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两汉时代的乡村神只崇拜（论文文献综述）
王越[1]（2021）在《汉代城乡关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城乡关系即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以往的古代城乡关系研究主要侧重于唐宋明清时期的探讨,具体到两汉时期则更加侧重于城市和乡村的分别研究。研究汉代城乡关系不仅可以补充古代城乡关系研究体系中相对薄弱的一环,还有助于打通汉代城市研究与乡村研究的关联。同时,研究汉代城乡关系也有深化“城乡一体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理解的现实意义。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城乡关系作为研究主体,探究汉代城乡关系的历史实际,梳理两汉城乡关系的发展特征。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市和乡村从宗法血缘共同体中解放出来,城乡关系从政治、经济、文化、居住等方方面面都呈现出新的动向。受到多国林立、社会动荡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的城乡关系还展现出区域差异性和丰富性的历史特点。短暂的秦王朝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天下一统局面下城乡关系的发展。进入汉代以后,城乡关系得以继续发展,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汉代城乡关系中存在较多的同一性要素。这是城乡共同体时代的基因遗存和“大一统”王朝政治体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城乡同一性要素主要体现在政治治理和居民生活两方面。城市与乡村统一于地缘行政管理体系,拥有着相同的基层组织和管理人员设置。各种身份人群广泛分布于城市与乡村之中,广大城乡平民享有同等的社会地位、政治权利、经济权益和文教机遇。此外,城乡经济和文化方面也具有同一性表现。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广泛分布于城市与乡村之中,城乡居民在主流思想文化上也有着相当多的一致想法与诉求。其二,汉代城乡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并且有差异化发展的趋势。这是城乡共同体色彩淡化,城乡分野明晰化的结果。城乡差异主要体现在空间差异和经济结构差异两方面。城市与乡村在空间规模、空间形态、空间结构以及空间发展趋势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城市与乡村在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市场结构上有着明显的不同。此外,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也存在着各自鲜明的文化特色。就汉代城乡关系的结构与发展趋势而言,城乡同一性要素的存在与城乡的差异化发展始终是并存的。其三,汉代城乡差异推动着城乡相互交流。城市和乡村通过政治互动,实现了治理功能的互补,乡村自组织在这一过程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城乡经济也因为经济结构的差异和区域差异而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城乡思想文化呈现出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双向互动形态。汉代人口在城市和乡村中自由选择居住,造就了城乡人口的主动性流动,流民在城市和乡村中祈求生存,造就了城乡人口的被动性流动。其四,汉代城乡可以实现相互转化。汉代城乡转化规模十分可观,乡村向城市不断地演进,城市也在向乡村不停地回归。影响城乡转化的因素主要有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四个方面,各个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影响着社会单位城乡形态的变化。城乡转化的实现得益于汉代城乡的特定背景,是城乡共同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城乡共同发展的“马太效应”推动了大都市和小型乡村的涌现,也为城乡转化提供了发展动力。汉代城乡关系的发展特征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从发展趋势来看,两汉城乡关系出现了较多变动,其结果是乡村的成长与城市的停滞,但是没有突破城乡关系的原有结构。这是汉代城乡关系有别于其他时期的显着特征。汉代城乡关系发展的基点在于农本,而欧洲古代城乡没有共同的基点,由此造就了中西古代城乡关系的结构差异。同时,官方政府统一主导着汉代城乡关系的发展,这与西方古代的城乡分治形成了明显的差异。
刘鑫凯[2]（2020）在《汉代乡里社会运行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汉代乡里社会研究是乡村社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和研究价值。通过对汉代乡里制度、乡里结构以及乡里社会组织的自我调节、控制、发展和完善等深入分析,归纳和总结出其运行机制和内在逻辑所在,这不仅有利于拓宽中国乡村社会史研究的领域,而且有利于加深对基层乡村社会问题的认识。本文以汉代乡里社会为中心,结合相关研究成果,运用历史社会学、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冲突功能论等理论视角,从三个方面综合探讨了汉代乡里社会的相关问题。首先,以基本史料为依据,回顾了周秦时期乡里社会的形成和演变过程,可以说,周秦时期的乡里社会为汉代乡里社会的构建提供了政治经验与建制基础。其次,论述了汉代乡里社会运行体系,包括乡里社会的初步定型与充分发展,以及两汉时期乡里社会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的演变。最后,详细分析了汉代乡里社会运行的激励机制、控制机制和保障机制,阐释了汉代乡里社会同中央、郡县、乡官里吏、宗族豪强、民间父老、游侠及乡里百姓等的关系,揭示了国家政权、乡里组织与民众等不同力量在维护乡里社会秩序、促进乡里社会有序发展中起到的不同作用。通过各方面内容的论述,展示了汉代乡里社会的立体图景。
王生林[3]（2020）在《集镇社会的地域等级观与节日交流实践 ——以甘肃武威土门镇的“闹社火”为例》文中提出社火是广泛分布在我国西北农村地区的一项集体性民俗活动。本文以甘肃省武威市古浪县土门镇的社火活动为个案,通过对集镇社会中以村落为单位组织的社火表演进行民俗志研究,探讨了社火对于地域空间秩序的建构意义,阐发了民众在作为节日交流实践方式的社火活动中的主体感受。集镇作为区域社会中的物资集散地,同时也是举行社火表演的公共文化空间。走出村落、齐聚集镇的社火表演活动当中蕴含着集镇中心村落、外围村落,以及边缘村落之间的地域等级,呈现出节日社火和日常经济交流之间的同构关系。在“闹社火”和“看社火”的过程中,个体、家庭、村落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得以实现,群体的历史认同和村落的文化个性得以充分表达,集镇社会秩序藉此得以巩固和更新。本文共分为六部分内容。绪论部分主要叙述了选题缘起、研究对象、相关研究综述、研究意义以及研究方法。第一章分析了土门镇的历史地理情况。中原王朝的移民屯边政策和丝绸之路的开通使得土门成为了一处军事、商贸和文化重镇,社火则是承载当地历史文化的一项重要民俗事象。第二章主要介绍了土门镇的社火传统,主要包括社火的组织表演过程和区域特色。第三章分析了集镇社火表演活动中呈现出的地域等级。集镇作为区域社会的公共空间,不仅承担着物资贸易的职能,同时也是村际交流的文化舞台。集镇中心村落、集镇外围村落和边缘村落在一年一度的社火表演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共同参与建构了区域社会的等级秩序。第四章比较分析了社火与庙会的文化内涵与功能,并通过呈现个人叙事与集体叙事相交织的节日交流的话语实践,传达出不同个体作为节日中的民俗角色都有哪些切身感受。最后指出,在实践民俗学视角下,社火的本质就是表达国家与地域社会等级关系认同的全民集会式的节日交流实践。结语部分对全文内容进行了总结、反思和展望。
解蓉[4]（2020）在《山西万荣县通化村“社”组织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社组织的运行和发展以其传统社组织文化规则作为依据,但社的发展也会受到当代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社组织在传承和发展的过程中会不断变化,加入新的内涵,获得创造性的运用。社组织不仅仅属于传统社会,社的运行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现代留存的社组织不是传统封建社会的产物,而是经过历史的打磨才形成了如今的社组织。国家力量对社组织的影响,也是社组织发展变化的一个动因。社组织的发展体现了国家意识对民间组织权力的渗透和影响,也体现了民间组织利用国家权力对其内部权力关系的整合。在山西万荣通化镇,社是人们自发组成的民间组织,通化三个村落以李姓、苏姓、武姓、庞姓、蔡姓等姓氏为主,经过长期发展形成了东社、西社、南社三大社,三大社之下又分为南社、前武社、后武社、前苏社、后苏社、宗海社、中社、庞社、西社、西中社十个小社。这些社的形成受到了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很大的影响,社内有社首、锣鼓头、会计等负责人,承担着民众婚丧嫁娶、闹社火等重要的民俗活动,与地方基层组织之间的关系相互交叉。本文通过对通化村社组织的调查研究,发现家族文化是影响通化社组织发展状态的一个决定性因素,社组织参与下的丧葬习俗、社火活动等民俗活动有其地域独特性,在民众民俗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性,促进村落民众之间的凝聚力。文章主要从家族文化对社组织的影响,社组织参与下的民众民俗生活入手分析通化社组织存在的原因和独特性。通化社组织作为自发的民间组织,不同时期也受到了国家意识形态的不同影响,关注民间社组织与地方基层行政之间的互动关系,探究社组织在乡土社会中的存在和运行状态,解释社组织在当代社会存在的功能和意义,引导社组织健康发展。
廉慧婷[5]（2020）在《清代至民国时期岁时节日中的民间崇拜研究 ——以《河南府县志辑》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岁时节日作为民俗学的重要研究内容,是广大民众在长期农耕生活中逐渐形成的关于宇宙和自然的认识,表现出中国人传统的时间观念和生活秩序。民间崇拜复杂而多样,隐含着民众的潜在心理,划分类型进行研究十分必要。《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南府县志辑》中收录了较多的岁时节日,为认识和了解河南地区岁时节日中的民间崇拜状况提供了丰富的资料。通过梳理方志中的岁时节日,确定其中的崇拜类型,主要包括对祖先的崇拜、对俗神的崇拜和对自然的崇拜,这些崇拜所伴随的民俗活动经历了由单纯娱神发展到娱神娱人的过程,同时在大型节日中民间崇拜类型呈现出融合趋势。究其本质,三种崇拜现象都源于对神秘力量的渴望和恐惧,具有周期性和仪式性的特点。但是祖先崇拜以人伦为基本,强调血缘性;俗神崇拜以具体的单个的神灵为主,重视实用性;自然崇拜体现了人们对客观物体的尊重,反映了规律性。无论是哪种崇拜类型,都具有一定的伦理教化、社会整合、族群认同的功能。利用河南地区清代至民国方志的岁时节日资料,对其中蕴含的民间崇拜进行分类,并与岁时节日结合观照,提升了岁时节日的研究价值,丰富了民间崇拜的民俗内涵。
谢晨琛[6]（2020）在《魏晋南北朝腊日礼俗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腊日礼俗起源于腊宗庙、五祀的祭祀仪式。由于深受阴阳五行思想的影响,汉代腊日被视为阴阳交接之日,腊日的日期由朝代的五德历运所决定。汉代腊日宫廷礼仪包括祭祀、腊会、腊赐、大傩等制度,在民间则有祭祀、逐除、宴饮等风俗。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腊日礼俗是汉代腊日礼俗的延续。魏晋南北朝腊日礼制方面,早期各政权依据阴阳五行理论和儒家典籍决定腊日日期,但南北朝后期腊日与政权正统性的关联越来越小。魏晋南北朝时期五礼制度不断发展并走向成熟,在这个过程中,腊日的祭祀传统被五礼体系吸纳,腊日祭祀宗庙和社稷成为吉礼中的重要内容。北魏建国初期在腊日有大傩、腊会等礼仪,孝文帝改革后废除。北周根据《周礼》等儒家经典开始实施蜡百神之礼,至初唐蜡百神、腊祭宗庙与社稷成为岁末重要的礼仪制度。魏晋南北朝腊日风俗方面,受《荆楚岁时记》散轶的影响,后人多认为民间腊日节日期在魏晋南北朝后期演化为十二月八日,这一认识是错误的,从魏晋到隋唐腊日的日期始终是由朝廷颁布。魏晋南北朝民间的腊日节俗更具娱乐性,产生了藏钩、击壤等一些新的节庆娱乐方式。逐除、宴饮、祭灶等传统腊日风俗具有十分鲜明的时代特点和地域特点。腊日对道教岁时体系的影响及腊日沐浴、服食仙药除疫等节俗的产生体现了传统的民间信仰与佛教、道教的糅合,展现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的深刻变化。与汉代相比,魏晋南北朝时期腊日礼俗的显着特征是腊日宫廷礼制与民间腊日风俗逐渐分化,宫廷的腊日礼仪是作为吉礼的一部分发展演化的,而民间的腊日节俗则以腊日为中心逐渐丰富。不过,无论是朝廷在腊日实行祭祀宗庙、社稷的礼仪还是普通民众庆祝腊日的活动均受到国家统一的时间安排,官府对民间腊日的态度彰显出朝廷对礼仪教化的重视。通过考证北魏腊日节俗的发展可以看到有些腊日风俗最后成为军礼的一部分。由此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腊日礼俗逐渐分化之后,腊日的礼俗依旧处于一种互动的状态。
周逸煊[7]（2019）在《中国与朝鲜半岛神话图像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神话图像以一种神秘而朴素的视觉语言形式立体地塑造个性鲜明的神话意象并直指主体情感,超越了神话文字与神话口传在表达层面上的局限,是审美意识最为质朴的自然流露与肇始渊源,也是文化价值取向与精神情感架构的真切投影。神话图像作为原始信仰与历史文明的抽象化综合诠释,透视并解析隐匿于神话图像中符号、话语等表征下存在的文本本质,在庸常、琐碎的神话图像背后寻觅“漂移的能指”中潜藏的审美记忆与造型认知的深远根脉,籍此可以重新拾捡遗落于历史浪潮中的文化基因,在众多熟知的遮蔽下得以超越寻常的真知。文化文本所蕴藏的内涵、隐喻、象征在神话图像的历史传承中有意无意地设下一道道“谜语”,将其置于文化比较的框架下进行整体透视,以期在充盈着主体间性的对话中破译“谜语”。在当今整合多个学科知识与突破单一学科壁垒的趋势下,本文以文学人类学和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对艺术学领域进行深入的探索,将原本繁复广大而庸常琐碎的神话、图像、文献、民俗等文化信息以神话为主线相串联并视为一个彼此联系的有机整体,尝试建构一种寻觅东方文明宏大框架的构造线索与研究方法,其核心不仅在于结论本身,更重要的目的在于求证过程中对于构造线索与研究方法的检验及实践,是人类学在艺术学范畴的延续,亦扮演了文学人类学、艺术人类学等学科的继承者角色。第一章以叶舒宪先生提出的“四重证据法”为神话图像研究的逻辑起点与基础理论依据,将“N级编码理论”与“跨文化比较方法”作为纵横两条研究脉络,辅以时间与空间双重维度媒介于其间,实现二者的视阈汇通,尝试性地构建了一种具有广泛联系性的经纬框架结构作为本文的研究方法,并将其命名为“N级编码’与’第N命题’立体结构”。第二章深入于历史语境当中援引“狭义神话”与“广义神话”两种神话范围界定概念,综合论述了东方文明中神话及神话图像的一般规律性范畴,籍此基础又追忆了“华夷之辨”与“夷夏之防”两种历史观念,进一步明确地限定了本文中国与朝鲜半岛神话及神话图像的取材范畴。第三章论述了“创世神话”与“感生神话”两种东方神话的基本构成形式,并以此呼应“神话历史化”与“历史神话化”两种神话发展规律,勾勒出具有东方色彩的神话整体构架,继而深入探索了两种神话从意象到图像的嬗变历程,尝试构建了具有东方文明个性的神话图像传承谱系。第四章着眼于创世神话图像中的自然象征与图腾崇拜,首先自“日月崇拜”梳理了创世神话叙事中意象结构的层叠思维,搭建了神话图像世界中初始秩序中由一元化初始意象的开辟转而向二元化对偶意象的衍变、再到二元化对偶意象不断连结与延伸的演进构架;其次以“熊图腾”为探求线索,通过百济画像砖与汉画像石等视觉语言与双方文明系统下文献典籍等文字语言的对照,实现了不同地域文明体系下图像与文献的多重互证互阐,摒弃和省醒对于传统惯用思维的依赖和缺陷,谨慎地提出假设并借助多重证据间的证据间性,呈现出百济画像砖中造型意象元素之间的源流关联,为“鬼纹砖的谜语”的解读铺陈了切实可行的通路,也以此实例证明了本文第一章中提出的“N级编码’与’第N命题’立体结构”研究方法对于突破固有认知的具体可实践性。第五章着眼于感生神话图像中的神圣叙事与灵媒隐喻,首先探析了以“龙崇拜”为主线所衍生的外延性意象的连结与扩展历程,寻觅了从“龙”到“龙虎意象的连结”,再到“四神意象的连结”这一神话意象的层叠谱系关系,并将此目光延伸至对“四灵（五灵）意象的连结”与“麟凤意象的连结”的意象层叠谱系考察,进而梳理了以“龙崇拜”为连结桥梁而形成的意象层叠谱系的历史渊源及发展轨迹;其次依据“鸟崇拜”所衍生的神话意象与神话图像,梳理了其间存在的呼应与对证关系,并依据各个意象中隐喻的重叠部分加以串联,构成一种非时间基准的意象及图像层叠,籍此探寻了“鸟崇拜”神话意象与神话图像在不同文化价值取向的催化下历经分衍与重构、最终融合与交汇于凤凰这一归宿。结语中综合阐述了东方文明中神话图像生发的一般规律、神话图像对于社会文化构建的现实意义、东方文明中审美意识的普遍共性以及东方文明特有的审美情结与最终旨归。
吴亮亮（Penpisut Sikakaew）[8]（2018）在《中泰稻谷起源神话的文化记忆研究》文中提出文化记忆是90年代德国埃及学者扬·阿斯曼首次提出。其内容涉及到一个民族的神话传说或带有宗教性的仪式等方面。据本文所述,20世纪的中国和泰国的稻谷起源神话研究基本上是基于母题分析、原型和故事形态研究等方面。这些研究成果仅限于文本的,是共时性的维度。然而,神话还有口头性的一面。当神话被重新讲述的同时,其内容或多或少都会受到“时代”的影响。这就表明了神话是富有历时性的维度,有“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维度。因考虑到神话的活态性,本文以文化记忆理论为研究的重要参考,试图把神话的历时维度也考虑在内。但是,文化记忆作为民俗学研究的理论尚有不完善之处,但这也是一个值得深究的研究问题,尤其是文化记忆对身份认同的作用。从民俗学和文化记忆的深层结构去探究发现,民俗既是整个文化意识形态的基石和支柱,而意识形态构成的前提乃是文化记忆。本文通过对神话文本的研究,分析其母题的核心内容,再次引用文化记忆理论分析其文本之经典化的趋向,加上对与神话文本相辅相成的仪式和信仰等进行思考,最终取得的成果包括神话文本之内和文本之外的解读,如80-90年代与当下搜集到的神话文本的母题之间所产生的微小变化、两国稻谷起源神话形成的推论、巴利语在泰国民间招稻谷魂仪式的使用、两国神话文本经典化的趋向、中国古文物中的鸟纹分析、泰国招稻谷魂仪式的意义、泰国素攀府农民改宗的个案分析及其对神话传承的影响,以及个体记忆造成神话或文化记忆失传的可能性。通过文化记忆,几千年的回忆得以展现。文化记忆通过各种仪式、规范、传统和教育等方式来构建和塑造个人的特征和文化身份。与此同时,个人也可以通过文化记忆的主要功能来确认自己的文化身份,而他们对这些仪式的反应也有利于文化记忆的稳定性,并如此循环下去。神话已经回答了我们归属的问题。如同稻谷起源神话一样代表了我们国家的世界观。而既然我们在这个无常的世界里知道了自己是谁,就不会再迷失方向了。
周新年[9]（2018）在《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文中指出中国的地方社会不同于西方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概念18世纪才产生,来自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国家形成的历史经验,强调下层社会积极限制上层的国家权力的过程,社会精英、市场原则、公共舆论起关键的作用[1]。黑格尔认为中国由“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中国的历史是静止的,中国的社会“客观存在与主观运动缺乏一种对峙”[2],乃至于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社会的国家[3]。这其实都是基于公民社会的视角。但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认为公民社会只是一个理论“模式”,并非在西方真正出现过[4]。中国传统的王朝国家及近现代的国家,其社会不同于西方公民社会基于法的关系的普遍一致性,而在于自然和传统关系的地方性。本论文地方社会强调的是在国家的权力下,通过横向联系而自发形成的社会组织过程。顺德作为一个地处珠江三角洲中心（新老三角洲的结合部）、因境内发生惊动明王朝的“黄萧养起义”而在明中期设立的县级地域,经历了近600年的历史。在此过程中,顺德的地域社会先后创造了历史性的变革:在明清时期,同西、北江三角洲自然环境变迁（主要是洪水与沙田的淤涨）的适应、改造和利用过程中,形成了地域性的农业生产模式——桑基鱼塘等基塘农业;在晚清,因中法战争而组织的顺德地方团练发展成为领导广东省团练的领导机构;在清末,又成为中国工业近代化的先发地域;1970年代末开始,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率先成为乡村工业化和“自下而上”城镇化的典型地域。顺德的地方社会中是否存在一种内生的地域社会力量在起作用?本论文对顺德地方社会的历史考察,通过顺德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形成来尝试作出回答。论文分析了顺德自然和社会环境变迁中的几类关键性的要素:堤围等水利设施、宗族、乡村墟市、社与村庙的民间信仰等地方社会要素;以及明清的里甲与保甲、清末与民国的地方自治、建国后的乡村集体化、改革开放后推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帝制时期和近现代国家的制度要素;明清时期的基塘农业、乡村手工业、原工业化、近代工业化、全球化时代的工业化等经济要素。通过这些地方社会及国家层面关键制度要素的互动,总结出顺德乡村社会水利、墟市、信仰、产业等集体空间及其内部的权力（支配）、资源（资本）的积累和集中机制,以及地方习惯、地方文化的地域特征和乡村公共品的供应机制,并进一步尝试构建社会空间的分析框架——以集体空间为核心的地方社会空间与国家政治空间的尺度互动。通过此分析框架,来检讨在资本全球化的背景下顺德（政府的和乡村的）空间行为的得失。论文的结构共分九章:第一章,分析研究的背景,提出研究的问题,确定研究的对象、范围,界定关键概念,运用的研究方法,简述论文的结构。第二章,通过梳理社会空间基础理论、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主要范式及相关研究成果,提出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及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与城市化和全球化研究领域的理论衔接。第三章,重点对顺德地域自然环境变化进行历史分析,围绕以堤围、闸窦、沙田围筑等水利公共产品供给的集体行动机制,总结自明至建国以来水利建设的历史谱系:村庄的简易村围——防护田土的挡水堤——合围的堤围——跨村的联围、闸窦、排涝等综合水利系统——地域性大联围,并分析在乡村地域社会内部的水利组织形成过程中,集体空间中不同主体的利益冲突与协作对乡村聚落空间产生的深刻影响。人与自然的互动推进了水利社区的形成,并对顺德社会空间的演变形成空间的反作用机制（由非精确的自然领地边界向清晰的产权边界转化）。水利集体空间中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的形成过程表征了水利公共产品与水利地域社会规则形成的过程。第四、五章,通过分析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过程,分析地方社会民间信仰的历史特征。重点分析:不同神灵的地域分布反映了乡村社会内部和外部自然环境特征;通过里社制度、宗族制度对村庙的影响,考察国家礼制、宗族组织对民间信仰的双向互动关系;对乡村聚落社、村庙、不同类型祭祀圈和信仰活动圈的考察,得出顺德的社会空间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民间信仰通过神灵的设立和祭祀仪式等实现乡村社会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在整合地域内的不同社群、应对水灾和匪患、促进聚落共同体及跨村联盟的形成、影响墟市的演化及地域精神的形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传统乡村社会里,神的存在就是树立了韦伯所说的卡里斯马（charisma）,是建构乡村社会秩序及社会空间的权威之隐喻。民间信仰是顺德地方社会最为突出的特征,是所有社会活动的纽带。第六章,重点考察乡村“市”和周期性“墟”形成的历史过程,分析影响“墟”与“市”的转化因素。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段墟市的管理机制,墟市与水网、宗族、村庙的关系,以及原工业化和近代工业化对促进墟市性质改变的综合分析,总结乡村墟市所构成的市场交易空间的历史演变。顺德乡村墟市市场圈的形成,推动乡村以人际社会交往为主向跨村落的地域经济交往活动的转化。墟市集体空间的出现,从满足日常生活的服务演变到促进乡村地域经济的分工。明清顺德乡村“墟”与“市”角色的转化,先后经历了“早晚市和日墟——周期性旬墟和固定市——专业性墟和专业性市——商业性市和周期性墟”的历史谱系,实际代表了乡村地方社会经济交往活动中消费和生产的主导地位的变化。论文通过对顺德乡村墟市进行分类、发展演变及墟市竞争与冲突的历史考察,分析乡村墟市演化过程中权力、资源积累与集中机制的变化,认为乡村墟市的不断升级与墟市封建性不断减弱是一个相互关联的过程。专业性墟市向近代市镇的演化,权力集中机制是必要条件,由此产生墟市资源的集中机制共同主导了顺德墟市的市镇化过程。第七章,重点考察不同历史时段关键性制度对乡村地方社会的影响,及乡村地方社会如何主动适应和建构集体空间的机制。即从国家在场的视角,考察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得出:（1）明朝里甲制重点以黄册的人户为管理对象,促进了乡村聚落认同的形成;清朝图甲制以土地管理为主,促进了乡村社会内部自我管理机制的形成和走向成熟。（2）通过对明清的卫所、巡检司、保甲、乡约、公约等国家在地方的军事或安全控制体系、村落自我防卫体系的考察,探求跨自然村地域社会的形成路径。（3）清末至民国的地方自治,第一次将乡村社会从韦伯所说的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或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引向形式理性（Formal Rationality）或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乡村社会由地方习俗推动的自组织向被制度所建构转化。（4）建国后,经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等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制度、改革开放后政策的不断调整,顺德的社会空间经历了制度性的变革:土地改革时期,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乡村社会通过农会和区代表大会确立了县下的区和乡准行政机构,乡村第一次被行政化;农业合作化时期,高级社使乡村第一次进行集体大生产和实施社会主义公有化体制;人民公社时期,先后经历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转变,乡村地域社会的内部组织单元,最终被生产队生产组织所重组;改革开放后,乡村经过短暂的自治后,通过“再集体化”再次被纳入行政的管控之下,农村股份合作社及村委会最终在管理区层次上的成立使乡村通过“再集体化”转化为经济性为主的自治组织,乡村社会再次面临整合。制度化的空间区划对乡村社会空间是刚性的规束和重组,但乡村社会内部在政社分离后,其地域的自组织性再度起到关键作用。如改革开放后的1990年代村庙重建高潮、乡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设立、宗族活动的重新加强等等,社会空间再次逐步获得自主性。第八章,重点考察了顺德基塘农业促进的农业商品化、手工业与原工业化、社队企业与乡镇企业、乡村工业化的过程,认为顺德地方社会的集体空间促进了农业商品化、原工业化及工业化过程中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实现,最终经历漫长的时段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主要内容包括:1、顺德基塘农业的出现与自然环境的变化（洪水危害增加）、应对洪水威胁而采取的水利设施建设之间的关系,在明中期开始蚕丝国际贸易的拉动下,最终促使顺德乡村手工业进入原工业化过程;2、清末引进机器缫丝业,引起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和乡村社会的冲突,改变了地域社会的诸多因素,引起农业工业化的进程加快、乡村墟市的专业化、工商业资本的出现等,从原工业化走上近代工业化;3、建国后,进入社会主义公有制,原有的民族工业和手工业分别纳入到国家工业体系和人民公社的农业生产体系。顺德的基塘经济作物体系为人民公社的社队企业的发展准备了与以粮食作物为主地域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社队企业得到较好发展,进而为顺德在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得到快速发展准备了坚实基础;3、1992年顺德推进产权改革和城乡一体化策略,使得乡镇企业的发展获得新的机遇,但也同时留下了产业层次不高和土地粗放利用的后果。顺德乡村集体组织在改革的初期积极投资乡镇企业,为农村工业化打下了基础;产权体制改革后,逐步演变成为集体资产的管理平台,乡村集体失去经济的活力。改革开放后,乡村社会在参与工业化的进程中,出现分化——一部分在工业化过程中成为改革的“赢家”,而一部分成为“输家”,其实质就是集体组织“再集体化”过程的差异。总结改革开放后,顺德不同乡村工业化的差异,得出集体组织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巨大作用:集体组织强的,工业化的进程更为顺利;而弱的乡村,基本维持农业生产的局面。从一个层面来看,就是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的差异,决定了乡村工业化的成功与否,也决定了其发展的路径。第九章,通过对前几章的内容进行总结,进一步阐释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并由此总结顺德改革开放后空间政策的得失,提出乡村社会空间发展的建议。
王中加[10]（2018）在《宁夏同心地区方神信仰与地方社会关系研究》文中认为宁夏同心地区的方神信仰属于当地汉族民间信仰,源于当地祈雨禳灾的农事活动。本文以方神信仰为研究对象,以方神的信仰组织为切入点,透过对不同类型下的信仰组织架构的研究,进一步探讨了方神信仰是实现民众整合的有效途径,借此探究方神信仰与地方社会的关系。在宁夏同心地区,方神信仰与地方社会关系主要体现大方对小方的整合。当地以方神信仰为中心形成了大方和小方,“小方”是以村落中的方神庙为中心所形成的一个村落信仰共同体,“大方”是小方的集合,是区域信仰共同体。大方以同心“莲花山”为中心聚集,通过每年在莲花山召开的“青苗水会”对该区域的小方进行整合,从而形成一个区域信仰共同体。“青苗水会”是本地区内小方与大方互动的重要关键,在青苗水会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小方对大方的朝山与求雨,二是大方对小方的绕境与播撒福祉。无论是日常的抬神问事,或者在青苗水会期间以方为单位的朝山献水,都存在于一个系统的体系,处在不同村落中的村民基于共同的价值认同构建了整个地区间的内生秩序。方神区域信仰共同体以不同地域范围的“方”作为界,依次来区分“内”和“外”的关系。每方护佑下的一方百姓是方神的弟子,是区域信仰共同体的“内”,但这个边界是封闭的。区域信仰共同体不仅是该地区不同家庭之间的互相结合,而且是一种基于共同信仰和固定仪式的稳定的社会结构。区域信仰共同体的外部是“方”内部成员的熟人社会,由于在乡村社会中的流动性较低。所以,区域信仰共同体的形成过程和维持的努力,体现了生活在乡村中的熟人社会突破了亲属和血亲的小范围的认可标准,实现了区域性的整合和认同,推动了地方社会的有序发展。
二、论两汉时代的乡村神只崇拜（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两汉时代的乡村神只崇拜（论文提纲范文）
（1）汉代城乡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学术创新点 |
| 四、研究方法与框架 |
| 第一章 春秋战国时期城乡关系的变化 |
| 第一节 春秋战国的城乡政治关系 |
| 一、新型城乡管理体系的建立 |
| 二、新型城乡管理体系的特征 |
| 第二节 春秋战国的城乡经济关系 |
| 一、城乡赋役关系的变化 |
| 二、城乡多向的商贸往来 |
| 第三节 春秋战国的城乡文化关系 |
| 一、乡村文化的形成 |
| 二、城乡文化的交流互动 |
| 第四节 春秋战国的城乡居民关系 |
| 一、城乡居民的流动 |
| 二、城乡居民关系的开放 |
| 第二章 汉代城乡的同一性要素 |
| 第一节 城乡政治治理的同一性要素 |
| 一、地缘行政体系下的城市与乡村 |
| 二、城乡基层组织设置的同一性表现 |
| 第二节 城乡产业分布的同一性表现 |
| 一、农业的城乡分布 |
| 二、工商业的城乡分布 |
| 第三节 城乡居民生活的同一性要素 |
| 一、城乡居民分布的同一性表现 |
| 二、城乡居民政治地位的同一性表现 |
| 三、城乡居民生活状态的同一性表现 |
| 第四节 城乡思想文化的同一性表现 |
| 一、城乡思想的同一性表现 |
| 二、城乡文化的同一性表现 |
| 第三章 汉代城乡的差异化发展 |
| 第一节 城市与乡村的空间差异 |
| 一、城乡空间规模的差异 |
| 二、城乡空间形态的差异 |
| 三、城乡空间的不同发展趋势 |
| 第二节 城乡经济结构的差异 |
| 一、城乡产业结构的差异 |
| 二、城乡消费结构的差异 |
| 三、城乡市场结构的差异 |
| 第三节 城乡思想文化的差异 |
| 一、城市文化的繁华与乡村文化的质朴 |
| 二、城市文化的官方性与乡村文化的民间化色彩 |
| 三、城市文化的兼容性与乡村文化的封闭性 |
| 第四章 汉代城乡的交流与交融 |
| 第一节 城乡治理功能的互补 |
| 一、乡里体系对郡县功能的补位 |
| 二、乡村民间自组织的功能补位 |
| 三、城市治理功能对乡村治理体系的补位 |
| 第二节 城乡经济的交融 |
| 一、社会再生产中的城乡经济交融 |
| 二、区域交流中的城乡物产交换 |
| 第三节 城乡思想文化的交互影响 |
| 一、城乡文化的交相互动 |
| 二、思想文化互动的影响 |
| 第四节 城乡人口的流动 |
| 一、城乡人口的主动性流动 |
| 二、城乡人口的被动性流动 |
| 第五章 汉代城乡的转化 |
| 第一节 汉代乡村向城市的演进 |
| 一、军事导向下的“乡—城”演进 |
| 二、政治导向下的“乡—城”演进 |
| 三、文化祭祀导向下的“乡—城”演进 |
| 四、经济导向下的“乡—城”演进 |
| 第二节 汉代城市向乡村的回归 |
| 一、“城—乡”回归的复杂性 |
| 二、上古邑国的衰落 |
| 三、“城—乡”回归的因素导向 |
| 第三节 城乡转化的历史逻辑 |
| 一、城乡关系的特定背景 |
| 二、城乡共同发展的必然结果 |
| 三、“马太效应”下的城乡转化趋势 |
| 第六章 汉代城乡关系的发展特征 |
| 第一节 城乡关系的变动趋势 |
| 一、城乡关系的变动 |
| 二、变动后的城乡关系 |
| 三、乡村地位的上升 |
| 第二节 汉代城乡关系发展的基点 |
| 一、农本与汉代城乡关系 |
| 二、城乡关系发展基点的特色 |
| 第三节 汉代城乡关系发展的主导力量 |
| 一、官方对民间力量的引导 |
| 二、城乡关系的主导力量差异 |
| 主要参考文献 |
| 一、古代文献 |
| 二、考古与简牍资料 |
| 三、今人着作 |
| 四、学术论文 |
| 五、海外研究资料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汉代乡里社会运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核心概念的说明与界定 |
| 1.1.1 乡里 |
| 1.1.2 社会运行机制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依据 |
| 1.3.1 理论依据 |
| 1.3.2 现实依据 |
| 1.4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 1.4.1 国内研究 |
| 1.4.2 国外研究 |
| 1.4.3 当前文献研究述评 |
| 1.5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5.1 研究思路 |
| 1.5.2 研究方法 |
| 1.6 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周秦时期乡里社会的变迁 |
| 2.1 乡里行政力量的演变 |
| 2.1.1 乡官里吏的职能及作用 |
| 2.1.2 乡里行政组织的变化 |
| 2.2 乡里宗族势力的变化 |
| 第三章 汉代乡里社会运行体系 |
| 3.1 乡里经济的发展 |
| 3.1.1 乡里社会的农业生产状况 |
| 3.1.2 农作之外的经济状况 |
| 3.2 乡里秩序的建立及改变 |
| 3.2.1 制度化的地方社会领袖——乡三老 |
| 3.2.2 乡里地方势力——宗族与乡里豪族 |
| 3.2.3 乡里社会的基本单位——五口之家 |
| 3.2.4 民间力量的作用——游侠 |
| 3.3 乡里教化及风俗的形成 |
| 3.3.1 自上而下的乡里教化 |
| 3.3.2 庠序之教——乡里教育 |
| 3.3.3 婚丧礼俗的确立 |
| 3.3.4 乡里民谚等民间知识的创作与传播 |
| 3.4 乡里信仰及神只崇拜 |
| 3.4.1 乡里神只崇拜 |
| 3.4.2 乡里巫术的传播 |
| 第四章 汉代乡里社会运行机制分析 |
| 4.1 激励机制 |
| 4.1.1 察举孝廉 |
| 4.1.2 赏赐民爵 |
| 4.1.3 褒奖儒士 |
| 4.1.4 旌表孝悌 |
| 4.2 控制机制 |
| 4.2.1 律令强制 |
| 4.2.2 乡官管制 |
| 4.2.3 豪强支配 |
| 4.2.4 乡里民约 |
| 4.3 保障机制 |
| 4.3.1 国家对乡里的保障措施 |
| 4.3.2 乡里自发保障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3）集镇社会的地域等级观与节日交流实践 ——以甘肃武威土门镇的“闹社火”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对象 |
| 三、相关研究综述 |
| (一) 集镇研究 |
| (二) 社火研究 |
| (三) 集镇社火研究 |
| 四、研究意义 |
| 五、章节设置与结构安排 |
| 六、研究方法 |
| (一) 田野作业 |
| (二) 文献资料法 |
| 第一章 土门的历史地理 |
| 第一节 军事重镇 |
| 一、汉代揟次县 |
| 二、明代土门堡 |
| 三、长城与堡寨 |
| 第二节 商贸重镇 |
| 一、土沃民庶 |
| 二、商务盛于县城 |
| 三、区域贸易中心 |
| 第三节 文化重镇 |
| 一、庙宇和庙会 |
| 二、戏台和秦腔 |
| 三、七星街高挂辕门 |
| 小结 |
| 第二章 土门的社火传统 |
| 第一节 组织与表演过程 |
| 一、成立元宵会 |
| 二、上会钱 |
| 三、商定社火、购置服装 |
| 四、出身子 |
| 五、串院子 |
| 六、上街 |
| 七、卸身子 |
| 第二节 区域特色 |
| 一、锣鼓 |
| 二、社火脸谱 |
| 三、高跷 |
| 四、迎宫社火 |
| 五、芯子社火 |
| 六、东洋车子 |
| 小结 |
| 第三章 社火中的地域等级:从村落到集镇 |
| 第一节 集镇的核心场域:土门街 |
| 一、街里人 |
| 二、商贸中心 |
| 三、社火表演的主要场域 |
| 第二节 集镇社火的主角:三个大队 |
| 一、坚守传统的土门村 |
| 二、与时俱进的漪泉村 |
| 三、花样繁多的台子村 |
| 第三节 集镇外围村落和边缘村落 |
| 一、外围村落 |
| 二、边缘村落 |
| 小结 |
| 第四章 集镇社火的文化内涵与民俗角色研究 |
| 第一节 作为节日交流实践的社火 |
| 一、社火与庙会的异同 |
| 二、超越家庭与村落的交流实践 |
| 三、家国一体的礼俗秩序 |
| 第二节 集镇社火的田野民俗志:个人叙事与集体叙事相结合 |
| 一、关于社火的集体记忆 |
| 二、元宵会成员 |
| 三、懂社火的人 |
| 四、装社火的人 |
| 五、看社火的人 |
| 小结 |
| 第五章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一) 着作 |
| (二) 期刊 |
| (三) 学位论文 |
| (四) 地方史志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山西万荣县通化村“社”组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三、“社”文化背景 |
| 四、研究综述 |
| 五、资料来源 |
| 1 通化社组织:传统与现代的碰撞 |
| 1.1 通化社组织生存环境 |
| 1.2 通化社组织概况 |
| 1.3 通化社组织结构特征 |
| 2 通化社组织与家族活动 |
| 2.1 家族型社组织 |
| 2.2 “家族—社”的竞争与合作 |
| 3 通化社组织与民众生活 |
| 3.1 丧葬仪式中的社组织 |
| 3.2 婚嫁与诞生礼中的社组织 |
| 3.3 社火活动中的社组织 |
| 4 通化社组织与乡村治理 |
| 4.1 十社锣鼓:道德表彰 |
| 4.2 日常民俗:民间认同 |
| 4.3 婚丧互助:劳力互换 |
| 4.4 村社互动:服务乡村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
| 附录B 田野调查录音整理（部分）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5）清代至民国时期岁时节日中的民间崇拜研究 ——以《河南府县志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二 研究对象界定 |
| 三 研究现状及分析 |
| 四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方志所载岁时节日中的祖先崇拜 |
| 第一节 祖先崇拜的内涵与发展 |
| 第二节 岁时节日中的祖先崇拜 |
| 第三节 岁时节日中祭祖习俗的观念 |
| 第二章 方志所载岁时节日中的俗神崇拜 |
| 第一节 俗神崇拜的内涵与发展 |
| 第二节 岁时节日中的俗神崇拜 |
| 第三章 方志所载岁时节日中的自然崇拜 |
| 第一节 自然崇拜的内涵与发展 |
| 第二节 岁时节日中的自然崇拜 |
| 第四章 岁时节日中民间崇拜类型的关系 |
| 第一节 民间崇拜类型的相同之处 |
| 第二节 民间崇拜类型的独特性 |
| 第三节 民间崇拜类型的发展趋势 |
| 第五章 岁时节日中民间崇拜的功能 |
| 第一节 伦理教化功能 |
| 第二节 社会整合功能 |
| 第三节 民族认同功能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方志中与祖先崇拜相关的节日 |
| 附录二 方志中与俗神崇拜相关的节日 |
| 附录三 方志中与自然崇拜相关的节日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6）魏晋南北朝腊日礼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旨趣 |
| (二) 研究现状述评 |
| 1. 关于腊日的溯源及整体研究 |
| 2. 关于魏晋南北朝腊日的研究 |
| 3. 关于礼制与礼俗的研究 |
| (三) 研究方法与主要创新点 |
| 一、腊日的相关问题与汉代的腊日活动 |
| (一) “蜡”、“腊”与腊日起源的相关问题 |
| 1. “腊”与“蜡” |
| 2. 腊日的起源 |
| 3. 阴阳五行观念下的汉代腊日 |
| (二) 汉代的宫廷腊日礼仪 |
| 1. 汉代宫廷腊日祭祀礼仪 |
| 2. 汉代宫廷腊会与腊赐 |
| (三) 汉代民间的腊日风俗 |
| 1. 汉代民间的腊日准备工作 |
| 2. 汉代民间腊日的祭祀活动 |
| 3. 汉代民间腊日的逐除和娱乐活动 |
| 小结 |
|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宫廷腊日礼制 |
| (一) 魏晋南北朝各政权的腊日日期 |
| 1. 三国时期的腊日日期 |
| 2. 两晋时期的腊日日期 |
| 3. 南北朝时期的腊日日期 |
| (二) 魏晋南朝宫廷腊日礼仪制度 |
| 1. 腊祭宗庙 |
| 2. 腊祭社稷 |
| 3. 其他礼制 |
| (三) 北朝的腊日礼制 |
| 1. 北魏腊日礼制 |
| 2. 北齐腊日礼制 |
| 3. 北周腊日礼制 |
| 小结 |
|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腊日风俗 |
| (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间腊日岁时系统 |
| (二)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腊日祭祖风俗 |
| (三) 魏晋南北朝时期腊日逐除风俗 |
| (四)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腊日家庭风俗和腊日的娱乐化 |
| 小结 |
| 四、礼俗关系视角下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腊日 |
| (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腊日礼俗的分化 |
| (二) 魏晋南北朝时期腊日礼俗的互动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中国与朝鲜半岛神话图像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神话图像研究视角的形成 |
| 1.1 研究背景及理论依据 |
| 1.1.1 神话图像研究思维的逻辑起点 |
| 1.1.2 四重证据法的提出及其证据间性 |
| 1.1.3 N级编码理论及其补充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3 研究方法及内容 |
| 1.3.1 艺术人类学的跨文化比较视阈 |
| 1.3.2 文化圈、文化层与时空维度的同构 |
| 1.3.3 N级编码与第N命题立体结构—研究方法的尝试提出 |
| 第二章 神话图像的范畴:历史语境的深入追忆 |
| 2.1 神话图像的内涵范畴 |
| 2.1.1 狭义神话与广义神话的兼容 |
| 2.1.2 神话图像的阐释 |
| 2.2 中国与朝鲜半岛神话及神话图像的界定 |
| 2.2.1 从华夷之辨看中国的神话范畴 |
| 2.2.2 从夷夏之防看朝鲜半岛的神话范畴 |
| 第三章 神话图像的诞生:神话文本的再次构成 |
| 3.1 神话意象到图像的嬗变 |
| 3.1.1 神话历史化—创世神话图像的诞生 |
| 3.1.2 历史神话化—感生神话图像的诞生 |
| 3.1.3 规律的超越—东方神话图像谱系的搭建 |
| 3.2 神话图像的存在辩证 |
| 3.2.1 神话是图像萌生的土壤 |
| 3.2.2 图像是神话传承的载体 |
| 第四章 创世神话图像:自然象征与图腾崇拜 |
| 4.1 秩序初创—日月 |
| 4.1.1 初始意象范式的开辟 |
| 4.1.2 对偶意象思维的延申 |
| 4.2 氏族始祖—熊 |
| 4.2.1 熊图腾与始祖崇拜 |
| 4.2.2 百济鬼纹砖谜语的解读—研究方法的实践 |
| 第五章 感生神话图像:神圣叙事与灵媒隐喻 |
| 5.1 感龙孕生—龙 |
| 5.1.1 龙崇拜内涵的多元化表征 |
| 5.1.2 龙崇拜的外延性意象连结 |
| 5.2 感卵(鸟)孕生—鸟 |
| 5.2.1 鸟崇拜意象的分衍与重构 |
| 5.2.2 鸟崇拜意象及图像的融合与交汇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科研成果目录 |
（8）中泰稻谷起源神话的文化记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第二节 稻谷起源神话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范围及概念界定 |
| 第四节 研究框架与方法 |
| 第一章 稻谷起源神话及其分类 |
| 第一节 稻谷起源神话分类 |
| 第二节 中国“鸟盗”型稻谷起源神话 |
| 第三节 泰国稻谷起源神话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二章 稻谷起源神话与文化记忆 |
| 第一节 神话与文化记忆 |
| 第二节 中西神话学之论述 |
| 第三节 神话与原型批评 |
| 第四节 神话与民间文学 |
| 第三章 稻谷起源神话文本之内的文化记忆 |
| 第一节 “母题”“互文性”和“经典化”：破解神话文本之内的文化密码 |
| 第二节 在道教宇宙观之内展翅高飞：中国“鸟盗”型稻谷起源神话 |
| 第三节 从“帕拍素”到“彭苏女神”：泰国稻谷起源神话的佛教宇宙观 |
| 第四节 两国稻谷起源神话文本之内的文化记忆 |
| 第四章 稻谷起源神话文本之外的文化记忆 |
| 第一节 中国“鸟盗”型稻谷起源神话和中国鸟信仰之流传及演变 |
| 第二节 泰国稻谷起源神话文本之外的文化记忆 |
| 第三节 两国文本之外的文化记忆 |
| 第五章 稻谷起源神话之民俗型的文化记忆 |
| 第一节 生活相：民俗深层结构的本真性 |
| 第二节 记忆链：文化记忆的运作模式 |
| 第三节 文化记忆与民俗学：相互连接的概念 |
| 第四节 文化记忆与民俗学：新研究方法的可能性 |
| 第六章 文化记忆之外延：稻谷起源神话的传承与生存空间 |
| 第一节 何为文化发展和传承 |
| 第二节 变形的形态：中国鸟信仰的演变 |
| 第三节 导致文化记忆链发生改变的现象：泰国素攀府农民改宗的案例 |
| 第四节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 后记 |
（9）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域的设问及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对象和范畴 |
| 1.2.1 研究对象 |
| 1.2.2 研究的范畴 |
| 1.3 概念的界定 |
| 1.3.1 空间、场所与社会空间 |
| 1.3.2 公共空间、公共领域与集体空间 |
| 1.3.3 公有、共有与公共池塘资源 |
| 1.3.4 共同体与社区、社会与地方社会 |
| 1.3.5 权力 |
| 1.4 研究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 |
| 1.4.1 学术价值与理论价值 |
| 1.4.2 应用价值和实践价值 |
| 1.5 研究思路、方法 |
| 1.5.1 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相结合 |
| 1.5.2 借鉴多学科理论研究地方社会 |
| 1.5.3 历时与共时、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
| 1.6 论文的框架 |
| 第二章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 |
| 2.1 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回顾 |
| 2.1.1 新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 |
| 2.1.2 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与时空思想 |
| 2.1.3 布尔迪厄实践理论的场域 |
| 2.1.4 福柯的空间理论 |
| 2.1.5 小结 |
| 2.2 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的相关理论范式 |
| 2.2.1 施坚雅的市场关系模式 |
| 2.2.2 弗里德曼的宗族关系模式 |
| 2.2.3 黄宗智的内卷化经济模式 |
| 2.2.4 杜赞奇的权力文化网络模式 |
| 2.2.5 小结 |
| 2.3 国内外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综述 |
| 2.3.1 历史人类学视角 |
| 2.3.2 水利视角的地域社会学、地域社会史、历史地理的相关研究 |
| 2.3.3 小结 |
| 2.4 尺度与集体空间分析框架 |
| 2.4.1 尺度及相关的概念 |
| 2.4.2 尺度的相关理论 |
| 2.4.3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自然环境变迁、水利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3.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 |
| 3.1.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变迁 |
| 3.1.2 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发展简史 |
| 3.1.3 小结 |
| 3.2 顺德水利设施建设简史 |
| 3.2.1 宋朝及之前以局部挡水堤建设为主阶段 |
| 3.2.2 明朝、清朝的堤围闸窦系统的建设阶段 |
| 3.2.3 民国时期的堤围小范围并围建设阶段 |
| 3.2.4 建国后跨区大联围综合水利建设阶段 |
| 3.2.5 小结 |
| 3.3 顺德沙田垦殖与聚落格局的形成 |
| 3.3.1 珠江河道口门发育与沙洲沉积 |
| 3.3.2 顺德河涌淤积成沙的地域分布 |
| 3.3.3 顺德沙田的围垦 |
| 3.3.4 顺德乡村聚落分布格局的演化 |
| 3.4 沙洲的自然特征与聚落的空间组合类型 |
| 3.4.1 岛洲型聚落 |
| 3.4.2 沙洲型聚落 |
| 3.4.3 新沙洲型聚落 |
| 3.4.4 小结 |
| 3.5 水利集体空间的冲突、协作机制与聚落社区的融合 |
| 3.5.1 水利集体空间冲突与协作过程中的国家与地方社会 |
| 3.5.2 水利集体空间重构过程中的政府、士绅与宗族 |
| 3.5.3 小结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民间信仰空间分布特征与乡村集体空间基础单元 |
| 4.1 民间信仰的概念 |
| 4.2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与四大水神信仰 |
| 4.2.1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 |
| 4.2.2 珠江三角洲四大水神信仰及其传播 |
| 4.3 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阶段 |
| 4.3.1 历代顺德民间信仰与儒释道的互动发展过程 |
| 4.3.2 明代“禁淫祀、毁淫祠”与民间信仰的正统化 |
| 4.4 顺德民间信仰空间地域分布特征 |
| 4.4.1 顺德民间信仰的基本情况 |
| 4.4.2 顺德民间信仰的空间分布 |
| 4.4.3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形成与时空演化 |
| 4.4.4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空间特征 |
| 4.4.5 移民带来的信仰与本地的融合——以康公信仰为例 |
| 4.4.6 小结 |
| 4.5 社公、土地公的信仰与乡村基础社会空间单元的形成 |
| 4.5.1 社公信仰的演化 |
| 4.5.2 关于社坛、社主、社公、土地公 |
| 4.5.3 顺德社的类型 |
| 4.5.4 以社公为单位形成的村域共同体——龙江沙田五社“菩萨巡街”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地域信仰共同体与集体空间的边界认同 |
| 5.1 村庙、乡主庙与乡村聚落空间的融合 |
| 5.1.1 宗族与乡庙,血缘组织的衍生与信仰地缘组织的组合——以桑麻村为例 |
| 5.1.2 一庙多神信仰与村落的融合——以乐从镇的乡村为中心 |
| 5.1.3 从迁民到聚落,从社公到乡庙——均安镇南沙的个案分析 |
| 5.2 祭祀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信仰空间的形成 |
| 5.2.1 以宗族为单位的祭祀圈——以林头村为例 |
| 5.2.2 以祭祀组为单位的祭祀圈——以麦朗医灵庙为例 |
| 5.2.3 以水利堤围为单位的祭祀圈——以众涌安乐围内天后巡游为例 |
| 5.2.4 以一条河上下游地域形成的祭祀圈——以东头、南坑的观音巡游为例 |
| 5.3 信仰活动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体 |
| 5.3.1 以个人参加为主的观音开库信仰圈 |
| 5.3.2 以村庄祭祀联盟形成的祭祀活动圈——以均安帝王巡游为例 |
| 5.3.3 以龙舟队为单位参加的龙船点睛信仰活动圈 |
| 5.4 民间信仰的隐喻与乡村聚落空间的权力支配关系 |
| 5.4.1 体现宗族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4.2 基于风水观念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4.3 基于社群认同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5 本章小结 |
| 5.5.1 民间信仰与村庄外部边界 |
| 5.5.2 民间信仰与村庄内部认同 |
| 第六章 墟市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6.1 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明清墟市空间格局 |
| 6.1.1 珠江三角洲贸易的发展 |
| 6.1.2 明清珠江三角洲区域市场体系 |
| 6.1.3 明清区域贸易网络及变化 |
| 6.1.4 明清顺德墟市空间格局 |
| 6.2 墟市活动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流动网络 |
| 6.2.1 墟市圈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 |
| 6.2.2 墟市圈与地域乡村聚落结构分析 |
| 6.2.3 墟市对乡村聚落空间形态的影响 |
| 6.3 明清顺德墟市的类型 |
| 6.3.1 城郭型墟市 |
| 6.3.2 乡村传统墟市 |
| 6.3.3 专业性墟市——以陈村、容奇和桂洲墟市为例 |
| 6.3.4 小结 |
| 6.4 顺德墟市的演化 |
| 6.4.1 桥梁建设、内河航运与墟市空间的变迁 |
| 6.4.2 墟市功能性质的演化与墟市空间的迁移 |
| 6.5 墟市的权力支配与资源积累机制 |
| 6.5.1 墟市的权力支配机制 |
| 6.5.1.1 明清乡村墟市发展的社会制度环境 |
| 6.5.1.2 顺德乡村墟市权力积累机制 |
| 6.5.2 墟市资源的积累与竞争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制度性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7.1 顺德区划沿革及立县边界考 |
| 7.1.1 顺德区划沿革 |
| 7.1.2 顺德立县区划边界考 |
| 7.2 明清乡都堡下的里(图)甲制与自然村庄地域空间的形成 |
| 7.2.1 明以前县下的乡 |
| 7.2.2 明清县以下的都堡 |
| 7.2.3 明清里(图)甲制的演化与自然村境域的关系 |
| 7.3 明清至民国,防卫体系、巡检司、保甲制与跨乡村聚落社会共同体的形成 |
| 7.3.1 清至民国顺德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 7.3.2 明清两朝顺德的社会治安 |
| 7.3.3 明清的营制、巡检司与乡村防卫地域的形成 |
| 7.3.4 明中期以后、清至民国的保甲制、乡村自治与跨村的地域联盟 |
| 7.4 解放后的区划与村庄聚落空间的内部再划分 |
| 7.4.1 解放后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 7.4.2 土地改革村庄空间的行政化和合作化时期村庄空间的经济化 |
| 7.4.3 人民公社时期政社合——与村庄空间的再划分与经济再组织化 |
| 7.4.4 镇村时期,城镇化与村庄社会空间的经济体化 |
| 7.5 本章小结 |
| 7.5.1 明清图(里)甲制促进了自然乡村空间地域的形成和内部的社会组织性 |
| 7.5.2 明清保甲制及各种防卫体制与从乡村的乡约、公约相互作用促进了跨自然乡村地域空间的认同 |
| 7.5.3 晚清至民国,从法制上促进了乡村地域的自治 |
| 7.5.4 新中国成立后,乡村集体化空间的形成 |
| 第八章 工业化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转型 |
| 8.1 顺德农业经济商品化与工业化历史发展过程 |
| 8.2 明至清中晚期,桑基鱼塘的商品农业、原工业化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2.1 关于原工业化理论 |
| 8.2.2 明至清中晚期,水利建设过程中催生的商品化基塘农业及家庭手工业 |
| 8.2.3 明至清中晚期,基塘农业生产方式形成独特的集体与个体社会关系 |
| 8.2.4 明至清中期,顺德原工业化与乡村集体空间 |
| 8.3 清末至民国,顺德乡村近代工业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3.1 近代依托民族资本的缫丝业对顺德乡村空间的影响 |
| 8.3.2 以官僚资本带动的糖业发展对顺德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4 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初期(1949-1983),顺德社队企业对集体工业空间的塑造 |
| 8.4.1 工业化 |
| 8.4.2 顺德社队企业的发展与农村集体工业空间的形成 |
| 8.4.3 顺德社队企业的集体空间形成的内生因素 |
| 8.5 1984年后,乡镇企业、工业园区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5.1 乡镇企业、农村体制改革与集体空间的“再集体化”和“资本化” |
| 8.5.2 顺德工业空间政策与集体空间的转型 |
| 8.6 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空间规划的工具化与集体空间资本化逻辑 |
| 8.6.1 国家政策的阶段性与工业化空间的表征 |
| 8.6.2 集体土地利用合约的创新与集体空间的资本化逻辑 |
| 8.7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作为地方社会行动的集体空间 |
| 9.1 1452-2010年,顺德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历史变化 |
| 9.1.1 顺德空间要素历史变化 |
| 9.1.2 不同历史时期空间公共品供给的社会机制与集体空间形成 |
| 9.1.3 从大时段历史看顺德空间的总体性及阶段特征 |
| 9.1.4 小结：顺德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的积累与集中 |
| 9.2 改革开放以来,顺德空间尺度管控的得失与集体空间管控建议 |
| 9.2.1 顺德城乡空间的演化与城市规划的工具化 |
| 9.2.2 现阶段顺德城乡空间尺度的特征 |
| 9.2.3 基于顺德城乡空间尺度规律对未来空间利用与管控的建议 |
| 9.3 理论总结与展望 |
| 9.3.1 理论总结 |
| 9.3.2 余论 |
| 附表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一、地方志 |
| 二、史书、古籍、史料 |
| 三、族谱、碑刻 |
| 四、中文专着、中译着作 |
| 五、中文论文、期刊、会议、报告 |
| 六、外文文献 |
| 七、其它资料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10）宁夏同心地区方神信仰与地方社会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缘起及田野点介绍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田野点介绍 |
| 二 研究综述及关键概念界定 |
| (一)研究综述 |
| (二)关键概念的界定 |
| 三 研究过程及其方法概述 |
| (一)研究过程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宁夏同心地区方神信仰概况 |
| 一 方神信仰产生的自然与社会文化背景 |
| (一)方神信仰形成的历史过程 |
| (二)方神信仰形成的自然因素 |
| (三)方神信仰的现实状况 |
| 二 神灵的类别与地域等级 |
| (一)方神的起源 |
| (二)方神的类别 |
| (三)方神的等级 |
| 第二章 小方：村落方神信仰共同体 |
| 一 村落中的方神信仰 |
| (一)村落社区中的方神庙 |
| (二)村落中的小方组织 |
| 二 小方与村政权力的关系 |
| 第三章 大方：跨村落的方神信仰共同体 |
| 一 跨村落的方神信仰 |
| (一)地方叙述中大方的庙宇 |
| (二)大方的方组织 |
| 二 大方与乡村社会秩序 |
| (一)大方与小方的关系 |
| (二)大方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
| 第四章 小方到大方：青苗水会的仪式实践 |
| 一 “束图”：小方到大方的汇集 |
| 二 “穿旗取水”：大方到小方的汇聚 |
| 三 “献水”：大方福祉的播撒 |
| 第五章 “方神信仰”与地域共同体的形成机制 |
| 一 互嵌与共生：中央体系里的内外 |
| 二 大方的庙会：从地方到中央的内外转换 |
| 三 区域信仰共同体的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仪式过程中念诵的偈语 |
| 附录 B 田野调查图片 |
| 附录 C 文中引用《莲花山山志》资料照片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四、论两汉时代的乡村神只崇拜（论文参考文献）
- [1]汉代城乡关系研究[D]. 王越. 山东大学, 2021(11)
- [2]汉代乡里社会运行研究[D]. 刘鑫凯.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0(04)
- [3]集镇社会的地域等级观与节日交流实践 ——以甘肃武威土门镇的“闹社火”为例[D]. 王生林. 山东大学, 2020(12)
- [4]山西万荣县通化村“社”组织研究[D]. 解蓉.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7)
- [5]清代至民国时期岁时节日中的民间崇拜研究 ——以《河南府县志辑》为例[D]. 廉慧婷.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7)
- [6]魏晋南北朝腊日礼俗研究[D]. 谢晨琛. 山东大学, 2020(11)
- [7]中国与朝鲜半岛神话图像比较研究[D]. 周逸煊. 延边大学, 2019(01)
- [8]中泰稻谷起源神话的文化记忆研究[D]. 吴亮亮（Penpisut Sikakaew）.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4)
- [9]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D]. 周新年. 华南理工大学, 2018(05)
- [10]宁夏同心地区方神信仰与地方社会关系研究[D]. 王中加. 河南大学, 201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