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职业教育如何在水利事业中发挥作用（论文文献综述）
姚芬[1]（2021）在《水文化引领中国特色高水平水利专业群建设探析》文中研究指明文化引领,是中国特色高水平水利专业群实现"引领改革、支撑发展、中国特色、世界水平"建设目标的内在逻辑要求。水文化引领中国特色高水平水利专业群建设是专业群更好服务水利事业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落实建设目标的现实要求、落实育人目标的根本要求。水文化、黄河文化赋能水利专业群特色化高水平发展,要加强党建,保障水文化引领水利专业群建设的正确方向;要加强文化引领专业群建设工作的研究和统筹指导;要实施"水文化铸魂工程""水文化融入工程""水文化育人工程""以文化师工程",以突出水利专业群建设的中国特色,构建水文化引领水利专业群高质量发展模式,提升高素质水利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和水平。
管淑慧[2]（2021）在《国有企业内部审计职能定位与升级路径》文中研究说明当前,许多国有企业都建立了包含内部审计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但是国有企业的内部审计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在国家相关政策下,国有企业的内部审计面临着升级的挑战。文章分析了当前国有企业内部审计职能定位与升级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国有企业应当改善内部审计形象、细化职能定位、注重内外部风险的管控、建立新型增值型内部审计体系,以切实提高国有企业的整体效益。
秦国庆[3]（2021）在《农户分化、制度变迁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文中认为作为中国农村地区最重要的生产性公共池塘资源之一,基层农田灌溉系统具有抗旱排涝的基础功能,在抵御农业旱涝灾害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是提升农村社区韧性和灾害应急能力的重要物质基础。然而,凡是属于大多数人的公共资源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公共池塘资源“弱排他性”和“竞用性”的属性使其管护及治理通常面临“囚徒困境”难题。同时,在农户分化趋势下,基层农田灌溉系统的资产专用性特征、不同类型农户主体的灌溉需求特征呈现出差异化趋势,农户群体在先前“同质化”时期基于地缘、业缘关系所建立的农田水利合作基础逐渐瓦解,实现基层农田灌溉系统长效治理的难度有增无减。适应性制度变迁是应对农户分化挑战的可行路径,结合不同类型农户的生产需求差异,总结不同农户分化情形下的适应性制度变迁规律,是推动农户分化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由对立关系转换为协调关系的关键所在,这有利于农田灌溉系统治理水平的提升,对于实现农田灌溉系统建设与农业现代化的有效衔接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因此,将农户分化和制度变迁概念引入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研究框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基于农户分化和制度变迁的双重视角,依据社会分化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集体行动理论、公共事务治理等理论,对农户分化、制度变迁和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进行概念界定,确定三类核心变量的维度特征与指标表征依据,构建了农户分化、制度变迁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理论框架,深入阐释农户分化、制度变迁与治理绩效之间衔接逻辑。在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利用河南、湖北2省10县237个村的两期面板数据与典型案例资料,使用双案例比较分析法、固定效应模型（FE-OLS、IV-FE-OLS）、一阶差分模型（FD-OLS、IV-FD-OLS）、倾向得分匹配法（PSM）等多种识别策略探究了农户分化、制度变迁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影响、以及制度变迁在农户分化与治理绩效之间的传导机制;并结合研究结论指出了基层农田灌溉系统长效治理优化路径。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基层农田灌溉系统的边界可分为结构性和非结构性边界两类。其中,结构性边界指实体灌溉设施的物理边界,非结构性边界指灌溉系统中非实体要素的边界,包括经济边界、政治边界等。对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一类公共池塘资源而言,实体设施供给的缺失是一阶困境,制度等非实体要素供给的缺失是二阶困境。本文根据基层农田灌溉系统“弱排他性”和“竞用性”的特征,从“供给”和“占用”两大维度测度其治理绩效,供给绩效实际上衡量了治理手段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弱排他性”缺陷的克服程度,占用绩效则衡量了治理手段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竞用性”缺陷的克服程度。前者反映了基层农田灌溉系统的设施供给有效性,后者反映了基层农田灌溉系统的制度运行存续性。总体来看,样本村庄的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在2013至2017年发生了明显的下滑,主要体现为设施维护成本负担的上升和输水排涝能力的下降。（2）农户分化是农户要素配置方式变迁的后果。因此,农户要素配置方式的结构差异是农户分化的核心维度,本文称之为农户水平分化。除此之外,农户先天禀赋差异也是加剧农户分化的重要因素。即使农户要素配置方式相同,先天禀赋的差异也会引致农户分化,这种分化体现为相同要素配置方式下的产出差异化,集中表现为农户收入的垂直分层,故农户收入差异是农户分化的另一重要维度。总体来看,样本村庄的农户水平分化指数和垂直分化指数从2013至2017年呈现上升趋势。（3）基层农田灌溉系统运行制度实际就是约束村庄灌溉集体行动的博弈规则,基层农田灌溉系统的运行制度变迁实际就是边界、位置、选择、信息、范围、聚合和偿付7类博弈规则的状态演变,这一演变过程符合制度变迁的广义特征,且至少部分由集体内生推动。数据分析结果表明,从2013年至2017年,样本村庄的农田灌溉系统运行制度发生了多样化的变迁,既存在正式规则、非正式规范向无规范无规则状态退化演变的情形,也存在由无规范无规则、非正式规范状态向正式规则进化演变的情形,还有相当部分村庄未发生相应的规则变迁。（4）农户分化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之间具有显着的因果关联:（1）农户分化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占用绩效及其总体治理绩效具有显着的负向影响,这一结论经过了内生性检验、安慰剂检验和稳健性检验的多重评估。（2）农户分化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影响依灌溉设施类型、产权配置形式、农业生产依赖度、村庄关系和睦程度、是否被派驻“第一书记”的差异而存在异质性。（3）农户分化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之间并不存在显着的“U”型或倒“U”型关系。（4）农户分化降低了当事主体在治理过程中的要素配置效率,加剧了治理主体面临的不确定性感知,进而负向影响了基层农田灌溉系统的占用绩效与总体治理绩效。（5）制度变迁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之间具有显着的因果关联:（1）?allo3（按一定顺序取水规定）的进化型变迁能够显着的提升村庄农田灌溉系统占用绩效,?info2（农田灌溉系统功能指标公示规定）的进化型变迁能够显着的提升村庄农田灌溉系统的供给绩效和总体治理绩效,?pay2（水费及维护费用摊派规定）的进化型变迁能够显着的提升村庄农田灌溉系统的占用绩效和总体治理绩效,以上结论经过了内生性检验、安慰剂检验和稳健性检验的多重评估。（2）制度变迁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影响依灌溉设施类型、农业生产依赖度的差异而存在异质性。（3）边界规则的进化型变迁虽然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没有直接的显着影响,但可以和?allo3（按一定顺序取水规定）、?info2（农田灌溉系统功能指标公示规定）、?sco1（哪些土地可以被灌溉的规定）、?pay2（水费及维护费用摊派规定）产生交互作用,联合正向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4）“制度变迁→要素投入水平→治理绩效”以及“制度变迁→要素配置效率→治理绩效”的作用渠道是部分成立的。（6）制度变迁在农户分化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之间存在显着的中介作用。具体而言,农户水平分化能够推动?allo3（按一定顺序取水的规定）、?info2（基层农田灌溉系统的功能性指标公示规定）、?pay2（水费及维护费用摊派的规定）的进化型变迁,而?allo3的进化型变迁能够显着的提升村庄农田灌溉系统占用绩效,?info2的进化型变迁能够显着的提升村庄农田灌溉系统的供给绩效和总体治理绩效,?pay2的进化型变迁能够显着的提升村庄农田灌溉系统的占用绩效和总体治理绩效。以上结论经过了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的多重评估。可以认为,“农户分化—制度变迁—治理绩效”的中介作用渠道是部分成立的。综合而言,农户分化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影响是复杂的:一方面,农户分化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具有消极的直接影响;另一方面,农户分化又会驱动部分运行规则的进化型变迁,进而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产生积极的间接影响。结合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精准识别长效治理制约因素,建立健全治理绩效评价体系;（2）统筹农户灌排需求,推进设施提档升级;（3）引导管护模式改革,鼓励治理机制创新;（4）加强基层集体行动能力建设,重构村庄公共事务合作基础;（5）整合多元农户主体优势资源,支持基层灌排制度自主创新;（6）探索基层灌排治理经验,推广扩散典型治理模式。
刘许亮[4]（2021）在《“一带一路”背景下高职水利人才培养策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了水利事业国际化进程,水利事业国际化需要国际化高端水利人才引领,需要国际化技术技能人才支撑。在国际化水利人才培养方面,我国高职院校在规模、结构、规格等方面面临着诸多问题,这就要求水利行业高职院校用先进的理念和水利行业精神指导水利人才培养,为推进水利事业国际化进程提供人力资源支撑。"双高"建设开启了我国高职院校国际化人才培养的新时代,水利类"双高"建设院校应当通过构建"1+N"中外分布式办学模式培养国际化水利人才,通过深化国际合作构建高职水利人才培养新模式,以满足水利事业国际化的需求。
察应坤[5]（2020）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山东实力派人物王鸿一联合了一批志趣相同者在北京创办了《村治月刊》,旨在全国推行以河北定县翟城村、山西村政为基本模式的“村本政治”。时人对此知识人群体以“村治派”称之。在王鸿一整合下,村治派不仅在学理上有吕振羽、梁漱溟、茹春浦等理论派人物鼎力加持,也获得了米迪刚、梁仲华、彭禹廷等地方自治力行者的实践响应,遂使村治思潮在全国渐成蓬勃之势。后在梁仲华、梁漱溟、孙则让苦心经营之下,村治派与其他团体相呼应,全国各地乡村建设运动纷纷兴起。以往的研究中,常常把“村治派”作为“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附庸来展开,未曾追溯村治派的起源,也没有考察它的发展历程,对于村治派的理论实践及其对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发挥的作用也没有专题的研究。本文将村治派从起源到巅峰再到沉寂的过程作一事实的梳理,以弥补、校正已有研究成果的不足及成见;同时将村治派置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长时段历史进程中,清理出它的学理主线,并与政党介入、宗教介入的社会改革相对比,以探求儒家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由主义三种思想指导下的乡村社会改革所呈现的不同面貌,进而观察国家力量渗透和基层社会改革张力下的近代中国乡村问题解决之道。村治思潮产生于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危机的大背景之下。20世纪初叶中国农村的衰败,本质上是中国传统社会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造成的,这也是任何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晚清民国政府为应对国际国内新局面,出台了若干地方自治政策,试图缓解社会危机,由此催生了三个区域的早期村治实验:河北翟城村治、山西村政和曹州府善后局设立。正是这种社会生态,促成了“村治派”的产生及其对中国农村出路的不懈探索。1929年,王鸿一联合米迪刚等人创办《村治月刊》,标志着村治派的正式形成。早在1922年王鸿一和米迪刚在推动实行西北垦殖时相识相知,并在“村落自治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这一认识上达成一致。米迪刚亲身参与并主导的翟城村治为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的思想体系提供了样本参考和理论借鉴。1924年,两人在北京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以村落为单位进行乡村改革,并提出了一套以村治实践为基础的建国方案,但在时局动荡之下,影响极为薄弱。1929年3月,在阎锡山、冯玉祥支持下,王鸿一集合米迪刚、吕振羽等一批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号召“实现革命主义、恢复民族精神”,创办了《村治月刊》,并以此为大本营研究村治学理、推行村治实践。众多学校、媒体、社团纷纷响应,一时间研究与推广村治成为全国潮流。民主政治的激进化是村治派主张的歧出。吕振羽由“改良”转向“革命”和彭禹廷由“民主”转向“封闭”是民主政治激进化的两个方向。“民主政治之如何确立”,是《村治月刊社宣言》里的重要内容,作为《村治月刊》的主编和主要理论旗手,吕振羽最初将“民主政治”定位为“三民主义的村治”,主张“非暴力的革命建设”,这与王鸿一“全民政治”和米迪刚“民主传贤”的主张是一致的。随着社会情境和个人际遇的变化,吕振羽开始由“改良”转向“革命”,认为发动农民斗争、革命夺取政权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正确路径。彭禹廷提倡以“缩小的三民主义”在宛西实施地方自治,后在多重重压之下,转向了一种封闭的权威性地方自治,最后以失败告终。与彭禹廷将地方自治缩小在局部的、封闭的、独立的空间范围不同,吕振羽更强调在一种更广阔的社会整体解决方案中来解决农村问题。两者之于村治派的歧出,恰恰是两种相反方向民主政治主张的激进化,由此得出的行动逻辑和实践行为也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后果。梁仲华和梁漱溟的倾力合作推动村治事业走向巅峰。在韩复榘的支持下,梁仲华和梁漱溟接续王鸿一开创的“村治”事业,先有河南村治学院、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相继设立,再有邹平、菏泽、济宁等实验县开办,乡村建设运动浪潮持续高涨。梁仲华负责乡建工作的组织与具体的行政事务,梁漱溟从社会与人心问题的逻辑出发,对“研究”“训练”“实验”等各项乡建具体内容进行理论建构和路径设计。村治派的理论主张有了广阔的实践区域,并把社会影响力扩散到了全国政商学各界,国民政府内政部以村治派的社会改革实践为参考,进行了全国县政改革设计和区域实验。在这种政治力量收纳、社会力量欢迎的态势下,乡村建设浪潮在全国兴起。三次全国乡村讨论会的举办标志着乡村运动的大发展和高涨,村治派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声望日隆。但在这种蓬勃壮阔的表象下,现实行政力量与社会改革运动的纠葛也在其中暗流涌动并日益激化。在政权对乡村社会的强力渗透和控制下,村治派的社会改革最终归于沉寂。菏泽成为第二实验县后,孙则让主导的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带动社会改革卓有成效,这一模式很快被韩复榘在全省区域推广以实现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村治派所秉持的乡村改革的独立性全面消解。1932年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确立设置县政改革实验区,山东省政府在原来邹平实验县基础上加设菏泽为乡村建设实验县,并由王鸿一的学生兼同乡、时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副院长的孙则让亲往家乡主持实验工作。孙不负众望,在应对黄河水灾的同时,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很快在地方治安、农村经济、乡村教育、地方自治等诸多方面取得显着成效。韩复榘从这一改革模式中看到了社会控制的极佳效果,遂令设立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其后在抗战形势下,又根据梁漱溟等制定的三年计划,于全省逐次设立行政专员公署。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施政区域和社会影响力迅速扩大,基层中间组织的设立,有效抑制了土豪劣绅、奉官为匪等恶劣势力在乡村社会的蔓延趋势。但此区域的扩大,更多体现了韩复榘主导的政府控制体系对基层社会的强力渗透。韩复榘被罢免后,新任政府主席沈鸿烈撤销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村治派成员各分西东,从此沉寂。作为村治派改革成效的参照,考察国民党政权控制下以纯行政力量推动或是宗教合作背景下的乡村社会改革,考察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包括没有获得政权的早期海丰农民运动和获得局部行政权力的陕甘宁边区改革,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近代乡村改革无论是在何种意识形态指导下,乡村改革最初阶段的成效与尊重当地民众伦理情感认同的程度呈正向关联关系;乡村改革中政治权力介入呈现加强态势,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追求目标或是共存,或是后者让位于前者。乡村建设运动激起了巨大的理论波澜。针对村治派的理论与实践,诸多批评纷至沓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很多受到王鸿一的启发和影响,特别是“反对欧化俄化,恢复民族精神”这一主张,是对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的承继和发扬。村治派对于“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和社会组织基础”的看法有着高度的认识一致性。当时的着名评论家孙伏园观察认为“乡村建设为时代大势和国家命脉延续所需”,并把乡村建设运动与近代挽救国运衰败的五次大运动作为相互承接的脉络加以叙述。批评的声音主要来自于三个思想流派:东方文化主义派、自由主义西化派、左派经济学家。梁漱溟在与这三大派别的论辩中仍然坚持认为中国问题必须走理性解决之路即乡村建设道路,即坚持文化改造下的乡村建设路径,从正面培养公众意识,健全乡村团体组织,以新道德建设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梁漱溟在这些论辩中所展现出的变革、理性、独立的理论品质,正对应了村治派一贯对于道德原则的坚持和扞卫。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和拯救最终归于沉寂,但他们对农村社会的发现,是近代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一种有益尝试。村治派在“恢复民族精神,保持固有道德之乡村自治”这个大方向下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在长时间轴和多空间维度上呈现了近代知识人对于民族国家塑造的努力和创造中国本土现代性的冲动。虽然这种努力和冲动未曾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主调,但反思这一历史过程,可以更为理性地看到中国乡村社会发展改革的关键性法则。其一,尊重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为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其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总量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其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实现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促进国家权力渗入与村落自主性之间的良性平衡。村治派对儒家伦理的坚守,在今天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进程中仍有其现实意义。如韦伯所言,革命的真正起因在于一种新精神的作用,“村治派”的主张在当时乡村社会边缘化的状态下提出,并抛开各种龃龉与桎梏而付诸实施,这是一种理性审视后逆流而上的奋勇行动。发现农民,认清乡土社会,这是王鸿一、米迪刚、梁漱溟等村治派知识人对近代中国现代转型的最大启蒙。
梁钰颖[6]（2020）在《困窘与求索：1912-1937年山西科学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科学教育是近代以来伴随着科学的传入而兴起的一种以自然科学知识为内容的教育,是近代教育改革的主要内容及方向。民国以来,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在我国建立,并逐渐实现了由学术领域向社会生活领域的传播,科学大众化已经成为了社会发展趋势,因此与科学大众化相适应的科学教育也越来越受到关注,民国以后我国科学教育逐渐发展起来。在这一过程中,山西基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也积极发展科学教育,并逐渐实现了建制化,在促进山西社会各方面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科学文化的发展,解放了民众思想,加快了山西的现代化进程。1912-1937年,山西的科学教育是在清末科学教育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清末“壬寅学制”与“癸卯学制”颁布,科学教育在修业年限、课程方面有较为具体的规定,为民国科学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且随着西方科学知识的不断传入、教会学校的兴办都为山西科学教育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与示范作用。进入民国后,科学在社会发展中所显现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因而山西出于社会的需要积极发展科学教育。民国前期山西科学教育的发展处在传统向现代发展的过渡阶段,因而在其发展过程中虽遇到一些问题,但也在积极发展与探索,并逐渐走向现代化。在小学阶段,山西科学教育的发展是随着义务教育的推广逐渐发展起来的,因而山西小学科学教育发展的特点在于其推广度得到了提高,但质量却由于现实因素没有跟上步伐,尤其是乡村小学的科学教育非常落后,在师资、设备、教学方法等方面都比较欠缺。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教育的不断进步,1920年代后科学教员短缺、科学教育设备落后等情况有所缓解,小学科学教育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中学阶段,山西科学教育相较于小学阶段发展较好。中学科学教育在师资、课程设置、教科书的使用等教育教学方面有显着的提高,但在科学教育设备、教学方法等方面受传统旧教育的影响较大,特别是部分县立、私立中学几乎没有得到发展,但随着社会的发展,1920年代后山西中学科学教育随社会的发展在整体上都有所提升,中学科学教育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大学阶段,山西科学教育发展较为平稳。民国山西高等科学教育是在清末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因而民国山西高等科学教育起点高,开始早,发展势头较猛,尤其是师资状况、专业设置、课程设置等方面发展较好,虽由于经费等原因使得而科学教育设备等方面有所欠缺,但也在逐渐改善,总体来说发展较为平稳。而且从山西高等科学教育学生的就业情况来看,山西高等科学教育培养了一大批科技、教育人才,为山西社会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通过对1912-1937年山西科学教育的考察,再现了民国前期山西科学教育的基本面貌与发展特点,为之后科学教育的发展提供借鉴与教训,同时通过对山西科学教育的考察见证了科学在培养人才、发展经济、解放思想方面所起到的巨大作用,以及科学文化在山西的发展与传播过程,展现了山西社会的现代化历程。
潘将军[7]（2019）在《清后期大理地区经济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大理地处滇西中心,是南方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的咽喉之地。在当前“一带一路”国家战略背景下,大理应该抓住时机,进一步挖掘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等历史文化内涵。清后期大理地区经济活动处于一种新旧并存的过渡时代,与周边地区、省份、国家的经贸联系交流频繁。这一特殊转型时期,内外环境发生新变化,在经济活动上既有所处时代普遍性的经济发展特色,又有民族地区所特有的经济发展面貌。本文共分为六章,具体如下:第一章主要阐述了研究背景、意义、界定本文研究的时段与地域范围、相关的研究综述和研究主要内容、思路、方法及创新之处等内容。第二章主要叙述清后期大理地区治理体系概况。分别从行政治理、文化教育以及军事管理等三个方面进行叙述。在行政治理上,主要是叙述清后期督抚治滇和保甲维稳;在文化教育上,主要论述清后期大理地区从传统的旧式教育到新式教育的变化;在军事管理上,主要阐述绿营兵对云南农、工、商业所产生的积极性作用。第三章主要叙述经济活动要素投入。在自然资源上,耕地面积基本趋于稳定,粮食作物品种明显增多,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不断扩大。此外,矿产资源种类丰富。在劳动力资源上,人口经历急剧缩减再缓慢恢复的历史过程;人口主要分布在大理府,尤其是商业较为发达地区;农业人口占有绝对比重。在资本资源上,市场流通货币种类多元化,银钱比价波动大;旧式金融机构继续发展;民间资本的介入不断扩大。在技术资源上,只是对原有生产技术的继承和局部改进。第四章主要叙述经济活动产出。在农业上,粮食亩产量和总产量基本稳定,鸦片政策的合法化以及高收益驱动,推动鸦片种植产量大幅提升。在手工业上,一边传统矿产开采日益衰落,而另一边却兴起了石磺矿、乔后井盐矿的开采;纺织业种类增多,产品质量和产量都取得了大幅提升;农副食品乳扇产量高,价值大,收益丰厚。第五章主要叙述消费与财政。在居民消费上,家庭生活必须品物价上涨迅猛,消费成本明显增加;家庭教育消费成本高;鸦片消费广泛,消费群体多为下层百姓。在财政收入上,传统田赋收入不断下降;商牲杂税定额征解减少,而在遇闰加征数上大幅增加;盐课收入在财政收入中比重增加;厘金开始征收,且在财政收入中占有一定比例;在财政支出上,除传统的行政费用和盐业经费外,还出现巡警、教育、实业等新项目的经费支出。第六章论述商贸。城乡市场体系逐渐形成,表现为集市数量增多且分布广,街期缩短,城市规模扩大;贸易商品种类增多,贸易流向更加开放;本土商帮经营规模、活动范围不断扩大,经营行业增多。最后,对清后期大理地区经济活动进行总结提升并寻找对今天大理州经济发展具有借鉴性的几点启示。本文的研究内容还有很多不足之处,需要各方面的专家、学者根据现实具体情况进一步探索研究,为大理地区更好发展经济提供服务。
周长勇,李兆崔,彭英慧[8]（2019）在《适应智慧水利需要,发展水利智慧指教》文中研究说明为适应我国智慧水利、水利信息化建设等工作的需要,水利高职院校应大力发展水利智慧职教。山东水利职业学院具有发展水利智慧职教的良好基础条件,并且提出相应的举措:构建水利智慧指教一流专业群体系,建设水利智慧指教高水平教师队伍,提升水利智慧指教社会服务能力,加强水利智慧指教信息化应用建设,完善水利智慧指教水文化育人工程建设。通过大力发展水利智慧职教,全方位助力山东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走在全国前列目标的实现,为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建设和新时代智慧水利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的技术技能人才保障。
肖阳[9]（2018）在《中国水资源与周边“水外交”——基于国际政治资源的视角》文中研究指明随着国家间跨界水资源争端日益加剧,"水外交"作为一种预防和化解争端、开展合作的新兴外交形式,逐渐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从国际政治资源的视角来看,尽管跨界水资源主要表现为一种硬性国际政治资源,但与跨界水资源相关的科技、制度、组织、观念等软性国际政治资源的战略价值日益凸显。在外交活动中,各行为体掌握资源的多寡和利用程度决定了其外交的质量和效果,在跨界水资源权属、总量、分配等硬性国际政治资源既定且难以改变的前提下,如何在"水外交"中发挥软性国际政治资源的功能和作用显得尤为关键。从中国在东北亚、中亚、南亚和东南亚四个周边区域的"水外交"实践来看,科技资源、制度资源、组织资源和观念资源等软性国际政治资源已经发挥了不同程度的功能和作用,未来中国应进一步加大对相关软性国际政治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力度,从而为周边"水外交"提供更多选择。
田野[10]（2018）在《民国江西水利局研究（1926-1949）》文中研究表明民国时期,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江西省政府尝试对传统水利管理进行改革,成立了专门水利管理机构——江西水利局,强化了政府对水利事业的管理职能,是国民政府进行现代化政权建设的缩影。在现代技术的支持下,水利局不仅兴修和整治了许多水利工程,客观上也一定程度地促进了江西地方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因而具有重要的意义。江西省水利局成立于1926年,其后因经费问题被裁撤,1928年重新恢复,直至1949年一直发挥着对全省水利建设的管理职能。在此过程中,水利局内部人员安排和使用更加趋向合理化,体现出专职专用的特点;其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拨款和贷款两种方式,经费支出主要分为建设经费和日常办公经费两大部分。作为专业化水利管理机构,江西水利局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水利政策和法规,并对一些传统水利法规进行了相关修订。在近代技术的支持下,水利局组织修建的水利工程建设类型和内容进一步丰富和增加,诸如水库等现代工程以及机械化、水文勘测等操作开始涌现,呈现出与传统水利建设和管理不一样的现代化特征。另外,通过对泰和县槎滩陂案例的研究,可以看到江西水利局在这一时期基层水利设施的管理领域中更多的是扮演建设的参与者和监督者的角色。不难看出,尽管这一时期,天灾战乱等不可避免的因素使得江西水利事业遭到重创,但是国民政府在水利领域进行的现代化尝试,客观上也使得江西水利以及江西地方社会朝着制度化、法制化、现代化的方向转型,因而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职业教育如何在水利事业中发挥作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职业教育如何在水利事业中发挥作用（论文提纲范文）
（1）水文化引领中国特色高水平水利专业群建设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 0 引 言 |
| 1 水文化引领高水平水利专业群建设的重要意义 |
| 1.1 是更好服务水利事业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
| 1.2 是中国特色高水平水利专业群建设的现实要求 |
| 1.3 是中国特色高水平水利专业群落实育人目标的根本要求 |
| 2 水文化赋能中国特色高水平水利专业群发展的路径 |
| 2.1 加强党的领导,保障水文化引领水利专业群建设的正确方向 |
| 2.2 成立水文化研究工作组,加强文化引领专业群建设工作的统筹指导 |
| 2.3 实施“水文化铸魂工程”,突出水利专业群建设的中国特色 |
| 2.4 实施“水文化融入工程”,构建水文化引领水利专业群建设模式 |
| 2.5 实施“水文化育人工程”,构建特色化文化育人体系 |
| 2.6 实施“以文化师工程”,以水文化引领教师教育力提升 |
| 3 结 语 |
（2）国有企业内部审计职能定位与升级路径（论文提纲范文）
| 0 引言 |
| 1 国有企业内部审计职能定位与升级面临的挑战和难题 |
| 1.1 职能定位模糊，业务层级较低 |
| 1.2 内部审计的权威性不够，没有形成一致的认同度 |
| 1.3 内部审计的职能定位和升级将面临文化与认知的挑战 |
| 2 国有企业内部审计职能定位与升级路径分析 |
| 2.1 细化审计职能定位，构建增值型审计业务体系 |
| 2.2 塑造内部审计形象，使增值型审计身份得到认同 |
| 2.3 扩大风险控制范围，提高增值型审计的风险管控能力 |
| 3 结束语 |
（3）农户分化、制度变迁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长效治理的必要性 |
| 1.1.2 农户分化为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带来新的挑战 |
| 1.1.3 适应性制度变迁是应对农户分化挑战的可行路径 |
| 1.1.4 理顺农户分化、制度变迁与治理绩效之间的关系是探索适应性制度变迁路径的前提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3.1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的概念演进 |
| 1.3.2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的治理机制研究 |
| 1.3.3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测度研究 |
| 1.3.4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 |
| 1.3.5 农户分化对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影响研究 |
| 1.3.6 制度变迁对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影响研究 |
| 1.3.7 农户分化驱动制度变迁的相关研究 |
| 1.3.8 国内外相关研究评述 |
| 1.4 研究思路、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内容 |
| 1.4.3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数据来源 |
| 1.6 论文创新点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重要概念界定 |
| 2.1.1 农户分化 |
| 2.1.2 制度及制度变迁 |
| 2.1.3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 |
| 2.2.2 社会生态系统框架 |
| 2.2.3 公共物品博弈模型 |
| 2.2.4 社会分层理论 |
| 2.2.5 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 |
| 2.2.6 社会动力学理论 |
| 2.2.7 集体行动理论 |
| 第三章 农户分化、制度变迁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理论逻辑分析 |
| 3.1 农户分化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影响机理分析 |
| 3.2 制度变迁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影响机理分析 |
| 3.2.1 变异:观念变革—偏好改变与共同知识裂变—农田灌溉系统治理 |
| 3.2.2 选择:规则制定博弈—价值整合与行为协调—农田灌溉系统治理 |
| 3.2.3 遗传:规则稳态化—跨期承诺—农田灌溉系统治理 |
| 3.3 农户分化、制度变迁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联合影响机理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农户分化、制度变迁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历史沿革与现状分析 |
| 4.1 农户分化、制度变迁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的历史沿革 |
| 4.1.1 农户分化的历史演变 |
| 4.1.2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运行规则的历史沿革 |
| 4.1.3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的宏观特征及其治理历史脉络 |
| 4.2 农户分化的测度与现状分析 |
| 4.2.1 农户分化的测度 |
| 4.2.2 农户分化的现状分析 |
| 4.3 制度变迁的测度与现状分析 |
| 4.3.1 制度变迁的测度 |
| 4.3.2 制度变迁的现状分析 |
| 4.4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测度与现状分析 |
| 4.4.1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测度 |
| 4.4.2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现状分析 |
| 4.5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面临的挑战 |
| 4.5.1 农户分化背景下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难度有增无减 |
| 4.5.2 通过制度变迁实现农户分化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长效治理的协同相容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农户分化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典型案例与实证分析 |
| 5.1 农户分化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典型案例 |
| 5.1.1 方法选择 |
| 5.1.2 案例选择 |
| 5.1.3 资料收集与范畴提炼 |
| 5.1.4 农户分化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案例分析 |
| 5.2 农户分化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实证分析 |
| 5.2.1 研究假说 |
| 5.2.2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 5.2.3 基准模型构建、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5.2.4 内生性检验 |
| 5.2.5 稳健性检验与安慰剂检验 |
| 5.2.6 异质性分析 |
| 5.2.7 拓展性讨论:农户分化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 |
| 5.2.8 作用渠道分析 |
| 5.3 农户分化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的数值模拟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制度变迁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典型案例与实证分析 |
| 6.1 制度变迁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典型案例 |
| 6.1.1 方法选择与案例选择 |
| 6.1.2 资料收集与范畴提炼 |
| 6.1.3 制度变迁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案例分析 |
| 6.2 制度变迁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实证分析 |
| 6.2.1 研究假说 |
| 6.2.2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 6.2.3 基准模型构建、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6.2.4 内生性检验 |
| 6.2.5 稳健性检验与安慰剂检验 |
| 6.2.6 异质性分析 |
| 6.2.7 拓展性讨论:不同规则之间的交互作用分析 |
| 6.2.8 作用渠道分析 |
| 6.3 制度变迁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的数值模拟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制度变迁中介作用下农户分化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典型案例与实证分析 |
| 7.1 制度变迁中介作用下农户分化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典型案例 |
| 7.1.1 方法选择与案例选择 |
| 7.1.2 资料收集与范畴提炼 |
| 7.1.3 农户分化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运行制度变迁的案例分析 |
| 7.2 制度变迁中介作用下农户分化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计量检验 |
| 7.2.1 研究假说 |
| 7.2.2 农户分化、制度变迁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关系检验 |
| 7.2.3 制度变迁的中介作用检验 |
| 7.3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精准识别长效治理制约因素建立健全治理绩效评价体系 |
| 8.2.2 统筹农户灌排需求推进设施提档升级 |
| 8.2.3 引导管护模式改革鼓励治理机制创新 |
| 8.2.4 加强基层集体行动能力建设重构村庄公共事务合作基础 |
| 8.2.5 整合多元农户主体优势资源支持基层灌排制度自主创新 |
| 8.2.6 探索基层灌排治理经验推广扩散典型治理模式 |
| 8.3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4）“一带一路”背景下高职水利人才培养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0 引言 |
| 1“一带一路”背景下水利事业发展需要国际化水利人才 |
| 1.1“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水利事业国际化 |
| 1.2 水利事业国际化需要高水平国际化水利人才引领 |
| 1.3 水利事业国际化需要实用型国际化水利人才支撑 |
| 2 高职水利人才培养面临的问题 |
| 2.1 高职水利人才培养规模跟不上水利事业发展需要 |
| 2.2 高职水利人才的专业结构难以适应水利事业国际化进程 |
| 2.3 高职水利人才的国际视野不能对接水利事业国际化要求 |
| 3 服务水利事业发展的国际化人才培养思路 |
| 3.1 用党的人才工作方针指导水利人才创新发展 |
| 3.2 用新时代水利行业精神推动水利人才创新发展 |
| 3.3 用水利人才工作的创新发展夯实水利事业国际化基础 |
| 3.4 用新型人才培养模式驱动水利事业人才发展 |
| 4“一带一路”背景下高职院校国际化水利人才培养途径 |
| 4.1 水利类“双高”建设院校开启了国际化水利人才培养的新模式 |
| 4.2“1+N”中外分布式办学模式是高职院校国际化水利人才培养的有效途径 |
| 4.3 深化国际合作是构建标准化高职水利人才培养模式的新举措 |
| 5 结语 |
（5）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 |
| 第一章 村治思潮的时代背景及起源 |
| 第一节 20世纪初农村危机与地方自治政策推出 |
| 一、农村衰败无序:近代“中国问题灼点” |
| 二、晚清民初地方自治规约颁布:一剂良药还是虚幻泡影? |
| 第二节 村治实验的萌芽 |
| 一、早期翟城村自治 |
| 二、山西村政 |
| 三、曹州府善后局的设立 |
| 第二章 村治派的形成 |
| 第一节 米迪刚对翟城村治的主导及其实践理论的总结 |
| 一、翟城新政:旧文化网络和新法团主义的较量 |
| 二、村为起点“民主传贤”:中国社会修缮良法 |
| 三、“井”字结构新村布局:社会公共空间营造 |
| 第二节 王鸿一的“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主张与实践 |
| 一、“民族自信力”:民族自救运动的发动机 |
| 二、儒家伦理:揭橥民族文化重心 |
| 三、“村本政治”:中国民族出路 |
| 第三节 王鸿一与米迪刚的合作及村治派大本营的设立 |
| 一、实行西北垦殖: 纾困内地边疆农村民生 |
| 二、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乡村改革共和建国 |
| 三、出版《村治月刊》:研究学理推行村政 |
| 第三章 村治派的歧出:民主政治的激进化 |
| 第一节 由“改良”到“革命”: 吕振羽村治思想转向 |
| 一、三民主义的村治:非暴力的革命建设 |
| 二、村治理想的破灭:转向国家视角 |
| 三、革命夺取政权:发动农民斗争 |
| 第二节 从“民主”到“封闭”:彭禹廷领导下的宛西自治 |
| 一、自卫、自治、自富:民众自治共同体的内聚 |
| 二、不顾官厅、不顾法律、不顾手续:地方自治的封闭 |
| 三、“再造权威性自治”:局部地方专制的失败 |
| 第四章 走向巅峰:乡村建设浪潮的兴起与高涨 |
| 第一节 梁仲华主持下的村治派大集结 |
| 一、“思想阐发”与“人才储育”: 河南村治学院 |
| 二、“研究”“训练”“实验”: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
| 三、组织与行政:梁仲华乡建工作的事功 |
| 第二节 梁漱溟领导下的“乡村建设运动 |
| 一、社会问题与人生问题:梁漱溟思想的逻辑出发点 |
| 二、乡村开出新组织:邹平实验县的改革设计 |
| 三、“政”“教”“富”“卫”合一:邹平实验实施及七大成效 |
| 四、玄学的理论与妥协的实践:理想与现实的纠葛 |
| 第三节 全国乡村运动大联合 |
| 一、成立联合组织为各地乡村工作人员一致诉求 |
| 二、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的举行 |
| 三、有限度的联合与有限度的影响 |
| 第五章 政治权力强力渗透下村治派的沉寂 |
| 第一节 村治派主导社会改革独立性的消解 |
| 一、民众自卫训练:菏泽实验模式社会改革的有效性 |
| 二、从社会改革到社会控制:韩复榘设立山东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 |
| 三、全域推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全省逐次分区设置 |
| 第二节 国民党政权下的乡村社会改革实验 |
| 一、纯以行政力量促进农村建设:江宁和兰溪实验 |
| 二、基督教和国民党行政的乡村建设合作:黎川实验 |
| 第三节 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 |
| 一、适应性动员:前期海丰农民运动政治策略 |
| 二、“三三制”:陕甘宁边区改革资源总量控制框架 |
| 第六章 批评与回应:围绕村治派理论的争议 |
| 第一节 批评箭靶:村治为解决中国问题唯一办法 |
| 一、一脉相承之认识: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 |
| 二、进入主流视野:乡村建设是时代大势所需 |
| 第二节 东西之间:梁漱溟与其他派别的论战 |
| 一、融合东西方还是中国文化坚守:与东方文化派的辩论 |
| 二、农业工业孰先孰后:与自由主义西化派的交锋 |
| 三、阶级的融合还是斗争:与左派经济学家的论争 |
| 结语 |
| 一、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 |
| 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 |
| 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 |
| 四、儒家伦理固本开新:村治派中国乡村现代性出路的理论建构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困窘与求索：1912-1937年山西科学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及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五、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山西科学教育的时代土壤 |
| 一、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 |
| (一)巩固政权的需要 |
| (二)发展经济的需要 |
| (三)破除封建文化的需要 |
| 二、外来文化对科学教育的推动 |
| (一)西方科学知识的传入 |
| (二)教会学校的推动与示范 |
| 三、清末山西科学教育发展概况 |
| (一)中小学科学教育 |
| (二)高等学校科学教育 |
| 小结 |
| 第二章 山西小学科学教育 |
| 一、科学教育师资状况 |
| (一)科学教员数量短缺 |
| (二)科学教员学历差异较大 |
| (三)科学教员的检定 |
| (四)科学教员的培训 |
| 二、科学科目教科书 |
| (一)西式教科书的退出 |
| (二)自编、乡土教科书的兴起 |
| (三)部审教科书的普及 |
| 三、科学教育设备 |
| (一)科学教育仪器 |
| (二)科学教育场地 |
| 四、科学课程的设置 |
| (一)“壬子”“癸丑”学制下科学课程的设置 |
| (二)“新学制”下科学课程的设置 |
| 五、科学课程的教学方法 |
| (一)城市小学校教学方法改进 |
| (二)农村小学“收效甚微” |
| 六、科学课程的测试与评价 |
| (一)学业成绩评定 |
| (二)毕业会考 |
| 小结 |
| 第三章 山西中学科学教育 |
| 一、科学教育师资状况 |
| (一)科学教员数量短缺 |
| (二)科学教员学历状况 |
| (三)科学教员的培训 |
| 二、科学科目教科书 |
| (一)西式教科书的退出 |
| (二)自编教科书的出现 |
| (三)部审教科书的推广 |
| 三、科学教育设备 |
| (一)部分中学设备完备 |
| (二)部分县立、私立中学设备落后 |
| 四、科学课程的设置 |
| (一)“壬子”“癸丑”学制下科学课程的设置 |
| (二)“新学制”下科学课程的设置 |
| 五、科学教育中的教学方法 |
| (一)“五步教学法”的机械运用 |
| (二)“实验教学法”的探索 |
| 六、科学科目的测试与评价 |
| (一)学业成绩的评定 |
| (二)毕业会考 |
| 小结 |
| 第四章 山西高等科学教育 |
| 一、科学专业的师资力量 |
| (一)创建初期的师资 |
| (二)1920年代师资状况 |
| (三)1930年代师资状况 |
| 二、科学教科书的编写与使用 |
| 三、科学教育设备 |
| (一)科学教育仪器 |
| (二)科学教育图书 |
| (三)科学教育场地 |
| (四)科学教育学会 |
| 四、科学课程的设置 |
| (一)山西大学工学院科学课程设置 |
| (二)山西大学理学院科学课程设置 |
| (三)并州学院农艺化学系课程设置 |
| (四)专科学校科学课程设置 |
| 五、学生就业情况 |
| (一)从事建设行业 |
| (二)从事教育行业 |
| (三)从政 |
| 小结 |
| 第五章 山西科学教育的影响与启示 |
| 一、山西科学教育的影响 |
| (一)培养了大量科技人才 |
| (二)促进了科学教育的发展 |
| (三)提高了民众科学素养 |
| 二、山西科学教育的特征与启示 |
| (一)山西科学教育的特征 |
| (二)山西科学教育的启示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7）清后期大理地区经济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意义、目的及对象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目的 |
| 四、研究对象 |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主要内容、思路、方法及创新之处 |
| 一、研究主要内容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清后期大理地区治理体系概况 |
| 第一节 行政治理 |
| 一、高层治理——督抚制度 |
| 二、基层治理体系——保甲制度 |
| 第二节 文化教育 |
| 一、传统教育体系概况 |
| 二、清后期大理教育的改革 |
| 第三节 军事管理 |
| 一、绿营兵组织体系 |
| 二、绿营兵与清朝云南社会经济的发展 |
| 第三章 清后期大理地区经济活动要素投入 |
| 第一节 自然资源 |
| 一、地形状况 |
| 二、气候状况 |
| 三、土地资源 |
| 四、农作物种植情况 |
| 五、矿产资源 |
| 第二节 劳动力资源 |
| 一、人口规模 |
| 二、人口分布 |
| 三、人口结构 |
| 第三节 资本资源 |
| 一、清后期大理地区市场流通货币 |
| 二、清朝云南银、钱比价的变化概略 |
| 三、金融组织机构 |
| 四、商业资本 |
| 五、手工业资本 |
| 第四节 技术资源 |
| 一、农业生产技术 |
| 二、手工业生产技术 |
| 第四章 清后期大理地区经济活动的产出 |
| 第一节 农业产出 |
| 一、经济作物的产出——以鸦片为例 |
| 二、粮食产出 |
| 三、种植粮食作物与鸦片效益对比分析 |
| 第二节 手工业产出 |
| 一、矿业 |
| 二、纺织业 |
| 三、农副食品加工业——以乳扇为例 |
| 第五章 清后期大理地区居民消费与地方政府财政 |
| 第一节 清后期大理地区居民消费 |
| 一、基本物质消费 |
| 二、文化消费 |
| 三、烟毒消费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财政 |
| 一、财政收入 |
| 二、财政支出 |
| 第六章 清后期大理地区商贸 |
| 第一节 大理地区商业市场 |
| 一、农村集市 |
| 二、城镇市场 |
| 第二节 大理地区主要贸易商品及其流向 |
| 一、清后期贸易商品及流向的概况 |
| 二、帝国主义入侵后的贸易商品及流向 |
| 第三节 商帮 |
| 一、同乡商帮 |
| 二、马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9）中国水资源与周边“水外交”——基于国际政治资源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一、文献回顾与分析框架 |
| (一) 文献回顾 |
| (二) 分析框架 |
| 二、作为软性国际政治资源的中国水资源的发展现状 |
| (一) 中国水资源中的科技资源 |
| (二) 中国水资源中的制度资源 |
| (三) 中国水资源中的组织资源 |
| (四) 中国水资源中的观念资源 |
| 三、中国周边“水外交”中软性国际政治资源的应用状况 |
| (一) 东北亚地区 |
| (二) 中亚地区 |
| (三) 南亚地区 |
| (四) 东南亚地区 |
| 四、对未来开发和利用水资源的思考 |
| (一) 做好周边“水外交”战略规划, 系统辨别和配置相关优势资源 |
| (二) 加强周边“水外交”组织架构建设, 保障各种资源流动畅通 |
| (三) 推动科技创新和融合, 为解决周边国家水资源问题提供技术方案 |
| (四) 完善水资源相关制度, 通过自身改革和实践增强制度竞争力 |
| (五) 加强与水相关的人文交流, 提升观念资源的国际影响力 |
| 结束语 |
（10）民国江西水利局研究（1926-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 |
| 1.2 学术史回顾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第2章 江西水利局的设立及其演变 |
| 2.1 清末民初以来水利建设的衰败与停滞 |
| 2.1.1 天灾战乱频发的水利困境 |
| 2.1.2 衰败与停滞的水利建设 |
| 2.2 水利局的成立及其演变 |
| 2.2.1 水利局的成立与发展历程 |
| 2.2.2 专业化人员构成及其内部管理 |
| 2.2.3 江西省水利局经费运行概况 |
| 第3章 现代制度与实践:江西水利局的管理与运营 |
| 3.1 现代化探索:水利建设管理的初步发展(1928-1936) |
| 3.1.1 现代水利规划与政策的初步制定 |
| 3.1.2 修复与新建:现代技术运用下的水利建设和管理 |
| 3.1.3 现代水利教育和技术的运用 |
| 3.2 发展与困境:全面抗战时期的水利建设管理(1937-1945) |
| 3.2.1 战时农田水利政策的制定实施 |
| 3.2.2 以农田水利建设为主的战时水利建设管理 |
| 3.2.3 现代水利教育和技术应用的进一步发展 |
| 3.3 停滞与革新:抗战胜利后的水利建设管理(1946-1949) |
| 3.3.1 部分水利政策的修正和废除 |
| 3.3.2 注重河流开发的水利建设和管理 |
| 3.3.3 江西省立南昌高级水利职业学校的成立 |
| 第4章 案例探究:1938年水利局与泰和县槎滩陂重修管理 |
| 4.1 槎滩陂水利开发及其传统管理模式 |
| 4.1.1 槎滩陂水利系统开发起源 |
| 4.1.2 槎滩陂传统建设管理模式的演变 |
| 4.2 江西水利局与民国槎滩陂水利建设管理的转型 |
| 4.2.1 “官民合修”:槎滩陂维修形式的变化 |
| 4.2.2 传统与变迁:水利局参与下的槎滩陂水利建设管理 |
| 第5章 成就与不足:江西水利局的历史地位 |
| 5.1 江西水利局的社会影响 |
| 5.2 江西水利局运营管理的不足 |
| 第6章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四、职业教育如何在水利事业中发挥作用（论文参考文献）
- [1]水文化引领中国特色高水平水利专业群建设探析[J]. 姚芬. 水利发展研究, 2021
- [2]国有企业内部审计职能定位与升级路径[J]. 管淑慧. 当代会计, 2021(09)
- [3]农户分化、制度变迁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D]. 秦国庆.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1
- [4]“一带一路”背景下高职水利人才培养策略研究[J]. 刘许亮.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1(01)
- [5]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D]. 察应坤. 山东大学, 2020(08)
- [6]困窘与求索：1912-1937年山西科学教育研究[D]. 梁钰颖.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7)
- [7]清后期大理地区经济史研究[D]. 潘将军. 大理大学, 2019(01)
- [8]适应智慧水利需要,发展水利智慧指教[A]. 周长勇,李兆崔,彭英慧. 2019（第七届）中国水利信息化技术论坛论文集, 2019
- [9]中国水资源与周边“水外交”——基于国际政治资源的视角[J]. 肖阳. 国际展望, 2018(03)
- [10]民国江西水利局研究（1926-1949）[D]. 田野. 南昌大学, 201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