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推迟中小学上学时间的呼吁（论文文献综述）
赵育[1]（2021）在《中小学生安全区域制度建立困境及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小学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的基础,中小学生是中华民族未来的希望,中小学校园周边安全牵动着整个社会的神经。经过多年的整治,我国中小学校园安全已经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效果,然而在校园周边地区却依然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危及中小学生生命健康与财产安全。这些隐患引起了国家和社会的高度重视,2017年,国务院印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其中指出,要加强校园周边综合治理,在学校周边探索实行学生安全区域制度。以此为背景,本文在大量调研的基础上,分析河南省校园周边环境对中小学生安全产生的影响,认真剖析中小学生安全区域制度建立的困境及成因,从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路径的角度出发,研究适合河南省中小学生安全区域制度的构建,以期能够提高人们的安全意识,为政府、学校、社会提供决策参考,为中小学生安全保驾护航。本研究主要围绕四个部分的内容进行论述:第一部分是总述,主要阐明本研究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研究目的、研究重难点、创新点以及研究思路和方法等,并对国内外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和分析。第二部分是理论研究,主要阐述核心概念及理论基础。明确中小学生安全区域制度、中小学校园周边安全的概念界定;并以非传统安全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和习近平社会治理观点作为理论基础。第三部分是调查研究,也是本研究的核心部分,对中小学生安全区域制度建立的基本内容展开论述。首先,通过问卷法、访谈法和观察法等调研方法,辅以案例分析法分析了中小学校园周边的安全形势,详细论述交通安全、治安安全、食品卫生安全、消防安全等安全问题,探讨中小学生安全区域制度建立的困境;其次,在大量调研的基础上,深入剖析中小学生安全区域制度建立困境的成因,包括社会因素带来困扰与挑战,学校安全管理缺失,治理主体难以形成合力,未成年人自保能力不足,家庭安全管理不当几个方面;最后,对前文进行分析整合,探讨中小学生安全区域制度建立的路径,提出了政府主导、学校主体、企业竞争、公共参与四位一体的建立路径,要充分调动各方力量共同参与,协同治理,才能使中小学生安全区域制度取得切实的成效。第四部分是结语,对中小学生安全区域制度的建立进行总结,分析了本研究的不足之处,以及对中小学生安全区域制度未来的展望。
纪若玲[2]（2021）在《中职学校校园欺凌影响因素及防治研究》文中认为当前,校园欺凌行为在中职学校里频繁发生,这不仅对学生的健康成长造成严重影响,还会危害到家庭、学校甚至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中职学校是校园欺凌的高发区,更应该引起社会各主体的关注以及重视。因此,为了让中职学生能够在健康和谐的环境中学习,就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对中职学校校园欺凌行为进行预防治理。本文采用文献分析法、问卷法、访谈法和观察法对中职学校校园欺凌展开研究,旨在了解中职学校校园欺凌行为现象,分析影响中职学校校园欺凌行为的具体因素,并针对性地提出有效防治中职学校校园欺凌行为的建议。本研究结合文献梳理以及研究的理论基础,编制了中职学校校园欺凌行为调查问卷,通过对广东省部分中职学校的师生进行调查,最终获得1125份有效问卷,运用SPSS25版软件对其进行描述统计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分析、卡方检验、相关性分析以及二元logistics回归验证,得出以下结论:在中职学校校园欺凌行为的现象研究中发现:（1）当前广东省中职学校欺凌行为普遍存在,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为关系欺凌。（2）学生、教师以及家长对欺凌行为的认知程度较浅;学生、教师和家长在处理欺凌行为时无法采取正确的解决方式。（3）欺凌行为在性别和年级上均呈现显着差异,其中男生比女生更容易发生欺凌行为,中职一年级显着低于中职二年级和中职三年级。同时,在中职学校校园欺凌现象生成的影响因素研究中发现,中职学校校园欺凌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个人因素,包括中职学生的生理影响、性别差异、性格问题、对校园欺凌的认知不足以及道德法规意识淡薄;二是家庭因素,包括家庭关系不和睦、家庭经济条件不一、家庭结构失衡以及家庭教育方式不当;三是学校因素,包括校园风气不良、师生关系紧张、生命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缺乏、监管制度与防治机制的缺位;四是社会因素,包括校园周边不良环境、大众网络不良传播、社区治安管理不当、法律规范不足。基于以上的原因,并参考优秀的中职学校对校园欺凌事件的防治措施,提出了以下针对性预防与治理建议。在预防方面,主要是做好中职学生心理健康普查、提高中职学生对校园欺凌的认知、优化中职学生健康成长的环境、建设中职学校内外的安全防范制度;在治理方面,主要是采取有效的惩罚力度、做好欺凌者跟踪调查工作、加强被欺凌者心理辅导与干预、完善中职学校校园欺凌防治机制。
陈立刚[3]（2021）在《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变迁中联邦政府的角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质量是教育的生命线,不断提升教育质量是教育发展的永恒主题,建立完善的教育问责体系是保证教育质量的有效手段,也是利益相关者密切关注的重点问题。美国是一个分权制国家,根据联邦宪法,教育属于州和地方政府的公共事务,除国会授权外联邦政府并不直接干预地方教育事务,基础教育的管理权属于各州,由各州来分配教育经费和制定教育标准。20世纪50年代后在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度发展的过程中,联邦政府逐渐突出了其主体性地位。梳理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变迁过程中联邦政府的角色变化,剖析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变迁的核心要素和内在逻辑,可以为我国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有益参考。本研究以文献研究法为主要研究方法,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基于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理论的分析框架,探讨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变迁中“环境结构”“制度复合体”“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分析不同历史阶段制度复合体中“理念”“利益”“制度”三项核心要素的变化产生的张力与矛盾。以联邦政府的角色作为切入点,为全面理解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变迁的演进逻辑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为此,本文运用历史制度主义中的依据历史发展关键节点划分制度变迁阶段的方法,将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变迁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基础教育问责制度的萌芽期（二战前）、基础教育问责制度的初步发展期（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基础教育问责制度的蓬勃发展期（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基础教育问责制度的完善期（进入21世纪以来）共四个时期。通过全面、系统地梳理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的演变历程及内在逻辑,探寻联邦政府在其中的角色的变迁。本文根据制度变迁的三种逻辑来进行考察和分析,其一,从历史变迁来看,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具有复杂变迁历程与多元变迁特征。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其演进过程中呈现出制度萌芽、制度生成、制度发展、制度完善等连续的、有所差异的制度变迁过程。其二,从理念变迁来看,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变迁遵循“结构环境、行动者、制度复合体”的复合式逻辑,这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对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产生了结构性影响。其三,从“利益”“理念”“制度”三个核心要素之间的张力关系来看,它们是推动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度变迁的内聚力。联邦政府作为制度变迁中的行动者,在美国基础教育问责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研究认为:首先,从历史变迁来看,联邦政府能成为美国基础教育问责主体的原因包括:其主导政策理念的合理性、环境带来的机遇、联邦政府的行动能力。其次,从角色实践中,联邦政府扮演了问责理念实践者、基于标准问责的推广者、激进的权力的行使者三种角色。最后,探讨了联邦政府在基础教育问责制度变迁历程中,其角色是有界限的。
凌琳[4]（2020）在《中国中小学超智儿童特殊精英教育培养政策制定研究》文中认为超智儿童特殊精英教育（下文简称特殊精英教育）是适合超智儿童身心特点的一种特殊的优质教育,它从根本上不同于传统认识中在大众教育里仅以学业成绩为标准的“精英教育”,其特点在于教育对象仅面向超智儿童,针对其特殊性进行有效教学,即因材施教,它同时也是当前教育体系的的完善和补充,还可以开发被教育者的潜在能力,发扬其优势才能,实施一种最适合超智儿童的教育模式。英才（天才）教育、资优教育、超常教育与超智儿童特殊精英教育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处,其相似之处在于它们都遵循着“因材施教”的教育规律,而不同之处在于,除超智儿童特殊精英教育之外的其他几种教育的受众的定义都包括了多元化的能力,而本文提出的超智儿童特殊精英教育只针对智力超群的学生。特殊精英教育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它是国家培养高素质拔尖创新人才、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方式,且有助于促进教育公平。本研究以公平视角审视特殊精英教育问题,综合运用最近发展区理论、教育公平理论和政策制定理论,认为新时期的教育公平应该符合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应该摆脱传统观念的桎梏并拓展出新的内涵来促进个人、社会以及国家的发展。当前社会普遍对教育公平存在误解,认为均等、公平就是绝对的平均,甚至认为教育上任何的区别都是不公平现象。然而,特殊精英教育是否真的站在教育公平的对立面呢?答案是否定的。人的性别、年龄、个性、能力生来就有差别,教育上的“均匀用力”是最低层次的、浮于表面的伪公平,根据受教育对象在各方面素质的不同提供适合每个人的相应的教育条件才是真正的、实质性的公平。换言之,教育公平应该建立在因材施教的基础上。该研究问题的提出是基于:其一,人们对教育公平存在误解,认为公平就是完全相同的教育;其二,我国特殊精英教育异化现象严重,主要体现在:大众教育被精英化;其三,当前我国的“超常教育”无论是从规模上还是从内容上都无法满足人民个人、社会以及国家发展的需要;其四,世界多个国家及地区都在大力发展英才教育,一些国家甚至将英才教育提高到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高度,加大经费投入,并且颁布法律法令予以法制和政策保障,而我国超智儿童特殊精英教育却缺乏政策保障。本研究的目的是对各国特殊精英教育研究与政策进行分析、比较,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试图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特殊精英教育培养方式,为我国特殊精英教育政策的颁布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本研究综合运用了文献法、比较法、调查法、统计法等研究方法。首先梳理各国对特殊精英教育的研究成果和政策,了解国内外特殊精英教育研究以及实施现状,为本研究提供理论与实践基础;然后通过对国内外特殊精英教育政策的比较研究,结合各国国情与我国实际情况,为本研究提供借鉴经验;接着通过问卷调查与深入访谈对特殊精英教育的社会认知情况进行调研,了解各相关人群对特殊精英教育的基本认识与态度、对特殊精英教育重点问题的看法及特殊精英教育国内实践经验三个方面的问题。问卷调查部分,发出问卷800份,收回有效问卷648份,深入访谈了33位专家（含教育家和高校其他专家）、教育实践家、教师、家长、学生,其中包括国内顶级教育专家顾明远先生和裴娣娜先生,以及多位国内一流中小学校领导,问卷数据通过SPSS19.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访谈质性数据使用nvivo11质性分析软件进行三级编码分析,数据分析和访谈分析为本研究提供量化和质性研究基础,最后根据以上的研究结果得出超智儿童特殊精英教育培养政策的政策建议。研究发现,当前,许多国家（地区）都对特殊精英教育有法律法规的保障。如美国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开始立法立规发展英才教育,德国也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重视“天才教育”,其他如俄罗斯、韩国、日本等,甚至我国香港、台湾地区都有相关法律法规或条例为特殊精英教育保驾护航,如台湾1984年颁布的《特殊教育法》就包含了关于资优教育的内容。不少发达国家（地区）特殊精英教育已颇具规模,如英国受惠者比例为1%-5%,新加坡为1%,俄罗斯为1%,以色列为1%,韩国也已达到1%。我国特殊精英教育虽积累了一些实践经验,取得了初步成果,但也存在主体异化、培养模式单一、系统性缺失、发展不平衡,甚至缺失政策和法律法规保障等问题。我国特殊精英教育政策构建可借鉴其他国家及地区的经验和有关政策,从成才渠道、师资队伍建设、培养方式、教育管理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具体政策建议为:构建完整的成才渠道,一方面科学地建立超智儿童鉴定选拔机制,具体可使用国际上较为成熟的智力测试量表结合学生、家长自荐和教师推荐的多元化鉴定选拔机制,另一方面打通超智儿童升学渠道,让超智儿童受到连贯、系统的培养,更好地成为国家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在师资上,从选培制度、教师专业发展、激励保障机制三方面加强师资力量建设,为特殊精英教育培养专门的优秀教师;在课程上,加强需求调查,提升课程和教学形式的多元化,在课程设置上更加重视多样性和可选择性,注重差异化教学和探究式教学;在管理上,需在政府职能部门设专人管理特殊精英教育,也可考虑设置专门的部门以调整课程模式,协调教育队伍,加强教学管理,且加强政策宣讲,以减少政策实施阻力;在政策法规上,为特殊精英教育立法立规,提供经费、政策和法制保障,填补我国超智儿童特殊精英教育的政策法规空缺。本研究有两个创新之处:一是内容上,通过对国外特殊精英教育政策的分析,在比较、借鉴的基础上结合研究我国超智儿童特殊精英教育的发展情况,探索本土化的培养政策;二是方法上,采用了多种研究方法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由于受到研究条件与能力等各方面的限制,还存在一些不足,期待能邀请到更多的国内顶级专家和一流名校的校领导参与调研,也期待以后国家支持更多探索性的教学试验。
吴硕[5]（2020）在《全面抗战时期学生救助研究 ——以《申报》报道为考察中心》文中认为抗战全面爆发后,大量学校遭到毁坏,学生不仅面临动荡的形势无校就读,还面临着学费增加、生活费高昂的压力,处于流亡或失学的艰难处境中,成为社会弱势群体。国内教育面临严峻的处境,及学生流亡失学、生活困难的现实状况,迫使救助学生显得更为必要。因此,如何解决流亡失学学生问题,保存战时教育力量,成为社会各界关心的重要课题。为解决这一状况,以国民政府为代表的官方主体通过采取登记收容、实施公费贷金制等举措,为学生提供了学业和生活方面的救助。但战时特殊生态下,教育经费支绌,单靠政府力量救助学生是不够的,社会上涌现出一批积极力量,如工商界、教育界等通过捐资捐款、设立奖学金举措推动战时学生救助,其中,尤以《申报》为代表的社会个体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其一方面履行新闻媒体基本职责宣传报道学生救助信息,另一方面又承担社会责任,主动发起助学运动,通过传播信息、宣传舆论、发起助学等策略,以正向导向引起民众关注学生群体,并积极参与到学生救助中,成为战时社会力量救助学生中的重要代表。战时学生救助,在政府与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显着成效,学生就学和生活压力得到缓解,失学状况得到改善。可以说,除了政府的努力,《申报》等社会力量参与学生救助,为战时教育做出了积极贡献,既弥补了战时状态下政府缺失的部分职能,也是社会力量参与国家治理与教育建设的重要表现。
刘亮亮[6]（2020）在《二战后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发展研究》文中认为项目管理是当代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中的热门理念和模式,在当代教育管理中也被广泛采用,美国则是教育项目管理的最早策源地和当代应用最为普遍和成效显着的国家。在今日美国联邦政府层面,几乎所有体现美国国家教育意志和导向需要的教育事务和相应资源,都是以一定的教育目标和相应的独立事项为基本单元,设计划分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教育项目来加以推进和管理的。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完整性质和内涵是什么?何以如此之先地在美国土地上原创性生成并有序地发展成长为体现甚至代表当代教育管理走向的教育项目管理模式?这种模式在协调和处理教育国家行政干预和社会市场运作的矛盾中有何优势和局限,能否为我国教育管理模式乃至体制的改革提供相应的启示和借鉴?对这些当代教育项目管理根本问题的热切关注和思考,自然也就使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进入笔者的考察研究视野,成为博士学位论文题目的首选。本研究在马克思主义逻辑与历史科学统一的方法论指导下,以教育社会生态理念为基本研究范式,运用文献法、观察法和纵向比较法,按着教育项目管理形态由单项到体系的演化的基本进程和轨迹,对二战后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演进背景、现实实践、成效问题和主要特征进行了系统的分阶段梳理考察,在简要把握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在二战前萌芽成型奠定的基础上,对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重点创设（二战后—20世纪60年代初）、系统整合（20世纪60年代中—80年代初）、体系优化（20世纪80年代初—20世纪末）和创新提升（21世纪初—今）的各个阶段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与综合,力求揭示其逐步铺开、连续改进和不断优化的发展历程与规律。二战后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发展,是在二战前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萌芽成型所奠定的基础上起步的。现实教育的分散性发展条件、形态和格局,国家机器的天然教育使命、责任和权力,宪法的国会征税权与社会福利保障责任的明确规定,为联邦政府对教育进行直接有力但有限的项目管理干预提供了历史的必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战结束后,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在战前奠定的坚实基础上进入了重点创设阶段,开始了蓬勃发展的历史进程。国会于1944年通过颁布了《退役军人权利法》和1958年《国防教育法》,为联邦政府创设了退役军人教育援助项目和国防研究生奖学金项目及其管理模式,开始了运用教育项目管理对高等教育进行直接干预的重点探索。这些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有力实施,极大地促进了高等教育的重点发展和质量提升,为事关全局的现实高等教育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合法合规、切实适用的机制和抓手,也为联邦政府更加积极全面的教育直接干预提供了基本模式与良好示范。当然,这种直接动用联邦政府力量对眼前的高等教育问题进行直接的干预,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应急性、权宜性和局部性的局限或不足。1965年《初等和中等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的颁布,标志着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进入到系统发展阶段。经过二战后的迅速调整与强势拓展,到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经济社会进入到空前繁荣时期,“民权运动”也应时而生、风起云涌。这不仅使联邦政府财力雄厚,成为“教育资源的提供者”;也为联邦政府加强对教育的全面干预创造了有利的历史条件和需求。两法和随后国会一系列教育法案中陆续出台的大量联邦教育项目管理,从学前教育、中小学教育到高等教育,从职业教育、双语教育到少数民族教育,从移民教育到国际教育等,可谓遍及教育的各个层次和领域,直至1979年联邦教育部的设立。这些联邦教育项目的创设和实施与整个教育系统对应一致、相辅相成、相映成辉,极大地促进了美国教育系统的全层次、全类型的全员性发展,也为教育项目管理的体系性优化提供了完整的框架、基础和资源。随着联邦教育项目的系统化设置与实施,在有力地保障和促进美国教育全面完整发展的同时,其固有的局限性也越来越显露了出来,特别是随着联邦教育部对联邦教育项目直接干预的日渐加强,各个教育项目实施运行的孤立性、形式化、行政化、各自为政性和发展不平衡性日渐突出,促使和要求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加强沟通、密切配合、相互协调配合,不断增强所有联邦教育项目的有机体系性,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由此进入体系优化阶段。20世纪70年代初的中东石油危机,也大大地削弱了美国联邦政府资助教育项目的能力。80年代初期,里根总统坚决反对联邦政府对教育的过分干预,开始了“新联邦主义”教育计划,通过《1981年综合预算调节法》消减和整合联邦教育项目,减少联邦政府的教育拨款和干预措施,将联邦政府各部门分散化管理的项目转换为联邦教育部的集中化管理。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期乔治·布什总统上台,联邦政府再次调整教育项目管理的体系结构优化,强化教育项目的相互衔接、体系性与弹性,制定了总揽全局、明确整体目标、优化和提升教育项目总体效能的《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和《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和国家教育发展战略紧密对接,联邦政府的教育职能也更加广泛,成为“教育标准的制定者”。在1993年《政府绩效和成果法》的影响下,教育部开始注重业绩文化和问责文化的建立,加强联邦教育项目的绩效评估,促进联邦教育项目的结构改进和质量提升。进入21世纪,伴随着“9·11”事件的发生和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为应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外局势,缓和各类社会问题和提升教育质量,联邦政府在教育项目管理体系优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教育项目管理体系对国家社会发展战略的体现、支撑和合理合法化的作用,开始了联邦教育项目管理体系的创新提升新阶段。国会密集立法加大教育拨款力度,仅2009年《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就专门为教育投入了1000多亿美元,其中投资额最大的项目为536亿美元的州财政稳定基金项目,包括486亿美元的公式拨款项目和50亿美元的竞争性拨款项目,为国家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联邦教育项目财政管理支持。《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中设置推行的体系化教育项目把社会全员发展作为国家责任和终极目标,把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和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生存权利完美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联邦政府创设实施的STEM系列科技教育项目,重新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覆盖的“十万强”系列国际教育交流项目,促进国际间经济文化的交流,更是把美国国家社会的发展与高科技、全球化和生态化高度融合在一起,绘就美国与人类共同发展的教育项目管理蓝图。上述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发展进程表明,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产生、发展和最终成为美国教育管理体制的主体模式,既深深地植根于美国特定的教育社会生态体系之中,即早期教育分散化发展的起步及后续格局、相应的文化理念和现实教育实践,更得益于美国社会全员普遍具有的能动参与干预意识和行动力;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既不是行政部门拍脑门的忽发奇想、权力任性的结果,也不是墨守成规、固执经验的因因相袭,而是按照教育行动的完整结构和展开过程,立法先行,职能明确,权责对应,事财一体,科学设计,不断创新提升,最终形成健全而富有活力的、国家行政合理干预和社会市场积极运作有机一体的联邦教育项目管理体制。由此启示借鉴,当会大有脾益。
秦洁[7]（2020）在《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是对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成果的整体研究。全文分为绪论、正文、余论三部分,从不同角度阐释民国易学。绪论部分,以时间为线索,概述民国近四十年间的易学史变迁。民国初年,时代鼎革之强力冲击、康有为式支持者之迷途、陈独秀式反对者之激进,最终形成合力,造成传统学术边缘化之局面,易学于数千年来第一次沦为“无人过而问津”之境地。值此之际,杭辛斋以其“精博”的易学研究新见,重新激发起时人读《易》、研《易》之兴趣;而胡适发起“整理国故”运动,亦使新学视野落在传统典籍之上。受二氏影响,二十年代之易学,研究类型不断丰富,成果数量不断增加,摆脱了边缘化之窘况,呈现出近代学术的新气象。二十年代末至抗战初的“黄金十年”中,得益于政治、经济、教育、出版之推动,易学之成果数量、方法类型、研究质量,胥臻近代高峰,《周易》在后经学时代再次成为一时之显学。四十年代,受持续战争的影响,易学研究在困顿中坚持,成果数量锐减,且未形成新的特色。正文四章,系本文主体,旨在阐释民国易学的范式类型,揭示民国易学的逻辑演变。通过比较诸易家在“新学（西学）”与“经学（中学）”间的取用,民国易学可分为“固守朴学易传统”“以旧识涵摄新知”“据新学重估经书”“返经学以开新见”四种范式类型。第一章“固守朴学易传统:汉学余声中的家法赓续”,以沈瓞民、尚秉和、徐昂为代表,他们承继清代朴学易辑佚文本、梳理易例、涵化新创等方法,以孟氏、焦氏、虞氏等汉易为研究对象,而在易学研究中不关切新时代、新思想、新知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沈瓞民的孟氏易研究。沈瓞民在马国翰辑佚成果的基础上,重点考辨《说文》资料与虞氏异文逸象等,虽仍有未尽、乃至错误处,但整体上对孟氏易作了更为准确、全面的辑佚;辑佚之外,沈氏还比较孟氏易文与虞氏易注之出入,以考辨纯粹的孟氏家法。第二节考尚秉和的焦氏易研究。尚秉和注《焦氏易林》,核心理路是据本卦、旁通卦、遇卦、遇卦之旁通卦四种视域,观各视域的上下卦象、互卦象、对卦象、覆卦象、大象、半象,实现别卦与八卦之象的对应;再据八卦所取《说卦》之象、历代逸象与尚氏所发明之逸象,最终实现《易林》卦象与文辞之对应。尚氏此种理路,仍是传统象数之方法,是将“观象系辞”理解为象与辞的严密对应,而试图“执象释辞”以还原成书的过程;反思来看,更为合适的诠释路径应为“假辞明象”,活看文辞以揣摩符号。第三节考徐昂对虞翻、张惠言之研究。虞翻以消息、卦变、旁通、之正成既济、月体纳甲等为其核心易例。张惠言创造消息系统,试图贯通虞氏核心易例,但与虞氏易注多有不符。徐昂虽屡屡质疑张氏背离虞氏,然据“同归殊途”之易学观,终服膺张氏而融虞、张为一炉。徐昂梳理虞氏易,所长在于细致的易注揆集与图示,所短在于系统欠缺与易例杂糅。第二章“以旧识涵摄新知:象数基础上的创新尝试”,以刘师培、杭辛斋为代表,他们整合传统象数资源,在同时肯定经学与新学的前提下,以经学为学术根基,而尝试融会新思想、涵摄新知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刘师培之易学研究。刘师培之易学,有传承与创新两个面向。一方面,刘氏承继经学的知识与方法,以明了汉代象数易例为治《易》前提,以经学家名世;另一方面,刘氏引入分科视野,践行平实、平等、客观、逻辑之研究理念,发掘攘夷革命与民主建国之致用思想,开近代新易学之先声,对后世易学影响很大。第二、三节考杭辛斋之易学。由“不立门户,不分派别,不论古今,不限中西”之理路,杭辛斋统括平议一切传统易学资源,涵摄融通一切古今中外学术,建构起“包罗万有”之易学体系,展现出“大象数”与“大易学”的恢弘学术气象。杭辛斋研《易》,以“明道立教”为其易学的根本精神。“易道”,是杭氏“大象数”与“大易学”的终极根据;“易教”,是杭氏易学的致用关切与价值落实。杭辛斋以其“精博”的易学研究成果,激发起时人读《易》、治《易》之兴趣,在治《易》所得与影响上,俨然成为近代易学第一家。作为民国易学之高峰,杭辛斋合会古今、因革传统之最大意义,是点化了象数的活力,创造了“活的”易学、“活的”经典。第三章“据新学重估经书:分科视域下的全新研究”,以胡适、古史辨派等为代表,他们彻底否定经学范式,在割裂传统的基础上,完全依归现代分科之学,重新估定作为典籍的《周易》,而进行哲学、史学、文字学、科学等维度的全新研究,成为现代学术主流。具体而言,第一节考哲学进路之研究。20世纪初,早期的“《周易》哲学”研究,多是零星地尝试,系统与深度都很有限。胡适本“求真”之理念,分离卦爻辞、《易传》与历代易学,而单纯研究《易传》哲学。在胡适的基础上,冯友兰更加贴近西方哲学问题,而阐释《易传》中之宇宙论与人生论。自胡适分观经传后,否定经文之哲学价值,一度成为主流意见;但随着“唯物辩证法”的传入,《周易》古经在“中国哲学史”中不再缺席。第二节考史学进路之新研究。史学对易学之影响,在近代经历了由“以史治《易》”向“以《易》为史”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实质是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型。“以《易》为史”,包括“以《易》为史料”与“以《易》为史书”两种类型,前者以古史辨派、唯物史观为代表,后者以胡朴安为代表。古史辨派易学以打破经学范式为目的,割裂孔子与《易》的关系,重新认定《周易》经传的年代与性质,影响很大,但其研究结论、方法、理念都有重要缺陷。汪震、郭沫若、曾松友、王伯平、荆三麟、李星可等都对《周易》的时代背景有所探讨,但诸氏之观点相互冲突、混乱不堪。胡朴安极端地将所有卦爻辞都看作历史之记录,释《周易》为一部从草昧时代到周初的史书,其说很难成立。第三节考文字学与科学进路之研究。随着古文字学发展,一批学者抛开易学旧注,取用新材料、新方法,新解《周易》文辞;然而对比当前出土易类文献,这些新说大部分不能得到新资料之支持。随着科学声誉日隆,一批学者抛开《周易》文本与历代易学,专治易卦符号,比附科学知识,而定性《周易》为科学着作;科学易诸说影响很大,但需反思其得失与定位。第四章“返经学以开新见:重立常道后的义理新诠”,以熊十力、马一浮为代表,他们不满分科之研究,在反思西学的基础上,重新回归经学、确立常道本体,进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阐释易学之新义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熊十力之易学思想。熊十力之易学是不断变迁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与《读经示要》时期,熊氏引《周易》以证同、扩充其体用哲学,再由体用哲学反观《周易》与经学,已经展现出“归本《大易》”之学术气象;相较晚年着作,更能显明熊十力的易学与经学成就。熊十力引“太极”“乾元”“太易”“不易、变易”申说本体内涵与体用关系,引“乾坤阴阳”等申说本体发用之翕辟运转,引“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等申说本体落实与彰显,又引《周易》申说民主、科学之经世义。由体用哲学之视域,熊十力提出经学是常道之学,涵摄一切学术,是性命之根本、人生之所由;由此经学观,熊十力评骘了历代易学研究。反思熊氏易学,其“以意逆志”的诠释方法,值得注意。第二节考马一浮之易学思想。易学,是马一浮整体学术之根基;研究马一浮之易学,不能脱离其六艺与性理之学的宏观视野。马一浮称经学为六艺之学,为圣人之教,统摄一切学术,出于吾人自性本心,而拥有时代性、世界性价值;经书之中,《易》为六艺之终始,明文辞与修德行是易教两途。马一浮由三易讲性理哲学:不易而变易是由体显用,体用重重无尽;摄用归体,不易变易合一,即是易简境界;易简之关键,在于变易中识得不易,复性而以理为自身之主;易简需性修工夫,要破除习气、敬守正心。就易学本身而言,马一浮举观象之方法,包括观卦爻文辞、观宇宙人生之广象、观万物至理之不易、观内在一心之性理等四重涵义;此外,马一浮还重视十翼,评骘、合会历代易说,而又引佛道证《易》。以上是民国易学的四种范式类型。各范式间,内蕴逻辑演变之顺序。变革之际,有固守传统,脱离时代之范式;进一步,有不满固守,而试图融新入旧、以经学涵摄新学之范式;再进一步,有不满新旧掺杂,而试图完全抛弃旧识、归依新学之范式;再进一步,有不满割裂传统,而试图返归经学、申说新义之范式。余论部分,以问题为线索,丰富补充对民国易学之认识。第一节考民国易学的面貌与特点。从“新学”与“经学”的维度,可管窥民国易学之主要面向;但民国易学是“立体”而不是“平面”的,象数义理之维度、易道存废之维度、经学知识承继之维度、学术致用之维度,胥是认识民国易学的重要面向。五重维度之视角,交织出民国易学的个性差异与斑斓色彩。而个性之背后,民国易学又同时寓有共性潮流:对家法门户之融会,对学术创新之自觉。第二节考《周易》现代价值之重估。近代以来,易学与经学的价值受到质疑。先进知识分子主张弱化经学以发展科学;激进反传统者,则彻底否定易学之价值;分科之学虽研究作为古籍的《周易》,但研究者并不承认易学的现实意义。与质疑的声音相对,有学者发掘易学中的新知识,藉比附西学以肯定易学之作用;亦有学者回归传统,通过与新学之比较,申说易学的独特价值。这些肯定的阐释,为易学文化之赓续筑就了基石。第三节考易学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正文四章所揭示的民国易学范式类型与逻辑演变,内中隐含着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其一是经学易范式由价值系统而知识体系的渐次瓦解,其一是新易学范式在为学与为道间的争论。
连洁[8]（2020）在《齐鲁大学与济南城市文化变迁》文中认为一所大学,特别是水平较高的大学,会受所处城市文化的影响和制约,也必然会对其产生影响。齐鲁大学是基督教差会在山东创办的唯一一所综合性的教会大学,是中国最早的近代意义上的大学之一,各学院分散三地发展一段时间后,1917年齐聚于济南。济南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自主开埠的省会城市,是传统与现代都比较明显的城市。以齐鲁大学与济南文化变迁的关系为例,观察中国近代化进程,对研究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中国近现代城市史、中外文化交流史与山东地方史等领域,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齐鲁大学作为一所教会大学出现在济南,以积极的态度与济南城市文化开始彼此影响。齐鲁大学带着西方最先进的科学知识,同时也带着与现代科学、现代社会有所隔膜的宗教。齐鲁大学一方面要保持自己基督教大学的纯粹性;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屈服于中国的现实,满足学生和中国社会的需要,变成纯粹传播科学的场所,逐渐放松宗教控制。齐鲁大学师生对济南城市物质文化有所记录,调查主体是西方人,他们有在现代化比较完善的城市的生活经验,对济南这座嬗变中的城市有所评议,有助于我们对中国传统到现代的距离有比较直观的感受,也有助于保存当时济南的城市样貌。齐鲁大学将先进的西方文化和教育方式带入济南,从大学教育、中小学教育到社会教育,惠及面相当广。在学校教育方面,齐鲁大学的课程设置比较完善,偏向职业教育,学生的校园生活劳逸结合,重视健康和运动,在多种社会服务中树立起了服务社会的意识和责任感,为中国社会整体的进步埋下种子。尽管受到政治干涉,齐鲁大学的毕业生都具备了应有的知识和能力。社会教育方面,以社会教育科为首,开拓了市民的眼界、传播了先进文化与科学知识、提高了市民的生活质量,扩大了济南的知名度,吸引外来游客,对济南城市文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齐鲁大学对济南人的生活有所记录,保留下济南城市文化的断面的同时,也为济南的生活带去一点新风。更重要的是齐鲁大学对学生在生活方式方面的教育足以使学生从原理上理解现代的生活方式,这种影响会进一步扩散,传播现代的、科学的生活方式。齐鲁大学的教职工、学生以及附设的共合医院都尽力为济南提供服务,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政府的压力,保护了整个城市。齐鲁大学也从实践中不断获得信心,汲取经验,发展出与当地的良好关系,推动了齐鲁大学本身的发展,使得齐鲁大学愈加与城市融合。深受教育的学生将使社会更大范围地受益。价值观念方面,面对中国近代复杂的思潮,齐鲁大学作为教会大学,肯定其中的启蒙思想,拒绝过激的行动,对政治敬而远之,同时试图推销基督教精神引导人们的行为。教会试图将基督教与母国的政治经济活动剥离,也尽力理解中国的排外情绪,但是本质上仍然缺乏对自身的反思,改变不了高高在上的态度。齐鲁大学发生的学工运动可以说是济南城市文化对齐鲁大学的影响。齐鲁大学在男女合校方面走在了极度保守的山东省的前列。学校对女性多有关怀,这种特殊保护实质上是对当时女性弱势身份的承认。齐鲁大学与济南城市的影响力相互映衬,向全省、全国、乃至全世界扩散。
尹鸿翊[9]（2020）在《美国流动青少年教育公平的发展研究（1965-2015年）》文中认为无论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的程度,还是考究一个国家国民综合素质高低,教育的公平都是一项很重要的衡量标准。由于历史阶段的区别以及地区的不同,要实现满足所有人的教育需求有一定的难度。流动青少年所受教育的机会、接受教育的质量都与普通学生存在差距,流动青少年所接受的教育也并非实现了所有学生的教育公平。目前,我国已经十分关注流动人口这一特殊群体,并竭力采取了措施解决流动青少年的教育公平问题。但是,美国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一直对流动青少年这一群体的教育问题颇为关注,并且制定了诸多教育法律法规以期实现流动青少年的教育公平。我国针对流动青少年这一群体的关注晚于美国,针对流动青少年教育公平的政策以及实施还与美国有一定的差距。分析梳理美国流动青少年教育公平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本文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促进流动青少年教育机会公平为导向阶段（1965年至1971年）。随着流动青少年教育困境逐渐受到社会的关注,政府开始在出台的教育政策里设置专门针对流动青少年教育公平的内容。除此之外还推行了流动青少年教育项目（MEP）,推行流动青少年教育信息的州际传递。最后,客观地分析这一阶段的特点:联邦政府从教育政策的角度体现了教育机会的公平;州际合作频繁让流动青少年信息得以便捷地传递;政府在竭力获取流动青少年的特殊需求;流动青少年的高中毕业率得到了提高。第二部分:推进流动青少年教育过程公平为导向的阶段（1972年至1992年）。流动青少年教育项目实施成效以及流动青少年的教育诉讼案引发普遍关注,大众开始聚焦流动青少年的家庭背景,并提出流动青少年家庭难以为青少年提供良好的学习氛围;流动青少年家长咨询委员会以及流动者家庭共进项目的出台旨在改善这一状况。另外,针对流动青少年的额外补偿教育也得以开展,“迷你”助教项目和暑期流动人口通过技术访问资源系统为流动青少年在家也能获取优质教育资源提供了机会;最后,客观地分析这一阶段的特点:流动青少年教育公平的受众扩大;流动青少年教育经费的使用趋于合理规范;流动青少年父母在教育中的参与度得到了提高。第三部分:推动流动青少年教育结果公平为导向的阶段（1993年至2015年）。美国意识到自身教育学业成绩落后,重新定义教育公平。对教育公平的持续追求推进了美国实施流动青少年教育综合需求评估项目。新出台的教育法案也表现出了对流动青少年教育的持续关注。最后,客观地分析这一阶段的特点:评估监测流动青少年教育公平的体系出现;教育资助金额趋于稳定;流动青少年学业水平得到了提升;法律法规体系逐渐完善。第四部分:首先指出我国推进流动青少年教育公平的政策现状以及所面临的教育公平问题,然后根据美国经验提出对我国推进流动青少年教育公平的几点启示。
王玲[10]（2020）在《三边联动：中国的教育理念及其运行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有关教育过程与社会流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个人在社会结构与社会流动之间改变或不改变的途径,其核心关注点主要在于家庭所处的阶层位置以及家庭文化资本的存续。为此,目前学界对此议题的解释框架倾向于在“文化资本”与“学业成就”之间单向度的推演。其研究逻辑大致可以概括为“阶层地位→文化资本→学校环境→学业成就”的关系链条,而一旦这一链条中的某些环节（特别是“阶层地位→文化资本”“文化资本→学校环境”这两个环节）被打破,将会制约文化资本的教育分层效应。研究发现,在对“文化资本→学校环境”发生影响的过程中,文化资本是通过两条中介路径（认知性的能力与非认知性的惯习）影响学业成就,但这一解释模式的背后其实是由一种稳态的社会结构做支撑的。本文认为,中国现代化以来的教育模式是动态的。以动态的视角看待中国人的教育过程与社会流动,我们看到从国家到地方,从学校到学生等一直处于变动的教育过程中。单以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为一个考察范围,我们便可以发现,中国高考方式改革所带来的相应制度不停地随之改变已成为常态。所以,要想研究动态中的教育获得与社会流动,首先还是要对日常现实中关于教育过程与社会流动关系问题的经验事实,包括国家政策、相关文件、典型案例进行关注、梳理和深度剖析。当然我们也有理由认为,社会分层、家庭背景等因素依然非常重要,但此时其重要必须以改变中的其他因素为前提。那么,这个前提是什么呢?这就是中国自传统到现代社会以来,在通过教育选拔人才上的大一统模式。虽然作为这一模式本身,也是可以稳定的,但由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速,教育平等的教育理念逐渐推进,必然导致国家层面的教育政策不断调整,而牵动了学校的相应配合和调整,但已处于市场化中的各个学校也会有自己的社会运营考量,以致于最终带动了备考的学生及家庭的教育策略上的调整。为此,我在研究框架中提出一个“政策—学校—家庭”的三边联动理论假设,以考察在此联动框架中什么样的教育过程会带来什么样的升学效果。若以这一理论假设为起点,本文倾向认为,中国教育获得的过程,不仅仅取决于家庭背景的阶层再生产,还与国家教育制度的规定、教育政策的调整以及随之而来学校的应对等因素密切相关。而对于这一框架的合理性认识又必须建立于中国的历史演变、国家特征、文化传统与考试所形成的特点之上。只有从此视角出发,才可能比较真实地揭示出中国教育获得与社会流动的基本方式。通过对三边联动的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国家教育政策将设计与制定出学生的培养模式与人才选拔制度;（2）处于具体执行机构的各个层级的公立学校在接受国家政策指令下又需要在社会上赢得优质学校的声誉;（3）学生个人与家长应变则是一切以升学为主旨的调整,并由此造成的各种社会矛盾再回到政府相关部门,为下一步的教育理念做出新的制度安排。而这样的循环关系一方面表现出国家与社会都希望寻求一种接近教育公平的方式方法,另一方面社会、市场尤其是家庭及其备考学生又会以博弈的方法寻找自身的利益最大化。由此,我们从理论上可以认为:（1）政府的地区调控能力会降低文化资本在中国各地区原本可能发挥的作用;（2）应试教育会再一次降低经济和文化发达地区的优势,包括高等院校密集的城市不一定比普通中小城市在学习上更占优势。更有甚者,文化资本拥有量雄厚的直辖市与省会城市在现有的高考制度下,尚需要主管部门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才能使学生享受到进入优质大学的名额;（3）中国家长和学生几乎都明白的道理是,任由教育理念而调整的和学校规定的政策来实现个人的教育提升是不现实的,这是教育改革举步维艰的地方,因为在此三边关系中,学校教育、学校老师指令和学校布置作业始终是解决升学的法宝,但面对联动中的政府要求,其学校及家庭的做法也就是寻求到其形式上的合理性。对照这一框架而言,家庭文化资本的解释力度只限于在一个确定的区域或一个特定的范围内,比如同一所城市、同一所学校,同一个班级内部,而在以国家和省地市的比较中,这一解释框架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由此,我们得到的答案是,中国的教育获得与社会流动中所发生的不平等与各种乱象,是在大一统的国家与社会框架中因教育政策的改变与学校、家庭应对的博弈中产生的。其结构上的掣肘远比家庭与学校两者间复杂得多,但其宏观调控能力却不靠社会自身的调节,而在国家的决策之中。
二、推迟中小学上学时间的呼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推迟中小学上学时间的呼吁（论文提纲范文）
（1）中小学生安全区域制度建立困境及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述评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现状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重难点与创新点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二章 学生安全区域制度的内涵及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学生安全区域制度 |
| 二、中小学校园周边安全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非传统安全理论 |
| 二、利益相关者理论 |
| 三、习近平社会治理观点 |
| 第三章 中小学生安全区域制度建立的困境 |
| 第一节 校园周边安全形势调查设计 |
| 一、调查目的 |
| 二、调查对象 |
| 三、调查方法 |
| 第二节 校园周边安全形势调查结果 |
| 一、校园周边安全环境 |
| 二、校园周边安全法律法规关注与实施 |
| 三、校园周边安全治理主体 |
| 第三节 中小学校园周边安全问题分析 |
| 一、交通安全问题分析 |
| 二、治安安全问题分析 |
| 三、食品卫生安全问题分析 |
| 四、消防安全问题分析 |
| 第四章 中小学生安全区域制度建立困境的成因 |
| 第一节 社会因素带来困扰与挑战 |
| 一、城镇化的影响 |
| 二、市场化的影响 |
| 三、网络化的影响 |
| 四、全球化的影响 |
| 第二节 学校安全管理缺失 |
| 一、安全教育观念滞后 |
| 二、安全教育专业教师匮乏 |
| 三、承担安全压力过重 |
| 四、安全管理权力具有局限性 |
| 第三节 治理主体难以形成合力 |
| 一、校园周边法治保障不充分 |
| 二、校园周边安全治理缺乏长效性 |
| 三、治理主体责任划分不明确 |
| 四、普通民众参与社会治理积极性不高 |
| 第四节 未成年人自保能力不足 |
| 一、中小学生安全意识淡薄 |
| 二、中小学生防范技能匮乏 |
| 三、青春期叛逆心理波动 |
| 第五节 家庭安全管理不当 |
| 一、忽视家庭安全教育 |
| 二、过度呵护未成年人 |
| 三、监护职责履行不到位 |
| 第五章 建立中小学生安全区域制度的路径 |
| 第一节 政府主导的行政路径 |
| 一、构建中小学生安全区域治理部门联动机制 |
| 二、构建中小学生安全区域治理监管机制 |
| 三、建立健全学生安全区域法律保障 |
| 第二节 学校管理的主体路径 |
| 一、完善安全管理责任机制 |
| 二、做好安全管理应急预案 |
| 三、落实安全管理措施 |
| 第三节 企业竞争的市场路径 |
| 一、推进市场化安保运行机制 |
| 二、积极鼓励市场筹集资金 |
| 三、转变学校周边企业经营理念 |
| 第四节 公共参与的社会路径 |
| 一、增强社区责任意识 |
| 二、促进家庭积极参与 |
| 三、发挥媒体正面效应 |
| 四、鼓励非营利组织参与其中 |
| 第六章 结语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中小学校园周边安全治理调查问卷 |
| 附录 B |
| 附录 C 河南省3市7所中小学校园周边安全问题观察记录 |
| 攻读学位期间获得与学位论文相关的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2）中职学校校园欺凌影响因素及防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综述 |
| 一、国外校园欺凌研究概述 |
| 二、国内校园欺凌研究概述 |
| 三、相关成果评述 |
| 第四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校园欺凌的基本内涵 |
| 二、中等职业学校 |
| 第五节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一、埃里克森心理社会阶段理论 |
| 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 |
| 三、人类发展生态学理论 |
| 第六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问题 |
| 三、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研究思路 |
| 第二章 中职学校校园欺凌行为的现象研究 |
| 第一节 调查设计与实施过程 |
| 一、确定调查目的和访谈目的 |
| 二、选择调查问卷和访谈提纲 |
| 三、选择调查对象与访谈对象 |
| 四、发放和回收调查问卷 |
| 五、分析和统计调查问卷 |
| 六、访谈实施 |
| 第二节 中职学校校园欺凌行为现象的调查结果 |
| 一、欺凌行为主体的基本情况 |
| 二、欺凌行为现状的频数分析 |
| 三、欺凌行为与人口统计学变量的差异性分析 |
| 第三节 中职学校校园欺凌行为现象的调查与访谈小结 |
| 第三章 中职学校校园欺凌现象的归因分析 |
| 第一节 中职学校校园欺凌生成的影响因素研究 |
| 一、欺凌行为与各影响因素的相关分析 |
| 二、欺凌行为与各影响因素的二元logistics回归分析 |
| 第二节 中职学校校园欺凌产生的影响因素解读 |
| 一、家庭因素 |
| 二、学校因素 |
| 三、社会因素 |
| 四、个人因素 |
| 第四章 中职学校校园欺凌的防治建议 |
| 第一节 中职学校校园欺凌的预防建议 |
| 一、做好中职学生心理健康普查 |
| 二、提高中职学生对校园欺凌的认知 |
| 三、优化中职学生健康成长的环境 |
| 四、建设中职学校内外的安全防范制度 |
| 第二节 中职学校校园欺凌的治理建议 |
| 一、采取有效的惩罚制度 |
| 二、做好欺凌者跟踪调查工作 |
| 三、加强被欺凌者心理辅导与干预 |
| 四、完善中职学校校园欺凌防治机制 |
| 第五章 结语与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中职学校教师访谈提纲 |
| 附录二 中职学校校园欺凌行为调查问卷(学生版)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表 |
（3）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变迁中联邦政府的角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由 |
| (一)教育问责是保障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质量的一个重要手段 |
| (二)美国是教育问责实践的重要阵地之一 |
| (三)政府在教育问责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关于教育问责内涵的研究 |
| (二)关于教育问责类型的研究 |
| (三)关于教育问责历史的研究 |
| (四)关于教育问责构成要素的研究 |
| (五)关于教育问责趋势的研究 |
| (六)关于政府与教育问责关系的研究 |
| (七)对已有研究的审思 |
| 三、研究问题的澄清与分解 |
| 四、研究目标 |
| 五、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第一章 研究思路与研究设计 |
| 一、概念界定 |
| 二、研究对象 |
| (一)研究对象的历史跨度 |
| (二)研究对象的范围选取 |
| 三、研究方法与实施步骤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步骤 |
| 四、研究视角与分析框架 |
| (一)历史制度主义视角 |
| (二)历史制度主义对制度变迁的解释 |
| (三)制度变迁理论之于本研究的适切性 |
| 五、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一)历史分期 |
| (二)论文结构图 |
| 第二章 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度的萌芽期(二战前) |
| 一、外部环境 |
| (一)经济背景 |
| (二)社会背景 |
| (三)人口背景 |
| 二、制度的结构环境 |
| (一)科学管理思潮的扩散 |
| (二)教育管理集权化 |
| (三)进步主义内部的争论 |
| (四)课程分化 |
| (五)测试的出现 |
| (六)官僚制作为问责的基础 |
| 三、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的初步发展期(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初) |
| 一、外部环境 |
| (一)经济背景 |
| (二)社会背景 |
| (三)人口背景 |
| 二、行动者行为——联邦政府对基础教育控制的试探 |
| (一)制定《初等和中等教育法》 |
| (二)联邦政府的改革实践 |
| 三、制度的结构环境 |
| (一)教育平权运动的呐喊 |
| (二)教育中保守主义的泛起 |
| (三)州政府对教育问责的尝试 |
| (四)学校推动最低能力测试 |
| 四、基础教育问责制中三要素的变化 |
| (一)理念——科学管理理念的回归 |
| (二)利益——学校内部与外部的对立 |
| (三)制度——问责制的生成 |
| 五、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的蓬勃发展期(20 世纪80 年代至20 世纪末) |
| 一、外部环境 |
| (一)经济背景 |
| (二)社会背景 |
| (三)人口背景 |
| 二、制度的结构环境 |
| (一)“危机”下的学校改革 |
| (二)置顶教育的经济目的 |
| (三)学校成为被问责的中心 |
| 三、行动者行为——联邦政府基于标准的基础教育问责实践 |
| (一)联邦政府的立法 |
| (二)设定国家目标 |
| 四、基础教育问责制中三要素的变化 |
| (一)理念——对标准理念的呼吁 |
| (二)利益——政府和教师的斗争 |
| (三)制度——基于标准的教育问责实践 |
| 五、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度发展的完善时期(21 世纪以来) |
| 一、外部环境 |
| (一)经济背景 |
| (二)社会背景 |
| (三)人口背景 |
| 二、制度的结构环境 |
| (一)对基础教育质量的不满 |
| (二)州教育机构的变化 |
| (三)教育环境中的外部力量上升 |
| 三、行动者行为——联邦政府对基础教育问责的修正 |
| (一)颁布《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 |
| (二)颁布《每个学生都成功法案》 |
| 四、基础教育问责制中三要素的变化 |
| (一)理念——优质教育均衡发展 |
| (二)利益——多重力量的博弈 |
| (三)制度——联邦政府基础教育问责制的实践与修正 |
| 五、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发展中的联邦政府角色的变迁 |
| 一、基础教育问责制三要素——制度、行动者和环境之间的互动 |
| (一)理念与利益的互动 |
| (二)理念和制度的互动 |
| (三)环境与行动者的互动 |
| (四)制度与行动者的互动 |
| (五)制度和环境的互动 |
| 二、三要素互动关系下的美国联邦政府角色的变迁 |
| (一)联邦政府能成为基础教育问责主体的原因分析 |
| (二)联邦政府在基础教育问责制发展中的角色 |
| (三)联邦政府在基础教育问责制发展中的角色界限 |
| 三、关于基础教育问责活动与政府角色关系的省思 |
| (一)谁来问责——问责主体是一个关键的变量 |
| (二)问责困境——制度虚置与制度缺位 |
| (三)完善问责——明确责任与创造环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4）中国中小学超智儿童特殊精英教育培养政策制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提出 |
| (一)社会对教育公平存在误解 |
| (二)特殊精英教育的异化 |
| (三)特殊精英教育无法满足个人、社会及国家发展 |
| (四)特殊精英教育缺乏政策法律保障 |
| 二、研究意义 |
| (一)现实意义 |
| (二)理论价值 |
| (三)实践价值 |
| 三、相关概念 |
| (一)超智儿童 |
| (二)精英与精英学生 |
| (三)精英教育、超常教育与超智儿童特殊精英教育 |
| (四)特殊精英教育培养政策与政策制定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一)关于超智儿童内涵的研究 |
| (二)关于超智儿童鉴定选拔的研究 |
| (三)关于超智儿童培养模式的研究 |
| (四)关于特殊精英教育师资建设的研究 |
| (五)其他研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一)关于超智儿童内涵的研究 |
| (二)关于特殊精英教育重要性和必要性的研究 |
| (三)关于特殊精英教育实施经验的研究 |
| (四)关于超智儿童身心特征的研究 |
| (五)关于特殊精英教育国际比较的研究 |
| 三、总结 |
| 第二章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问题、内容和目的 |
| 二、研究对象和方法 |
| (一)研究对象 |
| (二)取样与样本情况 |
| (三)研究方法 |
| 三、研究的重难点及拟创新点 |
| 四、研究思路与调研设计 |
| (一)研究思路 |
| (二)调研设计 |
| 五、信效度分析及研究伦理 |
| (一)信效度分析 |
| (二)研究伦理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 |
| 一、智力理论 |
| (一)智力差异客观存在 |
| (二)智力是可以科学测量的 |
| 二、最近发展区理论 |
| (一)最近发展区理论的主要观点 |
| (二)最近发展区理论对特殊精英教育的启示 |
| 三、教育公平理论 |
| (一)教育公平的层次与原则 |
| (二)教育公平与教育质量的平衡 |
| (三)教育公平在特殊精英教育中的体现 |
| 四、政策制定理论 |
| (一)理性决策理论 |
| (二)公民参与理论 |
| 第四章 特殊精英教育培养政策制定的国际经验 |
| 一、国外(地区)特殊精英教育相关法律政策发展概述 |
| 二、国外(地区)特殊精英教育政策执行经验 |
| (一)选拔机制 |
| (二)培养方式 |
| (三)师资建设 |
| 三、典型国家的特殊精英教育培养政策分析 |
| (一)俄罗斯 |
| (二)美国 |
| (三)韩国 |
| 四、总结 |
| 第五章 中国特殊精英教育的历史演进与发展现状 |
| 一、中国特殊精英教育实践进程 |
| (一)中国特殊精英教育发展历史 |
| (二)中国特殊精英教育发展现状 |
| 二、国内相关政策的发展 |
| (一)重点学校、重点班的政策与实践 |
| (二)超智儿童特殊精英教育班级的尝试 |
| (三)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相关计划 |
| 三、中国特殊精英教育案例分析 |
| (一)北京八中经验与成绩 |
| (二)江苏天一中学经验与启示 |
| 四、总结 |
| 第六章 特殊精英教育的社会认知 |
| 一、对特殊精英教育的基本认识和态度 |
| (一)特殊精英教育的基本认识 |
| (二)对特殊精英教育的态度 |
| (三)影响因素分析 |
| 二、对特殊精英教育重点问题的看法 |
| (一)对成才渠道的看法 |
| (二)对安置形式的看法 |
| (三)对课程教学的看法 |
| (四)对师资队伍的看法 |
| (五)对保障和资金的看法 |
| 三、特殊精英教育国内实践经验 |
| (一)走出误区,以正确的理念为指导 |
| (二)创造适合学生的教育 |
| (三)给学生更多的时间和空间 |
| (四)尽可能提供好的条件和资源 |
| (五)制定科学的准入准出机制 |
| 四、总结 |
| 第七章 特殊精英教育培养政策制定的相关因素研究 |
| 一、特殊精英教育培养政策制定的问题确定 |
| 二、特殊精英教育培养政策制定的价值取向 |
| 三、特殊精英教育培养政策制定的目标与功能 |
| (一)特殊精英教育培养政策制定的目标 |
| (二)特殊精英教育培养政策制定的功能 |
| 四、特殊精英教育政策实施的可行性 |
| (一)政治可行性 |
| (二)经济可行性 |
| (三)技术可行性 |
| 第八章 特殊精英教育培养政策制定建议 |
| 一、构建完整的成才通道 |
| (一)建立科学的鉴定选拔机制 |
| (二)打通超智儿童升学渠道 |
| 二、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
| (一)特殊精英教育教师的选培制度 |
| (二)重视特殊精英教育入职培训和在职教师专业发展 |
| (三)完善特殊精英教育教师激励和保障机制 |
| 三、优化培养环节 |
| (一)课程设置的优化 |
| (二)教学方式的优化 |
| 四、加强教育管理 |
| (一)确定特殊精英教育培养人才的目标 |
| (二)强化教育管理机构的管理作用 |
| (三)增加理解减少阻力:加强政策宣讲 |
| 五、完善保障机制 |
| (一)经费保障 |
| (二)政策保障 |
| (三)法律保障 |
| 结语 |
| 一、主要结论 |
| 二、特色与创新 |
| 三、问题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超智儿童特殊精英教育社会认知调查问卷 |
| 附录2 专家访谈提纲 |
| 附录3 校领导访谈提纲 |
| 附录4 教师访谈提纲 |
| 附录5 家长访谈提纲 |
| 附录6 学生访谈提纲 |
| 附录7 访谈内容节选 |
| 后记 |
（5）全面抗战时期学生救助研究 ——以《申报》报道为考察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全面抗战时期学生救助的必要性 |
| 第一节 形势定位:全面抗战爆发后的教育困境 |
| 第二节 现实所迫:学生苦难生活及社会呼救 |
| 第二章 全面抗战时期政府救助学生的举措 |
| 第一节 登记收容与分发借读 |
| 第二节 实施公费、贷金制 |
| 第三节 成立战时学校和进修班 |
| 第四节 安置留学生和优待侨生 |
| 第三章 全面抗战时期社会救助学生的举措 |
| 第一节 主要社会救助力量概括 |
| 第二节 捐资兴学、设立奖学金与国际援助 |
| 第三节 社会力量《申报》参与学生救助 |
| 一、《申报》参与学生救助举措 |
| (一)发起助学运动 |
| (二)“运动”民众助学 |
| 二、《申报》参与学生救助的策略 |
| (一)传播报道战时教育状况信息 |
| (二)宣传舆论引导民众参与学生救助 |
| (三)发起助学运动提供学生救助平台 |
| 第四章 全面抗战时期学生救助的评析 |
| 第一节 全面抗战时期学生救助成效分析 |
| 第二节 《申报》在战时学生救助中所起的作用与局限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 |
| 后记 |
（6）二战后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核心概念界定 |
| (一)教育项目 |
| (二)美国联邦教育项目 |
| (三)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 |
| 三、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 四、主要研究内容 |
| (一)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演变历程的分期依据 |
| (二)各章研究内容 |
| 五、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六、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一)本论文的创新点 |
| (二)本论文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二战后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重点创设(二战后至20 世纪60 年代初) |
| 第一节 联邦教育项目管理重点创设的奠基 |
| 一、美国建国前后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萌芽 |
| 二、20世纪初期美国教育项目管理的雏形生成 |
| 第二节 二战后联邦教育项目管理重点创设的实践 |
| 一、退役军人教育援助项目的创设 |
| 二、国防研究奖学金项目的创设 |
| 三、国际交流与教育项目的创设 |
| 第三节 联邦教育项目管理重点创设的特点、成效及问题 |
| 一、联邦教育项目管理重点创设的特点 |
| 二、联邦教育项目管理重点创设的成效 |
| 三、联邦教育项目管理重点创设的问题 |
| 第二章 二战后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系统整合(20 世纪60 年代中至80 年代初) |
| 第一节 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系统整合的背景 |
| 一、“民权运动”的兴起与“伟大社会”建设 |
| 二、联邦管理体制的变革 |
| 三、从联邦教育总署到联邦教育部的管理探索 |
| 第二节 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系统整合的实践 |
| 一、初中等教育法中的系列教育项目的设置与运作 |
| 二、高等教育项目管理的系列化运作 |
| 三、关注社会地位处境不利人群项目的创设 |
| 四、职业教育项目管理的调整 |
| 五、影响援助项目的创设 |
| 第三节 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系统整合的特点、成效及问题 |
| 一、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系统整合的特点 |
| 二、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系统整合的成效 |
| 三、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系统整合的问题 |
| 第三章 二战后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体系优化(20 世纪80 年代初至20 世纪末) ·· |
| 第一节 联邦教育项目管理体系优化的背景 |
| 一、教育项目管理固有局限的逐渐显露 |
| 二、教育项目管理主体的“门户”之行 |
| 三、“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 |
| 第二节 联邦教育项目管理体系优化的实践 |
| 一、1981 年《综合预算调节法》对项目管理的改革 |
| 二、教育项目管理向早期教育干预层面的延伸 |
| 三、教育项目管理向优质学校示范引领层次的拓展 |
| 四、教育项目管理向职业技术教育领域的跨越 |
| 五、教育灵活性示范项目的设立 |
| 六、大学生资助项目的反复调整 |
| 第三节 联邦教育项目管理体系优化的特点、成效及问题 |
| 一、联邦教育项目管理体系优化的特点 |
| 二、联邦教育项目管理体系优化的成效 |
| 三、联邦教育项目管理体系优化的问题 |
| 第四章 二战后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创新提升(21世纪初至今) |
| 第一节 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创新提升的背景 |
| 一、苏东剧变与世界体系的震荡 |
| 二、多极化世界格局的新挑战 |
| 三、教育升级创新的新需要 |
| 第二节 联邦政府教育项目管理创新提升的实践 |
| 一、联邦教育项目管理战略的升级与落实 |
| 二、强化联邦对教育项目管理体制的操控 |
| 三、项目引导各地构建STEM学习生态系统 |
| 四、“十万强”系列国际教育交流项目的全球覆盖 |
| 第三节 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创新提升的特点、成效及问题 |
| 一、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创新提升的特点 |
| 二、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创新提升的成效 |
| 三、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创新提升的问题 |
| 结语 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启示 |
| 一、深深地植根于美国教育社会生态的文化土壤 |
| 二、联邦运作的法制化为教育项目管理提供合法性权威 |
| 三、各级政府、社会团体和社会全员主体的能动参与和干预 |
| 四、结构清晰精细的教育项目科学设计 |
| 五、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不断探索、创新与提升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7）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近代思潮与民国易学历程 |
| 一、晚清易学: 合会中西之新探索 |
| 二、民国初年: 易学边缘化 |
| 三、二十年代: 研究新气象 |
| 四、三十年代: 一时之显学 |
| 五、四十年代: 困顿中坚持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不足 |
| 一、民国易学的通论研究 |
| 二、民国易学的专人研究 |
| 三、已有研究的不足 |
| 第三节 研究理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固守朴学易传统: 汉学余声中的家法赓续 |
| 第一节 沈瓞民的孟氏易研究 |
| 一、家学传承与生平着述 |
| 二、孟氏易辑佚考证 |
| 三、孟氏易家法评说 |
| 第二节 尚秉和的焦氏易研究 |
| 一、研《易》历程与易学观 |
| 二、易说与易象: 治焦氏易之理路 |
| 三、尚氏易学之评价与反思 |
| 第三节 徐昂对虞翻、张惠言之研究 |
| 一、虞氏易例概述 |
| 二、张惠言虞氏消息系统 |
| 三、质疑与服膺: 徐昂对张惠言之态度 |
| 四、反思徐昂对虞氏易之梳理 |
| 第二章 以旧识涵摄新知:象数基础上的创新尝试 |
| 第一节 刘师培与新易学的先声 |
| 一、生平与易着 |
| 二、新尝试: 分科视野与新学学风 |
| 三、旧传统: 经学的知识与方法 |
| 四、致用关切与性格缺陷 |
| 第二节 杭辛斋包罗万有的易学面貌 |
| 一、生平与易着、版本 |
| 二、统括平议传统易学 |
| 三、涵摄融通古今学术 |
| 四、平议涵摄之标准 |
| 五、“大象数”与“大易学” |
| 第三节 杭辛斋易学的精神、影响与得失 |
| 一、易道: 杭氏易的终极根据 |
| 二、易教: 杭氏易的致用关切 |
| 三、近代易学第一家: 杭氏易的影响与成就 |
| 四、因革之间: 杭氏易的性质与反思 |
| 第三章 据新学重估经书: 分科视域下的全新研究 |
| 第一节 哲学的研究进路 |
| 一、早期的《周易》哲学研究 |
| 二、胡适的范式开创——“求道”转向“求真” |
| 三、贴近“普遍(欧洲)的哲学” |
| 四、《周易》古经有无哲学? |
| 第二节 史学研究的新进路 |
| 一、“以史治《易》”传统的两个层次 |
| 二、近代“以《易》为史”新论的两种类型——兼论“六经皆史”说的嬗变 |
| 三、古史辨派易学研究述评 |
| 四、反思《周易》时代背景研究之混乱 |
| 五、驳胡朴安《易》为古史说 |
| 第三节 文字学与科学的研究进路 |
| 第四章 返经学以开新见: 重立常道后的义理新诠 |
| 第一节 熊十力易学思想研究 |
| 一、熊十力易学思想之变迁 |
| 二、《周易》所证之体用哲学 |
| 三、体用视域下的经学观 |
| 四、体用视域下的历代易学评论 |
| 五、熊十力易学的方法与特色 |
| 第二节 马一浮易学思想研究 |
| 一、生平歧说与治学、讲学 |
| 二、六艺与易教 |
| 三、研《易》方法与易学观点 |
| 四、“三易”与性理哲学 |
| 五、试论马一浮的学术特色 |
| 余论 |
| 第一节 民国易学的面貌与特点 |
| 一、由《易学讨论集》谈起 |
| 二、五重维度观个性差异 |
| 三、融合创新之共性潮流 |
| 第二节 《周易》现代价值之重估 |
| 一、经学时代的易学价值 |
| 二、对经学现代价值之质疑 |
| 三、对易学现代价值之申说 |
| 第三节 易学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 |
| 一、经学易范式的瓦解 |
| 二、新易学范式的争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齐鲁大学与济南城市文化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由来与选题简介 |
| 二、意义、价值和作用 |
| 三、学术史综述 |
| (一)相关材料 |
| (二)研究现状 |
| 四、学术要点 |
| 第一章 齐鲁大学落户济南 |
| 第一节 各差会联合办学的需求 |
| 一、山东各新教差会合作的意向 |
| 二、义和团加速各差会合作 |
| 三、差会重新选择学校位置的需要 |
| 四、教会联合大学分散办学的不便 |
| 五、国立大学对基督教的排斥 |
| 第二节 齐鲁大学在济南的成型 |
| 一、济南城市本身的优势 |
| 二、齐鲁大学的定位与目标 |
| 三、齐鲁大学与本地的互动 |
| 第二章 齐鲁大学对济南城市文化的记录 |
| 第一节 历史与地理 |
| 第二节 交通 |
| 第三节 城市管理 |
| 一、政府机构情况 |
| 二、市政服务 |
| 三、财务来源 |
| 四、新式监狱 |
| 五、人口情况 |
| 六、慈善事业 |
| 第四节 经济状况 |
| 一、银行与钱庄 |
| 二、商业情况 |
| 三、农业情况 |
| 四、工业情况 |
| 第五节 生活状况 |
| 一、生活水平 |
| 二、医疗状况 |
| 三、教育机构 |
| 四、宗教机构 |
| 五、日常休闲场所 |
| 六、卖淫业 |
| 第六节 建筑 |
| 第三章 教育 |
| 第一节 齐鲁大学教育的定位 |
| 一、基督教教育 |
| 二、与政府的互动 |
| 第二节 齐鲁大学的课程设置 |
| 一、西方学科的引入 |
| 二、中国文化的发扬 |
| 三、政治影响下的课程设置 |
| 第三节 齐鲁大学学生的基本情况 |
| 一、学生入学情况 |
| 二、学生的在校生活 |
| 三、毕业生情况与校友会 |
| 第四节 齐鲁大学的社会教育科 |
| 一、广智院举办的活动 |
| 二、广智院产生的影响 |
| 第五节 齐鲁大学附属中学的情况 |
| 一、齐鲁大学建中学的理由 |
| 二、中学的发展和影响 |
| 第四章 生活方式 |
| 第一节 齐鲁大学在健康与运动方面的努力 |
| 一、济南的公共健康状况与齐鲁大学的努力 |
| 二、齐鲁大学提倡各类体育运动 |
| 三、齐鲁大学参与的各级运动会 |
| 第二节 济南城的节日与纪念日 |
| 一、中国传统节日 |
| 二、政治性纪念日 |
| 三、西方节日 |
| 第三节 战争中的济南与齐鲁大学 |
| 一、鲁豫战争中的济南与齐鲁大学 |
| 二、二次北伐期间的济南与齐鲁大学 |
| 三、中原大战中的济南与齐鲁大学 |
| 四、日本入侵阴影下的济南与齐鲁大学 |
| 第五章 公共服务 |
| 第一节 齐鲁大学附设的共合医院 |
| 一、医院简介 |
| 二、医院的作用 |
| 三、医院的扩张 |
| 第二节 齐鲁大学参与的社会服务与慈善工作 |
| 一、齐鲁大学相关的社会服务 |
| 二、齐鲁大学参与的慈善事业 |
| 第六章 价值观念 |
| 第一节 对中国各式思潮的观察和反应 |
| 一、各式启蒙思潮 |
| 二、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与加强 |
| 三、排外风潮与反基督教运动 |
| 第二节 齐鲁大学的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 |
| 一、齐鲁大学的学生运动 |
| 二、齐鲁大学的工人运动 |
| 第三节 齐鲁大学对女性的态度 |
| 一、男女合校 |
| 二、女性的专门通道 |
| 三、齐鲁大学重视女性所产生的影响 |
| 第七章 齐鲁大学扩散的影响力 |
| 第一节 齐鲁大学在济南本地的直接影响 |
| 第二节 齐鲁大学在济南以外的影响 |
| 一、其他省份对齐鲁大学的重视 |
| 二、齐鲁大学与其他教育机构的交流与合作 |
| 三、毕业生在外省的成绩 |
| 第三节 齐鲁大学向外国的推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着 |
| 致谢 |
（9）美国流动青少年教育公平的发展研究（1965-2015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提出 |
| (二)核心概念界定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五)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推动流动青少年教育机会公平阶段(1965-1971年) |
| (一)流动青少年教育困境倍受社会关注 |
| (二)流动青少年获得平等的受教育权利 |
| (三)流动青少年信息开始实现州际传递 |
| (四)流动青少年教育阶段性特点 |
| 二、推动流动青少年教育过程公平阶段(1972-1992年) |
| (一)流动青少年家庭背景影响学业发展 |
| (二)流动青少年家长作用得到充分重视 |
| (三)流动青少年额外补偿教育得以开展 |
| (四)流动青少年教育阶段性特点 |
| 三、推动流动青少年教育结果公平阶段(1993-2015年) |
| (一)美国持续追求教育公平 |
| (二)评估流动青少年综合需求 |
| (三)教育法案关注流动青少年 |
| (四)流动青少年教育阶段性特点 |
| 四、美国流动青少年教育公平对我国的启示 |
| (一)我国流动青少年教育所面临的问题 |
| (二)美国流动青少年教育公平对我国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三边联动：中国的教育理念及其运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第二章 理论定位与研究框架 |
| 第一节 社会学的几种研究框架 |
| 第二节 理论定位:三边联动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第三章 以政策调整为中心的考察 |
| 第一节 高考的形成 |
| 第二节 统考、扩招和自主招生 |
| 第三节 地区间的平衡 |
| 第四章 以学校应变为中心的考察 |
| 第一节 重点学校制度 |
| 第二节 就近入学制度 |
| 第三节 学校考核、排名与生源 |
| 第四节 民办学校与补习学校 |
| 第五章 以学生备考为中心的考察 |
| 第一节 夹缝中求生存的考生及家长 |
| 第二节 “高考工厂”:以毛坦厂中学为例 |
| 第三节 “追梦工厂”:以衡水中学为例 |
| 第六章 三边联动的理论探讨 |
| 第一节 教育公平的理念与现实 |
| 第二节 “文化资本”的解释限度 |
| 第三节 “寒门贵子”的教育过程与阶层塑造 |
| 第七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推迟中小学上学时间的呼吁（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小学生安全区域制度建立困境及路径研究[D]. 赵育. 信阳师范学院, 2021(09)
- [2]中职学校校园欺凌影响因素及防治研究[D]. 纪若玲.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2021(12)
- [3]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变迁中联邦政府的角色研究[D]. 陈立刚.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4]中国中小学超智儿童特殊精英教育培养政策制定研究[D]. 凌琳. 西南大学, 2020(05)
- [5]全面抗战时期学生救助研究 ——以《申报》报道为考察中心[D]. 吴硕. 暨南大学, 2020(06)
- [6]二战后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发展研究[D]. 刘亮亮. 河北大学, 2020(08)
- [7]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D]. 秦洁. 山东大学, 2020(09)
- [8]齐鲁大学与济南城市文化变迁[D]. 连洁.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9]美国流动青少年教育公平的发展研究（1965-2015年）[D]. 尹鸿翊. 西南大学, 2020(01)
- [10]三边联动：中国的教育理念及其运行研究[D]. 王玲. 南京大学, 20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