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菲律宾、越南和巴基斯坦2000年汽车市场（论文文献综述）
余燕[1]（2021）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合作潜力与制约因素研究》文中指出
吴汪世琦[2]（2021）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建经济走廊研究》文中指出共建经济走廊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的重要实践,并且各方先后建立了多个双边和多边的经济走廊合作机制。在当前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合作提质升级的关键时期,推动经济走廊合作行稳致远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当前,从宏观层面来看,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建经济走廊进程不断推进,但仍然面临着诸多不确定因素。部分经济走廊合作从理念到实践面临重重困境,诸多经济走廊合作呈现出推进缓、见效慢等症结。为此,如何厘清这些不确定因素,高效、可持续地推进中国与东南亚经济走廊合作就成为一项紧迫性课题。因此,本文对以往的区域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比较分析,在它们的基础之上尝试构建一套适应中国与东南亚共建经济走廊的可持续推进理论分析框架。该理论分析框架对经济走廊的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丰富了经济走廊的理论内涵,并依次提出了经济走廊合作可持续性的三要素、经济走廊合作可持续性影响因子模型以及经济走廊生命周期等理论判断,对经济走廊合作持续衍变的驱动力、影响因子以及具体过程进行了阐释。基于这一理论分析框架,本文对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建经济走廊的各类问题进行了探究。首先,本文剖析了现阶段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建经济走廊的特征。当前,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走廊合作正处于经济走廊生命周期中的初级阶段,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一“内嵌式”目标,地区的经济走廊合作呈现出以下特点:以“亲、诚、惠、容”与正确的“义利观”为引领;坚持绿色与清洁的发展理念;促进大型交通基建统筹规划、联动发展;筹措多元的融资渠道。其次,本文根据经济走廊合作可持续性的组成要素,对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建经济走廊的驱动力进行了探析。各成员国希望凭借经济走廊合作所实现的战略利益、安全利益与经济利益催生了他们参与地区经济走廊合作的强烈动机,构成了地区经济走廊合作可持续推进的重要驱动力。再次,本文基于经济走廊合作可持续性影响因子模型,剖析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建经济走廊的限制性条件。经济地理特征的欠佳令地区经济走廊建设的初启面临复杂困境,严重制约了走廊合作的经济与社会可持续性;制度安排能力建设的不足滋生走廊合作中“恶性搭便车”、“公地悲剧”、统筹乏力等问题;美、日、印等域外大国在地区建立的“对冲型”经济合作机制令中国与地区国家经济走廊合作的持续推进面临巨大的地缘压力;毗邻地区以非传统安全威胁为首的“外部性”影响为经济走廊合作的持续推进埋下了不可估量的安全隐患。最后,本文基于经济走廊合作持续推进的限制性条件,探寻了实现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建经济走廊可持续推进的具体路径。中国与地区国家应当努力重塑走廊域内及沿线地区的经济地理特征,凭借移民激励、“港产园”协同发展等手段,扭转走廊经济地理特征的劣势,提升经济走廊合作的经济与社会可持续性;各参与方需通过构建走廊项目监管机制、入驻走廊企业的“社会责任”考核机制以及根据属地建立双边的走廊联工委等方式,来强化经济走廊制度安排的能力建设,以保证经济走廊各项政策与规则贯彻的持续性;中国则需要发挥自身产能与地缘优势,用好“第三方市场”的合作模式,促进各方的发展倡议在地区有机相融,妥善应对美、日、印等国的地区经济制度角力,巩固地区经济走廊合作的政治可持续性;中国和地区国家还需要进一步增强非传统安全合作,追源溯本,采取更为灵活有效的方式,将毗邻地区对走廊合作持续推进的“外部性”影响降至最低。未来,在后疫情时代,随着地区经济走廊建设的持续推进,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走廊合作将逐步迈入生命周期的中级阶段。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应当以数字与创新为引领,力促地区经济走廊实现数字化与智能化转型,为地区经济的复苏与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注入强劲动力。
杨薇[3]（2020）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1978-2018）》文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在新时期提出的重要发展理念与愿景,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中国贡献。“一带一路”倡议是2013年提出的,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存在并不断发展,经历了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发展过程。本研究选取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泰国和马来西亚等五国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典型代表,主要通过历史研究、口述历史等研究方法,在国内外政治环境、经济状况、外交关系、教育政策等宏观背景下,呈现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个国家之间留学生教育发展过程的立体影像。留学生教育是高等教育中一个比较特殊的领域。根据国内和国外两个立足点,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的留学生教育,可以分为向国外派出留学生和接收来华留学生两大分支领域,既有在教育政策指导下发展的共通性,也有遵循各自轨迹发展的独立性。依据我国不同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重大教育政策的颁布实施以及留学生教育发展的规模等具有标志意义的史实,本文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之间的留学生教育划分为“重新起步时期”、“深化改革时期”和“加速发展时期”三个主要的历史发展阶段,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我国经济发展和教育改革的推进、我国高等教育政策和留学生教育政策的实施以及留学生个体在时代大潮中的经历等不同角度,客观呈现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演进过程。通过对40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历史回溯,本研究得出以下认识:40年来,服务国家建设需要、服务国家外交大局,始终贯穿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发展进程;国际政治局势和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是发展留学生教育的前提条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自身的教育水平是与我国开展留学生教育合作的基础;中国经济实力的变化和教育政策的导向决定了留学生教育发展的方向、速度和规模。40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从整体统筹规划、到各自相对独立发展、再回归统筹兼顾趋势的演进过程,充分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客观需要与政策取向。40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之间的留学生教育取得了丰富的历史经验,有力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促进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人文交流;通过不断完善管理制度,加快了留学生教育乃至高等教育整体的法制化进程;认识到来华留学生教育具有一定的市场属性、是教育服务贸易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直接服务国家公共外交的作用日益突出。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可在以下几方面采取相应的对策:把留学生教育置于我国高等教育整体发展之中,置于世界高等教育的竞争之中,高度重视留学生教育的地位与作用;大力发展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留学生教育;进一步提高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加快提升风险防范意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需要统筹派出和接收两个不同的方向,平衡规模与质量、速度与效益之间的关系;通过发展留学生教育,契合“一带一路”倡议,发挥教育的多重功能,不断推动思想观念的转变和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培养更多优秀人才,为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构筑“民心相通”的教育之路。
董渤[4]（2020）在《国际稻米价格波动及对我国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国际稻米市场价格是世界稻米生产的指向标,价格波动会影响市场决策和贸易政策。国际市场稻米与小麦和玉米等主粮相比,长期价格波动较大。研究稻米价格波动成因及影响效应,对我国制定有效政策,抑制稻米价格波动对国内市场主体的影响,确保粮食安全至关重要。本文利用稻米贸易量和价格等数据,借助数据统计、周期算法和空间价格均衡模型等方法,研究了国际稻米市场供求结构和价格波动特征,分析了长期和短期因素的主要影响,总结其作用机理,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国际稻米市场价格波动较大。贸易量占世界总产出的份额长期低于10%,贸易国供求容易影响价格。主要贸易国以稻米为主食,多为发展中国家;出口国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前十位稻米出口国占总出口量的93.08%,产区分布集中,同时易受自然灾害影响,单产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库存低波动大,保护主义政策直接影响稻米出口。进口国众多、地域分散,前十位进口国占进口总量的37.94%,且供给不足。供求弹性小与寡头垄断特征导致国际稻米价格“大涨大落”。第二,国际稻米价格阶段性特征明显,近期处于上升区间。1980-2001年国际稻米价格总体呈下降态势,降至最低点,主要由于出口国收获面积扩张,出口量较大。2001-2008年价格持续上升,关键因素是收获面积扩张停滞甚至下降,单产增速慢;受小麦和玉米价格的正向影响较大;印度多次调高最低出口价和菲律宾大批进口致使价格暴增,根本原因是两国主粮单产增速缓慢、收获面积下降和库存低;自然灾害与美元走弱加剧了短期供求紧张态势。2008年至今,价格回落但总体高于波动前水平,收获面积上升空间缩小,单产增速慢,需求稳步提升,以及其他生产成本提升。第三,国际稻米价格与我国稻米库存呈反向关系。在国内外稻米价格长期倒挂,国内大量小农户从事稻米种植的情况下,低价稻米自由进入国内市场会降低生产者剩余,打击稻农生产积极性,因此,国际稻米价格上升有利于缓解国内稻米支持政策压力,反之亦然。2008年后国际稻米价格下降,我国稻米库存消费比已升至82.56%。本文提出如下对策建议:第一,保证国内稻米供给。逐步探索改革水稻最低收购价政策,避免造成最低收购价格刚性,加大“绿箱”补贴政策,提高稻米产业利益相关者的积极性。第二,完善农产品价格监测预警机制。长期跟踪稻米贸易国供求数据和其他经济指标,预判国际稻米价格走势。第三,积极参与国际稻米产业发展。强化海外农业示范中心的带动作用,构建国际化大粮商,拓展稻米贸易国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维护国内外价格稳定有序,减缓国际价格波动对我国的负面冲击。
高波[5]（2020）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一带一路”倡议。2015年3月,中国政府制定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推进,中国十分重视加强同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和资金往来,共同深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齐力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外直接投资是我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内容,截至2018年末,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存量达到1728亿美元。但是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对外直接投资存在很大的投资风险,因此,如何有效识别、评估和防范投资风险成为“一带一路”建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始终保持着较高的增长率,其进展过程体现如下特征:规模不断扩大但逐步趋缓;区位分布广泛但主要集中在亚洲国家;行业日趋多元化、升级化;承包工程和并购项目持续增多。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主要是出于寻求市场、获取资源、寻求效率、寻求技术和提升竞争优势等原因。在“一带一路”沿线的直接投资为中国企业创造了发展机遇。但是,中国企业也遇到了东道国政治条件复杂、企业融资渠道有限、东道国的限制、法律制度存在差异、外部因素导致竞争博弈加剧等制约因素。防范“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对外直接投资风险,首先要清晰地识别可能遇到的风险。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就是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可能对企业目标的实现造成不利影响的不确定性,通常具有客观性、损失性、不确定性和可测性等特征。企业的风险识别过程较为复杂,对投资风险的识别要遵守可行性原则、成本收益原则、灵活性原则、综合性原则、系统性原则。通过从国家、企业两个维度,对“一带一路”背景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风险源进行辨别,构建如下风险识别体系:宏观环境风险（包括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社会文化风险和自然灾害风险）和企业层面风险（包括竞争风险、投资风险、管理风险）,这些风险具有政治风险占比更高、地区集中导致的风险高、风险管控难度大、风险的损失性更大等特征。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对沿线国家进行投资,沿线各国发展程度各异,与我国的经济关联程度差别也较大。从东道国视角评估中国企业“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对外直接投资风险,选择“一带一路”沿线33个可获取数据的国家作为研究对象,运用CROIC-IWEP国家风险评级方法（包含5个一级指标和41个二级指标）。通过对二级指标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用熵值法测算各个二级指标的离散程度和相应权重矩阵,进而得到各国的风险评分。综合了经济基础、偿债能力、社会弹性、政治风险和对华关系等因素,评价结果显示新加坡、以色列、捷克、匈牙利等国家风险较小;马来西亚、俄罗斯、罗马尼亚和中亚国家的风险可控;东南亚国家投资风险较高,缅甸、菲律宾、越南、老挝等国家排名靠后;埃及、伊拉克、蒙古排在末端,风险高于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了进一步管理风险、控制风险,需要从企业视角评估“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对外直接投资风险。运用模糊层次分析法（F-AHP）确定出风险权重,并结合“最大隶属度法”得出企业面临的风险程度。评估显示我国企业“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总得分为72.23分,处于“较高”风险等级。具体来看,宏观环境风险和企业层面风险两个二级指标均在“较高”等级区间内,相比宏观环境风险,企业内部风险稍高一些。影响宏观风险的因素中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自然灾害四个因素的得分逐个递减,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处在“较高”等级,社会文化和自然灾害处在“中”等级,说明政治、经济风险是影响宏观环境风险的重要因素。在此基础上,选取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企业自身风险的代理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建立回归模型,剖析各风险因素对企业绩效的实际影响。中国企业目前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管理水平总体偏低,需要构建一套系统的、能够提升企业风险管理效率的风险防范体系,为“一带一路”背景下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提供有效保障。首先,要建立风险评估系统,在风险识别基础上对不同类型的风险做出定量评估;其次,要建立风险预警系统,同时借助计算机系统,获取相应的预警信号;最后,要构建风险处置系统,企业应结合自身情况,对不同等级的风险采取相应的风险处置措施。从企业角度,应制定科学的对外直接投资策略,实施高效的内部风险管控,全面提升企业综合竞争力。从国家角度,应建立法律保障制度,提供对外直接投资保护,完善信息服务平台,加强金融领域支持,鼓励自主创新。
曲越[6]（2020）在《基于效应异质性的中国FTA策略选择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1世纪以来,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随着世界范围内签署的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数量的不断增加,自由贸易区（以下称FTA）已经逐渐成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形式。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参与到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与亚洲、拉丁美洲、大洋洲及欧洲的诸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FTA。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RCEP的谈判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中国的FTA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FTA的规模和数量不断扩大,在FTA的谈判过程中,谈判的内容和领域也逐渐向服务贸易等方向延伸,积极与世界各国进行FTA的谈判将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之一,在整个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如下:文章首先以国家自由贸易区服务网的数据为基础,梳理了中国FTA的发展概况。分析发现,中国已建FTA涉及的对象总体上以相邻和相近的国家和地区为主,而且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国处于各FTA国家和地区经贸网络的中心位置;各FTA协议中涉及最多的是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总体涉及的较少,中国与签订FTA的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总体关税水平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目前很多具体细分产业已经基本实现了零关税。总体来看,到2019年底,中国已经基本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形成了以亚洲为基础,辐射全球的FTA发展格局,下一步欧洲和非洲的FTA空白区是中国FTA建设的努力和发展方向。其次,基于GTAP模型对中国已建FTA的传统经济效应进行一般均衡分析。结果表明,FTA的建立促进了中国GDP的增加、社会福利的提高和贸易条件的改善,进口增幅明显高于出口,贸易逆差效应明显,中国的纺织品与服装业产出增幅最大,畜牧业受到的冲击最严重,畜牧业和车辆及部件的进口增幅偏大,种植业出口增幅最大,出口下降较为严重的是金融商贸业、林业和其他服务业;国别异质性研究还发现,与发展中国家建立FTA使中国在对外贸易中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地理空间距离较近、与中国贸易联系较为紧密的国家和地区与中国建立FTA更能带动中国经济的发展,但也使中国的进口量大幅增加、贸易顺差缩小,FTA经济效应在其他成员国之间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之后呈现下降趋势,FTA关税减让的后期,对中国GDP、社会福利以及进出口的影响更大;产业异质性分析指出,在中国FTA发展过程中,第二产业仍然是中国的优势产业和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尤其是纺织、电子和交通设备制造业等领域,产业的联动发展作用明显,第一产业在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中仍然是不可忽视的领域,第三产业的规模和开放程度有待进一步提升。然后,文章进一步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出发,将FTA对贸易和产业增加值的经济影响从FTA数量和FTA深度两个角度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中国的贸易增加值和产业增加值的增长同样受到了FTA的推动,与一般性的传统贸易活动相比,在全球价值链活动相关的产业和贸易领域,FTA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但目前中国的FTA拉动效应主要是依靠贸易伙伴和贸易范围的扩大,中国FTA建设的水平和层次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在现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地理距离因素对贸易增加值的影响逐渐下降,人口因素仍然是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影响指标;国别的异质性研究表明,中国与发达国家和地区建立FTA通过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升对中国对外贸易的拉动作用最大,FTA参与度较高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与中国建立FTA的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和竞争力的提升也有显着的帮助,与中国相邻和相近的国家建立FTA仍然更有利于中国贸易增加值的提升和经济的发展,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地理空间距离在对外贸易伙伴选择中的影响度正在逐渐下降;产业异质性分析发现,第一产业是中国和FTA成员国经贸合作的基础,FTA主要是从数量和规模上对第一产业产生影响,第二产业是中国的优势产业和主导产业,也是中国贸易开放度最高的产业,第二产业的发展受到FTA数量和深度的双重影响,中国与各FTA国家和地区之间涉及的第三产业领域的关税减让安排较少,因而目前FTA对中国服务产业的影响并不显着,服务贸易的开放度需要进一步提升。最后,文章从FTA经济效应的非线性角度出发,研究了FTA在不同转换机制下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分析。结果显示:一方面,FTA数量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主要包括两个机制,在中国FTA发展的早期阶段,即当中国正式建立的FTA数量小于14.7343时,FTA数量和规模的扩大对中国的经济影响较为显着,FTA深度的作用相对较小,对外贸易在带动中国经济增长中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随着中国FTA建设的逐渐成熟和完善,当FTA数量超过14.7343时,FTA深度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比FTA数量更加明显,受经济形势的影响,FTA数量和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近年来略有下降的趋势;另一方面,FTA深度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主要包括三个机制,在中国FTA发展的初期,即当中国的平均关税水平大于9.6833%时,FTA数量和规模的扩大对中国的经济影响较为显着,FTA深度的作用相对较小,对外贸易在带动中国经济增长中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FTA框架下关税减让程度的逐渐提升,当中国各产业的平均关税水平介于0.6215%和9.6833%之间时,FTA数量和FTA深度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度均有了很大的提升,且FTA深度的作用上升势头更强,与FTA数量的作用系数基本持平,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依然强劲。现阶段,当中国各产业的平均关税水平低于0.6215%时,在中国与各FTA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关税基本趋于零的背景下,FTA深度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取代FTA数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FTA变量,后危机时代,受经济形势的影响,FTA数量和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近年来略有下降的趋势。本文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了创新:创新点一,现有关于FTA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中外双边的层面,缺乏对中国FTA的整体把握。本文将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创新应用到对各FTA的梳理中,更加形象和直观地对中国截止到2019年与25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的FTA进行了全面、综合的分析,明确了这些国家和地区与中国的贸易和经济合作网络关系。并结合GTAP模型将各FTA对传统贸易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作用进行一般均衡分析,进一步将FTA的效应细化为不同的国别和产业异质性视角进行研究,从新的角度为中国下一步的FTA国别和产业策略的选择提供了重要的思考和建议。创新点二,本文依托中国与各个国家和地区签订的FTA协议中关于关税减让的具体细节,通过数据整理和匹配,得出FTA数量和FTA深度两个综合指标,很好地刻画了FTA的发展情况,从研究数据上进行了一定的创新。进一步以投入—产出表为基础,以全球价值链数据库为依托,创新使用贸易增加值和产业增加值的数据对FTA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的效应进行重新分析,同时将IV和GLS等计量方法应用到对模型内生性的控制中,并与FTA的传统效应进行对比研究,将FTA与全球价值链进行结合,从研究视角上符合当代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发展的主流。创新点三,在前文对FTA贸易和经济效应的研究基础上,通过一系列的理论和数据分析指出,在全球价值链快速发展的背景下,FTA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可能存在一定的非线性机制,并以FTA数量和深度为门限变量,用PSTR模型对二者的门限阈值和具体的效应机制进行检验和估算,在FTA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进行了创新。进一步在分析FTA和全球价值链关系的过程中引入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全球价值链位置两个指标,使FTA的效应分析更加准确,符合现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情况。
张莲燕[7]（2019）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园艺产品贸易整体网络结构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我国以及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农产品贸易是“一带一路”区域经济合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园艺产品贸易对我国农产品对外贸易有着深刻影响。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沿线国家园艺产品贸易整体网络呈现出什么样的结构特征?哪些因素影响沿线国家园艺产品贸易整体格局?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有利于推动沿线国家之间的园艺产品贸易,促进“一带一路”区域经济建设的互联互通、互利共赢。本研究基于“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园艺产品的贸易数据（2008-2016年）,构建沿线国家园艺产品贸易整体网络,并运用网络密度、平均距离、互惠性、凝聚力、中心性、块模型及QAP方法等整体网络分析法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园艺产品贸易整体网络结构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园艺产品贸易整体网络密度、互惠性和凝聚力分别提升了13.55%、0.26%和5.11%,总体上三者均呈现快速增长趋势,说明“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以来园艺产品贸易联系愈发紧密,互联互通程度不断进步,凝聚力增强;（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园艺产品贸易整体网络呈现出“核心-边缘”结构,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等国处于贸易核心位置,东帝汶、不丹和文莱等国处于贸易边缘位置。并且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园艺产品贸易整体网络中处于中心位置,起到了引领作用;（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园艺产品贸易整体网络分为四大板块,第一板块包含阿富汗等19个国家,为外部性板块;第二板块包含中国等22个国家,为核心板块;第三板块包含巴林等12个国家,为内部性板块;第四版块包含不丹等12个国家,为孤立板块,各个板块之间关系验证了中心性分析结果,并结合核心度测算验证了各个板块的关系;（4）经济发展水平、地理距离、语言是否相同及是否签订FTA协议是影响国家间园艺产品贸易关系及贸易额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中,签订FTA协议是促进园艺产品贸易关系形成的主要因素。最后,本研究提出应充分利用好各国资源,发挥不同板块的功能,加强“一带一路”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推动与沿线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发挥中国中心枢纽作用等对策建议。
陈砺[8]（2019）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产品空间与动态比较优势研究》文中提出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的深层次影响继续凸显,世界经济缓慢复苏,新一代国际贸易投资格局与规则正发生深刻调整。新形势下世界各国面临经济发展问题依然严峻,面对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格局的深刻变化,2013年由中国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加强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畅通欧洲、东南亚等国家贸易与投资。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国际贸易领域是一个重点,比较优势理论一直视为国际贸易理论的重要基础。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传统贸易理论与国际分工不断深化发展之间出现不相匹配的状况。静态比较优势理论会导致发展中国家陷入“比较优势陷阱”。而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却无法解释当今社会中出现的“产业空心化”、“中等收入之谜”、“中国出口增长之谜”等经济现象。从产品角度出发提出的产品空间理论,由以往研究生产要素角度转向研究某一类产品,从单一研究比较优势产品转向研究比较优势产品和潜在比较优势产品的动态变化过程,对当前出现的经济现象和问题能够很好地解释,可以弥补静态比较优势理论的不足,揭示出比较优势动态变化的机理和动因及一般规律。产品空间理论和动态比较优势理论为企业生产结构转变和培育比较优势产品,为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等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参考依据。本文对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和产品空间理论发展过程进行了梳理,分析了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及产品空间理论发展过程和特点。重点阐述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品空间和动态比较优势的演变趋势,并从产品空间视角对比较优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1）产品空间与比较优势动态变化的内在机理;（2）产品空间分布结构和演变趋势;（3）产品空间与产品动态比较优势的实证分析;（4）如何选择和培育未来具有比较优势产品和产业。首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及比较优势动态变化进行分析。（1）中国近年来对外贸易发展势头强劲,2013年首次超越美国跃居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2015年和2016年中国贸易出现下滑,主要是由于全球经济低迷、汇率波动等综合因素造成。说明中国依靠低成本发展外贸的时代已经结束,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比较优势处于转换过程中,传统竞争优势正在逐步消失,新的竞争优势培育尚需一段时间。中国进出口产品结构中初级产品相对较少,主要是工业制成品。（2）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发展势头良好,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和西亚。中国主要从马来西亚、泰国、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等国进口,出口主要集中在印度和越南、俄罗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原料类产品和一些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是中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的主要商品类型,目前主要是以初级产品为主。（3）中国出口工业制成品的复杂程度明显高于出口初级产品复杂度,并且出口工业制成品与出口初级产品的差距不断拉大,进一步验证了中国出口产品由初级产品向工业制成品转变。一国（地区）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快速提高与一国（地区）某一行业积极从事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密不可分,对一国（地区）出口商品结构转变发挥重要作用,由此得出“一带一路”国家中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印度等国出口比较优势产品的增长空间很大。其次,产品空间对动态比较优势作用的机理,以及对“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贸易产品空间的构建与演变趋势进行分析。（1）通过产品比较优势和产品距离的测算方法,发现产品中心度和产品密度与比较优势之间的变动关系。（2）通过对“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贸易产品空间的构建与演变趋势分析,发现1995年至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显示性比较优势（RCA）指数变化明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SITCO、SITC2、STIC6大类和SITC8大类产品上的中心度相对较高,产品空间表现较为集聚,而与其他大类产品距离较为疏远。（3）1995年至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部分产品密度波动较大,总体上看,有些国家所有产品密度都有增加或减少趋势,比如约旦和新加坡。产品密度变化与一国（地区）特有的资源禀赋和生产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投入,发挥自身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分工和生产有关。最后,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关数据,对产品空间和动态比较优势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主要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品空间与动态比较优势实证分析,中国产品空间与动态比较优势实证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业制成品产品空间与动态比较优势实证分析,以及中国工业制成品产品空间与动态比较优势实证分析。（1）实证分析发现,产品空间与动态比较优势之间呈U型关系,即上期产品密度在短期内对当期产品比较优势影响显着为负,但长期看则对当期产品比较优势影响显着为正。产品密度越高,该产品所在高密度区域一般聚集着相同大类的相似产品,聚集具有比较优势的相似产品可能性也较高。（2）产品转型初期,由于同类产品或相似产品之间存在一定竞争性和替代性,上期产品密度对该产品当期成为比较优势产品影响为负。随着转型产品生产规模不断扩大,该产品不断吸收和学习周围聚集的具有比较优势的相似产品带来技术和知识扩散的好处,使得该产品当期成为比较优势产品可能性提高,因此上期产品密度对该产品当期成为比较优势产品影响显着为正,距离上期比较优势产品越近的产品越容易成为当期比较优势产品。（3）进一步将产品分为比较优势产品和潜在比较优势产品,考察上期产品密度对当期产品比较优势的影响程度。由于产品之间结构转换具有一定时效性,上期具有比较优势产品在产品转型初期,该产品在当期可能依然是比较优势产品,随着转型产品生产规模扩大,该产品不一定具有比较优势。对于上期具有潜在比较优势产品,在产品转型初期,该产品成为当期比较优势产品的概率较低,但长期看成为当期比较优势产品的概率较高。因此一种产品不可能长期处于比较优势或比较劣势状态,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和知识扩散,以及生产结构的转换,当前产品可能由比较优势产品转变为比较劣势产品,而一些潜在比较优势产品可能成为当期比较优势产品。因此有针对性地进行产品升级或转变生产方式,以及有目的地培育潜在比较优势产品,对该产品成为比较优势产品有较大影响和指导意义。本文的贡献在于:（1）关于“一带一路”贸易方面的研究文献较多,而从产品空间角度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品空间对动态比较优势的影响较少,本文研究为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发展提供了思路;（2）从产品角度出发,探讨选择和培育“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和产业,为企业有计划地组织生产和出口,为政府部门制定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提供参考依据;（3）考虑到产品是生产要素投入和技术水平等方面的最终载体,而出口产品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和竞争力,论文以出口产品视角出发考察产品密度对动态比较优势的影响,能较好地分析产品空间分布结构和演变趋势,以及选择和培育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和产业。
孙致陆,贾小玲,李先德[9]（2019）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贸易演变趋势及其虚拟耕地资源流量估算》文中认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开展互利共赢的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农业合作,特别是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粮食出口国经贸关系,对中国更好地充实耕地资源占有量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实施有重要现实意义。以稻米、小麦、玉米和大豆为例,分析了1995—2016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贸易演变趋势,并估算了双方粮食贸易的虚拟耕地资源流量。结果表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贸易量持续波动变化,2008年以来中国一直处于净进口地位且净进口量不断增长,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增速更快且中国主要出口稻米、主要进口稻米和玉米;"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后的2008—2012年和2013—2016年,中国通过粮食贸易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别累计净进口虚拟耕地83.60万公顷和403.53万公顷,其中通过稻米贸易分别累计净进口虚拟耕地73.84万公顷和239.74万公顷。
姜芸[10]（2018）在《澳大利亚对太平洋岛屿国家的援助研究》文中提出澳大利亚自二战以来,十分重视周边外交,多年来已经成为太平洋岛屿地区规模最大的援助国。澳大利亚之所以对太平洋岛国采取援助外交政策,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地缘战略考量是根本原因;第二,太平洋岛国在民族独立之后的发展困局不利于大洋洲的整体稳定;第三,塑造国家形象、带动本国经贸和稳定周边环境等利益需求是澳大利亚重视周边外交的动因;第四,太平洋岛国对援助的严重依赖,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域外大国对太平洋岛国持续的援助投入,客观上促使澳大利亚进一步使用援助外交来维持本国在太平洋岛屿地区的领导力。在援助太平洋岛国的过程中,澳大利亚逐渐形成了成熟的援助体系。第一,基于服务于国家利益和帮助贫困国家的宗旨,澳大利亚分别树立了政治、安全和人道主义等战略目标,以及稳定、减贫和经济增长等援助太平洋岛国的战略目标。第二,建设了一整套机制来有效贯彻上述目标,主要有:通过发布《莫尔兹比港宣言》和《凯恩斯协定》来确定援助太平洋岛国的原则;利用官方规定、标准和法律法规等,来约束援助决策过程和参与各方;通过澳大利亚国际开发署、外交贸易部、发展效率办公室、澳大利亚—太平洋技术学院和发展创新中心等援助执行和协调机构来保障援助能够顺利、有效、更好地实施。第三,整合援助战略目标,制定相应的援助政策,并使用合适的援助方式。其中政治稳定、社会发展、经济繁荣和环境保护等成为澳大利亚援助太平洋岛国的重要内容,项目援助、技术援助和促贸援助是主要援助方式。第四,定期出具太平洋地区评估报告,及时评估援助成效。通过从援助国、受援国和第三方角度来分别评估澳大利亚对太平洋岛国的援助可以发现,澳大利亚虽然实现了大部分战略目标,但在援助理念、援助方法等方面仍存在许多有待完善的地方。首先,从援助国角度看,虽然澳大利亚通过对“有效治理”和“基础设施、贸易和私营部门发展”等领域的持续投入,以及在太平洋岛屿地区实现了主导性援助优势,取得重要政治和外交收益。不过,澳大利亚在国家形象收益方面未能取得有效进展。其次,从受援国角度看,通过多项教育和健康项目的推行,澳大利亚在太平洋岛国减贫方面的援助工作获得了各岛国领导人的认同。然而,虽然所罗门群岛“区域援所团任务”成功完成,使该岛国恢复了稳定,但该行动却引发了有关干涉岛国内政的争议。另外,“太平洋更紧密关系协定”谈判已经取得重大进展,不过能否真正促进岛国经济增长还不得而知。最后,从以经合组织和援助现实网络为代表的第三方来看,经合组织援助发展委员会总体上肯定了澳大利亚的援助工作,认为完善的援助管理体系是澳大利亚的优点,同时建议其加大使用合作伙伴行政系统的份额。援助现实网络通过持续关注澳大利亚援助政策的演变,以及执政党对其援助理念的影响,指出自由党领导下的澳大利亚在对外援助中正在更多地考虑本国利益,并呼吁澳大利亚应该更加重视太平洋岛国的减贫。总结澳大利亚对太平洋岛国的援助可以发现,从援助特点来看,近年来,在十四个太平洋岛国中,位于美拉尼西亚岛群的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瓦努阿图和斐济是澳大利亚的重点援助对象。有效治理、教育和健康/卫生等是澳大利亚援助太平洋岛国的重点领域。从经验教训来看,自成体系的援助管理系统是澳大利亚援助太平洋岛国的有效经验,但澳大利亚在该地区“回旋镖式”的援助却遭到太平洋岛国的普遍诟病。反思澳大利亚对太平洋岛国的援助,澳大利亚需要在真正帮助太平洋岛国减贫和谋取国家利益之间找到平衡点,同时,还需尽量避免政府更迭对援助政策连续性的影响。
二、菲律宾、越南和巴基斯坦2000年汽车市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菲律宾、越南和巴基斯坦2000年汽车市场（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建经济走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现实意义 |
| (二)理论价值 |
| 二、文献回顾 |
| (一)东亚区域合作的可持续性 |
| (二)经济走廊的概念 |
| (三)中国与其他周边国家经济走廊合作的可持续性 |
| (四)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经济走廊合作的可持续性 |
| 三、基本框架与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经济走廊合作可持续推进理论分析框架构建 |
| 第一节 区域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
| 一、内涵 |
| 二、路径 |
| 第二节 经济走廊相关理论溯源 |
| 一、源生 |
| 二、衍变 |
| 三、产品属性 |
| 第三节 经济走廊合作可持续推进理论分析框架 |
| 一、经济走廊内涵的重构 |
| 二、经济走廊合作可持续性的三要素 |
| 三、经济走廊合作可持续性影响因子模型 |
| 四、经济走廊的生命周期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建经济走廊的实践与特点 |
| 第一节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双边经济走廊合作 |
| 一、“跨境”的双边经济走廊合作 |
| 二、“非跨境”的双边经济走廊合作 |
| 第二节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多边经济走廊合作 |
| 一、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 |
| 二、中国-东盟东部增长区 |
| 三、澜湄流域经济发展带 |
| 第三节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建经济走廊的特点 |
| 一、以“亲、诚、惠、容”和正确的“义利观”为引领 |
| 二、秉持绿色与清洁的发展理念 |
| 三、促进大型基建统筹协调、联动发展 |
| 四、筹措多元的融资渠道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建经济走廊的驱动力 |
| 第一节 战略利益的驱动 |
| 一、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 |
| 二、维护东盟在东南亚地区的中心地位 |
| 三、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合作提质升级的需求 |
| 第二节 安全利益的维护 |
| 一、缩小传统安全利益分歧 |
| 二、消除跨境地区非传统安全威胁 |
| 第三节 经济利益的扩展 |
| 一、中国拓展海外市场的需要 |
| 二、东南亚国家实现“工业4.0”的需求 |
| 三、促进各国生产力空间布局合理化的需求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建经济走廊的限制性条件 |
| 第一节 经济地理特征的制约 |
| 一、经济密度较低 |
| 二、分割情况严重 |
| 三、与高经济梯度地区之间的距离遥远 |
| 第二节 制度安排的能力建设欠佳 |
| 一、统筹机制的领导力不足 |
| 二、匮乏有力的工程项目监管机制 |
| 第三节 来自域外大国的战略对冲 |
| 一、美国:从“下游行动倡议”到“湄美关系”,步步为营 |
| 二、日本:GMS与“日湄合作”双管齐下 |
| 三、印度:BIMSTEC、MGC、AAGC三箭齐发 |
| 第四节 毗邻地区“外部性”对走廊发展的影响 |
| 一、恐怖主义的威胁 |
| 二、自然灾害的侵扰 |
| 三、跨国犯罪的危害 |
| 四、来自毗邻地区的竞争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建经济走廊可持续性路径分析 |
| 第一节 重塑经济走廊域内的经济地理特征 |
| 一、推出更具吸引力的移民激励政策 |
| 二、积极推行“港产园”协同发展的模式 |
| 三、与地区国家搭建更多“快捷通道”和“绿色通道” |
| 四、构建走廊域内各级政府与走廊主管部门间的协调机制 |
| 五、促进地区宗教之间的交流与和解 |
| 第二节 增强经济走廊制度安排的能力建设 |
| 一、按照工程所处地域建立双边的联合工作委员会 |
| 二、强化经济走廊合作监管机制的能力建设 |
| 三、建立入驻走廊企业的社会责任考核机制 |
| 第三节 采取综合手段应对域外大国的战略对冲 |
| 一、加大对地区经济走廊建设的资金与人力投入 |
| 二、积极与日本在经济走廊域内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 |
| 三、力促“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与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对接 |
| 第四节 合理削减走廊毗邻地区“外部性”影响 |
| 一、建立多领域的双边信息情报共享平台 |
| 二、推进地区的减贫工作 |
| 三、强化对地区恐怖主义的“去极端化”合作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一)开展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具有紧迫性 |
| (二)目前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研究仍不足 |
|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一)留学、留学生、国际学生 |
|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
| (三)“一带一路”沿线五国 |
| 四、文献综述 |
| (一)中国留学生教育史的研究成果与进展 |
| (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教育研究现状 |
| (三)文献研究述评 |
| 五、分析的理论基础 |
| (一)世界体系理论 |
| (二)推拉因素理论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理论 |
| (三)公共外交和“软实力”理论 |
| 六、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重新起步(1978-1992) |
| 第一节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基础 |
| 一、新中国成立之初“以俄为师”的留学生教育 |
| 二、重视与亚非拉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 |
| 三、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的初步建立 |
| 四、留学生教育的暂时停滞与缓慢恢复 |
| 第二节 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的重新开启 |
| 一、大规模派出留学生的教育对外开放政策 |
| 二、重新开始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遣留学生 |
| 三、建立派出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 |
| 四、派出留学生教育取得丰硕成果 |
| 第三节 接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的重新起步 |
| 一、扩大接收来华留学生的教育政策 |
| 二、重新开始接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 |
| 三、逐步创建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体系 |
| 第四节 重新起步阶段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主要特点 |
| 一、国际关系是发展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基础 |
| 二、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开展留学生教育具有显着国别差异 |
| 三、探索建立系统的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 |
| 第二章 深化改革时期的繁荣发展与局部失衡(1993-2009) |
| 第一节 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的逐步发展 |
| 一、确立“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留学生教育政策 |
| 二、政府间协议推动派出留学生教育 |
| 三、通过校际交流项目派遣留学生 |
| 四、管理体系的完善促进派出留学生教育 |
| 五、派出留学生教育取得新成果 |
| 六、派出留学生安全问题开始集中显现 |
| 第二节 接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快速发展 |
| 一、从“积极稳妥发展”到“扩大规模”政策的转变 |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快速发展的主要动因 |
| 三、孔子学院建设促进来华留学生教育 |
| 四、“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的结构分布特点 |
| 五、进一步规范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 |
| 六、来华留学生教育成果逐步显现 |
| 第三节 深化改革时期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主要特点 |
| 一、国际政治环境为留学生教育提供发展机遇 |
| 二、市场因素在来华留学生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 |
| 三、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存在局部结构失衡 |
| 四、派出和接收留学生的教育管理制度逐步完善 |
| 第三章 留学生教育契合国家战略的功能日益突出(2010-2018) |
| 第一节 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的新进展 |
| 一、进一步扩大教育对外开放的基本政策 |
| 二、中俄人文交流机制推动赴俄留学生教育发展 |
| 三、中国与东盟人文交流机制促进向泰国和马来西亚派遣留学生 |
| 四、非通用语种建设加快向印度和巴基斯坦派遣留学生 |
| 五、派出留学生教育的管理日趋完善 |
| 六、留学生教育深化对“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综合情况的了解 |
| 第二节 “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提质增效的新格局 |
| 一、扩大规模与提高质量并重的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 |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加速发展 |
| 三、对“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教育援助的持续增长 |
| 四、提高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以临床医学专业为例 |
| 五、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模式的变迁 |
| 六、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安全问题及应对措施 |
| 第三节 加速发展阶段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主要特点 |
| 一、“一带一路”倡议全面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教育交流 |
| 二、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呈现双向增长趋势 |
| 三、来华留学生教育从强调规模向规模与质量并重的观念转变 |
| 四、“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安全面临新挑战 |
| 第四章 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演进过程、历史经验及深层次问题 |
| 第一节 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 |
| 一、国际政治、世界经济对留学生教育的影响和制约 |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的教育水平是与中国教育合作的基础 |
| 三、中国经济实力和教育政策决定留学生教育的发展走向 |
| 第二节 派出与接收留学生教育的演进过程、内在联系与特征 |
| 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发展的演进过程 |
| 二、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内在联系及特征 |
| 第三节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历史经验 |
| 一、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并举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 |
| 二、法制化建设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发展的保障 |
| 三、国际化和市场化是“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发展的重要内驱力 |
| 四、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促进中外人文交流 |
| 第四节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
| 一、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仍缺乏系统规划 |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应加速转变观念 |
| 三、“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安全问题亟待多方联动 |
| 第五章 新时期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留学生教育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充分认识留学生教育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
| 一、留学生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有独特地位 |
| 二、留学生教育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快速融入全球教育体系 |
| 三、为“一带一路”建设培养优秀的开拓者与践行者 |
| 第二节 大力发展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留学生教育 |
| 一、建立科学严谨的出国留学信息统计机制 |
| 二、加大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选派留学生的资助力度 |
| 三、加强“一带一路”区域研究,提供就业政策支持 |
| 第三节 全面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 |
| 一、尊重教育发展规律,服务国家整体发展 |
| 二、加快推进法治化进程,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 |
| 三、适当控制规模,发展“一带一路”精英教育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访谈提纲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主要学术成果 |
（4）国际稻米价格波动及对我国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商品价格行为 |
| 1.2.2 稻米市场结构 |
| 1.2.3 供求影响因素 |
| 1.2.4 货币和能源价格因素 |
| 1.2.5 贸易政策因素 |
| 1.2.6 价格波动的影响 |
| 1.2.7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目标与意义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数据来源 |
| 1.7 理论基础 |
| 1.8 创新点 |
| 第二章 国际稻米市场与贸易现状 |
| 2.1 稻米总供给与总需求 |
| 2.2 稻米国际贸易变化 |
| 2.3 国际稻米市场供求情况 |
| 2.3.1 贸易供给国 |
| 2.3.2 贸易需求国 |
| 第三章 国际稻米价格波动特征 |
| 3.1 长期价格变化特征 |
| 3.2 价格周期性分布特征 |
| 3.3 主粮价格关系特征 |
| 第四章 国际稻米价格形成因素与作用机制 |
| 4.1 长期供给因素 |
| 4.1.1 主要出口国收获面积 |
| 4.1.2 主要出口国稻米单产 |
| 4.2 长期需求因素 |
| 4.2.1 人口增长影响 |
| 4.2.2 收入分配影响 |
| 4.3 短期外部因素 |
| 4.3.1 气候变化影响 |
| 4.3.2 美元走势影响 |
| 4.3.3 其它商品价格影响 |
| 4.4 贸易政策因素 |
| 4.4.1 贸易政策内容汇总 |
| 4.4.2 贸易政策效果与成因 |
| 4.5 供求因素作用机制 |
| 第五章 国际稻米价格波动对我国的影响 |
| 5.1 国内外市场价格相关的基本条件 |
| 5.2 国际稻米价格与我国稻米库存消费比的关系 |
| 第六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5）“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文献综述 |
| 1.2.1 国际直接投资及投资风险相关研究 |
| 1.2.2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对外直接投资相关研究 |
| 1.2.3 “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识别研究 |
| 1.2.4 “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评估研究 |
| 1.2.5 “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对策措施研究 |
| 1.2.6 “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研究评述 |
| 1.3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结构安排和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 |
| 1.4.2 存在的不足 |
| 第2章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对外直接投资 |
| 2.1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建设进展 |
| 2.1.1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
| 2.1.2 “一带一路”建设的进展 |
| 2.2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分析 |
| 2.2.1 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但逐步趋缓 |
| 2.2.2 区位分布广泛但主要集中在亚洲国家 |
| 2.2.3 投资行业日趋多元化、升级化 |
| 2.2.4 承包工程和并购项目持续增多 |
| 2.3 “一带一路”建设中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 |
| 2.3.1 市场寻求动因 |
| 2.3.2 资源获取动因 |
| 2.3.3 效率寻求动因 |
| 2.3.4 技术寻求动因 |
| 2.3.5 竞争优势动因 |
| 2.4 “一带一路”建设中对外直接投资的制约因素 |
| 2.4.1 东道国政治条件复杂 |
| 2.4.2 企业融资渠道有限 |
| 2.4.3 东道国对特定行业投资的限制 |
| 2.4.4 法律制度存在差异 |
| 2.4.5 外部因素导致竞争博弈加剧 |
| 第3章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对外直接投资风险识别 |
| 3.1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界定 |
| 3.1.1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含义 |
| 3.1.2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一般特征 |
| 3.2 风险识别的原则及方法 |
| 3.2.1 风险识别的原则 |
| 3.2.2 风险识别的方法 |
| 3.3 “一带一路”建设中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类型 |
| 3.3.1 宏观环境风险 |
| 3.3.2 企业层面风险 |
| 3.4 “一带一路”建设中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特殊性 |
| 第4章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对外直接投资风险评估:东道国视角 |
| 4.1 “一带一路”沿线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象国分布特征 |
| 4.2 对外直接投资风险评估方法—CROIC-IWEP国家风险评级方法 |
| 4.3 对外直接投资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 |
| 4.3.1 经济基础指标 |
| 4.3.2 偿债能力指标 |
| 4.3.3 社会弹性指标 |
| 4.3.4 政治风险指标 |
| 4.3.5 对华关系指标 |
| 4.4 对外直接投资风险评估的数据处理方法 |
| 4.5 对外直接投资风险评估结果分析 |
| 4.5.1 经济基础指标 |
| 4.5.2 偿债能力指标 |
| 4.5.3 社会弹性指标 |
| 4.5.4 政治风险指标 |
| 4.5.5 对华关系指标 |
| 4.5.6 综合指标 |
| 第5章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对外直接投资风险评估:企业视角 |
| 5.1 企业“一带一路”投资风险评估体系的构建 |
| 5.1.1 构建原则 |
| 5.1.2 投资风险评估体系的构建 |
| 5.2 风险评估方法的选择 |
| 5.2.1 层次分析法(AHP) |
| 5.2.2 模糊综合评价法(FUZZY) |
| 5.2.3 模糊层次分析法(F-AHP) |
| 5.3 企业“一带一路”投资风险的评估 |
| 5.3.1 基于层次分析法确定权重 |
| 5.3.2 基于模糊综合评价法的风险评估 |
| 5.3.3 评估结果分析 |
| 5.4 风险因素对“一带一路”建设中企业投资绩效的影响 |
| 5.4.1 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 |
| 5.4.2 指标预测 |
| 5.4.3 数据处理 |
| 5.4.4 实证分析 |
| 第6章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对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 |
| 6.1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对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现状 |
| 6.2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对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体系 |
| 6.2.1 风险评估系统 |
| 6.2.2 风险预警系统 |
| 6.2.3 风险处置系统 |
| 6.3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对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对策 |
| 6.3.1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对策 |
| 6.3.2 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对策 |
| 第7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的攻读成果 |
| 致谢 |
（6）基于效应异质性的中国FTA策略选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和目标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目标 |
| 1.3 研究方法和思路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3.3 数据资料 |
| 1.4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1.4.1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1.4.2 研究的下一步方向 |
| 第2章 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FTA理论 |
| 2.1.2 全球价值链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关于FTA的研究 |
| 2.2.2 关于全球价值链的研究 |
| 2.2.3 关于FTA与全球价值链关系的研究 |
| 2.2.4 文献评述 |
| 第3章 中国FTA的发展 |
| 3.1 已经签署的FTA |
| 3.1.1 国别情况 |
| 3.1.2 产业情况 |
| 3.1.3 关税减让情况 |
| 3.2 正在谈判的FTA |
| 3.2.1 国别地理分布 |
| 3.2.2 对外贸易规模 |
| 3.2.3 经济发展情况 |
| 3.2.4 与中国的经贸联系网络 |
| 3.3 正在研究的FTA |
| 3.3.1 国别地理分布 |
| 3.3.2 对外贸易规模 |
| 3.3.3 经济发展情况 |
| 3.3.4 与中国的经贸联系网络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FTA对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GTAP模型 |
| 4.1 模型设定 |
| 4.1.1 GTAP模型 |
| 4.1.2 模型设定 |
| 4.2 中国FTA经济效应的一般均衡分析 |
| 4.2.1 模拟方案设定 |
| 4.2.2 FTA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
| 4.2.3 FTA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4.2.4 FTA对产业发展的影响 |
| 4.3 中国FTA的国别效应异质性分析 |
| 4.3.1 经济发展水平异质性 |
| 4.3.2 地理空间异质性 |
| 4.3.3 贸易紧密度异质性 |
| 4.3.4 FTA参与程度异质性 |
| 4.3.5 对外开放时间异质性 |
| 4.4 中国FTA的产业效应异质性分析 |
| 4.4.1 模拟方案 |
| 4.4.2 产业异质性结果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FTA对贸易和产业增加值的影响——从全球价值链视角 |
| 5.1 全球价值链核算理论 |
| 5.1.1 GVC的生产分解 |
| 5.1.2 GVC的贸易分解 |
| 5.1.3 GVC的生产长度核算 |
| 5.2 FTA对中国贸易增加值的影响 |
| 5.2.1 模型设置与变量选择 |
| 5.2.2 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
| 5.2.3 模型结果 |
| 5.2.4 稳健性检验 |
| 5.2.5 国别异质性分析 |
| 5.3 FTA对中国产业增加值的影响 |
| 5.3.1 模型设置与变量选择 |
| 5.3.2 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
| 5.3.3 模型结果 |
| 5.3.4 稳健性检验 |
| 5.3.5 产业异质性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FTA经济影响的非线性分析——基于PSTR模型 |
| 6.1 理论基础和假设提出 |
| 6.1.1 对外贸易乘数理论 |
| 6.1.2 乘数—加速数模型 |
| 6.1.3 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位置 |
| 6.2 模型设置及变量选择 |
| 6.2.1 PSTR模型 |
| 6.2.2 模型设定 |
| 6.2.3 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 |
| 6.3 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
| 6.3.1 全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
| 6.3.2 产业层面的描述性统计 |
| 6.4 模型结果及分析 |
| 6.4.1 模型检验 |
| 6.4.2 模型结果及分析 |
| 6.4.3 产业异质性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建议 |
| 7.1 结论 |
| 7.2 中国FTA的策略选择建议 |
| 7.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中国与越南的具体关税减让安排 |
| 附录 B 2000-2019年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7）“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园艺产品贸易整体网络结构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标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方法及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研究创新之处 |
| 1.4.2 研究不足之处 |
| 2.农产品贸易整体网络理论发展与研究现状 |
| 2.1 复杂网络理论发展 |
| 2.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2.2.1 关于“一带一路”农产品贸易的研究 |
| 2.2.2 关于园艺产品贸易的研究 |
| 2.2.3 关于贸易整体网络分析法的研究 |
| 2.2.4 文献述评 |
| 2.3 逻辑思路与分析框架 |
| 3.整体网络构建及相关指标 |
| 3.1 整体网络的构建 |
| 3.2 整体网络分析法主要指标 |
| 3.2.1 网络密度 |
| 3.2.2 互惠性 |
| 3.2.3 平均距离 |
| 3.2.4 凝聚力 |
| 3.3 中心性指标 |
| 3.3.1 度中心性 |
| 3.3.2 中介中心性 |
| 3.3.3 接近中心性 |
| 3.4 块模型 |
| 3.5 QAP分析 |
| 3.6 本章小结 |
| 4.“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园艺产品贸易整体网络结构分析 |
| 4.1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4.2 整体网络指标 |
| 4.2.1 可视化网络结构分析 |
| 4.2.2 网络密度 |
| 4.2.3 互惠性 |
| 4.2.4 平均距离 |
| 4.2.5 凝聚力 |
| 4.3 中心性 |
| 4.3.1 度中心性 |
| 4.3.2 中介中心性 |
| 4.3.3 接近中心性 |
| 4.4 块模型 |
| 4.5 本章小结 |
| 5.“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园艺产品贸易整体网络结构影响因素分析 |
| 5.1 数据来源 |
| 5.2 变量的选取 |
| 5.3 模型的构建 |
| 5.4 QAP分析 |
| 5.4.1 QAP相关分析 |
| 5.4.2 QAP回归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6.结论 |
| 6.1 研究结论 |
| 6.2 建议 |
| 6.2.1 发挥枢纽作用,巩固核心地位 |
| 6.2.2 发动贸易板块功能,资源优势互补 |
| 6.2.3 完善基础设施,促进自由贸易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A 论文补充表格 |
| 附录 B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8）“一带一路”背景下产品空间与动态比较优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技术路线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创新点和局限性 |
| 1.4.1 研究创新点 |
| 1.4.2 研究局限性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静态比较优势理论 |
| 2.2 动态比较优势理论 |
| 2.2.1 技术作为外生变量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 |
| 2.2.2 要素积累、创新与动态比较优势关系 |
| 2.3 产品空间理论 |
| 2.3.1 产品空间理论的提出 |
| 2.3.2 产品空间与比较优势动态演化 |
| 2.3.3 产品空间与产品距离 |
| 2.4 文献述评 |
| 第3章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贸易发展状况分析 |
| 3.1 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状况分析 |
| 3.2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状况分析 |
| 3.3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复杂度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产品空间对动态比较优势作用的机理分析 |
| 4.1 产品空间对动态比较优势作用的机理分析 |
| 4.1.1 结构转型与产品空间 |
| 4.1.2 产品距离与产品空间 |
| 4.2 比较优势和产品距离的测算 |
| 4.3 产品空间分布与比较优势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产品空间的构建与演变趋势分析 |
| 5.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动态比较优势分析 |
| 5.1.1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计算 |
| 5.1.2 产品邻近性与中心度计算 |
| 5.1.3 产品密度计算 |
| 5.2 构建贸易产品空间分布图 |
| 5.2.1 构建中国贸易产品密度分布图 |
| 5.2.2 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品密度分布图 |
| 5.3 产品空间分布的演变趋势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产品空间与动态比较优势实证分析: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
| 6.1 模型构建与说明 |
| 6.2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3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品空间与动态比较优势实证分析 |
| 6.3.1 回归结果 |
| 6.3.2 稳健性检验 |
| 6.3.3 扩展方程回归 |
| 6.4 中国产品空间与动态比较优势实证分析 |
| 6.4.1 回归结果 |
| 6.4.2 稳健性检验 |
| 6.4.3 扩展方程回归 |
| 6.5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业制成品产品空间与动态比较优势实证分析 |
| 6.5.1 回归结果 |
| 6.5.2 稳健性检验 |
| 6.5.3 扩展方程回归 |
| 6.6 中国工业制成品产品空间与动态比较优势实证分析 |
| 6.6.1 回归结果 |
| 6.6.2 稳健性检验 |
| 6.6.3 扩展方程回归 |
| 6.7 内生性检验 |
| 6.8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1.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及动态比较优势分析 |
| 7.1.2 产品空间对动态比较优势作用的机理分析 |
| 7.1.3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产品空间的构建与演变趋势分析 |
| 7.1.4 产品空间与动态比较优势的实证分析: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
| 7.2 启示与政策建议 |
| 7.2.1 启示 |
| 7.2.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局限性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相关代码与各年度产品邻近程度(φ_(i,j))矩阵 |
| 附录B “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产品密度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9）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贸易演变趋势及其虚拟耕地资源流量估算（论文提纲范文）
|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 |
| 1. 研究方法 |
| 2. 数据说明 |
| 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贸易演变趋势 |
| 1.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贸易概况 |
| 2.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粮食贸易产品结构变化情况 |
| 3.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粮食贸易市场结构变化情况 |
| 三、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贸易虚拟耕地资源流量估算 |
| 1.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粮食贸易虚拟耕地资源流量 |
| 2.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贸易虚拟耕地资源流量 |
| 四、结论与建议 |
| 1. 结论 |
| 2. 建议 |
（10）澳大利亚对太平洋岛屿国家的援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梳理 |
| 第一节 太平洋岛屿国家的界定 |
| 第二节 对外援助的概念、分类和理论 |
| 一、对外援助的概念和分类 |
| 二、多维视角下的对外援助理论 |
| 第二章 澳大利亚援助太平洋岛国的背景及原因 |
| 第一节 历史背景与地缘战略背景 |
|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澳大利亚周边外交的影响 |
| 二、《澳新协定》的签订和对太平洋岛屿的重视 |
| 第二节 澳大利亚援助太平洋岛国的原因 |
| 一、澳大利亚援助太平洋岛国的利益考量 |
| 二、太平洋岛国的发展困局 |
| 三、岛国援助依赖与地区援助外交盛行 |
| 第三章 澳大利亚援助太平洋岛国的战略目标与机制 |
| 第一节 澳大利亚援助太平洋岛国的战略目标 |
| 一、服务于澳大利亚国家利益 |
| 二、致力于帮助太平洋岛国 |
| 第二节 澳大利亚援助太平洋岛国的机制 |
| 一、援助太平洋岛国的原则 |
| 二、对外援助制度性建设 |
| 三、对外援助执行与协调机构 |
| 第四章 澳大利亚援助太平洋岛国的政策与方式 |
| 第一节 澳大利亚援助太平洋岛国的政策 |
| 一、政治稳定方面：以所罗门群岛援助计划为例 |
| 二、社会发展方面：以太平洋奖学金政策为例 |
| 三、经济繁荣方面：以性别平等和妇女经济赋权政策为例 |
| 四、环境保护方面：以气候变化政策为例 |
| 第二节 澳大利亚援助太平洋岛国的方式 |
| 一、项目援助 |
| 二、技术援助 |
| 三、促贸援助 |
| 第五章 澳大利亚援助太平洋岛国的成果评估 |
| 第一节 基于援助国角度的评估 |
| 一、政治收益：太平洋岛国民主治理和经济自由化 |
| 二、外交收益：澳大利亚在太平洋岛屿地区的影响力 |
| 三、国家形象收益：千年发展目标进展和人道主义救灾 |
| 第二节 基于受援国角度的评估 |
| 一、维护太平洋岛国稳定方面 |
| 二、支持太平洋岛国减贫方面 |
| 三、促进太平洋岛国经济增长方面 |
| 第三节 基于第三方角度的评估 |
| 一、经合组织对澳大利亚援助的同行评议 |
| 二、援助现实网络对澳大利亚援助的跟踪评估 |
| 结论与思考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四、菲律宾、越南和巴基斯坦2000年汽车市场（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合作潜力与制约因素研究[D]. 余燕. 河南农业大学, 2021
- [2]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建经济走廊研究[D]. 吴汪世琦.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1(12)
- [3]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1978-2018）[D]. 杨薇. 天津师范大学, 2020(06)
- [4]国际稻米价格波动及对我国的影响研究[D]. 董渤.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0(12)
- [5]“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研究[D]. 高波. 吉林大学, 2020(08)
- [6]基于效应异质性的中国FTA策略选择研究[D]. 曲越.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7]“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园艺产品贸易整体网络结构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 张莲燕. 华中农业大学, 2019(02)
- [8]“一带一路”背景下产品空间与动态比较优势研究[D]. 陈砺.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9(01)
- [9]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贸易演变趋势及其虚拟耕地资源流量估算[J]. 孙致陆,贾小玲,李先德.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01)
- [10]澳大利亚对太平洋岛屿国家的援助研究[D]. 姜芸.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