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以法治规范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义利关系（论文文献综述）
杨雪[1]（2021）在《习近平关于义利观重要论述的研究》文中提出习近平关于义利观的重要论述构成了新时代义利观的核心内容,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哲学思想,反映了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是治国理政中处理义利问题的价值导向和原则。习近平关于义利观的重要论述是以马克思主义义利观和中国传统义利观为基础,分析中国国情、时代特征和国际发展大势等客观条件,在习近平家庭教育环境和实践经验积累等主观条件的影响下,进一步丰富了义与利的内涵以及义利关系,是一个系统完整的思想体系。首先,“义”反映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国家的理念,阐明共产党人追求的大义是以人民为中心,社会主义国家追求的大义是共同富裕,实践中具体彰显为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其次,“利”是追求互利和双赢,指明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大利,寻求利益最大公约数的大利,实现利益共同体之间互利共赢的共利。最后,义与利的辩证统一关系体现为义利兼顾与平衡,追求的最终价值目标是实现义利兼得与共赢。习近平关于义利观的重要论述既有丰富的理论渊源,又有坚实的实践基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用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实践中展现出辩证统一性、价值导向性和科学合理性等特征。首先,习近平义利观重要论述以马克思主义义利观为指导,奠定了唯物主义的发展方向,具有辩证统一性。习近平义利观重要论述辩证地认识义、利,辩证地理解义利关系,实践中始终坚持义与利的辩证统一。其次,习近平义利观重要论述是指导治国理政实践的价值准则,具有价值导向性。习近平将义利兼顾、以义为先作为处理义利矛盾的基本价值导向,创造性地指明义利兼得与共赢的价值目标,坚持为民谋利和共同发展的具体导向。最后,习近平义利观重要论述在继承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特征和时代要求进行创新发展,在实践中体现出科学性。习近平义利观重要论述在具体实践中始终紧紧抓住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新变化,具体分析各种义利关系,在理论上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在实践中解决了国内外实践中的现实问题。习近平关于义利观的重要论述不仅具有丰富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一方面,习近平义利观重要论述在理论上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利观的基本思想,丰富了中国特色义利观的主要内容,结合时代发展的需求使义、利的内涵和及其关系等到完善和发展。另一方面,习近平义利观重要论述指导治国理政实践取得重大进展,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利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树立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总之,习近平关于义利观的重要论述不仅从理论上对义利观进行发展创新,而且在实践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导向作用,对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吴根友,黄燕强[2]（2020）在《中国传统“义”德与义利之辨论纲》文中研究指明中国传统哲学的"义德"与"义利之辨"主要指向道德、伦理生活领域和政治学领域。先秦儒家以孔子提出的"义以为质"为基本精神,奠定中国传统义利之辩的道义论基础,孟子、董仲舒及宋明理学诸子继之。荀子及后世陈亮、叶适、李贽等功利学派强调协调义利关系,提出"义利双行""以利和义"。民间对侠义的追求则体现出对社会正义与公正的向往。明清以降,传统义利关系向现代理论形态转型,顾炎武、黄宗羲等通过对"公私"问题的辨析,辩护个私、私利的正当性,在道德伦理和政治领域冲击着传统道义优先论。晚清学者继承明清启蒙学说,坚持"义利统一",并结合平等、自由、博爱等现代思想观念,对义利、公私问题有新的表达。
王晋丽[3]（2020）在《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伦理比较研究》文中指出任何商业辉煌都离不开商业伦理,不同文化孕育了不同商业伦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强调个人修养、重视团结合作,强调较强的责任意识和诚信经营、正确的义利观等观点使中国商人深受影响,形成了为世人称道的商业精神,明清时期的晋商与徽商即是典型代表。晋商在商界活跃了500多年,足迹不仅遍及国内各地,还出现在欧洲、日本、东南亚和阿拉伯国家,“执商界之牛耳”,在明清商业文明史上独放异彩,完全可以与世界着名的威尼斯商人和犹太商人相媲美。徽商与晋商齐名,作为中国商界中的一支劲旅,曾活跃在大江南北、黄河两岸,外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无徽不成商叫遍天下。晋商与徽商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并享誉海外,其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晋商与徽商在中国历史上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经济价值,其伦理方面的建树及对后世的影响更是值得深入探究的。特别是其中渗透的儒商精神与我们今天所倡导的企业家精神不谋而合,显示出国人的大智慧。本文拟梳理两者在商业领域所表现出的伦理异同,通过深刻阐释晋商与徽商的管理伦理、义利观、诚信观及教育伦理观及其所蕴含的丰富儒商精神,以期揭示我国现代商业发展的伦理规范机制和道德价值体系。本文内容由绪论、七章主体部分和结语构成。绪论部分主要论述了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阐述了晋商与徽商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进一步明晰了研究思路与方法,指出本文研究难点与创新。第一章论述了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伦理的形成基础。主要从晋商与徽商伦理形成的社会背景集中体现----“开中折色制”分析了晋商与徽商伦理形成的社会政治背景,揭示了晋商与徽商贾儒互动的价值取向;从地域环境相同点---地少人多分析了晋商与徽商自强不息的共同伦理基础,而地处边境使晋商从一开始就具备精明朴实的伦理特征,徽商四面环山,相对闭塞造就了其保守灵动的伦理底色;传统儒家文化是晋商与徽商的伦理基石,而“关公文化”是晋商伦理“义”的基础,“程朱理学”则是徽商伦理“儒”的根基;晋商个性特征表现出的外向明事使晋商伦理具有开拓进取的表征,徽商内敛明理的个性特征塑就了其自守向儒的伦理特点,而中华民族特有的重群体的精神使晋商与徽商伦理具有较强的凝聚力。第二章论述了晋商与徽商的贾儒观异同。贾儒互动是晋商与徽商官商关系的共同点,在此基础上晋商与徽商各有特色。晋商一心以商为职业,奉行“优则商”的贾儒观,徽商虽然是商人,但这是其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商只是其“齐家”的手段,实质上还是奉行“优则仕”信条。两者在官商关系选择上的异同,对现今企业有很大的启示。作为商人和政府,怎样处理好官商关系,关系着商业是否能长久发展。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构建“亲清”和谐政商关系完美诠释了政商间应有的格局。贾儒相通,政商良性互动,商人应具备独立人格,健全制度,政商“亲清”,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官商畸形发展现象。第三章论述了晋商与徽商管理伦理的异同。总体上两者都奉行“情义结合”团结商帮的伦理规范,在人才选拔、商业激励及具体管理实践中践行仁爱信达、重德公正、情义并重的伦理表征,体现了管理中的人文气息。受传统影响,晋商以“地缘义”团结商帮,其人才激励机制中体现了同心同德,晋商独创的一系列管理制度践行了其“信和合一”伦理,创新意识强。而徽商则以“血缘情”聚集同宗同族进行商业活动,宗族管理体制也移植到商业管理,自然宗族伦理特征在徽商商业管理中比较浓厚。徽商管理中突出体现了责任意识及向仁重礼的特征。晋商与徽商重视人才、管理中激励机制体现的人才价值观及重视人文关怀等伦理思想对现代企业深层次发展有借鉴意义。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管理,而在现代企业如何处理好管理中人的能动性等,势必需要伦理道德规范参与其间,发挥作用。晋商与徽商不囿于传统,实事求是,特别是晋商伦理中体现的创新意识值得现代企业借鉴,晋商与徽商在管理过程中的人才激励、凝聚向上等伦理内核是企业发展的宝贵经验。第四章论述了晋商与徽商义利观的异同。见义思利是晋商与徽商在义利观上共同的态度。介于两者在义利重心及求义追利态度方式上的不同,晋商与徽商秉持了不同的义利观。晋商遵循“利以义制”,“义以为上,以义制利,利而不污”贯穿于整个晋商义利实践;而徽商则是“义中取利”,“义利相通,以义取利,利而通德”是徽商义利实践的集中体现。毋庸置疑,商业发展不追求利,商业无法存续,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晋商与徽商在追利的道路上采取不同方式,其中渗透的伦理内涵使两者在商界造成不同印象,对现代商业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归根结底,以义通利才是现代商业发展的双赢之路,在商业发展道路上如何平衡义与利的关系,直接关系到商业发展成败与企业声誉。晋商与徽商特别是晋商将“义”作为获利必须遵循的原则,符合中华民族传统义利观,在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义”也是现代企业获利过程中必须考量的道德准则之一。第五章论述了晋商与徽商诚信观的异同。诚信是商业发展中的无形资本,晋商与徽商把诚实守信作为了双方共同恪守的道德准则,徽商的诚信较晋商更是一种自律理性和道德精神。遵循信誉第一,以信立足,以诚取胜,晋商把诚信作为了信用卡来获取商业利益,诚实不虚是晋商诚信观的集中体现。而诚实不欺则是徽商诚信观的集中体现。信实等价,诚恳不欺,至诚无私,徽商真正把诚信深入人心。在现代社会,应然之诚是现代企业追求的终极目标,无论是商业发展还是社会生活中的其他方面,基于自律理性的诚信观是当前和谐社会追求的道德实践。第六章论述了晋商与徽商的教育伦理。晋商与徽商虽然不是教育家,但晋商与徽商中一些有识之士特别注重教育,有的直接办教育,通过对员工的培训教育、家庭成员的教育,折射出教育伦理。受传统文化影响,尊师重道、务实求真是晋商与徽商教育活动中共同遵守的伦理规范。但晋商教育遵循注重实用的工具导向,与“学而优则商”具有高度一致性,徽商教育中秉持本真向儒的价值导向,同样与“学而优则仕”一致。晋商与徽商教育伦理中遵循本真发展,同样不失为当前教育典范。第七章承接晋商与徽商伦理异同,结合当代社会发展,论述了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伦理的当代启示。晋商与徽商伦理贾儒观印证了亲清和谐政商关系的正确合理性;晋商与徽商管理伦理中的重“人”规“制”仍是现代商业发展应遵循的伦理原则;晋商与徽商伦理中义利通德价值导向是现代商业长久发展的法宝;而晋商与徽商伦理中蕴含的“德性-契约”诚信伦理是现代商业生存发展之根基;晋商与徽商教育伦理中体现的本真发展使人为人,不失为现代社会教育之价值追求。结语部分进一步概括了晋商与徽商伦理异同之缘由,凝练其伦理精华,揭示其局限性,特别对其殊途同归---最终都未能逃脱商业衰败的原因进行再反思,以期为现代商业发展所借鉴。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在中国波澜壮阔的市井画卷中浓墨重彩书华章。贾儒观异同成为其管理伦理、义利观、诚信观及教育伦理异同的底色,形成了各自具有鲜亮文化特色的商业伦理,成为明清时期商界最有历史意义的主流力量。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几乎同起同落的经商历程带给我们太多的思考,除了历史与时代的局限外,其伦理虽各有千秋,但最终殊途同归,这也许是晋商与徽商兴衰的深层次原因,对当代商业发展有深刻的启示。
袁家三[4]（2020）在《企业社会资本的伦理内涵及培育机制研究》文中指出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社会资本理论以其丰富的内涵及强大的解释力,受到了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诸多学科的热切关注。企业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本形态,是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来源,同样也受到学者和企业管理者的高度重视。作为研究经济主体特别是企业经营活动中的伦理道德问题的学科,企业伦理学同样也不能回避对企业社会资本的探讨。这样,遵循从理论到实践的脉络,以企业伦理为起点,全面揭示企业社会资本的伦理内涵等深层特性,并以此为基础,对其培育机制的构建展开研究,就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课题。同时,这一问题也是从企业层面,对社会资本理论的重要议题之一“怎样促成社会资本的形成?”所进行的探索。讨论企业社会资本,必须先确定一个前提,这就是人的社会性以及企业的社会性。人的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同时,企业作为经济行为的主体,在具有经济性的同时,与利益相关方之间必然发生社会化联系,因而也具有社会性。作为个体的人及作为法人的企业所具有的社会性,都包含有道德关系,具备特定的伦理内涵。因此,从企业伦理视角,运用文献分析与归纳法、案例研究法、对比与借鉴法、移植拓展广泛吸纳跨学科的理论研究成果,开展企业社会资本伦理蕴涵及其培育机制的研究,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以企业伦理为起点,就是着眼于企业社会资本所必需的价值前提和伦理纽带,将伦理学研究成果运用到企业社会资本研究中,尤其是运用五种基本的伦理学理论,即德性论、功利主义、非后果论、综合社会契约论和关怀伦理的分析方法,来对企业社会资本进行探讨。而在培育机制建构方面,既要讨论伦理方面的机制,也要探讨非伦理方面的机制,如此才能建构企业社会资本的整个培育机制。从伦理角度来看,企业伦理是企业的道德形象,是企业的无形资产,也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因而构成企业社会资本的重要内容。企业社会资本是指企业在其存续期间建立起的可以从中获取企业运营所需要资源的内外部社会化联系,以及蕴含在这些社会联系中为企业各项活动提供支持的共同理念、价值和规范。企业社会资本可以被划分为内部社会资本和外部社会资本两个维度,以及以员工为主体的个人社会资本和以企业为主体的法人社会资本两个层次。同时,按照其构成要素不同也可以划分为结构性社会资本和认知性社会资本两种类型。通过回顾社会资本理论的演变过程,并从伦理的角度来解析企业社会资本,对比企业三种主要资本,即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人的关系,人们可以发现,物质资本联结人的自然性,人力资本体现人的实践性,而社会资本基于人的社会性。企业社会资本中,结构性社会资本存在着与利益关系并存的道德关系和与经济权利并行的道德权利;认知性社会资本具有信任、合作、共享、共同追求和职业精神等伦理内涵。这些构成企业社会资本的道德前提和伦理意蕴,并使企业社会资本对企业产生三个方面的伦理作用,即协调义利冲突、平衡公平与效率、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企业社会资本的特性体现为概念集合性、易流失性和可能产生负外部性等;企业社会资本发挥作用建立在拥有企业家及其基本社会关系,并以此为起点形成企业内外部合作关系的前提上;其作用机理则表现为企业社会资本通过整合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减少交易成本、促进企业创新活动等途径,实现其资本作用。从实践角度看,社会资本在企业现实运营中的培育实践面临一定的困境,主要包括对企业社会资本概念及其伦理特质认识不足,企业社会资本投入的驱动力不足,企业社会资本缺少保障和调节体系等。而当前企业文化与公共关系管理的发展,为企业社会资本的培育提供了良好机遇。在充分考虑企业社会资本的道德前提、伦理内蕴以及现实困境的基础上,企业社会资本的培育机制宜从如下方面进行建构:首先,伦理方面,社会资本的培育要建构包括将伦理考量嵌入企业决策过程、明确基本道德责任标准、确立伦理决策流程、提升企业伦理决策能力等在内的企业伦理决策机制和职业伦理驱动机制,形成正确的伦理导向,这是积极社会资本构成的基础;其二,非伦理方面,要建构包括经济绩效驱动、社会心理驱动的动力机制,这是企业社会资本培育的核心机制;建构包括机构人员保障、激励约束保障和时空环境保障的保障机制;建构包括教育调节、社会参与度调节和规章制度调节的外部调节机制。上述建构的企业社会资本培育机制体系,是以理论逻辑和实践经验为基础,还需要要进一步对其可行性和实践性进行验证。扎根理论是社会科学研究广泛使用的成熟工具,利用该工具可演绎企业社会资本培育体系的必要性及其建构的可能性。通过应用扎根理论多案例分析,验证了企业社会资本培育体系的构建是企业绩效的必然需求;企业社会资本培育体系由伦理决策机制、动力机制、保障机制和外部调节机制构成,四种机制功能互相补充,可以构成了完整的企业社会资本培育体系。在上述四种机制下构建的企业社会资本培育体系有利于企业绩效增长的同时,还在促进企业与环境融合、企业员工全面发展、协调企业义利关系方面,发挥突出的伦理作用。企业社会资本作为新兴的重要概念,近年理论研究成果较多,但真正纳入企业实践的较少,因此有必要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全面深入认识这种新的资本形态,探索其培育的有效机制,为企业社会资本更好地进入企业实践,为企业提高竞争力作出更大的努力。
石莹[5]（2020）在《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融入大学生道德教育研究》文中提出“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青年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大学生的道德水准和精神风貌在很大程度上折射着整个民族的文明素养。加强大学生道德教育,引导大学生将正确的道德认知、自觉的道德养成和积极的道德实践相结合,自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必然要求,也是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必然要求,更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源远流长、内容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优秀传统文化以儒家为主流,以伦理为核心,体现出浓厚的道德意蕴。从优秀传统文化的道德价值来看,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是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和“独特的精神标识”的典型代表之一,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具有“根”和“魂”的地位和价值。因此,充分挖掘先秦儒家君子人格理想蕴含的具有时代价值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并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于推动新时代大学道德教育内涵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首先,研究回顾是任何一项新的研究的逻辑起点,本文总结了目前学界关于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与大学道德教育方面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并分析了既有研究尚待推进甚至突破的薄弱环节,为进一步研究探讨作了理论准备。在系统梳理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从上古三代至春秋战国历史演进的基础上,理清了“君子”内涵由“有位者”向“有德者”转变的思想发展脉络,展现了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的概貌。阐释了先秦儒家君子人格的人文性、实践性、普遍性以及内在超越性等特征,同时认为这些本质特征,既是我们对君子人格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着力点,又是君子人格思想融入大学生道德教育的榫接点。其次,本文解答了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融入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融入什么的现实问题。就必要性而言,君子人格思想彰显的“文化化人”、“文化育德”的优良传统,对于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破解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当下困境,坚定大学生的“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等意义重大;就可能性来看,君子人格思想蕴含了可资借鉴转化的时代价值,其关于道德教育的育人目标、教育模式与价值导向,与当前大学生道德教育理论深化与实践创新的要求存在不同程度的契合性,这些都为两者的融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就融入什么而言,本文指出应在内容层面和实践层面做好两者的对接会通。君子人格思想蕴含的道德条目,是个体修养身心的道德目标、构建理想社会关系的价值标尺和涵养家国情怀的精神源泉,这些德育内容有助于涵养大学生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同时,君子人格思想蕴含的德育方法,体现了道德教化和自我修身的统一,君子人格的修养方式蕴含了道德教育他律与自律相结合的重要启示,对此做好实践融入,有助于提升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实效性。最后,本文明确了如何融入的问题,提出了当前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融入大学生道德教育应当秉持的基本原则、构建了融入的具体途径。研究认为,应在尊重君子人格思想历史传统和开掘君子人格思想当代价值的基础上,从方向性、时代性和科学性的基本原则出发,确保融入过程坚持社会主义道德教育方向、彰显创新发展的时代要求、符合道德教育的基本规律。在融入的实施路径上,本文将高校道德教育的现实目标和大学生道德发展的自身需要相结合,以激发大学生的道德主体性为落脚点,从主渠道融入、创设良好德育环境以及激励大学生争做“时代新人”等方面,提出了大学生道德教育的路径。总之,本文从落实“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和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时代命题出发,落实于先秦儒家君子人格与大学生道德教育这一具体论题,对推动蕴含中国智慧的大学生道德教育理论和符合时代要求的大学生道德教育实践的创新发展而言,是一次必要且有益的尝试。
董剡筠[6]（2020）在《先秦法家义利思想研究》文中提出法家学派是先秦诸子百家中的重要一员,其思想中包含着哲学、法学、经济学、伦理学等众多内容,其中义利思想是法家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先秦义利之辨中,法家也彰显出了自己的特色。但在几千年来的观念中,法家因为重利的特点而备受争议,这是因为概括化的总结导致了对法家义利思想的片面认识。本文旨在从法家处于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现实中去进行法家义利思想的论证;从人性论、历史观和价值观的角度去分析法家义利思想存在的理论依据;从义利关系、公私关系和法与义利关系的视角中去正确认识法家义利思想的框架和内容;从与先秦儒、墨、道三家义利思想的对比中进一步突显法家义利思想的特性和差异。以上均为法家义利思想在新时代语境中的转化提供充分的研究材料,为解决新时代下的义利问题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路径。论文以义、利、法三者的关系为主要研究内容,从辩证关系的角度,研究三者之间的联系和影响。要对法家义利思想进行的准确性的了解,首先就是需要研究义、利、法三者在法家文献中体现出的内涵。法家关于义、利、法的具体内涵并不完全相同于普遍意义上的解释,因此内涵的准确界定是研究法家义利思想的前提和基础。在义利思想的体系中,法家构建了以法为中心的义利框架;在思想内容中,法家不光有重利的内容,更有符合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部分;在义利关系中,法家鼓励尊重人的本能性情,满足人的基本物欲和美好生活的追求;在公私关系中,法家看到了国家利益和民众利益的辩证关系,二者互为前提;在法与义利关系中,法家看到了义和法有对立的一面,法是制约利的有力保障,着重强调法在国家治理中的核心地位。要对法家义利思想的研究进行准确的评析,首先要建立在以哲学思辨为基础的研究上,进行多学科视角的审视。这种多重维度的解析和整体观、辩证观的分析方法也让本文研究更具创新性。在研究法家义利思想时,我们要考虑到法家所代表的阶级和最终希望实现的目标,法家义利思想本身就是为变革而做出的理论基础和变法依据。因此法家义利思想不光是哲理上的辨析,更是实践路径的探索。由此可见法家义利思想中的实践价值对于新时代义利问题的解决有深入的研究意义。在今天研究法家义利思想,不仅仅需要继承思想中的精华,更要为民族复兴而进行使命担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传统文化来弘扬民族精神,同时也需要展现圣贤思想的新时代内涵和价值。
杨长秀[7]（2020）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大学生义利观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从古至今,义利关系问题一直是中国思想发展史中的焦点问题之一。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各种价值观念的相互碰撞,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道德与利益冲突日益频繁,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和谐现象与日俱增。人们为了追求物质利益,对自然界进行了毫无限度的掠夺性开发。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人们大量的开垦土地以提高短期内粮食的产量、大量捕捞海洋生物以获取收益、大量砍伐森林以获取木材,人们扭曲的义利观使得生态环境遭受了严重的破坏。生态问题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更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从长远角度看,生态环境的好坏关系到一个国家甚至整个人类的命运。因此,我们应当认识到造成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就是人们在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过程中扭曲的义利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治国理政的重要战略位置。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力军,大学生应在生态建设实践中具备正确的义利观,为建设美丽中国做出自己的贡献。大学生的价值观将对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义利观是大学生价值观的直接表现,建设美丽中国就要求加强大学生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义利观教育,引导大学生在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过程中形成正确的义利观。在国家大力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通过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的水平,来更好、更有针对性的对大学生进行义利观教育,不仅能够引导大学生群体在以后的生态实践中形成正确的义利观和价值观,而且有利于提升大学生的生态素养,对于全社会公民正确价值观的形成和生态文明素养的提升具有一定的社会示范作用,有助于加快实现美丽中国的目标。本文采用文献资料研究法、问卷调查法和分析归纳法等研究方法,在借鉴和吸收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生态文明建设和大学生义利观教育的基本问题入手,分析当前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大学生义利观教育的现状,提出大学生义利观教育存在的问题,并对大学生义利观教育问题的成因进行深入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加强大学生义利观教育的有效对策。本文一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对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大学生义利观教育的相关概念进行了阐释,包括“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大学生义利观教育的内涵”、“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大学生义利观教育的内涵”等,并以中国传统生态思想中蕴含的义利观、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中蕴含的义利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思想中的义利观为研究的理论基础,并且分析了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加强大学生义利观教育的重要性。第二部分主要通过调查问卷及文献研究,对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大学生义利观教育现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大学生当前呈现出对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义利内涵认知清醒、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主流认同社会主义义利观的积极情况,大学生存在重义轻利、义利兼顾、重利轻义、义利虚无等多种义利观,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的义利观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同时义利观教育存在教育体系尚需完善、师资队伍专业化水平有待提高和教育效果缺乏实效性等方面的问题。第三部分对影响大学生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出现的义利观教育问题的成因进行了分析,主要包括社会、家庭、学校和大学生自身因素这四个方面。社会环境的影响包括:以破坏生态为代价谋求经济发展、不良社会思潮的影响和大众传媒的影响等;家庭环境的影响包括对传统义利观教育重视程度不足和家长言传身教不到位;学校教育的影响包括重视程度有待提高、教育资源相对缺乏、缺乏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等;大学生自身的因素主要是忽视道德修养对自身发展的重要性和缺乏实践精神等。第四部分针对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大学生义利观教育存在的问题及成因,有针对性的提出当前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加强大学生义利观教育的有效对策。主要从树立明确的教育目标、明确教育原则、完善和丰富教育内容、创新多样化的教育方式以及营造良好的教育环境,形成教育合力五个方面展开。希望通过这些措施可以对当前大学生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过程中的义利观教育产生积极有效的作用,也能够有助于大学生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树立正确的义利观,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将集体利益与局部利益、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有机结合起来,更好更健康的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进一步推动建设美丽中国。
朱丽媛[8]（2020）在《儒家经济伦理视域下当代大学生义利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儒家经济伦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几千年的历史演变与沉淀,依旧经久不衰,散发着独特的魅力。义利观作为儒家经济伦理的价值主线,贯穿在儒家经济伦理的各个组成部分中,融合在生产伦理——劳动观、交换伦理——诚信观、分配伦理——公平观、消费伦理——节俭观以及管理伦理——和谐观里。质言之,儒家经济伦理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一观五环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人民大众的价值判断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如今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在社会关系和利益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一些社会矛盾也开始显现,这对处在时代前端的大学生的影响尤为显着。通过对南京地区大学生义利观现状的调查分析,可以看出虽然当前我国大学生义利观培养日趋系统化、科学化,但是仍有部分大学生坚持趋利避害、以利至上的错误义利观,非勤、非诚、非公、非俭、非谐等行为逐渐浮出水面,不良义利倾向日益显露。作为当代大学生义利观历史之源的儒家经济伦理理应成为对抗异化义利观的“有力武器”,因此,全面深入地分析和整合儒家经济伦理,对深化当代大学生义利观研究有着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在文章的开始,首先对文章的研究背景、意义及当今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阐述。接着对儒家经济伦理这一概念的成因及发展进行了论述,总结提炼了儒家经济伦理的主要内容,其中义利观是儒家经济伦理的价值主线,处于核心地位,而“义以生利、生财有道、勤劳敬业”的劳动观,“言以守信、行以守诚、心以守忠”的诚信观,“民富大同、均遍不偏、取予有度”的公平观,“欲而不贪、黜奢崇俭、开源节流”的消费观以及“群居和一、修己安人、礼法相济”的和谐观皆是义利观在儒家经济伦理各环节中的具体表现,即“一观五环节”。在此基础上辩证分析了儒家经济伦理的历史影响。通过上一章对儒家经济伦理的分析,可以发现儒家经济伦理与大学生义利观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研究必要性、可能性与现实性。大学生义利观要获得发展必然需返身从“历史之源”即儒家经济伦理中寻找力量,而儒家经济伦理所具有的聚合功能、调和功能以及修复功能可以为大学生义利观助力,同时,当前的国际环境与国内背景也对发展大学生义利观提出了新的课题。三者构成了儒家经济伦理与当代大学生义利观之间的密切逻辑关联。进而,结合调查数据,对当代大学生义利观现状的描述以及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原因分析。通过问卷调查,可以发现当代大学生义利观虽然主流倾向积极向上,但是在劳动、诚信、公平、节俭还有和谐层面依然存在着诟病。这一方面是由于现代危机这一宏观因素的干扰,另一方面高校义利观教育在意识、目标、内容、手段以及制度方面也存在着不足之处,同时大学生自身缺乏一定的经济伦理素养,这是影响当代大学生义利观的主体因素。在本文的最后,通过社会、高校及个人三个维度充分挖掘了儒家经济伦理视域下当代大学生义利观的培育途径。不仅需要营造有利于大学生义利观教育的宏观社会环境,还需要完善高校大学生义利观教育,同时,大学生主体也需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经济伦理素养,三管齐下,以保障好大学生义利观建设这一伟大工程。
曹雪[9]（2020）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家风建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旨在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家风建设”这样一个重要时代问题,要准确理解该问题的深刻内涵,须牢牢抓住“引领”这个关键词,并从以下几方面加以理解:一是必要性问题,即为什么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家风建设?其一是社会转型时期家风建设颇为混乱,亟须指明建设方向;其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务须重视家风这一重要载体。二是可能性问题,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否引领家风建设?其一,从目标上看,两者都是为了更好地生存发展;其二,从结构上看,两者都具有天人关系、群己关系和身心关系三大范畴。这种目标和结构功能的同一性,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家风提供了可能性。三是资格性问题,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凭什么去引领家风建设?其缘由在于,作为主流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目标崇高性和内涵正当性,代表着社会前进方向,故配当引领之身份。四是实践性问题,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引领家风建设?这是本文研究的重难点,是决定本研究成败的关捩所在。对此,本文从两个维度切入,其一,从目标维度入手,论证家风的目标如何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目标保持一致。其二,从三大范畴维度入手,先深入剖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家风建设的原因,进而从内涵角度出发一一阐明其对策,侧重原则层面,未涉及具体的实践性举措,旨在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家风建设提供理论基础。为便于理解,上述做法可简要归纳为“目标+三大范畴”。这样的做法未曾有见,可谓创新之举。上述核心要义本文分为五章加以研究,具体内容阐述如下:第一章《家风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考察》,旨在为下文论述奠定理论基础。第一节通过对家风历史发展脉络的梳理,归纳出家风的实质是价值观,其目标是为了实现家庭繁荣昌盛,其内涵体现在天人关系、群己关系和身心关系三大范畴之中。第二节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目标和内涵进行理论考察,指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目标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体内涵也可归结为天人关系、群己关系和身心关系三大范畴。第三节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家风建设的理论前提进行考察,提出家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目标和范畴上的共性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家风建设提供了可能性,社会现状证明了其必要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崇高性和指引性证明了其资格性。第二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家风建设:目标层面》,旨在论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目标层面对家风建设的引领。第一节阐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目标层面引领家风建设的原因,社会转型引起价值多元化,价值多元化使家风在天人关系、群己关系和身心关系三大范畴上面临困境。第二节阐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家风目标建设的对策,首先说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目标崇高性的具体内涵,然后对应三大范畴出现的困境抽象地提出对应举措,证明下文在三大范畴上的引领是由目标决定的。第三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家风建设:天人关系层面》,旨在论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天人关系层面对家风建设的引领。第一节阐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家风天人关系的原因,传统家风在天人合一哲学观的背后主张敬惜勤俭;现代家风在理性原则和物欲至上哲学观的背后表现出了征服索取;在生命共同体思想的提出背景下,家风的天人关系表现出了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发生转变的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刚好符合这一需要。第二节论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家风天人关系的对策,要以敬业为根本原则,坚持“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第四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家风建设:群己关系层面》,旨在论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群己关系层面对家风建设的引领。家风中的群己关系可以分为家国关系、人与社会关系和家人关系,第一节论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家国关系的引领,社会转型下“家国同构”转变为“家——社会——国家”结构,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爱国、富强、民主为原则。第二节论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人与社会关系的引领,社会转型引起人与社会关系的变化,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法治、诚信、友善为原则。第三节论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家人关系的引领,社会转型引起家庭结构、功能与家庭关系的变化,现代家风要建立平等、民主、友善的家人关系。第五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家风建设:身心关系层面》,旨在论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身心关系层面对家风建设的引领。第一节先说明身心关系实质上是义利关系,其次阐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身心关系层面引领家风建设的原因,传统家风中的身心观表现为重义轻利,现代社会中的身心观表现为重利轻义,两者都是身心分裂的表现,这就需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树立和谐的身心观。第二节论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家风身心关系的对策,要以公正为根本原则指导身心关系,一方面要肯定合理的物性,坚持艰苦奋斗;另一方面坚持集体主义原则,重视家庭德育,最终达致身心关系的和谐。
于欣[10]（2019）在《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先秦儒家德育思想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促成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确立,而且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魅力和重要价值。挖掘、阐发和传承先秦儒家德育思想,既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大学术命题。系统梳理和探究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全面而深入地呈显其理论体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当代价值及其实现路径,这对于推进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由宗法分封的奴隶制社会转向封建君主专制社会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革是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形成的深刻经济背景,生产方式大变革所必然引发的社会结构急剧变动、社会各阶级阶层间的矛盾斗争激化加剧是其政治背景,思想文化领域内新旧理念碰撞交织、百家异说的文化繁荣是其文化背景。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及其学派的形成发展和重要地位为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主观方面的必要条件。西周“以教祗德”的“尚德”理念、官师合一的礼乐教化模式,奠定了集道德教育与政治教育于一体的古代德育思想体系的基调和轮廓,为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直接而重要的理论来源。先秦儒家的人性论构成了先秦儒家德育活动的主要理论基础。为了重振西周时期礼乐文明和教化传统的生机活力,先秦儒家不断内求“礼乐之原”,由礼而仁,由仁而性,由此开启了对“欲”、“群”、“心”等人性问题的探究与阐发。人之“欲”是德育之所以必要的重要依据之一,“欲”及其满足具有天然合理性,礼义道德及其教化则是满足人欲之必需。人之“群”是德育之所以必要的另一重要依据,人之生不能无群,礼乐教化是“群居和一”所必需。人之“心”是德育之所以可能的内在根基,主宰性的意志之心、情感性的德性之心、理性的认知之心分别为人之受教修德提供了主体性依据、内在情感根基和内在理性根基。先秦儒家的人性论体现了立足于人本身为德育活动提供有力支撑的理论自觉。关于德育活动的目的,先秦儒家秉持治国安民与“为己”“成人”互为目的手段、社会性目的和个体性目的互渗统一的基本精神,一方面主张以教求治求安,力求通过德教达成治国安民、维护差序和谐理想秩序的社会性目的;另一方面主张教以“成人”,力求通过德教修身来美身化性、成就君子圣人的德性理想人格,达成提升人性、发展完善人本身的个体性目的。从德育内容上看,先秦儒家所主张的德育是道德教育、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的高度融合与统一。仁、义、礼、孝、悌、忠、信、知、勇等道德规范是其道德观教育的主要内容。明分正名的社会等级观念和为政以德的治国之道是其政治观教育的主要内容。仁义为上、安仁乐义的人生价值观是其思想教育的主要内容。先秦儒家德育的基本方法可以概括为作为受教者自教方法的自我修身之道和作为教育者施教方法的社会教化之道。自我修身之道侧重于受教者对自身之“志”、“学”、“思”、“行”等能动性的主动发挥,包括“志于仁”、“学以致道”、“思以致圣”、“躬行践履”。社会教化之道侧重于教育者对受教者之主体意识自觉的激发和引导,包括注重运用“愤启悱发”、“举一反三”、“以问为教”等方法的对话式思想宣讲,强调教育者以身体道、自反修己的身教示范,把良好环境的选择培育作为促进人性完善之重要着手处的环境熏陶,引导受教者在“礼”的践履和切己的日常生活中激发其情、悟得其理的生活体验,强调教化以情感为起点和根基的因情设教。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和难以避免的历史局限性。一方面,先秦儒家高扬了主体性德育理念,凸显了情感德育特色,形成了生活化德育模式,构筑了中华民族道德文化传统的基石,为中华道德文明和古往今来的德育活动贡献了具有“永久魅力”的优秀“基因”;另一方面,因其得以形成的特定历史背景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变迁,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具有人性论理论基础的抽象性、对主体性根源的误读、对庶民地位作用的贬低、对等级观念和秩序的严守等思想局限性。辩证分析和客观评价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历史贡献与局限,是深入探讨其当代价值及实现的首要前提。综而观之,作为中国古代德育思想之典型代表,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在很多地方都深蕴着“儿童的天真”,彰显着具有“永久魅力”的鲜明特色和优秀“基因”,具有超越时空的当代价值。具体到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先秦儒家的主体性德育理念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论研究相契合,为深化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论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即教育者主体性的首要着力点是激发受教者的主体意识自觉,教育者必须密切结合受教者积极的“前理解”给予切己的启发和引导。先秦儒家以“仁”为核心的德育内容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主义道德观教育具有相契合性,为涵养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提供了宝贵资源,主要体现为“仁”、“礼”对于社会公德教育的涵养作用,“信”和“为政以德”对于职业道德和政治品德教育的涵养作用,以“孝”为核心的家庭伦理对于家庭美德教育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孝德观、推进家庭和睦与社会和谐的涵养作用。先秦儒家的德育方法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具有高度的相契合性,能够在原则方法、具体实施方法等方面提供诸多有益借鉴,可以以其和谐守礼的师生关系为借鉴,确立“序差互动”的基本原则;以“对话式”思想宣讲为借鉴,推进“对话式”思想政治教育;以因情设教和生活体验为借鉴,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的情感教育和生活化。要想实现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当代价值,必须立足于现时代的新发展、新实践,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基本方针的指引下,抓住三个基本环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立场,传承弘扬先秦儒家德育的优秀传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对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合理因素进行科学的加工改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科学分析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优秀“基因”;以实践为导向,实践是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和价值实现的动力与源泉,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当代价值实现必须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为宏观实践导向,以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为微观实践导向;坚持综合创新,“不忘本来、吸收外来”,既要批判地继承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精华,又要广泛学习、借鉴西方有益的德育文化,将中西优秀的德育思想资源融通于当代中国的道德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创新。
二、论以法治规范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义利关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以法治规范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义利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1）习近平关于义利观重要论述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1.1 研究目的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难点与创新点 |
| 1.4.1 研究难点 |
| 1.4.2 研究创新点 |
| 2 习近平关于义利观重要论述的形成 |
| 2.1 习近平关于义利观重要论述的形成背景 |
| 2.1.1 国际格局变化凸显义利矛盾问题 |
| 2.1.2 国内社会发展引发新的义利问题 |
| 2.2 习近平关于义利观重要论述的理论渊源 |
| 2.2.1马克思主义的义利观是理论基础 |
| 2.2.2 中国传统的义利观是重要文化根基 |
| 2.2.3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义利观是直接来源 |
| 2.3 习近平个人经历的积极影响 |
| 2.3.1 家庭教育的熏陶 |
| 2.3.2 知青历练的催生 |
| 2.3.3 从政经历的实践 |
| 3 习近平关于义利观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 |
| 3.1 关于“义”的重要论述 |
| 3.1.1 以人民为中心是共产党人追求的大义 |
| 3.1.2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国家追求的大义 |
| 3.1.3 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是义的具体彰显 |
| 3.2 关于“利”的重要论述 |
| 3.2.1 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大利 |
| 3.2.2 寻求利益最大公约数的公利 |
| 3.2.3 实现利益共同体互利共赢的共利 |
| 3.3 关于“义”“利”关系的重要论述 |
| 3.3.1 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 |
| 3.3.2 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 |
| 4 习近平关于义利观重要论述的主要特征 |
| 4.1 辩证统一性 |
| 4.1.1 辩证地认识义、利 |
| 4.1.2 辩证地理解义利关系 |
| 4.1.3 义与利是辩证的统一体 |
| 4.2 价值导向性 |
| 4.2.1 义利兼顾、以义为先的基本导向 |
| 4.2.2 义利兼得、共赢的目标导向 |
| 4.2.3 为民谋利、共同发展的具体导向 |
| 4.3 科学性 |
| 4.3.1 理论上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
| 4.3.2 实践中解决现实问题 |
| 5 习近平关于义利观重要论述的当代价值 |
| 5.1 理论价值 |
| 5.1.1 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义利观 |
| 5.1.2 丰富了中国特色义利观的内容 |
| 5.2 实践价值 |
| 5.2.1 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
| 5.2.2 有利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
| 5.2.3 有利于树立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 |
| 6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2）中国传统“义”德与义利之辨论纲（论文提纲范文）
| 一儒家“义利之辨”的两种理论形态 |
| 二传统政治生活中的“义利之辨”与民间社会对侠义的渴求 |
| 三明清至近代的公私、理欲之辨与义利关系的新表达 |
| 四小结 |
（3）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伦理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现状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二、晋商与徽商伦理比较研究评析 |
| 三、晋商与徽商伦理比较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晋商与徽商伦理比较研究的基本思路 |
| 二、晋商与徽商伦理比较研究的主要方法 |
| 第三节 研究难点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伦理的形成基础 |
| 1.1 晋商与徽商伦理形成的社会政治背景 |
| 1.2 晋商与徽商伦理形成的地域环境 |
| 1.2.1 自强不息:晋商与徽商地少人多孕育的伦理实质 |
| 1.2.2 进取果敢:晋商地处边境在边贸中折射出的伦理特征 |
| 1.2.3 保守向儒:徽商相对封闭的地域环境沉淀出的伦理特色 |
| 1.3 晋商与徽商伦理形成的文化根基 |
| 1.3.1 儒家传统文化:晋商与徽商伦理的基石 |
| 1.3.2 关公文化:晋商伦理中“义勇”的基石 |
| 1.3.3 朱子之理:徽商伦理“儒礼”特色之根基 |
| 第二章 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的贾儒观 |
| 2.1 贾儒互动:晋商与徽商共同的价值指向 |
| 2.1.1 向儒通仕:贾儒互动的利益轴心 |
| 2.1.2 向儒用仕:贾儒互动的利益实现 |
| 2.1.3 向儒依仕:贾儒互动的利益保障 |
| 2.2 优则商:晋商的价值诉求 |
| 2.2.1 重义向仁:晋商官商结合主要方式 |
| 2.2.2 贾儒分明:晋商官商关系中“清”的萌芽 |
| 2.2.3 “优则商”:晋商官商关系折射的价值观 |
| 2.3 优则仕:徽商的价值诉求 |
| 2.3.1 诚恳向儒:徽商官商结合主要方式 |
| 2.3.2 贾儒互济:徽商官商互动主要特点 |
| 2.3.3 “优则仕”:徽商官商关系折射的价值观 |
| 第三章 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的管理伦理 |
| 3.1 情义股:晋商与徽商管理机制的软实力 |
| 3.1.1 仁爱信达:晋商与徽商人才选拔过程中以人为本的伦理实质 |
| 3.1.2 重徳公正:晋商与徽商管理中商业激励伦理的主要特征 |
| 3.1.3 情义并重:晋商与徽商管理实践中人文关怀的价值追求 |
| 3.2 地缘“义”:晋商经营管理的道德架构 |
| 3.2.1 地缘关公“义”:历史大迁徙促成的晋商管理伦理特色 |
| 3.2.2 同心同德:晋商管理中选人、用人、交人的伦理原则 |
| 3.2.3 信和合一:晋商管理制度伦理内生出的创新激励源头 |
| 3.3 血缘“情”:徽商经营管理的道德框约 |
| 3.3.1 血缘同宗情:相对封闭的徽商管理伦理特色 |
| 3.3.2 向仁重礼:徽商传统宗族制中管理伦理的集中体现 |
| 3.3.3 责任意识:隐性契约制在徽商宗族管理中的伦理体现 |
| 第四章 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的义利观 |
| 4.1 见利思义:晋商与徽商在义利观上的共同特质 |
| 4.1.1 义缘利取:明清时期有关义利观的思想引领 |
| 4.1.2 见利思义:晋商与徽商义利观的一致态度 |
| 4.1.3 义利并举:晋商与徽商共同的社会道德认同 |
| 4.2 “利以义制”:晋商的义利观 |
| 4.2.1 义以为上:晋商义利价值导向 |
| 4.2.2 以义制利:晋商践行义利的行为理念 |
| 4.2.3 利而不污:晋商之于义利的修养信条 |
| 4.3 “义中取利”:徽商的义利观 |
| 4.3.1 义利相通:徽商义利价值导向 |
| 4.3.2 以义取利:徽商践行义利的行为理念 |
| 4.3.3 利而通德:徽商之于义利的修养信条 |
| 第五章 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的诚信观 |
| 5.1 诚实守信:晋商与徽商共同恪守的道德准则 |
| 5.1.1 诚信传统:晋商与徽商诚实守信之根基 |
| 5.1.2 诚信为本:晋商与徽商安身立命之道德本源 |
| 5.1.3 道法则:晋商与徽商诚实守信的三境界 |
| 5.2 诚信如介石:晋商诚信观的集中体现 |
| 5.2.1 信誉第一:晋商诚信之客商关系 |
| 5.2.2 诚信立足:晋商诚信之同行关系 |
| 5.2.3 诚实不虚:晋商诚信之自我剖析 |
| 5.3 诚实戒欺:徽商诚信观的集中体现 |
| 5.3.1 信实等价:徽商诚信之客商关系 |
| 5.3.2 诚恳合作:徽商诚信之同行关系 |
| 5.3.3 至诚无私:徽商诚信之社会关系 |
| 第六章 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的教育伦理 |
| 6.1 尊师重道:晋商与徽商教育活动中共同的教育价值取向 |
| 6.1.1 以教促长:通过教育体现自我存在的价值 |
| 6.1.2 尊师重教:重教育、报社会之价值取向义举 |
| 6.1.3 德智并重:传承良好的道德品质教育 |
| 6.2 崇实拙华:晋商教育活动的价值导向 |
| 6.2.1 重实用:提倡实用之学,为商所用 |
| 6.2.2 学而优则商:晋商对传统教育价值观的突破 |
| 6.2.3 器与不器:晋商对传统人才观的颠覆 |
| 6.3 内圣外王:徽商教育活动的价值导向 |
| 6.3.1 圣贤之学:徽商教育重儒学经典,为入仕做铺垫 |
| 6.3.2 学而优则仕:徽商教育价值观归宿 |
| 6.3.3 内圣外王:徽商教育人才观的集中体现 |
| 第七章 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伦理的当代启示 |
| 7.1 亲清和谐:政商关系的当代启示 |
| 7.1.1 健全制度,摒弃官商不分之土壤 |
| 7.1.2 崇尚企业家精神,独立人格,开拓创新 |
| 7.1.3 贾儒互通,政商“亲清”,良性互动 |
| 7.2 重“人”规“制”:商业管理的当代启示 |
| 7.2.1 立足实际:商业经营管理的关键 |
| 7.2.2 创新发展:商业发展的核心 |
| 7.2.3 以人为本:现代管理的催化剂 |
| 7.3 大义通利:商业发展义利观的当代启示 |
| 7.3.1 义利统一:正确价值导向促进商业发展 |
| 7.3.2 义利相济:商业健康有序运行的道德规约 |
| 7.3.3 义利通德:商业长久发展的法宝 |
| 7.4 德性-契约:商业社会诚信的当代启示 |
| 7.4.1 诚保发展:商业生存之根基 |
| 7.4.2 契约信用:商业何以诚信之思考 |
| 7.4.3 应然之诚:商业追求的终极目标 |
| 7.5 本真发展:社会教育的当代启示 |
| 7.5.1 全面发展:现代教育功能观 |
| 7.5.2 德能并重:现代企业教育人才观 |
| 7.5.3 使人为人:现代企业教育价值观之追求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4）企业社会资本的伦理内涵及培育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目标 |
| 四、研究路线 |
| 五、研究方法 |
| 六、研究内容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与重要概念界定 |
| 第一节 文献综述 |
| 一、从资本到社会资本的理论演进 |
| 二、企业社会资本研究的主要方向及成果 |
| 三、企业伦理研究及其对社会资本的观照 |
| 四、文献综述小结:研究空白或不足 |
| 第二节 分析企业社会资本的伦理学基本理论 |
| 一、引入伦理视角分析企业社会资本何以可能与必要? |
| 二、分析企业社会资本的代表性伦理学说 |
| 三、企业伦理与企业社会资本的关系 |
| 第三节 重要概念界定 |
| 一、企业社会资本:企业内外社会联系与共同价值规范 |
| 二、企业社会资本的两个维度与层次 |
| 三、企业社会资本的两种类型 |
| 四、“培育”及其主体、对象和相关方 |
| 第四节 扎根理论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 |
| 第二章 企业社会资本的伦理内涵解析 |
| 第一节 企业三种主要资本与人的关系 |
| 一、物质资本源于人对物的自然依赖 |
| 二、人力资本体现人的实践能力 |
| 三、社会资本基于人的社会互动 |
| 第二节 企业结构性社会资本的伦理内涵 |
| 一、企业利益相关者与结构性社会资本 |
| 二、企业结构性社会资本的道德认同基础 |
| 第三节 企业认知性社会资本的伦理内涵 |
| 一、信任: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 |
| 二、合作:社会资本的理性特质 |
| 三、共享:社会资本的活力源泉 |
| 四、共同追求:社会资本的精神动力 |
| 五、职业精神:社会资本的价值典范 |
| 第四节 企业社会资本的伦理作用 |
| 一、企业面临的主要伦理问题 |
| 二、社会资本对企业义利冲突的协调作用 |
| 三、社会资本对企业公平与效率的平衡作用 |
| 四、社会资本对企业员工全面发展的促进作用 |
| 第三章 企业社会资本的特性与作用机理 |
| 第一节 企业社会资本的特性 |
| 一、企业社会资本构成的复合性 |
| 二、企业社会资本的易流失性 |
| 三、社会资本可能产生负外部性 |
| 第二节 企业社会资本的作用机理 |
| 一、企业社会资本作用的前提 |
| 二、企业社会资本作用的途径 |
| 第四章 企业社会资本培育的现状与机制建构 |
| 第一节 企业社会资本培育现状:困境与机遇 |
| 一、对企业社会资本概念及其伦理特质认识不足 |
| 二、企业社会资本培育投入驱动力不足 |
| 三、企业社会资本培育缺少保障和调节体系 |
| 四、机遇:企业文化与公共关系管理的发展 |
| 五、困境的应对与机遇的把握 |
| 第二节 企业社会资本培育的伦理决策机制 |
| 一、将伦理考量嵌入企业决策过程 |
| 二、明确基本道德责任标准 |
| 三、建立企业伦理决策流程 |
| 四、提升企业伦理决策能力 |
| 第三节 企业社会资本培育的动力机制 |
| 一、经济绩效驱动 |
| 二、职业伦理驱动 |
| 三、社会心理驱动 |
| 第四节 企业社会资本培育保障机制 |
| 一、机构人员保障 |
| 二、激励约束保障 |
| 三、时空环境保障 |
| 第五节 企业社会资本培育的外部调节机制 |
| 一、教育体系对企业社会资本的调节 |
| 二、社会参与对企业社会资本的调节 |
| 三、规范建设对企业社会资本的调节 |
| 第五章 基于“扎根理论”对企业社会资本培育机制的验证 |
| 第一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样本选取 |
| 三、数据收集与整理 |
| 第二节 三级编码与分析 |
| 一、开放式编码分析 |
| 二、主轴式编码分析 |
| 三、选择式编码与结论构建 |
| 第三节 扎根演绎结果的验证分析 |
| 分析小结 |
| 结语研究结论与展望 |
| 一、研究的主要结论 |
| 二、研究的局限性及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研究成果 |
| 附录一 企业管理人员对“社会资本”认知情况调查问卷 |
| 附录二 企业社会资本通用访谈提纲 |
| 附录三 企业社会资本培育专项访谈提纲 |
| 附录四 通用企业社会资本研究调查问卷 |
| 致谢 |
（5）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融入大学生道德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及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既有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内容和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重难点及创新性 |
| 1.4.1 研究的重难点 |
| 1.4.2 研究的创新性 |
| 1.5 核心概念界定 |
| 1.5.1 道德 |
| 1.5.2 道德教育 |
| 1.5.3 君子人格 |
| 第2章 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的演进及特征 |
| 2.1 历史演进 |
| 2.1.1 上古三代君子观念的萌芽 |
| 2.1.2 春秋孔子对君子概念的确立 |
| 2.1.3 战国孟子、荀子对君子观念的发展 |
| 2.2 基本特征 |
| 2.2.1 人文性 |
| 2.2.2 实践性 |
| 2.2.3 普遍性 |
| 2.2.4 内在超越性 |
| 第3章 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融入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
| 3.1 融入的必要性 |
| 3.1.1 有助于落实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
| 3.1.2 有助于化解当前大学生道德教育面临的突出问题 |
| 3.2 融入的可能性 |
| 3.2.1 君子人格思想与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基本目标相连通 |
| 3.2.2 君子人格思想与大学生道德教育的育人理念相契合 |
| 3.2.3 君子人格思想蕴含了可资借鉴转化的时代价值 |
| 第4章 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融入大学生道德教育内容 |
| 4.1 君子人格思想蕴含的道德内容 |
| 4.1.1 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个体道德 |
| 4.1.2 和而不同,立己达人的社会关系 |
| 4.1.3 治平天下,仁民爱民的家国情怀 |
| 4.2 德育内容融入 |
| 4.2.1 和合之美与大学生社会公德涵养 |
| 4.2.2 敬业乐群与大学生职业道德完善 |
| 4.2.3 孝悌为本与大学生家庭美德教育 |
| 4.2.4 仁礼存心与大学生个人品德提升 |
| 第5章 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融入大学生道德教育方法 |
| 5.1 君子人格思想蕴含的道德教育方法 |
| 5.1.1 先秦儒家君子人格修养的道德教化法 |
| 5.1.2 先秦儒家君子人格修养的自我修身法 |
| 5.2 德育方法融入 |
| 5.2.1 立德树人,明确大学生道德教育的首要地位 |
| 5.2.2 克己内省,强调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内化过程 |
| 5.2.3 言传身教,重视大学生道德教育的示范引导 |
| 5.2.4 知行合一,夯实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实践基础 |
| 第6章 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融入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原则和路径 |
| 6.1 基本原则 |
| 6.1.1 方向性原则,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教育方向 |
| 6.1.2 时代性原则,推动君子人格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
| 6.1.3 科学性原则,遵循道德教育的基本规律 |
| 6.2 实施路径 |
| 6.2.1 融入育人主渠道,发挥课程德育主阵地作用 |
| 6.2.2 构建立体化传承体系,创设良好德育环境 |
| 6.2.3 推动道德主体性生成,塑造时代“新君子”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论文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6）先秦法家义利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研究意义 |
| 1.1.1 理论意义 |
| 1.1.2 现实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之处 |
| 1.4.1 研究重点 |
| 1.4.2 研究难点 |
| 1.4.3 创新之处 |
| 2.法家义利思想的时代背景和思想基础 |
| 2.1 时代背景 |
| 2.1.1 先秦时期政治背景 |
| 2.1.2 先秦时期经济背景 |
| 2.1.3 先秦时期文化背景 |
| 2.2 思想基础 |
| 2.2.1 人性论 |
| 2.2.2 历史观 |
| 2.2.3 价值观 |
| 2.3 义利考辨 |
| 2.3.1 义利起源 |
| 2.3.2 义利之间 |
| 2.3.3 义利之辨 |
| 3.法家义利思想的内容 |
| 3.1 义与利的关系 |
| 3.1.1 好利恶害 |
| 3.1.2 重利轻义 |
| 3.2 公与私的关系 |
| 3.2.1 公利为先 |
| 3.2.2 民利为基 |
| 3.3 法与义利的关系 |
| 3.3.1 以法为纲 |
| 3.3.2 奉公废私 |
| 4.法家义利思想与先秦儒家、道家、墨家相比较 |
| 4.1 先秦儒家义利思想与法家对比 |
| 4.1.1 见利思义 |
| 4.1.2 何必曰利 |
| 4.1.3 儒家义利与法家对比 |
| 4.2 先秦道家义利思想与法家对比 |
| 4.2.1 义利双弃 |
| 4.2.2 无欲无义 |
| 4.2.3 道家义利与法家对比 |
| 4.3 先秦墨家义利思想与法家对比 |
| 4.3.1 兼爱交利 |
| 4.3.2 贵义尚利 |
| 4.3.3 墨家义利与法家对比 |
| 5.法家义利思想评析及当代启示 |
| 5.1 法家义利思想评析 |
| 5.1.1 历史影响 |
| 5.1.2 思想局限 |
| 5.2 法家义利思想对当代启示 |
| 5.2.1 古代义利思想的扬弃 |
| 5.2.2 现代义利思想的探索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7）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大学生义利观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研究背景 |
| 2.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国内研究现状 |
| 2.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1.研究思路 |
| 2.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一、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大学生义利观教育的内涵、理论基础及意义 |
| (一)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大学生义利观教育的内涵 |
| 1.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 |
| 2.大学生义利观教育的内涵 |
| 3.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大学生义利观教育的内涵 |
| (二)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大学生义利观教育的理论基础 |
| 1.中国传统生态思想中蕴含的义利观 |
| 2.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中蕴含的义利观 |
|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思想中的义利观 |
| (三)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加强大学生义利观教育的意义 |
| 1.有利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进程 |
| 2.有利于提高高校德育水平 |
| 3.有利于提升大学生综合素质 |
| 二、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大学生义利观教育的现状分析 |
| (一)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大学生义利观教育的积极表现 |
| 1.对义利的基本内涵认知到位 |
| 2.主流认同社会主义义利观 |
| 3.对待生态问题能够坚持正确的义利观 |
| 4.高校认识到生态文明建设中大学生义利观教育的重要性 |
| (二)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大学生义利观教育存在的问题 |
| 1.学校教育体系尚需完善 |
| 2.师资队伍专业化水平有待提高 |
| 3.教育效果缺乏实效性 |
| 三、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大学生义利观教育问题的成因分析 |
| (一)社会环境的影响 |
| 1.以破坏生态为代价谋求经济发展 |
| 2.缺乏健全的法律法规保障 |
| 3.不良社会思潮的影响 |
| 4.网络环境的影响 |
| (二)学校教育的影响 |
| 1.学校重视程度有待提高 |
| 2.教育资源相对缺乏 |
| 3.缺乏良好的校园生态文化环境 |
| (三)家庭环境的影响 |
| 1.对传统义利观教育重视程度不足 |
| 2.家长言传身教不到位 |
| (四)大学生自身因素的影响 |
| 1.部分大学生忽视道德修养的重要性 |
| 2.部分大学生缺乏“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 |
| 四、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加强大学生义利观教育的对策 |
| (一)树立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大学生义利观教育的目标 |
| 1.在生态问题上树立正确的义利观 |
| 2.符合正确义利观的生态实践行为 |
| 3.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
| (二)明确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大学生义利观教育的原则 |
| 1.主体性原则 |
| 2.实践性原则 |
| 3.系统优化原则 |
| (三)完善和丰富教育内容 |
| 1.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认知教育 |
| 2.加强社会主义义利观教育 |
| 3.加强生态义利观教育 |
| (四)创新多样化的教育方式 |
| 1.立足课堂,巩固基础理论知识 |
| 2.开拓实践,提高教育实效性 |
| 3.借助网络,充分开拓教育新平台 |
| (五)营造良好的教育环境,形成教育合力 |
| 1.营造良好的社会教育环境 |
| 2.创造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 |
| 3.构建良好的学校教育环境 |
| 4.大学生积极进行自我教育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8）儒家经济伦理视域下当代大学生义利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目的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 第一章 儒家经济伦理概述 |
| 第一节 儒家经济伦理的概念及发展 |
| 一、经济伦理的内涵 |
| 二、儒家经济伦理的历史成因 |
| 三、儒家经济伦理的发展 |
| 第二节 儒家经济伦理的主要内容 |
| 一、儒家经济伦理之价值主线:义利观 |
| 二、义利观在儒家经济伦理各环节中的具体表现 |
| 第三节 儒家经济伦理的历史影响 |
| 一、同质融合:奠定了我国社会总体的义利取向 |
| 二、异质冲突:小农文明与现代文明的碰触抵牾 |
| 第二章 儒家经济伦理与当代大学生义利观的逻辑关联 |
| 第一节 儒家经济伦理融入当代大学生义利观的必要性 |
| 一、儒家经济伦理是当代大学生义利观的历史之源 |
| 二、当代大学生义利观是儒家经济伦理的传承发展 |
| 三、儒家经济伦理实现自身发展之依托 |
| 第二节 儒家经济伦理融入当代大学生义利观的可能性 |
| 一、儒家经济伦理具有聚合功能 |
| 二、儒家经济伦理具有调和功能 |
| 三、儒家经济伦理具有修复功能 |
| 第三节 儒家经济伦理融入当代大学生义利观的现实性 |
| 一、应对国外社会思潮侵扰之需 |
| 二、推进国内思想道德建设之要 |
| 三、创新大学生义利观研究应有之义 |
| 第三章 当代大学生义利观的现状、存在问题及原因探析 |
| 第一节 当代大学生义利观的现状 |
| 一、义利观主流倾向积极向上 |
| 二、义利观取向日趋多维化 |
| 第二节 当代大学生义利观存在的问题 |
| 一、对劳动的认知模糊 |
| 二、对诚信的认同失衡 |
| 三、对公平的理解错位 |
| 四、对节俭的认可淡化 |
| 五、对和谐的责任削弱 |
| 第三节 当代大学生义利观存在问题的原因探析 |
| 一、现代危机:影响当代大学生义利观的社会因素 |
| 二、高校困境:影响当代大学生义利观的教育因素 |
| 三、精致利己:影响当代大学生义利观的主体因素 |
| 第四章 儒家经济伦理视域下当代大学生义利观的培育途径 |
| 第一节 营造有益于大学生义利观教育的社会氛围 |
| 一、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 |
| 二、坚定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自信 |
| 三、加强整治、规范大众传媒的传播行为 |
| 第二节 加强高校的大学生义利观教育 |
| 一、明确高校义利观教育的主渠道作用 |
| 二、多层次系统规划高校义利观教育目标 |
| 三、融合儒家经济伦理,丰富高校义利观教育内容 |
| 四、借鉴儒家道德手段,创新高校义利观教育方式 |
| 五、建立健全大学生义利观教育的监管机制 |
| 第三节 提高大学生主体的经济伦理素养 |
| 一、树立勤劳敬业的劳动观认知 |
| 二、加强重诺守信的诚信观认同 |
| 三、端正正义宜度的公平观理解 |
| 四、增强黜奢崇俭的节俭观认可 |
| 五、巩固修己安人的和谐观责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当代大学生义利观调查问卷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9）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家风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学术史梳理及研究动态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重难点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家风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考察 |
| 第一节 家风的理论考察 |
| 一、家风的历史发展 |
| 二、家风的实质与目标 |
| 三、家风的范畴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考察 |
|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义提炼 |
|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目标 |
|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范畴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家风建设的前提考察 |
|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家风建设的必要性 |
|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家风建设的可能性 |
|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家风建设的资格性 |
| 第二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家风建设:目标层面 |
| 第一节 新时期家风建设面临的现实困境 |
| 一、社会转型引起价值多元化 |
| 二、价值多元化对家风的影响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家风目标建设 |
|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目标崇高性的内涵 |
|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家风目标建设的引领 |
| 第三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家风建设:天人关系层面 |
| 第一节 家风的天人关系由传统到现代的演变 |
| 一、传统家风在天人关系上的态度:敬惜勤俭 |
| 二、现代家风在天人关系上的态度:征服索取 |
| 三、生命共同体思想的提出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家风天人关系层面的引领 |
| 一、以敬业为根本原则指导天人关系 |
| 二、落实“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的荣辱观 |
| 三、落实“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的荣辱观 |
| 第四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家风建设:群己关系层面 |
| 第一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家国关系的引领 |
| 一、社会转型引起家国关系的变化 |
| 二、引领家国关系的原则:爱国、富强、民主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人与社会关系的引领 |
| 一、社会转型引起人与社会关系的变化 |
| 二、引领人与社会关系的原则:法治、诚信、友善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家人关系的引领 |
| 一、社会转型引起家人关系的变化 |
| 二、引领家人关系的原则:平等、民主、友善 |
| 第五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家风建设:身心关系层面 |
| 第一节 传统身心观到现代身心观的转变 |
| 一、身心关系的内涵 |
| 二、传统家风重义轻利的身心观 |
| 三、现代家风重利轻义的身心观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身心关系的引领原则 |
| 一、公正在身心观中的内涵 |
| 二、以公正为原则,达致身心和谐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10）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缘起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四、研究的创新之处与难点 |
| 第一章 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形成条件 |
| 一、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 |
| (一) 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形成的经济背景 |
| (二) 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形成的政治背景 |
| (三) 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形成的文化背景 |
| 二、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形成的主观条件 |
| (一) 儒家及其根本思想特征 |
| (二) 先秦儒家及其发展 |
| (三) 先秦儒学的特色及重要历史地位 |
| 三、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 |
| (一) 西周“以教祗德”的“尚德”理念 |
| (二) 西周官师合一的礼乐教化模式 |
| (三) 先秦儒家对西周德教传统的继承发展 |
| 第二章 先秦儒家德育的主要理论基础 |
| 一、人性论是先秦儒家德育的主要理论基础 |
| (一) 探求“礼乐之原”:开启人性问题的逻辑必然 |
| (二) “礼”—“仁”—“性”:开启人性问题的逻辑理路 |
| 二、人之“欲”:德育之所以必要的重要依据之一 |
| (一) “欲生于性”:“欲”及其满足具有天然合理性 |
| (二) 以礼“制欲”“养欲”:礼义道德及其教化是满足人欲之必需 |
| 三、人之“群”:德育之所以必要的另一重要依据 |
| (一) “人之生不能无群”:人是“能群”的社会存在物 |
| (二) “仁爱”和群、“明分使群”:礼乐教化是“群居和一”之必需 |
| 四、人之“心”:德育之所以可能的内在根基 |
| (一) 物质性的好利之心:通过“心官”表现出来的“物欲” |
| (二) 主宰性的意志之心:受教成德的主体性依据 |
| (三) 情感性的德性之心:受教成德的内在情感根基 |
| (四) 理性的认知之心:受教成德的内在理性根基 |
| 第三章 先秦儒家德育的目的和内容 |
| 一、先秦儒家德育的双重目的 |
| (一) 以教求治求安的社会性目的 |
| (二) 教以“成人”的个体性目的 |
| 二、先秦儒家德育的主要内容 |
| (一) 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观 |
| (二) 明分正名、为政以德的政治观 |
| (三) 仁义为上、安仁乐义的人生价值观 |
| 第四章 先秦儒家德育的基本方法 |
| 一、自我修身之道:受教者的自教方法 |
| (一) “志于仁”:受教者的自觉选择与坚守 |
| (二) “学以致道”:受教者的主动学习 |
| (三) “思以致圣”:受教者的积极思考与内省 |
| (四) 躬行践履:受教者的力行与实践 |
| 二、社会教化之道:教育者的施教方法 |
| (一) 思想宣讲:启发性的对话式教学 |
| (二) 身教示范:以身体道的不言之教 |
| (三) 环境熏陶:良好环境的潜移默化 |
| (四) 生活体验:与人伦日用相融合 |
| (五) 因情设教:以情感为教化起点 |
| 第五章 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历史贡献与局限 |
| 一、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历史贡献 |
| (一) 高扬了主体性德育理念 |
| (二) 凸显了情感德育特色 |
| (三) 形成了生活化德育模式 |
| (四) 构筑了中华民族道德文化传统的基石 |
| 二、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历史局限 |
| (一) 人性论理论基础的抽象性 |
| (二) 对主体性根源的误读 |
| (三) 对庶民地位和作用的贬低 |
| (四) 对等级观念和秩序的执守 |
| 第六章 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当代价值及其实现 |
| 一、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当代价值 |
| (一) 德育理念的当代价值 |
| (二) 德育内容的当代价值 |
| (三) 德育方法的当代价值 |
| 二、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当代价值的实现路径 |
| (一)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
| (二) 以实践为导向 |
| (三) 坚持综合创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论以法治规范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义利关系（论文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关于义利观重要论述的研究[D]. 杨雪. 陕西科技大学, 2021(09)
- [2]中国传统“义”德与义利之辨论纲[J]. 吴根友,黄燕强.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研究, 2020(01)
- [3]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伦理比较研究[D]. 王晋丽. 山西大学, 2020(12)
- [4]企业社会资本的伦理内涵及培育机制研究[D]. 袁家三.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5]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融入大学生道德教育研究[D]. 石莹.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6)
- [6]先秦法家义利思想研究[D]. 董剡筠. 新疆师范大学, 2020(06)
- [7]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大学生义利观教育研究[D]. 杨长秀.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9)
- [8]儒家经济伦理视域下当代大学生义利观研究[D]. 朱丽媛.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9]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家风建设研究[D]. 曹雪. 浙江工商大学, 2020(05)
- [10]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于欣. 山东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