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特别移民流刑犯”—一个秘密档案中的词汇（论文文献综述）
佟文娟[1]（2021）在《乾隆朝新疆遣犯问题研究》文中认为清代发遣新疆罪犯众多,且身份复杂,上起宗室王公、满汉要员,下至普通旗人、民人乃至奴仆。自乾隆中叶,将新疆定为“发遣地”伊始,历经数十年调整完善,迄乾隆末年,发遣新疆制度已趋于成熟。乾隆朝是清代发遣新疆人数最多、制度变化最大的时期。本文重点利用满文档案,以乾隆朝新疆遣犯为研究对象,对发遣新疆缘起、遣犯安置与劳役、遣犯管理、遣犯出路等内容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重点关注发遣新疆制度中的地域差异、遣犯身份差异等问题,探究制度变化的原因及具体实施情况,以此试析发遣新疆制度与治疆政策的关系,以及对新疆开发建设的历史作用。本文由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构成。绪论,主要介绍选题缘由、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等内容。正文,共有四章:第一章探讨罪犯发遣新疆的缘起。根据遣犯来源不同,分别考察内地与新疆本地罪犯的发遣,以及发遣条例的调整,并对遣犯在新疆的分布区域进行梳理,进而分析区域调整与清廷对新疆统治之间的关系。第二章探讨遣犯的安置与劳役。通过遣犯在配为奴役使、屯田、当差,对其安置方式及变化原因进行考察,进而分析罪犯发遣方式与遣犯在配劳役之间的关系。第三章探讨遣犯的管理。介绍清廷对遣犯全员全流程的监管,以及针对遣犯等政府组织移民安置中,对设立卫所的探索及搁浅原因。结合遣犯在配犯罪、脱逃问题,分析清廷的惩治、预防措施。并以满文档案中乾隆三十三年昌吉遣犯集体出逃事件的记载,还原事件原貌。第四章探讨遣犯的出路。梳理清廷对不同遣犯指给的自新之路,通过罪责、地域、身份等诸多差异下的不同年满安置政策,分析遣犯发往新疆的不同目的,以及不同遣犯在治疆政策中的不同定位,进而探讨清律中的同罪异罚现象及皇权在遣犯问题中的影响。结语。在概括全文基础上,探讨罪犯发遣新疆的目的和意义,以及发遣新疆制度利弊及其历史影响。
宋兴家[2]（2021）在《满汉融合视角下的清代奴仆法规研究（1616-1795）》文中认为清代立法中的一个重要主题是针对奴仆的立法。清代官方制定关涉奴仆的法规数量大,增订次数频繁,这些法规主要散布在清律、会典之中,未独立成为单一的法律文本。从内容上来看,相关法规对奴仆制度的存续、奴仆的身份与地位、主奴关系的调节等方面做出了细致规定。从法律来源来看,这些法规存在满汉两种法源。本文主要借助对清入关前至乾隆年间与奴仆相关法规的历时性梳理,揭示清代立法中存在一个满汉融合的过程。继而探究满汉法律在融合过程中,对旗民社会中奴仆身份、地位所产生的影响。最后尝试在与明代社会比较的基础上,呈现清代社会演进中社会结构层面的变动趋势。入关前的旗人社会盛行奴仆制度,已形成关于奴仆身份、地位的一些习惯法。其时旗下社会的身份层次简单,奴仆具有浓厚的财产属性。相关习惯和法规虽强调家主对奴仆的所有权,却规定家主不能轻易杀伤家中奴仆,奴仆可通过举首家主非法行为的方式离开家主;相关法条主要围绕主奴间关系展开,不大注重区分奴仆与良人之间法律的地位差异。顺治初年所定清律大体沿用明律,禁止庶民家存养奴仆,规定奴仆是一个身份低于庶民,对家主及其亲属有着较强依附性的人群,是等级化社会中地位最低的人群。入关前后,满汉奴仆法律奴仆的身份、地位及存养奴仆等问题的规定上存在较大差异。顺治、康熙年间立法规范旗下买卖人口,逐渐认可旗人通过白契买卖奴仆的行为,打击抢夺拐卖人口的罪行。官方沿用和增订了奴仆犯法家主连坐、以人准债、逃人法等入关前的法规。还比照顺治律内容,对红白奴仆的法律地位进行分等,制定家主与奴仆相犯如何处置的条例。顺康年间官方为旗人新制定的法规,既表现出对入关前法条的吸收和继承,又呈现了满汉法律融合的态势。雍正、乾隆年间修律,将此前沿用的满洲法,及依照顺治律和满洲法精神新制定的一些条例整合到清律中,再比照律意对这些条例进行取舍。其结果是,律中带有满洲特色的条例逐渐减少,仅剩的法条亦是融合有满汉两种法源的条例。雍正、乾隆年间立法向旗人看齐,解除对民人存养奴婢的限制。旗下奴婢法律身份比照顺治律进行了重塑,主奴关系更为严肃,奴仆地位愈发下降。结合清前期法规的修订情况来看,明显存在一个满汉融合的过程。满汉法律融合使得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将罪犯及家属罚为奴的刑罚更加普遍。籍没、发遣为奴这些带有鲜明满洲因素的刑罚,在司法实践中被广泛应用;发功臣之家为奴的刑罚在乾隆年间再度兴盛,将叛犯家属罚为奴成为清代皇帝恩赏旗下功臣的重要手段。满汉法律融合导致满洲法中允许普遍存养奴婢及将人视为财产的观念,与汉族严肃、体系化的身份制度融合,凝聚出一种允许社会普遍蓄奴,且注重维持奴婢的低贱身份,还强调奴仆对家主依附关系的法律精神。清代社会结构的重组中,作为社会底层的奴仆群体扩大,旗民社会中主奴关系得到强化。
孙祺祺[3]（2020）在《清代秋审免死减等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清代秋审免死减等机制的研究立足于秋审程序中控制死刑执行,调整人犯量刑的具体措施,聚焦程序运行过程中人犯由死化生这一变化过程,深入考察人犯免死减等即死刑免除并减等刑罚机制的程序设计、运行依据、案件类型、功能意义等内容,并着重展现这一机制在死刑人犯执行控制方面的实际效果。秋审人犯除一小部分情重应决者外,大部分人犯能够获得刑罚宽减的机会,并根据自身案情特点分别处以适当的减死之刑,这一机制对于控制清代死刑处决人数发挥了关键作用。现有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并非凭空产生,秋审免死减等机制以死刑减等刑的发展、死刑罪名分类和死刑复核制度的建立为基础,在“慎刑”“天人合一”与“刑罚得中”思想的指导下逐步发展完善,成为一种多种途径并举的慎刑控死机制。免死减等机制包括免除死刑与减等刑罚两个阶段,区分出不需处决人犯成为机制启动的第一步。借助秋审结果的细化,筛选出情实勾决之外的多种免死类型,再根据不同类型人犯的处理方式减等刑罚。在机制开启之初,需要完备的运行依据作为支撑,以保证程序的稳定性和可控性,主要包括常规依据、常规之补充、非常规依据三类。条例规定、秋审条款、秋审惯例、历年成案并与衡情原则结合在其中发挥主要作用,确定了宽减人犯的范围、幅度与后续处理等一系列问题,并对人犯分类提供参考标准。而赦宥因临时临事而制的特性,作为非常规依据在特定情况下发挥作用。常规依据与非常规依据的区别在于,前者带有制度性特征,具有可预见性,或可说是死刑案件的法定处理程序,而后者具有更有灵活性与随机性,以皇帝的临时诏书为形式依托不免带有不可预测的色彩。二者都以对案件死刑量刑的确认为前提,但前者否认死刑执行的必要性,而后者对此不表示反对,只是因于外部因素使得生命剥夺不合时宜而制止。在对运行程序的整体关注之下,也应注意到秋审的特殊制度对免死减等机制运行的影响。秋审案件分官犯、服制犯、常犯三册分别汇奏,三册虽同适用一个程序,但是因身份的特殊性导致免死减等的力度及措施有所区别。免死减等机制的展开与案件类型有一定的关联度,但定案与秋审之间的差异仍非对应关系,一概入实的案件并不能当然认为处死人犯会增多。除了制度保证之外,机制运行还需要发挥作用的人——司谳官。秋审结果的实缓转化与免死案件的形成过程中,不同层级的承审官获取的审理依据,对法律与政策的理解甚至利益纠葛等因素引起了秋审案件实缓结果的不同。地方臬司、督抚作为秋谳案件的最初审理者,其实缓结果的拟断既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又总是面临中央层级的改判质疑,改判不仅关涉秋审案件以及死罪人犯的生死,更与官场规则等法外因素密不可分。最终决定人犯生死的权力掌握于皇帝之手,他本人对拟定依据的理解对官员有极强的约束力。皇帝深入秋审的运行程序中,借由勾决监督官吏工作,同时彰显皇权,起到恩威并施的效果。对于免死减等机制在秋审实践中究竟能够发挥多大作用的考察,应从秋审人犯免除死刑的比例及减等刑罚的效果入手,免死减等机制在控制死刑方面的优越性借此体现出来。首先,机制的运行并非单纯追求死刑转化为生刑而已,更重要的是实现减死之后罪与刑能够允协,因此需要以适当的减死一等刑为基础。清代在前代基础之上又发展了发遣与永远监禁两种减死之刑,永远监禁刑更是因为突破了传统刑罚发展的路径而显得特殊。其次,通过量化分析的方式,以清代乾隆、道光、光绪三朝秋审常犯情实勾决与缓决减等情况的对比,展现免死减等机制在控制死刑执行方面的显着效果。这一机制依托死刑案件的秋审程序,本着将死罪与死刑执行相分离的原则,在不改变人犯定罪的基础之上而做出量刑调整,以降死一等刑代替死刑的执行,灵活多样地利用已有刑罚措施,促进减死之刑更好地适应司法实践需要,从而在达到降低死刑执行人数目的基础上,保证减等刑罚与罪行之间的匹配度与合理性,保障清代刑罚裁量公正性与适当性。更进一步说,免死减等实质上是传统量刑技术的极致化体现。根据案件实际情况的轻重缓急上下调整,除了能够树立刑罚的威慑性,也能通过结果的转化展现皇帝宽恤民命的温情,情重者情实勾决以发挥刑罚惩戒作用使民知儆畏,轻缓者缓决减等来体现国家恩赏矜恤使民受德化,这种天然地带有调节刑罚强度、刑罚方式等方面的能力是区别于普通刑罚机制的重要特征。秋审免死减等机制在以司法控制代替立法控制的基调下,借助秋审程序的发展,以免死并减等的方式对死刑案件分流处理,在死刑执行的最终环节上的把控,从结果上直接减少处决人数,这种控制死刑的路径既是受前代经验的影响,也有自身的转换和改造。它的巨大优越性还体现于投入成本小,见效快,对其他法律制度的影响较小,它将控制阀门装在死刑确认执行之上,对前期的一系列司法程序都没有直接影响,不会过多干扰既有法律制度的适用。免死减等机制不仅是一种控死方式,还是刑罚的调整措施,有助于实现个案实质公正的追求。体现了传统刑罚发展的进步之处,同时为现代死刑控制措施的改良提供了有益经验。
高畅[4]（2020）在《民主德国的人口流失现象及其原因》文中提出在德国移民历史上,民主德国的人口问题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同其他国家的移民问题之间也存在着很多共性特征。人口流失现象作为贯穿民主德国历史始终的社会问题对移民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首先,本文将民主德国的人口流失现象划分为前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并对每一阶段中的人口流失规模与特点进行研究。其次,从历史维度分析影响人口流失各阶段发展的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最后,从人口流失动因维度,总结在民主德国人口流失各阶段中充当推力、拉力及阻力动因的因素。从宏观上来看,在民主德国人口流失现象的发展过程中有多种内外因素在共同施加影响。国内政策的施行、调整和特定事件的发生是人口流失现象发生变化的内在因素,国际局势的变动多为这一现象的外在触发因素。从微观上来看,流失动因中的拉力、推力和阻力因素间的相互叠加或抵消会对各阶段的民主德国人口流失现象产生影响。经济和政治动因是民主德国人口流失的主要动因。国内外因素所引发的社会矛盾是民主德国人口流失的根本动因。
谷伟[5]（2019）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公共政治的重塑 ——乔纳森·弗兰岑悲剧现实主义小说的文化政治策略研究》文中提出在当代美国文坛,乔纳森·弗兰岑是堪与唐·德里罗、E.L.多克特罗等前辈文坛巨匠相比肩的年轻一代小说家。作为悲剧现实主义文学的倡导者,弗兰岑在创作中借助人物动荡的生存体验来折射宏观社会文化危机,培植穿透虚幻表象洞悉复杂现实的认知潜能。中后期代表作《纠正》《自由》与《纯洁》引爆了读者的抢购狂潮,获得批评界的高度关注。然而,三部小说在捕捉公众集体想象的同时,也遭到一些学者的批评,认为弗兰岑政治意识的锐度在减弱。这些批评声音所固守的是后现代主义立场,默认小说的能动性在于激进的形式实验,认为复归描摹家庭生活的现实主义就是向霸权投诚。而且,多数批评局限于单一小说文本,既无法立体呈现弗兰岑的创作全貌,亦使小说值得挖掘的文化政治维度无法获得充分讨论。据此,论文聚焦《纠正》《自由》与《纯洁》三部作品,细致分析弗兰岑对当代公共政治危机不同侧面的表征,挖掘其对重振公共领域的反思,勾勒弗兰岑中后期创作的主旨脉络,揭示其强烈的文化焦虑和时代关注,全面呈现其深层的文化政治意识,展现悲剧现实主义的核心理念。论文从文化研究的跨学科视野入手,在对小说进行贴合文本语境的具体阐释中,借鉴诸多当代理论家的思想锋芒,包括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认知图绘理论、大卫·哈维的空间正义理论、劳伦·勃朗特的情感依恋思想、贝尔纳·斯蒂格勒的技术哲思、哈特与奈格里的诸众理论等,透过理论洞见来赋予论文更为深入的剖析视角。论文全篇共分五个部分,包括绪论、主体三章与结语。第一章（绪论）勾勒了弗兰岑的创作生涯,梳理了国内外研究现状,探究了各时期的学界评论重心,归纳了对悲剧现实主义小说文化政治维度的理解缺憾。在对悲剧现实主义进行认知图绘的基础上,绪论指出论文旨在捕捉弗兰岑文学创作的总体脉络,聚焦其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公共政治的反思,随后概述了论文的结构框架。第二章从《纠正》对技术消费主义的批判入手,分析了晚期资本主义超空间中公共政治的衰微困境与重振策略。本章重点讨论了生物精神病学诊疗机制的物质主义逻辑,指出其摧毁了主体的内在世界,进而破坏了认知定位能力与共同体视野。《纠正》中的兰伯特夫妇及其三个子女的生命都以不同方式被吸纳到技术消费主义的霸权宰制中。弗兰岑通过再现兰伯特一家摆脱技术消费幻象的挣扎历程,指出抵抗霸权需要重拾历史意识,恢复生命存在的故事时间深度;重塑认知定位,洞悉个体动荡苦难与集体福祉保障的瓦解密切相关;重构社群意识,构筑他者关爱的“情感空间”,形塑扞卫集体福祉的至善共同体。第三章从《自由》对美国政治势力的全谱分析入手,探究了新自由主义霸权下的公共政治危机。《自由》以帕蒂与沃尔特夫妇、好友理查德、儿子乔伊等人物的爱恨离合为主轴展开叙述。小说中诸多人物受到新自由主义霸权的深刻影响:或如沃尔特等自由主义者投身“士绅化”等基于身份政治的文化抗争,却因白人精英身份,落入多重结构困境;或如理查德等文化左派诉诸朋克亚文化的对抗实践,却囿于激进颠覆的边缘立场,日益孤立大众;或如帕蒂与儿子乔伊受到右翼势力的情感操控,执着依恋物欲自由观,无视日常生活的苦难。藉由再现人物的霸权抗争,弗兰岑指出重振公共政治需要重塑认知图绘,洞悉新自由主义摧毁集体福祉的扩张逻辑,把握多元资本权力关系的聚合点;重拾历史意识,回溯美国自由共识中的非理性威胁,顺势把握自由信仰的另类策略;重整扞卫共同性的诸众联盟,摒弃无效的激进边缘立场,藉由爱来构筑共同体意识,进而统合奇异多元的诸众力量。第四章从《纯洁》对生命权力的反思入手,探究了数字资本霸权的公共政治危机。小说藉由女孩碧普找寻生父的历程,逐步揭开碧普父母与以阿桑奇为原型的网络揭秘英雄安德烈亚斯·沃夫的复杂纠葛,再现了资本主义藉由数字技术重构意识感知与精细调控人口的生命宰制。此外,小说分别从伦理与心理机制溯源,揭示出数字网络生命宰制与资本权力扩张的伴生关系,探究了数字网络对公共领域的巨大破坏力:一方面透过建构虚拟安全幻象,数字网络摧毁了个体基于他者认同的社会人格身份,消解了复杂现实和深度交流;另一方面透过操控物性持存工业体系,数字网络宰制了传承世代经验象征符码的前个体储备,破坏了“个性化”进程,在摧毁主体独一心理结构的同时,消弭了多元包容的至善共同体。通过对碧普走出虚拟安全幻象的曲折探索,弗兰岑指出重振公共政治需要重塑历史意识,洞悉技术理性架空人类的启蒙辩证法逻辑,把握数字资本瓦解国家政治架构的趋势;重构认知定位,建立认知数字资本权力的微缩模型,揭示权力运作的对立框架来悬置权力机制;重建社群意识,推动大众透过思辨来洞悉数字资本宰制生命的危机,进而直面社会现实和人际交往,敞开创造新世界的行动潜能。第五章（结语）探究了悲剧现实主义小说的能动性,指出弗兰岑意图重塑卢卡奇论及的“总体性”意识。在《纠正》《自由》与《纯洁》中,弗兰岑从多维度把脉诊断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复杂症候,在不同时期聚焦了公共政治危机的不同重心,持续调整和完善认知图绘、历史意识与社群连接的行动策略,旨在总体把握资本系统的错综现实,寻求重振公共政治的良方。
夏婷婷[6]（2019）在《阿根廷蒙托内罗运动研究》文中提出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全球激进社会运动进入了高潮,拉丁美洲也不例外。冷战格局下美苏对拉美的争夺,加剧了拉美地区局势的动荡。在这一政治形势下,拉美的激进青年仿照古巴的先进经验,展开了各种形式的社会运动和游击运动。这些激进思想的诞生不仅来源于国际地缘政治的演化,还与拉美各国动荡的政治和社会格局相关。阿根廷大量社会运动的爆发,导致部分激进青年判定:国家已具备了革命的条件。这一看法促使他们走上了武装反抗的道路,蒙托内罗是其中最大的一场激进反抗运动。蒙托内罗反抗运动内生于阿根廷的政治文化中,本文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察:首先,革新天主教的社会网络成为他们最初的聚合空间,革新天主教思想为他们提供了对现实的解释工具,推动他们作出革命的论证;其次,蒙托内罗选择了庇隆主义的政治身份,继承了庇隆主义的政治文化,获得了巨大的动员能力,但是他们选取的庇隆主义与庇隆主义运动和庇隆本人出现了偏差,最终导致了庇隆主义运动内部的冲突;再次,军政府的残酷镇压导致了蒙托内罗的失败,但蒙托内罗对革命形势和国家军事能力的误判以及自身政治组织能力的不足也是失败的重要原因;最后,阿根廷民选政府上台后,对蒙托内罗成员的身份界定成为了社会各界争论不休的话题,并凸显为阿根廷政治和社会中左右翼矛盾的核心特质。本文基于蒙托内罗组织的核心出版物,对前蒙托内罗成员的访谈、主要领导人的回忆录,以及军政府内部的情报文献等一手资料,重构该运动的兴起、组织壮大、流亡、反攻与失败的全过程。通过结合“全球六十年代”、冷战格局与阿根廷的政治社会格局、运动的组织网络、成员的主观思想成因等多个角度对其进行立体地考察,试图勾勒出该运动具有的阿根廷特色的政治文化。对蒙托内罗运动的历史研究有助于理解阿根廷当今政坛的政治逻辑。
孙骁[7]（2018）在《边疆与内地一体化进程中的云南吏治变迁：1726—179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继南诏、大理割据统治以后,作为西南边疆的云南进入了元明清“大一统”统治时期,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逐步推进。进入十八世纪以来,清帝国步入了鼎盛时期。在史家笔下,这一时期往往被称为“康乾盛世”,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程度都达到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最高峰;同时也是东亚古典文明向现代文明过渡的时间点。在这一阶段中,清帝国的统治者对云南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使当地的制度与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变革,推动了当地社会的迅速发展。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以督抚官员为核心的官僚体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完善,成为大一统政治在西南边疆推进的主要标志,对边疆经济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与此同时,滇省与内地一体化程度的加深,也引发了一系列地方吏治问题,官场日渐腐败,在乾隆年间接连发生了数起高官贪腐大案。基于这样的历史状况和特点,我们对雍正、乾隆时期云南吏治的研究,就成了深入认识西南边疆一体化进程中新问题新矛盾的关键,有助于推动西南边疆史研究的发展;同时,在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缺乏应有的关注和研究的学术背景下,雍乾时期云南吏治的研究,对于推动中国政治制度史、清代吏治史研究的全面发展,也具有积极意义。当然,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力行反腐的时代背景下,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腐败的成因和影响,可为廉政建设提供有益借鉴。目前,学术界对蔡毓荣、鄂尔泰、尹继善、张允随、陈宏谋等清代云南督抚大员虽然有所研究,但主要集中于对其治滇功绩的探讨,对治滇光环下的腐败与吏治的探讨较为薄弱,仅有江珊、马亚辉、李小泉等学者对钱度、李侍尧等官员的贪腐案进行了个案研究。而清代吏治与惩贪成果的研究,并未注意到遥远的云南边疆地区在一体化发展中的复杂的政治局势与贪腐问题。有鉴于此,本文以清代在云南统治的强化、改土归流等政治一体化与边疆变革为阐述基础,以雍乾时期疆臣贪腐案件作为观察对象,详细叙述滇省百年间的吏治变迁史,探讨云南吏治由清明走向废坏的历程及原因。本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由前三章组成,就云南的历史背景、雍乾时期改土归流对云南的作用及影响、雍乾两朝君主统治思想等问题展开探讨;第二部分由后四章组成,依次叙述并讨论了乾隆十五年至乾隆四十五年这一时间段内所发生的五起云南疆臣贪污案件。通过上述努力,本文形成了以下新认识:首先,雍正时期的改土归流是清前期云南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的重要节点,以此为标志,云南地区在政治上、文化上开始产生较大的变革,当地自元代以来“因俗而治”思想影响下的土流并治局面被打破。云南不再是一个政治地位边缘化的边省,而是逐渐转变为与中原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内地式省份。其次,政治一体化在为云南带来高速发展契机的同时,也对当地的社会文化、官场结果造成了诸多影响。随着乾隆中后期君主官僚制的发展,腐败文化渗透到了云南官场的每一个角落,雍正时期以来励精图治的官场风气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奢靡腐败之风,这使得云南在短短三十年中发生了数起疆臣贪腐大案,并最终步入了嘉庆年间长久而深刻的社会衰落。
万圆[8]（2017）在《美国精英高校录取决策机制研究：多重逻辑作用模型的建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美国精英高校对生源的选拔,看似简单、实则复杂,唯有获得完整、深入地认识,才能取其精华。本研究以“录取决策机制”为切入点,基于对美国精英高校选拔生源时使用的考量因素、审阅方式以及质量控制手段的考察,分析其录取决策的目标及达成方式,进而构建驱动录取决策行为的多重逻辑作用模型。通过以美国三所精英公立大学、两所精英私立大学、两所精英文理学院为案例,运用质性取向下的多个案比较法进行资料的收集和分析,基于对39位招办人员、13位利益相关者的访谈和大量的相关文本,本文得出以下研究发现、结论和建议:首先,美国精英高校均遵循目标导向、服务自身利益和使命的原则来选拔生源。一方面,美国精英高校的共同招生目标为以公正、透明的方式,塑造一届卓越且多样化的新生。另一方面,录取决策的铁律为服务高校利益和使命:高校利益包括达到注册目标、满足财政需求、提高声望、增加选拔性、促进种族多样化、保持校园体育实力等等,但各校录取决策服务的利益诉求和优先项不尽相同;录取决策实践受到高校承担的培养公民和公民领导者以及服务社会三大办学使命的驱动。其次,为了达成各项招生目标,案例高校在录取决策中都采用了基于多个标准的综合评价和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整体性审阅,并通过质量检查技术、组建专业审阅团队、投入大量资源、接受教师和董事会监督等手段进行质量控制。其中,在综合评价上,各校通过查看学业表现、个人成就和个人背景三个维度下的多个具体因素,基于三个标准——在大学取得成功的潜能、做出外在贡献的潜能以及从大学教育中获益的潜能,来判断申请者与高校的匹配程度。综合评价中的决策规则体现为:学业成就是几乎所有申请者参与录取竞争的必要条件,其中学业杰出者基本都会被录取;个人成就有助于区分属于中间群体的“不错的学生”;加号因素有助于学业表现和个人成就相似的中间群体和“合格的学生”赢得竞争,也可使得“不合格的学生”以降低学业标准的形式被录取。在整体性审阅上,各校均使用背景化审阅、个体化审阅和集体化审阅,保证录取决策的公平与效率:1)将每位申请者取得的成就置于高中教育背景和个人成长背景中审阅,考虑其拥有的资源和机会,同时被置于申请者库中审阅,即各校将每位申请者与来自同一高中的申请者、与申请者库的平均表现以及与录取标准之间进行比较,而非脱离背景进行横向比较。2)个体化审阅将每位申请者视为“一个整体”和“一个个体”,没有阈值、没有公式、没有单一的决胜因素,是最高法院批准的考虑种族的合法方式和州禁令下达成种族多样化的必要方式,也是保证决策自由度、区分申请者和达成各项招生目标的最佳方式。3)集体化审阅的模式分为委员会模式和团队审阅模式,但产出一届新生的路径均始于单名读者对每份申请材料进行基于量化评级的分项评价或基于质性评语的整体评价,并经历至少两名读者的评价以及委员会讨论或高级AO的审阅,止于确定一届新生名单的招生季末审核,是一种高度依赖人为经验的协作式决策路径。第三,在不同类型精英高校的录取决策实践中,学术逻辑、文化逻辑、市场逻辑、政治逻辑、伦理逻辑、成本逻辑的影响同时存在,但每项逻辑发挥的作用强度存在差异:1)学术逻辑和文化逻辑是导致各校在使用考量因素时存在相似性的逻辑,市场逻辑、政治逻辑、伦理逻辑、成本逻辑则是导致差异性的逻辑。2)学术逻辑和伦理逻辑的作用强度均在公、私立维度存在细微差别,并均在公立大学体现更为明显。文化逻辑的作用强度在公立大学、私立大学和文理学院之间存在细微差别,其中在文理学院体现最为明显。市场逻辑和政治逻辑的作用强度在公、私立维度存在显着差别,其中市场逻辑在私立高校体现尤为明显,政治逻辑则在公立大学体现尤为明显。成本逻辑的作用强度不存在办学类型的差异。最后,美国经验为完善我国高校招考制度提供的启思包括:拓宽卓越生源的定义,探索生源多样化的价值;促进入学机会公平,提升招生透明度;坚定推进综合评价改革,完善实践操作;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提供环境支持。
玉努斯江·艾力[9]（2017）在《清代塔兰奇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塔兰奇”,是对中国新疆伊犁地区和今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境内维吾尔人的旧称。塔兰奇,又译为“塔里雅沁”,系古突厥语,其产生与当时新疆地区的土地制相关。从文献学角度而言,该词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公元8世纪50年代,但其作为特定人群身份的代称却出现较晚。清朝统一新疆后,在重新组织分散在阿克苏地区的伊犁原有居民的基础上,招募天山南路各地维吾尔人,把他们迁徙至伊犁河南北两岸各地从事农耕,保障了清军的粮食供应并让其上交赋税,按准噶尔旧例被冠以“塔兰奇”一词来称呼。1881年,伊犁维吾尔人迫迁俄属七河省后,塔兰奇一度成为中亚部分维吾尔人的民族称呼。1921年按照塔什干会议的精神,中亚维吾尔人放弃了这一名称,恢复原称——维吾尔。20世纪30年代,即民国新疆军阀盛世才统治时期,“塔兰奇”这一名称具有了民族的含义,被认定为一个民族实体,一直延用到1950-1952年开展的第一阶段民族识别工作中才被禁止使用。本文主要包括四个部分,即:第一章主要围绕塔兰奇人的名称、准噶尔割据政权与天山南北的农耕人口、清朝平定准噶尔等三个方面展开研究和探讨。首先就有关塔兰奇名称的几种观点和伊犁八千户的历史以及“塔兰奇”一词的词源进行研究;其次,就准噶尔割据时期天山北部的“塔里雅沁”“布哈拉人”“伯德尔格、乌沙克”等农耕人群进行探讨。第二章主要从军府制和清朝在伊犁推行的农业发展政策、清政府对伊犁塔兰奇人实施的管理和统治方法、清政府在伊犁建立的塔兰奇玉孜村落等三个方面,探讨军府制的设立及其职能、塔兰奇农耕文化的形成、塔兰奇人的司法制度等相关问题,进而勾画出清代塔兰奇人的各种义务、清政府在伊犁建立的塔兰奇玉孜村落的全貌。第三章分三个部分对1864年固勒扎事变与塔兰奇割据政权进行研究。首先从伊犁地区复杂的民族矛盾以及陕甘回民起义对固勒扎事变的影响等方面,对事变爆发的原因进行剖析;其次探讨固勒扎事变后建立的塔兰奇政权体制及其与周边地区的关系;第三部分结合相关文献,对塔兰奇政权的内部斗争以及沙俄侵略伊犁等对塔兰奇政权的灭亡进行分析。第四章通过对伊犁塔兰奇人迫迁俄属七河省及其建立的村落的研究,阐述塔兰奇人被迫迁往七河省的过程以及迫迁对伊犁社会经济造成的影响,并分析塔兰奇人迁出伊犁后的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及其对伊犁塔兰奇人的影响等问题。为系统阐述清代塔兰奇人的历史,笔者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运用历史文献学、民族学、社会学、田野调查法、历史地理学中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并吸收宗教人类学、音乐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口述访谈法的新成就和新方法对清代塔兰奇人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笔者认为,塔兰奇人最初发祥地并不在伊犁,而是在今新疆塔城地区的和布克赛尔一带;“塔兰奇”一名是对历史上被准噶尔统治者强迫从事农耕的部分维吾尔人按照职业认同模式贴上的一种标识。回屯是清政府的一个创举,在清代伊犁的各类屯垦形式中成效最大。就目前而言,伊犁河两岸大部分村落是从清代回屯屯区基础上发展而来,并是其发展模式的延续。新疆伊犁农业的开发史事实上是各个民族共同开发、共同建设、共同反对外来侵略的一部历史。
蔺晓林[10]（2016）在《非美活动委员会的缘起与变迁（1938-1975） ——基于新解密美国档案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三权分立的美国政坛中,国会与选民的联系最为直接,也最能反映不同派别、群体及社会舆论的风向变动。而作为美国历史上少数几个以调查为主职的国会常设委员会之一,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自1938年至1975年间陆续调査了境内各时期的重要社会运动与思潮,其所引领的"非美"调查以独特的方式见证了美国近40年的社会变迁。"非美"调查是典型的美国主流意识形态与现实政治相结合的产物,也是美国式道路在从孤立主义走向全球推广的过程中不断进行重塑和整合的表现。非美活动委员会长期以管控"颠覆宣传和活动"为目标,对美国社会各时期"威胁国家安全和利益"的因素进行调查和评估,客观上推动了多种力量的整合。正如"非美"一词所喻,该委员会实质是美国保守派正统和权威的象征,委员会的历史也是保守派抵制"非美因素"、维护传统社会秩序的过程,是美国基本政治文化保守性与反革命性的体现。本文主要以美国国家档案馆新解密的非美活动委员会专题档案为依据,以时间顺序作为叙事的基本轴线,综合考察非美活动委员会在各主要历史时期的兴衰变化、及其所主导"非美"调查的时代内涵,进而探讨美国保守派在"美国身份"的塑造和变迁过程中的作用,并思考散发着威尔逊式理想气息的"美国文明"与冷战的内在逻辑关系、以及"非美因素"在20世纪的滋长空间和外在表现。除绪论和余论外,正文共分为五章。绪论部分介绍了国内外关于"非美"问题的研究现状和前景、档案材料情况、以及本研究的立意和创新之处。第一章追溯"非美"调查出现的历史缘由。在梳理费诗委员会、迪克施泰因委员会、戴斯委员会之间关系的同时,着重介绍马丁·戴斯及戴斯委员会对本土纳粹活动、美国共产党、"新政"、二战时的日裔美国人群体的调查活动,探讨1930年代左翼思潮对"美国主义"的冲击、以及"非美"调查由此出现的时代氛围。第二章阐述冷战爆发与"非美"调查兴起之间的内在逻辑及其相互作用。非美活动委员会自二战末期升级为国会常设机构,在战后又因调查共产党间谍案件使委员会的影响力达致巅峰,推动了国内反共共识的凝聚和美国身份认同的整合;其在国会中推动一系列反共立法的通过,也为随后数年间美国社会的反共高潮提供了制度基础。第三章在分析麦卡锡主义与"非美"调査内在关系的同时,综合比较两者的异同。麦卡锡主义是对美国一个特定历史时期最简洁的笼统概括,其本质是一种走向极端的社会性情绪发泄,并非正常的社会行为模式;而非美活动委员会及其"非美"调查则受到美国政治体制的约束与制衡,并因其规程的不断完善而在麦卡锡淡出政坛后仍能长期维继。此外,由于美苏冷战政策的调整,双方开始了更加重视自身制度吸引力的"人心之争",也为沃尔特主席改变非美活动委员会的工作重心、在麦卡锡主义衰落后重振"非美"调查提供了契机。第四章考察1960年代美国出现的泛左翼思潮对"非美’"调查的消释作用。在这个十年中,声势浩大的激进运动中混淆着各式青年运动、民权斗争、反主流文化运动、反战运动等,几乎颠覆了美国在20世纪上半期已臻于成熟的社会文化传统;同时,以戈德华特为代表的极端保守派、以三K党为典型的极端保守组织等也有所抬头;以维护美国宪政体制和传统秩序为己任的非美活动委员会,则在"左"与"右"的激荡中举步维艰。第五章讲述非美活动委员会的更名及其废除过程,并对"非美"调查的历史特性进行回顾与总结。在尼克松时期的冷战转型中,新任主席艾科德试图以更名来重振委员会的生机,但却因无法跟上时代的步伐而在反对者的持续攻击中猝然收场。余论部分延展讨论非美活动委员会及其浓缩的"非美意识’"对20世纪美国社会的变迁所产生的影响,并思考美国社会对自身信条的笃信在其处理恐怖主义等当代"非美因素"时可能产生的影响。
二、“特别移民流刑犯”—一个秘密档案中的词汇（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特别移民流刑犯”—一个秘密档案中的词汇（论文提纲范文）
（1）乾隆朝新疆遣犯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对象与方法 |
| 四、创新点与难点 |
| 五、文献回溯 |
| 第一章 罪犯发遣新疆的缘起 |
| 第一节 内地罪犯发遣新疆 |
| 一、发遣新疆条款 |
| 二、遣犯的分布区域 |
| 第二节 疆内罪犯的易地发遣 |
| 一、罪犯的疆内发遣 |
| 二、天山南路回城增定徒流罪 |
| 三、蒙古、回子改发内地 |
| 第二章 遣犯的安置与劳役 |
| 第一节 遣犯为奴役使 |
| 第二节 遣犯屯田 |
| 一、遣犯屯田的形式 |
| 二、生产资料分配 |
| 第三节 遣犯当差 |
| 一、常犯当差 |
| 二、官犯当差 |
| 第三章 遣犯的管理 |
| 第一节 日常管理 |
| 一、在配管理 |
| 二、卫所制的探索 |
| 第二节 再犯罪的惩治 |
| 一、犯罪与惩治 |
| 二、预防与安抚 |
| 第三节 脱逃遣犯的管理 |
| 一、遣犯的脱逃 |
| 二、脱逃的惩治与防范 |
| 三、昌吉遣犯“聚众起事”案 |
| 第四章 遣犯的出路 |
| 第一节 遣犯分定“刑期” |
| 一、分定年限及年满安置政策初定 |
| 二、定限中的罪责差异 |
| 第二节 遣犯的“年满安置” |
| 一、民人遣犯年满为民 |
| 二、旗人遣犯的自新之路 |
| 第三节 遣犯自新的特殊规定 |
| 一、入厂遣犯的为民回籍 |
| 二、效力官犯的“期满释回” |
| 三、相关“特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乾隆三十三年(1768)部分昌吉起事遣犯案由单 |
| 附录2:乌鲁木齐办事大臣温福等奏乌鲁木齐派兵弹压昌吉起事遣犯情形折 |
| 附录3:伊犁将军阿桂奏伊犁官吏不敷请将各部院满洲废员派来效力折 |
| 附录4:伊犁将军伊勒图等奏请简派数名革职官员来伊犁协助办事折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主要科研成果 |
| 后记 |
（2）满汉融合视角下的清代奴仆法规研究（1616-179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背景与问题 |
| 二 相关研究综述 |
| 三 参考文献综述 |
| 四 相关概念界定 |
| 五 文章内容与结构 |
| 第一章 清入关前后满汉奴仆法律的差异 |
| 第一节 清入关前习惯法中的奴仆 |
| (1)奴仆具有浓厚的财产属性 |
| (2)奴仆的身份与地位 |
| (3)将罪犯罚为奴的刑罚 |
| 第二节 顺治律对奴婢身份地位的规定 |
| (1)禁止庶民之家蓄奴 |
| (2)律中奴婢身份与地位相关条款 |
| (3)“隐匿满洲逃亡新旧家人”律与旗民差异 |
| 小结 |
| 第二章 顺康年间旗下奴仆法条的更定 |
| 第一节 对旗下买卖奴仆的立法 |
| (1)规范旗下买卖人口的法条 |
| (2)立法认可白契奴仆 |
| (3)禁止抢夺拐卖人口的条例 |
| 第二节 对入关前法条的沿用与增订 |
| (1)奴犯坐主相关法条 |
| (2)以人准债的条款 |
| (3)对女仆婚姻的规定 |
| (4)家长管教奴仆的条款 |
| (5)逃人法中对财产权的强调 |
| (6)与奸罪相关的条款 |
| 第三节 相关条例对顺治律的吸收 |
| (1)奴仆法律地位的分等 |
| (2)家主杀伤奴仆相关条例 |
| (3)奴仆侵犯家主相关法规 |
| 小结 |
| 第三章 雍正、乾隆年间奴仆法律的满汉融合 |
| 第一节 雍正律中调合满汉奴仆法律 |
| (1)增例中满汉画一 |
| (2)钦定例中沿用部分满洲法条 |
| 第二节 乾隆律中满洲奴仆相关法条的消融 |
| (1)满洲法条的逐渐消融 |
| (2)其它奴仆法条的制定 |
| 第三节 乾隆三十三年律对主奴关系的强化 |
| (1)红白契奴仆法律身份的严肃 |
| (2)主奴相犯法条的细密 |
| (3)赎身奴婢与家主的依附关系法条化 |
| 小结 |
| 第四章 满汉法律融合过程中旗民奴仆法律地位的变迁 |
| 第一节 旗下主奴关系的重塑 |
| (1)旗人法条对律中主奴关系的接受 |
| (2)奴仆首告家主法条的消亡 |
| (3)接受律中的身份概念 |
| 第二节 民人存养奴婢的普遍化 |
| (1)清初禁止庶民之家存养奴婢 |
| (2)开放民人蓄奴的影响 |
| 小结 |
| 第五章 清代以人为奴刑罚的泛滥 |
| 第一节 籍没为奴的刑罚 |
| (1)籍没刑罚的扩张 |
| (2)籍没刑罚与律文的冲突 |
| (3)司法实践中籍没刑罚的使用情况 |
| 第二节 发遣为奴的刑罚 |
| (1)发遣为奴刑罚的形成与普遍化 |
| (2)发遣为奴的适用人群 |
| (3)对发遣为奴人员的处置 |
| 第三节 入功臣之家为奴的刑罚 |
| (1)清初“入功臣家为奴”者不入功臣家 |
| (2)乾隆年间给功臣家为奴刑罚的郑重实施 |
| (3)发功臣家为奴的赏赐情况 |
| 小结 |
| 结论 |
| (1)律例之间的差异冲突与满汉法律融合 |
| (2)清代奴婢制度的扩张 |
| (3)主奴关系的强化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情况 |
（3）清代秋审免死减等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范围 |
| 三、研究意义 |
| 四、研究背景介绍 |
| 五、主要研究方法 |
| 六、研究的创新性 |
| 第一章 秋审免死减等机制的形成 |
| 第一节 免死减等机制形成的制度基础 |
| 一、死刑减等刑的不断发展 |
| 二、死罪分类处理的出现 |
| 三、死刑复核制度的建立 |
| 第二节 免死减等机制形成的思想基础 |
| 一、“恤刑慎杀”的思想 |
| 二、“天人合一”的思想 |
| 三、“治贵得中”的刑事政策 |
| 第二章 秋审免死减等机制的启动 |
| 第一节 免死案件的类型 |
| 一、情实未勾 |
| 二、缓决 |
| 三、可矜 |
| 第二节 免死案件的形成 |
| 一、形成前提:秋审结果的细化 |
| 二、形成的影响因素 |
| 第三章 秋审免死减等机制的运行 |
| 第一节 免死减等机制的运行依据 |
| 一、常规依据 |
| 二、常规依据的重要补充 |
| 三、非常规依据——赦宥 |
| 第二节 免死减等机制中的人犯分册 |
| 一、官犯与免死减等 |
| 二、服制人犯与免死减等 |
| 第三节 免死减等机制中的司谳者 |
| 一、地方与中央审断不同 |
| 二、皇帝与官员对裁量权的角力 |
| 第四章 秋审免死减等机制的实际效果 |
| 第一节 减等实现的基础 |
| 一、流、军、遣刑的适用 |
| 二、流、军、遣刑的衰弱 |
| 三、监禁作为附加措施的应用 |
| 第二节 独创减等刑罚之永远监禁 |
| 一、例文梳理 |
| 二、清末修律中的发展变化 |
| 三、永远监禁刑的司法实践 |
| 四、永远监禁刑的价值追寻 |
| 第三节 免死减等机制的实际效果 |
| 一、情实常犯的免死减等效果 |
| 二、缓决人犯的免死减等效果 |
| 第五章 秋审免死减等机制的功能阐释 |
| 第一节 维护政权稳定 |
| 一、“仁君”的实践 |
| 二、权力的集中 |
| 第二节 寓教于刑 |
| 一、寓教于刑的必要性 |
| 二、寓教于刑的方式 |
| 三、免死减等机制的教化效果 |
| 第三节 维护个案公正 |
| 一、影响量刑的具体体现 |
| 二、免死减等机制对量刑的重要性 |
| 第四节 推动刑罚制度发展 |
| 一、树立刑罚的威慑 |
| 二、展现刑罚的宽宥 |
| 三、体现传统刑制的进化 |
| 四、促进现代刑制的发展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校期间所获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民主德国的人口流失现象及其原因（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民主德国人口流失现象概述 |
| 第一节 人口流失涵义及相关概念 |
| 一、人口流失 |
| 二、人口流动和人口迁移 |
| 第二节 人口流失动因及“推拉理论” |
| 一、人口流失动因 |
| 二、“推拉理论” |
| 第三节 民主德国人口流失背景及阶段划分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民主德国前期人口流失(1949-1961) |
| 第一节 人口流失规模及特点 |
| 第二节 影响人口流失的因素 |
| 一、国内因素 |
| 二、国际因素 |
| 第三节 人口流失动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民主德国中期人口流失(1962-1988) |
| 第一节 人口流失规模及特点 |
| 第二节 人口流失方式 |
| 一、申请出境 |
| 二、非法逃离 |
| 三、政治赎买 |
| 第三节 影响人口流失的因素 |
| 一、国内因素 |
| 二、国际因素 |
| 第四节 人口流失动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民主德国后期人口流失(1989-1990) |
| 第一节 人口流失规模及特点 |
| 第二节 影响人口流失的因素 |
| 一、国内因素 |
| 二、国际因素 |
| 第三节 人口流失动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5）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公共政治的重塑 ——乔纳森·弗兰岑悲剧现实主义小说的文化政治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缩写说明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创作生涯与作品简介 |
| 1.2 国内外弗兰岑研究综述 |
| 1.3 弗兰岑的悲剧现实主义文学观 |
| 1.4 研究思路 |
| 1.5 结构框架 |
| 第二章 《纠正》:技术消费主义霸权的救赎 |
| 2.1 深度模式消亡与认知定位困境 |
| 2.1.1 生物精神病学的物质主义逻辑 |
| 2.1.2 心理时间的外在空间化:精神分裂感 |
| 2.1.3 生物精神病学诊疗的技术消费资本逻辑 |
| 2.1.4 晚期资本主义超空间的认知困境 |
| 2.2 主体死亡与共同体意识崩解 |
| 2.2.1 主体之死的原因:心灵维度的抹杀 |
| 2.2.2 临床抑郁症的羞耻感机制溯源 |
| 2.2.3 技术消费主义的霸权宰制 |
| 2.3 对技术消费主义霸权的抵抗 |
| 2.3.1 恢复生命存在的故事时间 |
| 2.3.2 重塑认知图绘 |
| 2.3.3 铸就共同体的“情感空间” |
| 2.4 小结 |
| 第三章 《自由》:左翼自由派公共政治的重塑 |
| 3.1 自由主义共识的溃败 |
| 3.1.1 自由主义与身份政治的联盟历程 |
| 3.1.2 士绅化进程:自由派多元文化抗争的伦理与现实冲突 |
| 3.1.3 边缘与底层的夹击:自由派多元文化抗争的龃龉困境 |
| 3.2 文化左派边缘抵抗策略的溃败 |
| 3.2.1 颠覆性与真实性的文化实践 |
| 3.2.2 颠覆性与真实性的内爆崩解 |
| 3.2.3 后现代主义文化左派的现实危机 |
| 3.3 右翼新自由主义社会霸权的宰制 |
| 3.3.1 情感结构与自由观的文化变迁 |
| 3.3.2 新自由主义对个人主义的吸纳 |
| 3.3.3 新自由主义对消极自由观的吸纳 |
| 3.3.4 情感依恋:情感结构宰制的深层运作 |
| 3.4 左翼自由派的公共政治重塑 |
| 3.4.1 形塑多元资本权力的伦理认知图绘 |
| 3.4.2 重构自由共识的历史维度 |
| 3.4.3 激活扞卫共同性的诸众联盟 |
| 3.5 小结 |
| 第四章 《纯洁》:数字时代生命权力的抵抗 |
| 4.1 数字时代生命权力的新趋势 |
| 4.1.1 生命权力在身体规训界面的拓张 |
| 4.1.2 生命权力在群体调节界面的拓张 |
| 4.2 公共领域衰微的溯源 |
| 4.2.1 公共领域衰微的外在伦理溯源 |
| 4.2.2 公共领域衰微的深层心理机制 |
| 4.3 数字网络霸权的救赎 |
| 4.3.1 开启对数字网络技术的历时反思 |
| 4.3.2 建构对数字资本权力的认知模型 |
| 4.3.3 再创爱的平等共同体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结语 |
| 5.1 “总体性”意识的重构 |
| 5.2 文化政治策略的能动探索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6）阿根廷蒙托内罗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和问题缘起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 |
| 四、概念、理论和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冷战与极化:蒙托内罗兴起的国内外背景 |
| 第一节 “全球六十年代”、冷战与拉丁美洲 |
| 第二节 阿根廷国内的政治经济社会因素 |
| 第三节 阿根廷的新左派、反抗运动和游击队的兴起 |
| 第二章 组织与暴力:蒙托内罗初创时期的社会网络 |
| 第一节 蒙托内罗诞生的社会网络 |
| 第二节 革新天主教对蒙托内罗的引领 |
| 第三节 蒙托内罗的暴力化 |
| 第三章 庇隆主义身份与动员:蒙托内罗的发展壮大 |
| 第一节 庇隆主义左派的形成 |
| 第二节 蒙托内罗的庇隆化转向 |
| 第三节 蒙托内罗初期的组织架构与行动剧目 |
| 第四章 持续的暴力:蒙托内罗的困境与失败 |
| 第一节 蒙托内罗陷入僵局 |
| 第二节 国家恐怖主义与蒙托内罗的反攻 |
| 第三节 蒙托内罗的失败 |
| 第五章 恶魔或斗士:蒙托内罗的影响 |
| 第一节 民选政府对军政府与游击队的审判 |
| 第二节 新世纪阿根廷社会对“蒙托内罗”的评价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7）边疆与内地一体化进程中的云南吏治变迁：1726—179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章 镇沅府改土归流与土司叛乱 |
| 第一节 镇沅府改土归流的缘起 |
| 第二节 镇沅府改制与刘洪度苛政 |
| 第三节 镇沅府暴动及清廷的应对 |
| 第四节 新任流官对镇沅府恩乐县的有效治理 |
| 第五节 云南与内地政治一体化的开端 |
| 一、改土归流与“用夏变夷” |
| 二、改土归流过程中地方暴动频发的原因 |
| 第二章 清前期的云南与云南官员 |
| 第一节 清前期的云南 |
| 一、雍正以前动荡的地区历史 |
| 二、雍正以来云南政治地位的变化 |
| 三、云南与中原的族群凝聚与文化融合 |
| 第二节 清前期的云南官员 |
| 一、出身、身份与官员的地位 |
| 二、收入、支出与官员的腐败 |
| 三、思想、道德与官员的立场 |
| 第三章 雍乾时期君主统治思想及其表现 |
| 第一节 从“大汗”到“天子” |
| 第二节 世宗的危机与对策 |
| 一、曾静投书与《大义觉迷录》 |
| 二、来自云南的祥瑞 |
| 三、公诚,大义与私心 |
| 四、世宗治滇目的及治吏思想 |
| 第三节 高宗的初政与盛世 |
| 一、高宗对思想文化的控制 |
| 二、高宗对臣僚的控制 |
| 第四章 《大清律例》惩贪评述——以图尔炳阿案为例 |
| 第一节 滇省亏空案始末 |
| 一、钦差对案件的审办 |
| 二、宫尔劝涉亏空案情节概述 |
| 第二节 《大清律例》与惩贪有关的条款 |
| 一、贼盗律的惩贪条款 |
| 二、受赃律的惩贪条款 |
| 三、君权与法律的关系 |
| 四、《大清律例》的惩贪作用 |
| 第五章 乾隆朝中前期滇省吏治的弊端——以恒文案为例 |
| 第一节 恒文勒买黄金案始末 |
| 一、恒文案发之初情形 |
| 二、钦差对案件的查办 |
| 三、恒文供词及案情的新进展 |
| 四、郭一裕涉案情形 |
| 第二节 案件审断结果及影响 |
| 第三节 恒文案中所见滇省官场弊病 |
| 第四节 滇省吏治腐败的端倪 |
| 第六章 乾隆朝中后期滇省吏治转向——以钱度案、彰宝案为例 |
| 第一节 从清明到腐败 |
| 第二节 钱度案始末 |
| 一、义都铜厂亏空案 |
| 二、钱度涉案情节 |
| 三、案件的判决结果 |
| 第三节 彰宝案始末 |
| 第四节 乾隆朝中后期滇省腐败的新特点 |
| 第七章 乾隆朝后期云南吏治的腐朽——以李侍尧案为例 |
| 第一节 李侍尧案发情形 |
| 第二节 案情发展与地方查办 |
| 第三节 案件的审理与结果 |
| 第四节 高宗对李侍尧的宽纵及其影响 |
| 第五节 滇省吏治清明的假象 |
| 结论 |
| 一、盛世腐败的由来 |
| 二、被想象的边疆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美国精英高校录取决策机制研究：多重逻辑作用模型的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概念与研究问题 |
| 一、相关概念 |
| 二、研究问题 |
| 三、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 第三节 研究背景 |
| 一、美国不同类型高校的信念与院校文化 |
| 二、美国选拔性高校录取决策机制的演变历程 |
| 三、美国选拔性高校录取决策过程的隐秘性 |
| 第四节 文献述评与概念框架 |
| 一、美国学者关于选拔性录取的理论学派 |
| 二、美国学者关于选拔性录取实践的研究 |
| 三、我国相关研究 |
| 四、概念框架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与设计 |
| 一、研究方法 |
| 二、资料收集与分析 |
| 三、研究可靠性 |
| 四、研究伦理 |
| 五、研究限制 |
| 第二章 考量因素(一):学业表现因素 |
| 第一节 高中学业记录之学业严格度 |
| 一、课程难度 |
| 二、课程门数 |
| 第二节 高中学业记录之课程成绩与年级排名 |
| 一、课程成绩 |
| 二、年级排名 |
| 三、作为整体的高中学业记录 |
| 第三节 考试分数之不可或缺 |
| 一、决策规则 |
| 二、不可或缺的原因 |
| 第四节 考试分数之可免试入学改革 |
| 一、改革历程 |
| 二、改革原因之考试价值审思 |
| 三、改革原因之服务高校利益 |
| 四、改革争议与回应 |
| 第五节 写作和推荐信 |
| 一、写作 |
| 二、推荐信 |
| 第三章 考量因素(二):个人成就因素 |
| 第一节 面试 |
| 一、面试不重要的原因与体现 |
| 二、面试重要的原因与体现 |
| 第二节 课外活动与才能 |
| 一、内涵与决策规则 |
| 二、驱动逻辑 |
| 三、UNC体育特长生的录取改革 |
| 第三节 个人品质 |
| 一、内涵与决策规则 |
| 二、驱动逻辑 |
| 三、甄别途径 |
| 第四章 考量因素(三):个人背景因素 |
| 第一节 种族 |
| 一、考虑原因 |
| 二、不考虑原因 |
| 第二节 社经地位 |
| 一、支付能力 |
| 二、“第一代大学生” |
| 第三节 家庭联结 |
| 一、校友联结 |
| 二、其他关系联结 |
| 第四节 地理位置 |
| 一、居住地 |
| 二、本州居民 |
| 第五节 其他因素 |
| 一、注册兴趣 |
| 二、就读高中 |
| 三、性别与宗教信仰 |
| 第五章 整体性审阅(一):背景化审阅 |
| 第一节 整体性审阅的要素 |
| 第二节 背景化审阅的维度与实施 |
| 一、背景化审阅的内涵与维度 |
| 二、了解背景的途径 |
| 三、申请者库审阅 |
| 第三节 实行背景化审阅的多重动因 |
| 一、创造公平竞争环境 |
| 二、识别大学成功潜能 |
| 三、决策最优化的需要 |
| 第六章 整体性审阅(二):个体化审阅 |
| 第一节 个体化审阅的内涵与特征 |
| 一、个体化审阅的内涵 |
| 二、个体化审阅的特征 |
| 第二节 个体化审阅的实施 |
| 一、UCSD的操作方式 |
| 二、UNC的操作方式 |
| 第三节 实行个体化审阅的多重动因 |
| 一、个体化审阅是考虑种族的合法方式 |
| 二、个体化审阅是州禁令下达成种族多样化的必要方式 |
| 三、个体化审阅是保证决策自由度的更好方式 |
| 四、个体化审阅是区分申请者的有效方式 |
| 五、个体化审阅是达成各项招生目标的最佳方式 |
| 第七章 整体性审阅(三):集体化审阅 |
| 第一节 集体化审阅的模式 |
| 一、委员会模式 |
| 二、团队审阅模式 |
| 三、两种模式的比较 |
| 第二节 集体化审阅的路径 |
| 一、分项评价与整体评价 |
| 二、招生季末审核 |
| 第三节 录取决策的艺术性 |
| 第八章 录取决策的质量控制 |
| 第一节 开展质量控制的原因 |
| 一、保证信度 |
| 二、保证效度 |
| 第二节 质量检查技术 |
| 一、信度与效度检验 |
| 二、验证申请材料真伪 |
| 第三节 专业的审阅团队 |
| 一、专业团队的构成 |
| 二、读者培训 |
| 第四节 大量的审阅投入 |
| 一、时间投入 |
| 二、人力投入 |
| 三、财力投入 |
| 第五节 教师和董事会的监督 |
| 一、教师监督的形式 |
| 二、教师监督的原因 |
| 三、董事会的监督 |
| 第九章 多重逻辑作用模型的建构 |
| 第一节 研究发现 |
| 一、录取决策的目标与铁律 |
| 二、招生目标的达成方式 |
| 第二节 研究结论:多重逻辑作用模型 |
| 一、各项逻辑的内涵与体现 |
| 二、多重逻辑作用模型的建构 |
| 三、多重逻辑作用模型存在的原因 |
| 第三节 研究讨论与建议 |
| 一、美国精英高校入学机会的挑战及应对 |
| 二、美国经验对完善我国高校招考制度的启思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访谈提纲 |
| 附录2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附录3 约访邮件(隐去) |
| 附录4 PITZER COLLEGE ACADEMIC RATING SCALE-2014(隐去) |
| 附录5 USC INTERVIEW SHEET-2015(隐去) |
| 附录6 UNIVERSITY OF PUGET SOUND RATING SHEET-2015(隐去) |
| 附录7 GUILFORD COLLEGE APPLICATION RUBRIC-2015(隐去) |
| 附录8 GUILFORD COLLEGE WRITING RUBRIC-2015(隐去) |
| 致谢 |
（9）清代塔兰奇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由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及史料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难点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清代前期的塔兰奇人 |
| 第一节 论塔兰奇名称 |
| 一、塔兰奇名称的由来 |
| 二、伊犁八千户的历史解读 |
| 三、塔兰奇一名的语源及含义 |
| 第二节 准噶尔汗国与天山北部的劳动群体 |
| 一、塔里雅沁 |
| 二、布哈拉人 |
| 三、伯德尔格、乌沙克、萨尔特卡尔梅克人 |
| 第三节 清朝政府平定准噶尔 |
| 一、准噶尔汗国内部矛盾及其对塔兰奇社会的影响 |
| 二、清朝政府征讨达瓦齐和塔兰奇人的归附 |
| 三、清朝政府平定准噶尔及塔兰奇人的逃亡 |
| 第二章 清朝政府统治时期的塔兰奇人 |
| 第一节 军府制与在伊犁推行的农业发展政策 |
| 一、军府制的设立及其职能 |
| 二、大规模的移民与发展农业生产 |
| 三、伊犁农业发展史的“窗口”—塔兰奇农耕文化的形成 |
| 第二节 清朝政府对伊犁塔兰奇人的管理 |
| 一、清代伊犁伯克制度及各级伯克的职掌 |
| 二、清代塔兰奇人的司法体系 |
| 三、清代塔兰奇人的各种义务 |
| 第三节 清朝政府在伊犁建立的塔兰奇玉孜村 |
| 一、在伊犁河南岸建立的玉孜村 |
| 二、在伊犁河北岸建立的玉孜村 |
| 三、伊犁河上游南岸的土地开发及塔兰奇村落 |
| 第三章 1864年固勒扎事变与伊犁塔兰奇割据政权 |
| 第一节 固勒扎事变的爆发原因 |
| 一、沉重的经济剥削和压迫 |
| 二、陕甘回民起义及其对伊犁塔兰奇、东干人的影响 |
| 三、固勒扎事变与塔兰奇割据政权的建立 |
| 第二节 塔兰奇割据政权体制及其与周边地区的关系 |
| 一、塔兰奇割据政权体制 |
| 二、塔兰奇割据政权与乌鲁木齐和库车的关系 |
| 三、塔兰奇割据政权与阿古柏和沙俄的关系 |
| 第三节 塔兰奇割据政权的灭亡 |
| 一、政权内部斗争与托古斯塔拉事件 |
| 二、塔兰奇人和东干人的冲突 |
| 三、沙俄入侵伊犁与塔兰奇政权的灭亡 |
| 第四章 伊犁塔兰奇人迫迁七河省及其建立的村落 |
| 第一节 清朝政府收回伊犁与中俄伊犁条约 |
| 一、沙俄侵占伊犁期间对塔兰奇人的统治 |
| 二、《中俄伊犁条约》及其主要内容 |
| 三、伊犁危机中的谣言与恐慌 |
| 第二节 伊犁塔兰奇人迫迁七河省及其对伊犁社会经济的影响 |
| 一、被划归俄属七河省的塔兰奇村落 |
| 二、伊犁塔兰奇人迁移俄属七河省之因及过程 |
| 三、迁移对伊犁社会经济的影响 |
| 第三节 迁出之后的安置与七河省塔兰奇人生活方式的变化 |
| 一、塔兰奇人在俄属七河省建立的村落 |
| 二、迁至土库曼斯坦的塔兰奇人及其对异地生活的适应 |
| 三、七河省塔兰奇人生活方式的变化及其对伊犁塔兰奇人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非美活动委员会的缘起与变迁（1938-1975） ——基于新解密美国档案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由来 |
| 二、研究现状 |
| 三、新档案与论文立意 |
| 第一章 非美调查的缘起(1938-1944) |
| 第一节 法西斯的兴起与国会非美调查 |
| 第二节 非美活动特别调查委员会 |
| 第三节 三十年代的左翼思潮与"美国主义"的危机 |
| 小结 |
| 第二章 冷战爆发与非美调查的高潮(1945-1950) |
| 第一节 冷战兴起:国家安全与意识形态的双重对抗 |
| 第二节 非美活动委员会的活跃时期 |
| 第三节 非美活动委员会的立法活动 |
| 小结 |
| 第三章 麦卡锡主义与非美调查(1950-1959) |
| 第一节 麦卡锡与"麦卡锡主义" |
| 第二节 麦卡锡时期的非美活动委员会 |
| 第三节 沃尔特时期的新方向:来自铁幕国家的证人 |
| 小结 |
| 第四章 六十年代的泛左翼思潮与非美调查(1960-1968) |
| 第一节 旧金山听证与电影《废除行动》 |
| 第二节 反抗运动与民权运动 |
| 第三节 对国内颠覆组织和暴力活动的关注 |
| 小结 |
| 第五章 非美调查的终结(1969-1975) |
| 第一节 冷战转型与非美调查的终结 |
| 第二节 非美调查的历史回顾及其特性 |
| 余论: 并未终结的"非美"意识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一、非美活动委员会历任主席一览表 |
| 二、美国宪法修正案(摘录) |
| 三、译名表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四、“特别移民流刑犯”—一个秘密档案中的词汇（论文参考文献）
- [1]乾隆朝新疆遣犯问题研究[D]. 佟文娟. 吉林师范大学, 2021
- [2]满汉融合视角下的清代奴仆法规研究（1616-1795）[D]. 宋兴家.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清代秋审免死减等机制研究[D]. 孙祺祺. 吉林大学, 2020(08)
- [4]民主德国的人口流失现象及其原因[D]. 高畅. 黑龙江大学, 2020(05)
- [5]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公共政治的重塑 ——乔纳森·弗兰岑悲剧现实主义小说的文化政治策略研究[D]. 谷伟.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2019(02)
- [6]阿根廷蒙托内罗运动研究[D]. 夏婷婷. 上海大学, 2019(04)
- [7]边疆与内地一体化进程中的云南吏治变迁：1726—1799[D]. 孙骁. 云南大学, 2018(01)
- [8]美国精英高校录取决策机制研究：多重逻辑作用模型的建构[D]. 万圆. 厦门大学, 2017(02)
- [9]清代塔兰奇人研究[D]. 玉努斯江·艾力. 兰州大学, 2017(07)
- [10]非美活动委员会的缘起与变迁（1938-1975） ——基于新解密美国档案的研究[D]. 蔺晓林. 华东师范大学, 201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