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代洞庭湖三角洲发育特征（论文文献综述）
庄杭[1]（2020）在《荆州古城与区域水利系统关系演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主要研究了荆州古城与区域水利系统的关系演变。荆州古城位于江汉平原腹地,河网水系与荆州城市发展关系紧密。城市水系环境深刻影响了古代荆州城市的起源,从楚船官地发展成为秦汉南郡,历经三国至明清的荆州古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通过结合自然水系的水利建设,形成了内外联通的水网体系和完善的水利系统,实现了城市防洪、农业灌溉、商贸发展和军事防御等综合功能,至今仍保存着较为完整的城市格局,依托水系的荆州古城所在区域形成了特有的地域景观风貌。本文在研究整理历史文献、考古成果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结合历史卫星图、测绘图、舆图进行图纸叠加分析,推测不同时期水利系统的演变,对水利建设进行梳理,探讨自然和社会环境变迁对于水利系统演变的影响规律。分析荆州古城所在区域水利系统运行机制。从江防建设与城市防洪、农田水利与农业生产、运河修筑与城市商贸、军事水工与城市安全四个方面探讨水利建设与城市关系。研究以水为核心的地域景观风貌的形成,并结合荆州古城所在区域水利系统的现状,提出保护发展建议。水利系统维护了古代荆州城市的运转,通过对于古代荆州城市水环境和水利建设发展脉络的梳理,从更为全面的视角看待城水关系的演变,进而总结古代荆州城市在人居环境营建中展现的历史智慧,为未来城市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徐砚田[2]（2019）在《海平面变化驱动的长江中下游湖泊的形成》文中指出长江中下游平原是我国淡水湖泊分布最集中的地区,发育着包括我国三个面积最大的淡水湖泊（鄱阳湖、洞庭湖和太湖）在内的众多湖泊。这些湖泊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长江中下游会成为湖泊分布如此密集的地区?这些问题吸引着许多学者的关注。构造、气候和人类活动是导致湖泊形成的三个重要驱动力。前人的研究常常基于不同的研究方法（地貌、地层以及历史文献等）提出其中的一个或多个的共同作用是某一湖泊形成的主因。然而,地质资料的匮乏,年代学研究的薄弱,以及湖泊之间相互对比的不足限制了我们从整体上把握这些湖泊的形成过程与机制,也导致我们仍无法全面地回答长江中下游为什么湖多这个问题。在2015至2017年期间,我们在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获取了13个钻孔,在系统研究这些钻孔上部50 m的岩性特征的基础上,我们利用光释光测年法（Optically stimulated luminescence,OSL）所测得的一共78个年代学数据为其中6个钻孔建立了可靠的年代框架。测年结果表明,这些钻孔中存在两种差异明显的年代框架。尽管6个钻孔中均出现沉积间断,但其中的3个沉积间断出现在深度35 m处,对应的时间范围是30–20 ka左右;而另3个钻孔中沉积间断出现的深度10 m处,对应的年代跨度是30–10 ka左右。在沉积间断之上,各钻孔均出现较高的沉积速率（约1 m/ka）,特别是对沉积间断位置较深的3个钻孔（HJ004,YLW03和JH002）,在20–10 ka左右出现高达2.42–5.16 m/ka的沉积速率。结合各钻孔的年代与岩性特征,我们提出了江汉平原末次冰盛期（Last Glacial Maximum,LGM,30–20 ka）以来的地貌演化模型:LGM时,江汉平原呈现为深切地貌,古河谷下切至现今地表以下35 m处,而古河间地表层则发育由冰期时长期风化形成的富含铁锰结核的硬粘土;末次冰消期时（20–10 ka）,深切河谷发生快速充填（以灰色砂为主）,并在早全新世左右（10 ka）达到与古河间地相近的高程（现今地表以下10 m）,深切地貌消失;全新世以来,江汉平原呈现为与现今类似的、河湖大量发育的泛滥平原地貌,沉积了近10 m的富含有机质的粉砂与粘土。通过收集前人对长江中下游地区地层与年代的研究,我们发现上述地貌演化过程广泛发生于整个长江中下游。LGM时的深切河谷以及古河间地表层的富含铁锰结核的硬粘土普遍发育,古河谷的下切幅度由长江三角洲附近的80 m向上游逐步递减,到江汉、洞庭平原的30 m;为数不多的14C测年数据也表明三大湖泊（鄱阳湖、洞庭湖太湖）约形成于全新世。我们提出,海平面变化是这种大范围、大幅度地貌变化的最可能的驱动力。末次冰期时,海平面的不断下降引起了长江及其支流的下切,导致了LGM时广泛分布的深切地貌;末次冰消期时海平面的快速上升抬升了长江水位,触发了深切河谷的快速充填;而全新世以来的持续性高海平面维持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泛滥平原地貌,并促使了包括三大湖在内的众多湖泊的形成。我们提出的地貌演化与湖泊形成机制揭示了长江中下游湖泊众多的深层原因,并展现了冰期–间冰期气候旋回下海平面变化对大河流域地表过程广泛且快速的影响。
彭玲莉[3]（2019）在《西洞庭湖洲滩湿地土壤种子库萌发特征空间差异性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洞庭湖是中国第二大淡水湖,受三峡水库蓄水影响洞庭湖水文情势、江湖关系、泥沙淤积速率均发生改变,给洞庭湖洲滩湿地植被群落空间格局、生长节律与更新潜力等带来深刻影响,进而改变了西洞庭湖洲滩湿地土壤种子库的空间分布。本研究以西洞庭湖洲滩湿地土壤种子库为研究对象,通过野外采集土壤样品进行室内温室萌发实验和淹水胁迫实验,分析沿沅水和澧水洪水脉冲方向的上中下游分布的五个样地萌发特征的空间差异及地表植被与土壤种子库物种组成相似性。依据西洞庭湖季节性水文变化情况,设置了高、中、低、湿润四个水位处理,探究西洞庭湖洲滩湿地土壤种子库抗性和萌发特征对不同高度淹水胁迫的响应;设置长期、短期、无淹水三种水淹时长,探究种子库对不同淹水时长胁迫的抗性,筛选更加适应局部水文条件的物种进行洲滩植被恢复。研究结果表明:（1）多年生草本植物是土壤种子库来源之一,但西洞庭湖洲滩湿地土壤种子库与地表植被物种组成相似性系数较低,介于23%与41%之间。（2）西洞庭湖洲滩湿地土壤种子库萌发特征存在空间差异;土壤种子库萌发物种数和种子密度水平方向上均呈现沅水洪水脉冲方向上太阳汉显着高于观测塔,澧水的洪水脉冲方向上大连漳显着高于打靶台;垂直方向上随土壤深度的增加而降低。（3）西洞庭湖洲滩湿地土壤种子库在高、中、低、湿润四种水位处理下萌发特征差异显着;水淹对土壤种子库萌发存在显着抑制作用,物种数和种子密度均呈现湿润处理最高。（4）西洞庭湖洲滩湿地土壤种子库对不同水淹时长抗性差异显着,但对不同高度淹水胁迫无差异;无水淹萌发物种数最多有30种,长期淹水处理次之19种,短期淹水处理最少17种。风花菜、水田碎米荠、通泉草、虉草、碎米荠、旋鳞莎草、未识别莎草、未识别薹草这8种植物在长期、短期、无淹水三种条件下均能萌发。以上结果表明,西洞庭湖洲滩湿地植被恢复可采用土壤种子库恢复方法,同时人工引入少数克隆繁殖为主的物种。西洞庭湖洲滩湿地土壤种子库萌发特征受水文条件和泥沙掩埋的影响。西洞庭湖洲滩湿地土壤种子库对水位波动抗性较强,但土壤种子库萌发期应采取措施控制淹水时长与淹水高度。本研究发现了生态位较宽及对局部水文条件适应能力较强的8种湿地植物,因此可考虑用这几种植物进行西洞庭湖或其他大型湖泊洲滩湿地地表植被恢复。研究以期为洞庭湖区域季节性水位调控提供科学依据;为西洞庭湖退化洲滩湿地植被恢复的物种选择提供理论支持;对其他大型湖泊洲滩湿地地表植被恢复有潜在应用价值。
魏传义[4]（2019）在《石英ESR法在长江流域沉积物源示踪中的探讨及应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国际贯通大河的流域发育历史和沉积演化越来越引起国际地学界的兴趣和关注,尤其是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东亚地区和南亚地区最终注入大陆边缘海的几条国际性大河。作为青藏高原与大陆边缘海之间的连接通道,这些大河流域的形成与演化历史对青藏高原隆升和亚洲地形格局演化以及研究青藏高原与边缘海之间的物质流、能量流交换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而在这些大型河流中,长江以其庞大的支流系统,复杂的地质背景,强烈的人类活动等,成为研究此区域河流演化最具代表性的河流。对长江形成与演化的研究,始于上世纪初,经过百余年的研究发展到今天,物源示踪成为研究长江形成与演化最重要的技术手段,如元素地球化学物源示踪,同位素地球化学物源示踪,碎屑单矿物物源示踪等。但是纵观前人研究成果,不同的物源示踪方法得出的结论之间存在着差异。目前普遍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与所采用物源示踪手段存在的局限性有关,所以,采用更多的物源示踪方法对长江形成与演化的历史进行多方法的综合研究成为研究者们的共识。因此,本文的目的就是基于“源-汇”系统思想对石英ESR法在长江流域沉积物源示踪中的有效性和可靠性进行方法探索和实例应用分析研究。考虑到沉积物颗粒粒径对沉积物源示踪结果的影响作用,首先对所采集的长江流域现代表层沉积物粒度特征进行了测试分析。因此,本论文的主要内容和结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部分,长江流域现代表层沉积物粒度组成特征研究长江流域不同河段及其主要支流的沉积物颗粒粒径主要集中在125500μm之间,约占样品总体含量的80%;其次是<125μm的悬浮颗粒粒径,含量超过10%;>500μm的粒径组分含量最少,不到10%。长江干流沉积物有“沿程细化”的趋势,越往下游,颗粒粒径越细,分选越好,颗粒粒径越趋于均一化、集中化。第二部分,长江流域不同石英ESR信号心衰退特征研究1.石英ESR信号心光晒退结果显示:长江流域河流沉积物Al心信号在300h以后达到稳定的残留值;各Ti心ESR信号可在较短时间内（最长需要250 h）完全晒退;E’心信号强度在开始前的16 h内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在32-230 h范围内达到最大值,并在400 h达到稳定的增长,大约是初始信号的2.5倍,这一现象是在国际范围内首次发现。2.河流石英E’心热活化ESR信号特征研究显示:在200℃以下,石英E’心信号强度的增长幅度很小,几乎没有变化;在200-500℃之间,随着温度的升高,信号强度表现出急速增加和快速消减;高于500℃后,信号消失。石英热活化E’心信号强度的最大值出现在300℃左右;同时,我们也观察到不同的石英样品其E’心信号的最大值会出现在不同的（如330℃）加热温度。第三部分,石英ESR法物源示踪方法探索性研究1.通过对不同形成年代基岩及其沉积物石英E’心ESR信号进行热活化,结果表明:（1）不同形成时代的石英热活化E’心信号强度不同,具有很好地可识别性;（2）河流石英热活化E’心ESR信号与源岩的形成年龄具有很好的相关性;（3）在石英热活化E’心与石英年龄的线性关系拟合中,300℃是最佳的热活化温度。在误差范围内,300℃和330℃的结果具有一致性,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4）河流沉积物石英热活化E’心ESR信号强度可以很好地对应于源岩石英热活化E’心ESR信号强度,具有很好的“源-汇”系统对应性。因此,石英热活化E’心是一种具有潜力的河流系统物源示踪剂。2.通过对长江流域不同岩性的小河流域内石英自然E’心信号强度的分析,结果显示:（1）不同类型基岩的石英自然E’心信号差异明显,即变质岩﹥沉积岩﹥花岗岩及其石英脉;（2）不同源岩的沉积物的石英自然E’心信号差异明显,可以很好地指示石英的源（基）岩类型;（3）从源到汇的过程中,河流系统的石英自然E’心信号会随着搬运距离的增加而增强;（4）不同岩性岩石的混合比率会影响混合后石英的自然E’心信号强度;（4）石英自然E’心信号强度是一种潜在的定量分析小河流域沉积物源的指标。第四部分,石英ESR法在长江流域沉积物源示踪中的应用探索1.通过对长江流域不同河段及其主要支流现代表层沉积物石英各ESR信号强度特征的分析,结果显示:（1）石英自然E’心信号强度、石英热活化E’心信号强度以及石英低温信号心信号强度比值在长江的不同干流河段及其主要支流之间都具有良好的空间分异特性,特别是上游地区总是处于石英ESR信号强度的低端元值区域,而中下游地区永远处于石英ESR信号强度的高端元值区域;（2）长江流域不同河段及其主要支流现代表层沉积物石英自然E’心ESR信号强度和低温信号心（Al心VS Ti心）比值可以很好的反映其流域内不同的源（基）岩类型及其组合特征。（3）长江流域不同河段及其主要支流现代表层沉积物石英热活化E’心ESR信号强度对其流域内源（基）岩的形成年代具有很好的响应。以形成年龄老的岩石为主的流域其沉积物石英热活化E’心ESR信号强度较大;而出露地层年代较新的流域其沉积物石英热活化E’心ESR信号强度较小。（4）石英热活化E’心和石英结晶度相结合的物源示踪方法是一种有效的大河流域沉积物源示踪方法;石英热活化E’心和自然E’心相结合也是一种具有潜力的大河流域沉积物源示踪方法。2.石英ESR法示踪长江流域沉积物源示踪结果显示:（1）总的来说,长江上游地区是长江干流的主要物质供给源区,而下游的鄱阳湖流域和洞庭湖流域对长江干流物质的贡献不大,这与前人的物源示踪结果相一致。（2）在上游地区中,干流攀枝花至南溪段,支流雅砻江和支流嘉陵江对干流物质的贡献较为明显;与前人研究结果相比,支流岷江对长江干流的物质贡献减小,这可能是与大渡河流域广建发电大坝从而大大减少了对岷江泥沙的供给有关。（3）在下游地区中,汉江流域比鄱阳湖流域和洞庭湖流域对长江干流的物质贡献明显,这与野外观察和前人研究也非常相似。3.位于江汉平原西部丘岗区的宜昌砾石层的物质主要来源于三峡以西的长江上游地区,是三峡贯通的直接沉积。石英Ti-Li心ESR测年结果显示宜昌砾石层堆积于0.73-1.12 Ma之间,由此可得出三峡贯通的年代应不晚于1.12 Ma。综上所述,石英ESR信号强度既可以指示源岩岩性特征又可以指代源岩形成年代的特性使其成为一种具有潜力的河流沉积物源示踪方法。石英ESR法物源示踪多信号心间的综合对比研究既提高了物源示踪的准确性,又使其成为一种简单、高效的物源示踪方法。此外,随着陆相沉积物石英ESR法测年理论和实例研究的广泛应用,也使得石英ESR法物源示踪在地质历史时期沉积物源示踪研究当中展现出了较好的应用潜力。但是,要想将该方法应用到大河流域的物源示踪研究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探索与研究,如:方法上,我们首先需要厘清石英低温信号心（Al心VS Ti心）ESR信号强度与其所对应的元素丰度之间的关系;应用上,我们应该先将该方法在小河流域的物源示踪有效性进行探索和研究,在建立起可靠成熟的理论基础之上再将其应用到大河流域系统的沉积物源示踪研究。
陈叶华[5]（2019）在《洞庭湖区水系连通表征与水动力数值模拟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河湖水系不仅是水资源的重要载体,还是水循环的重要通道,其格局对河湖水生态、水环境、水安全等功能的正常发挥发挥关键作用。洞庭湖区的自然河道与人工沟渠形成复杂交织的水系格局,受江湖关系演变和人类活动双重影响,其水系格局与连通性在近70年均有较大变化,水系与湖泊湿地萎缩加剧,区内局部水体不能自由流动,水环境自净能力下降和水生态退化等问题严重。因此,有必要研究人类活动对洞庭湖区水系格局与连通性的影响,规划湖区合理的水系格局及连通性对于开展城市化背景下河湖水系格局与连通性研究具有重要实践意义。以洞庭湖区为研究区域,梳理湖区水系变迁及其驱动因素,结合景观生态学与水文学建立水系格局与连通性评价指标体系,定量评价湖区现状水系及规划水系的合理性。针对湖区北部地区格局与连通性提出优化方案,分析松澧地区结构连通性得到优化情况下功能连通性。同时,分析典型水系连通工程合理的调度方式,为改善洞庭湖区的河湖水系连通性以及实施水系连通工程提供理论依据与技术支持。本研究主要结果如下:（1）洞庭湖区各片区水系格局与连通性存在空间上的差异,湘-资水尾闾现状水系格局与连通性较合理,沅澧地区、松澧地区和北部地区则较差。然而,构建的连通性指标体系不完全适用岳阳市城区。（2）松澧片区水系连通工程（规划方案）可改善该地区的水系连通性。北部片区、沅澧地区的规划方案较不合理,说明若是盲目的增加人工渠道并不利于水系连通。（3）北部地区经优化后其3个连通性指标比现状分别提高13.2%、6.9%和4.7%,比规划方案提高26.0%、9.4%和9.4%。松澧地区现状河道过流能力 F=0.104,规划后F=0.111,其基于河网自然、社会双重属性下的功能连通性提高6.7%。（4）采用MIKE21水动力模型分别模拟典型连通工程（大通湖垸非汛期、芭蕉湖-南湖汛期与非汛期）在不同引水条件下的河湖连通性,提出无量纲常数表征水系连通度来定量评价河湖连通性。大通湖垸引水流量取20 m3/s和控制大东口出口水位在25.48 m非汛期连通性达最佳状态。芭蕉湖-南湖引水初期流量取24 m3/s和控制南湖出口最低水位为25.86 m时,汛期和非汛期连通性均达最佳状态。
曾文[6]（2018）在《洞庭湖区环境治理与保护研究（1949-2016）》文中提出数千年来,洞庭湖区以其“北通巫峡,南极潇湘”的优越地理位置,肥沃的土壤与适宜的气候,物阜民丰,赢得“鱼米之乡”美誉。目前,洞庭湖区已成为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和渔业生产基地,在湖南省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人类对洞庭湖区的长期开发活动,在自然与人为因素的双重作用下,近代以来洞庭湖湖泊面积迅速萎缩,生态环境问题日渐突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洞庭湖区的围湖造田、工业化、城镇化过程,环境问题日益恶化,具体表现为:泥沙大量淤积,湖泊面积不断缩小;垸老田低,洪涝灾害频发;钉螺滋生,血吸虫病疫情严重;工业废水、农业污染和生活污染比较严重;生物多样性下降。上述环境问题,严重制约着洞庭湖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洞庭湖区人类社会与所处环境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的角度,探讨洞庭湖区的环境保护,还原从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到形成社会共识的复杂历史过程,对了解现代中国社会如何逐步实现从过度开发到建设生态文明的转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从对政府、民间在洞庭湖区环境治理和保护的纵向研究中总结经验教训,对今天建设环洞庭湖生态经济圈和绿色湖南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湖区气候、江湖关系等自然因素和人口增长、农业生产、工业化、城镇化等社会因素均对洞庭湖区的环境变迁发生着深刻影响。气候变化使得农业自然灾害加重、鱼类资源减少、候鸟的栖息环境恶化、鼠害加重、血吸虫病传播加剧,江湖关系变化导致洞庭湖调蓄能力减弱和洪涝威胁加重。社会因素使得人类一直在能动地改变周遭环境,使自然环境适应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需求,同时也造成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破坏。从洞庭湖区人类社会与环境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的角度,洞庭湖区环境治理与保护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并整体上形成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环境治理与保护过程。从1949年至1978年改革开放前的这一历史阶段,洞庭湖区的社会经济尚处于以农垦为主的农业经济时期。这段时期洞庭湖区的环境治理围绕水患、疫病、围湖造田而展开。建国之初,面对洞庭湖区年久失修的堤垸、水患威胁以及疫病危害等主要环境问题,党中央把对荆江和洞庭湖的治理作为头等要事来办。自1952年开始,湖南省委集中力量整修洞庭湖。根据江湖关系的现状和实际,采取了荆江分洪工程、湖区堤垸的修复工程和南洞庭湖整修等工程。这一历史时期里,政府主要是向洞庭湖要地要粮,人与湖争地,大规模围湖造田,导致洞庭湖面积急剧减少,“以粮为纲”“向湖中要粮”“几年再造一个县”“农业学大寨”“灭螺与生产并举”等口号盛行,围湖造田、乱围滥垦现象愈演愈烈,严重破坏了洞庭湖区的生态环境。洞庭湖区堤垸化使得湖面不断被堤垸分割包围,增加了修防负担及抗洪难度,并导致枯水季节水资源局部短缺。洞庭湖区的围垦与抗洪,体现着洞庭湖区农业经济时代的历史特征。一个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程度,取决于当地的工业进步和发展程度,工业化、城镇化成为走向富强的必经之路。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到20世纪结束的这一历史阶段,是洞庭湖区开始迅速实现工业化、城镇化的历史时期。这段时期洞庭湖区的环境治理主要围绕新型的工业和城镇污染而展开。1978年改革开放后,洞庭湖区工业发展迅速,形成了以轻型工业为主、轻重结合的的工业发展格局。在众多工业类别中,石化、能源、电力、冶金机械和电子信息等新兴现代工业占据了重要位置,成为湖区经济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工业文明在带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同时,各种新的社会问题也同步产生,其中最主要的社会问题就是环境问题。20世纪90年代后,洞庭湖区的环境问题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而且变得更加严重,到20世纪末演变成为最突出的社会问题,并逐渐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全球关注的焦点。在这一背景下,政府环保意识开始兴起,环保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环保政策措施与法律法规日益健全,环境保护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受到了高度重视。这一时期,《湖南省环境保护条例》《湖南省湘江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等环境保护地方性法规日趋完善,省人大开始部署全省环境保护执法检查,主动监督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情况。这一时期,各级政府在环境保护问题上依然停留在以政府为主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层面,而且仍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生态文明意识尚未觉醒。进入21世纪后,洞庭湖区的环境治理与保护事业发生了历史性转折。1998年长江流域特大洪水后,国务院提出将“封山育林,退耕还林;退田还湖,平垸引洪;以工代赈,移民建镇;加固干堤,疏浚河道”作为灾后重建指导原则。湖南省人民政府根据朱镕基2002年6月检查和考察湖南防汛工作时有关恢复洞庭湖往日“浩浩汤汤”景色的指示,拟定了一系列重整洞庭湖的计划,编制规划了“4350工程”,期望通过工程实施使得洞庭湖的湖面面积恢复到1949年前的4350平方公里。这一时期,政府和民间均对洞庭湖区生态日趋恶化的原因进行了深刻反思,开始达成洞庭湖区环境保护的社会共识。在贯彻国家的生态文明战略的基础上,湖南省确立了建设绿色湖南战略,开始严格实行洞庭湖区环境保护与修复政策,实施了综合治理、平垸行洪、退田还湖、移民建镇、渔民上岸、关闭湖区造纸企业等措施。以2014年4月国务院批准《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并将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列入国家级发展战略重点示范区为标志,洞庭湖区开始迈进生态文明新时代。从鱼米之乡到生态经济区,从强制性制度变迁到形成环境保护的社会共识,构成洞庭湖区环境治理与保护事业发展的历史主线。应当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的基础上,以整合社会力量、创新管理模式、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依法治湖为重点,构建洞庭湖生态安全管理模式,促进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走进生态文明新时代。
周新年[7]（2018）在《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的地方社会不同于西方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概念18世纪才产生,来自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国家形成的历史经验,强调下层社会积极限制上层的国家权力的过程,社会精英、市场原则、公共舆论起关键的作用[1]。黑格尔认为中国由“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中国的历史是静止的,中国的社会“客观存在与主观运动缺乏一种对峙”[2],乃至于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社会的国家[3]。这其实都是基于公民社会的视角。但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认为公民社会只是一个理论“模式”,并非在西方真正出现过[4]。中国传统的王朝国家及近现代的国家,其社会不同于西方公民社会基于法的关系的普遍一致性,而在于自然和传统关系的地方性。本论文地方社会强调的是在国家的权力下,通过横向联系而自发形成的社会组织过程。顺德作为一个地处珠江三角洲中心（新老三角洲的结合部）、因境内发生惊动明王朝的“黄萧养起义”而在明中期设立的县级地域,经历了近600年的历史。在此过程中,顺德的地域社会先后创造了历史性的变革:在明清时期,同西、北江三角洲自然环境变迁（主要是洪水与沙田的淤涨）的适应、改造和利用过程中,形成了地域性的农业生产模式——桑基鱼塘等基塘农业;在晚清,因中法战争而组织的顺德地方团练发展成为领导广东省团练的领导机构;在清末,又成为中国工业近代化的先发地域;1970年代末开始,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率先成为乡村工业化和“自下而上”城镇化的典型地域。顺德的地方社会中是否存在一种内生的地域社会力量在起作用?本论文对顺德地方社会的历史考察,通过顺德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形成来尝试作出回答。论文分析了顺德自然和社会环境变迁中的几类关键性的要素:堤围等水利设施、宗族、乡村墟市、社与村庙的民间信仰等地方社会要素;以及明清的里甲与保甲、清末与民国的地方自治、建国后的乡村集体化、改革开放后推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帝制时期和近现代国家的制度要素;明清时期的基塘农业、乡村手工业、原工业化、近代工业化、全球化时代的工业化等经济要素。通过这些地方社会及国家层面关键制度要素的互动,总结出顺德乡村社会水利、墟市、信仰、产业等集体空间及其内部的权力（支配）、资源（资本）的积累和集中机制,以及地方习惯、地方文化的地域特征和乡村公共品的供应机制,并进一步尝试构建社会空间的分析框架——以集体空间为核心的地方社会空间与国家政治空间的尺度互动。通过此分析框架,来检讨在资本全球化的背景下顺德（政府的和乡村的）空间行为的得失。论文的结构共分九章:第一章,分析研究的背景,提出研究的问题,确定研究的对象、范围,界定关键概念,运用的研究方法,简述论文的结构。第二章,通过梳理社会空间基础理论、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主要范式及相关研究成果,提出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及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与城市化和全球化研究领域的理论衔接。第三章,重点对顺德地域自然环境变化进行历史分析,围绕以堤围、闸窦、沙田围筑等水利公共产品供给的集体行动机制,总结自明至建国以来水利建设的历史谱系:村庄的简易村围——防护田土的挡水堤——合围的堤围——跨村的联围、闸窦、排涝等综合水利系统——地域性大联围,并分析在乡村地域社会内部的水利组织形成过程中,集体空间中不同主体的利益冲突与协作对乡村聚落空间产生的深刻影响。人与自然的互动推进了水利社区的形成,并对顺德社会空间的演变形成空间的反作用机制（由非精确的自然领地边界向清晰的产权边界转化）。水利集体空间中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的形成过程表征了水利公共产品与水利地域社会规则形成的过程。第四、五章,通过分析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过程,分析地方社会民间信仰的历史特征。重点分析:不同神灵的地域分布反映了乡村社会内部和外部自然环境特征;通过里社制度、宗族制度对村庙的影响,考察国家礼制、宗族组织对民间信仰的双向互动关系;对乡村聚落社、村庙、不同类型祭祀圈和信仰活动圈的考察,得出顺德的社会空间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民间信仰通过神灵的设立和祭祀仪式等实现乡村社会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在整合地域内的不同社群、应对水灾和匪患、促进聚落共同体及跨村联盟的形成、影响墟市的演化及地域精神的形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传统乡村社会里,神的存在就是树立了韦伯所说的卡里斯马（charisma）,是建构乡村社会秩序及社会空间的权威之隐喻。民间信仰是顺德地方社会最为突出的特征,是所有社会活动的纽带。第六章,重点考察乡村“市”和周期性“墟”形成的历史过程,分析影响“墟”与“市”的转化因素。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段墟市的管理机制,墟市与水网、宗族、村庙的关系,以及原工业化和近代工业化对促进墟市性质改变的综合分析,总结乡村墟市所构成的市场交易空间的历史演变。顺德乡村墟市市场圈的形成,推动乡村以人际社会交往为主向跨村落的地域经济交往活动的转化。墟市集体空间的出现,从满足日常生活的服务演变到促进乡村地域经济的分工。明清顺德乡村“墟”与“市”角色的转化,先后经历了“早晚市和日墟——周期性旬墟和固定市——专业性墟和专业性市——商业性市和周期性墟”的历史谱系,实际代表了乡村地方社会经济交往活动中消费和生产的主导地位的变化。论文通过对顺德乡村墟市进行分类、发展演变及墟市竞争与冲突的历史考察,分析乡村墟市演化过程中权力、资源积累与集中机制的变化,认为乡村墟市的不断升级与墟市封建性不断减弱是一个相互关联的过程。专业性墟市向近代市镇的演化,权力集中机制是必要条件,由此产生墟市资源的集中机制共同主导了顺德墟市的市镇化过程。第七章,重点考察不同历史时段关键性制度对乡村地方社会的影响,及乡村地方社会如何主动适应和建构集体空间的机制。即从国家在场的视角,考察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得出:（1）明朝里甲制重点以黄册的人户为管理对象,促进了乡村聚落认同的形成;清朝图甲制以土地管理为主,促进了乡村社会内部自我管理机制的形成和走向成熟。（2）通过对明清的卫所、巡检司、保甲、乡约、公约等国家在地方的军事或安全控制体系、村落自我防卫体系的考察,探求跨自然村地域社会的形成路径。（3）清末至民国的地方自治,第一次将乡村社会从韦伯所说的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或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引向形式理性（Formal Rationality）或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乡村社会由地方习俗推动的自组织向被制度所建构转化。（4）建国后,经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等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制度、改革开放后政策的不断调整,顺德的社会空间经历了制度性的变革:土地改革时期,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乡村社会通过农会和区代表大会确立了县下的区和乡准行政机构,乡村第一次被行政化;农业合作化时期,高级社使乡村第一次进行集体大生产和实施社会主义公有化体制;人民公社时期,先后经历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转变,乡村地域社会的内部组织单元,最终被生产队生产组织所重组;改革开放后,乡村经过短暂的自治后,通过“再集体化”再次被纳入行政的管控之下,农村股份合作社及村委会最终在管理区层次上的成立使乡村通过“再集体化”转化为经济性为主的自治组织,乡村社会再次面临整合。制度化的空间区划对乡村社会空间是刚性的规束和重组,但乡村社会内部在政社分离后,其地域的自组织性再度起到关键作用。如改革开放后的1990年代村庙重建高潮、乡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设立、宗族活动的重新加强等等,社会空间再次逐步获得自主性。第八章,重点考察了顺德基塘农业促进的农业商品化、手工业与原工业化、社队企业与乡镇企业、乡村工业化的过程,认为顺德地方社会的集体空间促进了农业商品化、原工业化及工业化过程中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实现,最终经历漫长的时段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主要内容包括:1、顺德基塘农业的出现与自然环境的变化（洪水危害增加）、应对洪水威胁而采取的水利设施建设之间的关系,在明中期开始蚕丝国际贸易的拉动下,最终促使顺德乡村手工业进入原工业化过程;2、清末引进机器缫丝业,引起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和乡村社会的冲突,改变了地域社会的诸多因素,引起农业工业化的进程加快、乡村墟市的专业化、工商业资本的出现等,从原工业化走上近代工业化;3、建国后,进入社会主义公有制,原有的民族工业和手工业分别纳入到国家工业体系和人民公社的农业生产体系。顺德的基塘经济作物体系为人民公社的社队企业的发展准备了与以粮食作物为主地域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社队企业得到较好发展,进而为顺德在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得到快速发展准备了坚实基础;3、1992年顺德推进产权改革和城乡一体化策略,使得乡镇企业的发展获得新的机遇,但也同时留下了产业层次不高和土地粗放利用的后果。顺德乡村集体组织在改革的初期积极投资乡镇企业,为农村工业化打下了基础;产权体制改革后,逐步演变成为集体资产的管理平台,乡村集体失去经济的活力。改革开放后,乡村社会在参与工业化的进程中,出现分化——一部分在工业化过程中成为改革的“赢家”,而一部分成为“输家”,其实质就是集体组织“再集体化”过程的差异。总结改革开放后,顺德不同乡村工业化的差异,得出集体组织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巨大作用:集体组织强的,工业化的进程更为顺利;而弱的乡村,基本维持农业生产的局面。从一个层面来看,就是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的差异,决定了乡村工业化的成功与否,也决定了其发展的路径。第九章,通过对前几章的内容进行总结,进一步阐释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并由此总结顺德改革开放后空间政策的得失,提出乡村社会空间发展的建议。
于亚文[8]（2018）在《洞庭湖水沙变化过程及其对人类活动的响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湖泊是陆地水圈的重要组成部分。湖泊不仅具有供水、通航、防洪和维持区域乃至全球生态稳定性和多样性的功能,而且也是人类重要的聚居和活动场所,在全球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自人类世以来,湖泊作为地球表层极其脆弱的地貌体系,在气候变化和高强度人类活动的影响下,世界大部分湖泊出现衰亡状态。因此,湖泊的地貌演化特别是与湖泊演化直接相关的湖泊水沙变化过程受到世界各国政府及社会的关注。洞庭湖作为长江中游仅存的两个通江湖泊之一,是目前中国仅次于鄱阳湖的第二大淡水湖泊。它既受到来自湖泊流域主要河流的补给、也经受长江水沙汇入,是长江中下游最重要的水沙缓冲器。鉴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巨大的调蓄容量和复杂的江湖关系,洞庭湖不仅维持其流域生态系统的稳定,同时还是长江中下游流域防洪体系中不可替代的一环。故,分析洞庭湖入、出湖水沙通量变化并判别其影响因素,对理解洞庭湖演变规律、科学认识江湖关系及对长江中下游沉积地貌演化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基于洞庭湖水系1951～2014年10余个代表性水文控制站的实测水文资料,利用Mann-Kendall趋势/突变检验法、K-means聚类法、小波分析、年内变差系数等方法分析了洞庭湖入、出湖水沙年际和年内变化特征。在此基础上,结合流域降水、地貌变化及水利工程等对洞庭湖水沙变化过程的影响因素及其机制进行了研究。主要结论包括:洞庭湖1951～2014年的入、出湖径流和悬浮泥沙的变化过程可划分为1951～1970s、1970s～2000s和2000s～2014年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入、出湖年际水沙通量呈阶梯形下降趋势,其中以洞庭湖入湖输沙量的下降程度最为显着。洞庭湖入、出湖径流量与输沙量呈现显着的季节性特征,其中径流量洪季占比超过70%,入湖输沙量洪季占比超过90%,出湖输沙量洪季占比超过50%。径流量与输沙量的年内季节性分配跟随这三个阶段呈现“洪季少洪,枯季更枯”的趋势。洞庭湖与长江的江湖水沙交换关系在研究尺度范围内产生鲜明转变。其中衡量江湖水体交换的指数I在1951～1970s小于1,洞庭湖对长江干流的调蓄作用占主导地位;1970s～2000s年I围绕1上下波动,该阶段的江湖水体交换作用相对稳定;2000s～2014年I大于1,以洞庭湖向长江补给为主。整体而言,洞庭湖洪季以调蓄长江洪水为主,I小于1;洞庭湖枯季以补给长江为主,I大于1。洞庭湖的泥沙收支也呈现出阶段性变化趋势。与1951～1970s年相比,洞庭湖洪季泥沙收支分别减少49.84%和96.26%,枯季泥沙收支分别减少45.06%和48.42%。洞庭湖由1951～1970s的年平均淤积泥沙16751×104 t转为2000s～2014年的年平均侵蚀40.03×104 t。湖泊收支模式的改变表明,洞庭湖由前两阶段的淤积模式转变为2000s～2014年的冲刷模式,形成由汇到源的转变。洞庭湖入、出湖水沙变化及湖盆的冲淤变化主要受湖泊流域和长江干流的影响。其中,来自湖泊流域的影响因子主要体现在流域地貌发育、降水等自然因素,以及水库建设和土地利用变化等人类活动;长江干流对洞庭湖入、出湖水沙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荆江裁弯工程、葛洲坝水库和三峡工程三大水利工程建设。洞庭湖流域的面积高程积分值（HI指数）为0.05～0.21,流域地貌发育处于老年阶段,产沙能力弱,本质上决定了洞庭湖流域入湖泥沙将持续减少。流域降水是四水入湖径流量出现年际变化和出湖输沙量出现年内分配不均的主要因素。1951～1970s,洞庭湖流域年均流失土壤2×108 t,该阶段严重的水土流失现象是洞庭湖大量泥沙入湖的主要原因。1970s～2000s,洞庭湖的入湖水沙通量与1951～1970s相比分别减少了19.60%和47.75%,出湖水沙通量分别减少了19.42%和49.31%,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是1967～1972年下荆江裁弯工程的实施。同时,该阶段洞庭湖流域大量水库的快速建设和水土流失现象的缓解,加大了洞庭湖入湖水沙的下降幅度。2000s～2014年,洞庭湖入湖输沙量大幅下降和江湖水沙关系的转变与三峡工程的运行息息相关。三峡工程运行后,库区内年均淤积泥沙139×106 t,高泥沙淤积率与低排沙比是造成2000s～2014年洞庭湖多年平均入湖输沙量大幅下降以及洞庭湖冲淤模式转变的根本所在;同时,三峡工程运行引发水库下游清水下泄,荆江河段河床冲刷严重,江湖比降增大,洞庭湖出湖水沙通量在2007年之后有所增加。此外,洞庭湖湖盆砂石在2006年被大规模采挖,在高峰年份旺季的采砂量高达9.3×108 t,大规模的采砂活动加快了洞庭湖湖盆由淤积到冲刷的转变模式。
李跃龙[9]（2014）在《洞庭湖的演变、开发和治理简史 03湖泊演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洞庭湖在漫长的演变过程中,由形成一发展全盛而走向萎缩,这是它独特的地质地貌条件、水文条件和人类活动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早期洞庭湖的演变以地质地貌因素为主。进入中期以后,人类活动的因素成为洞庭湖变迁的主导因素。洞庭湖的演变,又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也是一个生命的过程,探索洞庭湖的"寿命",也是认识、研究、治理和开发洞庭湖的一项重要内容。3.1第四纪时期湖盆环境演化中生代形成的洞庭盆地从早渐新世末以后抬升消失,自新第三纪以来,再
陈向科[10]（2013）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洞庭湖区农村经济研究》文中指出写作本文,目的有二：一是为宏观农村经济史研究提供一个区域性样本。宏观的一般规律寓于个别区域之中,区域研究实有助于为宏观研究夯实基础。鉴于迄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洞庭湖区农村经济研究较为薄弱,本本不仅有助于丰富湖南一隅农村经济研究的内涵,也可夯实全国范围农村经济史研究的基础；二是为人们深入认识近代湖南农村经济状况提供参考。本文分为8个部分。绪论部分交待选题缘由、研究对象、研究时段、研究现状、研究思路、选题内容、征引资料,以为正文铺垫。第一章主要介绍洞庭湖区平坦的地势地貌,辽阔的洲土与垸田,丰富的水资源,“五方杂处”的移民社会,既纯朴勤俭又铺张浪费、既积极进取又消极厌世、既务实文迷信的民情风俗及其对湖区农村经济发展的双重影响。第二章主要论述洞庭湖区单块农田面积的缩小及价格的涨落趋势,经营规模的小型化,农具的简陋、匮乏及配置的阶级、阶层差距,耕牛数量的起伏及占有的阶级、阶层差异等,展示湖区农业生产条件的基本状况。第三章主要分析洞庭湖区农村土地占有关系的缓慢集中和不同区域土地占有的差异；由于土地使用形式多样、租佃关系盛行和大量公田、寄庄田用于出租、土地典当等原因导致的土地使用的相对分散。第四章主要阐述洞庭湖区农村土地租佃中较为简单的流程、契约；租佃期限虽未载明但实际很长；每亩租额约200斤,租率53%i押租形式随着南京国民政府货币政策的变动而经历了由铜元、光洋到法币再到稻谷的变化；押租呈加重的趋势；押租种类灵活多样,分为常押、轻押重租、重押轻租、加押减租、伴进佃规、庄息、二东君等。第五章主要研究洞庭湖区农村集市的数量、密度及其影响因素、类型与特点。湖区集市发展呈“抛物线”式的发展态势,至20—30年代集市数量发展达顶峰,1936年至1948年,总体数量减少。集市兴衰受战争,堤垸修建、溃决,水路、陆路变化以及水灾等因素的影响。此一时期农村集市分为三类：农副土特产一般性集市、农副土特产专业性集市、农副土特产品与日用工业品交换的中转集市。以依江傍河树形分布为主,逐渐向沿公路、铁路直线分布过渡；以定期集市贸易为主；季节性强,淡旺季节分明；以农副土特产为主，逐渐向以农副土特产与日用工业品兼而有之过渡；以区域内流通为主,对外影响力不大。第六章主要探讨洞庭湖区民间借贷的来源、农家负债率、借贷形式、借贷利率的变动。湖区民间借贷来源狭窄,以私人借贷为主；农家负债率呈“低—高—低”的发展趋势,均说明农民的贫困；借贷形式多样,以现金借贷与实物借贷为主；借贷利率居高不下,并形成以现金借贷利率和粮食借贷利率为主,互助性质的合会借贷利率为补允的利率体系。第七章主要讨论湖区农民的家庭收支结构与水平。湖区农家收入分农业收入和副业收入两部分,收入来源仍以种植农作物收入为主副业收入以养殖家畜、纺纱织布、编织、打柴为主。农家各项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随符地区的情况不同刊及阶级、阶层的不同而显着区别。湖区户均稻谷收入近3800斤,人均约510斤。农家收入阶级、阶层差异呈“金字塔型结构”,其中地主、富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较小,收入水平却最高。农业生产费用主要包括种籽费、肥料费、耕牛费、农具费、人工费（雇工费）以及杂费等项,30年代约占农家农业产值的30%,40年代约占农家总收入的10%,其中以席工、肥料支出为主。地主、富农每亩生产费用远高于中农、贫农。农家生活消费支出由地主、富农到中农、贫农逐渐递减,同一阶层亦有差别。40年代人均生活消费平均约占总收入的65%。各项生活消费中以大米为最,平均约占人均生活消费总额的70%-0%左右。其他支出包括地租租额、人情、祭祀、生病、婚丧、做新房、小孩教育、还旧债、灯油费等项开支,占总收入的8%上下。赋税支出包括田赋以及符种苛捐杂税,尤以田赋附加、堤费负担较重。赋税开支占每户农业收入的比例,1936年为12.66%,1948年为14.64%。总体而言,农家收支相抵后呈入不敷出的状态,农民生活日益贫困。
二、近代洞庭湖三角洲发育特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近代洞庭湖三角洲发育特征（论文提纲范文）
（1）荆州古城与区域水利系统关系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荆州古城有保存较为完好的城市格局 |
| 1.1.2 城市与周边水系的关联极为密切,水利建设历史悠久 |
| 1.1.3 快速的城镇化冲击景观风貌 |
| 1.2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2.1 梳理古代荆州城市水利系统建设过程 |
| 1.2.2 探讨古代荆州城市水利建设与人居环境营建展现的历史智慧 |
| 1.2.3 以水为核心的传统地域景观风貌的形成和发展延续 |
| 1.2.4 水利系统对于城镇特征、安全、景观、生态、文化的综合意义 |
| 1.2.5 未来荆州城市建设的有益借鉴 |
| 1.2.6 项目来源与经费支持 |
| 1.3 选题相关理论及研究现状 |
| 1.3.1 地方志和水利专志 |
| 1.3.2 现有主要研究基础 |
| 1.3.3 现有研究局限性 |
| 1.4 研究对象及内容 |
| 1.5 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研究框架 |
| 1.6 创新点 |
| 1.6.1 研究内容创新:水利系统运行机制及城水关系演变规律研究 |
| 1.6.2 研究方法创新:历史卫星图、测绘图、舆图的叠加分析 |
| 2 区域自然地理 |
| 2.1 荆州历史城镇迁移 |
| 2.1.1 荆州区域建置的历史沿革 |
| 2.1.2 江陵城市起源与发展 |
| 2.1.3 荆州古城 |
| 2.2 江汉平原自然地理环境变迁 |
| 2.2.1 江汉平原地形地貌 |
| 2.2.2 江汉平原的发育 |
| 2.2.3 荆州区域江汉历史河道变迁 |
| 2.3 本章小结 |
| 3 水利系统发展兴废的历史过程 |
| 3.1 水运通渠肇始期:先秦至两汉 |
| 3.1.1 自然环境和社会背景 |
| 3.1.2 水利建设 |
| 3.1.3 先秦至两汉水利建设特征 |
| 3.2 堤堰城防初建期:三国两晋南北朝 |
| 3.2.1 自然环境和社会背景 |
| 3.2.2 水利建设 |
| 3.2.3 三国两晋南北朝水利建设特征 |
| 3.3 良田漕运发展期:隋唐五代 |
| 3.3.1 自然环境和社会背景 |
| 3.3.2 水利建设 |
| 3.3.3 隋唐五代水利建设特征 |
| 3.4 军事水工兴盛期:宋 |
| 3.4.1 自然环境和社会背景 |
| 3.4.2 水利建设 |
| 3.4.3 宋代水利建设特征 |
| 3.5 垸田水利矛盾期:元明清 |
| 3.5.1 自然环境和社会背景 |
| 3.5.2 水利建设 |
| 3.5.3 元明清水利建设特征 |
| 3.6 本章小结 |
| 4 水利系统的组成、功能和运行机制 |
| 4.1 城南荆江大堤 |
| 4.1.1 荆江大堤 |
| 4.1.2 沿江筑城、江势改徙与城南江堤修建 |
| 4.2 城外湖泊沟渠系统 |
| 4.2.1 城外历史湖泊沟渠系统 |
| 4.2.2 城外湖泊沟渠系统近现代演变 |
| 4.3 古城水系 |
| 4.3.1 荆州古城历史格局 |
| 4.3.2 荆州古城城壕水系 |
| 4.3.3 清代1788年洪水后荆州古城水系格局 |
| 4.3.4 荆州古城水系功能 |
| 4.3.5 荆州古城近代水系格局演变 |
| 4.4 本章小结 |
| 5 水利-城市聚落关系演变 |
| 5.1 江防建设与城市防洪 |
| 5.1.1 荆州古代城市洪水威胁 |
| 5.1.2 荆州古代城市防洪体系 |
| 5.2 农田水利与农业生产 |
| 5.2.1 垸田兴筑 |
| 5.2.2 农业经济发展和自然环境变迁 |
| 5.2.3 古代农田水利治理 |
| 5.3 运河修筑与城市商贸 |
| 5.3.1 运河与航线 |
| 5.3.2 城市商贸发展 |
| 5.4 军事水工与城市安全 |
| 5.4.1 荆州军事地理 |
| 5.4.2 军事水工对于军事地理局限性的补足 |
| 5.4.3 军事扩张和城市防御 |
| 5.5 本章小结 |
| 6 水利系统的风景化 |
| 6.1 结合水利系统的风景建设 |
| 6.2 区域风景体系形成 |
| 6.3 水利风景与城市生活 |
| 6.4 风景的诗意化 |
| 6.5 本章小结 |
| 7 现状及保护发展 |
| 7.1 现代水利建设 |
| 7.1.1 堤防加固 |
| 7.1.2 区域性大型水利工程 |
| 7.2 保护发展 |
| 7.2.1 延续历史,保护依水营城的古城城镇特征 |
| 7.2.2 保护自然系统山水格局的连续性,保障城市生态安全 |
| 7.2.3 水城融合,城市与水互动 |
| 7.2.4 城市风光的延续发展,指导城市风景空间的营造 |
| 7.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1 结论 |
| 2 研究不足与尚待解决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图纸采集情况汇总 |
| 附录B 历代荆州古城与区域水利系统建设资料汇总表 |
| 个人简介 |
| 导师简介 |
| 获得成果目录清单 |
| 致谢 |
（2）海平面变化驱动的长江中下游湖泊的形成（论文提纲范文）
| 作者简历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及研究意义 |
| 1.2 长江中下游湖泊成因的研究进展 |
| 1.2.1 洞庭湖 |
| 1.2.2 鄱阳湖 |
| 1.2.3 太湖 |
| 1.2.4 存在的问题 |
| 1.3 科学问题、研究内容、技术路线及工作量 |
| 1.3.1 科学问题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技术路线 |
| 1.3.4 论文工作量 |
| 第二章 江汉平原概况 |
| 2.1 地理、地质背景 |
| 2.2 古气候与古环境研究进展 |
| 2.2.1 古气候 |
| 2.2.2 江汉平原湖群与古云梦泽 |
| 第三章 光释光测年原理及步骤 |
| 3.1 光释光测年原理 |
| 3.2 光释光测年样品的前处理 |
| 3.3 等效剂量及剂量率的测定 |
| 3.3.1 单片再生剂量法(Single-aliquot regenerative-dose protocol,SAR) |
| 3.3.2 标准生长曲线法(Standardized growth curve,SGC) |
| 3.3.3 剂量率的测定 |
| 3.4 实验条件与方法检验 |
| 3.4.1 预热坪实验 |
| 3.4.2 剂量恢复实验 |
| 3.4.3 样品等效剂量(De)值的分布 |
| 3.4.4 样品的标准生长曲线(SGC) |
| 第四章 江汉平原末次冰期以来的地貌演化 |
| 4.1 钻孔岩性特征与年代框架 |
| 4.1.1 岩性特征 |
| 4.1.2 测年结果 |
| 4.2 江汉平原末次冰期以来的地貌演化 |
| 第五章 长江中下游末次冰期以来的地貌演化 |
| 5.1 地貌演化过程 |
| 5.2 海平面变化的驱动作用 |
| 5.2.1 非主要的驱动力——构造、气候及人类活动 |
| 5.2.2 末次冰期以来的海平面变化 |
| 5.2.3 海平面驱动的机制及证据 |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结论 |
| 6.2 不足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3）西洞庭湖洲滩湿地土壤种子库萌发特征空间差异性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选题依据及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种子库定义与类型 |
| 1.3.2 种子库的研究方法 |
| 1.3.2.1 取样时间 |
| 1.3.2.2 取样方法、大小及深度 |
| 1.3.2.3 种子鉴定方法 |
| 1.3.2.4 种子萌发实验 |
| 1.4 种子库影响因素 |
| 1.4.1 地表植被对土壤种子库影响 |
| 1.4.1.1 湿地地表植被对种子库影响 |
| 1.4.1.2 地表植被对其他类型种子库 |
| 1.4.2 环境因子对土壤种子库的影响 |
| 1.4.2.1 水文对种子库数量和分布影响 |
| 1.4.2.2 水文对种子萌发的影响 |
| 1.4.2.3 沉积物厚度对土壤种子库萌发特征的影响 |
| 1.5 种子库空间分布特征 |
| 1.6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6.1 研究内容 |
| 1.6.2 技术路线 |
| 2 研究地概况及研究方法 |
| 2.1 研究地概况 |
| 2.1.1 地貌特征 |
| 2.1.2 主要植物特征 |
| 2.1.3 水文特征 |
| 2.2 研究方法 |
| 2.2.1 野外调查及样本采集 |
| 2.2.2 萌发实验 |
| 2.2.3 物种辨认 |
| 2.2.4 数据处理 |
| 3 种子库总体萌发特征与地表植被关系 |
| 3.1 土壤种子库总体萌发特征 |
| 3.2 种子库与地表植被物种组成差异 |
| 3.2.1 地表植被物种组成 |
| 3.2.2 土壤种子库与地表植被物种组成差异 |
| 3.2.3 土壤种子库与地表植被相似性系数 |
| 3.2.4 土壤种子库与地表植被优势物种差异 |
| 3.3 讨论 |
| 3.3.1 西洞庭湖土壤种子库萌发物种特征 |
| 3.3.2 西洞庭湖地表植被与土壤种子库相似性 |
| 4 种子库萌发特征的空间差异 |
| 4.1 水平方向上土壤种子库萌发特征 |
| 4.1.1 不同水平分布位置土壤种子库物种组成 |
| 4.1.2 不同水平分布位置土壤种子库萌发特征差异 |
| 4.2 垂直方向上土壤种子库萌发特征差异 |
| 4.2.2 不同土壤深度种子库物种数和种子密度差异 |
| 4.3 讨论 |
| 4.3.1 不同水平方向上土壤种子库萌发差异 |
| 4.3.2 不同土壤深度种子库萌发差异 |
| 5 土壤种子库抗性 |
| 5.1 不同水淹高度下土壤种子库萌发差异 |
| 5.1.1 四种水位处理下土壤种子库萌发特征 |
| 5.2 不同水淹时长下土壤种子库萌发差异 |
| 5.2.1 不同高度短期水淹处理对土壤种子库抗性影响 |
| 5.2.2 未水淹与短期水淹处理下土壤种子库萌发差异 |
| 5.2.3 短期水淹与长期水淹下土壤种子库萌发差异 |
| 5.3 讨论 |
| 5.3.1 不同水位处理对土壤种子库萌发特征影响 |
| 5.3.2 不同水淹时长对土壤种子库抗性影响 |
| 6 结论与展望 |
| 6.1 结论 |
| 6.2 建议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介 |
| 导师简介 |
| 致谢 |
（4）石英ESR法在长江流域沉积物源示踪中的探讨及应用（论文提纲范文）
| 作者简历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言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大河流域“源-汇”系统演化已成为国际地学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之一 |
| 1.1.2 长江流域“源-汇”系统研究意义重大 |
| 1.2 长江流域沉积物源示踪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 |
| 1.3 石英ESR法物源示踪优势 |
| 1.3.1 石英ESR法测年可以提供良好的年代框架约束 |
| 1.3.2 石英ESR法物源示踪是一种具有前景的河流沉积物源示踪手段 |
| 1.4 研究内容、方法及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内容及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论文结构安排及工作量 |
| 1.5.1 论文结构安排 |
| 1.5.2 研究计划 |
| 1.5.3 论文工作量 |
| 第二章 研究方法介绍 |
| 2.1 石英结晶度指数(CI) |
| 2.2 电子自旋共振(ESR)简介 |
| 2.2.1 ESR波谱学理论基础 |
| 2.2.2 超精细相互作用 |
| 2.2.3 地质样品ESR信号形成的理论基础 |
| 2.3 ESR法测年研究进展 |
| 2.3.1 ESR法测年原理 |
| 2.3.2 ESR法测年对象 |
| 2.3.3 ESR法测年范围 |
| 2.3.4 ESR法测年在第四纪测年中的应用 |
| 2.4 石英ESR法物源示踪研究进展 |
| 2.4.1 石英ESR法物源示踪原理 |
| 2.4.2 石英ESR物源示踪方法 |
| 2.4.3 石英ESR法物源示踪应用实例分析 |
| 2.4.4 节小结 |
| 2.5 石英ESR法在长江沉积物源示踪研究中的可行性分析 |
| 第三章 长江流域概况 |
| 3.1 流域地貌特征 |
| 3.2 流域地质及其构造特征 |
| 3.2.1 流域构造特征 |
| 3.2.2 地层及岩性特征 |
| 3.3 长江流域支流水系及其组合特征 |
| 3.3.1 水系特征 |
| 3.3.2 水文特征 |
| 第四章 样品采集与实验方法 |
| 4.1 样品采集 |
| 4.1.1 方法探索性实验样品 |
| 4.1.2 长江流域现代河流表层沉积物样品 |
| 4.1.3 江汉平原第四纪沉积物及其下伏地层样品采集 |
| 4.2 实验方法与测试、分析 |
| 4.2.1 ESR实验样品前处理 |
| 4.2.2 辐照实验 |
| 4.2.3 加热实验 |
| 4.2.4 光晒退实验 |
| 4.2.5 石英ESR信号测量 |
| 4.2.6 石英含量(QC)和石英结晶度(CI值)测试 |
| 4.2.7 粒度测试 |
| 4.2.8 环境剂量率测试 |
| 第五章 长江流域沉积物粒度特征分析 |
| 5.1 样品采集与测试 |
| 5.2 粒度测试结果与分析 |
| 5.2.1 粒度组成特征 |
| 5.2.2 粒度分布频率曲线特征 |
| 5.2.3 粒度参数特征 |
| 5.3 章小结 |
| 第六章 长江流域石英ESR信号心衰退特征研究 |
| 6.1 河流石英ESR信号心的光晒退特征研究 |
| 6.1.1 样品采集与晒退实验 |
| 6.1.2 光晒退实验结果与分析 |
| 6.2 河流石英ESR信号心热活化特征研究 |
| 6.3 章小结 |
| 6.3.1 河流石英ESR信号心光晒退特征研究 |
| 6.3.2 河流石英E'心热活化ESR信号特征研究 |
| 第七章 石英ESR法在河流沉积物源示踪中的方法探索研究 |
| 7.1 石英热活化E'心物源示踪 |
| 7.1.1 样品采集 |
| 7.1.2 石英热活化E'心信号强度与源岩形成年龄的关系 |
| 7.1.3 石英热活化E'心是一个具有潜力的河流沉积物源示踪剂 |
| 7.2 石英自然E'心物源示踪 |
| 7.2.1 样品采集 |
| 7.2.2 沉积物石英自然E'心信号强度可以良好的指示源岩岩性特征 |
| 7.3 章小结 |
| 7.3.1 河流石英热活化E'心ESR信号物源示踪 |
| 7.3.2 河流石英自然E'心物源示踪 |
| 第八章 石英ESR法物源示踪在长江流域现代“源-汇”系统过程中的应用探索 |
| 8.1 石英自然E'心物源示踪 |
| 8.1.1 样品采集与测试 |
| 8.1.2 石英自然E'心测试结果与分析 |
| 8.1.3 石英自然E'心半定量物源示踪 |
| 8.1.4 节小结 |
| 8.2 石英热活化E'心与石英结晶度(CI值)物源示踪 |
| 8.2.1 石英热活化E'心与石英结晶度(CI值)物源示踪结果与分析 |
| 8.2.2 石英热活化E'心与石英结晶度(CI值)物源示踪指示意义 |
| 8.3 石英热活化E'心VS自然E'心空间分布特征 |
| 8.3.1 长江流域沉积物石英热活化E'心VS自然E'心空间分布特征.. |
| 8.3.2 石英热活化E'心VS自然E'心物源示踪应用分析 |
| 8.3.3 节小结 |
| 8.4 辐照2500Gy石英低温信号心(Al心 VS Ti心)物源示踪 |
| 8.4.1 样品采集与实验方法 |
| 8.4.2 结果与分析 |
| 8.4.3 石英中微量元素与其ESR信号心的对应关系 |
| 8.4.4 源岩类型与微量元素组成特征分析 |
| 8.4.5 长江流域基岩类型与ESR低温信号心比值关系 |
| 8.4.6 与其它物源示踪结果的对比分析 |
| 8.4.7 节小结 |
| 8.5 石英ESR信号强度特征及其物源示踪指示意义 |
| 8.5.1 石英ESR信号强度的控制因素 |
| 8.5.2 石英ESR信号心的物源示踪意义 |
| 第九章 江汉盆地沉积物石英ESR法测年和物源示踪研究 |
| 9.1 宜昌砾石层 |
| 9.2 宜昌砾石层石英ESR年代学研究 |
| 9.2.1 长江宜昌段现代沉积物石英Ti-Li心ESR信号强度 |
| 9.2.2 等效剂量及年龄测定 |
| 9.3 石英热活化E'心与石英结晶度(CI值)物源示踪 |
| 9.3.1 宜昌砾石层及其下伏基岩石英ESR法物源示踪 |
| 9.3.2 宜昌砾石层与长江现代河流沉积物石英ESR法物源示踪 |
| 9.4 长江三峡演化过程 |
| 9.4.1 对三峡贯通时限的约束 |
| 9.4.2 与江汉平原沉降中心沉积物源示踪结果的对比 |
| 9.4.3 对长江三峡演化的启示 |
| 9.5 章小结 |
| 第十章 结论、不足与展望 |
| 10.1 结论 |
| 10.2 不足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5）洞庭湖区水系连通表征与水动力数值模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水系连通内涵的研究进展 |
| 1.2.2 水系连通评价方法的研究进展 |
| 1.3 研究内容及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洞庭湖区水系格局简介 |
| 2.1 研究区域概况 |
| 2.1.1 地理位置 |
| 2.1.2 地形地貌 |
| 2.1.3 气象特征 |
| 2.1.4 水文特性 |
| 2.1.5 湖区湿地资源 |
| 2.2 洞庭湖区水系历史变迁和现状 |
| 2.2.1 洞庭湖区水系历史变迁 |
| 2.2.2 洞庭湖区水系现状 |
| 2.3 洞庭湖区水系格局变化的驱动因素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洞庭湖区水系连通度分析 |
| 3.1 水系数据获取 |
| 3.2 洞庭湖水系格局和连通性评价体系的建立 |
| 3.2.1 水系格局评价方法 |
| 3.2.2 水系连通性评价方法 |
| 3.3 洞庭湖区连通表征方法与应用 |
| 3.3.1 洞庭湖区天然河道格局与连通性分析 |
| 3.3.2 洞庭湖区水系分区连通性评价 |
| 3.3.3 规划工程对水系格局及结构连通性的影响 |
| 3.4 水系格局及结构连通性优化 |
| 3.5 洞庭湖区典型分区水系功能连通性分析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洞庭湖区典型水系连通工程水动力连通性评价 |
| 4.1 典型水系连通工程概况 |
| 4.1.1 大通湖 |
| 4.1.2 芭蕉湖-南湖 |
| 4.2 典型水系连通工程水动力连通性评价方法 |
| 4.2.1 数据获取与研究方法 |
| 4.2.2 水动力连通性评价方法 |
| 4.3 大通湖水动力模拟结果分析 |
| 4.3.1 模型原理 |
| 4.3.2 模型建立 |
| 4.3.3 模拟结果分析 |
| 4.3.4 水动力连通性评价 |
| 4.4 芭蕉湖-南湖水动力模拟结果分析 |
| 4.4.1 模型建立 |
| 4.4.2 模拟结果分析 |
| 4.4.3 水动力连通性评价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结论与展望 |
| 5.1 主要结论 |
| 5.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6）洞庭湖区环境治理与保护研究（1949-201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二、研究动态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五、本文中使用的几个概念的说明 |
| 第一章 洞庭湖区环境治理的社会背景 |
| 第一节 1949年前洞庭湖区环境变迁的回顾 |
| 一、晚清洞庭湖区环境变迁 |
| 二、民国时期洞庭湖区环境变迁 |
| 第二节 自然条件与1949年以来洞庭湖区的环境变迁 |
| 一、气候与洞庭湖区环境变迁 |
| 二、长江与洞庭湖区环境变迁 |
| 三、四水水系与洞庭湖区环境变迁 |
| 第三节 人类经济活动与1949年以来洞庭湖的环境变迁 |
| 一、发展战略与洞庭湖环境变迁 |
| 二、人口与洞庭湖区的环境变迁 |
| 三、农业生产与洞庭湖区的环境变迁 |
| 第二章 水患、围湖造田与洞庭湖区环境治理(1949-1978) |
| 第一节 政府对洞庭湖区的认识、规划和治理 |
| 第二节 水患危机与洞庭湖环境保护 |
| 一、洞庭湖区水患危机 |
| 二、洞庭湖区的水利建设 |
| 第三节 疫病危机与洞庭湖区环境治理 |
| 一、洞庭湖区的疫病危害 |
| 二、疫病防治与环境保护 |
| 第四节 围湖造田工程与洞庭湖区环境恶化 |
| 一、持续不断的围湖造田运动 |
| 二、围湖造田对洞庭湖区环境的破坏 |
| 第五节 洞庭湖区环境治理的绩效 |
| 一、洞庭湖环境的局部改善 |
| 二、洞庭湖区环境存在严重隐患 |
| 第三章 工业化进程与洞庭湖区环境保护(1979-1999)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与洞庭湖区经济的发展 |
| 一、洞庭湖区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 |
| 二、生产责任制实施后农业的大发展 |
| 三、工农业发展导致的环境危机 |
| 第二节 环保意识的觉醒与洞庭湖区环保机构的建立 |
| 一、政府环保意识的觉醒 |
| 二、洞庭湖区政府环保机构的建立 |
| 三、政府环保政策与法律的制定与实施 |
| 四、洞庭湖自然保护区的建立 |
| 第三节 洞庭湖区水污染的治理 |
| 一、洞庭湖区水污染的源头 |
| 二、污水的治理 |
| 第四节 洞庭湖区面积继续缩小与环境保护 |
| 一、洞庭湖区面积急剧缩小导致的环境问题 |
| 二、洞庭湖区的环境治理工程 |
| 第五节 洞庭湖区环境保护绩效 |
| 一、洞庭湖区治理工程取得一定成效 |
| 二、环境危机比较严重 |
| 第四章 生态理念下洞庭湖区的环境保护与修复(2000-2016) |
| 第一节 新时期洞庭湖区环境危机日趋严峻 |
| 一、洞庭湖区水土流失严重 |
| 二、血防压力加大 |
| 三、水质污染加剧 |
| 四、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破坏 |
| 第二节 国家生态文明战略的确立 |
| 一、洪水频发引发政府对洞庭湖区生态系统的反思 |
| 二、政府生态文明战略的确立 |
| 三、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 |
| 第三节 政府修复洞庭湖区环境的主要措施 |
| 一、平垸行洪、退田还湖、移民建镇 |
| 二、造纸企业污染治理工程 |
| 三、洞庭湖综合治理工程 |
| 第四节 社会各界与洞庭湖区的环境保护 |
| 一、社会各界对洞庭湖区生态环境修复的讨论 |
| 二、社会环保团体的快速增加 |
| 三、社会各界开展的环保活动 |
| 第五节 洞庭湖区环境保护的绩效 |
| 一、洞庭湖区环境恶化的趋势开始得到扭转 |
| 二、形势依然严峻 |
| 第五章 评价 |
| 第一节 从鄱阳湖治理看洞庭湖区的环境保护问题 |
| 一、鄱阳湖治理的历程与主要经验 |
| 二、从鄱阳湖治理看洞庭湖环境保护的绩效 |
| 第二节 1949年以来洞庭湖区环境保护的特点 |
| 一、政府是洞庭湖区环境保护的主体 |
| 二、从强制性制度变迁到社会共识的形成 |
| 第三节 洞庭湖区环境保护的经验与教训 |
| 一、主要经验 |
| 二、主要教训 |
| 结语: 总结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域的设问及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对象和范畴 |
| 1.2.1 研究对象 |
| 1.2.2 研究的范畴 |
| 1.3 概念的界定 |
| 1.3.1 空间、场所与社会空间 |
| 1.3.2 公共空间、公共领域与集体空间 |
| 1.3.3 公有、共有与公共池塘资源 |
| 1.3.4 共同体与社区、社会与地方社会 |
| 1.3.5 权力 |
| 1.4 研究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 |
| 1.4.1 学术价值与理论价值 |
| 1.4.2 应用价值和实践价值 |
| 1.5 研究思路、方法 |
| 1.5.1 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相结合 |
| 1.5.2 借鉴多学科理论研究地方社会 |
| 1.5.3 历时与共时、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
| 1.6 论文的框架 |
| 第二章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 |
| 2.1 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回顾 |
| 2.1.1 新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 |
| 2.1.2 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与时空思想 |
| 2.1.3 布尔迪厄实践理论的场域 |
| 2.1.4 福柯的空间理论 |
| 2.1.5 小结 |
| 2.2 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的相关理论范式 |
| 2.2.1 施坚雅的市场关系模式 |
| 2.2.2 弗里德曼的宗族关系模式 |
| 2.2.3 黄宗智的内卷化经济模式 |
| 2.2.4 杜赞奇的权力文化网络模式 |
| 2.2.5 小结 |
| 2.3 国内外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综述 |
| 2.3.1 历史人类学视角 |
| 2.3.2 水利视角的地域社会学、地域社会史、历史地理的相关研究 |
| 2.3.3 小结 |
| 2.4 尺度与集体空间分析框架 |
| 2.4.1 尺度及相关的概念 |
| 2.4.2 尺度的相关理论 |
| 2.4.3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自然环境变迁、水利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3.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 |
| 3.1.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变迁 |
| 3.1.2 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发展简史 |
| 3.1.3 小结 |
| 3.2 顺德水利设施建设简史 |
| 3.2.1 宋朝及之前以局部挡水堤建设为主阶段 |
| 3.2.2 明朝、清朝的堤围闸窦系统的建设阶段 |
| 3.2.3 民国时期的堤围小范围并围建设阶段 |
| 3.2.4 建国后跨区大联围综合水利建设阶段 |
| 3.2.5 小结 |
| 3.3 顺德沙田垦殖与聚落格局的形成 |
| 3.3.1 珠江河道口门发育与沙洲沉积 |
| 3.3.2 顺德河涌淤积成沙的地域分布 |
| 3.3.3 顺德沙田的围垦 |
| 3.3.4 顺德乡村聚落分布格局的演化 |
| 3.4 沙洲的自然特征与聚落的空间组合类型 |
| 3.4.1 岛洲型聚落 |
| 3.4.2 沙洲型聚落 |
| 3.4.3 新沙洲型聚落 |
| 3.4.4 小结 |
| 3.5 水利集体空间的冲突、协作机制与聚落社区的融合 |
| 3.5.1 水利集体空间冲突与协作过程中的国家与地方社会 |
| 3.5.2 水利集体空间重构过程中的政府、士绅与宗族 |
| 3.5.3 小结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民间信仰空间分布特征与乡村集体空间基础单元 |
| 4.1 民间信仰的概念 |
| 4.2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与四大水神信仰 |
| 4.2.1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 |
| 4.2.2 珠江三角洲四大水神信仰及其传播 |
| 4.3 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阶段 |
| 4.3.1 历代顺德民间信仰与儒释道的互动发展过程 |
| 4.3.2 明代“禁淫祀、毁淫祠”与民间信仰的正统化 |
| 4.4 顺德民间信仰空间地域分布特征 |
| 4.4.1 顺德民间信仰的基本情况 |
| 4.4.2 顺德民间信仰的空间分布 |
| 4.4.3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形成与时空演化 |
| 4.4.4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空间特征 |
| 4.4.5 移民带来的信仰与本地的融合——以康公信仰为例 |
| 4.4.6 小结 |
| 4.5 社公、土地公的信仰与乡村基础社会空间单元的形成 |
| 4.5.1 社公信仰的演化 |
| 4.5.2 关于社坛、社主、社公、土地公 |
| 4.5.3 顺德社的类型 |
| 4.5.4 以社公为单位形成的村域共同体——龙江沙田五社“菩萨巡街”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地域信仰共同体与集体空间的边界认同 |
| 5.1 村庙、乡主庙与乡村聚落空间的融合 |
| 5.1.1 宗族与乡庙,血缘组织的衍生与信仰地缘组织的组合——以桑麻村为例 |
| 5.1.2 一庙多神信仰与村落的融合——以乐从镇的乡村为中心 |
| 5.1.3 从迁民到聚落,从社公到乡庙——均安镇南沙的个案分析 |
| 5.2 祭祀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信仰空间的形成 |
| 5.2.1 以宗族为单位的祭祀圈——以林头村为例 |
| 5.2.2 以祭祀组为单位的祭祀圈——以麦朗医灵庙为例 |
| 5.2.3 以水利堤围为单位的祭祀圈——以众涌安乐围内天后巡游为例 |
| 5.2.4 以一条河上下游地域形成的祭祀圈——以东头、南坑的观音巡游为例 |
| 5.3 信仰活动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体 |
| 5.3.1 以个人参加为主的观音开库信仰圈 |
| 5.3.2 以村庄祭祀联盟形成的祭祀活动圈——以均安帝王巡游为例 |
| 5.3.3 以龙舟队为单位参加的龙船点睛信仰活动圈 |
| 5.4 民间信仰的隐喻与乡村聚落空间的权力支配关系 |
| 5.4.1 体现宗族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4.2 基于风水观念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4.3 基于社群认同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5 本章小结 |
| 5.5.1 民间信仰与村庄外部边界 |
| 5.5.2 民间信仰与村庄内部认同 |
| 第六章 墟市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6.1 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明清墟市空间格局 |
| 6.1.1 珠江三角洲贸易的发展 |
| 6.1.2 明清珠江三角洲区域市场体系 |
| 6.1.3 明清区域贸易网络及变化 |
| 6.1.4 明清顺德墟市空间格局 |
| 6.2 墟市活动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流动网络 |
| 6.2.1 墟市圈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 |
| 6.2.2 墟市圈与地域乡村聚落结构分析 |
| 6.2.3 墟市对乡村聚落空间形态的影响 |
| 6.3 明清顺德墟市的类型 |
| 6.3.1 城郭型墟市 |
| 6.3.2 乡村传统墟市 |
| 6.3.3 专业性墟市——以陈村、容奇和桂洲墟市为例 |
| 6.3.4 小结 |
| 6.4 顺德墟市的演化 |
| 6.4.1 桥梁建设、内河航运与墟市空间的变迁 |
| 6.4.2 墟市功能性质的演化与墟市空间的迁移 |
| 6.5 墟市的权力支配与资源积累机制 |
| 6.5.1 墟市的权力支配机制 |
| 6.5.1.1 明清乡村墟市发展的社会制度环境 |
| 6.5.1.2 顺德乡村墟市权力积累机制 |
| 6.5.2 墟市资源的积累与竞争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制度性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7.1 顺德区划沿革及立县边界考 |
| 7.1.1 顺德区划沿革 |
| 7.1.2 顺德立县区划边界考 |
| 7.2 明清乡都堡下的里(图)甲制与自然村庄地域空间的形成 |
| 7.2.1 明以前县下的乡 |
| 7.2.2 明清县以下的都堡 |
| 7.2.3 明清里(图)甲制的演化与自然村境域的关系 |
| 7.3 明清至民国,防卫体系、巡检司、保甲制与跨乡村聚落社会共同体的形成 |
| 7.3.1 清至民国顺德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 7.3.2 明清两朝顺德的社会治安 |
| 7.3.3 明清的营制、巡检司与乡村防卫地域的形成 |
| 7.3.4 明中期以后、清至民国的保甲制、乡村自治与跨村的地域联盟 |
| 7.4 解放后的区划与村庄聚落空间的内部再划分 |
| 7.4.1 解放后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 7.4.2 土地改革村庄空间的行政化和合作化时期村庄空间的经济化 |
| 7.4.3 人民公社时期政社合——与村庄空间的再划分与经济再组织化 |
| 7.4.4 镇村时期,城镇化与村庄社会空间的经济体化 |
| 7.5 本章小结 |
| 7.5.1 明清图(里)甲制促进了自然乡村空间地域的形成和内部的社会组织性 |
| 7.5.2 明清保甲制及各种防卫体制与从乡村的乡约、公约相互作用促进了跨自然乡村地域空间的认同 |
| 7.5.3 晚清至民国,从法制上促进了乡村地域的自治 |
| 7.5.4 新中国成立后,乡村集体化空间的形成 |
| 第八章 工业化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转型 |
| 8.1 顺德农业经济商品化与工业化历史发展过程 |
| 8.2 明至清中晚期,桑基鱼塘的商品农业、原工业化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2.1 关于原工业化理论 |
| 8.2.2 明至清中晚期,水利建设过程中催生的商品化基塘农业及家庭手工业 |
| 8.2.3 明至清中晚期,基塘农业生产方式形成独特的集体与个体社会关系 |
| 8.2.4 明至清中期,顺德原工业化与乡村集体空间 |
| 8.3 清末至民国,顺德乡村近代工业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3.1 近代依托民族资本的缫丝业对顺德乡村空间的影响 |
| 8.3.2 以官僚资本带动的糖业发展对顺德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4 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初期(1949-1983),顺德社队企业对集体工业空间的塑造 |
| 8.4.1 工业化 |
| 8.4.2 顺德社队企业的发展与农村集体工业空间的形成 |
| 8.4.3 顺德社队企业的集体空间形成的内生因素 |
| 8.5 1984年后,乡镇企业、工业园区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5.1 乡镇企业、农村体制改革与集体空间的“再集体化”和“资本化” |
| 8.5.2 顺德工业空间政策与集体空间的转型 |
| 8.6 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空间规划的工具化与集体空间资本化逻辑 |
| 8.6.1 国家政策的阶段性与工业化空间的表征 |
| 8.6.2 集体土地利用合约的创新与集体空间的资本化逻辑 |
| 8.7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作为地方社会行动的集体空间 |
| 9.1 1452-2010年,顺德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历史变化 |
| 9.1.1 顺德空间要素历史变化 |
| 9.1.2 不同历史时期空间公共品供给的社会机制与集体空间形成 |
| 9.1.3 从大时段历史看顺德空间的总体性及阶段特征 |
| 9.1.4 小结：顺德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的积累与集中 |
| 9.2 改革开放以来,顺德空间尺度管控的得失与集体空间管控建议 |
| 9.2.1 顺德城乡空间的演化与城市规划的工具化 |
| 9.2.2 现阶段顺德城乡空间尺度的特征 |
| 9.2.3 基于顺德城乡空间尺度规律对未来空间利用与管控的建议 |
| 9.3 理论总结与展望 |
| 9.3.1 理论总结 |
| 9.3.2 余论 |
| 附表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一、地方志 |
| 二、史书、古籍、史料 |
| 三、族谱、碑刻 |
| 四、中文专着、中译着作 |
| 五、中文论文、期刊、会议、报告 |
| 六、外文文献 |
| 七、其它资料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8）洞庭湖水沙变化过程及其对人类活动的响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湖泊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
| 1.2.2 洞庭湖水沙变化研究 |
| 1.3 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研究区域及方法 |
| 2.1 研究区域概况 |
| 2.1.1 洞庭湖水系特征 |
| 2.1.2 洞庭湖地貌和气候特征 |
| 2.2 数据来源 |
| 2.2.1 现场调研 |
| 2.2.2 径流量和输沙量资料 |
| 2.2.3 地形数据 |
| 2.2.4 降水数据 |
| 2.2.5 流域人类活动相关数据 |
| 2.3 研究方法 |
| 2.3.1 Mann-Kendall趋势检验和突变检验法 |
| 2.3.2 小波分析 |
| 2.3.3 K均值聚类法(K-means) |
| 2.3.4 特征性水文年划分 |
| 2.3.5 年内分配不均匀系数 |
| 2.3.6 江湖水体交换系数 |
| 2.3.7 流域面积——高程积分值(HI指数) |
| 第三章 洞庭湖入、出湖径流变化过程 |
| 3.1 洞庭湖入、出湖径流变化特征 |
| 3.1.1 洞庭湖径流年际变化特征 |
| 3.1.2 洞庭湖径流年内季节性变化特征 |
| 3.2 洞庭湖——长江水体交换程度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洞庭湖泥沙冲淤过程 |
| 4.1 洞庭湖入、出湖输沙量变化特征 |
| 4.1.1 洞庭湖输沙年际变化特征 |
| 4.1.2 洞庭湖输沙量年内季节性变化特征 |
| 4.2 洞庭湖沉积过程变化特征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洞庭湖流域自然因素与人类活动的影响 |
| 5.1 自然因素对洞庭湖沉积过程的影响 |
| 5.1.1 流域地貌演化影响 |
| 5.1.2 洞庭湖流域降水 |
| 5.2 人类活动对洞庭湖入、出湖水沙的影响 |
| 5.2.1 洞庭湖流域水库建设 |
| 5.2.2 洞庭湖土地利用变化 |
| 5.2.3 洞庭湖流域采砂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长江干流水利工程的影响 |
| 6.1 荆江裁弯工程 |
| 6.2 葛洲坝水库和三峡水库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论文不足 |
| 参考文献 |
| 硕士期间参与的科研项目 |
| 硕士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洞庭湖区农村经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范围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方法与选题内容 |
| 四、资料运用 |
| 五、主要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洞庭湖区的自然与社会环境 |
| 第一节 “敞豁低原”、“卑湿平野” |
| 第二节 洲土辽阔、垸田众多 |
| 一、三四十年代洲土、垸田的扩张 |
| 二、洲土、垸田的利弊 |
| 第三节 “水乡泽国” |
| 一、河流如织,湖泊、塘堰密布 |
| 二、兴也水,衰也水 |
| 第四节 “五方杂处” |
| 一、湖区各县移民的来源 |
| 二、湖区移民的双重影响 |
| 第五节 “极性”民情风俗 |
| 一、既纯朴勤俭又铺张浪费 |
| 二、既积极进取文消极厌世 |
| 三、既务实又迷信 |
| 第二章 洞庭湖区农业生产条件的滞后 |
| 第一节 农田的种类、大小及价格 |
| 一、农田的三六九等 |
| 二、田块大小及缩小趋势 |
| 三、三四十年代田地价格及涨落趋势 |
| 第二节 农户经营规模的小型化 |
| 一、三四十年代户均田地而积的减少及阶级、阶层差异 |
| 二、农户田地经营面积的小型化 |
| 第三节 农具的类型、价格与配置 |
| 一、农具的种类及特点 |
| 二、农具的价格 |
| 三、三四十年代农具配置及其阶级、阶层差距 |
| 第四节 耕牛数量的起伏与占有差异 |
| 一、饲养水牛农户的比例 |
| 二、三四十年代耕牛的总体减少与局部增加 |
| 三、三四十年代耕牛占有的阶级、阶层差异 |
| 第三章 洞庭湖区土地关系的变动 |
| 第一节 土地占有的缓慢集中 |
| 一、三四十年代土地占有的缓慢集中 |
| 二、不同类型区域土地古有的差异 |
| 第二节 土地使用的相对分散 |
| 一、 土地使用形式多样化 |
| 二、租佃关系的盛行 |
| 三、大量公田、寄庄田的出租 |
| 第三节 土地的典当 |
| 一、土地典当的形式 |
| 二、40年代土地典当的规模与阶级、阶层 |
| 第四章 洞庭湖区土地租佃制度的发展 |
| 第一节 土地租佃流程、契约与期限 |
| 一、土地租佃流程及田主出租策略 |
| 二、租佃契约简单,期限未载明但实际较长 |
| 第二节 租额与租率的稳定 |
| 一、租额与租率仍旧 |
| 二、额外课租依旧 |
| 三、租额、租率的影响因素 |
| 第三节 押租的变动 |
| 一、20—40年代押租形式的变化 |
| 二、押租的种类 |
| 三、押租的数量及加重趋势 |
| 第五章 洞庭湖区农村集市的发展 |
| 第一节 农村集市数量、密度的波动及影响因素 |
| 一、20-40年代农村集市数量、密度的波动 |
| 二、农村集市兴衰的影响因素 |
| 第二节 农村集市的类型 |
| 一、农副土特产一般性集市 |
| 二、农副土特产专业性集市 |
| 三、农副土特产品与日用工业品交换的中转集市 |
| 第三节 农村集市发展的特点 |
| 一、空间分布上：以树形分布为主,逐渐向直线分布过渡 |
| 二、交易时间上：以定期集市贸易为主 |
| 三、交易周期上：季节性强,淡旺季节分明 |
| 四、商品结构上：以农副土特产为主,日用工业品日益渗透 |
| 五、辐射范围上：以区域内流通为主,对外影响力不大 |
| 第六章 洞庭湖区民间借贷的变化 |
| 第一节 农民借贷来源的狭窄 |
| 第二节 三四十年代农家负债率的起伏 |
| 一、农家负债率的波动 |
| 二、农家负债率与农民的贫困 |
| 第三节 民间借贷形式的多样化 |
| 一、现金借贷的多样化 |
| 二、实物借贷的多样化 |
| 第四节 民间借贷利率的居高不下 |
| 一、20-0年代的民间借贷利率 |
| 二、互助性质的合会借贷利率 |
| 第七章 洞庭湖区农家收支水平的消长 |
| 第一节 农家收入的来源、数量与阶级、阶层差异 |
| 一、农家收入的来源 |
| 二、三四十年代农家收入的数量 |
| 三、农家收入的阶级、阶层差异 |
| 第二节 农家支出的结构 |
| 一、三四十年代农家的农业生产支出 |
| 二、三四十年代农家的生活消费支出 |
| 三、40年代农家的其他支出 |
| 四、三四十年代农家的赋税支 |
| 五、农家各项支出的比较 |
| 第三节 家收支的入不敷出与农民生活的贫困 |
| 一、三四十年代湖区农家收支的盈亏 |
| 二、湖区农民生活的贫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地方志资料 |
| 二、调查、统计、档案资料 |
| 三、论着 |
| 四、论文 |
| 五、英文资料 |
| 致谢 |
四、近代洞庭湖三角洲发育特征（论文参考文献）
- [1]荆州古城与区域水利系统关系演变研究[D]. 庄杭. 北京林业大学, 2020(02)
- [2]海平面变化驱动的长江中下游湖泊的形成[D]. 徐砚田. 中国地质大学, 2019(05)
- [3]西洞庭湖洲滩湿地土壤种子库萌发特征空间差异性分析[D]. 彭玲莉. 北京林业大学, 2019(04)
- [4]石英ESR法在长江流域沉积物源示踪中的探讨及应用[D]. 魏传义. 中国地质大学, 2019
- [5]洞庭湖区水系连通表征与水动力数值模拟研究[D]. 陈叶华. 长沙理工大学, 2019(07)
- [6]洞庭湖区环境治理与保护研究（1949-2016）[D]. 曾文. 湖南师范大学, 2018(11)
- [7]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D]. 周新年. 华南理工大学, 2018(05)
- [8]洞庭湖水沙变化过程及其对人类活动的响应研究[D]. 于亚文.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1)
- [9]洞庭湖的演变、开发和治理简史 03湖泊演变[A]. 李跃龙. 洞庭湖的演变、开发和治理简史, 2014
- [10]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洞庭湖区农村经济研究[D]. 陈向科. 湖南师范大学, 201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