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产业优惠代替外企普惠——我国将在六方面推进税制改革（论文文献综述）
张墨竹[1]（2021）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资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研究 ——基于SVM支持向量机模型》文中指出国际化经营是世界银行业改革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中资银行转型发展的必要环节。对于银行国际化发展来说,无论是海外业务改革、国际并购或重组,都需要通过海外布局作为载体得以实施,而设立海外分支机构、加强区域布局是国际化最直接的表现方式,也是成就一流跨国银行的基本路径。发达国家老牌跨国银行在过去几十年间,通过海外布局大幅推动了自身的国际化进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金融危机、欧债危机使得发达国家老牌跨国银行国际化发展进入瓶颈期,前期的业务优势、区位优势不复存在,甚至部分老牌跨国银行选择退出次要区域市场以保存竞争实力。这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无疑是一个抢占国际市场的机遇窗口。世界银行业的彼消此涨,使中资银行不得不思考,在经历了国际化初期的快速发展后,今天要如何进一步深化海外市场布局、强化业务管理,实现由“走出去”到“沉下去”、由“做大”到“做强”的转变?中资银行正处于谋求战略发展和国际化转型的关键阶段。然而,当前世界经济低迷,疫情影响持续,逆全球化思潮抬头,中资银行的国际化发展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但中国坚挺的经济金融市场,以及“一带一路”倡议、RECP自由贸易区等国际经济合作平台的逆势表现,仍为中资银行提供了足够的发展空间。特别是我国主张的“一带一路”倡议的高质量发展,更是为中资银行国际化开辟了崭新路径。于是,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对中资银行国际化发展与“一带一路”倡议的相关课题研究也变得愈发关注和重视。梳理众多关于中资银行国际化发展与“一带一路”倡议的相关课题研究,我们发现,宏观研究多于微观研究、务虚探索多于务实研判,有许多问题值得思考:一是银行国际化问题的主流研究重点仍集中在如何提高银行国际化竞争力、银行国际化发展影响因子分析等课题上,而忽视了非常重要的区位选择布局及环境背景研究;二是对于中资银行作为“一带一路”倡议资金融通的中坚力量,关注两者之间勾稽推动关系的研究成果却比较少;三是少有研究者会从“一带一路”沿线整体角度切入,对区位选择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并探索建立系统数据模型,提供可量化的对策建议。基于上述问题,本文认为,对于中资银行来说,充分利用好“一带一路”倡议平台,抢占银行国际化发展机遇,区位选择布局问题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因此,对“一带一路”倡议下中资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的研究是一项充满挑战性的工作,这不仅是对“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整体情况的广泛整理,是对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路径的深入挖掘,更是对两者间关联匹配度的创新研究。本文通过构建“一带一路”倡议与中资银行国际化合作评估体系（以下简称“中资银行国际化合作评估体系”）,选取“一带一路”倡议沿线69个国家2015年至2019年政治、经济、金融、贸易、营商数据作为样本,借助SVM支持向量机模型（以下简称“SVM模型”）进行分类评估,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否适合中资银行发展进行实证分析。同时,结合银行国际化动因涉及的指标与实证结果进行差异化对标对比,对中资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给出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在面对选择“一带一路”倡议沿线目标国家进行国际化布局时,中资银行可以借助研究结果,结合自身业务发展需求,做具有针对性的差异化选择,降低区位选择布局成本。同时,研究结论也能为不同性质、或处于不同国际化发展阶段的中资银行,提供可量化的区位选择建议,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整体研究分为六个部分:第1章,介绍论文选题的背景、意义,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主要创新点与不足。第2章,梳理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理论研究脉络,说明相关理论基本概念,形成文献综述,并对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评述。同时,为进一步探究理论运作机理,引入国内外大型银行国际化优秀案例,提炼可供借鉴的国际化区位选择经验。第3章,对中资银行在“一带一路”倡议下进行区位选择的具体影响因素进行识别,并在此基础上全面梳理中资银行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现状,判断中资银行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优势和劣势。第4章,介绍中资银行国际化合作评估体系的构建思路和方法,数据库的建立和指标选取等,并进一步阐释SVM模型原理和指标内涵。第5章,运用SVM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并基于SVM模型实验结果,回归银行国际化动因理论,结合差异化指标给出有针对性的判断建议。第6章,“一带一路”倡议下中资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的主要结论和下一步建议。通过理论演绎和实证研究,本文的主要结论为:首先,“一带一路”倡议与中资银行国际化发展脉络吻合,两者发展相互助推;SVM模型实验具有较高的准确率,且结果显示实验样本集中有47个国家适合中资银行开办分支机构或进一步发展国际化业务。其次,从实证结果分析来看,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东盟、中欧、东欧三个区域最适合中资银行开拓发展。第三,结合实证分析结论,中资银行可以综合考虑税收法律、文化维度、环境绩效等附加因素,进一步优化区位选择结果。最后,SVM模型可实现进一步延展,待“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数据进一步完善,发展更为成熟时,可在现有模型基础上直接增加指标参数,实现模型结果的实时测度,及时帮助中资银行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实现国际化区位最优选择。同时,为进一步提高和巩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区位优势,中资银行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安排:（1）统筹规划国际化区位选择布局战略;（2）做好自身区位选择布局阶段化安排,实现对“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网格化辐射;（3）强化中资银行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化合作意识,加强公司治理,提升服务管理效率;（4）进一步践行可持续发展责任,以服务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国经济健康发展。
穆希琳[2]（2021）在《国企工会互助制度的生成与变迁研究 ——基于YZ厂的实证分析》文中提出在我国各级工会组织实施的正式制度中,工会互助制度属于工会保障职能中兼具职工集体福利和困难职工帮扶双重主题的制度形式。该制度的生成是结构互构与个体需求的复合体。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内制度的表现样态呈现区别化,本文对工会互助制度发展阶段的划分将厘清制度的发展脉络,对各阶段制度内容和运行实际效果的分析是归纳制度阶段特征的依据。而在工会互助制度变迁的逻辑体系中,原有的制度生成结构发生变化,作为工会组织“自我赋能”的中层力量崛起发挥着创新工会互助制度组织形态的作用。对工会互助制度的研究将原本呈现为割裂状态的工会互助制度典型阶段融汇为一脉相承的制度发展过程,并且将静态的制度呈现以动态演进的方式开展研究。通过构建“结构—需求—制度”的分析框架,将工会互助制度的生成和变迁的动力要素划分为“宏观制度—单位组织”的多重制度逻辑结构,又将个体需求的满足程度使用“认同—行动”双重维度进行类型划分。通过分析强化了“中层组织”在制度变迁中不可忽视的关键力量,中层组织呈现单位组织“退场”、上级工会组织“入场”。工会组织通过市场化机制的尝试达到“自我赋能”,这一外在突生的力量为工会互助制度变迁提供了全新的组织形态。本研究选择东北地区国有大型企业YZ厂作为田野调查点开展实证研究。YZ厂建厂历史悠久,工会互助制度发展历程完善,并且当下YZ厂仍保留单位内外多种互助制度并行,在参与上级工会职工互助保障的主流互助制度之外,在单位内部按年度职工仍开展向厂内互助基金会捐款。本研究采用社会学定性分析方法中的实地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将该厂1955年建厂初期至1995年间在工会会员之间实行的以“互助储金会”为代表的经济互助制度,结合“生活服务小组”、“思想互助小组”等为代表的劳力互助制度和思想互助制度,统称为工会互助制度的“初样态”。将1995年后参与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C市办事处组织的以职工医疗互助为主要内容的“职工互助保障”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工会互助制度的“新样态”。在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处于低位时期,收入分配制度遵循平均主义基础上的按劳分配,职工收入长期处于较低水平成为客观现实。社会管理领域国家以单位体制将个体纳入单位组织中便于管理及整合,单位组织也成为国家向个体提供福利待遇的中间组织。本论文所研究的国有企业在单位体制时期是典型的能够为单位成员提供近乎全覆盖福利、单位成员对单位组织依附黏性较强的单位组织。从自上而下的结构角度而言,国家经济社会的宏观制度要求单位组织承担国家意志的传达者、国家资源的提供者角色,纳入代表着“国家”的单位组织中的个体依靠单位解决自身的困境成为该历史阶段下理所当然的选择。这是国家制度对单位组织内部成员互助行为的社会建构。从自下而上的结构角度而言,在企业与国家“同构”之下的国有企业工会,听从党委领导并为行政部门分忧是其重要的政治任务,在国家总体资源供给量不足的局限下,动员群众力量展开互助互济活动成为工会的理性选择。把单位成员的问题在单位组织的场域内解决,这是单位组织“向上负责”的反馈表现。在国家宏观制度与中层单位组织的互构结构之外,大量职工存在临时性经济借贷需求这样微观个体的实际需求也是工会互助制度的生成要素。笔者通过对YZ厂工会互助制度发展过程的研究认为互助制度的变迁是对原有互助制度中呈现正反馈递增的设置予以保留,在此基础上采取渐进式变迁的方式,符合职工对工会互助制度发展的预期惯性,也符合制度制定的主体工会组织的功能定位。由于工会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功能侧重有所区别,工会互助制度也随之呈现了从“解群众之困”到“筑风险补充保障”的功能偏重转向。在单位体制之下,工会是生产性行政单位的企业同盟者或建设伙伴。因此工会组织为单位行政减轻负担的同时还要为职工群体缓解压力,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工人的生活福利工作,将出现临时经济困难的职工“揽”到工会职责份内,采取广泛依靠群众力量、解决群众自身问题的方式设立“互助储金会”,这是工会对稳定单位体制的有效的助益方式之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职工互助保障的群体边界相较单位体制时期工会互助制度范围扩大。职工互助保障将一事一时的工会“送温暖活动”转变为覆盖全年的帮扶救助长效机制,将工会单向“施惠”转变为职工双向多元互助参与。笔者通过对YZ厂工会互助制度的研究认为互助制度的当代价值不仅在于为职工提供风险补充保障,更在于“重塑”单位内部职工间相互关爱的凝聚力。“在内”有单位组织对“单位人”的关怀,“单位人”以尽心完成职业目标作为对单位组织的回馈;“在外”利用大数法则的职工互助保障,是低投入的非营利性的风险补充补充保障。笔者认为工会互助制度的发展进路应在维护职工保障权益的原则上拓展多层次多元化的互助保障体系,配合“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过程中的下岗职工、人数日渐增加的离退休职工、互联网平台灵活就业职工等群体设置有工会特色的互助保障制度,这也将是工会迎合职工民意需求增强持续创新能力持续“赋能”的表现。
张旭东[3]（2021）在《大连市实施减税降费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为深化供给侧改革,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提高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质量,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重大决策部署,在全国范围内推进包括增值税、所得税、地方税费的综合税收优惠措施。2021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提高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起征点、小微企业所得税征收再减半、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新标准的减税降费新政策,3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对“十四五”开局之年的减税降费实施工作提出综合性要求。鉴于此,思考政策推行的实际情况与预期效果如何,简要探讨减税降费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并提出改进建议,对更好发挥减税政策的效用具有一定的理论或现实意义。本文基于大连市近几年经济发展和税务部门组织各项收入情况,收集选取GDP、公共预算收入、税收收入、减税降费额度等数据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2020年第一季度新冠疫情疫情下大连市经济运行与财政收支情况,采用政策实施前后对比、特定对象分析政策评估方法通过对GDP、公共预算收支、税费收入主要数据的增速对比、税负核算、收支缺口测算等宏观分析以及减税降费对行业分规模、分税种、分受惠主体、分产业等微观层面研究,依据效率、效益、政策回应度等政策评估标准,得出大连市实施减税降费在降低社会整体税负、增强企业获得感、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产生了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推动第三产业发展、促进企业创新转型等积极社会效应。本文研究发现,大连市实施减税降费政策面临着财政收支平衡难度增加、新冠疫情造成税收收入下滑、征管工作压力加重等问题,结合政策可能带来的短期内不利影响、实施主体执行力不足,特定团体难以适用等因素,分析出地方财政支出增加、组织收入与落实减税降费政策的双重压力、税种制度复杂、企业涉税水平、减税降费配套机制不够完善等原因,结合上述积极实施成果与产生的效应、面临的问题和产生的原因,简要开展大连市实施减税降费政策的SWOT分析并以此制定对策,承上启下提出完善大连市实施减税降费政策的主要建议,即坚持组织收入原则、开源与节流、完善社保费管理、强化清欠管理以平衡地方财政收支,发挥减税降费新形势下稽查职能、预防骗取疫情防控税收优惠政策行为、优化执法方式助力政策落实等打击与预防涉税违法行为,完善实施政策企业涉税清单、加强税务电子政务建设、统筹部门协作为主要内容的优化减税降费配套措施,通过内部与外部减税降费政策的培训与纳税服务咨询来做好减税降费政策的贯彻与宣传,强化纳税服务人员配备以期不断完善加强减税降费的宣传教育。
李晋[4]（2021）在《X市中小企业涉税风险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税制完善,在我国经济和税收领域不断涌现出一些新现象、新问题。党在十九大报告中重申了“两个毫不动摇”方针,明确了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指明了民营经济的发展方向。而中小企业的发展直接影响着民营企业未来的发展前途,也关系到我国国民经济结构与经济发展的质量水平。由此看来中小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举足轻重,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已经成为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大任务。税收作为国家经济调控的主要杠杆之一,在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上有着重要且不可替代的作用。自2016年“营改增”以来,我国大规模的税收政策调整应接不暇,无论是2017年至2019年的增值税税率调整,还是2019年新个人所得税法的正式施行,亦或是其他减税降费政策,均对我国中小企业纳税环境产生了影响。而中小企业的涉税风险随着征管体制的完善,税务征管力量的加强,在近些年也呈持续上升趋势。另外由于中小企业管理者缺少涉税风险意识、企业未对涉税风险投入足够的关注,这些涉税风险极易使企业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X市共有7万多家中小企业,这些中小企业促进了当地经济与税收收入的高速发展,充分释放了经济活力,但这些中小企业遇到的管理问题与涉税风险,也是本地区中小企业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本文以此作为背景,首先分析X市中小企业的涉税风险问题,特别是将通过税务局的征管角度与企业端的纳税管理角度两方面分析中小企业涉税风险。其次将中小企业的涉税风险成因分为内因与外因两个方面。具体来说,从自身角度讲一是管理者没有对税收的意识。二是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未充分考虑纳税问题。三是中小企业的财务制度和财务管理手段不够完善,缺少主动应对和管理涉税风险的能力。四是企业办税人员业务能力差,甚至根本不存在专业的财务管理人员。从外部角度讲一是由于大陆法系下税法条文导致的不确定。二是征管体制改革与征管手段完善带来的变化。三是我国税务管理机构自由裁量权较为宽泛。四是国市场环境不够规范。最后针对以上原因本文从企业管理的角度提出了几点意见。试图可以帮助中小企业在一定范围内控制和抵御涉税风险,促使企业管理手段与程序进一步完善,引导企业健康发展。
吕慧娜[5]（2020）在《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文中认为“二战”后,各国都处于国内经济恢复与发展、国际上经济赶超竞赛的时代背景,面对国内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景象,各国普遍开展了以对特殊落后区域的重点开发以及对国土资源的综合性开发为主要形式的国家区域援助,在国际上形成了由国家（政府）对区域市场“失灵”进行干预的援助浪潮。国内,伴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和推进,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成为缩小区域差距的关键环节,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在改变欠发达地区贫穷落后面貌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随着援助实践的逐步开展,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有效性、甚至存在的必要性都饱受质疑。在此背景下,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制度价值和当代品性值得我们重新反思。一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制度作为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权益倾斜性配置的主要路径,在缩小区域差距方面仍具有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本身存在诸多局限,主要表现在:援助对象识别缺乏明确的标准、援助方式的有效性因制度缺陷而大打折扣、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不完善等方面。为此,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行制度上的完善,成为当下该制度突破发展困境的有力举措。域外主要国家在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援助时,多采用“立法先行”的调控模式,通过法律制度的规定性和强制性,保证了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化、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的强制性,且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证明,通过法律制度保障国家区域援助的长效供给是正确的选择,这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完善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启迪。当前学界提出对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加强法制保障的着述并不鲜见,但令人遗憾的是,当前关于国家区域援助法制建设的研究,要么仅停留在观点提出层面,要么止于国家区域援助法制理念、文化和伦理等高度,呈现出模糊化的研究态势。至今尚未有从经济法独有的研究视角,将国家区域援助法制理念或观念,通过具体的法律制度设计,搭建起国家区域援助法律制度框架,为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的法治化提供制度理论支撑。本选题之创作初衷即源于经济学提出国家区域援助急需法制保障,而法学研究却并未跟进的现状。笔者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揭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并通过法学视角为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援助方式选择和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提供些许制度理论上的参考与借鉴,并期望成果能够引起国家区域援助相关部门的关注与重视。本文除了引言与结语之外,共包括七章,内容分别为:第一章——“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研究的理论准备”。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相关的核心概念和制度要素。首先,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相关的核心概念“区域”、“援助”、“区域援助”、“国家区域援助”等进行界定。关于“区域”,区域经济学、区域地理学、区域政治学、区域社会学等学科都进行了大量的先期研究,但并未对区域的概念形成共识。法学学科中法理学、行政法和经济法等部门法对区域的界定,也是各家之言,范畴不一。为此,笔者对不同学科关于“区域”的界定进行了梳理,在借鉴各学科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将“区域”界定为“一国国内跨越行政区划界限限制的、具有共同利益、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欠发达”的地域共同体”。关于“援助”,笔者对脱胎于国际层面发达国家或地区对欠发达国家或地区提供发展援助的援助理念进行了追溯,在此基础上,将“援助”界定为资源从一个国家或地区到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自愿转移,且这里的“资源”泛指一切能转化为生产利益的资料、资金、能源、服务、工作人员、知识或其他资产。关于“区域援助”,范围涉及到国际、国内两个视角和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而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涉及的“区域援助”主要是中观层面,即一国范围内中央政府或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援助,分别称为“国家直接投入的区域援助”和“国家政策推动的区域援助”。综上,可以将“国家区域援助”界定为一国中央政府通过直接投入或政策推动的方式对其国内跨越行政区划界限限制的、具有共同利益、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欠发达”的地域共同体进行的资源转移。为了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一步展开研究,笔者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制度要素进行了解构,并将援助前期需要明确的援助对象、援助过程中需要选择的援助方式和援助结束后需要进行的绩效评估和结果应用作为重要的制度要素,为后文研究奠定基础。第二章——“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理基础”。本章主要讨论国家职能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义务、发展权利理论与区域发展权、实质正义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首先,明确国家区域援助义务的产生主要源于国家职能的演进。国家从最初的安全保障职能到后来的经济调节职能的演进,使其从以往的“守夜人”角色转变为国家宏观经济的管理者和微观经济的调节者。而随着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加剧,使国家又肩负起“中观经济的协调者”的重任,国家区域援助义务即是这一职责的内容之一。一般而言,国家区域援助义务是指将国家所负有的援助欠发达区域的职责进行义务化规定的一种强制性规范。从逻辑根源上看,国家所负有的对各区域进行平等保护的职责要求,正是国家对先天资源禀赋条件恶劣的欠发达区域具有区域援助义务的内在根源;对历史上作出过“特殊牺牲”的区域进行成本的延期支付或补偿,是国家区域援助义务产生的历史根源。其次,将发展权引入区域领域,使欠发达地区获得与发达地区同样的区域发展权利。区域能否作为发展权的主体,建立在区域是否具有法律主体地位的基础之上。本文认为,区域具有法律主体地位,能够成为发展权的主体,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传统的主体制度无法有效应对区域问题;法律主体发展史表明,赋予“区域”以法律主体地位具有很大的可能性和制度空间;从法律主体意志要素、能力要素和道德要素方面分析,“区域”与法律主体要素相契合;“区域”作为区域政策等制度供给的概念主体已经普遍化,且区域合作协议显示了“区域”作为契约主体全面符合法律主体资格标准,同时,区域环保公益诉讼反向肯定了区域的法律主体地位,可见,区域主体性得到实践佐证,也是实践所需;从价值分析角度来看,赋予区域主体地位是为了区域市场秩序,实现区域正义;等等。综上,区域利益作为法律调整的对象是时代的产物,区域主体也是对法律主体扩张理论和“非法人团体或其他组织”等当代社会崭新的第三类主体类型出现的有力佐证,区域作为法律主体具有正当性法律基础。由此,发展权主体由“人”向“区域”的扩展,使得发展权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革。从内容上来看,区域发展权应包含一系列权利,包括获得信息权、参与权、融资权、获得援助权、获得法律救济权等;同时,区域发展权应以培育和提升欠发达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为主要内容。从权利实现上看,区域发展权需要宪法保障,笔者建议在第四条之前增加一条针对“区域”的宪法保护规定,明确提出保护区域发展权,并将保护的对象区域进行列举;区域发展权实现须进行结构性分配,对于具有经济发展基础的区域,“造血式”援助能帮助其实现自我发展,对于其他不具有经济发展基础的区域,“输血式”援助仍具有现实意义。再次,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有利于实质正义的实现。正义理论经历了从形式正义到实质正义的转变,在区域层面表现为“区域正义”。针对区域市场出现的“非正义”现象,对区域结构中的弱质主体进行法律制度上的区别对待,进而使弱质主体获取与强质主体对等的发展权利,此种实质正义的实现就是“区域正义”。要实现“区域正义”就必须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权利倾斜”,而国家区域援助就是“权利倾斜”配置的有效路径。总之,国家区域援助义务与区域发展权构成了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权义架构”,为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行法律视域的研究和架构提供了合理性依据,同时,国家区域援助对“区域正义”的追求,充分体现了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治意义和实践价值。第三章——“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历史、现状与问题”。本章主要讨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演进过程、立法现状、政策规范及存在的法律问题。首先,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经历了从萌芽到正式形成,再到推动立法的发展过程。自建国伊始,我国区域发展层面就存在“援助”萌芽;直到改革开放初期,“对口支援”政策的提出,标志着我国以国家直接投入的区域援助和国家政策推动的区域援助为主要内容的国家区域援助制度体系正式形成;世纪之交以来,我国陆续实施战略性扶贫、“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地区崛起”等战略,极大地扩张了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内容,同时,由国家层面推动的区域援助立法工作也使得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逐渐走向制度化、法律化。其次,我国目前并没有对国家区域援助进行专门立法,援助理念大多散落在各部门法法律的个别条款之中。通过对我国成文法和政策法规的梳理,笔者发现,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存在较多问题:国家区域援助前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不明确;国家区域援助过程中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提升;国家区域援助后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性的强制性缺失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有效性、存在的必要性、时代意义和当代品性深受诟病。本文主要针对这三个方面,从法学视角进行制度分析,以期重塑国家区域援助的制度价值。第四章——“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本章主要讨论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立法规定、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背景、目标和原则,以及实现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的建议。首先,美国、日本和欧盟国家区域援助立法中都明确了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达到标准的才有权接受援助。其次,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是国土规划中的区域规划层面。在国土空间规划方面,我国现行的主要法规政策包括《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203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和《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通知》等,根据这些政策要求,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进行科学识别必须建立在“多规合一”、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要求基础之上,对现行有效的国土空间规划内容进行整合,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详细规划等相衔接。再次,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作为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重要内容,应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的专项规划,具体内容包括援助对象的识别及对应的识别标准。笔者在综合分析区域经济发展历程和早期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过去存在且延续至今的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边境地区、贫穷地区和实际发展中出现困难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地区、产业衰退的老工业城市地区和生态严重退化地区,划定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并拟构了各援助对象识别的地域单元标准和识别标准,建议通过“基本法+单行法”的形式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进行立法规定。在与现行立法的衔接方面,区域规划相关的现行立法被统一囊括进国土空间规划中,与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相关的立法应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的相关专项规划,并作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法的组成部分。第五章——“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主要类型、各类型援助对象区域适用的援助方式组合、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和区域金融支持制度。首先,国家区域援助方式体系。根据域外国家区域援助方式分类以及我国针对不同区域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所采用的援助方式,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由直接援助和间接援助构成的援助方式体系,本文主要研究以财政援助、税收优惠和金融支持为主构成的直接援助方式。在此基础上,笔者尝试性地构建了我国未来国家区域援助援助方式组合适用体系,以期发挥各项援助方式及相关制度的“合力”。其次,区域财政援助制度。根据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存在的立法质量不高、制度安排与制度目标自相矛盾、转移支付结构在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有限、缺乏细化的用途限制、缺乏统筹安排和项目衔接调整等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完善建议:加强对国家区域财政援助的立法规定,并对现存的转移支付项目进行整合和清理,同时重视转移支付程序的立法工作;税收返还应放弃“基数法”,改采特定税种税收返还法;结构上应提高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加强转移支付资金的细化规定,包括资金所占项目的比例、援助资金与区域发展所需资金和其他来源资金的关系、资金的拨付时间、使用限制等方面;转移支付项目设置注重统筹协调安排,增设“转移支付调整费”用于转移支付项目的衔接和协调成本支出;等等。再次,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区域税收优惠制度与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相辅相成,部分财政援助需要依靠区域税收优惠措施来实现,二者在进行国家区域援助中联系紧密,组合适用,不可分割。在借鉴美国、日本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经验的基础上,笔者对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存在的问题,诸如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多集中于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变相减免税、税制结构不合理、跨区域税收分成规定不明确等,提出了以下完善建议:通过立法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税收优惠制度的规范,进一步清理、整合混乱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赋予欠发达地区一定的税收优惠调节权;逐步增加直接税在税收体系中的比重;进一步明确跨区域税收分成规则等。最后,区域金融支持制度。我国在区域金融支持方面,存在诸多不足,主要表现为区域金融支持法律制度供给不足;银行金融机构本身制度性原因诱发“资金外流”;统一的货币政策工具引致不同的地域意义;政策性金融“政策性”功能缺位等。针对这些问题,笔者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完善建议:通过完善《中国人民银行法》、在区域援助基本法或单行法中规定倾斜性区域金融支持条款,加强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法律供给;通过对“总行——大区分行——中心支行——支行”一元四级的央行组织制度在职权与职责方面进行改良,在金融机构设置与职能安排上实现区域金融支持;实施区域差异化金融,对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再贷款、利率等进行差异化安排;通过设置政策性和市场性双目标、设立区域政策性银行等路径,对政策性银行的“政策性”功能进行补强。第六章——“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主体内容及绩效评估结果的应用。首先,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从法制思维角度而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法律制度是对国家区域援助行为“监管的监管”;从理论依据角度而言,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同时,区域财政援助绩效评估作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核心构成,存在很多问题,进而引发了对国家区域援助进行绩效评估的制度思考。其次,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主体内容构成。在对国家区域援助事前、事中和事后“全生命周期”进行评估的基础上,对评估主体、评估周期、评估指标、评估结果等“结构性构成”进行细化,搭建起以时间维度和内容维度为框架的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制度,保障了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有效性及结果的合理性。再次,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结果的应用。对于绩效评估结果为无效的国家区域援助,要进行援助无效责任追究,并通过“资格减等”对援助主体能否获得国家在援助制度中设置的各项优惠资格及优惠的级别进行降级减等,通过“回转”实现援助力量的保存,从而把积极的鼓励促进和消极的限制禁止相结合,通过奖励和惩罚实现对区域援助行为的指引和调控;对于绩效评估结果为有效的国家区域援助,要通过动力机制、补偿机制、风险防范机制、激励与约束机制等,有序推进相关援助对象区域退出国家区域援助,以减轻国家财政压力。第七章——“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的域外考察及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首先,域外各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考察。各国区域援助普遍“立法先行”,法律体系呈现出以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为核心、以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为实施细则的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特点,对我国进行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其次,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立法应是由多层级、多位阶立法和政策等不同法律形式构成的一套法律体系,具体包括:以法律形式为内容的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以政策、规划等形式为内容的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和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第一,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制定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应由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同时要重视地方参与和社会参与,满足对现行国家区域援助政策进行宏观梳理和指导的立法要求。内容方面,统筹国家各级政府及其各部门对欠发达地区的援助,涉及到援助理念、援助原则、援助对象、援助方式和绩效评估及应用的一般性规定。第二,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在单行法体系方面,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主要包括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和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根据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结果,我国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主要包括老少边穷地区援助单行法和困难地区援助单行法,具体包括革命老区援助单行法、少数民族地区援助单行法、边境地区援助单行法、穷困地区援助单行法、资源枯竭型城市地区援助单行法、产业衰退的老工业城市地区援助单行法和生态严重退化地区援助单行法。根据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主要方式,我国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主要包括区域财政援助单行法、区域税收优惠单行法和区域金融支持单行法。在单行法形式方面,鉴于我国当下的法制环境和区域法治实践,笔者认为以法规政策为主要形式具有正当性和可行性。在单行法层级和制定主体方面,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所涉及的援助对象区域与我国行政管理层级相对应,存在国家、省、市、县、镇（乡）5个层级,因此,国土空间规划、区域规划等也应在层级上分为5个层级,针对不同层级空间区域规划进行援助的单行法也相应分为5个层级,而不同层级单行法的制定主体也分别由国土资源部法规司（跨省级）、国土资源部在省级的派出机构与省级立法部门（省级且国土资源部在该省设立派出机构）、国土资源部指定人员与援助对象区域所在行政层级立法部门（省级及以下各层级且国土资源部未在该行政层级设立派出机构）承担;如果涉及到区域援助的特定援助方式,则由该援助方式所涉主管部门参与到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的起草工作中来。在单行法内容方面,要进一步细化对象识别的标准,明确特定区域援助中适用的援助方式,并对区域财政援助、区域税收优惠、区域金融支持等主要援助方式进行特殊规定。在单行法的实施与监管方面,要加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应用,进一步编制详细规划,充分利用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并维持稳定性。
乌倩[6]（2020）在《释意理论下汉英交替传译中修辞格的翻译策略研究 ——以2017年-2019年“两会”记者招待会发言为例》文中研究表明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每年三月份“两会”后的记者招待会也越来越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招待会现场口译对于促进中国与世界的交流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使语言简洁明了,生动形象,铿锵有力,中方领导人在发言中经常使用各种汉语修辞格来丰富语言,这为口译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一方面,口译员要在短时间内正确理解修辞语言背后的真正内涵,并通过有效翻译策略和方法将严肃的政治内容准确地传达给观众,另一方面又要在不会造成误解的情况下最大限度保留原文风格,向国外表明中国态度,难度和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本文以2017-2019年两会记者招待会口译文本为研究对象,以释意理论为指导,结合汉语修辞格的特点和难点,挑选具有代表性的实例,将招待会中常见修辞格分为句法修辞格和词义修辞格两类,其中句法修辞格包括排比、对偶和修辞疑问句;词义修辞格包括明喻、暗喻、引用和委婉语,并分别对各修辞格的口译策略进行总结,证明了释意理论用于指导记者招待会发言中汉语修辞格口译的可行性和重要性,希望为口译学习者提供一些帮助。
毕星[7]（2020）在《“一带一路”对外与对内投资中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一带一路”倡议下,“走出去”“引进来”企业的税收活动在更加广泛的范围、更高的层次与其他国家或地区进行合作。这其中所涉及的税收优惠问题不仅直接关系到各个国家的税收利益问题,同时还会影响区域税收协调与合作。因此,我国“走出去”企业会面临各种税收争议。而如何有效规避税收冲突,完善“一带一路”对内与对外投资中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所在。本文“一带一路”对外与对内投资中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研究主要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正文又分别进行四个部分的论证。第一部分是对“一带一路”与税收优惠理论探析,阐述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投资情况及我国税收优惠的类别、方式,概述对外与对内投资和税收优惠的关系。深入探明“一带一路”主投资国家的基本税种、税率及非居民企业税收优惠方式,主动剖析我国税收优惠政策的弊端和不足,从而提高“走出去”和“引进来”企业投资资金利用效率与质量、规避涉税风险。第二部分是我国与“一带一路”税收优惠法律概况,分别阐述我国和“一带一路”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关税三税种优惠规定和直接优惠、间接优惠两种方式的内容。第三部分指出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存在的短板,从立法、执法、优惠内容等方面进行探讨。文章深入分析对外与对内投资中的税收优惠体系状况,以及存在的立法及授权体系混乱、直接优惠适用比重偏大、税收优惠服务跟不上等主要问题。第四部分在剖析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完善建议,主要包含健全税收优惠法律制度、规范税收执法、加强优惠手段作用等,并借助完善税收优惠立法审查、转变优惠方式、提升关联配套服务等进一步优化我国税制结构,为“一带一路”对外与对内投资企业提供税收优惠方面的指引。
林明灯[8]（2020）在《母国制度对企业OFDI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文中研究表明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OFDI）曾经是发达经济体跨国企业特有的经济现象,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也以其为研究对象,成果丰富且已形成较为完善理论体系。然而近十年,中国OFDI呈几何式增长,即使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全球资本流动规模持续下滑,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仍逆势上扬,并于2016年首次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中企“走出去”发展轨迹,无法用传统OFDI理论中利益最大化解释:在经济飞速增长的趋势下,中企留在国内深耕发展才是合理选择,加之中企整体呈现国际化经验匮乏,自主品牌与技术拥有度较低等特征。传统理论无法从微观视域对中企OFDI行为做出合理解释,究其原因,发达经济体国内制度质量较高,营商环境优越,企业开展跨境投资无“后顾之忧”,无需考虑制度成本与政府寻租,母国制度可视为基本“背景”,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普遍制度建设滞后,政府干预较高,尤其是处于转轨时期的中企OFDI收益更多体现宏观经济利益,而企业微观利益是被兼顾的,其OFDI行为势必受区域制度政策、地方政府治理、国际双边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基于上述背景,本文试图探讨和回应下述核心问题:国际投资领域中,母国制度包含哪些维度?它们间关系是什么?是否都能显着影响企业OFDI?母国制度能否与经典OFDI理论中的资源观、区位观相结合?最后,基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域广袤,区域间制度体系演化差异大,地方政府调控力度高、范围广,涉外（投资）协议种类多、缔约频繁的特点,区域制度质量和企业OFDI选择是否具有显着的空间相关性?据此,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研究:（1）在梳理现有国际投资理论与研究基础上,综合中国对外投资制度变迁的历史背景有效评估母国制度影响中企OFDI的有效性。（2）以新制度经济学等经典理论为基础,解析母国制度的理论内涵与框架结构,并在修订OLI范式基础上构建母国制度嵌入的OFDI-S模型。（3）以2003-2015年上市企业OFDI决策为样本,通过Logit模型实证检验母国制度对中企国际化选择的直接影响与调节效应。（4）为中国政府提升区域OFDI水平提供政策建议。基于上述研究思路线索,本文得出结论可归纳为下:（1）母国制度分为国内层面（制度环境、政府治理）与国际层面（涉外制度）,共三个维度。国内层面:税制结构优化、信贷制度改革、技术市场成熟、知识产权完善,政府干预降低,补助补贴增多、审批效能提升,腐败活动减少,都能激励中企境外投资,呈现对OFDI的“挤入”效应,另一方面,物权保护力度提升,契约机制有效实施,政府支出规模增加,公共品高质量供给,反而会抑制中企“走出去”,呈现对OFDI的“挤出”效应。国际层面:避免双重征税制度与双边投资协议多以资本流入国身份签订,中企在“走出去”进程中无法得到缔约国高标准待遇,因而两类协议无法促使中企OFDI,甚至避免双重征税制度更多呈现对OFDI的“挤出”效应,与之相反,自由贸易协定与境外经贸合作区对投资保护与投资激励态度更为积极、开放程度更高、范围更广、条款更具操作性,激励中企到缔约国投资作用效果更佳。（2）母国制度也能以企业所有权优势（或东道国区位优势）为媒介,间接影响企业OFDI选择。国内层面:物权制度、契约制度、信贷制度、技术交易市场与知识产权制度提升,以及政府干涉降低,补贴规模增大,寻租行为减少,都能赋予创新型中企更高水平的技术所有权优势,呈现母国制度“强化”技术所有权优势特征;而企业承担税率降低,公共品供给效率提升,研发投入较多企业倾向留在国内发展,呈现母国制度“弱化”创新型企业OFDI意愿特征。国际层面:涉外制度能优化东道国较低的法治质量与营商环境（如双边投资协议与自由贸易协定）,降低东道国沉重的税收负担与不完善的基础设施对中资流入的抑制作用（如境外经贸合作区）,鼓励中企到制度区位优势缺失的缔约国OFDI,呈现涉外制度“强化”东道国区位优势特征。（3）从“两个统筹”到“三个统筹”是中国加快对外开放水平战略思想的重大创新:国内层面,制度环境作为母国制度最为稳定的制度内核,其本身是静态框架,需要政府构建与之适应的执行机制,才能充分发挥其优越性,本文考察国内制度的十二个子制度对微观特征异质企业OFDI影响差异,可以帮助地方政府重新审视如何利用中企在OFDI决策上表现出对国内制度的“异质性偏好”,精准激励目标企业“走出去”;国际层面,既需要中国研究借鉴国际经济规则调整国内制度,为中企培育“走出去”能力提供良好的国内环境,也要求政府调整国内制度政策工具,配合涉外（投资）制度体系效率效能发挥,以争取国际投资领域更大的制度性权力。本文考察中企至签订不同涉外（投资）制度的缔约国OFDI呈现出对国内制度的“异质性偏好”,所得结论能帮助中国在参与国际经济活动进程中更好实现“统筹国际国内规则”。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从母国制度视角对OFDI研究,建立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OFDI具有更强解释力的理论框架。第二,本文将母国制度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中的OL优势有机结合,丰富和发展了国际投资理论。第三,本文的研究对将从国际规则国内化以及国内规则国际化两条路径着手,推动现有治理机制和规则体系变革的中国具有较大的实践价值。
周勍[9]（2020）在《中国跨境电商政策的影响效应研究 ——基于国内视角》文中研究说明2013年来,中国的跨境电商快速发展,成为中国外贸发展重要的推动力。据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9年,通过中国海关验放的跨境电商零售进出口规模已达1862.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幅达到38.3%,连续5年年均增幅超过30%,远超过同期一般贸易的增长速度。跨境电商不仅降低了国际贸易的门槛,为广大中小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了机会,更大大提升了国际贸易的效率。为鼓励跨境电商发展,中国政府自2012年起,相继出台了大量支持和监管政策。除了国务院出台的宏观指导政策外,国务院各部门在税收、通关监管、商品检验检疫、收付汇、营造发展环境等方面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切实推动了传统外贸和生产企业向互联网化转型,有效帮助了中小微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但是中国跨境电商政策体系是否完善?对跨境电商的发展有什么作用和影响?是否有利于跨境电商持续健康发展?事实上,2013年来中国跨境电商经历了高速发展,但也受政策影响遭遇了急刹车。另外,在杭州等地设立国家级跨境电商综合试点后,跨境电商的试点范围已经遍布全国。这些试点运行是否达到预期目标?试点政策在跨境电商整体运行体系中作用如何?这一系列问题一直没有被系统地研究。本文的研究目的,就是对中国跨境电商政策体系的建立、现状和运行机制进行系统、深入地比较分析,总结政策体系的作用和影响,进而为不断完善中国的跨境电商政策体系,服务产业创新发展提供参考建议。本文共分成七部分。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是引言、研究方法和文献综述。本章主要介绍了研究意义、研究内容和框架、文献综述及研究方法。其中,研究方法上,主要采取的是文献研究法、归纳法、实地调研法、问卷调查法和实证研究法等。在研究阶段上,又分为初步研究阶段和深入研究阶段两部分。文献综述分为关于政策评估工作的研究、关于中国跨境电商发展现状的总体研究、关于国外跨境电商发展现状的研究、关于跨境电商模式的研究、关于中国跨境电商政策环境开展的研究、关于改进国内跨境电商发展环境的研究,并对现有研究不足进行归纳总结。第二章是跨境电商政策相关概念和理论。阐述了跨境电商的基础概念、模式及特点,跨境电商的作用和影响,包括积极作用以及对传统贸易的影响,列举和分析了跨境电商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本章还重点介绍了跨境电商政策法规的范畴和各主要政策类型。最后,还列举了本研究相关的主要理论,包括普惠贸易理论、部分法经济学理论、竞争优势理论和平台理论等。第三章是中国跨境电商政策环境初步分析。研究分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和中国政府对跨境电商发展的基本导向和要求,重点分析了各级政府出台相关政策的背景以及对跨境电商发展的影响,包括各类试点政策、税收政策、监管政策、外贸综合服务政策等。本章还对中国跨境电商政策体系存在的突出问题和不足作了分析,并对国外跨境电商政策环境作了介绍,包括国外跨境电商体系基本情况和对中国跨境电商的具体影响等。第四章是中国跨境电商政策的影响机理和样本研究。重点研究了跨境电商政策的影响机理,包括传导机理和要素分析,以及样本分析的意义和方法。本章还以国务院、国务院部门和地方综合试验区三个维度,分别选取2013年-2019年16份国务院文件、2009年-2019年45份部门文件和2010年-2019年21份杭州市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相关文件为样本进行研究,分析评估跨境电商政策与行业发展“内容-功能”的匹配度分析,进而研究总结出现行政策体系的运行规律和存在的突出问题。第五章是中国跨境电商政策对企业创新发展影响的实证研究。本章基于面向302家跨境电商企业开展的“跨境电商政策与企业创新发展问卷调查”,通过搜集企业对4大类22个问题的答卷信息,系统地了解跨境电商企业经营情况、政策诉求、模式创新与政策关系、政策制订和调整与对企业创新关系。本章还介绍了研究设计的目的和动因、问卷总体设计的原则和方案具体设计,以及问卷发放和回收等研究过程等。第六章是跨境电商试点对城市经济影响的实证研究。本章设计了以耦合模型为核心的研究方法,基于此,对试点城市跨境电商产业与区域经济耦合互动关系进行研究。本章以2016年-2019年中国海关统计数据作为面板数据,通过耦合度模型分析,研究13个城市跨境电商系统与城市经济系统的耦合互动关系。第七章是主要结论、政策建议与未来展望。对全文主要结论和观点进行总结,并针对研究的不足之处提出下一步工作建议。本文总结出中国跨境电商政策环境、中国跨境电商政策作用和影响、中国跨境电商政策对企业创新影响和中国跨境电商政策与区域经济耦合互动四方面结论,以及如何完善跨境电商政策体系、地方如何实现同跨境电商持续发展及政府如何促进跨境电商企业创新发展等三方面建议。同时,指出本研究的创新点以及不足之处,并对下一步研究做出展望。本文共得出了四方面结论:首先,关于中国跨境电商政策环境的结论。一是中国跨境电商政策体系已经初步建立。二是中国跨境电商政策对行业发展确实起到规范和促进效果。三是中国各地、各级政府在跨境电商政策体系上有协同,仍存在一定问题。四是部分跨境电商政策作用不明显、不清晰,需进一步完善。其次,关于中国跨境电商政策作用和影响机理的结论。一是中国各级政府出台的跨境电商政策在传导机制上,保持的较为顺畅。二是试点政策存在缺乏长期规划的问题,容易造成区域间发展不均衡。三是部门政策过于聚焦,缺少平衡性。四是试点的直接优惠政策对企业更具有吸引力,对行业发展是否有利仍有待评估。五是各部门对于跨境电商定位和理解还不统一,应提高科学化和理论化认识。再次,关于中国跨境电商政策对企业创新影响的结论。一是跨境电商平台企业对政策更为关注。二是政府的监管政策和试点政策与企业创新发展的关联度更高。三是企业创新目标和创新方式都与政策呈显着相关,特别是试点政策对企业创新方式和创新目标以及路径形成效用的正向影响最为显着。四是企业对政策调整的期望值较高,希望政府根据行业和形势变化定期调整政策。最后,关于中国跨境电商政策与区域经济耦合互动的结论。一是试点城市跨境电商与经济系统的耦合互动分化不明显,各试点城市跨境电商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协同性大致相当;但在跨境电商与经济系统的协调互动方面表现差异较大,即跨境电商与地方经济内在关联方面有很大差异。二是试点城市“跨境电商与经济”系统耦合协调程度不稳定,即各城市在研究年份这种内在联系水平波动较大,试点城市跨境电商与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关系不理想。本文的建议有三方面:关于完善跨境电商政策体系的建议,一是进一步强化顶层设计,赋予跨境电商特有的政策功能,二是加强部门协同,共同解决产业发展问题,三是加强国际交流,借鉴国外政策经验。关于地方跨境电商持续发展的建议,一要因地制宜地发展跨境电商,二要正确处理政策优惠与发展的关系,三要提高和增强政策试点的效果。关于政府促进企业创新发展的建议,一是政府要有针对性地做好政策规划,二是提高企业政策制订的参与感,三是定期调整政策,更好实现政策目标,四是企业要增进与政府的互动协同,及时向政府部门反馈对政策的需求,积极提出合理化建议。本文最重要的贡献在于本文可能是首次对中国跨境电商政策体系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系统地研究,指出了跨境电商政策的结构、传导机制,对企业和地方经济的影响,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地梳理,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工作建议。本文提出,关于中国跨境电商面临的最突出问题是政府、学界和企业对跨境电商的边界和基本定义缺乏统一认识,导致各方预期的政策目标存在错位。此外,可能首次比较系统地提出如何完善跨境电商统计的工作建议。
林恋青[10]（2020）在《企业所得税减免的就业激励效应实证研究》文中认为就业关系到民生福祉,始终是各国政府密切关注的问题。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劳动力人口下降,但就业总量压力仍旧明显,突出的结构性矛盾问题仍亟需解决。在全球经济存在下行趋势的今天,“稳就业”是重要的民生抓手。我国在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首次将就业优先政策置于了宏观政策层面,明确表示就业优先政策要“全面发力”,必须把就业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强化各方重视就业、支持就业。其中税收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以企业所得税减免来引导企业经济行为,已经成为了税收激励的重要方式。企业是劳动力市场上需求端的重要一环,鼓励企业创造就业岗位增加雇佣的方式仍旧是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在当前“减税降费”的大背景下,本文以企业所得税减免与就业促进为主线,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探究企业所得税减免与就业激励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本文首先在明确我国就业形势与研究企业所得税减免来实现就业促进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情况下,归纳梳理了相关国内外文献。再从理论上分析了企业所得税减免的具体存在的模式,提出企业所得税减免会激励就业,且主要通过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的中介机理来实现的研究假说。其次在实证部分,本文利用我国2006年企业所得税两税合并前,提高内资企业工资薪金扣除标准的准自然实验,通过建立内资与外资企业的实验组与对照组,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有效识别出了企业所税减免这一外生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企业所得税减免能够刺激就业,提高企业的雇佣。同时其效应在劳动密集型与资本技术密集型,东部与非东部,国有控股与非国有控股企业间存在差异性。随后的机理实证部分证实企业所得税减免对就业的激励主要通过增加企业税后收益的收入效应途径实现,在资本与劳动间的替代效应不显着。基于前文现状以及实证发现的问题,本文借鉴了国外激励就业的企业所得税减免政策,发现国外存在目标明确且成体系的抵免优惠,减免向中小企业倾斜以及普惠性大幅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等先进做法。为完善我国现有的企业所得税减免政策,本文提出建立促进就业的减免长效机制,兼顾减免政策的普惠性与结构性等优化我国激励就业的企业所得税减免政策建议。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基于准自然实验识别了企业所得税减免这一变量,有效避免了政策的内生性,并进一步利用三重差分模型进行了异质性分析,这在研究企业所得税减免对就业影响的实证领域提供了新的思路,研究结论也为进一步优化现有的企业所得税减免政策提供了方向。
二、产业优惠代替外企普惠——我国将在六方面推进税制改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产业优惠代替外企普惠——我国将在六方面推进税制改革（论文提纲范文）
（1）“一带一路”倡议下中资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研究 ——基于SVM支持向量机模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的背景 |
| 1.1.3 研究的现实意义与理论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主要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3.1 主要创新 |
| 1.3.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文献综述及经验借鉴 |
| 2.1 相关概念与文献综述 |
| 2.1.1 银行国际化概念及内涵 |
| 2.1.2 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问题国内外文献综述 |
| 2.1.3 “一带一路”下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文献综述 |
| 2.2 外资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实践经验借鉴 |
| 2.2.1 西班牙桑坦德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实践借鉴 |
| 2.2.2 美国花旗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实践借鉴 |
| 2.3 中资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实践经验借鉴 |
| 2.3.1 中国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实践借鉴 |
| 2.3.2 中国工商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实践借鉴 |
| 第3章 “一带一路”下中资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影响因素及合作现状 |
| 3.1 “一带一路”下中资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影响因素识别 |
| 3.1.1 宏观政治因素 |
| 3.1.2 贸易发展因素 |
| 3.1.3 投资发展因素 |
| 3.1.4 绿色金融因素 |
| 3.2 “一带一路”下中资银行国际化发展环境与现状 |
| 3.2.1 “一带一路”下的金融环境情况 |
| 3.2.2 中资银行支持“一带一路”建设情况 |
| 3.3 “一带一路”下中资银行国际化发展的优势与劣势 |
| 3.3.1 国际化发展的优势 |
| 3.3.2 国际化发展的劣势 |
| 第4章 “一带一路”下中资银行国际化合作评估体系构建 |
| 4.1 合作评估体系构建方法 |
| 4.1.1 合作评估体系构建的总体思路 |
| 4.1.2 数据指标总库选取的基本原则 |
| 4.1.3 最高关联度指标主成分分析 |
| 4.2 合作评估体系的指标内涵 |
| 4.2.1 政府管理指标 |
| 4.2.2 经济投资指标 |
| 4.2.3 金融发展指标 |
| 4.2.4 贸易水平指标 |
| 4.2.5 营商开放指标 |
| 4.3 合作评估体系SVM模型选择 |
| 4.3.1 线性SVM模型 |
| 4.3.2 非线性可分SVM模型 |
| 4.3.3 支持向量机SVM模型优势 |
| 第5章 评估体系SVM模型实证结果及差异化结论分析 |
| 5.1 合作评估体系呈现的SVM模型实验结果 |
| 5.1.1 综合角度SVM模型实验结果 |
| 5.1.2 引入时序角度的实验结果 |
| 5.1.3 引入地理角度的实验结果 |
| 5.2 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的结论分析 |
| 5.2.1 沿线各国比较优势情况汇总 |
| 5.2.2 比较优势理论的差异化结论分析 |
| 5.3 基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结论分析 |
| 5.3.1 沿线各国文化维度情况汇总 |
| 5.3.2 文化维度的差异化结论分析 |
| 5.4 基于可持续发展角度的结论分析 |
| 5.4.1 社会责任视角的差异化结论分析 |
| 5.4.2 绿色金融视角的差异化结论分析 |
| 第6章 结论及相关建议 |
| 6.1 主要结论 |
| 6.2 相关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研究成果 |
| 致谢 |
（2）国企工会互助制度的生成与变迁研究 ——基于YZ厂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与问题提出 |
| 1.1.1 选题缘起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工会 |
| 1.2.2 工会会员与单位成员 |
| 1.2.3 互助互济 |
| 1.2.4 工会互助制度 |
| 1.3 理论基础与解释框架 |
| 1.3.1 理论基础:制度生成与变迁理论 |
| 1.3.2 解释框架:“结构—需求—制度”分析框架 |
| 1.3.3 论文篇章结构 |
| 1.4 研究对象情况介绍 |
| 1.5 研究方法 |
| 1.6 研究意义 |
| 1.6.1 理论意义 |
| 1.6.2 现实意义 |
| 第2章 相关文献回顾与述评 |
| 2.1 国内文献回顾 |
| 2.1.1 工会角色与组织运行研究 |
| 2.1.2 工会功能与改革研究 |
| 2.1.3 互助价值传统与互助实践研究 |
| 2.1.4 工会互助保障研究 |
| 2.2 国外文献回顾 |
| 2.2.1 工会角色与组织运行研究 |
| 2.2.2 工会功能与改革研究 |
| 2.2.3 互助思想与互助组织研究 |
| 2.3 既有学术贡献与局限 |
| 2.3.1 学术贡献 |
| 2.3.2 研究局限 |
| 第3章 工会互助制度生成的背景分析 |
| 3.1 制度下沉: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催生互助“刚性需求” |
| 3.1.1 计划经济时期经济水平与收入分配制度的局限 |
| 3.1.2 单位制初期国有企业“纵横交错”管理体系下的工会组织 |
| 3.1.3 单位制初期的工会保障职能 |
| 3.2 组织反馈:单位成员团结模式的有机形塑 |
| 3.2.1 发挥工会“政治动员”组织者的作用 |
| 3.2.2 互助行为优化单位成员社会互动结构 |
| 3.2.3 集体主义思想成为单位体制时期价值取向 |
| 3.3 个体需求:满足计划经济时期单位成员基本生活保障需求 |
| 3.3.1 脱离剥削性质的旧时民间借贷组织的需求 |
| 3.3.2 大量单位成员存在应急借款的需求 |
| 3.3.3 缓解单位成员家属“后顾之忧”的需求 |
| 第4章 计划经济时期工会互助制度的“初样态” |
| 4.1 工会互助制度“初样态”的运行和功能 |
| 4.1.1 建国初期工人阶级互助实践 |
| 4.1.2 工会互助制度的运行过程 |
| 4.1.3 工会互助制度“初样态”的功能 |
| 4.2 YZ厂工会互助制度“初样态”的内容和特点 |
| 4.2.1 “互助储金会”——经济互助制度 |
| 4.2.2 “生活服务小组”——劳力互助制度 |
| 4.2.3 “思想互助小组”——思想互助制度 |
| 4.2.4 由“输血”到“造血”的互助基金会 |
| 4.3 单位成员对工会互助制度“初样态”的行动回应 |
| 4.3.1 单位成员“支持型”行动 |
| 4.3.2 单位成员“妥协型”行动 |
| 4.3.3 单位成员“观望型”行动 |
| 4.3.4 单位成员“排斥型”行动 |
| 第5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工会互助制度的“新样态” |
| 5.1 工会互助制度“新样态”的特点和功能 |
| 5.1.1 从路径依赖视角解析工会互助制度“新样态” |
| 5.1.2 职工互助保障区别于商业保险的独特价值 |
| 5.1.3 互助制度助力工会打造全方位保障“品牌” |
| 5.2 YZ厂工会互助制度“新样态”的表现形式 |
| 5.2.1 YZ厂参与职工互助保障的必要性 |
| 5.2.2 双轨互助制度并行的YZ厂特色 |
| 5.2.3 对制度目标和成效的认同激发参与动力 |
| 5.3 单位成员对工会互助制度“新样态”的行动回应 |
| 5.3.1 单位成员“支持型”行动 |
| 5.3.2 单位成员“妥协型”行动 |
| 5.3.3 单位成员“观望型”行动 |
| 5.3.4 单位成员“排斥型”行动 |
| 第6章 工会互助制度的变迁逻辑分析 |
| 6.1 宏观制度对中层赋能和个体需求的决定作用 |
| 6.1.1 国家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作用 |
| 6.1.2 单位由行政性整合转向利益性整合 |
| 6.1.3 “国家—单位保障”进阶“国家—社会保障” |
| 6.2 中层赋能的“强化”促生互助组织新形态 |
| 6.2.1 向上贯彻:上级工会“在场”重塑互助边界 |
| 6.2.2 向下回应:发挥工会组织联系职工的“桥梁纽带” |
| 6.2.3 自我赋能:工会组织市场化“跨界” |
| 6.3 微观个体为宏观结构和中层赋能提供经验建构 |
| 6.3.1 “搭便车”的群体惰性助推互助行为制度化 |
| 6.3.2 “由借到挣”的行为逻辑嵌入互助基金会的运营理念 |
| 6.3.3 “风险自担”的制度常态激发工会互助保障的转型 |
| 第7章 结论与讨论 |
| 7.1 主要结论 |
| 7.1.1 工会互助制度生成的复合因素 |
| 7.1.2 工会互助制度变迁不可忽视的“中层力量” |
| 7.1.3 工会互助制度的现实意义 |
| 7.2 研究不足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访谈提纲 |
| 附录2:受访者基本信息表(以访谈时间先后排序) |
| 附录3:《互助储金会组织通则》 |
| 附录4:《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章程》 |
| 附录5: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C市办事处开展的职工互助保障类型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学术成果 |
| 致谢 |
（3）大连市实施减税降费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3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1.4 概念界定和理论依据 |
| 1.4.1 概念界定 |
| 1.4.2 理论依据 |
| 1.5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2 大连市减税降费政策实施现状 |
| 2.1 大连市税务部门组织各项收入情况 |
| 2.2 大连市实施减税降费政策梳理 |
| 2.2.1 增值税减税政策 |
| 2.2.2 所得税优惠政策 |
| 2.2.3 其他减税降费政策 |
| 2.3 大连市实施减税降费政策特点分析 |
| 2.4 基于大连市实施减税降费政策的SWOT分析 |
| 2.4.1 优势 |
| 2.4.2 劣势 |
| 2.4.3 机遇 |
| 2.4.4 挑战 |
| 2.4.5 大连市实施减税降费政策的SWOT分析矩阵 |
| 3 大连市实施减税降费政策效应与问题 |
| 3.1 大连市实施减税降费政策效果评估标准 |
| 3.2 大连市实施减税降费政策效果 |
| 3.2.1 社会整体税负下降 |
| 3.2.2 企业获得感增强 |
| 3.2.3 主要行业与税种减税降费效果明显 |
| 3.2.4 社会保险费减费明显 |
| 3.2.5 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增加 |
| 3.3 大连市实施减税降费政策效应分析 |
| 3.3.1 降低企业运营成本的成本效应 |
| 3.3.2 推动第三产业发展的激励效应 |
| 3.3.3 促进企业创新转型的升级效应 |
| 3.3.4 提高收入促进消费的社会效应 |
| 3.4 大连市实施减税降费政策面临的问题 |
| 3.4.1 财政收支平衡难度增加 |
| 3.4.2 新冠疫情不利影响 |
| 3.4.3 税务部门征管工作压力增大 |
| 3.4.4 政策落地普惠难度大 |
| 3.4.5 存在发生利用优惠政策的税收违法行为 |
| 4 大连市实施减税降费政策面临问题的成因分析 |
| 4.1 减税降费对地方财政短期影响 |
| 4.1.1 地方税收收入减缓 |
| 4.1.2 地方财政支出负担加重 |
| 4.1.3 完成减税降费与组织收入任务难度大 |
| 4.2 减税降费政策配套机制有待完善 |
| 4.2.1 减税降费相关工作量与人员数量不匹配 |
| 4.2.2 税务系统信息与政策效果分析有待完善 |
| 4.2.3 欠税征管工作有待加强 |
| 4.3 税种制度的复杂性 |
| 4.4 减税降费政策掌握不全面 |
| 4.4.1 部分税务人员对政策业务存在短板 |
| 4.4.2 部分企业对政策理解不到位 |
| 5 完善大连市推进减税降费实施的建议 |
| 5.1 稳定地方财政收支平衡 |
| 5.1.1 坚持组织收入原则 |
| 5.1.2 开辟税源新增点 |
| 5.1.3 合理控制财政支出 |
| 5.1.4 加强对欠缴税费的管理 |
| 5.1.5 完善社会保险费征收管理 |
| 5.2 打击涉税违法行为 |
| 5.2.1 发挥减税降费实施背景下的税务稽查职能 |
| 5.2.2 打击减税降费新形势下的税收违法行为 |
| 5.2.3 有效预防骗取疫情防控税收优惠等违法行为 |
| 5.2.4 优化稽查执法助力减税降费落实 |
| 5.3 优化实施减税降费政策配套措施 |
| 5.3.1 完善企业涉税清单制度 |
| 5.3.2 增加政务信息透明度 |
| 5.3.3 推进税务电子政务建设 |
| 5.3.4 统筹部门间协作 |
| 5.4 做实减税降费政策的贯彻与宣传 |
| 5.4.1 加强减税降费政策内部教育培训 |
| 5.4.2 加强减税降费政策外部宣传培训 |
| 5.4.3 做好纳税服务与涉税咨询 |
| 5.4.4 完善纳税服务人员的配备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X市中小企业涉税风险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1.1.1 理论意义 |
| 1.1.1.2 现实意义 |
| 1.2 国内外中小企业涉税风险研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工具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方法 |
| 1.3.1.1 文献研究法 |
| 1.3.1.2 归因分析法 |
| 1.3.1.3 实证研究法 |
| 1.3.2 研究假设 |
| 1.3.3 数据的主要来源及样本选择 |
| 1.4 技术路线 |
| 1.5 创新与不足 |
| 1.5.1 可能的创新点 |
| 1.5.1.1 涉税风险评分体系 |
| 1.5.1.2 多税种关联风险分析 |
| 1.5.2 不足之处 |
| 1.5.2.1 样本的代表性不够全面 |
| 1.5.2.2 可能存在隐匿的风险点 |
| 第二章 税制改革及涉税风险概述 |
| 2.1 我国现行税收政策解析 |
| 2.2 近期税制改革简介 |
| 2.2.1 征管体制改革 |
| 2.2.2 税收领域“放管服”改革 |
| 2.2.3 大规模“减税降费” |
| 2.2.4 深化增值税改革 |
| 2.2.5 新个人所得税法实施 |
| 2.2.6 企业所得税优惠力度加大 |
| 2.3 中小企业常见的涉税风险 |
| 2.3.1 涉税风险简介 |
| 2.3.2 中小企业常见的涉税风险 |
| 2.3.2.1 未按照规定期限办理纳税申报和报送纳税资料的风险 |
| 2.3.2.2 故意虚假申报少缴税款的风险 |
| 2.3.2.3 虚开增值税发票的风险 |
| 2.3.2.4 优惠政策利用不充分的风险 |
| 2.3.2.5 产生高额滞纳金的风险 |
| 2.3.2.6 发票开具不规范的风险 |
| 2.3.2.7 其他风险 |
| 第三章 征管视角下X市中小企业涉税风险分析 |
| 3.1 X市中小企业概况 |
| 3.1.1 中小企业的范围 |
| 3.1.2 X市中小企业构成情况 |
| 3.1.3 X市中小企业涉税管理人员现状 |
| 3.2 涉税风险处罚情况分析 |
| 3.2.1 涉及刑事处罚情况 |
| 3.2.2 涉及行政处罚情况 |
| 3.2.2.1 涉及简易处罚情况 |
| 3.2.2.2 涉及一般处罚情况 |
| 3.2.3 加征滞纳金情况 |
| 3.3 涉税风险成因分析 |
| 3.3.1 涉税风险内因分析 |
| 3.3.2 涉税风险外因分析 |
| 3.3.3 基于德尔菲法进行风险排序 |
| 3.3.3.1 编制调查表 |
| 3.3.3.2 专家的选取 |
| 3.3.3.3 调查表的发放与回收 |
| 第四章 企业内控视角对涉税风险的识别 |
| 4.1 X市中小企业涉税风险的识别 |
| 4.1.1 涉税风险识别的概念 |
| 4.1.2 涉税风险的识别方法 |
| 4.2 X市中小企业涉税风险的评估 |
| 4.2.1 税务风险评估的概念 |
| 4.2.2 中小企业税务风险评估的方法 |
| 4.2.3 问卷调查 |
| 4.2.3.1 问卷题目的设计 |
| 4.2.3.2 问卷的发放与回收 |
| 4.2.3.3 问卷调查特定企业分析 |
| 4.2.4 X市涉税风险评估的结果 |
| 第五章 X市中小企业涉税风险控制 |
| 5.1 建立涉税风险管控机制 |
| 5.2 建立涉税风险应对机制 |
| 5.3 培养企业管理者纳税意识 |
| 5.4 提升企业财务管理者税务能力 |
| 5.5 选择简易征税模式 |
| 第六章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5）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与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研究的理论准备 |
| 第一节 区域的范畴界定 |
| 一、区域的语义分析 |
| 二、不同学科中区域的内涵剖析 |
| 三、本文语境下区域的涵义与边界 |
| 第二节 国家区域援助的内涵与限定 |
| 一、援助的内涵 |
| 二、区域援助的界定与体系 |
| 三、国家区域援助的概念与体系 |
| 第三节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要素 |
| 一、援助对象 |
| 二、援助方式 |
| 三、援助绩效评估 |
| 第二章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理基础 |
| 第一节 国家职能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义务 |
| 一、国家职能的演进 |
| 二、国家区域援助义务的逻辑根源 |
| 第二节 发展权利理论与区域发展权 |
| 一、发展权的变革 |
| 二、区域作为发展权的权利主体 |
| 三、区域发展权的内容与实现 |
| 第三节 实质正义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 |
| 一、实质正义的内容 |
| 二、实质正义在区域层面的实现 |
| 第三章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历史、现状与问题 |
| 第一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演进过程 |
| 一、萌芽阶段:国家区域援助的模糊概念及实践 |
| 二、正式形成:以“对口支援”政策的提出为标志 |
| 三、推动立法:以《西部开发促进法》为例 |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立法现状与政策梳理 |
| 一、成文法层面 |
| 二、国家区域援助政策层面 |
| 第三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存在的法律问题 |
| 一、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不明确 |
| 二、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提升 |
| 三、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强制性缺失 |
| 第四章 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 |
| 第一节 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及相关制度概况 |
| 一、美国 |
| 二、日本 |
| 三、欧盟 |
| 四、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特点及经验 |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基石 |
| 一、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背景 |
| 二、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目标 |
| 三、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原则 |
| 第三节 实现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的建议 |
| 一、国家区域援助对象的识别 |
| 二、明确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 |
| 三、以法律形式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进行明确规定 |
| 第五章 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 |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方式体系 |
| 一、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主要类型 |
| 二、国家区域援助对象适用的援助方式组合设计 |
| 第二节 区域财政援助制度 |
| 一、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的域外考察 |
| 二、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 三、完善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的建议 |
| 第三节 区域税收优惠制度 |
| 一、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的域外规定 |
| 二、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 三、完善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的建议 |
| 第四节 区域金融支持制度 |
| 一、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域外考察 |
| 二、我国区域金融支持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 三、我国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完善 |
| 第六章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与应用 |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 |
| 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法制思维 |
| 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理论依据 |
| 三、核心:国家区域援助财政支出绩效评估 |
| 第二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主体内容构建 |
| 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全生命周期” |
| 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结构性构成” |
| 第三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应用 |
| 一、国家区域援助无效责任法律制度 |
| 二、国家区域援助退出法律制度 |
| 第七章 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 |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的域外考察 |
| 一、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的概况介绍 |
| 二、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的内容与特点 |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 |
| 一、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的构建 |
| 二、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的创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6）释意理论下汉英交替传译中修辞格的翻译策略研究 ——以2017年-2019年“两会”记者招待会发言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List of Abbreviations |
| ChapterⅠ Introduction |
| 1.1 Research Background of the Thesis |
| 1.2 Objectives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Thesis |
| 1.3 Overview of the Thesis |
| ChapterⅡ Literature Review |
| 2.1 Definition of Figure of Speech |
| 2.2 Previous Studies on Figures of Speech |
| 2.3 Previous Studies on Interpretive Theory |
| 2.4 Previous Studies on NPC and CPPCC Press Conferences |
| 2.5 Previous Studies on Interpreting Figures of Speech |
| ChapterⅢ Theoretical Framework:Interpretive Theory |
| 3.1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Interpretive Theory |
| 3.2 The Definition of Interpretive Theory |
| 3.3 Basic Concepts of Interpretive Theory |
| 3.3.1 Deverbalization |
| 3.3.2 Sense |
| 3.3.3 Cognitive Inputs |
| 3.3.4 Equivalence and Correspondence |
| 3.4 The Process of Interpreting |
| 3.4.1 Triangular Model of Interpretation |
| 3.4.2 Three Stages of Interpreting |
| 3.5 Principles for Interpreting Figures of Speech from the Perspectiveof the Interpretive Theory |
| 3.5.1 Accurate Understanding of Sense |
| 3.5.2 Striking a Balance between Explicit Sense and ImplicitSense in Re-expression |
| Chapter IV The Interpreting Strategies of Figures of Speech from thePerspective of the Interpretive Theory |
| 4.1 Introduction to Materials of the Case Study |
| 4.2 The Interpreting Strategies of Syntactical Figures of Speech |
| 4.2.1 The Interpreting Strategies of Pai Bi |
| 4.2.2 The Interpreting Strategies of Dui Ou |
| 4.2.3 The Interpreting Strategies of Rhetorical Question |
| 4.3 The Interpreting Strategies of Semantic Figures of Speech |
| 4.3.1 The Interpreting Strategy of Simile |
| 4.3.2 The Interpreting Strategies of Metaphor |
| 4.3.3 The Interpreting Strategies of Allusion |
| 4.3.4 The Interpreting Strategy of Euphemism |
| Chapter V Conclusion |
| 5.1 Major Findings |
| 5.2 Limitations and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Study |
| References |
| Appendix Ⅰ |
| Appendix Ⅱ |
| Appendix Ⅲ |
| Acknowledgements |
（7）“一带一路”对外与对内投资中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文献综述 |
| 1.2.2 国内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方法及主要内容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主要内容 |
| 1.4 研究创新点及其不足 |
| 1.4.1 研究创新点 |
| 1.4.2 研究不足 |
| 2 “一带一路”倡议与税收优惠法律制度概述 |
| 2.1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核心内容 |
| 2.1.1 “一带一路”的涵义 |
| 2.1.2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背景 |
| 2.1.3 “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内容 |
| 2.2 对外与对内投资概况 |
| 2.2.1 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情况 |
| 2.2.2 “一带一路”国家对我国投资情况 |
| 2.3 我国税收优惠法律制度概述 |
| 2.3.1 税收优惠的涵义 |
| 2.3.2 税收优惠的分类 |
| 2.3.3 税收优惠方式 |
| 2.4 “一带一路”对内与对外投资和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关系 |
| 2.4.1 “一带一路”对内与对外投资和税收的关系 |
| 2.4.2 “一带一路”对内与对外投资和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关系 |
| 3 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税收优惠法律制度概况 |
| 3.1 我国三种税优惠概况 |
| 3.1.1 我国增值税优惠的规定 |
| 3.1.2 我国企业所得税优惠的规定 |
| 3.1.3 我国关税优惠的规定 |
| 3.2 我国两种优惠方式概况 |
| 3.2.1 我国直接优惠概况 |
| 3.2.2 我国间接优惠概况 |
| 3.3 “一带一路”国家(地区)相关税收优惠法律制度概况 |
| 3.3.1 “一带一路”国家(地区)税制度概况 |
| 3.3.2 “一带一路”国家(地区)增值税优惠分析 |
| 3.3.3 “一带一路”国家(地区)企业所得税优惠分析 |
| 3.3.4 “一带一路”国家(地区)关税优惠分析 |
| 3.4 “一带一路”国家(地区)两种优惠方式分析 |
| 3.4.1 “一带一路”国家(地区)直接优惠分析 |
| 3.4.2 “一带一路”国家(地区)间接优惠分析 |
| 4 我国关于“一带一路”对外与对内投资中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分析 |
| 4.1 我国税收优惠立法设计有待完善 |
| 4.1.1 税收优惠立法混乱 |
| 4.1.2 税收优惠体系错乱 |
| 4.2 税收优惠执法控制机制不健全 |
| 4.2.1 税收优惠自由裁量弹性空间大 |
| 4.2.2 税收服务体验差 |
| 4.3 优惠适用有待优化 |
| 4.3.1 间接优惠方式过少 |
| 4.3.2 双边税收协定适用不充分 |
| 4.4 国际税收协作存在的问题 |
| 4.4.1 税收协定网络覆盖不全 |
| 4.4.2 优惠情报交换不足 |
| 5 “一带一路”对外与对内投资中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完善对策 |
| 5.1 健全我国税收优惠法制 |
| 5.1.1 完善税收优惠立法审查 |
| 5.1.2 规范授权立法 |
| 5.2 规范税收优惠执法 |
| 5.2.1 提供优质办税服务 |
| 5.2.2 加快“互联网+税收”建设 |
| 5.3 充分发挥优惠手段作用 |
| 5.3.1 提高间接优惠使用率 |
| 5.3.2 优化税收抵免制度 |
| 5.3.3 增加间接优惠的比重 |
| 5.4 加强国际税收协作力度 |
| 5.4.1 扩大税收协定覆盖面 |
| 5.4.2 优化税收情报交换平台 |
| 6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8）母国制度对企业OFDI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 1.3 研究方法 |
| 1.4 可能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二章 理论述评与文献综述 |
| 2.1 传统OFDI理论 |
| 2.1.1 垄断优势理论 |
| 2.1.2 内部化理论 |
| 2.1.3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
| 2.1.4 比较优势投资论 |
| 2.1.5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
| 2.2 发展中国家OFDI理论 |
| 2.2.1 小规模技术理论 |
| 2.2.2 技术地方理论 |
| 2.2.3 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 |
| 2.2.4 投资发展周期理论 |
| 2.3 OFDI理论的新发展 |
| 2.3.1 战略管理理论—产业观、资源观、制度观 |
| 2.3.2 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 |
| 2.3.3 新新贸易理论 |
| 2.4 关于中国OFDI的研究 |
| 2.5 中国OFDI的竞争优势与来源——制度视角提出 |
| 2.5.1 传统理论对中国OFDI行为的适用性分析 |
| 2.5.2 制度因素的提出 |
| 2.6 制度视角下的OFDI研究 |
| 2.6.1 东道国视角 |
| 2.6.2 制度距离视角 |
| 2.6.3 母国制度视角 |
| 2.7 理论述评 |
| 第三章 中国OFDI制度变迁与发展现状 |
| 3.1 制度视角下中国OFDI发展历程 |
| 3.2 当前中国OFDI突出问题 |
| 3.2.1 境内主体结构失衡 |
| 3.2.2 投资产业结构失衡 |
| 3.2.3 投资区域结构失衡 |
| 3.3 制度视角下原因分析 |
| 3.3.1 非国有资本在境外投资重点领域的“母国制度优势”有待提升 |
| 3.3.2 金融税收制度改革滞后与外企超国民待遇造成大量的返程投资 |
| 3.3.3 区域市场化改革进程差异造成各地投资主体结构分布差异显着 |
| 第四章 母国制度影响企业OFDI理论模型构建 |
| 4.1 理论基础 |
| 4.1.1 母国制度的定义与构成 |
| 4.1.2 母国制度三个维度的框架构建 |
| 4.1.3 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竞争优势来源:母国制度安排 |
| 4.2 母国制度嵌入的OFDI-S理论模型构建 |
| 4.2.1 前提假设 |
| 4.2.2 函数设定 |
| 4.2.3 母国制度嵌入的OFDI-S模型的经济学分析 |
| 4.3 本章小节 |
| 第五章 制度环境与企业OFDI关系研究 |
| 5.1 研究假设 |
| 5.1.1 产权制度 |
| 5.1.2 经济制度 |
| 5.1.3 创新制度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样本与数据来源 |
| 5.2.2 计量模型构建 |
| 5.2.3 变量说明 |
| 5.3 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
| 5.3.1 制度环境对中企OFDI行为的直接影响 |
| 5.3.2 制度环境对东部企业OFDI行为的调节效应 |
| 5.4 异质性检验 |
| 5.4.1 所有制差异 |
| 5.4.2 要素密集度差异 |
| 5.4.3 产业差异 |
| 5.4.4 行业集中度 |
| 5.5 稳健性与内生性 |
| 5.6 本章小节 |
| 第六章 政府治理与企业OFDI关系研究 |
| 6.1 研究假设 |
| 6.1.1 财政资源配置效率 |
| 6.1.2 市场主体激活效率 |
| 6.1.3 行政权利运行效率 |
| 6.2 研究设计 |
| 6.3 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
| 6.3.1 政府治理对中企OFDI决策的直接影响 |
| 6.3.2 政府治理对东部企业OFDI决策的调节效应 |
| 6.4 异质性检验 |
| 6.4.1 所有制异质性 |
| 6.4.2 要素密集异质性 |
| 6.4.3 产业异质性 |
| 6.4.4 行业集中度异质性 |
| 6.5 稳健性与内生性 |
| 6.6 母国制度环境、政府治理与异质性企业OFDI关系综合研究 |
| 6.7 本章小节 |
| 第七章 涉外(投资)制度与企业OFDI关系研究 |
| 7.1 研究背景与理论假设 |
| 7.1.1 避免双重征税制度 |
| 7.1.2 国际投资协定——双边投资协定(BIT)与自由贸易协定(FTA) |
| 7.1.3 境外经贸合作区 |
| 7.2 研究设计 |
| 7.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7.2.2 回归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 7.2.3 描述性统计 |
| 7.3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
| 7.3.1 涉外(投资)制度对中企OFDI的直接影响 |
| 7.3.2 涉外(投资)制度对中企OFDI的调节效应 |
| 7.4 异质性检验 |
| 7.4.1 以自然资源寻求为动机 |
| 7.4.2 以战略资源寻求为动机 |
| 7.4.3 以廉价劳动力寻求为动机 |
| 7.4.4 以规避贸易壁垒为动机 |
| 7.5 稳健性与内生性 |
| 7.6 制度环境、政府治理、涉外(投资)制度与企业OFDI关系综合研究 |
| 7.7 本章小节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完善母国制度环境 |
| 8.1.1 契约制度 |
| 8.1.2 物权制度 |
| 8.1.3 税收制度 |
| 8.1.4 信贷制度 |
| 8.1.5 知识产权制度 |
| 8.1.6 技术交易市场 |
| 8.2 提升政府治理水平 |
| 8.2.1 政府支出 |
| 8.2.2 供给效率 |
| 8.2.3 政府干预 |
| 8.2.4 政府补贴 |
| 8.2.5 行政审批 |
| 8.2.6 政府腐败 |
| 8.3 构建涉外(投资)制度体系 |
| 8.3.1 避免双重征税制度 |
| 8.3.2 国际投资协定 |
| 8.3.3 境外经贸合作区 |
| 8.4 管理启示 |
| 8.4.1 对政府的启示 |
| 8.4.2 对企业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一、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
| 二、主持及参与项目 |
| 致谢 |
（9）中国跨境电商政策的影响效应研究 ——基于国内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研究方法和文献综述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的理论意义 |
| 1.1.3 研究的现实意义 |
| 1.2 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技术路线 |
| 1.3 论文框架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方法特殊性 |
| 1.4.2 主要研究形式 |
| 1.4.3 初步研究阶段开展的研究工作 |
| 1.4.4 深入研究阶段开展的研究工作 |
| 1.5 文献综述 |
| 1.5.1 关于政策评估的研究 |
| 1.5.2 关于中国跨境电商发展现状的总体研究 |
| 1.5.3 关于国外跨境电商发展现状的研究 |
| 1.5.4 关于中国跨境电商政策环境的研究 |
| 1.5.5 关于跨境电商模式的研究 |
| 1.5.6 关于改进国内跨境电商发展效率的研究 |
| 1.5.7 关于现有文献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跨境电商政策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 |
| 2.1 基本概念 |
| 2.1.1 跨境电商定义 |
| 2.1.2 跨境电商模式研究 |
| 2.1.3 “货物与个人物品”——两类平行监管模式 |
| 2.1.4 关于B2B与B2C的差异 |
| 2.1.5 B2B和B2C模式三个维度比较 |
| 2.2 跨境电商的作用和影响研究 |
| 2.2.1 跨境电商的积极作用 |
| 2.2.2 对传统贸易的影响 |
| 2.3 跨境电商行业存在的突出问题研究 |
| 2.3.1 行业环境问题研究 |
| 2.3.2 跨境电商物流问题研究 |
| 2.4 跨境电商政策法规 |
| 2.4.1 税收政策 |
| 2.4.2 海关监管政策 |
| 2.4.3 国家试点政策 |
| 2.4.4 其他政策 |
| 2.4.5 电子商务法 |
| 2.5 相关理论 |
| 2.5.1 普惠贸易理论 |
| 2.5.2 平台理论 |
| 2.5.3 法经济学理论 |
| 2.5.4 长尾效应理论 |
| 2.5.5 竞争优势理论 |
| 2.5.6 营销理论 |
| 第3章 中国跨境电商政策体系的初步分析 |
| 3.1 《电子商务法》 |
| 3.1.1 中国的电子商务法律环境演变 |
| 3.1.2 《电子商务法》对跨境电商的积极影响 |
| 3.1.3 中国跨境电商法律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
| 3.2 关于国家对跨境电商总体政策的研究 |
| 3.2.1 国务院的总体要求 |
| 3.2.2 国家级政策 |
| 3.3 关于具体政策法规的研究 |
| 3.3.1 进口税收政策 |
| 3.3.2 出口税收政策 |
| 3.3.3 监管政策 |
| 3.3.4 外贸综合服务政策 |
| 3.3.5 各级试点政策 |
| 3.3.6 资金支持政策 |
| 3.3.7 其他政策 |
| 3.4 关于中国跨境电商政策环境存在缺失问题的研究 |
| 3.4.1 关于统计问题的研究 |
| 3.4.2 关于各地各部门协同和监管标准不统一问题的研究 |
| 3.4.3 关于企业税收征管问题的研究 |
| 3.5 关于国外跨境电商政策环境研究 |
| 3.5.1 关于国际规则研究 |
| 3.5.2 关于欧美监管体系的研究 |
| 3.5.3 关于各国规则制度的研究 |
| 3.5.4 关于国际环境影响 |
| 3.6 本章结论 |
| 第4章 中国跨境电商政策的影响机理和样本研究 |
| 4.1 跨境电商政策的影响机理 |
| 4.1.1 跨境电商政策的传导机理 |
| 4.1.2 影响机理的要素分析 |
| 4.2 样本研究的意义和方法 |
| 4.2.1 开展政策样本研究的意义 |
| 4.2.2 开展政策样本研究的目标 |
| 4.2.3 研究方法:范围选取和方法设计 |
| 4.3 跨境电商政策影响的样本分析 |
| 4.3.1 政策样本分析 |
| 4.3.2 关于政策“内容-功能”研究 |
| 4.4 本章结论 |
| 第5章 跨境电商政策对企业创新发展影响的实证研究 |
| 5.1 研究设计 |
| 5.1.1 关于问卷调查的动因和目的 |
| 5.1.2 调查问卷的总体设计 |
| 5.1.3 调查问卷的设计过程 |
| 5.1.4 调查问卷的具体内容 |
| 5.2 问卷研究过程 |
| 5.2.1 问卷的发放和搜集 |
| 5.2.2 问卷的处理 |
| 5.3 问卷研究分析和结果 |
| 5.3.1 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 |
| 5.3.2 被调查跨境电商企业的政策诉求 |
| 5.3.3 企业创新模式的跨境电商政策选择 |
| 5.3.4 跨境电商政策制定和调整与企业创新的关系 |
| 5.4 结论与建议 |
| 5.4.1 结论 |
| 5.4.2 建议 |
| 5.5 研究的不足 |
| 第6章 跨境电商试点对城市经济影响的实证研究 |
| 6.1 实证研究对象的选取和说明 |
| 6.1.1 研究对象的选择 |
| 6.1.2 面板数据的选取 |
| 6.2 关于设立综合试验区对地区经济发展影响的现有研究 |
| 6.3 关于综合试验区发展现状研究 |
| 6.3.1 试点城市跨境电商交易规模情况 |
| 6.3.2 试点城市跨境电商B2B和B2C模式发展情况 |
| 6.3.3 试点城市跨境电商零售进出口发展情况研究 |
| 6.4 试点城市跨境电商产业与区域经济耦合互动的模型设计 |
| 6.4.1 基本理论 |
| 6.4.2 研究框架设计 |
| 6.4.3 试点城市跨境电商与经济系统的耦合模型 |
| 6.4.4 试点城市跨境电商与经济系统的协调模型 |
| 6.5 试点城市跨境电商与区域经济耦合互动实证分析 |
| 6.5.1 系统序参量指标体系的构建 |
| 6.5.2 试点城市层面耦合协调结果分析 |
| 6.6 结论与建议 |
| 6.6.1 结论 |
| 6.6.2 建议 |
| 6.7 研究的不足 |
| 第7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未来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1.1 关于中国跨境电商政策环境的结论 |
| 7.1.2 关于中国跨境电商政策作用和影响机理的结论 |
| 7.1.3 关于中国跨境电商政策对企业创新影响的结论 |
| 7.1.4 关于中国跨境电商政策与区域经济耦合互动的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关于完善跨境电商政策体系的建议 |
| 7.2.2 关于地方跨境电商持续发展的建议 |
| 7.2.3 关于政府促进企业创新发展的建议 |
| 7.3 不足与展望 |
| 7.3.1 创新点 |
| 7.3.2 不足 |
| 7.3.3 未来研究展望 |
| 附录A 国务院及相关部门部分重点跨境电商政策 |
| 附录B 支持中国(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政策 |
| 附录C 跨境电商政策与企业创新发展调查问卷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10）企业所得税减免的就业激励效应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文献综述 |
| 1.2.2 国内文献综述 |
| 1.2.3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企业所得税减免的就业激励效应理论基础 |
| 2.1 企业所得税减免的模式 |
| 2.2 企业所得税减免对就业影响的机理 |
| 2.2.1 收入效应 |
| 2.2.2 替代效应 |
| 第3章 我国就业及其所得税减免政策的现状分析 |
| 3.1 我国的就业现状 |
| 3.1.1 就业情况的总体趋势 |
| 3.1.2 就业分布呈现差异性 |
| 3.1.3 供需结构性矛盾突出 |
| 3.2 我国促进就业的企业所得税减免政策现状 |
| 3.2.1 促进就业的企业所得税减免政策梳理 |
| 3.2.2 促进就业的企业所得税减免政策现存问题 |
| 第4章 企业所得税减免的就业激励效应实证分析 |
| 4.1 识别策略与计量模型 |
| 4.1.1 政策背景 |
| 4.1.2 数据来源 |
| 4.1.3 变量选择 |
| 4.1.4 计量模型 |
| 4.2 实证分析 |
| 4.2.1 平行趋势检验 |
| 4.2.2 基准回归 |
| 4.2.3 安慰剂检验 |
| 4.2.4 异质性分析 |
| 4.3 机理实证检验 |
| 4.4 基本结论 |
| 第5章 国外促进就业的企业所得税减免政策先进经验借鉴 |
| 5.1 目标明确且成体系的抵免优惠 |
| 5.2 向中小企业倾斜的减免 |
| 5.3 普惠性的税率式减免 |
| 5.4 社会保障支出的加计扣除 |
| 第6章 完善我国促进就业的企业所得减免政策建议 |
| 6.1 兼顾减免的普惠性与结构性 |
| 6.2 优化与丰富雇佣减免的方式 |
| 6.3 建立促进就业的减免长效机制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产业优惠代替外企普惠——我国将在六方面推进税制改革（论文参考文献）
- [1]“一带一路”倡议下中资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研究 ——基于SVM支持向量机模型[D]. 张墨竹. 吉林大学, 2021(01)
- [2]国企工会互助制度的生成与变迁研究 ——基于YZ厂的实证分析[D]. 穆希琳. 吉林大学, 2021(01)
- [3]大连市实施减税降费政策研究[D]. 张旭东. 大连理工大学, 2021(02)
- [4]X市中小企业涉税风险问题研究[D]. 李晋. 河北地质大学, 2021(07)
- [5]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D]. 吕慧娜.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6]释意理论下汉英交替传译中修辞格的翻译策略研究 ——以2017年-2019年“两会”记者招待会发言为例[D]. 乌倩.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0(08)
- [7]“一带一路”对外与对内投资中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研究[D]. 毕星. 兰州财经大学, 2020(02)
- [8]母国制度对企业OFDI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D]. 林明灯. 苏州大学, 2020(06)
- [9]中国跨境电商政策的影响效应研究 ——基于国内视角[D]. 周勍.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10]企业所得税减免的就业激励效应实证研究[D]. 林恋青. 上海海关学院, 20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