引进与经济增长 |
| 第五章 中国转型期的未来经济增长：挑战与机遇 |
| 第一节 有利经济系统有序演进的一些因素 |
| 一、环境因素 |
| 二、内部因素 |
| 第二节 制约经济系统有序演进的一些因素 |
| 一、制约经济主体发展的一些因素 |
| 二、政府转型滞后 |
| 第三节 经济系统突变至混沌：增长的陷阱 |
| 一、系统的突变和混沌 |
| 二、中国经济系统突变至混沌的可能性分析 |
| 第四节 经济高速增长的可持续性分析 |
| 附录5—1 收入分配失衡对乘数制约的数学分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从哈罗德经济增长理论看我国的经济增长潜力（论文提纲范文）
| 一 |
| 二 |
| 三 |
（10）论闲置劳动与过剩产品交换（论文提纲范文）
| 一、闲置劳动与过剩产品的矛盾分析 |
| 二、产品过剩与劳动闲置矛盾的解决对策 |
| (一)运用财政调控手段。 |
| (二)运用行政组织措施。行政组织措施是指用行政组织权力配置资源的一种办法。 |
四、论闲置劳动与过剩产品交换（论文参考文献）
- [1]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D]. 潘秋晨.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2]《资本论》空间理论探析[J]. 林承园.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19(05)
- [3]分享经济增加值核算研究[D]. 李凯.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4]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历史性生成研究[D]. 张华波. 电子科技大学, 2018(09)
- [5]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研究[D]. 徐虔. 天津财经大学, 2016(06)
- [6]我国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历史变迁中的农民发展[D]. 翟新花. 山西大学, 2015(02)
- [7]跨国公司竞争优势最大化 ——国际产业转移的一种新解释[D]. 陈琦. 江西财经大学, 2011(05)
- [8]中国转型时期的经济增长原理 ——经济系统演进角度的分析[D]. 段先盛. 中共中央党校, 2006(12)
- [9]从哈罗德经济增长理论看我国的经济增长潜力[J]. 高玉泉. 甘肃社会科学, 2003(05)
- [10]论闲置劳动与过剩产品交换[J]. 高玉泉. 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