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的陈寅恪——历史解读及相关问题

一、现代中国史学史上的陈寅恪——历史解释及相关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孙洁^[1]（2021）在《杜维运史学史研究方法探析》文中研究指明杜维运先生耕耘史学界数十载,着述丰富。仅史学史研究方面就着有《中国史学史》《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史学方法论》《清代史学与史家》《中西古代史学比较》《变动世界中的史学》《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清乾嘉时代之史学与史家》《学术与世变》《比较史学的困境》《历史的两个境界》等。在史学研究中,杜先生又十分重视对史学研究方法的阐述与实践。一方面,他将史学方法视为一门学术,在构建研究方法过程中既有对中国传统史学（方法）的继承与弘扬,又有对国外史学（方法）的批评与借鉴。另一方面,杜维运先生尤其善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既有国内史学研究的比较,亦有中外史学研究的比较,甚至视“比较史学”为一门新学问。再者,注重贯通的研究也是杜维运史学方法中十分重要的内容,具体表现在史学史研究中对“纵通”“横通”“会通”的自觉追求。通过对杜维运先生的史学着述与论断作系统梳理与分析,一方面对杜维运先生的史学史研究方法形成较为完整的认识。另一方面,对于正确认识和评价杜维运先生及其学术成就亦有裨益。

侯旭东^[2]（2020）在《政治史与事件史在中国：一个初步反思》文中指出政治史是20世纪初才产生的新提法,出自梁启超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批评,后逐渐降级为史学的一门分支,与文化史等并立。其内涵则多歧,关注制度的颇多,针对政治现象的少,与时人理解的西方政治学关系密切。将重大事件作为分析对象,始于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受其影响,政治史转向重大事件与事件序列研究。在史学一般认识上,以事件为论述与研究对象,定型于20世纪50年代,源于苏联影响。此时"事件"内涵已经经过了转化与窄化。"事"从甲骨文中出现到后来成为一个常用词,含义则不断受到削减,从祭祀、战争、职事、文书、事务等几乎无所不包到仅限于"大事"。这种窄化的"大事"与"事件",通过近现代的中小学教育融入人们的头脑,沉入"日用而不知"的"无意识"层面,暗中约束着近代以来史家的思考。研究者须突破它的限制,回到"事"字的初始义与衍生义中,对照认清史书"纪事"内容与角度上的局限,跨越现有的分类框架,重新思考研究对象与内涵。

孟庆延^[3]（2020）在《思想、风俗与制度：陈寅恪史学研究的社会学意涵》文中研究表明陈寅恪的史学研究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有重要的学术地位。一直以来,围绕陈寅恪史学研究传统展开的学术史讨论大多局限于历史学乃至中古史研究的范畴。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对其关注较少。在本文中,笔者尝试从陈寅恪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研究路径与关键概念等角度,在重新整理陈寅恪着述史与细读文本的基础上,揭示他诸多研究着述之间的内在联系,并由此讨论陈寅恪史学研究传统对"文明发生学"这一问题的内在关切。笔者进而尝试从思想、风俗与制度三个关键词入手,理解这一"西学东渐"背景下的经典研究传统所具有的社会学理论意涵,并以此为基础,讨论其对我们当下开展面向中国本土历史与社会的社会学研究所具有的理论意义。

陈峰^[4]（2020）在《民国时期史语所学人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文中提出史语所学人是民国年间中国社会经济史领域一个长期被忽视的群体。所长傅斯年对学院化的经济史研究持包容立场。史学组主任陈寅恪与社会经济史也有所关涉。史语所中在中国社会经济史领域成就最大的当推与"食货"派渊源甚深的全汉升,何兹全、徐中舒、胡厚宣、劳干诸人均有独特造诣。他们的研究范围涵括上古、两汉和唐宋各个时段,侧重于商业、农业、财政领域。社会经济史成为史语所与20世纪国际史学新潮流的一个交汇点。史语所学人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具有实证化特点,与该所注重史料的学风相契合,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史学化,开辟出唯物史观之外的另一种学术路向。

刘后德^[5]（2020）在《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文中认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历史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它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也逐渐出现了一些偏差,在“文革”中更是遭遇严重挫折。新时期中国历史学的再定向再出发,是从否定“文革”开始的。它起自政治批判,成于学术反思。它针对“文革”,但绝不限于“文革”。这种专业层面的更深入阶段的拨乱反正在1979年表现得极为典型。在这一年,伴随着全社会思想解放的氛围,历史学呈现出与“文革”时期彻底决裂的姿态。将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一度成为当时整个中国史学界的主流追求。这一追求在中国历史学的理论探讨层面、古代史研究部分和近代史研究领域都有着鲜明的体现。而它在1979年表现得特别集中,并在1979年度走向高潮。那时的中国历史学存在一种明显倾向,即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研究模式,特别是“文革”时期畸形的研究状况,针锋相对地开展再认识、再纠正。这一趋向深刻影响了之后的史学研究面貌。人们首先就统摄整个研究局面的理论部分进行有针对性的纠偏匡谬。从理论根源和实践经验两方面重新理解和认识“阶级观点”,从而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根本塑造当时史学面貌的指导思想,是1979年的中国历史学界所获得的最大理论共识。此时,笼统的阶级观点得到重新审视:一切以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理论作为史学研究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极端做法也得到纠正;历史的全部内容绝不仅仅只有阶级之间的冲突,也不是所有的阶级斗争都可以纳入“革命”的范畴;阶级斗争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根本动力或唯一动力的尊崇地位受到挑战,诸如生产力、生产斗争或矛盾斗争的合力等历史发展要素的重要性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强调;阶级考察之外的广阔历史空间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阶级批判之余的丰富历史遗产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学者们不再简单一律地套用阶级分析作为研究模具,而是积极倡导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来把握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以往用阶级观点打量一切,言必称“阶级”的不正常状况大为改观。还有,深入反思教条主义、公式主义的危害,也是1979年史学界所获得的重要理论成果。一切唯本本是从,照搬简易公式的惯常做法遭到批评。在理论阐释与史料求真的结合方面,脱离史实进行虚、假论述的做法受到抵制。它们逐渐被诸如“论从史出”或“史论结合”等主张所平衡。还有一些因固守个别论断、预设某种前提而未曾从根本打破僵局的问题研究也开始得到触动。以上变化归结到一点就是,面对任何问题,人们都转而尝试通过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得出自己的独立认识。此时,史学与政治的关系也开始在反省中得到重新定位。人们一致反对炮制“影射史学”以作政治工具的行为,并且通过重新诠释“古为今用”的内涵,以尝试进一步明确史学之于政治的价值功用及合理边界,尊重学术探索的独特规律,纠正违背学术自由的做法,从而扞卫历史学应有的生存空间和独立的价值尊严。1979年,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也出现了针对以往的认识局面进行剧烈调整的整体倾向。首当其冲的是,作为“五朵金花”之一的农民战争史所存在的研究偏向受到检讨。农民战争所蕴含之消极作用的集中凸显,成为1979年中国历史学在专题研究领域所经受的最大冲击。在这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上,“阶级观点”受到研究实践的重新检验。人们注意到,农民战争在社会生产和秩序稳定等方面存在不容回避的破坏作用。曾经化约为中国古代历史的真正内容或全部内容的农民战争,其价值地位因这种阻碍历史进步的消极因素存在而受到削弱。与此同时,农民本身难以抗拒愚昧落后的封建思想,在经由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分析中遭到集中剖析。进而,农民及其领袖不能摆脱具有负面作用的皇权主义、平均主义等思想,预示了农民战争的最终结果只能是催生出又一个大同小异的封建政权。随着农民战争在变革封建制度方面的革命性作用遭到质疑,其价值作用至多不超出改朝换代的范围,甚至客观上有着维护和延续封建统治的认识开始出现。由于人们拒绝沿用简单张贴阶级标签的做法,以及随之而来的道德评判泛化倾向被遏制,中国古代历史中一些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代表性人物得到重新评价。作为封建帝王的秦始皇残暴专制等负面因素被集中展露;作为思想文化领域代表性人物的孔子,其礼制、教育等方面的积极价值重新凸显;作为农民起义领袖的李自成,难以摆脱天命思想束缚,即使最后取胜也必然成为封建皇帝,而不可能具有无产阶级领袖那样的进步特征和成就,这样一种宿命般的历史结局在讨论中被强调。此外,在中国社会形态及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上,由于人们对固定一种学说、服从一种认识的垄断局面多有不满,古史分期领域遂有诸说并起,从而颠覆了之前郭沫若等人所主张的战国封建说一家独尊之局面。由此,“魏晋封建说”、“西周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等不同论见纷纷出现。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这一思潮,在1979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表现的最为充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关键节点上的典型认知呈现出“过山车”般的翻转。比如,曾经作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典型的义和团运动受到集中质疑。该运动被认定为具有盲目排外、愚昧迷信等特点,甚至存在受清廷利用而“奉旨造反”的过程和行为,其对内反封建的革命性质和对外的反帝作用及价值都出现较大争议。再者,针对以往卖国之定性,在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洋务运动作为近代工业化肇始的标志性作用开始得到积极肯定。在企业管理、规模化机器制造、引进利用外资技术等方面,洋务运动所带来的进步影响;抗击外部势力经济侵略和军事侵略,构筑自身近代化的经济和国防基础,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和长远价值;拉开大规模学习西方先进文明的序幕,形成开放、理性的进取精神,以及在整体上开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化进程的重要意义,都得到有力阐释。对洋务运动的评价,从单纯依托目的初衷或阶级进行定性分析,开始向重视客观效果的考察方面倾斜。还有,对于被批软弱妥协且“阻挡人民革命”的戊戌变法运动,学者在现代性视野下重新将其定义为,一场由资产阶级发起的,旨在通过制度革新以挽救家国危亡的进步运动。其爱国主义价值,借鉴先进制度进行资本主义改革的宝贵尝试,以及改革过程中所推动实现的启蒙解放等,都开始得到更多学者的认同。该运动的改良主义定性开始动摇,资产阶级维新派对抗封建顽固派,以及推行资本主义制度,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进步作用越发得到肯定。1979年,是中国历史学进行再调整的关键年份,是“文革”时期史学向改革开放史学过渡的转捩点。它以反思姿态挺立于两种史学研究样式转换的紧要关头,通过一系列史学认识的再纠正实现了浴火重生。显而易见,研究样态的根本转变需要借助史实的订正,研究方法及理论指导的校准,但更仰赖于观念层面的透彻省悟。在追求学术独立和求实精神方面的启蒙重塑,是这一特殊年份留于后世的最醒目价值。与此同时,就学科本身而言,经过1979年前后学界在思想观念、理论方法、价值立场等方面的及时调整,历史学得以迅速转入新的发展阶段。1979年的中国历史学,为之后研究内容从较为单一的政治史向着结合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延伸,以及研究范式和研究重心从革命史向现代化叙事转变,奠定了基础。同时,它还孕育了几种研究趋向。比如重建史实真相,考求真实;再次确认坚持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宏观研究,偏重线索规律的合理化梳理;或者吸收借鉴西方理论方法重建历史叙事等。它们都在反思以往研究弊端的基础上呈现出多元竞发的态势。细致的文献梳理,结合对“文革”前后及当时中国历史学研究取向的综合对比,以期最大限度地呈现当时史学研究领域深刻调整的思想史价值,以及为新时期史学研究健康发展奠定重要基础的学术史意义。选取1979年这一独特的年份作为研究对象,可以充分彰显其年代史学层面的蕴涵;史学界通过积极拨乱反正以响应国家改革开放的号召,体现出中国历史学在参与历史中创造历史的传统致用色彩;以“颠倒”求“反正”,尽可能地释放出了解放思想的能量,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从一个极端倒向另一极端的危险。因此,反思学术研究的偏向,仅仅通过“翻烙饼”的方式进行显然是不够的。准确拿捏1979年中国历史学承上启下的衔接作用,充分衡估这一时期史学研究所具有的转折过渡意义,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尤其是在清除畸形的“文革史学”那样的研究生态,为此后学术转型奠定基本格局方面,很有必要进行专门探讨。如果说1949年,崭新的中国历史学依靠政治得以确立,那么1979年,就是中国历史学在反求诸己的背景下实现学科化重生、专业化再造的又一次开始。从学术发展的长远角度看,它不啻于共和国史学的“第二次开国”。

赵连杰^[6]（2020）在《蒋大椿与改革开放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后,伴随着解放思想的时代大潮,史学理论在新时期大放异彩,与此同时,它和唯物史观的关系得到澄清,此疆彼界分外清晰,由此步入真正的学理建构层面。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新时期的建设日进日新,先是以破除现代迷信为职志,继则以吸纳西方理论为动力,最终在植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批判性继承传统史学理论精髓、吸收外来理论有益思想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日益完善。探究学人的学术生涯,需要兼顾时代的发展大势,唯有如此,才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其学术发展脉络。蒋大椿主要成长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虽是和平时期,但在问学的青年时代,却遭逢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治运动,这对他世界观的形成和学术道路的选择影响深刻。特别值得强调的是,他与黎澍情同父子般的师生关系,对于蒋大椿的学术成长和人生选择意义重大,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蒋大椿的学术道路。作为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史学家,蒋大椿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者,他对这一学科的建设多有贡献。在唯物史观研究方面,他提出实践动力论和历史创造者三层次理论。在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中走在史学界的前列,也为解决相关问题提供了一个思路。从1980年代开始,蒋大椿始终沿循着“还原与重构”、“回归与超越”的思路,不断对唯物史观进行深入地发掘、解读,在新世纪创造性地建构起“唯物辩证的以实践为基础的系统史观”理论,为史学界所独有。在史学方法体系建设方面,蒋大椿主要运用历史主义来纠正阶级分析方法的偏颇,契合了时代呼唤学术自由的步伐。另一方面,他通过发掘、再现了马克思、恩格斯经典作家着作中的研究方法,并赋予其新的时代意义。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蒋大椿对史论关系的重新整合,大致回答了学界对这一问题的争执,使人有涣然冰释之感。在史学理论学科建设方面,蒋大椿创建了史学理论研究室、编纂了史学理论工具书,史学理论研究室参与创办《史学理论研究》、组织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为史学理论学科的建设贡献良多。蒋大椿所主持编纂的多种工具书,在史学理论领域具有独一无二的学术价值。这些学术实践活动在搭建平台、培养人才、提供资源、组织力量的同时,还极大地促进了史学理论学科的发展与进步。作为一门崭新的学科,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是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发展起来的,经过四十多年的成长,对这一学科建设的利弊得失,需要进行及时地回顾与总结,从而不断摆正它的发展途程。蒋大椿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研究及其实践无疑为此提供了一个契机。因此,通过对蒋大椿的研究,或许可以探寻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学科的未来走向。

李胜琴^[7]（2020）在《论邵循正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邵循正（1909—1972）是20世纪享誉国内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他早年从事近代中法关系研究,着有《中法越南关系始末》。从史学方法上看,他运用史料考证和史政结合跨学科研究的方法来探讨史事。从研究视角来看,他引入“国际法”,开辟新的研究视角。从人物评价来看,他秉持历史主义原则,客观如实地评价历史人物。从史料运用来看,他运用的史料客观准确、种类丰富、内容新颖。基于此,《中法越南关系始末》获得学界很高评价,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中法关系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新中国成立以后,邵循正的研究领域和历史观发生变化。为了配合唯物史观的学习,他重新回到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由原本单纯的史料考证转变为史料考证与史观指导并重,并且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获得重用。他在中外关系史、清末改良运动、中国近代农民战争史、辛亥革命、中国近代史理论问题研究等方面做出了一定成绩,还专注于整理近代史籍资料,参与近代史学科建设。在唯物史观的熏陶下,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有所提升,史学理论和方法有所完善,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更加深入,提出近代中国政治历史的发展线索和研究提纲。纵观邵循正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他始终将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广征史料、精细考证以及“多语言、多学科、多国档案”的治史方法放在第一位,表现出以求真求实为研究的基本要求,注重既看上层又看下层的综合考察的治史特点。他不是一位纯粹书斋式的学者,而是传统文化经世致用精神的继承者,无愧为历史和现实的联动者。

陈陈^[8]（2020）在《论全汉昇史学》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全汉昇是20世纪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的开路先锋,他的史学研究取径始终仰瞻时代潮流,以切合时宜的历史观念为指南。从早期的社会历史观到多元化的史观再到世界体系的全球史观的调新,他的每一次史学观念的新陈代谢,都能够源源不断地引进和吸纳新理论、新方法、新史料于自己的经济史研究当中,最终实现了其贯古通今、融中会西的史学特质。全氏史学特质的生成一方面源自于他波澜起伏的人生经历,另一方面得益于陶希圣、傅斯年、严耕望、梁方仲等诸多良师益友的引导和启发。他在北大求学时期如坐春风,饱读史学典籍的同时又广泛吸取陶希圣、傅斯年、钱穆等名师及多种流派的学养,为他积累了深厚的史学底蕴。在史学实践方面,全氏多次投稿《食货半月刊》,在研究中国行会制度史方面亦取得初步成果。任职史语所后,全氏在史料的搜集、考证方面颇为用功,他兼取陶、傅之长,在唐宋都市与运河研究以及货币与物价史领域大放光彩。执教台湾时期,全氏受亚赛尔与芮夫的影响,力图将西方工业区位理论运用于中国近代工业化的研究中,他从资本、运输、选址、制度、生产等各个方面详细论述了汉冶萍公司经营失败的原因并揭示了中国工业发展迟缓的根源。执教香港时期,全氏致力于研究明清时期的海上丝绸贸易对中国货币与物价的影响,最终完成了中国货币经济制度的体系化研究。史料扩充的多样性提供了全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优质材料,批判的眼光和理论方法的多元化带给全氏无数的灵感和技巧,注重中外经济史比较研究以及政治军事制度背后的经济因素,都使得他在具体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中游刃有余。全氏一生以至高的热忱倾注学术与教学,不仅为中国经济史研究培养出众多人才,更为中国新史学的发展注入了港台的鲜活面相,其治史育人之精神值得后辈学者感怀追缅。

赵岩松^[9]（2020）在《唐代史学和小说的关系研究》文中指出对史学和小说二者关系的研究由来已久,从文学史角度的研究虽然到了很细致的地步,但仍然存有某些偏失,且与史学史的某些研究存有抵牾。本文以唐代史学和小说二者关系为研究对象,对此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本文共分为三章,第一章阐述相关理论,说明唐代史学和小说的区分,并不如古代书目中所设立的那样。在四部分类的标准下,我们无法有效地对杂史、小说、甚至是杂家作出准确区分,无法说明唐人史学与小说的本质关系,而且对其演变源流的探讨也往往流于表象或被某种价值取向所蒙蔽。将现代学者周勋初、程毅中等人在这方面的研究,与西方史学家安克斯密特的理论结合起来,才能更进一步解决相关问题。本文的基本方法是,史学与小说的区别唯有在抛弃“真”的标准之后才有可能实现,“记载与应用”理论下的史学记载与文学创作关系才可以探寻,并进而分析杂史、小说、传奇三者存在的本质。在此基础上,第二章以小说作者的生平以及创作环境为中心,进一步分析史学与小说创作的可能,指出唐代文化的宽容、史学文化的发达是小说发展至关重要的条件。第三章论述小说在唐代的发展对史学的影响,它们表现为:唐代小说的发展是史学记载范围扩大的先声、小说语言笔法及态度与史书撰写的相互交融、小说发展对纪事本末体产生的启发作用,以及在唐代小说兴盛后,学者对史学与小说关系新的认知与实践。

徐雪云^[10]（2019）在《王尔敏的史学自觉与史学自信》文中提出王尔敏（1927-）,河南周口市人,当代着名历史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南港学派的代表人之一。研究领域甚广,成果颇丰。王尔敏先生的史学研究中充溢着史学自觉与史学自信。从史学自觉与史学自信切入探讨王尔敏先生的史学研究,先生对于郭廷以、沙学浚、刘广京等师长辈们的传统治史方法的继承,对传统史学的高度认可而衍生了民族自信;先生宗仰传统、以单一概念为中心的研究路径、重视非主流、语言表达富有特色,表现了其史学研究的一家风格,突显出在西学冲击下,传统史学日衰、近代史学日盛而产生的史学自觉;先生史料观的理性定位和对史学学科的认识,彰显了其史学旨趣,且号召史学界应该有所担当,形成本国之史学话语体系,从而树立史学自信。通过王尔敏先生史学研究的探讨,进而增进大陆学界对于台湾学界的了解,这也将有益于两岸学术进一步发展。

二、现代中国史学史上的陈寅恪——历史解释及相关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现代中国史学史上的陈寅恪——历史解释及相关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1）杜维运史学史研究方法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2）政治史与事件史在中国：一个初步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3）思想、风俗与制度：陈寅恪史学研究的社会学意涵（论文提纲范文）

（4）民国时期史语所学人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论文提纲范文）

（6）蒋大椿与改革开放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论文提纲范文）

（7）论邵循正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论全汉昇史学（论文提纲范文）

（9）唐代史学和小说的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王尔敏的史学自觉与史学自信（论文提纲范文）

四、现代中国史学史上的陈寅恪——历史解释及相关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杜维运史学史研究方法探析[D]. 孙洁. 云南师范大学, 2021(11)
• [2]政治史与事件史在中国：一个初步反思[J]. 侯旭东. 清华社会科学, 2020(02)
• [3]思想、风俗与制度：陈寅恪史学研究的社会学意涵[J]. 孟庆延. 社会, 2020(05)
• [4]民国时期史语所学人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J]. 陈峰. 史学史研究, 2020(03)
• [5]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D]. 刘后德. 山东大学, 2020(10)
• [6]蒋大椿与改革开放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D]. 赵连杰. 山东大学, 2020(09)
• [7]论邵循正的中国近代史研究[D]. 李胜琴. 曲阜师范大学, 2020(05)
• [8]论全汉昇史学[D]. 陈陈. 淮北师范大学, 2020(12)
• [9]唐代史学和小说的关系研究[D]. 赵岩松. 天津师范大学, 2020(08)
• [10]王尔敏的史学自觉与史学自信[D]. 徐雪云. 云南师范大学, 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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