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政府管制成本与收益分析的制度演变——从总统行政命令到国会立法（论文文献综述）
李俊霖[1]（2021）在《美国国会立法机制改革研究（1946-1995）》文中研究说明以《1946年国会重组法》的制定和颁布为标志,美国国会开启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立法机制改革历程,其目的是通过提升国会的立法效率和监督能力,最终达到扞卫分权制衡原则为核心的宪法体制的效果。整个国会立法机制改革历程可分为“委员会政府”时代（1947—1964）、“民主化改革”时代（1965—1980）和“后改革”时代（1981—1995）三个阶段,每个时代的阶段性目标、改革策略和方法均各有侧重。在“委员会政府”时代,国会立法机制改革的关键词是“效率”,即建立权力集中、分工明确的常设委员会体系,并辅之以更完善的国会助理和立法服务机构体系;到了“民主化改革”时代,打破委员会体系内部权力过度集中的现象,实现立法话语权分配民主化,成为了这一时期议员们的普遍共识;及至“后改革”时代,国会已不再寻求制定和推进全面、系统的立法机制改革计划,而是尝试从控制预算、削减赤字这样的具体政策领域入手,对联邦行政权扩张加以限制,以实现权力制衡的目的。到20世纪末,美国社会政治极化趋势不断加剧以及党团对国会立法事务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使得依靠跨党派共识来发起和推动的国会立法机制改革模式变得难以为继,其具体表现为,《国会重组法》被议院多数党所主导的规章和机构调整所取代。上述立法机制改革重心转变是改革的阶段性目标与改革实效间互动的产物。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改革者们意识到,仅靠改革国会立法机制是不足以重建宪法所规定的联邦权力制衡机制的,与其在这一问题上耗费时间和精力,倒不如去解决诸如预算超支、赤字飞涨之类的现实问题。换言之,随着改革实践不断推进,维护以分权制衡原则为核心的宪法体制这一最终目标,已不再是改革者们规划美国国会立法机制改革的策略和路径的唯一依据。相应的,回应社会治理过程中不断涌现的现实需求,逐渐成为各项改革举措的首要出发点。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既包括改革过程复杂、改革参与者的能力及其对待改革的态度各异,也有《联邦宪法》中某些内容的时代局限对改革施加的束缚。总之,改革的最终目标与改革所面临的实际需求之间缺乏及时、高效的互动,是改革实际收益始终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的主要症结所在。因而,想要破解美国国会立法机制改革所面临的困境,则必须在改革的最终目标、改革所面临的实际需求以及恰当的改革路径之间搭建起有效的沟通渠道。透过历时近半个世纪的改革历程不难发现,《联邦宪法》对于美国国会立法机制改革能否顺利推进意义重大。《联邦宪法》不仅直接决定了改革的最终目标,而且其参与塑造的法制传统和政治文化,还以左右国会议员及美国公众对待具体改革措施的态度的方式,影响着国会立法机制改革的实际成效。例如,《联邦宪法》中的消极自由权利观、多数原则、地域代表制等核心宪法规范和原则,均与国会立法机制改革最终陷入停滞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由此可见,想要完成一次成功或者说“完美”的国会立法机制改革,离不开宪法层面的理论与制度调整。然而,宪法作为成文法和一国根本大法的身份又决定了其必须具备稳定性、确定性的特质。这也是进入20世中叶以来,面对不断变化的社会治理需求,美国的政治家和公众更乐于以演绎性解释而非直接更改的方式维护《联邦宪法》时效性的主要原因。因此,虽然对于国会立法机制改革的顺利实施而言,宪法层面的理论和制度创新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仅仅为了实现一次“完美”的国会立法机制改革,尚不足以构成修正宪法的充要条件。诚然,宪法不易更改,为美国国会立法机制改革的推进和发展制造了障碍,但这也并不意味着立法机制改革舍此就别无他途。早在“民主化改革”时代,美国国会就曾尝试借助信息化办公技术和工具提升自身立法效能,并以此巩固和增强其在联邦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话语权。可当时的信息化办公技术囿于智能化程度不足的限制,只能充当人类议员和国会助理提升工作效率的工具,而无法给国会立法机制带来实质性改变,所以未对改革走向产生较大影响。然而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在实用化领域取得的突破,为美国国会立法机制改革开辟新的路径提供了可能,即无人化立法技术。所谓无人化立法技术,是指依托人工智能相关技术,具备自主完成立法辅助工作甚至立法决策能力的无人化办公程序。相比于已有的改革路径,无人化立法技术不仅有望显着提高美国国会立法工作的效率,而且其自主工作能力衍生出的技术中立特质可以显着降低人为因素对国会立法机制及其改革的影响,这对于提升美国国会立法过程的公平性、公正性,实现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和依法立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学位论文由六章和一个结语组成。第一章为绪论,主要负责介绍本文的选题目的和意义、学术综述、研究方法、创新之处、逻辑结构等内容;第二章是对“美国国会立法机制改革”概念及背景的阐释,包括核心概念界定、对美国国会立法机制的溯源性梳理以及对改革背景和依据的介绍;第三至五章分别从改革方案的形成、针对立法制度的改革、针对立法行为的改革和对改革的阶段性评价等角度,对三个阶段的国会立法机制改革进行了论述;第六章是对改革的反思,其内容涵盖改革的经验、教训、影响与改革反映出的规律。结语部分是对全文的总结,笔者认为,美国国会立法机制改革确实遭遇了难以突破的瓶颈,其中既有宪法体制的理论与制度极限,也有现有改革路径的结构性缺陷。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国会立法机制改革彻底陷入死局。如果能将人工智能为代表无人化立法技术纳入立法机制改革的构想和计划内,或可为推进美国国会立法、监督、制衡能力全面提升找到新的突破口。
孙超然[2]（2020）在《中美行政解释模式之比较研究》文中提出一般而言,行政解释是指行政机关对广义的法律文本做出的解释或说明。在现代国家中,行政解释同时涉及立法、行政、司法等多种国家机关,处于国家权力的交叉地带。因此,一国的行政解释模式,即行政解释及其合法性控制的制度和实践,集中体现了该国不同国家机关之间的权力关系,也体现了一国法律制度的重要特性。我国行政解释模式可以概括为职权模式,这一模式深受我国法律制度及实践的影响,鲜明地体现出我国行政机关的强势地位。我国法律解释制度建立时,原本以立法者解释为重;但行政机关的解释权获得法律认可之后,却凭借其强大的行政职权逐渐从制度和实践两个方面侵蚀立法机关的解释权。以1981年《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为基础,我国构建了独特的法律解释制度。为了尽快地解决改革开放初期行政机关在执行少数基本法律和地方性法规的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同时尽可能地限制行政机关对法律的任意解释,避免行政解释突破法律文本,当时的立法者基于苏联式的“立法者解释至上”的法律解释观念,对不同法律解释问题的解释权进行了分配,把法律中的冲突漏洞和空白漏洞问题的解释权保留在立法机关手中,只允许行政机关解释除此之外的一般法律解释问题,希望借此控制行政解释内容的合法性。这一制度中的行政解释,以行政机关的行政职权为基础,以实践中的问题为中心、以主动和依申请制定规范性文件或公文为主要方式,是一种部门内的法律解释制度。然而这样严格和晦涩的分权规定,却没有同样严格的合法性控制机制,几乎只靠规定本身的权威性以及行政机关主动与立法机关进行互动来维持,立法机关并没有能力对行政解释的内容进行主动的控制,行政机关内部的程序则是封闭而偏颇的,司法机关的审查也一直相当乏力。因此,这一制度便迅速被行政机关的法律解释制度和实践所突破。在制度方面,行政机关对行政解释制度的规定,常常与立法者对行政解释制度的规定相矛盾。而在实践方面,行政机关一方面大量制作行政解释,其中有不少行政解释的内容都超出了立法机关规定的解释权限,对冲突漏洞和空白漏洞进行了解释,形成了解释权侵占现象;另一方面,行政机关大量制定解释或重复上位法的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并将这些文件的解释权归于其制定者,使上位法的解释权层层下沉,形成了解释权下沉现象。而且,我国行政机关经常在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中解释法律文本,这也是我国行政解释制度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我国行政解释制度之所以未能维持,并最终被行政解释制度和实践所突破,由立法者设计的立法者解释制度变为职权解释模式,主要有两个层面的原因:表面上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的行政解释制度过度以实践中的问题为导向,只重视行政问题的解决,而不重视行政解释的合法性;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国行政解释制度中的分权方式较为简陋,可操作性较差,使得行政解释很容易越界。其深层的原因则在于立法者解释观念与职权解释模式之间的冲突,以及行政解释合法性控制机制的普遍无力。此外,陈旧的“立法者解释至上”观念,也是导致我国行政解释制度长期滞后的重要因素。为此,我们有必要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参考域外较为成功的行政解释模式,为我国行政解释制度的革新提供有益的借鉴。美国行政解释可以为我国行政解释制度的革新提供大量的经验和教训。美国行政解释模式可以概括为授权模式。因为其行政解释制度建立在国会立法授予行政机关的权力之上,其合法性得到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全面和动态的控制,在外部和内部、事前和事后、实体和程序的多种控制之下,行政解释得以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而不至于溢出其边界。其中,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对行政解释的合法性控制主要是事前和事中的控制,而事后的司法控制则是行政解释合法性的重要保障。因此,我们也可以将美国行政解释的合法性控制总结为“以司法控制为主的全面控制”。美国行政解释合法性控制中独特的“司法尊重”,鲜明地体现出国会的授权在行政解释问题上的极端重要性。“司法尊重”包含三种不同的行为模式,其一是法院对行政解释独特优势的承认,这种优势就来自于国会授予行政机关的职权;其二是法院审查范围受宪法或国会成文法限制的情况,它意味着法院对国会授予行政机关裁量权的维护;其三是法院基于对自身审查权限或能力的考虑而主动放松行政解释的审查标准,而法院这样做前提条件则是对国会是否授权行政机关解释特定法律文本的判断。不过,在司法尊重之外,法院还可能会对行政解释进行一般的高强度司法审查,甚至预设某种反对行政解释的态度。而且司法尊重并不是最高法院一时兴起,将控制行政解释合法性的职责拱手让出,而是深深地植根于其法律制度和传统之中,并以行政解释的全面和动态控制为基础:法院对行政解释放松审查或审查受限,往往与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内部对行政解释的控制互为因果。因此,即使法院采取尊重态度,也并不意味着行政解释就可以为所欲为。由此可见,行政解释的合法性控制不能仅依靠司法机关来完成,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同样需要通过事前和事后的监督和控制手段,确保行政解释的合法性。而在其他控制手段乏力的情况下支持司法尊重的做法,将导致法律制度的毁灭。比较中美行政解释模式,我们会发现宪法制度和宪政实践、法律概念观和法律解释观念,以及对行政解释本身的认识程度,对一国的行政解释模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美国行政解释制度和实践的经验还向我们显示出,在民主立法、明确授权的制度基础上,如果行政解释能够得到全面和动态的控制,那么法律的含义就能够以较为健康的方式得到更新,以适应社会生活的变化。因此,理想的行政解释制度应当在激活立法机关活力和根本控制力的基础之上,以司法控制为基础全面盘活各种国家机关对行政解释含义的控制力,让行政解释能够更好地发挥在各国家机关之间传递信息的作用,以服务于法律含义的探究与更新。
邹雨佳[3]（2020）在《中美经贸谈判：从“受众成本”视角分析美方谈判策略差异（1989-2000）》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通过研究对20世纪90年代中国对美阶段的“复关入世”谈判以及中美关于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的谈判,旨在探索出中美经贸谈判中美方谈判策略与美国国内“受众成本”的关系。文章第一章主要总结了国内外学者前辈对于相关问题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在此基础上将其进一步深化并提出本文的主要研究问题。第二章阐述了中美关系发展的两条主线,也同样是贯穿文章的两条主要脉络,即:中美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的发展。通过描述各个时期中美经贸发展与该时期内中美政治局势的规律,总结出双边关系的特点,并从中提炼出在中美双边关系中,政治对经济如何发挥作用的逻辑线索。第三章是全文的主体部分,进一步细化了第二章的结论。首先,将研究对象聚焦于美国国内政治,并按照不同对象及其相互关系和在整个政治机制中发挥的作用,借以普特南的“双层博弈”框架,来说明在国际谈判中,美国国内政治机制对谈判策略的影响。其次,将通过对美国国内政治机制的考量,结合詹姆斯·费伦的“受众成本”理论分析得出“美国受众”在美国对外政策立场的影响。最后,通过中美经贸谈判的事实案例加以结合,得出“美国受众”如何决定了美国对外经贸谈判的谈判策略。文章选取的是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的两场几乎同时进行但谈判策略却截然不同的中美经贸谈判。通过比较“复关入世”谈判中,美方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强硬立场,从将之与最惠国待遇资格“挂钩”到“脱钩”的过程和双方关于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的谈判,美方立场的软化同意、中方与之达成“假让步”的非实质性协议,能清楚完整地展示“美国受众”在美国对外经贸谈判策略方面的影响力。
戴燕[4]（2020）在《地方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制度研究》文中提出第二十四次全国地方立法工作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栗战书强调,地方立法作为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制度规范,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我国的地方立法要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顺应我国已经带来的新时代对立法提出的新要求、呼应人民群众热切关心、紧跟党中央新部署,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进而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贡献。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地方立法工作的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经验,在1979年7月1日,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当中明确赋予了省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和颁布地方性法规的权力。在这之后,各种地方立法在我国蓬勃发展,地方立法总体量已经远在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数量之上。2015年3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修改《立法法》,对地方立法的格局作出了改变,赋予所有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扩大了享有立法权的地方立法主体范围,据大数据统计资料显示,从2015年3月到2017年12月底,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数量为595件,呈现出急剧上升的态势。（1）如此体量和急速增长的地方立法却存在着诸多问题:追求立法数量,填补立法空白领域的面子工程,超过了对解决地方实际问题的关注;大量的重复国家立法,造成立法资源的浪费;还有大量僵尸法规规章,从诞生之日起就在沉睡。因此,我国急需一种立法评估手段或者评估方法,解决立法中存在的问题。地方立法的成本效益评估作为一种相对综合全面的评估工具,主要通过法经济学的方法评价法律对经济、社会和环境等方面的影响,用比较立法成本和效益的方法,确定是否应当立法或者是否采取某种制度（2）。美国是建立立法成本效益评估制度最早的国家,其制度设计、操作经验都相对丰富和完备。从1974年福特总统制定并发布的《通货膨胀影响声明》,到1993年克林顿签署12866号行政命令《联邦规制经济分析》,再到2011年奥巴马颁布的13563号行政命令《改善规章和规制审查》,美国已经形成了由行政立法、总统行政命令和政府部门文件等组成的系统的行政立法和政府规制的成本效益评估制度。从世界范围看,目前其它建立起比较成熟的成本效益评估制度的国家主要有加拿大、英国、德国和日本等。成本效益评估具有属性的多样性,主要表现在:首先,在立法中去评估成本效益实质上不论是国家立法还是地方立法当中,都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决策性程序,任何决策者在作出立法这样的重大决定前,都会运用多种评估手段来进行一个较为客观的利弊权衡或者是成本和收益利益评估,从程序的角度看整个美国行政立法制度体系,成本效益评估是被作为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行为中必须遵守的正当程序;其次,成本效益评估在法理上被认为是一种实体性标准,因为在成本效益评估中要求行政机关的规制必须是效益能证明成本是正当的,换言之就是作出行政规制所形成的成本与得到的效益应当成合理的比例,效益必须要明显大于规制成本,同时成本效益评估要求为得到效益所作出的规制手段造成的负担最小化。第三,成本效益评估作为一种科学化、严谨化的规制影响分析方法,其能够为立法和行政决策者提供一套以数学为基础的评估计算方法,进而能非常准确的评估出将要实施的规制耗费的成本和获取的效益,使决策者能够作出既能提升经济效率和又符合经济理性的决策;所以,成本效益评估这种方法不仅是一项必要的决策性正当程序,也是一种实体性正当标准,还是一种科学的规制影响分析工具。成本效益评估因其有着许多特有的制度化积极功能,使得近年来其地位不断提高的趋势,而且在美国行政法上得到广泛运用。我国学者高秦伟认为:成本效益评估之所以会越来越盛,一方面是经济分析法学思潮在规制与行政法领域充分应用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在于它适应了规制缓和的需求。随着经济学方法在法学领域的运用日益广泛化和多样化,对于立法过程中的成本效益评估不仅能有效解决资源配置和收益之间的矛盾,还能够预防行政机关滥规制与不规制,有效的优化行政规制的质量。除此而外,成本效益评估的正确运用,还能有效提升行政合法性,让“民主赤字”危机所遭受的争议有所缓和。成本效益评估从诞生之日起,质疑和批判一直相伴相随。集中起来有几种声音,包括成本效益评估只能反映客观上现有的财富、资源和投入的水平、必然存在着一个大的弊端就是无涉价值和难以考虑到道德因素,无视社会价值重视个人价值,依靠市场价值比较了不可比较的和定价了不可定价的,忽视不可量化的价值,忽视了代际公平。折现率、基准线和计算方法欠缺科学方法造成成本效益的差距巨大等等。这些质疑和批评推动了成本效益评估自身的完善,在实务领域已经不断的创新和尝试用更加科学的方法弥补成本效益评估方法所呈现出来的不足。传统法哲学认为法律的价值在于公平和正义。但是,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法律会对经济施加越来越大的影响,法律的效益问题就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目标,而且发展为当代法律的所追求价值之一。（1）在经济分析法学中曾经有学者提出过一个重要的基本观点,即真正的正义、公正、自由和公共的善只能通过成本效益评估才能判断,以及确定它们在现实当中的存在状态和程度,才能在更进一步的程度上去实现它们”。（1）因此,在这种意义上,成本效益评估方法在更高层次上能够实现对法的公平正义的追求目标。随着地方立法对地方经济发展规制的更进一步深化,宏观调控再进一步加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社会经济利益需要更加公平分配和有序的协调。成本效益评估方法正是基于对立法成本和立法收益对比产生的净现值的正负,体现出立法效益的大小,从而不断增进立法收益,降低立法的成本,实现立法效益最大化。美国学者理查德·波斯纳有过一个着名的论述:“传统的法律保障人们公平分享蛋糕;当代的法律不仅要保证公平分享蛋糕,更要让人们努力把蛋糕做大。”（2）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成本效益评估制度的研究和探索以及最后的确立都非常符合当代法律发展的任务和目的,对于我国地方在立法程序中能够科学配置和调动各种地方立法资源,突出地方立法推动经济发展的要求,从制度和科学上保障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实现和提高立法质量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我国最早规定立法成本效益评估方法的是国务院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纲要》中指出,我国各地方要探索和建立对政府行政立法项目成本效益评估制度,特别指出尤其对经济立法项目要适用成本效益评估方法,对其立法的过程成本和实施后的执法成本和社会成本进行分析,追求立法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其后,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颁布实施《关于开展立法成本效益评估的实施意见》率先尝试成本效益评估制度。我国的立法评估的理论和实务风起云涌,立法后评估已经被我国2015年修订的《立法法》加以固定,《立法法》中第63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可以组织对有关法律或者法律中有关规定进行立法后评估。”法学界和实务界的人士开始更多的认识到立法中成本效益评估的重要性,成本效益评估是提高立法的可操作性是重要方法和制度。成本效益评估是评估标准中难度最大,但也是提高目前中国立法质量最有效的方法。但是任何一种制度的引入都不是全盘的照搬,必须结合所在地的国情做适度的调整,特别是在我国法律经济学尚不是很发达的情形下,构建我国的成本效益评估制度更需要精准发力,分步实施。构建我国的成本效益评估制度,比较好的模式选择是培育参与主体,建立独立的审查主体,由相对专业和独立的审查主体,制定出台我国的地方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指引性文件,在实施阶段强化对成本和效益的定量和定性分析,充分利用大数据和政府信息收集和公开,为成本和效益的货币化提供科学的数据信息,对于暂时不能够进行定量分析的因素采用定性分析的方法进行有效的补充。成本效益评估作为一种程序、或者说是方法和标准,运用到我国地方立法中,将使得我国政府所作出的重大行政决策、地方行政立法等政府行为更加科学化、客观化、理性化,但是就目前而言,这种程序和标准的建立仍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探讨和实践。
张丽娟[5]（2020）在《美国环境行政执法合作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美国的环境保护工作起步较早且富有成效,经过多年的理论证成及实践检验,在环境行政执法方面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且行之有效的环境行政执法合作机制。该机制的运行使美国突破了环境行政执法困境,实现了联邦与州环境执法机构的合作共治及环境执法机构与被监管者的利益共赢。我国目前所面临的环境执法困境与当年的美国类似,环境治理理念的转变及环境执法模式的演变过程等也与美国环境法的发展过程具有相似性,美国在环境行政执法中所积累的经验无疑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以美国环境行政执法合作机制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该机制的生成基础、主体及运行,总结美国环境行政执法合作机制的经验,并立足于我国的具体国情和实际,提出借鉴美国经验的本土化路径。不仅可以丰富我国环境行政执法的理论体系,也可以促进我国环境行政执法困境的化解及环境治理体制的创新,兼具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美国环境行政执法合作机制的构建旨在提高环境行政执法的效率,增强环境行政执法的效果;并以遵循环境结果与环境责任共担,构建良好的机制促进守法,执法机构与资源配置合理,执法手段与制度保障有效为基本原则;该机制具有环境秩序的维护、环境效率的提高和环境正义的实现等法律价值。美国环境行政执法合作机制的生成是一定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社会经济发展对执法合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联邦制的政治体制需要执法合作,整个社会对于环境保护的重视推动了执法合作,这些都构成了美国环境行政执法合作机制生成的现实基础。同时,美国环境行政执法合作机制的生成受法经济学、法社会学和行政法学中相关理论的影响最大。美国在环境行政执法中,依据法经济学的博弈论构建多元化的执法合作手段,基于成本效益理论对执法合作的实效进行评估;根据法社会学中社会控制论进行执法合作主体的选择,根据社会利益论进行主体利益关系的调整;在行政法学方面,福利行政法观、利益代表模式、合作治理理论对执法合作都有较大的影响和促进。美国环境行政执法合作机制中的主体由监管者和被监管者构成。对于监管者而言,机构设置和公权力配置是其进行环境行政执法合作的基础。另外,由于在行政执法中,监管者与被监管者并非是平等的法律关系主体,因而更需要为被监管者设定相应的权利与义务,以缓解行政执法中的冲突。在美国,以庞德为代表的法学家提出了“社会控制理论与利益学说”,这种利益权衡思想成为美国环境行政执法合作机制中主体的利益导向,即通过平衡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实现执法合作中各主体的利益共赢。在美国环境行政执法合作机制的运行上,环境执法机构通过对各种利益冲突的识别、平衡,最终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维护秩序、效率与正义。在联邦与州非对等的环境行政执法合作模式下,受联邦驱动,国家环保局与各州环保局基于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的考量和成本效益分析,通过订立环境绩效合作协议、启动环境保护资金援助和提供环境保护技术援助等方式进行合作。同时,为了提升执法合作的效果,联邦环境执法机构还注重对各州的环境行政执法进行监督与控制。在环境执法机构对被监管者进行环境行政执法的实践中,双方基于博弈分析和成本效益考量,以四位一体的“防损式”执法手段及基于和解的“降损式”执法手段为载体,在环境执法机构的主导下进行合作。并通过司法审查及公众监督提升执法中合作的实施效果,实现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平衡。虽然政治制度和国情具有很大差异,但中美在环境行政执法理念和执法模式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从执法理念的角度看,我国与美国环境行政执法理念的转变过程相似,即从单纯的监管走向合作;从执法模式的角度看,我国和美国环境行政执法模式也经历了大体类似的演变过程,即威慑型执法到合作型执法;从执法依据的法律渊源来看,虽然美国是判例法国家,但在环境行政执法中与我国相似,均以成文法为主要基础。这些都成为我国借鉴美国环境执法机构的合作共治模式、环境执法机构与被监管者的利益共赢模式的基础。因此,立足于我国与美国环境行政执法的异同、环境管理体制的区别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况,我国可通过设立中央与地方环境协调办公室、推进中央与地方的环境信息共享、应用灵活的环境保护资金援助手段、创新地方政府绿色GDP考核方式等加强中央与地方在环境行政执法中的协调与配合;通过环境行政执法预警制度、环境行政执法和解制度等的构建与实施,实现环境执法机构与被监管者的利益共赢。
刘亮亮[6]（2020）在《二战后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发展研究》文中认为项目管理是当代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中的热门理念和模式,在当代教育管理中也被广泛采用,美国则是教育项目管理的最早策源地和当代应用最为普遍和成效显着的国家。在今日美国联邦政府层面,几乎所有体现美国国家教育意志和导向需要的教育事务和相应资源,都是以一定的教育目标和相应的独立事项为基本单元,设计划分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教育项目来加以推进和管理的。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完整性质和内涵是什么?何以如此之先地在美国土地上原创性生成并有序地发展成长为体现甚至代表当代教育管理走向的教育项目管理模式?这种模式在协调和处理教育国家行政干预和社会市场运作的矛盾中有何优势和局限,能否为我国教育管理模式乃至体制的改革提供相应的启示和借鉴?对这些当代教育项目管理根本问题的热切关注和思考,自然也就使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进入笔者的考察研究视野,成为博士学位论文题目的首选。本研究在马克思主义逻辑与历史科学统一的方法论指导下,以教育社会生态理念为基本研究范式,运用文献法、观察法和纵向比较法,按着教育项目管理形态由单项到体系的演化的基本进程和轨迹,对二战后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演进背景、现实实践、成效问题和主要特征进行了系统的分阶段梳理考察,在简要把握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在二战前萌芽成型奠定的基础上,对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重点创设（二战后—20世纪60年代初）、系统整合（20世纪60年代中—80年代初）、体系优化（20世纪80年代初—20世纪末）和创新提升（21世纪初—今）的各个阶段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与综合,力求揭示其逐步铺开、连续改进和不断优化的发展历程与规律。二战后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发展,是在二战前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萌芽成型所奠定的基础上起步的。现实教育的分散性发展条件、形态和格局,国家机器的天然教育使命、责任和权力,宪法的国会征税权与社会福利保障责任的明确规定,为联邦政府对教育进行直接有力但有限的项目管理干预提供了历史的必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战结束后,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在战前奠定的坚实基础上进入了重点创设阶段,开始了蓬勃发展的历史进程。国会于1944年通过颁布了《退役军人权利法》和1958年《国防教育法》,为联邦政府创设了退役军人教育援助项目和国防研究生奖学金项目及其管理模式,开始了运用教育项目管理对高等教育进行直接干预的重点探索。这些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有力实施,极大地促进了高等教育的重点发展和质量提升,为事关全局的现实高等教育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合法合规、切实适用的机制和抓手,也为联邦政府更加积极全面的教育直接干预提供了基本模式与良好示范。当然,这种直接动用联邦政府力量对眼前的高等教育问题进行直接的干预,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应急性、权宜性和局部性的局限或不足。1965年《初等和中等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的颁布,标志着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进入到系统发展阶段。经过二战后的迅速调整与强势拓展,到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经济社会进入到空前繁荣时期,“民权运动”也应时而生、风起云涌。这不仅使联邦政府财力雄厚,成为“教育资源的提供者”;也为联邦政府加强对教育的全面干预创造了有利的历史条件和需求。两法和随后国会一系列教育法案中陆续出台的大量联邦教育项目管理,从学前教育、中小学教育到高等教育,从职业教育、双语教育到少数民族教育,从移民教育到国际教育等,可谓遍及教育的各个层次和领域,直至1979年联邦教育部的设立。这些联邦教育项目的创设和实施与整个教育系统对应一致、相辅相成、相映成辉,极大地促进了美国教育系统的全层次、全类型的全员性发展,也为教育项目管理的体系性优化提供了完整的框架、基础和资源。随着联邦教育项目的系统化设置与实施,在有力地保障和促进美国教育全面完整发展的同时,其固有的局限性也越来越显露了出来,特别是随着联邦教育部对联邦教育项目直接干预的日渐加强,各个教育项目实施运行的孤立性、形式化、行政化、各自为政性和发展不平衡性日渐突出,促使和要求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加强沟通、密切配合、相互协调配合,不断增强所有联邦教育项目的有机体系性,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由此进入体系优化阶段。20世纪70年代初的中东石油危机,也大大地削弱了美国联邦政府资助教育项目的能力。80年代初期,里根总统坚决反对联邦政府对教育的过分干预,开始了“新联邦主义”教育计划,通过《1981年综合预算调节法》消减和整合联邦教育项目,减少联邦政府的教育拨款和干预措施,将联邦政府各部门分散化管理的项目转换为联邦教育部的集中化管理。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期乔治·布什总统上台,联邦政府再次调整教育项目管理的体系结构优化,强化教育项目的相互衔接、体系性与弹性,制定了总揽全局、明确整体目标、优化和提升教育项目总体效能的《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和《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和国家教育发展战略紧密对接,联邦政府的教育职能也更加广泛,成为“教育标准的制定者”。在1993年《政府绩效和成果法》的影响下,教育部开始注重业绩文化和问责文化的建立,加强联邦教育项目的绩效评估,促进联邦教育项目的结构改进和质量提升。进入21世纪,伴随着“9·11”事件的发生和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为应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外局势,缓和各类社会问题和提升教育质量,联邦政府在教育项目管理体系优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教育项目管理体系对国家社会发展战略的体现、支撑和合理合法化的作用,开始了联邦教育项目管理体系的创新提升新阶段。国会密集立法加大教育拨款力度,仅2009年《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就专门为教育投入了1000多亿美元,其中投资额最大的项目为536亿美元的州财政稳定基金项目,包括486亿美元的公式拨款项目和50亿美元的竞争性拨款项目,为国家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联邦教育项目财政管理支持。《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中设置推行的体系化教育项目把社会全员发展作为国家责任和终极目标,把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和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生存权利完美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联邦政府创设实施的STEM系列科技教育项目,重新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覆盖的“十万强”系列国际教育交流项目,促进国际间经济文化的交流,更是把美国国家社会的发展与高科技、全球化和生态化高度融合在一起,绘就美国与人类共同发展的教育项目管理蓝图。上述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发展进程表明,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产生、发展和最终成为美国教育管理体制的主体模式,既深深地植根于美国特定的教育社会生态体系之中,即早期教育分散化发展的起步及后续格局、相应的文化理念和现实教育实践,更得益于美国社会全员普遍具有的能动参与干预意识和行动力;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既不是行政部门拍脑门的忽发奇想、权力任性的结果,也不是墨守成规、固执经验的因因相袭,而是按照教育行动的完整结构和展开过程,立法先行,职能明确,权责对应,事财一体,科学设计,不断创新提升,最终形成健全而富有活力的、国家行政合理干预和社会市场积极运作有机一体的联邦教育项目管理体制。由此启示借鉴,当会大有脾益。
李巍涛,崔晓娟[7]（2020）在《论社会思潮流转与法律制度变迁——以美国产品质量监管为对象的考察》文中研究表明任何法律制度都是特定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的产物,美国产品质量监管法也不例外,因此不仅要了解其当下的形态,还要探讨其发展演变的过程,当下所见的法律样貌毕竟是由一层一层的历史帷幕叠加而成的。产品质量问题由来已久而且普遍存在,兼具经济属性与社会属性,同时相较于其他法律现象又较少受到民族文化传统和政治体制的影响,具有更多的"普适意义"。我国正在迅速转变为工业型国家,与一个世纪之前的美国有着相似的经历和境遇,美国成功的产品质量监管经验无疑非常值得学习、借鉴。但制度的借鉴移植不是翻拍,不能脱离现实国情,而是应该以历史的考察为基础。法律文化差异经法律移植引起的法制异化给社会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不亚于法制缺失带来的无序。
钱鹤群[8]（2019）在《行政立法视角下的规制影响评估制度研究》文中指出规制影响评估（Regulation Impact Assessment）是指对现存或者拟议中的规制政策已经产生或者可能产生的社会、经济和环境领域积极或消极影响进行系统的分析、评估的机制与过程;它是一种辅助决策的工具,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成本效率分析、风险分析、成本标准模型等分析方法,对规制政策的合法性、有效性、必要性和科学性进行分析,为规制的决策提供科学、合理的参考依据,使规制程序更加开放、透明、合理,规制影响评估制度的实施旨在降低规制成本,提升规制质量,强化政府责任和强调服务型政府的理念。规制影响评估制度的兴起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是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顺应了西方国家行政民主化、规制改革和建立服务型政府的发展趋势。美国、经合组织、欧盟等国家和国际组织,自20世纪70年代起就对规制影响评估制度展开了理论和实践探索,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完善,形成了一套包括评估主体、评估程序、评估标准和原则、评估方法和评估监督完整的制度体系。从理论上来看,规制影响评估制度契合了行政民主化的发展趋势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对科学立法的要求,是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法学的合理应用;从实践上来看,规制影响评估制度在国外的有效实施,提升了行政规制的合法性,保障了法律资源配置的正当性,衡量了法律规制的有效性,整合了多重规制目标,协调了多方利益,加强了行政立法的透明度,明确了法律责任等。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关键在于贯彻科学立法和民主立法。而由于我国行政立法存在着民主正当性先天不足、立法程序相对简单、部门利益膨胀等问题,导致了立法品质良莠不齐、执行及服从成本较高、有效性和实操性不强等突出问题。自国务院颁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以来,无论从理论研究方面还是各级行政机关的实践方面都对旨在提升行政立法质量的规制影响评估制度展开了积极探索。包括: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行政立法举行听证会的意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行政许可法》和《行政强制法》等;以及地方政府颁布的:海南省《关于开展立法成本效益分析工作的实施意见》、重庆市《重庆市政府重大决策程序规定》和山东、江苏、湖南等省份的《行政程序规定》等。综合来看,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对于规制影响评估制度的探索还未形成完整的法律体系和合理的制度框架,从宏观层面来看,缺乏政治层面的支持和法律框架的保障;从操作层面来看,存在着评估主体不明确,评估标准过于笼统多为原则性指导意见,评估时点大都集中在事后评估,评估目的较为单一,评估方法过于简单,没有完整的评估监督体系等问题。从我国规制影响评估制度的实践效果来看,无论是中央文件还是地方性规定都存在着建议性条件没有强制规定、零散的低层级规定以及没有系统的、可操作性的规定。究其原因,首先,存在一些认知方面的抵制,认为规制影响评估制度简单的将规制政策进行量化和货币化,无法公平的进行衡量;其次,我国的规制影响评估制度缺乏专门的高层次的法律依据和相应的保障,美国、欧盟等国家或组织都依靠法律、法规为规制影响评估制度提供了系统的保障;最后,规制影响评估制度需要完整的系统的技术、数据等配套支持。在本土理论和实践资源缺乏的现状下,积极了解、分析、比较和吸收国外成熟的理论和实践经验,结合我国的国情和实际情况进行研究探索是解决目前发展困境的有效之道。本文重点研究了美国和欧盟的规制影响评估制度,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第一,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美国、经合组织、欧盟为首的国家或组织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完善已经形成了以规制影响评估的内涵、跨学科理论融合、多角度评估方法、全面的评估指标和系统的分析操作步骤等为框架的理论体系,美国施行规制影响评估制度历时较长,经验丰富,欧盟是后起之秀,广泛的吸收了美国、经合组织的成熟经验;第二,规制影响评估制度的应用极大的改善了美国和欧盟规制政策的效率和质量,包括清晰的成本和收益分析使得政府的规制决策更加明确、公正和透明,规制影响评估制度整合了多元化规制目标,统筹了多个利益关联方的利益;最后,其统一、综合以及系统化评估和均衡性、问责性、一致性、透明性、针对性五项原则确保了规制质量。我国应当在吸收和借鉴欧盟、美国等国家规制影响评估制度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社会、文化、经济等实际情况进行本土化改造。本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通过对规制影响评估制度的多角度法学透视,研究其法学依据和行政法治基础,结合法经济学理论对其进行深度的理论剖析。第二章探讨了规制影响评估制度的概况,对规制影响评估制度的内涵、产生、发展,以美国、欧盟规制影响评估制度的建构为例进行了研究介绍。第三章研究了规制影响评估的主体制度,对评估的主体、对象、适用范围、程序制度和控制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分析。第四章研究了规制影响评估制度的综合评估标准体系,对评估的原则和方法等内容进行了详细的阐析。第五章对我国规制影响评估制度现状进行了研究分析,并结合美国、欧盟规制影响评估制度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对我国规制影响评估制度的建构提出了建议。本文通过对我国规制影响评估制度理论发展与制度实践分析,对域外规制影响评估制度的理论发展与制度实践考察研究,阐释美国、欧盟等国家和组织规制影响评估制度的共同规律和各自特点,力图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规制影响评估制度体系,为我国规制影响评估评估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提供参考。
何秋[9]（2018）在《美国气候变化法律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气候变化已经对自然生态和人类社会带来有史以来危及生存的最大挑战,面对亟待解决的新兴环境法问题气候变化议题,法律界积极寻求有效的制度应对。美国对气候变化议题的规范和立场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格局和应对有着重要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在作为全球事务的气候变化国际框架中具有高度和独特的影响力。领先世界环境法的美国已经在联邦和地方层面进行了三十多年的气候变化规范过程,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应对气候变化法律制度体系,具体表现在多层次和多面向的事前的风险预警与分担法律制度、事中的命令控制型监管制度、市场导向型法律制度到事后的司法救济与监督制度,制度之间的内嵌与衔接,契合成了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体系。目前我国对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研究或重点于宏观制度,或侧重于细微局部,而从整体视角系统地梳理和剖析其制度体系、探索深层原因的文献比较少见,不足以揭示美国气候变化应对的全貌而通观全局。故本文以期将经济分析法学与具有科学性的气候变化制度进行对话,并弥补法学与科学、社会理性与科学理性之间的隔阂。美国气候变化法律制度体系的全貌是怎样的?其规律和特性为何?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是什么?对完善我国气候变化法律制度体系的可借鉴之处为何?这是本文的核心问题。本文以美国联邦和地方气候变化应对为研究路径,对美国气候变化法律制度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全盘梳理和分析,总结出美国气候变化法律制度的成因、规律和特性,从而廓清其气候变化法律应对的整体概况,以期对完善我国气候变化法律制度体系和未来方向提供思考和借鉴。本文的研究共分为六个部分,导论部分对美国气候变化法律制度的研究背景、研究现状、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及思路做出阐述。第一章研究美国气候变化的法律内涵和立法现实背景。首先探讨美国气候变化法律制度所管控的温室气体概念,分析出气候变化治理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对人为温室气体进行法律规范化。进一步研究气候变化的特性,凸显出气候变化治理需要法律介入规范的迫切需求。法律可以构建有效的治理模式,对气候变化进行制度化、规范化治理。美国气候变化法律制度衍生于气候变化对美国自然生态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影响的背景之下,美国气候变化政策的演进和立法进程显示,气候变化问题在从科学研究转为经济发展问题之后,进一步发展为国家行为主体间政治权力和利益的博弈。第二章研究美国气候变化风险预警与分担、命令控制型监管、市场导向和司法救济与监督等四种法律制度模式。以巨灾保险和责任保险制度为主的风险预警与分担模式透过制度的设计,分散和协调气候风险,发挥提供有效财务保障、提供风险分散和管理以及抑制气候变化风险扩大的功能。通过研究美国联邦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大气排污许可证制度、机动车辆排放管理制度以及能源效率标准和标识制度,分析“自上而下”的命令控制型监管制度依靠环境监管干预的方式,在美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监管决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结合了经济原理和市场机制的气候变化法律之市场导向制度是美国目前主流管制的工具,引导温室气体排放机构基于经济诱因主动配合管控,以成本和效益最大化的方式实现温室气体管控目的。司法诉讼是美国气候变化治理的重要特色,美国的气候变化诉讼远远超过了世界其他任何司法管辖区的气候变化诉讼,法院成为多元气候变化参与主体沟通协调和解决争端的平台。司法在气候变化议题中发挥着重要的监督功能、沟通功能、诠释和再造法律规范功能以及塑造社会影响力功能。第三章研究美国地方气候变化应对实践。在联邦政府层面长期缺乏有意义的行动和强有力的领导气候变化治理情况下,美国地方政府一直是气候变化的倡导者。本章从美国地方的气候变化倡议入手,以华盛顿州、加利福尼亚州和马萨诸塞州等地方政府的气候应对实践为源展开研究,解读作为美国气候变化治理的重要内容地方气候治理。美国地方政府依行政命令和立法方式启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行动,“自下而上”地推动美国气候变化法律制度的发展。地方气候变化法律制度实践作为联邦气候变化应对的“试验田”,填补了联邦气候变化监管不积极的缺位,也为今后国家级气候变化应对提供了参考经验。第四章分析美国气候变化法律制度的规律和特性。面对气候变化这个具有集体行动特性的全球化议题,维系与保障美国国家利益最大化是美国的首要考量。在气候变化法律制度实施过程中,美国注重成本效益因素,秉持资本市场和有限政府的气候管制理念,权衡气候变化应对中可持续发展和利益本位的关系。减缓、适应并进和司法审查这两个灵活而有弹性的法律原则,切合气候变化的治理需求,构成美国气候变化治理中重要的规范元素。通过层层检视美国应对气候变化实践,可以看到美国国内气候变化应对始终不辍,形成了由风险预警与分担法律制度、命令控制型监管制度、市场导向型法律制度以及司法救济与监督制度“四位一体”的气候变化监管体系,成为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规范性法律架构。第五章解析美国经验的可行性借鉴和掣肘,及对完善我国气候变化法律制度体系的启示。从美国宪政制度和国家结构的角度分析,美国权力分立的宪政制度、党派分化以及“美国至上”的价值观是影响其气候变化法律制度形成和实施的根本因素。权利分立的联邦制以及共和党和民主党气候政策理念的分化,造成美国气候变化法律制度治理结构性和程序性失调。但美国气候变化法律制度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演进,逐步形成了一定的规范形态模式。在充分考量法律移植的基础上,我国可以从气候变化法律制度决策中考量SCC、气候变化治理地方“先行先试”、市场导向型法律制度规范经验、以及推动气候变化司法等方面借鉴美国气候变化法律制度的一些经验,作为完善我国气候变化法律制度体系的有益参考。本论文在系统分析与研究美国气候变化法律制度上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创新。第一是学科交叉分析后的制度梳理。气候变化是环境法新议题,涉及多个学科领域,需要发展原有环境法制度功能或形成新的制度来解决。美国在气候变化议题上形成了比较系统、规范且有成效的法律架构。本文以最新的美国气候变化法律应对与国家结构、规范机制之间的一手丰富素材为基础,解读最新的法律法规,评析最新的气候政策,分析最新的气候诉讼等,结合美国气候变化法律制度的结构设计和具体实践经验,审视法律制度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联,分析出美国以风险预警与分担制度、命令控制型监管制度、市场导向型法律制度、以及司法救济与监督制度构建起“四位一体”的气候变化法律制度监管体系。第二是对我国气候变化法律制度的设计有实践价值。目前我国对气候变化法律制度的研究还处于基础阶段,可适用性和可操作性强的法律规范存在局限性。而我国已有对美国气候变化法律制度的研究,大多内容零散,局限于政策介绍或某单一机制基本层面的探讨,还没有展开全面体系化的研究。本论文深入地研究美国气候变化法律制度的完整体系结构,从联邦到地方,从政策到法律,从理论到实践,从治理初期到最新进程,进一步考察美国气候变化法律制度的适用性。提出我国可以从气候变化法律制度决策中考量SCC、气候变化治理地方“先行先试”、市场导向型法律制度规范经验、以及推动气候变化司法等方面借鉴美国气候变化法律制度的一些经验,有利于我国气候变化法律制度整体框架体系的构建。因此,本论文对美国气候变化法律制度进行完整而系统地研究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第三是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美国注重从法经济学的角度来考量气候政策和制度程序,本论文运用法经济学作为分析工具,系统分析了美国气候变化法律制度运行的动力与合理性、法律制度与经济活动间结构性与制度性的逻辑关系,能够为美国气候变化法律制度的研究提供理论分析基础。
陈若萱[10]（2018）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研究（1951-2017） ——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文中研究指明台湾地区的无线电视事业创立于20世纪50年代,在“戒严”时期形成了台视、中视和华视三足鼎立的无线电视格局。“解严”之后,随着政策的改变,第四家无线电视公司民视成立,公共电视独立建台并开播。2000年民进党上台之后,对台湾无线电视的格局进行了较大调整,“党政军”退出三台、媒体改革等成为无线电视媒介在“绿色执政”之后的关键词。本文以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为研究主体和中心,借鉴制度变迁理论,采用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主要分为两个维度:一是“史”的维度,以丰富、翔实的第一手和第二手资料,采用案例比较研究和比较历史分析结合的方法,将历史研究与制度研究相结合,把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作为台湾历史现实的产物,并以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作为研究对象,关注其宏观历史脉络,分析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发展的历史过程。二是“论”的维度,力求与史结合,对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作批判性考察,关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历史发展中的变量之间的关系,包括外生性变量、内生性变量和行动者等因素,研究这三个变量对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综合影响;关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分析其变迁轨迹及变迁类型。在研究方法上,笔者借助深度访谈法、观察法和文献法等方法,访谈多名台湾电视媒体业界人士、学界人士和政界人士,并对台视、中视、华视、民视和公视五家无线电视台及部分有线电视台进行观察,使研究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台湾无线电视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制度变迁。本研究具有较强的研究意义。首先,本研究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本研究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以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为研究对象,运用制度变迁的理论框架对其进行分析,这是新制度经济学与新闻传播学相结合的创新尝试,丰富和发展了制度变迁理论。其次,本研究具有现实意义,以史为鉴,对未来两岸电视媒介发展乃至政策制定有所帮助。本研究力求能为促进“一国两制”的中国新闻事业提供参考,在促进未来两岸电视媒体的进一步合作的基础上,增进两岸电视媒体的理解与互信,促进华文电视媒体共同发展。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为绪论,介绍研究背景、研究问题、研究意义、研究思路,梳理理论及综述文献,讨论本研究的创新点及难点等。第二章为“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1951-1987）,介绍了“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建立概况,本章梳理了在国民党严格的威权统治之下,以商业运营制度建立无线电视,台视、中视和华视三家无线电视台先后成立的过程,分析了“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研究了外生性因素、内生性因素和行动者因素在该阶段对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作用。第三章为“解严”之后至2000年“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1987-2000）。本章梳理了“戒严”令解除之后,媒体产业开始快速发展时,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发展的情况;分析“解严”之后至2000年“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研究了外生性因素、内生性因素和行动者因素在该阶段对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作用。第四章为“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2000-2017）。本章梳理了民进党成为执政党之后,民众对所谓民主的需求愈加强烈,台湾无线电视媒介随之发生的变化;分析了“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研究了外生性因素、内生性因素和行动者因素在该阶段对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作用。第五章为结语: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变迁分析与媒介批判,笔者对每一阶段的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进行总结,得出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形成、制度变迁类型、各因素的影响模式和变迁全程的路径依赖作用等四条结论,并对政治力量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中的负面作用进行批判反思。经过研究,笔者发现,台湾无线电视的诞生源于政治制度的推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的制度变迁模式表现为强制性变迁和诱致性变迁并行。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过程中,外生性因素、内生性因素和行动者发挥交互作用,政治、经济与技术因素是外生性因素中起到主导作用的因素;行动者之间成本和收益的不均衡成为制度变迁的重要动力;非正式约束对正式规则和实施机制产生强大作用,政治、经济等因素常以非正式约束的形式对实施机制发挥作用。本文在选题、研究内容和视角及研究方法上具有创新性,首先,本文填补了台湾电视相关研究的空白,采用最新的数据和资料,记录了台湾无线电视转型的重要时期;其次,本文采用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使研究具有较强逻辑性,运用制度制度变迁理论,对史料进行创新性的逻辑思考,是台湾电视史研究的一次创新;最后,本文通过深度访谈、观察法等质化研究方法,获得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克服了大陆的台湾研究往往缺乏第一手资料的缺陷。
二、美国政府管制成本与收益分析的制度演变——从总统行政命令到国会立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美国政府管制成本与收益分析的制度演变——从总统行政命令到国会立法（论文提纲范文）
（1）美国国会立法机制改革研究（1946-199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目的及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关于美国国会立法机制的综合性研究 |
| 1.2.2 关于美国国会委员会制度改革的研究 |
| 1.2.3 关于美国国会预算编订机制改革的研究 |
| 1.2.4 关于国会助理制度和信息化办公技术在美国国会中应用情况的研究 |
| 1.2.5 关于代议制和政党政治对美国国会立法机制改革影响的研究 |
| 1.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 |
| 1.5 不足之处 |
| 1.6 逻辑结构 |
| 第2章 美国国会立法机制改革的背景和依据 |
| 2.1 “美国国会立法机制改革”释义 |
| 2.2 美国国会立法机制溯源 |
| 2.2.1 美国国会立法机制的理论渊源 |
| 2.2.2 美国国会立法机制的宪法依据 |
| 2.2.3 美国国会立法机制的实践溯源 |
| 2.3 美国国会立法机制改革的背景 |
| 2.3.1 总统权力扩张导致宪法体制失衡 |
| 2.3.2 国会立法工作量增加与工作难度提升 |
| 2.3.3 政党博弈阻碍了国会立法能力的提升 |
| 2.4 美国国会立法机制改革的依据 |
| 2.4.1 改革的理论依据 |
| 2.4.2 改革的现实依据 |
| 小结 |
| 第3章 “委员会政府”时代的美国国会立法机制改革(1947-1964) |
| 3.1 改革方案的形成 |
| 3.1.1 改革阶段目标的确立 |
| 3.1.2 改革法案的制定过程 |
| 3.2 针对国会立法制度的改革 |
| 3.2.1 精简常设委员会体系与规范委员会工作流程 |
| 3.2.2 增加国会助理的数量与完善国会立法服务体系建设 |
| 3.2.3 建立国会与联邦行政机构间的预算协商机制 |
| 3.2.4 规范利益集团对国会立法的影响——以游说为例 |
| 3.3 针对国会立法行为的改革 |
| 3.3.1 国会党团成为“行政化”的委员会体系的辅助和补充 |
| 3.3.2 国会以预算政策为切入点尝试制衡总统权力的扩张 |
| 3.4 改革的阶段性评价 |
| 3.4.1 改革前后国会立法制度的比较 |
| 3.4.2 改革对提升国会立法效率的实际作用 |
| 3.4.3 改革对维护美国宪法体制的实际作用 |
| 3.4.4 改革对规范利益集团游说行为的实际作用 |
| 3.4.5 改革引发的宪法诉讼与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 |
| 小结 |
| 第4章 “民主化改革”时代的美国国会立法机制改革(1965-1980) |
| 4.1 改革方案的形成 |
| 4.1.1 改革阶段目标的确立 |
| 4.1.2 改革法案的制定过程 |
| 4.2 针对国会立法制度的改革 |
| 4.2.1 立法技术的更新与国会立法机制的民主化改革 |
| 4.2.2 国会助理制度和国会立法服务机构的革故与立新 |
| 4.2.3 国会预算编定机制的调整与预算监督意识的增强 |
| 4.2.4 联邦选举制度改革与限制总统战争权的行使 |
| 4.3 针对国会立法行为的改革 |
| 4.4 改革的阶段性评价 |
| 4.4.1 改革前后国会立法制度的比较 |
| 4.4.2 改革对提升国会立法效率的实际作用 |
| 4.4.3 改革对实现国会内权力分配民主化的实际作用 |
| 4.4.4 改革对维护美国宪法体制稳定的实际作用 |
| 4.4.5 改革引发的宪法诉讼与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 |
| 小结 |
| 第5章 “后改革”时代的美国国会立法机制改革(1981-1995) |
| 5.1 改革方案的形成 |
| 5.1.1 改革阶段目标的确立 |
| 5.1.2 改革法案的制定过程 |
| 5.2 针对国会立法制度的改革 |
| 5.2.1 《1994年国会重组法》草案的内容及立法过程 |
| 5.2.2 平衡预算与赤字削减法案的演进历程 |
| 5.3 针对国会立法行为的改革 |
| 5.4 改革的阶段性评价 |
| 5.4.1 改革前后国会立法制度的比较 |
| 5.4.2 党团领导的参众两院改革与府会博弈之下的赤字削减法案 |
| 5.4.3 改革引发的宪法诉讼与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 |
| 小结 |
| 第6章 对美国国会立法机制改革的反思 |
| 6.1 美国国会立法机制改革的经验 |
| 6.1.1 立法程序“行政化”有助于提高立法效率 |
| 6.1.2 立法技术革新为改革提供了动力和新的路径 |
| 6.1.3 坚持民主立法是改革实效正常发挥的前提 |
| 6.2 美国国会立法机制改革的教训 |
| 6.2.1 宪法权利观的滞后使改革目标与实际需求脱节 |
| 6.2.2 宪法稳定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张力消解改革实效 |
| 6.2.3 政党政治为国会立法机制改革平添了不确定性 |
| 6.3 美国国会立法机制改革的影响 |
| 6.3.1 国会立法机制改革对各州议会立法机制的影响 |
| 6.3.2 国会立法机制改革对他国立法机构的借鉴意义 |
| 6.4 美国国会立法机制改革所反映出的规律 |
| 6.4.1 改革目标的设定要兼顾宪法原则与实际立法需求 |
| 6.4.2 选择改革路径时要积极尝试和妥善运用新的技术 |
| 6.4.3 立法机制改革不能脱离对宪法理论的反思和创新 |
| 小结 |
| 结语: 美国国会立法机制改革的瓶颈与突破可能 |
| 美国国会立法机制改革遭遇的瓶颈 |
| 无人化立法技术——突破改革瓶颈的新可能 |
| 无人化立法技术的应用可能遭遇的质疑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2）中美行政解释模式之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中国研究综述 |
| (一)对中国行政解释的研究 |
| (二)对外国行政解释的研究 |
| (三)对中国现有研究成果的总体评述 |
| 三、外国研究综述 |
| (一)美国研究综述 |
| (二)其他国家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的基本框架 |
| 第一章 行政解释的概念 |
| 一、作为行政解释上位概念的法律解释 |
| (一)法律解释概念简述 |
| (二)法律解释与解释法律辨析 |
| (三)法律解释与涵摄辨析 |
| 二、中国行政解释概念 |
| (一)规范的行政解释概念 |
| (二)学理的行政解释概念 |
| 三、美国行政解释概念 |
| (一)美国常见“行政解释”概念 |
| (二)美国常见“行政解释”概念辨析 |
| (三)美国行政解释概念的特点 |
| 四、统一行政解释概念的尝试 |
| (一)中美行政解释概念辨析 |
| (二)中美行政解释概念之统一 |
| 五、行政解释的特点 |
| (一)行政解释的必然性 |
| (二)行政解释与相似概念辨析 |
| 第二章 中国行政解释模式 |
| 一、中国行政解释法律规范体系 |
| (一)立法机关对行政解释的规定 |
| (二)行政机关对行政解释的规定 |
| (三)对中国行政解释法律规范体系的总结 |
| 二、中国行政解释体制 |
| (一)中国行政解释的对象 |
| (二)中国行政解释的主体 |
| (三)中国行政解释主体与解释情形的对应关系 |
| 三、中国行政解释机制 |
| (一)中国行政解释程序 |
| (二)中国行政解释的合法性控制 |
| 四、中国行政解释模式:职权解释 |
| (一)行政解释制度设计时的冲突 |
| (二)行政解释制度发展中的冲突 |
| 第三章 中国行政解释模式之实践 |
| 一、中国行政解释文件的制作 |
| (一)解释主体之确定 |
| (二)解释草案的起草 |
| (三)解释的成果 |
| 二、中国行政解释文件的实效 |
| (一)在行政实践中,行政解释作为法源 |
| (二)在审判实践中,法院对行政解释处理方式不一 |
| (三)联合解释对立法的影响 |
| 三、对中国行政解释模式实践的总结与评析 |
| (一)中国行政解释模式实践概况 |
| (二)中国行政解释实践存在的问题 |
| (三)中国行政解释实践存在问题的原因 |
| 四、中国行政解释模式的可能改进方向:初步的分析 |
| (一)激进的改进方案 |
| (二)保守的改进方案 |
| 第四章 美国行政解释模式 |
| 一、美国行政解释相关制度简述 |
| (一)美国宪法对行政解释的影响 |
| (二)两党政治与行政解释 |
| (三)普通法与法律解释 |
| 二、美国行政解释体制 |
| (一)美国行政解释体制 |
| (二)美国行政解释的类型 |
| 三、美国行政解释机制 |
| (一)行政解释的程序与行政机关的内部控制 |
| (二)立法机关对行政解释的控制 |
| (三)司法机关对行政解释的控制 |
| 四、美国行政解释模式:授权模式 |
| (一)全面的合法性控制 |
| (二)法院对行政解释权的审查和“司法尊重” |
| 第五章 美国行政解释“司法尊重”理论的发展与实践意义 |
| 一、美国行政解释司法尊重之界定 |
| (一)“司法尊重”的内涵 |
| (二)行政解释司法尊重的外延:典型案例的类型化 |
| (三)行政解释司法尊重的重新界定 |
| (四)司法尊重与国会授权的关系 |
| 二、美国行政解释司法尊重的发展 |
| (一)早期的行政解释“司法尊重” |
| (二)规制国家中行政解释司法尊重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
| (三)行政解释司法审查的现状与地位:“审查强度光谱” |
| 三、美国联邦法院尊重行政解释的实践基础 |
| (一)历史原因:有限审查的传统与尊重观念 |
| (二)现实原因:法院与行政机关的现实差异 |
| (三)司法尊重的保障 |
| 四、美国行政解释司法尊重实践的总结 |
| 结论 |
| 一、中美行政解释模式之比较 |
| (一)中美行政解释概念比较 |
| (二)中美行政解释制度及实践比较 |
| 二、影响行政解释模式的因素 |
| (一)宪法制度和宪政实践 |
| (二)法律概念观和法律解释观念 |
| (三)对行政解释必要性和行政权扩张性的认识 |
| 三、中国行政解释改进方案 |
| (一)走向授权模式:权力关系的理顺与行政解释权来源的更正 |
| (二)以司法控制为重点,全面激活行政解释的合法性控制机制 |
| (三)发挥行政解释的作用:让行政解释服务于法律含义之探究与更新 |
| 参考文献 |
| 一、着作 |
| (一)中文着作 |
| (二)中文译着 |
| (三)英文着作 |
| 二、会议论文 |
| 三、学位论文 |
| 四、期刊析出文献 |
| (一)中文期刊文献 |
| (二)中文期刊译文 |
| (三)英文期刊文献 |
| 五、报纸析出文献 |
| 六、电子文献 |
| (一)中文电子文献 |
| (二)英文电子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3）中美经贸谈判：从“受众成本”视角分析美方谈判策略差异（1989-200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选题目的与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美国谈判策略以及国内受众成本分析 |
| 一.受众成本与受众 |
| 1.受众成本概念 |
| 2.美国国内受众 |
| 3.美国受众成本形成原因 |
| 二.美方谈判策略 |
| 1.美国谈判策略特点 |
| 2.美方谈判策略形成的原因 |
| 三.中美经贸谈判(1991-2000) |
| 1.20 世纪90 年代中美关系特点:政治经济关系不再“亦步亦趋” |
| 2.美方在中美经贸谈判中的谈判策略 |
| 第二章 中美关系及中美经贸关系发展史(1949-2000) |
| 第一节 :中美经贸概况 |
| 2.1.1 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中美正式建交前(1949-1978) |
| 1.新中国成立至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即:1949-1972 |
| 2.中美关系正常化至中美正式建交,即:1972-1978 |
| 2.1.2 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第二阶段:中美正式建交至 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1979—1989) |
| 2.1.3 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第三阶段:冷战后--21 世纪初期(1990-2000) |
| 第二节 :中美经贸关系特点(新中国成立后—冷战后) |
| 1.第一阶段:经济是政治“附属品”的起步阶段阶段:20 世纪70 年代 |
| 2.第二阶段:政治是“变压器”,经济是“粘合剂”的相互影响阶段:20世纪80年代 |
| 3.第三阶段:“自行其是”的矛盾阶段:20 世纪90 年代 |
| 第三节 :中美经贸关系各阶段特征原因分析 |
| 1.第一阶段:20世纪70年代—经贸附属于政治的阶段 |
| 2.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双边经贸关系的能动性提升阶段 |
| 3.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能动性强且高度相互依赖阶段 |
| 第四节 :本章小节 |
| 第三章 案例分析:以“中美最惠国待遇”以及“知识产权谈判”为例 |
| 第一节:案例分析:中美最惠国待遇 |
| 1.布什政府时期的最惠国待遇政策:1989-1992 |
| (1)美国国内相关利益集团立场 |
| (2)布什政府时期的“府会之争” |
| 2.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对华最惠国待遇政策:1993-1994 |
| (1)克林顿政府的政策调整 |
| (2)国内的反对以及“挂钩政策”的失败 |
| 总结 |
| 第二节:中美知识产权谈判案例分析 |
| 第三节:从“美国国内政治因素”视角分析美国将“对华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挂钩以及没有将“知识产权”与“人权问题”挂钩的原因 |
| 结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地方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一)选题的实践意义 |
| (二)选题的理论意义 |
| 三、研究综述 |
| (一)法律经济学的研究现状 |
| (二)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 |
| (一)法律经济分析的方法 |
| (二)规范分析方法 |
| (三)比较分析法 |
| (四)实证分析法 |
| 五、研究思路和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地方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的基础理论 |
| 第一节 地方经济立法辨析 |
| 一、地方经济立法的含义和特征 |
| 二、地方经济立法的表现形式、地位和作用 |
| 三、地方经济立法的发展历程和时代使命 |
| 第二节 成本效益评估的基本理论 |
| 一、成本效益评估的概念 |
| 二、成本效益评估的理论依据 |
| 三、成本效益评估的基本假定 |
| 第三节 成本效益评估的发展进程和历史规律 |
| 一、发展进程 |
| 二、历史规律 |
| 第四节 成本收益分析引入地方经济立法的制度功效 |
| 一、促进地方经济立法效率价值目标的实现 |
| 二、推动地方立法资源配置科学化 |
| 三、增进社会福利最大化 |
| 四、克服信息不对称,促进民主立法 |
| 第五节 对成本效益评估的质疑和挑战 |
| 一、忽视了对法的多维度价值的考量 |
| 二、注重功利性而忽视了道德准则 |
| 三、成本效益量化不精确 |
| 四、成本效益评估自身运作成本过高 |
| 第二章 地方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的主体、对象和标准 |
| 第一节 地方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的主体 |
| 一、我国现有的立法评估主体 |
| 二、建立多元化的成本效益评估主体 |
| 第二节 地方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的对象 |
| 一、确立成本效益评估对象的依据 |
| 二、地方经济立法的适用对象 |
| 第三节 地方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的标准 |
| 一、成本效益评估的一般标准 |
| 二、成本效益评估的特殊标准 |
| 第三章 地方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的内容和方法 |
| 第一节 地方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的内容 |
| 一、立法成本的构成 |
| 二、立法收益的构成 |
| 第二节 立法成本和收益的量化方法 |
| 一、立法成本收益的可测量性 |
| 二、立法成本的量化 |
| 三、立法收益的量化 |
| 第三节 成本和收益计算中的几个关键问题 |
| 一、成本收益量化的前提——基线 |
| 二、成本收益的时间问题——折现率 |
| 三、分配影响分析 |
| 第四节 立法效益的计算方法 |
| 一、立法成本和收益的加总计算 |
| 二、立法效益的判断标准 |
| 第五节 其他分析方法 |
| 一、成本有效性分析 |
| 二、风险分析 |
| 三、敏感性分析 |
| 第四章 地方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的程序 |
| 第一节 成本效益评估程序概述 |
| 一、成本效益评估程序与立法程序的关系 |
| 二、成本效益评估程序的要素 |
| 第二节 成本效益评估程序的启动 |
| 一、制定评估方案 |
| 二、选择评估方法 |
| 第三节 成本效益评估程序的运行 |
| 一、信息收集 |
| 二、信息的整理和分析 |
| 三、成本效益评估报告 |
| 第四节 成本效益评估程序的回应 |
| 一、立法评估结果回应的含义 |
| 二、立法评估回应方式 |
| 第五章 我国地方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制度的完善 |
| 第一节 我国地方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适用的困境 |
| 一、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 |
| 二、缺乏合理的评估技术与量化方法 |
| 三、参与成本效益评估主体不明确 |
| 四、公众参与立法的深度不够 |
| 第二节 《立法法》的规定和顶层设计 |
| 一、《立法法》对地方立法评估的规定 |
| 二、《立法法》的顶层设计 |
| 第三节 我国成本效益评估制度的总体构想 |
| 一、我国地方经济立法评估制度的现状 |
| 二、我国成本效益评估制度的总体设想 |
| 第四节 地方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的重要措施 |
| 一、建立完善的公众参与评价制度 |
| 二、建立我国大数据信息体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文献 |
| (一)专着类 |
| (二)译着类 |
| (三)中文论文类 |
| (四)学位论文 |
| (五)网络资料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5）美国环境行政执法合作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理论研究成果 |
| (二)国外理论研究成果 |
| (三)理论研究存在的不足 |
| 三、论文框架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美国环境行政执法合作机制的本体解析 |
| 第一节 美国环境行政执法合作机制的界定 |
| 一、美国环境行政执法的涵义与特点 |
| (一)环境行政执法的涵义 |
| (二)环境行政执法的特点 |
| 二、美国环境行政执法合作机制的内涵与构成要素 |
| (一)环境行政执法合作机制的概念 |
| (二)环境行政执法合作机制的特征 |
| (三)环境行政执法合作机制的构成要素 |
| 第二节 美国环境行政执法合作机制构建的目标及原则 |
| 一、美国环境行政执法合作机制构建的目标 |
| (一)环境行政执法效率提高 |
| (二)环境行政执法效果增强 |
| 二、美国环境行政执法合作机制构建的原则 |
| (一)环境结果与环境责任共担 |
| (二)构建良好的机制促使守法 |
| (三)执法机构与资源配置合理 |
| (四)执法手段与制度保障有效 |
| 第三节 美国环境行政执法合作机制的价值 |
| 一、环境秩序的维护 |
| 二、环境效率的提高 |
| 三、环境正义的实现 |
| 第二章 美国环境行政执法合作机制的生成基础 |
| 第一节 美国环境行政执法合作机制生成的现实基础 |
| 一、社会经济发展对执法合作的影响 |
| (一)国家对政府管制手段的反思 |
| (二)“威慑型”执法模式的转变 |
| 二、社会政治制度构成对执法合作的需要 |
| (一)环境执法机构间的合作共治 |
| (二)环境执法机构间的监督与控制 |
| 三、社会重视环境保护对执法合作的推动 |
| (一)环境执法机构的设立 |
| (二)公众监督作用的发挥 |
| 第二节 美国环境行政执法合作机制生成的理论基础 |
| 一、法经济学视角的考量 |
| (一)基于博弈论的多元化执法合作手段构建 |
| (二)基于成本效益理论的执法合作实效评估 |
| 二、法社会学视域的分析 |
| (一)依据社会控制论的执法合作主体选择 |
| (二)依据社会利益论的主体利益关系调整 |
| 三、行政法学视野的检视 |
| (一)福利行政法观对执法合作的推动 |
| (二)利益代表模式对执法合作的影响 |
| (三)合作治理理论对执法合作的促进 |
| 第三章 美国环境行政执法合作机制的主体 |
| 第一节 美国环境行政执法合作机制中主体的结构 |
| 一、环境行政执法合作机制中的监管者:执法机构 |
| (一)联邦环境执法机构的设置及权力配置 |
| (二)州环境执法机构的设置及权力配置 |
| 二、环境行政执法合作机制中的被监管者:排污企业 |
| (一)排污企业的权利配置 |
| (二)排污企业的义务设定 |
| 第二节 美国环境行政执法合作机制中主体的利益导向 |
| 一、环境行政执法合作机制中的利益平衡 |
| (一)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的平衡 |
| (二)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平衡 |
| 二、环境行政执法合作机制促进利益共赢 |
| (一)社会公共福利的增进 |
| (二)私人经济利益的保障 |
| 第四章 美国环境行政执法合作机制的运行 |
| 第一节 美国联邦与州环境执法机构的执法合作 |
| 一、非对等执法合作模式的采用 |
| (一)联邦与州环境执法机构执法合作的利益平衡模式 |
| (二)联邦环境执法机构对州环境行政执法的监控 |
| 二、执法合作的实施方式 |
| (一)签订环境绩效合作协议 |
| (二)启动环境保护资金援助 |
| (三)提供环境保护技术支持 |
| 第二节 美国环境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的执法合作 |
| 一、执法中合作的实施手段 |
| (一)四位一体的“防损式”执法手段 |
| (二)基于和解的“降损式”执法手段 |
| 二、执法中合作的利益考量 |
| (一)“防损式”执法合作的博弈分析 |
| (二)“降损式”执法合作的成本效益考量 |
| 三、执法中合作的外部监督 |
| (一)司法审查手段的应用 |
| (二)公众监督方式的运用 |
| 第五章 美国环境行政执法合作机制的借鉴 |
| 第一节 借鉴基础 |
| 一、中美环境治理理念的转变相似 |
| 二、中美环境行政执法模式的演变过程类似 |
| 三、中美环境行政执法均以成文法为主要依据 |
| 第二节 合作共治方式的借鉴 |
| 一、美国联邦与州环境行政执法合作的经验 |
| (一)以环境信息技术的应用促进联邦与州执法合作 |
| (二)以环境保护合作资助推动联邦环保政策在各州落实 |
| (三)将执法合作与监控并用提升联邦与州合作效果 |
| 二、我国中央与地方环境行政执法协调配合的方式选择 |
| (一)设立中央与地方环境协调办公室 |
| (二)推进中央与地方的环境信息共享 |
| (三)应用灵活的环境保护资金援助手段 |
| (四)创新地方政府绿色GDP考核机制 |
| 第三节 利益共赢模式的借鉴 |
| 一、美国环境执法机构与被监管者利益共赢的经验 |
| (一)“防损”与“降损”的有效结合 |
| (二)注重“成本效益”的内在逻辑 |
| 二、我国环境执法机构与被监管者利益共赢的制度设计 |
| (一)建立环境违法预警制度 |
| (二)构建环境行政执法和解制度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6）二战后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核心概念界定 |
| (一)教育项目 |
| (二)美国联邦教育项目 |
| (三)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 |
| 三、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 四、主要研究内容 |
| (一)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演变历程的分期依据 |
| (二)各章研究内容 |
| 五、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六、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一)本论文的创新点 |
| (二)本论文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二战后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重点创设(二战后至20 世纪60 年代初) |
| 第一节 联邦教育项目管理重点创设的奠基 |
| 一、美国建国前后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萌芽 |
| 二、20世纪初期美国教育项目管理的雏形生成 |
| 第二节 二战后联邦教育项目管理重点创设的实践 |
| 一、退役军人教育援助项目的创设 |
| 二、国防研究奖学金项目的创设 |
| 三、国际交流与教育项目的创设 |
| 第三节 联邦教育项目管理重点创设的特点、成效及问题 |
| 一、联邦教育项目管理重点创设的特点 |
| 二、联邦教育项目管理重点创设的成效 |
| 三、联邦教育项目管理重点创设的问题 |
| 第二章 二战后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系统整合(20 世纪60 年代中至80 年代初) |
| 第一节 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系统整合的背景 |
| 一、“民权运动”的兴起与“伟大社会”建设 |
| 二、联邦管理体制的变革 |
| 三、从联邦教育总署到联邦教育部的管理探索 |
| 第二节 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系统整合的实践 |
| 一、初中等教育法中的系列教育项目的设置与运作 |
| 二、高等教育项目管理的系列化运作 |
| 三、关注社会地位处境不利人群项目的创设 |
| 四、职业教育项目管理的调整 |
| 五、影响援助项目的创设 |
| 第三节 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系统整合的特点、成效及问题 |
| 一、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系统整合的特点 |
| 二、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系统整合的成效 |
| 三、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系统整合的问题 |
| 第三章 二战后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体系优化(20 世纪80 年代初至20 世纪末) ·· |
| 第一节 联邦教育项目管理体系优化的背景 |
| 一、教育项目管理固有局限的逐渐显露 |
| 二、教育项目管理主体的“门户”之行 |
| 三、“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 |
| 第二节 联邦教育项目管理体系优化的实践 |
| 一、1981 年《综合预算调节法》对项目管理的改革 |
| 二、教育项目管理向早期教育干预层面的延伸 |
| 三、教育项目管理向优质学校示范引领层次的拓展 |
| 四、教育项目管理向职业技术教育领域的跨越 |
| 五、教育灵活性示范项目的设立 |
| 六、大学生资助项目的反复调整 |
| 第三节 联邦教育项目管理体系优化的特点、成效及问题 |
| 一、联邦教育项目管理体系优化的特点 |
| 二、联邦教育项目管理体系优化的成效 |
| 三、联邦教育项目管理体系优化的问题 |
| 第四章 二战后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创新提升(21世纪初至今) |
| 第一节 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创新提升的背景 |
| 一、苏东剧变与世界体系的震荡 |
| 二、多极化世界格局的新挑战 |
| 三、教育升级创新的新需要 |
| 第二节 联邦政府教育项目管理创新提升的实践 |
| 一、联邦教育项目管理战略的升级与落实 |
| 二、强化联邦对教育项目管理体制的操控 |
| 三、项目引导各地构建STEM学习生态系统 |
| 四、“十万强”系列国际教育交流项目的全球覆盖 |
| 第三节 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创新提升的特点、成效及问题 |
| 一、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创新提升的特点 |
| 二、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创新提升的成效 |
| 三、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创新提升的问题 |
| 结语 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启示 |
| 一、深深地植根于美国教育社会生态的文化土壤 |
| 二、联邦运作的法制化为教育项目管理提供合法性权威 |
| 三、各级政府、社会团体和社会全员主体的能动参与和干预 |
| 四、结构清晰精细的教育项目科学设计 |
| 五、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不断探索、创新与提升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7）论社会思潮流转与法律制度变迁——以美国产品质量监管为对象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前言 |
| 一、自由主义影响下的司法主导型监管 |
| （一）自由主义促生法律达尔文主义 |
| （二）以契约自由为基础的司法主导 |
| 二、进步主义运动与国会立法型监管 |
| （一）社会公益观念勃兴 |
| （二）联邦权力得到强化 |
| 三、福利国家观念与行政主导型监管 |
| （一）福利国家观念对行政权的重构 |
| （二）行政权扩张下的产品质量监管 |
| 四、现代治理语境中的“放松管制”与分类监管 |
| （一）从过度管制到放松管制 |
| （二）放松管制与产品质量监管的均衡发展 |
| 余论 |
（8）行政立法视角下的规制影响评估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意义与背景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国内文献综述 |
| (二)国外文献综述 |
| 三、内容结构、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
| (一)内容结构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规制影响评估制度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规制影响评估制度的内涵 |
| 一、规制影响评估制度的概念 |
| 二、规制影响评估与成本收益分析 |
| 三、规制影响评估与我国立法后评估辨析 |
| 第二节 规制影响评估制度的理论依据 |
| 一、行政民主化的要求 |
| 二、规制改革与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 |
| 三、法经济学分析的广泛应用 |
| 四、市场失灵、规制失灵问题的影响 |
| 第三节 规制影响评估制度的价值和挑战 |
| 一、规制影响评估制度的价值 |
| 二、规制影响评估制度的挑战 |
| 第二章 规制影响评估的制度框架 |
| 第一节 规制影响评估制度产生的背景和历史沿革 |
| 一、时代背景 |
| 二、美国规制影响评估制度概述 |
| 三、欧盟规制影响评估制度概述 |
| 四、规制影响评估制度的发展现状 |
| 第二节 规制影响评估制度的法律依据和原则 |
| 一、规制影响评估制度的法律依据 |
| 二、规制影响评估制度的原则 |
| 三、辅助性原则、比例原则与规制影响评估制度 |
| 第三节 规制影响评估制度的主体和范围 |
| 一、评估主体 |
| 二、适用范围 |
| 第四节 规制影响评估制度的监督 |
| 一、行政机关的监督 |
| 二、立法机关或其他机构的监督 |
| 第三章 规制影响评估制度的基本运作 |
| 第一节 规制影响评估制度的基本程序制度 |
| 一、咨询制度 |
| 二、公开与时限制度 |
| 三、规制精简与机构协调制度 |
| 第二节 规制影响评估制度的启动程序 |
| 一、国外规制影响评估制度的启动程序 |
| 二、规制影响评估制度启动程序的介评 |
| 第三节 规制影响评估制度的实施程序 |
| 一、国外规制影响评估制度的实施程序 |
| 二、规制影响评估制度实施程序的介评 |
| 第四节 规制影响评估制度的完结程序 |
| 一、国外规制影响评估制度的完结程序 |
| 二、规制影响评估制度完结程序的介评 |
| 第四章 规制影响评估制度的标准和方法 |
| 第一节 规制影响评估制度的标准 |
| 一、评估标准的具体内容 |
| 二、评估指标的设计 |
| 第二节 规制影响评估制度的方法 |
| 一、评估信息的获取 |
| 二、评估的分析方法 |
| 三、规制的成本收益计算 |
| 四、辅助性分析方法 |
| 五、成本收益分析的应用 |
| 第五章 规制影响评估制度对我国之启示 |
| 第一节 我国规制影响评估制度之概况 |
| 一、我国规制影响评估制度的背景 |
| 二、我国规制影响评估制度现状与发展 |
| 三、我国确立规制影响评估制度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
| 第二节 我国规制影响评估制度之展望 |
| 一、加强政治层面的支持 |
| 二、建立法律层面的保障 |
| 三、完善制度层面的设计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术成果 |
（9）美国气候变化法律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美国气候变化法律制度之立法背景 |
| 第一节 气候变化之内涵 |
| 一、气候变化的学理内涵 |
| 二、气候变化的法律内涵 |
| 三、温室气体的意涵 |
| 四、气候变化之特性分析和法律规范需求 |
| 第二节 美国气候变化法律制度衍生的背景 |
| 一、美国温室气体排放结构体系和现状 |
| 二、气候变化对美国的影响 |
| 第三节 美国气候变化之政策和立法进程 |
| 一、美国气候变化政策的演进历程 |
| 二、美国在气候变化国际框架中的角色 |
| 三、美国气候变化立法规范化进程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美国联邦气候变化法律制度的基本体系 |
| 第一节 风险预警与分担法律制度 |
| 一、气候变化风险预警与分担法律制度的特征及作用 |
| 二、气候变化保险制度之原则和可保性研究 |
| 三、美国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绿色保险”与气候变化 |
| 四、美国洪水保险法律制度:巨灾风险转移的保险形式 |
| 第二节 命令控制型监管制度 |
| 一、传统管控法律制度在气候变化法律中的功能和特点 |
| 二、气候管控基础之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制度及实践价值 |
| 三、评估和管理气候影响之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及理论支撑 |
| 四、整合环境许可和气候变化之大气排污许可证制度 |
| 五、交通运输领域减排之机动车辆排放管理制度 |
| 六、成本效益最优之能源效率标准和标识制度 |
| 第三节 市场导向型法律制度 |
| 一、气候变化市场导向型法律制度之规范内涵和发展脉络 |
| 二、温室气体总量控制与交易制度理论基础和制度构建 |
| 三、碳税在美国气候变化治理中的未来评析 |
| 第四节 司法救济与监督制度 |
| 一、美国气候变化诉讼演进趋向 |
| 二、美国气候变化诉讼原则和实践 |
| 三、美国气候变化诉讼之侵权公害诉讼和大气信托诉讼 |
| 四、司法在气候变化管控上的功能价值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美国地方气候变化法律制度的理路:以三个州为例 |
| 第一节 地方政府在气候变化法律制度中的角色演绎 |
| 一、地方气候变化法律和政策评析 |
| 二、美国区域气候变化法律管控之倡议 |
| 三、地方在气候变化规制上之动因和动力 |
| 第二节 华盛顿州气候变化法律制度框架 |
| 一、华盛顿州政治体系及气候变化之影响 |
| 二、华盛顿州气候变化主体法律框架和制度构建 |
| 三、案例研究之西雅图市气候行动介评 |
| 四、华盛顿州气候变化法律评析 |
| 第三节 加利福尼亚州气候变化法律制度体系 |
| 一、加利福尼亚州气候变化法律制度之渊源 |
| 二、加州温室气体总量控制与交易法律制度体系 |
| 三、加州气候变化法律制度之证成 |
| 第四节 马萨诸塞州气候变化法案解读 |
| 一、《马萨诸塞州全球变暖解决法案》之法律架构和意义 |
| 二、马萨诸塞州之减排项目 |
| 三、马萨诸塞州第569号行政令解读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美国气候变化法律制度理论特征及基本模式 |
| 第一节 美国气候变化法律制度理论渊源 |
| 一、美国气候变化法律制度之法源与内涵 |
| 二、美国气候变化法律制度的本质内涵 |
| 第二节 美国气候变化法律制度内核分析:法经济学视角 |
| 一、美国气候变化法律制度的法经济学基础:碳的社会成本 |
| 二、美国气候变化应对之成本效益分析 |
| 三、美国气候变化制度之内核 |
| 第三节 美国气候变化法律制度基本原则 |
| 一、减缓和适应并进原则 |
| 二、司法审查原则 |
| 第四节 美国气候变化法律制度之核心理念 |
| 一、构建理念之一:衡平可持续发展和利益本位 |
| 二、构建理念之二:资本市场和有限政府之气候管制 |
| 第五节 美国气候变化法律制度基本模式:“四位一体” |
| 一、风险预警与分担法律制度 |
| 二、命令控制型监管制度 |
| 三、市场导向型法律制度 |
| 四、司法救济与监督制度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美国气候变化法律制度的审思和借鉴 |
| 第一节 美国气候变化法律制度之深层剖析 |
| 一、美国宪政制度下的气候变化法律制度 |
| 二、美国环境联邦主义下的气候变化法律制度 |
| 三、美国气候变化法律制度下的司法功能 |
| 第二节 美国气候变化法律制度结构性和程序性之掣肘 |
| 一、美国气候变化法律治理结构功能失调 |
| 二、美国气候变化法律治理程序性局限 |
| 第三节 美国气候变化法律制度的借鉴 |
| 一、气候变化法律制度决策中考量SCC(碳的社会成本) |
| 二、气候变化治理“试验田”借鉴之地方“先行先试” |
| 三、市场导向型法律制度之规范经验 |
| 四、司法救济与监督:推动气候变化司法 |
| 第四节 中国气候变化法律制度体系构建 |
| 一、完善我国气候变化法律制度体系之构想 |
| 二、强化气候变化法律责任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研究（1951-2017） ——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与研究假设 |
| 1.1.3 基本概念界定 |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框架 |
| 1.2.1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论 |
| 1.2.2 搜集资料的方法 |
| 1.2.3 研究意义 |
| 1.2.4 研究框架 |
| 1.3 理论梳理与文献综述 |
| 1.3.1 理论梳理 |
| 1.3.2 文献综述——台湾电视研究 |
| 1.3.3 文献述评 |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2.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1951-1987) |
| 2.1“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发展与衍变 |
| 2.1.1 试水电视业:教育电视台的成立 |
| 2.1.2 第一家商业电视台:台视 |
| 2.1.3 中视:率先播出彩色节目 |
| 2.1.4 华视:突出教育节目特色 |
| 2.1.5 公共电视节目的草创 |
| 2.2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分析 |
| 2.2.1“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正式规则 |
| 2.2.2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非正式约束 |
| 2.2.3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实施机制 |
| 2.3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2.3.1 外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2.3.2 内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2.3.3 行动者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3 “解严”之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1987-2000) |
| 3.1 “解严”之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发展与衍变 |
| 3.1.1 台视、中视和华视:进入激烈竞争时期 |
| 3.1.2 民视的成立:反对党“发声”,打破无线三台“三足鼎立”格局 |
| 3.1.3 公视:漫长的筹建之路 |
| 3.2 “解严”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分析 |
| 3.2.1 “解严”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正式规则 |
| 3.2.2 “解严”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非正式约束 |
| 3.2.3 “解严”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实施机制 |
| 3.3 “解严”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3.3.1 外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3.3.2 内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3.3.3 行动者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4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2000-2017) |
| 4.1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发展与衍变 |
| 4.1.1 商业无线电视台的重组 |
| 4.1.2 公广集团版图的扩充 |
| 4.2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分析 |
| 4.2.1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正式规则 |
| 4.2.2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非正式约束 |
| 4.2.3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实施机制 |
| 4.3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3.1 外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4.3.2 内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4.3.3 行动者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5. 结语: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变迁分析与批判 |
| 5.1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 |
| 5.2 “解严”之后至2000年“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 |
| 5.3 2000年“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 |
| 5.4 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的反思与批判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访谈提纲 |
| 附录二 访谈人物列表 |
| 附录三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及其他作品发表情况 |
| 后记 |
四、美国政府管制成本与收益分析的制度演变——从总统行政命令到国会立法（论文参考文献）
- [1]美国国会立法机制改革研究（1946-1995）[D]. 李俊霖. 辽宁大学, 2021(02)
- [2]中美行政解释模式之比较研究[D]. 孙超然. 吉林大学, 2020(02)
- [3]中美经贸谈判：从“受众成本”视角分析美方谈判策略差异（1989-2000）[D]. 邹雨佳. 外交学院, 2020(08)
- [4]地方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制度研究[D]. 戴燕. 吉林大学, 2020(08)
- [5]美国环境行政执法合作机制研究[D]. 张丽娟. 吉林大学, 2020(08)
- [6]二战后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发展研究[D]. 刘亮亮. 河北大学, 2020(08)
- [7]论社会思潮流转与法律制度变迁——以美国产品质量监管为对象的考察[J]. 李巍涛,崔晓娟. 武陵学刊, 2020(01)
- [8]行政立法视角下的规制影响评估制度研究[D]. 钱鹤群. 中央财经大学, 2019(08)
- [9]美国气候变化法律制度研究[D]. 何秋.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4)
- [10]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研究（1951-2017） ——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D]. 陈若萱. 厦门大学, 201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