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采取综合措施 稳定低生育水平（论文文献综述）
吕红平[1]（2022）在《适度生育水平：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要基础》文中提出适度生育水平是在适度人口理论基础上,结合我国人口现实国情和发展趋势提出的一个新概念,也是微观和宏观领域均需追求的理想生育状态。推进实现适度生育水平是我国在人口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背景下贯彻落实生育新政、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长期保持人力资源优势的前提条件。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以来生育政策调整文件精神,确定科学的人口发展观和适度生育新观念,构建与生育新政相适应的制度体系和社会环境,推进适度生育水平,是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要基础。
陈钰晓[2]（2021）在《人口年龄结构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住房资产是我国家庭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居民将总资产的70%配置在了住房资产上。因此,房价成为我国居民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房地产价格剧烈变化不仅会对居民生活造成影响,更会引起金融市场乃至整个经济体的波动。1998年中央政府确定了城镇住房的货币化、市场化、商品化改革方向之后,我国新的住房制度逐步构建起来,房地产市场自此开始走向蓬勃发展。自住房制度货币化改革以来,我国住房价格节节攀升,从1998年的1854元涨到了2019年的9287元,20年间房价上涨超过4倍。房价的过快上涨一方面造成居民买房难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也加剧了整个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中国的高房价已经成为严峻的社会经济问题,探究房价变化背后的原因有助于理解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运行规律,并针对性地出台调控政策防范房地产市场风险。现有研究从土地财政、货币超发、居民收入提高、城市化等视角切入,解释房价变动的原因。但是这些因素在解释房价长期变动趋势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我国住房销售价格与销售面积变动步调十分一致,作为房地产市场的消费主体,居民的需求是影响房价的关键,人口因素会对住房价格产生直接深远的影响。从人口年龄结构的视角来看,第三次“婴儿潮”成年以及老年群体代际转移行为共同作用,导致房价进入上升通道。但是,我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持续恶化,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历年人口数据显示,0-14岁少儿比例从1953年的36.3%下降到2018年的16.9%;而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则从4.4%上升到11.9%,这些变化反映了我国少子老龄化问题日渐突出。在此背景下,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效果如何、人口年龄结构影响房价的微观机理以及随着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未来房价可能产生何种变动趋势等问题,是当前经济学领域十分重要的议题。围绕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影响这一核心问题,全文通过逐层递进的三个部分依次展开。第一部分从宏观层面考察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论文首先从理论溯源、现实描述和实证研究三个层面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具体来讲,在理论分析层面,构建以世代交叠模型为基础的理论分析框架。从生命周期理论出发,老年群体自身住房需求降低,导致房价下跌,但从代际转移理论出发,老年群体的代际转移行为则会推动房价上涨,因此老年抚养比对房价的影响依赖于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在现实描述层面,基于全国、省份、城市维度的历年数据,描述我国房地产价格、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情况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婴儿潮”成年是推动房价在2003年之后结构性上涨的重要因素,少儿抚养比与房价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而老年抚养比与房价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在实证研究层面,第一步,基于中国1999-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人口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对房价的影响。第二步,基于2000年第五次、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结合省份层面和城市层面相应年份数据,实证检验各个年龄段人口占比对房价的影响。第三步,通过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获得的城市人口年龄结构数据,结合70个大中城市房价指数,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未来走势的影响。无论是从省份还是城市一级宏观数据都得到一致结论,即少儿抚养比下降推动房价上涨,老年抚养比增加推动房价上涨但推动力量在减弱。第二部分从微观个体层面考察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从不同年龄群体住房需求决策出发,基于微观视角探究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产生上述影响的原因,这有助于更深刻的理解房地产价格运行规律。论文分别使用2005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和2015年四川省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通过M-W模型计算出年龄与住房需求之间呈现稳定的“倒U型”关系。进一步,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在修正“群组效应”的基础上,提供老年人口代际转移行为变化的证据。结果发现,老年人口自身住房需求下降,但会通过代际转移行为推动房价上涨,同时代际转移的力量正在逐步减弱。伴随着代际转移力量的消减,老年抚养比增加对房价的推动作用正在减弱,未来将会呈现何种趋势?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有必要汲取OECD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启示。一方面,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正在与OECD国家趋同;另一方面,OECD国家房地产市场相对成熟、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时序长,使得研究其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具有优势。因此,论文利用1970-2018年OECD国家人口与房价数据,为本研究提供更多证据。实证结果显示,人口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与住房价格指数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老年抚养比对住房价格指数的负向影响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增强。综合来看,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深入,我国老年抚养比增加将会从推动房价上涨转向抑制房价上涨。第三部分基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预测未来房价趋势。由上两部分的论述可知,我国人口年龄结构是影响房价的重要因素,而且未来会呈现出新趋势。那么基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内在规律,我国房价未来将会如何变动?这是政府、居民和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因此,论文首先选取人口—发展—环境分析（Population-Development-Environment Analysis）模型,基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设定高中低生育率三组情景,对我国2021-2050年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做出预测。其次,基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来预测未来住房需求及价格趋势。住房总需求将在未来遭遇拐点,在低/中等生育率情况下,拐点出现在2030-2035年之间;在高生育率情况下,拐点出现在2035-2040年之间。由于城市人口和跨区域流动人口变动的一些特征趋势,会导致不同层级城市出现拐点的时间存在差异。一二线城市房价更稳定且拐点更靠后,三四线城市房价下跌风险更大且拐点更靠前。最后,通过对本文的研究结论进行归纳总结,结合我国房地产市场和人口年龄结构未来发展趋势,提出优化人口结构、强化住房居住功能、坚持“因城施策”、发展租购并举新体系、加强房地产调控等政策建议。本文的创新点包括:第一,通过生命周期理论与代际转移理论的统一,国内经验与国际经验的统一,最终得出老年人口占比与我国房价之间将呈现“倒U型”关系的结论。仅仅依靠生命周期理论很难解释我国人口老龄化推动房价上涨这一现象,因为根据生命周期理论老年人口对住房的需求会下降。为了解释这一悖论十分有必要引入代际转移理论,由于我国老年人口经历了房地产市场改革,获得了房改红利,加之我国金融市场缺乏有效的养老金融服务产品、社会养老制度并不健全、房屋交易成本较高等原因,老年人口具有较强的代际转移能力和意愿。因此,老龄化反而推动房价上涨,但这种代际转移行为难以持续。伴随储蓄释放过程的逐步减弱、养老金融服务产品的日益丰富、养老制度的逐步健全,代际转移的力量也将削弱,实证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进一步,结合国际经验发现,人口老龄化对房价的影响具有阶段性特征。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其对房价的抑制作用会越来越明显。综上,我国人口老龄化会先推动房价上涨,之后推动力量变得不显着,最终人口老龄化将抑制房价。第二,通过宏观视角和微观视角结合的方式,有机整合国家、地区层面以及微观个体层面的数据,全方位考察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及其机理。从宏观视角出发,选取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35个大中城市的人口与房价数据,考察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为了提供更为广阔的视角,论文进一步选取1970-2018年世界银行发布的OECD国家人口与房价数据展开分析。国家、省份、城市层面的房价数据,各有其优缺点,能够在不同维度上更好度量我国房价变化的时序特征和地区差异特征。从微观视角出发,选取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05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345个地区的2585481个样本）、2015年四川省人口抽样调查数据（907238个样本）以及2011、2013、2015、2017年四期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为剖析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机理提供依据。人口普查数据和家庭微观调查数据,可以更好地度量了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住房资产变动情况。通过二者的有机结合,建立对应的计量模型,本文相对更加准确、全面的考察了人口年龄结构与房价的关系。第三,基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更精准地预测了未来房价变动趋势。当前,预测房价变动趋势的方法主要分为三种:第一种,直接将人口普查得到的人口分布平移至未来,结合各年龄段对应的住房需求,预测未来住房需求及价格趋势;第二种,基于线性模型,将房价影响因素的预测值代入模型预测未来房价走势;第三种,基于时间序列模型,根据房价历史变动趋势特征预测未来房价走势。第一种直接平移人口分布预测未来人口年龄结构动态演变的方法存在明显缺陷,后两种方法则适用于预测短期房价变动,在预测房价长期变动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本文引入人口—发展—环境分析模型,基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设定高中低生育率三组情景,对我国2021-2050年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做出预测,并在此基础上预测未来房价变动趋势。同时,考虑城镇化率、人口跨区域流动等因素,对房价变动趋势进行分析。
刘玉[3]（2021）在《发达国家应对低生育困境的政策演变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文中提出人口转变指人口从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向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的转变。发达国家率先经历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较早完成人口转变。在老龄化日益严重的趋势下,扭转长期低生育水平以避免陷入经济社会发展困境一直是发达国家重点探索的人口学问题,并在鼓励生育政策实践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伴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和经济高速发展,中国也迈入了人口转变的第三阶段。虽然我国于2015年开始实行“全面二孩”政策,但生育率回升的效果并不明显。总和生育率持续走低给少子老龄化时代的财政负担、经济发展、技术创新等带来潜在压力,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生育政策十分必要。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和比较分析法,选择日本、新加坡、德国、韩国、挪威等五个在鼓励生育政策方面具有丰富经验的国家,分析其近60年的生育率变动过程,结合五国生育政策演变过程,评价其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总结其政策经验或教训,分析其对我国完善生育政策的启示,并基于我国现阶段的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等各个领域的实际情况和国情特征,提出进一步鼓励生育的具体政策建议。论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对文章研究内容、方法、创新点进行概述和总结;第二部分主要介绍人口转变理论和公共政策基本理论,并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文献综述;第三部分通过搜集和整理新加坡、韩国、德国、日本、挪威的生育率数据变动情况和生育政策演变过程,揭示各国实施鼓励生育政策的背景、政策要点、实施效果以及对我国现阶段鼓励生育政策的启示等;第四部分基于我国现阶段国情,基于以人为本、与国情相适应的原则,提出完善我国人口生育政策的建议。研究发现,日本、新加坡、德国、韩国、挪威五国的生育政策各具特点,分别建立在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国情基础上受到对人口规律认识过程的限制、以及人口惯性的影响,多数国家没能及时把握生育政策提出和改进的时机,导致政策出台不及时,政策效果不明显。研究认为,我国生育政策的调整应以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为基础,注重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将鼓励生育与住房、社会保障、公共服务、育儿设施等多领域的经济社会建设相结合,注重推进和完善生育友好型的社会政策体系。
陈秀红[4]（2021）在《城市女性生育福利供给问题研究 ——基于福利多元主义理论视角》文中研究表明中国人口生育率已走向低迷,“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期望人口生育率提高的政策目标也并未达到预期。为此,国家已开始出现调整生育支持的政策导向,学界也在探讨生育支持的对策建议,但学界并未从主体行动的角度探讨生育支持的实现机制。鉴于此,本文从福利社会学视角出发,提出了“生育福利”概念,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对城市女性的生育福利需求进行了探索性描述,运用福利多元主义理论构建起问题分析的主要框架,即分析国家、市场与社会在城市女性生育福利供给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从不同角度剖析了问题产生的深层原因。同时,对生育福利多元供给的国际经验进行了梳理和归纳,从中获得完善我国生育福利多元供给的有益启示。最后,提出了完善生育福利多元供给的实现机制,并借此实现了对福利多元主义的理论补充。具体而言,本文的主要内容如下:首先,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对城市女性生育福利需求进行了探索性描述。根据莱恩·多亚尔和伊恩·高夫关于需要问题的理论探讨,从中获得对生育福利需求界定的理论启示。第一,生育福利需求来自城市女性对真实生育困境的个体感受和表达。第二,生育福利需求是历史形成的,需要是嵌入到社会经济发展环境之中形成的。第三,生育福利需求不是漫无边际的各种“想要”和“偏好”。结合理论层面对生育福利需求的讨论和界定,运用质性访谈的方法来发现城市女性在生育过程中的现实困境,通过现实困境来反映福利需求。研究发现,城市女性主要面临三种生育福利需求:一是“生不起、养不起”的经济支持需求,二是“孩子谁来看”的儿童照顾服务支持需求,三是“要孩子还是要工作”的生育权益保护与就业权益保护的双重福利需求。其次,从福利多元主义理论视角出发,分析国家、市场和社会在生育福利供给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研究发现,目前我国生育福利表现出了一种明显的家庭主义供给策略,家庭是福利供给的主体而非客体,国家、市场与社会在生育福利供给中存在不足。从国家供给视角来看,生育福利制度设计的“去商品化”能力较弱,主要表现为:一是生育保险制度的设计不能有效缓解生育导致的经济压力;二是儿童医疗保障不足以缓解医疗服务市场化带来的“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三是学前教育“入园难、入园贵”的问题增加了育儿成本。从市场供给视角来看,来自劳动力市场主体的生育保护职业福利供给不足。主要表现为:一是用人单位对国家强制性就业保护和生育保护制度的执行发生偏离,二是用人单位自主性生育保护职业福利存在失衡现象。从社会供给视角来看,社会化托育服务供给极为匮乏。主要表现为:一是供给总量缺口巨大,难以满足服务需求;二是供给主体结构严重失衡,“公”退“民”进,民办营利性市场机构成为主要力量;三是供给内容重“教”轻“保”,难以满足日常照护需求;四是机构资质缺乏,服务质量难以保证。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从历史传统、国家建构、福利价值以及治理结构等四个维度,对生育福利供给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层剖析。从历史传统的角度看,生育福利供给存在家庭主义历史基因的路径依赖,借此分析生育福利供给中家庭的无限责任。从国家建构的角度来看,生育福利供给体系的建构具有服务于国家建构的工具性意义,借此分析生育福利供给中公私边界的“流动性”。从价值基础的角度来看,当前中国暂不具备福利发展的独立价值,借此分析在一定时期内为什么难以实现生育福利政策以及政府责任的大幅扩张。从政府治理来看,当前生育福利供给体系的建构和完善受制于政府内部责任协同以及政府社会性规制不足等问题,借此分析社会主体在生育福利供给中表现匮乏以及市场主体对女性就业权益的侵害等问题。研究发现,在推动社会化儿童照顾服务的进程中,存在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过度强调地方政府责任,二是相关政府部门之间的职责难以实现有效协同,导致难以实现儿童照顾的社会化。另外,政府对劳动力市场中女性就业权益保护的社会性规制严重不足,使得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因生育行为而导致就业权益遭到损害。再次,对不同福利体制类型国家生育福利供给的主要经验进行了梳理和归纳,从中获得构建和完善我国生育福利供给体系的启示价值。分别选取了美国、德国、瑞典和日本四个国家。美国,在现金或实物福利供给方面,以选择性的政府干预为主;服务支持方面,在政府选择性干预基础上推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对劳动力市场主体规制难以解决女性就业与生育的冲突,难以有效保护女性生育权益和就业权益。在德国,生育福利的现金福利供给主要来源于基于多方合作的社会保险以及政府直接或间接的给付;托育服务供给走向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多元合作;对劳动力市场主体严格的生育保护规制较好实现了女性工作与家庭的兼容;在瑞典,生育福利的现金福利给付方面,政府给予高水平、普惠性的福利津贴;托育服务供给方面,以政府公立为主,非营利组织介入为辅;劳动力市场的生育保护规制极大促进了性别平等以及女性工作和家庭的兼容,最大限度实现了女性生育保护和就业保护的双重需求;日本,在生育福利的现金福利给付方面,以选择性的政府干预和社会合作的保险给付为主;托育服务方面,以政府供给为主、社会参与为辅;劳动力市场的生育保护规制使得女性在就业中处于不利地位,且难以实现工作和家庭的平衡。基于对四个国家生育福利供给的经验总结,从中获得有益启示:一是生育福利的制度设计需要找准价值定位,二是对女性及儿童的福利保护需要立法先行,三是以政府为主体的多元合作是生育福利供给的必然选择,四是生育福利供给的扩张应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最后,对中国未来一段时期完善生育福利多元供给机制进行了总体框架的设计。首先,突出国家在生育福利供给中的主导性责任,国家的主导性责任应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重塑生育福利供给的价值理念,提出了以人为本、社会权利、社会投资和性别平等四大基本理念;第二,明确国家在生育福利供给中的制度建设与财政责任。其次,建立政府内部的责任分工与合作机制,从纵向上明确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责任,从横向上明确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合作协同机制。最后,提出建立国家与家庭、市场及社会的互动合作机制。第一,建立国家对家庭的直接干预支持机制。第二,健全国家对劳动力市场主体的规制与引导机制。第三,建立健全国家对托育服务机构的支持与规范机制。在分析福利多元主义范式实践困境的基础上提出:要使福利多元主义理论变得更具指导价值,不应仅仅关注多元主体之间静态的、应然的规范性责任划分,更应该从动态视角关注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于是,进一步提出了在福利供给中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合作机制,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克服了福利多元主义的实践困境,实现了对福利多元主义的理论补充。
范维[5]（2021）在《俄罗斯生育福利政策研究》文中提出俄罗斯是世界上幅员最广的国家,横跨欧亚大陆,但一个幅员如此辽阔的国家,人口却不成比例。根据2019年的俄罗斯联邦统计局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0月1日,俄罗斯全国人口为1.46亿,人口数量不多,且分布上严重失衡。其欧洲领土的人口占俄罗斯近8成的总人数,相对于幅员辽阔的的东部区域,人口密度却不足1人每平方公里。因此,对于俄罗斯来说,人口的减少是俄必须直面的重大问题。俄罗斯政府为了提高人口出生率,颁布了一系列生育保障政策,借由某些社会经济政策来加速人口的增长,从而实现提高俄罗斯总人口数量的目的。针对过低生育率导致的人口危机,俄罗斯政府极度重视且出台相应的政策以解决对应的问题,确保俄罗斯的人口状态。本文在深入研究俄罗斯生育福利政策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新时期的改革现实,为进一步推进和完善我国生育福利政策及相关政策的改革提出建议。本文运用文献研究的方法,通过检索俄罗斯官网及相关俄文文献、俄政府公布的政策进行梳理,采用低生育陷阱理论、福利多元主义理论、生育成本-效用理论,作为研究俄罗斯生育保障政策发展历程的依据。以俄罗斯生育福利政策作为研究案例,对俄罗斯生育保障政策进行分析,分析其政策改革的背景、政策特征、政策成果及存在的问题,并对政策改革效果进行评价;通过借鉴俄罗斯经验与教训,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生育保障制度改革提供合理的政策建议。
刘淑娜[6]（2021）在《中国家庭杠杆率的生育效应研究》文中提出过去二十多年,中国人口增长始终保持在低生育率水平。近年来实施的“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在推动二孩生育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政策效果较为短暂,二孩生育率在经历了两年的回升之后转为下降。一孩生育率长期低迷以及女性婚育行为的深刻转变是现阶段低生育进程的鲜明特征,昭示着我国低生育率的动力机制已经由“外生性”向“内生性”转变。人口转变动力和低生育率影响因素研究是中国家庭生育研究中的核心议题,激发家庭生育率回升潜力对于促进人口均衡发展、保持经济增长活力具有深远意义。本文基于家庭生育决策的“内生性”视角,以家庭杠杆率快速增长的事实为切入点,探索家庭杠杆率与我国低生育率之间的理论关联并利用微观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深化了我国关于低生育率影响因素的讨论,并有助于激发关于家庭杠杆率可持续性的进一步思考。论文围绕着家庭杠杆率的生育效应这一核心研究主题,系统探讨了“家庭生育决策中杠杆率与最优生育水平之间的动态关联”、“家庭杠杆率是否会对实际家庭生育行为产生影响以及影响如何”、“家庭杠杆率影响生育行为的传导机制”三个问题,得到以下基本结论:其一,家庭杠杆率的生育效应显着存在,并且体现在生育的数量、进度和性别偏好三个维度。家庭杠杆率上升具有生育数量挤出效应、生育进度推迟效应,同时还会削弱家庭的男孩性别偏好。其二,家庭杠杆率上升也会通过放松当期预算约束、产生住房财富效应等对生育水平产生微弱的促进作用,但总体效应仍然为负。其三,家庭杠杆率的生育效应随着家庭特征不同而存在显着的异质性,综合来讲,城镇家庭、低资产水平家庭和无隔代照料家庭的生育水平更容易受到杠杆率上升的负向影响。其四,家庭杠杆率上升造成的收入约束是促使家庭减少生育的主导力量,除此之外,家庭杠杆率还会通过促进女性劳动参与,降低婚姻满意度以及强化生育焦虑三种机制对生育水平产生影响。本文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人口转变、低生育率以及人口发展战略等方面研究的不足,同时拓展了家庭生育决策理论和实证分析,为政府调整生育政策、防范人口与经济风险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政策参考。由于样本规模限制以及数据的不可获得性,本文的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理论分析与研究结论总体上较为可靠。具体研究内容及结构安排如下:第一章为绪论。本章节主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创新及不足。第二章为家庭杠杆率与生育相关概念及理论分析。重点阐述了研究相关的基础理论,包括家庭生命周期负债理论、人口转变理论和低生育率理论;同时结合本文实证研究设计,对家庭经济学视角下的生育理论进行概述,包括生育成本―收益理论、贝克尔的家庭生育决策理论、子女数量―质量选择理论以及家庭时间分配理论。第三章为家庭杠杆率与生育水平现状分析。本章对中国人口低生育进程的发展趋势及主要特征进行总结;同时对中国家庭杠杆率水平、发展趋势及其驱动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通过国际比较对我国家庭杠杆率水平进行评价。本章的研究内容为后续章节关于家庭杠杆率生育效应的理论模型构建及其实证分析奠定了重要基础。第四章为家庭杠杆率生育效应的理论模型构建。本章借鉴贝克尔生育决策理论和家庭时间分配理论的核心思想,在代际交叠模型家庭部门决策框架的基础上,引入生育数量、生育成本和收益、代际照料以及家庭杠杆率等因素研究构建了家庭杠杆率的生育效应理论模型,并根据效用最大化原则求解家庭杠杆率与最优生育水平的动态关联,在此基础上,提出最优生育数量与家庭杠杆率负相关的主要推论。同时进一步构建了生育性别选择模型以探讨家庭杠杆率与生育性别偏好之间的理论关系。第五章是家庭杠杆率生育效应的实证检验。根据理论模型及推论构建计量模型,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对家庭杠杆率的生育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包括家庭杠杆率的生育数量效应、生育进度效应和性别偏好效应三个维度的实证检验。此后,为了检验结论是否可靠,本文从数据、变量定义和实证方法等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第六章是家庭杠杆率生育效应的异质性分析。根据家庭特征差异,本章对家庭杠杆率的生育效应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分析,分别检验了家庭杠杆率对城乡家庭、不同资产水平家庭以及不同隔代照料家庭的异质性影响。第七章为家庭杠杆率生育效应的传导机制分析。本章进一步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家庭杠杆率影响生育的传导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主要包括女性劳动参与率、育龄妇女的婚姻满意度以及家庭的生育焦虑三种机制。第八章是结论与政策建议。在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的基础上,凝练总结本文的研究结论,并提出中国防控家庭杠杆率过度增长以及提高城乡家庭生育水平的相关政策建议。
邹莎[7]（2020）在《“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海南省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生育行为研究》文中提出目前,我国生育率维持在较低水平,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人口结构失衡形势严峻,如何促进人口适度增长是国家亟需解决的问题。2016年1月,我国开始实施全面二孩政策。然而,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政策效应并没有达到预期结果。育龄妇女作为生育行为的主体,其生育意愿会直接影响生育行为,进而对生育水平和人口结构变化产生重大影响。因此,研究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生育行为对改善我国目前低生育水平现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海南省数据,运用Poisson回归、多元logistic回归、结构方程、基于熵权法的综合评价模型和层次聚类等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围绕海南省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生育行为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系列分析研究,并基于问卷数据和宏观数据对海南省全面二孩政策实施效果进行评价,研究发现:1.生育行为:（1）海南省已经形成了少生孩子的风气;（2）海南省一直存在着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情况;（3）虽然晚婚晚育在海南省已经蔚然成风,但海南省育龄妇女存在先孕后婚的现象;（4）海南省育龄妇女生育开始得较晚,结束得较晚,存在高龄产妇;（5）海南省50～60岁妇女中,受教育程度较高、工作相对稳定、收入较高的妇女生育行为有所下降。2.生育意愿:（1）海南省育龄妇女意愿生育水平高于实际生育水平;（2）不同年龄、地区、受教育程度、工作性质的海南省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存在差异;（3）海南省育龄妇女存在男孩偏好;（4）多数育龄妇女不打算（再）生育;（5）已育一孩的育龄人群中,打算生育二孩与不打算再生育的人群在不同的年龄、地区、兄弟姐妹数、现有一孩性别上存在显着差异;（6）经济因素对海南省育龄妇女的二孩生育打算影响不明显。3.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关系:（1）海南省40～49岁妇女的性别偏好在实际生育行为中已经得到了满足;（2）海南省40～49岁妇女的生育意愿是比较强烈的,并且这种生育理想与实际存在差距;（3）在生育意愿转化为生育行为的过程当中,育龄妇女生育意愿对生育行为存在正向的促进作用;（4）以往的生育行为对海南省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影响是显着的。4.海南省全面二孩政策实施效果:（1）海南省低生育水平现状不容乐观,全面二孩政策短期具有一定效果,但长期效果甚微,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海南省低生育水平的现状;（2）全面二孩政策对海南省生育动力不足具有弥补作用;（3）政策实施三年来,海南省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并没有达到促进性别均衡发展、缓解人口老龄化压力、增加劳动人口供给的效果。
全龙杰[8]（2020）在《日本少子化问题研究》文中指出19世纪末,欧洲大部分国家相继完成了人口转变的过程,但人类生育水平的下降并未止步于更替水平。20世纪以来,人类生育水平的变动变得日益复杂多样,同时出现了以极低生育率为主要特征的少子化问题。随着生育水平的广泛下降,人口学界关注的焦点也从控制人口增长逐渐转向维持适度人口规模、应对老龄化、恢复生育水平等问题。低生育率在全球蔓延的趋势是本研究的宏观背景,而日本在当前及未来面临少子化问题的挑战则是本研究的具体背景。日本是世界上生育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自1974年总和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日本进入少子化阶段已有近半个世纪的历史,目前深陷超少子化的困境。长期的少子化给日本的人口和社会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日本的少年儿童人口比例不断下降,老龄化加速发展,同时还面临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劳动者负担增加、市场规模缩小、经济增长持续低迷等问题。少子化对日本的影响已波及到政府、企业、个人等各个层面。中国在经历了长期的计划生育政策后,人口结构问题也日益凸显,出现了“未富先老”、“未富先少”的问题。本研究旨在对日本少子化的相关问题进行全面分析,总结日本在应对少子化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探讨日本未来生育率回升的可能性,为日本优化少子化对策提出建议;同时揭示中国借鉴日本经验的可行性和吸取日本教训的必要性,为中国应对少子化问题给出政策建议。本研究分为三个部分,共八个章节,研究的核心内容是日本的少子化问题,包括日本少子化的进程、现状、未来趋势、成因、影响、少子化对策及其优化路径。第一部分:导论（第一章、第二章）第一章,论述研究背景、研究目的与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框架、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并指出本研究的创新与不足。第二章,基本概念与主要理论。界定了少子化与少子化对策、生育的相关概念、婚姻的相关概念等基本概念,重点阐述了生育分析理论、人口转变理论、中介变量理论、现代增长理论、“低生育率陷阱”理论的内涵及其在本研究中的应用。第二部分:核心内容（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三章,依托日本二战结束以来中长期的人口统计资料,结合少子化的概念和少子化程度的判定标准,主要从人口出生率、总和生育率和少年儿童人口系数三个指标分析日本少子化的进程和现状,并展望日本少子化的未来趋势。第四章,从人口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三个角度入手,分析日本少子化的复杂成因。在人口层面,借助改进寇尔生育指数,分析日本婚内生育率和已婚比例交替主导生育水平下降的过程;经济层面的成因主要包括养育子女的成本远超效用、年轻人的经济收入缺乏保障、工作和生活之间存在矛盾等;社会文化层面的成因主要包括传统家庭功能弱化,婚外生育不被社会接受和支持、回避风险的价值观和对子女“过度负责”的育儿观等。第五章,少子化对日本的影响。利用历史增长核算模型分析少子化对日本经济的影响,具体表现为拉低实际GDP的增长率,抑制潜在经济产出。少子化对日本人口的影响直观地表现为造成人口负增长和改变人口年龄结构;对社会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改变地方社会形态、影响思想状况和大众文化、阻碍传统文化传承、改变教育结构等。第六章,日本少子化对策评析。将日本少子化对策的演进历程分为计划筹备、全面开展、调整深化三个阶段;将其体系归纳为四个层次和三条主线。引入政策工具的分析方法,构建少子化对策的二维分析框架展开量化分析。结果显示其创造良好婚育环境的影响作用较大,增强婚育意愿的推动作用和减少婚育阻碍的拉动作用较小,对策内容向育儿支援过度集中,严重缺乏对婚姻的支援。第三部分:经验借鉴和政策建议（第七章、第八章）第七章,首先分析中国的少子化现状与未来趋势,并与日本进行比较分析,总结两国少子化的异同,最后阐述中国借鉴日本经验的可行性和吸取日本教训的必要性。第八章,结论和对策建议。首先总结本研究的主要结论,认为日本的少子化时间长、程度深,成因复杂且影响深远,其少子化对策值得肯定,但效果受限。然后对日本少子化对策的路径优化和中国应对少子化提出对策建议:日本应增加财政投入、调整对策配比、加大宣传力度和对策的强制力;中国应尽早应对,通过制定整体性的配套措施促进全面两孩政策的开展,实现生育政策的平稳过渡。本研究主要有以下三处可能的创新:第一,目前国内对于日本少子化问题的研究多是针对少子化的某个要素,或少子化对某一方面问题的影响展开,内容较为庞杂,且缺乏系统性。本研究在日本少子化持续半个世纪,少子化对策实施30年之际,对日本少子化的缘起、发展和后果进行全景展开分析,从人口学视角出发,结合经济学、社会学等理论和方法对日本的少子化问题及少子化对策展开研究,具有一定的全面性和系统性。第二,在少子化影响的研究中改进了历史增长核算模型,将少子化对经济的影响从人口年龄结构中分离出来加以单独分析;在少子化对策的研究中将政策工具的分析方法纳入少子化对策的研究范式,构建了政策工具和生育全过程的二维分析框架,对日本少子化对策进行了量化的分析。第三,本研究以日本少子化问题整体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日本少子化发生、发展的全过程,从人口、经济、社会文化三个层面讨论了日本少子化的成因和影响。同时,对日本的少子化对策展开全面的评析,将其体系归纳为顶层设计、政策框架、综合应对、具体施策四个层次和经济援助、支援生育和育儿、改革工作方式三条主线,并将其演进历程划分为计划筹备、全面开展、调整深化三个阶段。综上,本研究形成了一个较为系统、细致的针对少子化问题研究的分析框架,对后续少子化问题研究范式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李翔[9]（2020）在《低生育率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文中研究指明自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我国人口生育率不断下降,至今已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持续的低生育率不仅缩减了人口总量,而且也带来了劳动力短缺、人口老龄化加速等问题,影响了经济的长期发展。随着人口结构的变迁,在持续的低生育率背景下,理清低生育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理论关系,并对相关影响机制进行分析,成为研究的迫切需要。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建立了相关理论与作用机制,试图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来阐述低生育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并对低生育率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中介效应进行理性客观的评估。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本文将沿着“提出问题——理论与机制分析——实证检验——生育政策调整分析——结论与对策建议”这一逻辑思路逐一展开,试图科学、全面地对低生育率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效应进行分析。经研究,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低生育率对劳动供给的影响效应来看,人口生育率的提高会促进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并且由低生育率带来的少儿抚养比增加也并不会促使劳动参与率下降,反而会提高劳动参与率;反之,持续的低人口生育率会阻碍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即经过人口转变,持续的低生育率会对我国劳动参与率产生负效应。在考虑低生育率的滞后效应后,发现低生育率对劳动参与率的负效应还会通过滞后效应进一步增强。同时,在对不同生育率水平下我国未来劳动力供给进行分析与预测后,发现如果生育率继续维持在当前的较低水平,那么至203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将会比维持在自然更替的生育水平方案下少大约767万人,并且这一差异将在2040年和2050年后进一步扩大。另外,低生育率对劳动供给规模的减少效应,不仅体现出绝对量的减少,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更体现出减少速度的加快。第二,从低生育率对人力资本的影响效应来看,当生育率下降时,人力资本积累会增加。从优生优育的角度来看,随着生育率的持续降低,其对人力资本影响的正效应也逐渐显现。在考虑低生育率的滞后效应后,发现人力资本水平不仅会受到当前人口生育水平的影响,而且还会受到前期人口生育水平的滞后效应影响。另外,在区域差异性分析中还发现,生育率的变动对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影响效应最大。而根据在低生育率下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回归结果发现: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对于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具有显着的正向效应。也就是说,在低生育率背景下,人力资本水平会提高,这将有利于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第三,生育率的变动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直接效应呈现出显着的倒“U”形,即当生育率处于较低水平时,随着生育率的上升,经济增长率也会不断上升,但当生育率上升到一定水平时,继续上升反而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显着的负效应。同时,在滞后效应分析中发现,经济增长率还会受到前期生育率的滞后效应影响。而在中介效应分析中,低生育率,一方面,会通过改变劳动供给水平降低劳动参与率,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的中介效应;另一方面,也会通过改变人力资本投入水平提升劳动生产率,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正的中介效应。但在目前教育投入力度不足和结构不合理的情况下,经过未来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人口代际转变,劳动参与率的负中介效应要略高于人力资本的正中介效应。由此,我们从供给途径来分析低生育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仍呈现出负效应。第四,根据数值模拟结果,生育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出倒“U”形关系,这进一步验证了前文的实证分析结果,并且当总和生育率达到1.6时,经济增长率达到峰值,但当总和生育率继续上升至1.8时,经济增长率为1.65,又回到了总和生育率为1.5时的结果。这说明如果现行二孩生育政策的实施或是进一步放开生育政策能够促使生育率处于1.5-1.8的区间内,则能够促进经济保持高增长。因此,在当前低生育率背景下,生育政策调整后,生育率的适度增长有利于经济增长,但生育率的过度反弹则不利于经济增长。另外,对放松生育政策后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后得到,个体的年龄、性别、户籍状态与受教育水平等方面在意愿生育二孩间的差异明显。同时,放松生育政策后,受政策的影响还未生育二孩的家庭更明确二孩生育计划。从总体来看,低生育率对宏观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具有双向性和阶段性,但随着人口转变,低生育率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逐步显现。因此,从促进经济增长的角度,提高人口生育率水平,优化人口年龄结构,增进劳动供给质量将刻不容缓。
万新月[10]（2020）在《唯物史观视域下中国生育水平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文中提出人口,作为人类历史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对推动社会进步有重要影响,人类自身的再生产也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环节。生育行为在微观层面上能够反映人们的生育意愿,生育水平在宏观维度上更能体现当前社会的生育观念和文化。因此,生育水平的变迁研究是了解中国生育观念和文化转变的现实依据。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类社会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人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与经济、家庭、教育等社会因素密切联系。结合人类发展的历史性、社会发展的关系性,选择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下,定性定量相结合地分析中国生育水平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有利于深入探索中国人口发展脉络,有利于推进新时代下中国人口战略发展研究。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口社会发展的理论基础。以唯物史观为视角,首先在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和中国共产党各代领导人的人口思想与论述的基础上,梳理建国以来中国生育政策的变迁历程,为中国生育水平的变迁分析搭建政策背景。然后搜集相关数据,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分析中国生育水平的变迁情况。发现自建国以来,中国生育水平呈现出波动式下降的变迁特点,而且自21世纪以来,中国步入稳定的低生育水平状态,中国生育水平的变迁与生育政策的变迁紧密联系,体现了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口理论对中国人口发展的指导作用。此外,中国生育水平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性,其中高生育水平集聚地主要分布在我国西部和南部,低生育水平聚集地主要分布在我国华北和东北地区;而近16年以来,中国低生育水平聚集的城市数量减少,高生育水平聚集的城市数量有上升的趋势,上升城市主要集中在中国东南地区,因此加强对生育水平空间变迁的关注与研究有利于中国人口与经济、资源、环境、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接着在唯物史观视域下定性分析物质生产、婚姻家庭、教育水平、社会经济和就业发展对中国生育水平的影响,选取相关变量、构建数据模型,对中国生育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当前我国日常商品或服务的价格变动不影响生育水平,平均家庭户规模的扩大、粗离婚率的上升、城镇化发展对中国生育水平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人均GDP的增长、失业率的上升对中国生育水平有显着的抑制作用,人均受教育年限对中国生育水平的影响不是单纯的线性关系,呈“U”型关系,且最低点为8.8年。最后,基于以上结论,提出促进二孩政策与社会经济政策配套衔接,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指导作用,明确中国生育水平空间发展不平衡状态,提高中国社会发展内生动力以及创新力的政策建议。在唯物史观视域下分析中国生育水平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域的一次拓展性研究,对中国人口结构与经济、教育、家庭和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采取综合措施 稳定低生育水平（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采取综合措施 稳定低生育水平（论文提纲范文）
（1）适度生育水平：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要基础（论文提纲范文）
| 一、何为适度生育水平 |
| （一）适度人口的理论渊源 |
| （二）我国适度人口规模的研究状况 |
| （三）适度生育水平研究状况 |
| （四）适度生育水平之我见 |
| 二、为何提出适度生育水平 |
| （一）缓解长期低生育水平积累的人口负增长势能的需要 |
| （二）延缓人口老龄化过快发展的需要 |
| （三）平缓总和生育率下降趋势的需要 |
| （四）减轻未来劳动力压力的需要 |
| （五）增强家庭养老能力的需要 |
| 三、何以推进适度生育水平 |
| （一）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以来调整生育政策的文件精神 |
| （二）确立科学的人口发展观和适度生育新观念 |
| （三）完善法律规范、技术指导、经济保障三位一体的制度体系 |
| （四）构建政府、企业、家庭合力支持的生育友好型社会环境 |
（2）人口年龄结构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因素 |
| 1.2.2 人口因素对房地产需求及价格的影响 |
| 1.2.3 文献述评 |
| 1.3 概念界定 |
| 1.3.1 房地产市场 |
| 1.3.2 人口年龄结构 |
| 1.4 研究路线、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路线 |
| 1.4.2 研究内容 |
| 1.4.3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点 |
| 1.5.2 不足之处 |
| 2 人口年龄结构影响房价的理论基础 |
| 2.1 人口年龄结构影响房价的相关理论 |
| 2.1.1 房地产市场供求理论 |
| 2.1.2 人口转变理论 |
| 2.1.3 生命周期理论 |
| 2.1.4 代际转移理论 |
| 2.2 人口年龄结构影响房价的理论分析 |
| 2.2.1 理论分析框架 |
| 2.2.2 世代交叠模型 |
| 2.3 本章小结 |
| 3 中国房价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情况 |
| 3.1 房价变动情况 |
| 3.1.1 房价变动趋势 |
| 3.1.2 房价变动特征 |
| 3.2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情况 |
| 3.2.1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趋势 |
| 3.2.2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特征 |
| 3.2.3 人口年龄结构预测 |
| 3.3 房价与人口年龄结构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
| 3.3.1 婴儿潮与房价的相关性 |
| 3.3.2 老龄化与房价的相关性 |
| 3.3.3 人口抚养比与房价的相关性 |
| 3.4 本章小结 |
| 4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影响的实证研究 |
| 4.1 问题的提出 |
| 4.2 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宏观视角 |
| 4.2.1 人口抚养比对房价的影响 |
| 4.2.2 各年龄段人口占比对房价的影响 |
| 4.2.3 各年龄段人口占比对未来房价增速的影响 |
| 4.3 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微观视角 |
| 4.3.1 年龄与住房需求——基于人口普查数据 |
| 4.3.2 年龄与住房需求——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 |
| 4.4 本章小结 |
| 5 OECD国家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影响的实证研究与经验启示 |
| 5.1 OECD国家房地产市场与人口年龄结构的情况 |
| 5.1.1 房地产市场情况 |
| 5.1.2 人口年龄结构情况 |
| 5.1.3 房价与人口年龄结构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
| 5.2 OECD国家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影响的实证研究 |
| 5.2.1 模型设定 |
| 5.2.2 数据与描述性统计 |
| 5.2.3 人口抚养比对房价的影响 |
| 5.3 来自OECD国家的经验启示 |
| 5.3.1 人口转变的内在规律 |
| 5.3.2 婴儿潮对房价的影响 |
| 5.3.3 老龄化对房价的影响 |
| 5.3.4 不同层级城市房价的变动特征 |
| 5.4 本章小结 |
| 6 基于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房价趋势预测 |
| 6.1 人口年龄结构预测 |
| 6.1.1 人口年龄结构预测模型选择 |
| 6.1.2 人口年龄结构预测参数设定 |
| 6.1.3 人口年龄结构预测结果 |
| 6.2 基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房价趋势预测 |
| 6.2.1 不同生育率方案下的房价趋势预测 |
| 6.2.2 考虑城镇化率的房价趋势预测 |
| 6.2.3 考虑跨区域流动人口的房价趋势预测 |
| 6.3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优化人口年龄结构,促进房价平稳运行 |
| 7.2.2 强化住房居住功能,防范楼市投机行为 |
| 7.2.3 坚持“因城施策”,实现差异化引导 |
| 7.2.4 发展租购并举新体系,满足流动人口住房需求 |
| 7.2.5 加强房地产调控,保障市场健康发展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发达国家应对低生育困境的政策演变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内容和创新点 |
| 一、理论和文献综述 |
| (一)相关理论及概念 |
| 1.人口转变理论的相关概念 |
| 2.公共政策理论 |
| (二)文献综述 |
| 1.国外文献综述 |
| 2.国内文献综述 |
| 3.已有研究成果评价 |
| 二、新加坡的鼓励生育政策及其实施效果 |
| (一)新加坡的鼓励生育政策 |
| (二)新加坡鼓励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 |
| 1.生育政策调整及时,普及推广迅速 |
| 2.生育政策在短期中取得了明显效果 |
| 3.生育政策在长期中实施效果趋于不明显 |
| (三)新加坡鼓励生育政策对中国的启示 |
| 1.提高人口发展战略的地位 |
| 2.建立符合国情的鼓励生育公共服务体系 |
| 3.规避不婚族的大量出现 |
| 三、日本的鼓励生育政策及其实施效果 |
| (一)日本的鼓励生育政策 |
| (二)日本鼓励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 |
| 1.鼓励生育政策未能扭转人口下降的趋势 |
| 2.控制人口与鼓励生育的观点相矛盾,生育政策实施效果不好 |
| 3.家庭育儿负担未得到充分缓解,少子化程度日益严峻 |
| (三)日本鼓励生育政策对中国的启示 |
| 1.运用“互联网+”手段宏观把握人口发展趋势 |
| 2.明确政府和企业的主体责任,保障妇女的育儿权利 |
| 3.提高男性承担育儿责任的意识,创造良好的婚姻援助环境 |
| 四、韩国的鼓励生育政策及其实施效果 |
| (一)韩国的鼓励生育政策 |
| (二)韩国鼓励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 |
| 1.生育政策错过了最佳调整时机,政策实施效果不明显 |
| 2.低生育文化抵消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生育水平一度跌破1.0 |
| 3.生育政策虽经过严格论证和柔性实施,仍导致人口性别比失衡 |
| (三)韩国鼓励生育政策对中国的启示 |
| 1.取消人口控制政策 |
| 2.重新构建生育文化 |
| 3.生育政策注重人本需求 |
| 五、德国的鼓励生育政策及其实施效果 |
| (一)德国的鼓励生育政策 |
| (二)德国鼓励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 |
| 1.产假、育儿假保护水平较高,减轻了妇女的育儿压力 |
| 2.社会福利政策短期中初具成效,但生育率仍存在波动现象 |
| 3.育儿津贴延长父母照顾婴儿时长,改善照料质量 |
| (三)德国鼓励生育政策对中国的启示 |
| 1.扩大父母的产假权益 |
| 2.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
| 3.提倡男性在育儿中的责任和贡献 |
| 六、挪威的鼓励生育政策及其实施效果 |
| (一)挪威的鼓励生育政策 |
| (二)挪威鼓励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 |
| 1.鼓励生育政策成效显着,妇女生育意愿提升 |
| 2.塑造男性参与育儿的家庭文化对提升生育率起到关键作用 |
| 3.父母共同育儿推动了育儿质量提升 |
| (三)挪威鼓励生育政策对中国的启示 |
| 1.转变家庭育儿观念促进家庭平衡 |
| 2.探索灵活的育儿假期试点 |
| 3.提高政府部门对家庭生育的支持力度 |
| 七、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完善我国生育政策的建议 |
| (一)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完善我国生育政策的原则 |
| 1.以人为本的原则 |
| 2.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原则 |
| (二)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完善我国生育政策的具体建议 |
| 1.动态监测人口变化及时完善生育政策 |
| 2.强化政府职能,构建更完善的生育公共服务体系 |
| 3.培育生育文化,提升结婚率,促进家庭平衡 |
| 4.探索育儿假相关制度,并通过试点推进 |
| (三)研究局限性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城市女性生育福利供给问题研究 ——基于福利多元主义理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方法 |
| 1.2.1 文献法 |
| 1.2.2 质性研究法 |
| 1.3 重要概念界定 |
| 1.3.1 福利、国家福利与社会福利 |
| 1.3.2 生育与生育福利 |
| 1.4 理论视角与研究框架 |
| 1.4.1 理论视角 |
| 1.4.2 研究框架 |
| 1.5 创新之处 |
| 第2章 文献回顾 |
| 2.1 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梳理 |
| 2.1.1 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概念及关系的讨论 |
| 2.1.2 二孩政策下的人口生育率预测 |
| 2.1.3 二孩政策对女性就业影响研究 |
| 2.1.4 “全面二孩”背景下生育支持的对策讨论 |
| 2.1.5 福利多元主义在中国社会福利议题研究中的应用 |
| 2.2 文献述评 |
| 第3章 城市女性生育福利需求分析 |
| 3.1 关于“需求”的理论探讨和启示 |
| 3.1.1 “需求”的理论探讨 |
| 3.1.2 需求理论对城市女性生育福利需求界定的启示 |
| 3.2 城市女性生育福利的现实需求 |
| 3.2.1 儿童养育的经济支持需求 |
| 3.2.2 儿童照顾的社会服务支持需求 |
| 3.2.3 生育权益与就业权益保护的双重需求 |
|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城市女性生育福利多元主体供给的主要问题 |
| 4.1 国家——生育福利制度设计的“去商品化”能力较弱 |
| 4.1.1 关于“去商品化”的理论渊源与现实测度 |
| 4.1.2 生育福利制度“去商品化”能力弱的主要表现 |
| 4.2 市场——用人单位对城市女性就业保护与生育保护的职业福利供给不足 |
| 4.2.1 关于就业保护与生育保护的职业福利涵义解析 |
| 4.2.2 用人单位对就业保护与生育保护的职业福利供给不足的主要表现 |
| 4.3 社会——社会化托育服务供给极为匮乏 |
| 4.3.1 社会化托育服务概念界定 |
| 4.3.2 社会化托育服务供给极为匮乏的主要表现 |
|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城市女性生育福利多元供给问题的原因分析 |
| 5.1 历史传统:家庭主义历史基因的路径依赖 |
| 5.1.1 对“生生不息”血缘延续的极度重视决定了家庭对孩子抚育的高度责任感 |
| 5.1.2 “父慈子孝”的亲子双向义务结构对家庭养育孩子形成了规范性效用 |
| 5.1.3 传统“男主外、女主内”性别分工强化了女性对孩子的抚育责任 |
| 5.2 国家建构:具有服务于国家建构的工具性意义 |
| 5.2.1 服务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工业化建设需要 |
| 5.2.2 服务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需要 |
| 5.2.3 服务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
| 5.3 理念基础:暂不具备福利扩张的独立价值 |
| 5.3.1 福利国家具备福利形成和扩张的独立价值 |
| 5.3.2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遵循的是一种福利从属于生产的“生产主义”的发展理念 |
| 5.4 政府治理:受制于政府内部责任分工合作与社会性规制不足的问题9 |
| 5.4.1 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过度强调地方政府责任 |
| 5.4.2 相关政府部门之间的职责难以实现有效协同 |
| 5.4.3 对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就业权益保护的社会性规制不足 |
|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城市女性生育福利供给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
| 6.1 生育福利供给的国际经验 |
| 6.1.1 自由主义福利体制国家生育福利供给经验——以美国为例 |
| 6.1.2 保守主义福利体制国家生育福利供给经验——以德国为例 |
| 6.1.3 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国家生育福利供给经验——以瑞典为例 |
| 6.1.4 东亚地区发达国家生育福利供给经验——以日本为例 |
| 6.2 生育福利供给国际经验的启示 |
| 6.2.1 生育福利的制度设计需要找准价值定位 |
| 6.2.2 对女性及儿童的福利保护需要立法先行 |
| 6.2.3 以政府为主体的多元合作是生育福利供给的必然选择 |
| 6.2.4 生育福利供给的扩张应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 |
|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城市女性生育福利多元供给的实现机制 |
| 7.1 突出国家在生育福利供给中的主导性责任 |
| 7.1.1 塑造生育福利供给的价值理念 |
| 7.1.2 突出国家在生育福利供给中的制度建设与财政供给责任 |
| 7.2 健全政府内部的责任分工及协同机制 |
| 7.2.1 纵向上明确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责任 |
| 7.2.2 横向上明确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合作协同机制 |
| 7.3 建立国家与家庭、市场及社会的合作机制 |
| 7.3.1 建立国家对家庭的直接干预支持机制 |
| 7.3.2 健全国家对劳动力市场主体的规制与引导机制 |
| 7.3.3 健全国家对社会化托育服务机构的支持与规范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讨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学术成果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俄罗斯生育福利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外文献综述 |
| (二)国内文献综述 |
| (三)文献评述 |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四、创新点和难点 |
| (一)创新点 |
| (二)难点 |
| 第二章 生育福利政策的核心概念及理论基础 |
| 一、核心概念界定 |
| (一)生育率 |
| (二)更替生育水平 |
| (三)生育福利 |
| 二、理论基础 |
| (一)低生育陷阱理论 |
| (二)福利多元主义理论 |
| (三)生育成本-效用理论 |
| 第三章 俄罗斯生育福利政策发展历程 |
| 一、1991—2007 年生育福利政策 |
| (一)政府刺激生育福利政策 |
| (二)妇女儿童保护政策 |
| (三)政府管制人工流产政策 |
| 二、2007 年至今生育保障政策 |
| (一)加强家庭建设政策,实行生育补贴机制 |
| (二)改善公民住房条件,为落实生育提供住房保障 |
| (三)宣传传统价值观,倡导回归传统生育文化政策 |
| 第四章 俄罗斯生育福利政策分析 |
| 一、俄罗斯生育福利政策改革原因分析 |
| (一)自然环境因素 |
| (二)经济因素 |
| (三)社会因素 |
| 二、俄罗斯生育福利政策特征分析 |
| (一)长期以鼓励政策为主 |
| (二)多维度入手落实生育福利政策 |
| 三、俄罗斯生育福利政策结果分析 |
| (一)生育率有所提高 |
| (二)人口数量有所增加 |
| (三)居民生育意愿有所攀升 |
| 第五章 俄罗斯生育福利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
| 一、俄罗斯生育福利政策给我们带来的教训 |
| (一)鼓励生育福利政策不宜盲目乐观 |
| (二)生育资本增加引起家庭内部矛盾 |
| (三)婚姻意识薄弱导致平均结婚年龄推迟 |
| 二、俄罗斯生育福利政策给我们带来的经验 |
| (一)循序渐进全面推进生育保障制度 |
| (二)改善抚育条件和育儿设施 |
| (三)树立科学的生育观 |
| (四)优化医疗卫生保健相关服务 |
| 研究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6）中国家庭杠杆率的生育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关于生育的影响因素研究 |
| 1.2.2 关于家庭杠杆率的影响研究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研究创新 |
| 1.4.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家庭杠杆率 |
| 2.1.2 生育效应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家庭生命周期负债理论 |
| 2.2.2 人口转变理论 |
| 2.2.3 低生育率理论 |
| 2.3 家庭经济学视角下的生育理论 |
| 2.3.1 生育成本―收益理论 |
| 2.3.2 贝克尔生育决策理论 |
| 2.3.3 孩子数量―质量选择理论 |
| 2.3.4 家庭时间分配理论 |
| 第3章 家庭杠杆率与生育水平现状分析 |
| 3.1 人口生育水平现状分析 |
| 3.1.1 人口生育水平及发展趋势 |
| 3.1.2 低生育进程的主要特征 |
| 3.2 家庭杠杆率现状分析 |
| 3.2.1 家庭杠杆率水平及发展趋势 |
| 3.2.2 家庭杠杆率的构成与分布 |
| 3.2.3 家庭杠杆率的驱动因素 |
| 第4章 家庭杠杆率生育效应的理论模型 |
| 4.1 家庭杠杆率生育效应的基本模型 |
| 4.1.1 模型假设 |
| 4.1.2 模型构建 |
| 4.1.3 家庭杠杆率与最优生育数量分析 |
| 4.2 家庭杠杆率生育效应的扩展模型 |
| 4.2.1 基于生育预算约束的扩展模型 |
| 4.2.2 基于住房财富效应的扩展模型 |
| 4.3 家庭杠杆率的生育性别选择模型 |
| 第5章 家庭杠杆率生育效应的实证分析 |
| 5.1 数据来源、变量说明与模型设定 |
| 5.1.1 数据来源 |
| 5.1.2 变量说明 |
| 5.1.3 模型设定 |
| 5.2 实证分析 |
| 5.2.1 家庭杠杆率的生育数量效应 |
| 5.2.2 家庭杠杆率的生育进度效应 |
| 5.2.3 家庭杠杆率的性别偏好效应 |
| 5.3 稳健性检验 |
| 5.3.1 更换调查数据 |
| 5.3.2 调整家庭杠杆率的计算方法 |
| 5.3.3 采用其他估计方法 |
| 5.3.4 生育意愿稳健性检验 |
| 第6章 家庭杠杆率生育效应的异质性分析 |
| 6.1 城乡异质性分析 |
| 6.1.1 生育数量效应的异质性 |
| 6.1.2 生育进度效应的异质性 |
| 6.1.3 性别偏好效应的异质性 |
| 6.2 家庭资产水平异质性分析 |
| 6.2.1 生育数量效应的异质性 |
| 6.2.2 生育进度效应的异质性 |
| 6.2.3 性别偏好效应的异质性 |
| 6.2.4 住房财富效应的异质性 |
| 6.3 隔代照料情况异质性分析 |
| 6.3.1 生育数量效应的异质性 |
| 6.3.2 生育进度效应的异质性 |
| 6.3.3 性别偏好效应的异质性 |
| 6.4 总体异质性分析 |
| 第7章 家庭杠杆率生育效应的传导机制分析 |
| 7.1 女性劳动参与率 |
| 7.1.1 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描述性统计 |
| 7.1.2 结构方程模型估计结果 |
| 7.1.3 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传导机制分析 |
| 7.2 育龄妇女的婚姻满意度 |
| 7.2.1 婚姻满意度的测度与描述性统计 |
| 7.2.2 结构方程模型估计结果 |
| 7.2.3 婚姻满意度的传导机制分析 |
| 7.3 家庭的生育焦虑水平 |
| 7.3.1 生育焦虑的测度与描述性统计 |
| 7.3.2 结构方程模型估计结果 |
| 7.3.3 生育焦虑的传导机制分析 |
| 7.4 总体传导机制分析 |
| 第8章 结论及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抑制家庭杠杆率过度增长 |
| 8.2.2 提高城乡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 |
| 8.2.3 推进新型城镇化降低农村家庭债务风险 |
| 8.2.4 多措并举降低城乡家庭生育成本 |
| 8.2.5 构建家庭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7）“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海南省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生育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关系研究 |
| 1.3.2 生育意愿及生育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
| 1.3.3 低生育水平的影响研究 |
| 1.3.4 提高生育水平的举措及效果研究 |
| 1.4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第二章 研究设计 |
| 2.1 数据来源 |
| 2.2 研究内容 |
| 2.3 本文创新点 |
| 2.4 概念界定 |
| 2.5 研究方法 |
| 2.5.1 Mann-Whitney U检验 |
| 2.5.2 Poisson回归 |
| 2.5.3 多元logistic分析 |
| 2.5.4 结构方程模型 |
| 2.5.5 基于熵权法的综合评价模型 |
| 2.5.6 层次聚类 |
| 2.6 研究框架 |
| 2.7 技术路线 |
| 2.8 组织结构 |
| 2.9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
| 3.1 调查对象个人基本情况 |
| 3.1.1 调查对象年龄结构 |
| 3.1.2 调查对象地区分布 |
| 3.1.3 调查对象婚姻、同居情况 |
| 3.1.4 调查对象自填健康状况 |
| 3.1.5 调查对象受教育程度 |
| 3.1.6 调查对象就业情况 |
| 3.1.7 调查对象主要职业情况 |
| 3.1.8 调查对象就业单位性质分布情况 |
| 3.1.9 调查对象人口类型情况 |
| 3.1.10 调查对象2016年个人收入情况 |
| 3.2 调查对象家庭情况 |
| 3.2.1 调查对象家庭住房性质分布情况 |
| 3.2.2 调查对象家庭住房面积情况 |
| 3.2.3 调查对象2016年家庭总收入情况 |
| 3.3 调查对象所在社区情况 |
| 3.3.1 所在村(居)卫生计生服务室设立情况 |
| 3.3.2 所在辖区内接受3-6岁儿童的幼儿园设立情况 |
| 3.3.3 所在辖区内接受不满3岁婴幼儿的托儿所设立情况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生育行为分析 |
| 4.1 育龄妇女生育数量与性别结构 |
| 4.2 育龄妇女现有子女构成情况 |
| 4.3 怀孕次数与活产子女数 |
| 4.3.1 怀孕次数 |
| 4.3.2 怀孕次数与活产子女数统计量 |
| 4.4 已生育子女数 |
| 4.4.1 不同年龄组已生育子女数 |
| 4.4.2 不同年龄组平均曾生育孩子数 |
| 4.5 婚育年龄与生育间隔 |
| 4.5.1 婚育年龄 |
| 4.5.2 生育间隔 |
| 4.6 2016年海南省生育水平 |
| 4.6.1 2016年一般生育率 |
| 4.6.2 2016年孩次构成情况 |
| 4.6.3 年龄别生育率 |
| 4.6.4 孩次别生育率 |
| 4.7 50~60岁妇女生育行为分析 |
| 4.7.1 50~60岁妇女生育行为总体概述 |
| 4.7.2 育龄妇女与50~60岁妇女生育行为差异性检验 |
| 4.7.3 50~60岁妇女生育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
| 4.8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生育意愿分析 |
| 5.1 理想子女数、打算生育子女数与平均曾生育子女数 |
| 5.1.1 不同年龄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和生育现状 |
| 5.1.2 不同地区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和生育现状 |
| 5.1.3 不同学历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和生育现状 |
| 5.1.4 不同就业状况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和生育现状 |
| 5.2 理想子女构成 |
| 5.3 生育打算 |
| 5.3.1 未生育已婚育龄妇女的生育打算 |
| 5.3.2 已育一孩育龄妇女的生育打算 |
| 5.3.3 已育二孩育龄妇女的生育打算 |
| 5.3.4 不同地区育龄人群的生育打算 |
| 5.3.5 不同地区育龄人群的打算生育时间 |
| 5.4 已育一孩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打算影响因素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关系分析 |
| 6.1 本章研究方法 |
| 6.2 变量测量 |
| 6.2.1 生育意愿的测量 |
| 6.2.2 生育行为的测量 |
| 6.3 模型结果 |
| 6.3.1 模型拟合总体评价 |
| 6.3.2 模型拟合结果 |
| 6.4 生育意愿、生育行为关系形成原因探究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海南省全面二孩政策实施效果 |
| 7.1 全面二孩政策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
| 7.1.1 全面二孩政策对生育打算的影响 |
| 7.1.2 全面二孩政策对打算生育子女数的影响 |
| 7.2 全面二孩政策对生育水平的影响分析 |
| 7.2.1 生育水平现状分析 |
| 7.2.2 基于熵权法的生育水平综合评价模型 |
| 7.2.3 海南省不同年份生育指标聚类分析 |
| 7.3 全面二孩政策对人口结构的影响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总结与展望 |
| 8.1 总结 |
| 8.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撰写的论文 |
| 附录2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参加的科研项目 |
| 附录3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参加的比赛 |
| 致谢 |
（8）日本少子化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全球生育变动 |
| 1.1.2 日本的少子化困境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综述 |
| 1.3.1 少子化成因和影响的相关研究 |
| 1.3.2 婚姻对少子化作用的相关研究 |
| 1.3.3 少子化对策的相关研究 |
| 1.3.4 后人口转变的相关研究 |
| 1.4 研究设计 |
| 1.4.1 研究思路与研究框架 |
| 1.4.2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 创新与不足 |
| 1.5.1 可能的创新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基本概念与主要理论 |
| 2.1 基本概念 |
| 2.1.1 生育的相关概念 |
| 2.1.2 婚姻的相关概念 |
| 2.1.3 少子化和少子化对策 |
| 2.1.4 其他相关概念 |
| 2.2 主要理论 |
| 2.2.1 生育分析理论 |
| 2.2.2 人口转变理论 |
| 2.2.3 中介变量理论 |
| 2.2.4 现代增长理论 |
| 2.2.5 “低生育率陷阱”理论 |
| 第3章 日本少子化的进程、现状及未来趋势 |
| 3.1 日本少子化的进程 |
| 3.1.1 战后的两次生育高峰 |
| 3.1.2 少子化的预兆期 |
| 3.1.3 少子化的开端 |
| 3.2 日本少子化的现状 |
| 3.2.1 少子化程度不断加深 |
| 3.2.2 人口减少时代到来 |
| 3.3 日本少子化的未来趋势 |
| 3.3.1 日本的人口预测 |
| 3.3.2 超少子化将长期延续 |
| 第4章 日本少子化的成因 |
| 4.1 少子化的人口成因 |
| 4.1.1 人口因素的作用机理 |
| 4.1.2 婚姻状况对少子化的作用 |
| 4.1.3 婚内生育对少子化的作用 |
| 4.1.4 婚姻和生育作用组合分析 |
| 4.2 少子化的经济成因 |
| 4.2.1 育儿成本效用因素 |
| 4.2.2 收入和雇佣因素 |
| 4.2.3 工作生活对立的因素 |
| 4.3 少子化的社会文化成因 |
| 4.3.1 家庭形态转变的因素 |
| 4.3.2 婚外生育低迷的因素 |
| 4.3.3 追求自我实现的因素 |
| 4.3.4 固有价值观念的因素 |
| 第5章 日本少子化的影响 |
| 5.1 少子化对日本人口的影响 |
| 5.1.1 少子化对人口增长的影响 |
| 5.1.2 少子化对年龄结构的影响 |
| 5.2 少子化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
| 5.2.1 少子化与经济的长期协同关系 |
| 5.2.2 少子化对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3 少子化对日本社会文化的影响 |
| 5.3.1 少子化对地方社会的影响 |
| 5.3.2 少子化对思想文化的影响 |
| 5.3.3 少子化对教育的影响 |
| 第6章 日本少子化对策评析 |
| 6.1 日本少子化对策的演进 |
| 6.1.1 计划筹备阶段 |
| 6.1.2 全面开展阶段 |
| 6.1.3 调整深化阶段 |
| 6.2 日本少子化对策的体系 |
| 6.2.1 组织架构的四个层次 |
| 6.2.2 对策内容的三条主线 |
| 6.3 政策工具视角下的少子化对策量化分析 |
| 6.3.1 政策工具分析框架 |
| 6.3.2 政策文本选择与编码 |
| 6.3.3 政策工具分布分析 |
| 6.4 日本少子化对策的效果评价 |
| 6.4.1 对策有效但作用受限 |
| 6.4.2 对策供给“质”和“量”均不足 |
| 第7章 日本少子化对中国的启示 |
| 7.1 中国少子化进程和现状 |
| 7.1.1 中国总和生育率的变动 |
| 7.1.2 中国人口出生率的变动 |
| 7.1.3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 |
| 7.2 中国少子化的未来趋势 |
| 7.2.1 预测方法及参数设置 |
| 7.2.2 预测结果 |
| 7.3 少子化的中日比较及经验借鉴 |
| 7.3.1 中日少子化的相似之处 |
| 7.3.2 中日少子化的相异之处 |
| 7.3.3 日本的启示和经验教训 |
| 第8章 结论与对策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2 对策建议 |
| 8.2.1 日本少子化对策的优化路径 |
| 8.2.2 中国应对少子化的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9）低生育率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框架、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中介效应分析模型 |
| 1.3.2 世代交叠模型(OLG模型) |
| 1.3.3 离散选择模型 |
| 1.3.4 倾向得分匹配估计方法 |
| 1.4 主要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2.1 人口转变理论 |
| 2.2 人口经济理论中关于人口与经济增长的研究 |
| 2.2.1 悲观论 |
| 2.2.2 乐观论 |
| 2.2.3 中性论 |
| 2.3 人口因素在经济增长理论中的作用 |
| 2.3.1 新古典增长理论 |
| 2.3.2 生命周期理论 |
| 2.3.3 世代交叠模型 |
| 2.3.4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
| 2.3.5 家庭需求模型与抚养负担假说 |
| 2.4 文献综述 |
| 2.4.1 关于低生育率、劳动供给与经济增长的研究 |
| 2.4.2 关于低生育率、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研究 |
| 2.4.3 关于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的研究 |
| 2.4.4 关于低生育率与长期经济增长的研究 |
| 2.4.5 对文献的简要评述 |
| 第3章 低生育率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与机制分析 |
| 3.1 低生育率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基础 |
| 3.1.1 消费者行为 |
| 3.1.2 人口年龄结构及加总 |
| 3.1.3 厂商行为 |
| 3.1.4 政府行为 |
| 3.1.5 经济的平衡增长路径 |
| 3.2 低生育率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机制分析 |
| 3.2.1 低生育率通过劳动力投入改变劳动供给影响经济增长 |
| 3.2.2 低生育率通过人力资本投入改变劳动生产率影响经济增长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低生育率对我国劳动供给的影响分析 |
| 4.1 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与劳动参与率现状分析 |
| 4.1.1 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及其结构的现状分析 |
| 4.1.2 劳动参与率现状分析 |
| 4.2 低生育率对劳动供给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2.1 模型构建 |
| 4.2.2 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
| 4.2.3 实证分析 |
| 4.2.4 低生育率的滞后效应分析 |
| 4.2.5 区域稳健性检验 |
| 4.3 不同生育率水平下未来劳动供给预测分析 |
| 4.3.1 劳动供给预测方法与参数设定 |
| 4.3.2 不同生育率水平下劳动供给结构预测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低生育率对我国人力资本的影响分析 |
| 5.1 劳动人口文化素质现状分析 |
| 5.2 低生育率对人力资本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2.1 模型构建 |
| 5.2.2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
| 5.2.3 实证分析 |
| 5.2.4 低生育率的滞后效应分析 |
| 5.2.5 区域稳健性检验 |
| 5.3 低生育率下人力资本积累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
| 5.3.1 模型构建 |
| 5.3.2 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
| 5.3.3 实证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低生育率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的中介效应分析 |
| 6.1 中介效应模型构建 |
| 6.2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
| 6.3 低生育率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分析 |
| 6.3.1 基准回归估计 |
| 6.3.2 低生育率的滞后效应分析 |
| 6.4 低生育率对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检验 |
| 6.4.1 人口出生率影响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检验 |
| 6.4.2 人口增长率影响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检验 |
| 6.4.3 少儿抚养比影响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生育政策调整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
| 7.1 生育政策调整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数值模拟 |
| 7.1.1 OLG模型设定 |
| 7.1.2 参数校准 |
| 7.1.3 数值模拟 |
| 7.2 放松生育政策后我国居民生育意愿及其效果评价 |
| 7.2.1 放松生育政策后我国居民生育意愿现状分析 |
| 7.2.2 放松生育政策后我国居民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
| 7.2.3 放松生育政策后对生育意愿影响的效果评价 |
| 7.3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建议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对策建议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10）唯物史观视域下中国生育水平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2 选题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3 研究综述 |
| 1.4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主要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2 概念解释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内涵与界定 |
| 2.1.1 生育水平的内涵 |
| 2.1.2 生育水平的指标界定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 |
| 2.2.2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同志关于人口的重要论述 |
| 2.2.3 习近平同志关于人口的重要论述 |
| 3 唯物史观视域下中国生育水平的变迁分析 |
| 3.1 唯物史观视域下中国生育政策的变迁 |
| 3.1.1 中国生育政策变迁的历史进程 |
| 3.1.2 中国生育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 |
| 3.2 中国生育水平的时间变迁 |
| 3.2.1 中国生育水平呈现波动式下降的变迁特点 |
| 3.2.2 中国自21世纪以来进入稳定低生育水平状态 |
| 3.3 中国生育水平的空间变迁 |
| 3.3.1 中国整体生育水平具有空间自相关性 |
| 3.3.2 中国局部生育水平具有空间集聚性 |
| 4 唯物史观视域下中国生育水平影响因素的分析 |
| 4.1 中国生育水平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
| 4.1.1 人是物质资料的生产者,也是物质资料的消费者 |
| 4.1.2 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第三种关系 |
| 4.1.3 提高人口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
| 4.1.4 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
| 4.1.5 社会就业发展与人口增长 |
| 4.2 中国生育水平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4.2.1 变量选择 |
| 4.2.2 数据来源 |
| 4.2.3 模型构建 |
| 4.2.4 数据检验 |
| 4.2.5 实证分析 |
| 5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5.1 研究结论 |
| 5.2 政策建议 |
| 5.2.1 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指导作用 |
| 5.2.2 明确中国生育水平空间发展不平衡状态 |
| 5.2.3 促进二孩政策与社会经济政策配套衔接 |
| 5.2.4 提高中国社会发展内生动力以及创新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采取综合措施 稳定低生育水平（论文参考文献）
- [1]适度生育水平：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要基础[J]. 吕红平. 晋阳学刊, 2022(01)
- [2]人口年龄结构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研究[D]. 陈钰晓. 四川大学, 2021(12)
- [3]发达国家应对低生育困境的政策演变及其对中国的启示[D]. 刘玉. 延安大学, 2021(12)
- [4]城市女性生育福利供给问题研究 ——基于福利多元主义理论视角[D]. 陈秀红. 山东大学, 2021(10)
- [5]俄罗斯生育福利政策研究[D]. 范维. 沈阳师范大学, 2021(11)
- [6]中国家庭杠杆率的生育效应研究[D]. 刘淑娜. 辽宁大学, 2021(02)
- [7]“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海南省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生育行为研究[D]. 邹莎. 南京邮电大学, 2020(02)
- [8]日本少子化问题研究[D]. 全龙杰. 吉林大学, 2020(01)
- [9]低生育率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D]. 李翔. 华侨大学, 2020(11)
- [10]唯物史观视域下中国生育水平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D]. 万新月. 西华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