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回家,在妇女无奈选择的背后（论文文献综述）
张雪飞[1]（2021）在《人衣关系视域下的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研究》文中认为衣之于人,自人类文明伊始就如影随形、相伴相生。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倾向于遮蔽人身形体,不太强调人的生物属性和个体特性;彰显等秩阶次,关注人的文化表征和社会意蕴。晚清民国是服饰传统、规制、风格和文化剧变的重要时期,也是社会形态、社会认识、女性社会角色转轨的关键阶段。人衣关系经历了抗争与冲突、困顿与反思,在张力和矛盾中蜕变和进化。研究这一时期女性服饰变革,对于社会制度变迁、服饰文化转型、妇女解放进程具有重要的学术与现实意义。论文包括四个主体部分:第一章站在人衣关系的视角,以服饰潮流的方式发掘和梳理女性服饰变革的历史脉络;第二章从纺织原料、分析并阐述产业进步、技术革新和女性服饰变革的关系。从纺织原料、面料的技术革新、成衣制造方式和产业更新,以及纺织贸易市场变化三个方面,讨论服饰变革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撑。分析产业进步、技术革新和女性服饰变革的关联,也即从“衣”的层面对人衣关系的变革动力进行历史透视;第三章从带着服饰烙印的社会文化现象、伴随服饰行为的社会运动和彰显服饰主张的社会思潮这三个层面,探讨社会变革和女性服饰变革的关系,剖析伴随其间的人衣关系的变化特征;第四章从夷夏之防、道器之辨、礼俗之隔和荣耻之变四大关系入手,揭示文化变革与服饰变革的内在联系,厘清服饰变革的深层机理。本文主要观点和创新如下:1.服饰潮流是一种能够同时揭示服饰变革现象和本质所在的重要载体和形式。本文试图打破以往以主流历史分期、社会变革为纲的近代服饰史叙事,以及服饰品类、服饰流派、服饰空间扩散的服饰专题分类,由人衣关系的生理要求、观念思想、社会生活、审美文化、技术支持等不同侧面考察服饰潮流的变革趋势,抽象概括出“衣以容身”“衣以立身”“衣以适人”“衣以彰人”四大服饰潮流。以服饰潮流的方式展现服饰变革的全貌,既符合服饰本身的历史脉络和嬗变轨迹,尊重研究对象本身的发展规律,又呈现服饰变革的创新性与继承性、往复性与多样性,揭示种种复杂多栖的规律和特性,为研究服饰变迁的技术、社会和文化因素提供线索和链接。2.产业技术变革与服饰变革的关系为供给带动需求、需求拉动供给给出历史的有力借鉴。纺织、服装产业发展与技术变革,特别是机械化、电气化和化学化的进步,根本地改变了服饰面料性能、服用加工技艺,为服饰结构的改良和变革提供了可能的物质和工艺基础,形塑了纺织服装贸易和消费的全新格局,为晚清民国女性服饰时尚的兴起和潮流的延布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本文绘制出服饰潮流与相关因素的关联机制分析框图,展示说明了产业技术变革如何对服饰变革发挥作用,特别是对影响方式、路径和机理方面的系统阐释。技术变革是对“衣”的物理特性、生产方式、市场供给和美学价值的创新,为“人”提供可消用、选择和适配的服用方案。作为服饰消费主体的“人”根据自身的穿用需求、经济基础和消费偏好以及文化审美,影响纺织、服装的贸易市场格局,对服装原料面料、剪裁结构方式提出需求。技术变革与服饰变革的关系实质上通过改变“衣”的供给进而影响“人”的需求,“人”的需求又进而促进“衣”的技术和产业升级改革。3.社会变革与服饰变革相互促进、互为因果,服饰时而领着、时而跟着,既能动于社会变革,又从动于社会变革。一方面,社会变革是服饰变革的引领者。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妇女解放思潮启蒙、引导着近代女性以主体身份参与到社会运动之中,推动着服饰潮流的发生和传播。以珠江三角洲的“自梳”和长江三角洲的“摩登”为代表的服饰社会现象为女性服饰潮流蓄能积力;另一方面,服饰变革是社会变革的能动者。代表性女性和女性群体以或拟男化、中性化的服饰行为,或个性化、大众化的穿衣方式,推动着妇女解放,成为社会变革不容小觑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服饰既作为被社会生活、时代思潮改良和引导的主要对象,同时又充任着女性参与社会变革的道具、工具和面具。社会变革与服饰变革的内在互动,本质上是服饰与人的主体性关系。从被“衣”掩饰的“人”到以“衣”修饰的“人”,再到借“衣”立身的“人”,透过近代女性的服饰行为,抑或是社会舆论对女性服饰的评价和反应,“衣”之功能得到重新辨析,服饰下的人性得到解放,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得以进化。4.文化变革既是阻碍服饰变革的重要防线,反过来又是催化服饰变革的深层动因。长久以来,华夏服饰是区辨夷夏族群、承载文野观念的文化载体。无论是葆有华夷文化优势的历史时期还是闭关自守被强力冲击的晚清之际,拥护文化传统和民族尊严的“庙堂”及士大夫们反对服饰变革。而随着近代西方传教士的“诱导”,本来象征文明的缠足成为野蛮文明的标记,夷夏之别破防、文野之位互换,趋新大势和尊西倾向成为服饰变革的新动向。在西学东渐、西器东传的时代背景下,服制是扞卫“中体”的“重器”,象征着传统儒家文化的伦常名教、制度文物以及体统规矩,不可“轻言”变革。而在改良政治制度的维新变法时期,服制改革成为复兴民族、更易“人心”的方略,由器而道的“天演”进化论提倡优胜劣汰、强权竞争,成为推动服饰变革的重要力量。在传统礼俗社会中,服饰是“礼治”的重要媒介,以礼化俗,以礼节俗。礼乐制度的高度发展是服饰文化长期保持稳定、难以遽变的根本。晚清宗法秩序遭遇挑战,作为民众生活“风俗”的服饰改良提出变革要求,女性服饰潮流甚或走在了服制法规之前,由俗入礼。文化是慢变量,近代服饰变革的不易和反复,皆出自于文化内核“面子”、服饰面子即文化里子,能小变则不大变,能形变则不质变。而服饰变革的发端和剧变,仍需归因于文化内核“面子”。在敏感于外人观感、维护文化“面子”的同时,服饰悄然生变,服饰由宗族和伦理走向民族和国家,再走向个体和自我,“人衣关系”不再等同于纲常伦理的“人人关系”。5.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的路径并完全不遵循“器物-制度-文化”的现代化三阶段,而是多个范畴兼而有之,各个阶段均有参与。服饰变革属于物质器技,亦成为寄托人伦关系的社会制度,甚至还是文化思想的重要表征,事实上是“器物”“制度”和“精神”的“三位一体”,难以区分先后甚至彼此。整体来看,女性服饰变革是在制度层变革时生发的。反缠足运动发端于呼吁制度改革的戊戌维新,辛亥以后服饰等级制度改弦更张,服饰听取民便。新文化时期反思文化,女性服饰在更大范围、更大波次、更大程度上发生变革,服饰潮流渐趋成型,人衣关系也随之转换、调整。但局部而言,在学习西器的洋务时期,洋纱、洋布大量进驻开埠城市,上海等地的年轻、时尚、社交女性已开始穿用洋布衣。在民风开放、趋新入时的地区,原料面料、穿衣方式等物质层面的变化来的较早,相对顺利地被一部分女性所接纳,但并未涉及到服饰文化层面的对抗与哲思。对于广大乡村地区的劳动女性,质地厚实、自产自销的土布更便于劳作,物质层面的服饰变化来得更为迟滞、缓慢,或许到生产关系、社会组织发生变化之后,服饰才相随而变。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呈现出多轨道、多征候、多阶段并行不悖的复杂格局。6.服饰变革本质而言是“人衣关系”的更新与重构。服饰不是纯粹单一的自然物,而是典型的文化产物。变革时期人衣关系变化的意义在于,“人”既是具体的、个体的人,同时也是群体的、社会化的和历史性的人。“衣”既是具有物质属性的衣,同时更是代表民族风俗、承载社会功能、表征时代特征的“衣”。服饰变革之前,衣的礼治、标示、文化功能更为显着;服饰变革之中,衣的工具、道具、面具功能更加显露;服饰变革之后,衣服重归保暖和装饰的基本功能。考虑到人衣关系的复杂多元性,“人的穿着”可以分为四个层次:适身、得体、体面和得当/适境。初级层面的“适身”强调作为生物体的人和作为自然物的衣。更高级层面的“得当/适境”更看重中国文化下具有多种属性之“人”的穿衣要领和不同穿着场合下“衣”的服饰文化要素。广而言之,人衣关系甚至可能是人类的永恒主题,互动交融、和谐共彰应该是人类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追求的一种理想状态。
张耀丹[2]（2021）在《新时期以来彝族女性文学研究 ——以汉语小说创作为中心》文中提出当代彝族女性文学自新时期起开始群体性发展,至今已有较为优秀的创作实绩,但学界针对这一群体的研究仍存在不足,仅有少数作者被相关研究提及。因此,本文拟以彝族女性文学中的小说创作为研究对象,力图呈现当代彝族女性参与写作至今的整体文学面貌和发展脉络,以及各阶段代表作家的文学创作风格及意义,分析彝族女性作家如何在创作中表达民族和女性的双重议题。论文的主体部分共有五章,呈现出由总至分的论文结构。第一章作为总体性的描述,主要介绍了彝族女性写作发生的背景和动因,以及不同时期作家的发展脉络和内在联系。传统彝族社会的女性观使得彝族女性在经历社会变革、进入社会角色之后,自然而然地开始进行女性意识的表达,彝族女性写作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发端的。在发端之初,五零后与六零后作家便开创了“精英文学”和“地方文学”两条脉络,以其丰富的创作实绩和较长的创作生命成为这一群体的中流砥柱;七零后作家继承了“地方文学”一脉,呈现出私人口述史和地方家族史叙事的景观;八零后作家则因全球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异军突起地产生了更为现代性的写作模式,成为短短四十年间彝族女性文学发展的一次转向。第二章到第四章运用文本细读和比较研究的方法,分别对彝族女性写作的女性意识表达、民族性表达和跨文化书写进行具体分析,展现彝族女性作家在多民族文学相互交流的背景下,如何以不同的创作风格和创作背景,完成其个人经验与女性经验对于彝族文化共同体的建构。第五章则对其整体发展进行评述和展望。本文一方面要对彝族女性文学的发展作出历时性的梳理,一方面要具体到其具有共性的多方面的研究,以期对其群体性的把握做到完整又不失细节。彝族女性文学作为少数民族文学中被忽视的一部分,对其进行文学史意义上的补足,即是本研究的目的所在。
钟佳敏[3]（2021）在《现代文学中的生育书写研究》文中指出本文重点考察现代文学中的生育书写,着力挖掘作家深藏于文字背后书写态度。自晚清鸦片战争后,西方的科技知识不断传入中国,不仅给中国人的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也让中国人对人体的结构和生命的形成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生育观念也由此发生了转变。“五四”过后,文学作品中有关生育书写的文字逐渐增多。对生育不同的描写方式,实际上展现的是作家的生命观,甚至是人生观。不仅如此,对生育的书写,也体现着作者个人对生活的态度。本文由绪论、正文、结语三个部分组成,从现代文学作品中书写生育的文字中透视出不同的生育态度。绪论部分整体梳理了从古代到清朝国门洞开后,生育观念发生的转变,点明对生育书写展开研究的意义。正文部分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论述在面临深重民族危机的清朝,知识分子是怎样一步步将女性的生育意义提升到关乎民族国家命运的高度的。以梁启超、康有为等人的着作和晚清科幻小说为重点分析文本。同时对女性在面临革命和生育的两难选择时的自我分裂进行研究。第二部分以“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大力倡导的妇女解放运动为背景,从生育对女性的束缚展开论述,分析新时期女性生育观念发生的细微变化。第三部分以现代文学作品中所描写的生育陋习和重男轻女等传统生育观念给女性生育带来的影响为出发点,揭露出女性在传统生育观念规训下的无权状态。结语部分对整篇文章所论述的生育现象进行了一个简要的总结,再次点明了核心观点,并对现代文学中生育书写的后续研究提出了相应的意见或建议。
袁博[4]（2020）在《国家、性别与生活 ——山东农村妇女的身份建构（1949-1965）》文中提出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使中国形成了以父权制为核心的性别制度。广大农村妇女更因性别和所在地而被“双重”边缘化。近代以来,有识之士、党派集团和国家政权号召妇女解放、开展女权运动,但仍未改变农村妇女地位低下的现状和传统家庭角色的定位。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和论断,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妇女解放运动,并对乡村传统性别制度和性别观念进行了改造和重塑。农村妇女在“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的政治动员下,被正式纳入国家体系。她们的主体身份和性别关系在国家的塑造下发生变化,主要体现在婚姻家庭、经济活动、身体健康、政治参与、精神世界等五个方面。婚姻制度改革在妇女解放和社会解放事业中具有重大意义。1950年《婚姻法》是国家构建以男女平等为核心的性别制度的第一步,它有力地冲击了传统婚姻家庭制度和性别权力关系。因此它得到了女性农民的支持和男性农民的误解,在新旧性别观念的博弈中得到逐步贯彻。在这一过程中,农村妇女基本确立了婚姻自主权,婚姻观念发生了转变,且获得了婚姻自由的权利,自由恋爱现象增多,离婚和再婚也不再受社会的指责。在家庭关系中,团结民主与平等和谐成为主旋律,农村妇女的家庭地位明显提高,并在家庭事务中获得了话语权和独立人格。但除了改变,农村妇女的家庭角色也有延续,打老婆、漠视妇女合法权益的现象仍不时发生,新旧性别观念之间的拉扯与博弈依旧存在。发动农村妇女参加社会化大生产是建国后妇女工作的重要内容。中共根据新中国国情,在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指导下,采用多种宣传方式,制定福利政策,运用国家力量使乡村妇女大规模地走出家门,进入公共领域,投入到生产劳动中。通过分析其参加劳动的工日、参与率等,我们发现农村妇女在生产劳动中撑起了“半边天”。在这一过程中,她们不仅获得了经济独立,而且确立了“劳动者”身份,形成了劳动意识和劳动习惯,实现了由“家庭人”向“社会人”的转变。但是由于传统性别制度并未发生断裂,传统性别分工使参加劳动的妇女背负着双重责任,收入分配中也存在着两性关系的不平等。新中国成立后,为实现农村妇女的身份转型,国家积极维护其健康权,利用政治话语对妇女进行身体改造,并突出强调了妇女解放的想象。作为传统社会对女性身体规训的标志,缠足被中共以政治权力严厉禁止,并使之在50年代走向消亡,为农村妇女的公共参与解除了身体束缚。国家对农村妇女健康的保护还体现在生育变革上,包括推广新法接生和建立妇幼保健网。这不仅使分娩方式发生变化,生育空间也发生了转移。生育的现代化以及生育之痛在一定程度上的“消失”,加深了农村妇女对国家的认同,并以积极参加生产来表达感激之情,加速了身份转换。但过度的劳动使妇女们的身体出现各种问题,妇女的生理问题和特殊时期的身体便在“保护”的政策下进入公共领域和大众视野。原本属于私领域的妇女身体被纳入公领域,成为农村妇女身份社会化的重要标志。国家为农村妇女参政提供了制度保障和经济基础,因此建国后全国出现了妇女参政的第一次高潮。她们不仅参与基层民主选举,而且当选基层代表,参与地方政权管理。许多优秀农村妇女经过国家培养,走上了基层政权的领导岗位,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管理群体——农村妇女干部群体。她们成为党和政府在地方的代言人,活跃在各个基层岗位上。建国后,农村妇女组织伴随着国家权力不断下沉,以妇代会为主的基层妇女组织普遍建立起来。作为妇女“娘家”的妇代会既是党和国家联系妇女群众的纽带和桥梁,也是妇女表达政治意愿、维护权益的重要平台,使“国家”不再是高高在上、与之无直接关联的存在。但遗憾的是,这一时期农村的政治权力参与有着明显的性别差异,农村妇女的政治空间较为狭小,妇女干部和妇女组织并未打破以男权为中心的乡村权力结构而处在边缘位置。五十年代的集体化生活使农村妇女们感受到了“集体欢腾”,心灵受到了一次革命般的洗礼。她们不仅在识字运动中提高了自身文化素质,还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精神振奋与文化自信。虽然国家以政治文化取代了乡村文化,但各种娱乐组织、娱乐活动使原本枯燥无味的业余生活变得多姿多彩,使农村妇女在公共场合有了合法身份并接受了国家的政治教化。同时,集体劳动、各种会议等为农村妇女提供了活动场所,给她们带来新鲜感,精神世界得到极大充实与满足。伴随各种教育运动的开展,她们的集体意识被逐渐建构起来,包括对中共和新政府的认同、爱国主义情感的深化和集体观念的树立等。与男性农民相比,农村妇女的集体思想似乎更加强烈。这也是农村妇女转变为“社会人”身份的最好证明。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通过一系列社会主义运动使日常生活不断政治化,也使农村妇女的身份得到了全新塑造。但是受传统政治文化和性别制度的影响,性别差异始终存在。可以说,国家和性别参与了新中国农村妇女的身份重构。它们相互糅合、碰撞,对农村妇女的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这一过程中,农村妇女逐渐改变了传统角色定位,完成了从私领域的“家庭人”向公领域的“社会人”、“国家人”的身份转换,推动了农村妇女的解放进程。由于特殊的历史文化原因,新中国成立后山东农村妇女的身份转型较为彻底,但各地在完成时间和程度上略有差异。新中国农村妇女解放运动表现出的特点与问题应促使我们对中国妇女解放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力争真正实现两性平等的和谐局面。
孔系敏[5]（2020）在《民国时期“三八”妇女节媒介呈现研究 ——以《中央日报》与《申报》妇女节报道为研究对象（1924-1945）》文中提出“三八”妇女节诞生于世界妇女运动之中,纪念妇女争取平等权利的抗争。民国时期,妇女解放思潮广泛传播,妇女运动受到重视。1924年,在国共合作的时代背景下,“三八”妇女节正式被官方引入中国。“三八”妇女节不仅是庆祝的节日,更成为传播妇女解放思想、动员妇女运动的集中场域。民国时期的媒介对这一官方倡导的新兴节日给予了关注。在国统区,以国民党官报《中央日报》和民营商报《申报》对“三八”妇女节的报道最有代表性,两者同为影响力巨大的报纸,但因为各自的背景、立场不同而有独特的个性。本文以《中央日报》和《申报》中的妇女节报道（1924—1945）为研究文本,通过考察两报“三八”妇女节报道中的共性与差异,探究报刊在“三八”妇女节传播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研究共性,是为了考察媒介对于“三八”妇女节这一新兴节日的基本态度,并在共性之下探索两者间的差异,从而较为全面的勾勒出民国时期“三八”妇女节媒介呈现图景,并试图探讨国家民族的历史进程、妇女解放思想和报刊主体意识如何影响到“三八”妇女节的媒介呈现。第一章绪论,阐述论文的研究缘起、研究目的及意义,并介绍了相关研究概况、研究思路和方法。第二章首先探究了“三八”妇女节产生的背景,介绍了学界对其起源的几种主要论争;接着研究“三八”妇女节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传入中国的过程及纪念活动的情况;《中央日报》和《申报》的广泛影响力、对“三八”妇女节议题的持续关注,以及官方与民间的不同背景等因素使两报在考察民国时期“三八”妇女节媒介呈现中极具代表性。第三章研究的是《中央日报》与《申报》“三八”妇女节媒介呈现中的共性。两报遥相呼应,都非常关注“三八”妇女节纪念活动的现场情况;积极追溯节日历史、通过树立新女性的榜样,来呼唤妇女自我意识觉醒。在抗日战争时期,两报都心系国家危亡,利用“三八”妇女节来进行妇女动员,通过报道妇女抗战工作的进展和成效,刊登领袖妇女问题的讲话来进行妇女救亡的宣传,同时具备环球视野,强调国际联合反对法西斯侵略。两报还成为妇女开拓言论空间、表达自身诉求和进行自我反思的阵地。最后探究了两报都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三八”妇女节的本来意义,臣服于国族和男权之下。第四章是探究《中央日报》和《申报》“妇女节”媒介呈现中的差异究竟在何处。首先,两报对“三八”妇女节的关注程度不同,《中央日报》对此重点关注,报道篇数多、体裁多样且常发表评论文章,注重发挥引导舆论的作用;相比之下《申报》对此关注更少,报道篇数少、体裁单一且多为短消息。其次,两报在“三八”妇女节报道中对国民党妇女政策的呼应程度也有显着差异,在不同时期《中央日报》根据国民党政策的导向先后动员妇女参加训政运动、培养母教精神,参加新生活运动、使用国货、参与抗战献金及争当贤妻良母;而《申报》对国民党的妇女政策是若即若离的,它重视宣传妇女抗战和国货运动,但对训政和新生活运动等回应冷淡。最后,两报“三八”妇女节报道的话语风格也存在差异,《中央日报》偏好古文,话语风格稳重,论述严密规范;《申报》则偏好白话文,行文明快简洁、生动活泼。第五章是基于前文探究出的《中央日报》与《申报》“三八”妇女节报道中诸多共性与差异进行原因的探究。笔者认为,呈现诸多共性的原因有三,一是由于报刊基本职能在记录事实、传播信息且新闻有其独特的文本特性和写作范式,所以有关新闻常常大同小异;二是由于当时处于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阵痛期,新旧交织的社会意识反映在报刊上;三是虽然妇女解放思想传播面临诸多的阻碍,但仍然深刻的影响到了两报对于“三八”妇女节的报道。笔者认为《中央日报》与《申报》中“三八”妇女节媒介呈现有差异的原因在于两报的自身定位和意识形态不同,《中央日报》作为国民党喉舌任务是为国民党妇女政策开道,它秉承官方的意识形态,从国族和政党的角度对妇女解放话语进行收编;而《申报》作为自发追逐妇女解放热点新闻的民间商报,其关于妇女解放的话语更多受文化和资本的影响,笔者认为它的报道更能反映出民国时期“三八”妇女节在大众文化中真实的面貌。最后,通过对考察阶段内《中央日报》和《申报》中“三八”妇女节报道的梳理总结可以发现,当时在报刊媒介中,妇女节既是娱乐休闲的庆祝仪式,也是妇女解放的集结令,更是国民党进行妇女政治动员的工具,这三个维度共同勾勒出了民国时期“三八”妇女节媒介呈现的主要图景。
石倩[6]（2020）在《《说说唱唱》中女性文学书写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影响了作为通俗文艺创作者的赵树理的文艺发展方向。赵树理在认真学习后,更加坚定了自身“大众”“通俗”的文艺方向,在天桥的所见所闻所感促使赵树理创办了《说说唱唱》杂志。《说说唱唱》作为五十年代期间重要的通俗曲艺刊物,于1950年1月在北京创刊。《说说唱唱》分为前后两期,前期（1950-1951）主要由赵树理、李伯钊任主编,后期（1952-1955）主要由老舍任主编。《说说唱唱》从创刊至终刊共出63期,刊登文章总计677篇,有135篇文章较为突出的书写了女性,其中73篇文章塑造了具有代表性的女性形象。在五十年代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意义和文学价值,革新了以往的传统女性形象,为女性思想进步奠定了基础,也是对女性地位在社会发展中的认可。迄今为止,学术界对《说说唱唱》的研究领域还是比较狭隘,其研究空间还有待扩充。因此,本文试图用“女性主义”视角去研究《说说唱唱》文本内容中勾画的女性形象,以及这样的形象所带来的影响和意义,为后面的研究者做好基础性的铺垫。全文除绪论和结语共分为三章,具体情况如下:第一章为《说说唱唱》:展示妇女解放下的文学舞台。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时代背景入手,探讨《说说唱唱》是如何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又是如何走向终刊以及在这一背景下《说说唱唱》所突出的文学意义。首先,新中国成立后更加重视女性解放问题,颁布相关政策以法律形式保障女性的合法权益,作为官方刊物的《说说唱唱》基于这一时代背景,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其次,《说说唱唱》办刊过程历经坎坷,陆陆续续的检讨风波,其中女性因素是致使其走向终刊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展现了新中国成立后女性觉醒意识的快速成长。最后,《说说唱唱》在紧随前人号召中国妇女解放的思想意识上做了延续,为五十年代女性思想转变、成长提供了“文学舞台”。第二章为《说说唱唱》中典型的女性形象类型。在《说说唱唱》63期刊中,共有135篇文章对女性进行了书写,可分为“在探寻中走向黎明的女性”“发挥个人价值的自强者”“随时代进步的女性成长”。就探寻者而言,她们是长期受到封建礼教影响的人,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她们从封建社会中走出来,在人生道路里找到前进的方向;对于自强者而言,她们思想前卫,积极学习国家颁布的相应政策,摆脱以往传统女性形象,走进工厂展现个人价值;于成长者而言,她们是受新中国成立后所颁布的相关政策下快速成长起来的传统女性。这三类女性集中展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女性新面貌,同时发挥了《说说唱唱》对女性书写的文学价值,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第三章为《说说唱唱》:女性文学书写的时代意义和影响。这一章主要是对《说说唱唱》中女性形象书写的意义和价值进行深入性的研究,研究的视野主要以“女性主义”寻找历史意义与文学价值。从《说说唱唱》角度来说,在通俗文学中对女性进行构建有助于大众更好的重新认识女性,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解放女性的需要;就女性自身而言,《说说唱唱》集中展现了女性独立的意义,它打破了传统女性形象,在时代发展中发挥个人价值。对于新中国而言,女性能够得以解放是国家发展的需要,国家建设需要男女在社会发展中呈现出和谐的环境。《说说唱唱》是五十年代期间在杂志期刊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刊物。它积极响应了《讲话》的文艺精神,并且关注大众所喜爱的创作风格,以工农兵群众为主。《说说唱唱》的办刊目的是要识字的群众能看懂读懂,不识字的群众能说能唱,因此深受大众的喜爱。塑造的女性形象不仅是对以往通俗文学的革新,也是女性独立价值的思考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为当时国家大力倡导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做出了重要的文学贡献。
杨静静[7]（2020）在《延安文艺的妇女想象 ——以延安文学与版画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延安文艺的特殊性决定了它的重要性,它既是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文艺的组成部分,又是新中国文艺的基本雏形和未来走向,其文学亦如此。作为革命战斗工具的延安版画展示出一幅幅历史画卷,同样属于延安文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本文以延安文学与版画为中心,从跨学科研究的角度出发,运用女性主义理论、互文理论、历史学、社会学、艺术学、文本分析等理论资源和方法来考察其中的妇女形象,探讨研究延安文艺的妇女想象。本文对延安文艺妇女形象的考察,以其文学和版画为中心,运用互文性的研究方法,发现延安文学作品与版画中的妇女形象既有独立、并列的关系,也构成了重复、转移、强调、补充等互文关系。二者在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民间文化、文艺政策、接受者的期待视野等因素的影响下,对所塑造的妇女形象形成了高度的一致性,具有政治文艺的特点;同时,由于文学与版画的形式不同,即“诗与画”在构思与表达上的差异,“诗中的画不能产生画中的画,画中的画也不能产生诗中的画”（莱辛）,以及创作者的生活经历、情感和性别身份等的不同、创作诉求的侧重有别,形成了延安文学与版画在妇女形象“书写”上同质建构下裂隙出的异质效应。本文主要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延安文艺对妇女地位的表现。主要论述解放区延安对妇女身份的形塑,使之成为革命参与者、财产拥有者、政治选举者,实现了妇女从无到有的身份认同;在科学文化的启蒙语境中塑造了妇女的新形象——剪发放足、读书识字、讲究科学卫生;具体表现了妇女地位由过去的依附之物到从身体到精神的现在有“权”之人的转变。第二部分:延安文艺妇女形象的类型塑造。对延安文艺妇女形象进行分类探究:第一类是封建落后型妇女;第二类是英雄母亲型妇女;第三类是革命新生型妇女。封建落后的妇女形象与革命先进的妇女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体现了传统夫权社会对女性的戕害以及新政权对封建落后妇女的改造;英雄母亲送子参军,舍私为公、不惧牺牲,同时,战争中的母子因共同的民族主义价值观超越一般血缘伦理关系,重新缔结了新母子关系;以革命为大义的革命新生型妇女被纳入社会公共空间,一方面知识女性接受革命话语的改造,家庭情感变得公共化、组织化与政治化;另一方面农村妇女在边区政府的帮助下展开新生活,表现其思想状态和精神面貌的改造过程。第三部分:延安婚恋题材的互动与悖论。在延安语境下,边区政府以法律条例的形式让女性拥有婚姻自主权,妇女获得婚恋自由;文学作品与版画展示的美满婚姻形成呼应,突出表现政治力量对婚姻关系的强势主导作用。文学作品既书写了女性的婚恋自由,也表现了妇女解放的有限性,揭示了男性贞操观对女性身心的桎梏;在革命队伍中,婚配资源自动向男性干部倾斜,年轻的知识女性陷入被组织“分配”好的婚姻关系中,以及男性以“革命”、“进步”为政治正确理由抛弃“落后”的“糟糠之妻”,遮蔽女性的生命诉求。
张瑜[8]（2020）在《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共对于人的塑造和培养的重视程度是一以贯之的。本研究关注的是集体化时代中共对于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和培养问题,通过考察乡村社会中的“问题人物”、各类模范、干部、妇女、儿童、民兵六类不同身份的人物群体或具体的人物代表,集中探讨了集体化时代国家在基层乡村社会中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实践方式和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并不断完善的培养机制和治理技术。从国家的角度来讲,通过政治学习、日常劳动、军事训练、树立典型等方式向“新人”们传输中共的价值观,将不同的人纳入到不同的组织进行针对性的教育和培养,就成为国家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在乡村具体的实践方法。从民众的角度来讲,他们主动或者被动地去适应社会主义新人的标准,通过具体的行动实践着国家在不同阶段对于新人的要求,体现了国家意志,使得国家不再是事不关己的遥远存在,而是化身为一个熟悉的邻人,他可能是一名干部、模范,又或是五类分子。在塑造新人的过程中,国家的权力不仅触及到乡村的每个角落,也触及到了生活在这里的人,将个人与国家紧密地联合在一起。不同群体和个人在中共的领导下,共同缔造了集体化时代。论文的主要内容分为六章。第一章:乡村“问题人物”的思想改造与人生际遇。本章是对四个乡村社会中“问题人物”个人生活史的研究,主要运用个人档案,还原这些曾经生活在村庄五类分子的平凡人生,试图揭示出他们在那个政治挂帅的时代环境下,那些隐藏在不合时宜言行中的复杂内心世界与性情。第二章:“公”“私”之间:集体化时代的乡村干部。乡村干部作为村庄里的领导人,他们是沟通国家与基层社会的桥梁。因此,他们的自身素质、作风问题、与村民的关系问题则成为影响基层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因素。教育、培养好各种类型的乡村干部,也成为国家控制、动员广大的农民的前提和基础。本章主要从组织架构、干部正面和负面的形象等方面,尽可能全面揭示集体化时代真实的干部面向,探讨国家是通过怎样的方式将乡村干部塑造成为符合中共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新人。第三章:榜样的力量:集体化时代对模范的塑造。集体化时代是模范辈出和“模范引领”的时代,国家重视模范的引领作用,不遗余力地评选模范。本章既关注模范作为一种精神的存在,也关注模范作为具体个人的存在。将以村级档案为核心史料,尝试揭示集体化时代基层普通模范的形象和模范评比制度在基层的运作及不同时期对劳模标准的变化,以求尽可能真实、立体、动态地展示各类模范被塑造的过程。以此呈现新中国通过树立模范典型来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过程,进一步阐释中共在群众动员方面的成功之道。第四章:家庭·劳动·革命:妇女形象的嬗变。本章将依照集体化时代不同“表征”的顺序,探讨中共期望新妇女在新社会中扮演怎样的角色。通过分析集体化时代妇女参加劳动的基层实践,揭示国家对妇女角色和形象如何在劳动的过程中得以塑造,妇女劳力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如何被一步步开发以及开发的程度,又如何从家庭逐步走向社会的过程,进而考察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成绩和问题;同时,也尽量从妇女的角度出发,分析其自身体验,从而尽可能全面地、连续地呈现国家如何培养、塑造新时期女性的努力,进一步回答社会主义新妇女何以产生的问题。第五章:“新人”的启蒙:集体化时代的儿童教养。中共对儿童的“共产主义接班人”式塑造和培养赋予了儿童新的角色、定位、属性和“儿童—国家”关系。通过梳理集体化时代儿童教育（包括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的发展与变化,可以追寻特殊历史背景下童年经历的蛛丝马迹,不失为理解集体化时代和集体化时代的人们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途径。因此,本章以集体化时代幼儿教育的发展、变化以及国家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阶段如何去塑造社会主义新人为线索,尝试从儿童的角度出发,探讨儿童观念在这一时期的变迁和国家在塑造“共产主义接班人”过程中与儿童的互动,试图为理解集体化时代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途径。第六章:从拿镐到拿枪:建国以来山西乡村的民兵。民兵制度作为集体化时代的一项重要制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民兵是中共把老百姓组织起来的一种方式,是集体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本章主要突出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揭示民兵制度如何嵌入到农村并逐步完善起来;二是将农民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考察他们在民兵制度下的心态与行为以及与国家的互动,进一步探讨国家借助民兵形象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努力。本研究将采用传统史学中重资料重描述的方式,注重村庄一手档案的整理与利用,并以此为主,结合地方文献、官方档案和口述资料,试图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的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来阐释集体化时代国家与个人互动的场景及其背后的微妙关系,再现权力与利益博弈的历史图像。力争把宏观的理论构想和微观的个案分析相结合,更全面系统地研究集体化时代和集体化时代的人们,试图诠释集体化时代社会与文化的深层内涵,思考集体化时代的留给后人的经验和教训。在具体研究中,既关注人物群体也关注具体个人,既关注历史进程也关注具体事件,既关注制度层面也关注执行效果,既关注成绩又考察问题与矛盾,希望以“社会主义新人”为线索,体现出集体化时代不同时期国家对社会主义新人要求的动态的变化过程,以揭示共产主义革命对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改造和重塑历程,进而去解读集体化时代在乡村的运行逻辑和历史进程。回答“集体化时代基层民众的真实生活是怎样的”、“国家与个人是怎样互动”、“国家如何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问题。研究表明,劳动是集体化时代塑造新人的重要途径,是理解集体化时代的一条重要线索。劳动成为了中共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主要方式和重要载体,在劳动的过程中,集体化时代的人们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身体上,都得到了塑造和锻炼。集体化时代所塑造的各类新人形象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时代的命运休戚相关,但是也夹杂着问题与矛盾,其中问题的根本还应回到对人的关照上来。因此,对待集体化时代的认识,也应当放到动态地、连续的情境中,将历史的解读更为人性化。集体化时代的乡村社会研究应当在重视档案史料的基础上,终究回归以人为中心,以历史学为本位的研究,这样才能实现整体史的研究。
张思思[9]（2020）在《战争、政治与女性：《现代妇女》社会动员研究（1943-1949）》文中认为《现代妇女》是20世纪40年代在国统区影响较大的综合性妇女刊物,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动员妇女的优秀刊物的代表。它诞生于国统区妇女刊物最为匮乏之际,承载了当时中国共产党对国统区妇女进行社会动员的伟大使命。该刊前后坚持长达六年,见证了中国社会从传统转向近代的众多重要时刻。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紧密围绕各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妇女运动的方针与政策,不断宣传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不仅宣传带领妇女争取了抗日战争最后的胜利,而且以自己有力的舆论多次领导妇女参与到争取民主、反对内战及专制统治等运动中,为实现妇女自我解放以及民族解放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对妇女实行广泛的社会动员是取得抗战胜利以及妇女解放的重要因素,而报刊作为重要的动员手段被广泛应用于对妇女的动员之中,研究报刊视野下的动员内容成为解开中国共产党对妇女动员全貌的关键。本文以《现代妇女》为考察中心,综合运用历史学、文献学、统计学等方法,着重阐述抗日战争后期以及整个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现代妇女》对国统区妇女进行动员的内容、方式和特点,并系统总结动员效果以及客观评价整个动员工作中存在的局限性。全文除绪论外,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该刊的整体介绍,包括创刊背景、宗旨、发行情况、编作者群以及主要栏目内容。第二部分是考察该刊进行妇女社会动员内容的侧重点。笔者提炼了该刊进行妇女动员的三个关键点,分别是破旧、立新与博爱。破旧意味着动员妇女摆脱封建束缚,争取更多权利,偏向于妇女自我解放;立新则是一改妇女很少过问政治与国家大事的传统,动员妇女参与到国家救亡与政治斗争中,激发妇女的民族意识与主人翁意识;博爱是动员妇女在战乱年代,发扬女性博爱温柔的特质,积极致力于对难童、抗属、妓女群体的救济。第三部分论述该刊动员的方式及策略,通过多种灵活且科学的动员策略,向世人展示了舆论引导下动员的魅力,为开展妇女社会动员奠定了重要基础。第四部分是对该刊妇女社会动员的评价,不仅有力打击了社会对妇女就业的歧视、为争取抗日战争胜利做出贡献,而且提高了女性政治参与度。然而,梳理该刊取得的妇女动员成绩时,也不难看出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例如舆论更多偏向国家层面、对中下层妇女及少数民族妇女动员广度与深度不够等。但无论如何,该刊都是妇女社会动员的优秀刊物,对妇女解放、民族解放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
马合巴力·巴拉提[10]（2020）在《抑制中的提升：新疆灯塔牧场女性家庭地位变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制定并实行了一系列关于男女平等的政策和法律法规。随着政策的深入人心,广大妇女的思想观念和家庭地位都发生了重大转变。新疆是我国发展较慢的地区之一,多个游牧民族生活于此,是研究牧区妇女的理想选地。随着我国实力在各方面的不断发展,新疆女性的家庭地位和全国其他地区的妇女一样也在发生了的巨大变化。本文从民族学、社会学有关女性研究的视角出发,以妇女家庭地位测量指标、妇女生命周期概念和社会性别规范概念作为研究相关概念,以现代化理论、惯习理论作为理论研究依据,运用文献研究法、田野调查法、深度访谈法、比较研究法等方法,以新疆昭苏县灯塔牧场作为田野调查点,在对相关文献进行整理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120位妇女发放问卷,以及对其中30位妇女进行半结构访谈和深度访谈,获取第一手数据资料。通过比较分析影响牧区妇女家庭地位的各项衡量指标,重点呈现1958年灯塔牧场成立至今不同时代妇女家庭地位的变迁真实情况,探讨提升和抑制灯塔牧场妇女家庭地位的因素,同时将不同民族妇女家庭地位变化进行族际对比,从而为根本性的解决新疆牧区妇女地位低下问题进行理论探讨。通过研究发现:现代化进程中灯塔牧场妇女家庭地位得以不断提升,其背后主要是国家力量、现代性别规范和较高的妇女能动性对妇女家庭地位产生正向作用;同时,灯塔牧场妇女家庭地位在提升时也受到传统社会性别规范和较低的妇女能动性的抑制;而灯塔牧场妇女家庭地位变迁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族际差异性。
二、回家,在妇女无奈选择的背后（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回家,在妇女无奈选择的背后（论文提纲范文）
（1）人衣关系视域下的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缘起与意义 |
| 0.2 服饰变革文献综述 |
| 0.3 研究思路、框架与内容 |
| 0.4 研究方法与史料来源 |
| 0.5 创新点 |
| 第1章 人衣关系表里之辨——女性服饰潮流 |
| 1.1 衣以容身:松绑解放,开禁易俗 |
| 1.2 衣以立身:性别反叛,异中求变 |
| 1.3 衣以适人:简便合体,文明质朴 |
| 1.4 衣以彰人:流曲赋形,纳西慧中 |
| 1.5 思考与讨论:人衣关系的历史脉动与文化嬗变 |
| 第2章 经纬不辍纺新织异——产业进步、技术变革与女性服饰变革 |
| 2.1 有里有面:面料及其生产 |
| 2.1.1 纺、缫技术与原料更新 |
| 2.1.2 机织技术与质料革新 |
| 2.1.3 印染技术与纹样、色彩嬗变 |
| 2.2 有型有样:成衣及其制造 |
| 2.2.1 家庭生产 |
| 2.2.2 拎包客与前店后场 |
| 2.2.3 半标准化与标准化生产 |
| 2.3 有价有市:纺织贸易以及市场 |
| 2.3.1 纺织原料、纺织品贸易和市场 |
| 2.3.2 成衣市场及贸易 |
| 2.4 思考与讨论:纺织和制衣产业技术变革下的人衣关系 |
| 第3章 觉与不觉咸与维新——社会变革与女性服饰变革 |
| 3.1 局隅生变:带着服饰烙印的社会现象 |
| 3.1.1 广府地区缫丝女工与“自梳”现象 |
| 3.1.2 上海城市女性和“摩登”现象 |
| 3.2 起而求变:伴随服饰行为的社会运动 |
| 3.2.1 戊戌维新和不缠足会 |
| 3.2.2 辛亥前后的民权革命和女子参政运动 |
| 3.2.3 新文化和女学生爱国平权运动 |
| 3.2.4 新生活的反摩登实践与国货运动 |
| 3.2.5 社会运动中的女性角色和服饰角色 |
| 3.3 论而思变:彰显服饰主张的社会思潮 |
| 3.3.1 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 |
| 3.3.2 妇女解放思潮 |
| 3.4 思考和讨论:社会变革维度下的人衣关系 |
| 第4章 易服不易表里乾坤——文化变革与服饰变革 |
| 4.1 防与不防:“夷”“夏”文野观念转变 |
| 4.2 尊与不尊:“道”“器”体用概念解体 |
| 4.3 禁与不禁:“礼”“俗”治理秩序重构 |
| 4.4 变与不变:“荣”“耻”面子文化演进 |
| 4.5 思考与讨论:文化变革维度下的人衣关系 |
| 余论 |
| 5.1 余论 |
| 5.2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2）新时期以来彝族女性文学研究 ——以汉语小说创作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 |
| 一、从无到有的彝族女性写作 |
| 二、评论界的关注与不足 |
| 三、个人原因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一)彝族文学研究现状 |
| (二)彝族女性文学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方法 |
| (一)文本细读法 |
| (二)历时研究法 |
| (三)比较研究法 |
| 第一章 新时期彝族女性写作综论 |
| 第一节 彝族女性写作背景与动因 |
| 一、彝族女性的历史地位和意识觉醒 |
| 二、传统文学中的彝族女性形象 |
| (一)被塑造的女性:《姿子尼乍》与《妮日尔果》 |
| (二)被禁锢的女性:《支格阿鲁》与《阿嫫尼惹》 |
| (三)被赞美的女性:《甘嫫阿妞》与《阿诗玛》 |
| 第二节 彝族女性写作发展历程 |
| 一、从无到有:当代彝族女性写作史 |
| (一)彝族女性写作的开创者:李纳 |
| (二)五零后与六零后作家的创作情况 |
| (三)七零后作家的创作情况 |
| (四)八零后作家的创作情况 |
| 二、从离乡到返乡:新时期彝族女性写作的共性思考 |
| 第二章 基于彝族文化的女性生命书写 |
| 第一节 悲剧性的女性群像塑造 |
| 一、隐忍的女性形象 |
| 二、反抗的女性形象 |
| 第二节 封闭性的女性生存空间建构 |
| 一、山上的世界:边地 |
| 二、山下的世界:城市 |
| 第三章 对于传统彝族文化的根性找寻 |
| 第一节 彝族文化地域的塑造 |
| 一、现实的生存地域 |
| 二、虚构的死亡地域 |
| 第二节 彝族文化符号的运用 |
| 一、具体的文化符号 |
| 二、隐在的文化符号 |
| 第三节 对于彝族文化的批判与追求 |
| 第四章 关于全球化时代下跨文化现象的思考 |
| 第一节 文化冲突的展现 |
| 一、边地与中心 |
| 二、本族与他族 |
| 第二节 跨文化创作视野的延申 |
| 一、消极的诉说:对文化冲突的疑虑 |
| 二、积极的表达:对文化冲突的接受 |
| 第三节 全球化时代下的文化流散现象 |
| 一、全球化时代下的离乡与寻乡 |
| 二、文化流散中的缺失与收获 |
| 第五章 彝族女性写作的反思与展望 |
| 第一节 成绩:多重探索 |
| 一、三重议题的集体探索 |
| 二、边缘和底层群体的观照 |
| 第二节 反思:继续前行 |
| 一、走出地方 |
| 二、拓展文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3）现代文学中的生育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现状 |
| 1.1.1 围绕优生节育观念展开的论述 |
| 1.1.2 关于生育体验的研究 |
| 1.1.3 关于“母性书写”的研究 |
| 1.2 选题原因、研究意义及思路 |
| 1.2.1 选题原因 |
| 1.2.2 研究意义 |
| 1.2.3 研究思路 |
| 2 民族国家话语下的生育 |
| 2.1 生育:由“家”到“国” |
| 2.2 革命与母职的博弈 |
| 2.2.1 革命对母职的遮蔽 |
| 2.2.2 革命和母职的二项对立 |
| 2.3 生育疼痛对革命意志的冲击 |
| 3 妇女解放思潮下的生育 |
| 3.1 生育与女性个体独立 |
| 3.1.1 生育对女性自我主体性的剥夺 |
| 3.1.2 对母性自决的追求 |
| 3.2 生育与女性的“性” |
| 3.2.1 打破性禁忌的坚冰 |
| 3.2.2 生育与性爱分离的可能性 |
| 3.3 对生育神话的颠覆与解构 |
| 4 社会习俗话语规约下的生育 |
| 4.1 严重的性别偏好 |
| 4.2 生育禁忌 |
| 4.3 “异类者”的生育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国家、性别与生活 ——山东农村妇女的身份建构（1949-1965）（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论文概况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相关概念界定 |
| (三) 研究综述 |
| (四) 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 |
| (五) 创新与不足 |
| 二、新中国成立前山东农村妇女解放概述 |
| 第一章 婚姻家庭变革中性别关系的改变 |
| 第一节 性别观念下的1950年《婚姻法》 |
| 一、从父权制到男女平等性别观 |
| 二、《婚姻法》的性别解读 |
| 三、新旧性别观念的冲突与博弈 |
| 第二节 山东农村妇女婚姻自主权的确立 |
| 一、婚姻观念的转变 |
| 二、结婚:由包办婚姻到自主婚姻 |
| 三、离婚和再婚:由从一而终到男女平等 |
| 第三节 家庭关系中农村妇女性别角色的“变”与“常” |
| 一、“变”:新家庭性别观的形成 |
| 二、“常”:传统性别权力关系的遗留 |
| 第二章 农村妇女“劳动者”的性别分工 |
| 第一节 国家动员妇女参加生产的性别政策 |
| 一、开展思想教育 |
| 二、培养妇女干部 |
| 三、选树典型和劳模 |
| 四、解决妇女福利问题 |
| 第二节 传统性别分工的突破与延续 |
| 一、“劳动者”身份的确立 |
| 二、传统性别分工的延续 |
| 第三节 性别差异下的收入分配 |
| 一、劳动记工算账问题 |
| 二、男女“同工不同酬”问题 |
| 第三章 农村妇女健康权的国家维护 |
| 第一节 政治场域下的缠足问题 |
| 一、“缠”与“放”之间 |
| 二、50年代缠足的终结 |
| 第二节 生育变革 |
| 一、分娩方式的改变 |
| 二、接生人员身份的重塑 |
| 三、生育行为的组织化与规范化 |
| 四、日常生理卫生习惯的改变 |
| 第三节 妇女劳动者的身体与保护 |
| 一、身体的“去性别化” |
| 二、劳动妇女特殊身体问题的解决 |
| 三、记忆中的身体之痛 |
| 第四章 乡村政治空间内的性别参与 |
| 第一节 农村妇女的基层民主参与 |
| 一、参加基层民主选举 |
| 二、参加基层组织,当选基层代表 |
| 第二节 作为参政平台的妇代会 |
| 一、妇女组织的逐步下沉 |
| 二、农村妇女们的“娘家” |
| 三、乡村权力结构中的角色定位 |
| 第三节 山东农村妇女干部群体 |
| 一、崭露头角的妇女干部 |
| 二、群体特征 |
| 三、政治权力参与中的性别差异 |
| 四、性别差异存在的原因 |
| 第五章 “集体欢腾”与“心灵革命” |
| 第一节 教育中的性别:农村妇女的扫盲运动 |
| 一、农村妇女积极参与扫盲运动 |
| 二、知识的洗礼与精神的振奋 |
| 第二节 沉浸在集体文娱活动之中 |
| 一、节日期间的文化活动 |
| 二、日常文娱活动 |
| 三、电影、广播等新式娱乐的普及 |
| 第三节 集体化下的精神世界与集体意识 |
| 一、精神世界的充实 |
| 二、集体意识的建构 |
| 结语 |
| 一、“新”身份的确立 |
| 二、国家:农村妇女身份的塑造者 |
| 三、性别:无法抹去的身份标签 |
| 四、对中国农村妇女解放问题的思考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民国时期“三八”妇女节媒介呈现研究 ——以《中央日报》与《申报》妇女节报道为研究对象（1924-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来源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相关研究概况 |
| 一、《中央日报》与《申报》相关研究 |
| 二、“三八”妇女节相关研究 |
| 三、社会性别与媒介相关研究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三八”妇女节镜像:妇女解放的符号 |
| 第一节 新兴节日“三八”妇女节之诞生 |
| 一、“三八”妇女节诞生的历史背景 |
| 二、“三八”妇女节起源之争 |
| 第二节 “三八”妇女节之传入中国 |
| 一、死水微澜:近代妇女解放思潮兴起 |
| 二、扬帆起航:国共合作中的妇女解放 |
| 三、“三八”妇女节在中国的发展 |
| 第三节 报刊与“三八”妇女节的媒介呈现 |
| 一、播种机:报刊对“三八”妇女节的传播 |
| 二、深耕者:《中央日报》与《申报》对“三八”妇女节的重视 |
| 第三章 遥相呼应,共输女界新观念:《中央日报》与《申报》“三八”妇女节媒介呈现共性研究 |
| 第一节 普及节日意义,进行观念传递 |
| 一、报道纪念活动,还原现场情状 |
| 1.身临其境:纪念活动现场 |
| 2.环球视野:展示国际互动 |
| 二、追溯节日历史,弘扬妇运精神 |
| 1.追根溯源:普及节日起源 |
| 2.借古讽今:发扬反抗精神 |
| 三、呼唤女性觉醒,塑造新式女性 |
| 1.鼓励妇女参政、宣传共赴国难 |
| 2.提倡女子职业,呼吁经济自立 |
| 3.关注女子教育,强调智识能力 |
| 第二节 动员妇女抗战,宣传匹妇有责 |
| 一、报道抗战活动,展现真实图景 |
| 1.带动妇女积极抗战 |
| 2.跟进妇女抗战工作 |
| 二、总结工作成效刊登领袖发言 |
| 1.回顾工作成果,表彰妇女贡献 |
| 2.刊登政要发言,劝勉妇女努力 |
| 三、强调国际联合,呼吁反法西斯 |
| 1.强调国际妇女团结 |
| 2.展示中外妇女互动 |
| 四、宣传妇女救亡鼓舞妇女士气 |
| 1.结合节日内涵,阐释抗战必要性 |
| 2.揭露日军暴行,渲染国难沉重 |
| 3.提出救国方案,指导实际行动 |
| 第三节 表达女界心声,开拓言论空间 |
| 一、借报疾呼,反不平求赋权 |
| 1.力争妇女参政权 |
| 2.争取妇女经济权 |
| 3.争取妇女教育权 |
| 4.推进社会改造 |
| 二、自我反思,彰显自觉意识 |
| 1.对妇女自身的反思 |
| 2.对妇女节与妇女解放运动的的反思 |
| 第四节 :臣服国族男权,限定解放程度 |
| 一、成为国族主义的工具 |
| 1.遮蔽妇女解放“本来面目” |
| 2.鼓吹“重义务轻权利”思想 |
| 二、伴随男权主义的阴影 |
| 1.新式“正女”:男权的规训 |
| 2.虚假“自我”:男权的内化 |
| 三、踏入国族与男权的合谋 |
| 1.“女国民”与“贤妻良母” |
| 2.“已完成的妇女解放”与“不存在的性别压迫” |
| 第四章 官方民间,各书节日不同色:《中央日报》与《申报》“三八”妇女节媒介呈现差异研究 |
| 第一节 重点关注与边缘点缀两报对“三八”妇女节的关注程度不同 |
| 一、《中央日报》对“三八”妇女节极其重视 |
| 1.重点呈现,篇数较多 |
| 2.体裁丰富,侧重评论 |
| 二、《申报》对“三八”妇女节持续关注 |
| 1.常规呈现,篇数较少 |
| 2.体裁单一,消息为主 |
| 第二节 亦步亦趋与若即若离:两报对国民党妇女政策的呼应程度不同 |
| 一、《中央日报》国民党妇女政策的传声筒(1928-1945) |
| 1.动员妇女参加训政、宣传母教(1928-1931) |
| 2.教育妇女实行新运、使用国货(1932-1937) |
| 3.呼吁抗战建国、提倡贤妻良母(1938-1945) |
| 4.聚焦政治:《中央日报》大力宣传献金运动 |
| 二、《申报》国民党妇女政策的应和者(1924-1945) |
| 1.聚焦妇女解放、要求男女平等(1925-1927) |
| 2.关注妇女权益、参加国民革命(1928-1937) |
| 3.积极投身抗战、探讨角色分工(1938-1945) |
| 4.侧重商业:《申报》热烈提倡国货运动 |
| 第三节 稳重严谨与明快简洁:两报妇女节评论的话语风格不同 |
| 一、《中央日报》:规范严密的官方话语 |
| 二、《申报》:生动活泼的民间话语 |
| 第五章 《中央日报》与《申报》“三八”妇女节媒介呈现原因探析 |
| 第一节 两报媒介呈现共性原因探析 |
| 一、报纸的基本职能和新闻的文本特性 |
| 二、救亡浪潮下的民族意识 |
| 三、洪流夹缝中的妇女解放思想 |
| 第二节 两报媒介呈现差异原因探析 |
| 一、自身定位:党派政策的宣传者与民间信息的传播者 |
| 1.官方喉舌为国民党妇女政策开道:《中央日报》 |
| 2.民间商报自发追逐妇女解放热点:《申报》 |
| 二、意识形态:官方意识形态和民间大众文化 |
| 1.国族与政党对妇女解放话语的收编:《中央日报》 |
| 2.文化与资本对妇女解放话语的关注:《申报》 |
| 结语 民国时期“三八”妇女节的媒介呈现的主要图景 |
| 一、作为庆祝仪式的“三八”妇女节 |
| 二、作为妇女解放集结令的“三八”妇女节 |
| 三、作为政治动员工具的“三八”妇女节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6）《说说唱唱》中女性文学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说说唱唱》:展示妇女解放的文学舞台 |
| 第一节 倡导“女性翻身”的必行之路 |
| 第二节 文艺考验的“终结号” |
| 第三节 女性快速成长的“文学舞台” |
| 第二章 《说说唱唱》中典型的女性形象类型 |
| 第一节 在探寻中走向黎明的女性 |
| 第二节 发挥个人价值的自强者 |
| 第三节 随时代进步的女性成长 |
| 第三章 《说说唱唱》:女性文学书写的时代意义和影响 |
| 第一节 通俗文学中的女性构建 |
| 第二节 五十年代女性独立的文学呈现 |
| 第三节 建国时期社会发展的需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说说唱唱》书写女性文学作品目录 |
| 致谢 |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7）延安文艺的妇女想象 ——以延安文学与版画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来源及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 |
| 第四节 研究创新点与方案 |
| 第一章 延安文艺对妇女地位的表现 |
| 第一节 从无到有的社会身份认同 |
| 一、革命参与者 |
| 二、财产拥有者 |
| 三、政治选举者 |
| 第二节 科学文化的启蒙语境 |
| 一、剪发放足新风貌 |
| 二、读书识字学文化 |
| 三、改变陋俗讲优生 |
| 第二章 延安文艺妇女形象的类型塑造 |
| 第一节 封建落后型妇女 |
| 第二节 英雄母亲型妇女 |
| 第三节 革命新生型妇女 |
| 第三章 延安婚恋题材的互动与悖论 |
| 第一节 延安语境的婚恋自由 |
| 第二节 婚恋自由的延安悖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 涉及妇女形象的延安版画(按年份排序) |
| 附录B 涉及妇女形象的延安版画来源对照表 |
| 附录C 涉及妇女形象的延安版画按大类比重排序表 |
| 附录D 延安史料照片(部分) |
（8）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论文提纲范文）
| 附图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理论反思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和主要内容 |
| 四.研究区域及史料特点 |
| 第一章 “问题人物”的思想改造与人生际遇 |
| 一.精诚所至:董心诚的重归“群众”之路 |
| (一)学生时代 |
| (二)军旅生涯 |
| (三)成为“反革命” |
| (四)接受改造 |
| (五)成为“群众” |
| 二.我行我素:石逢生难以被改造的本性 |
| (一)成长过程一波三折 |
| (二)青年时期因言获罪 |
| (三)政治渗透下的家庭关系 |
| (四)本性难改:回村后的表现 |
| (五)学会使用政治话语保护自己 |
| (六)人生悲剧的心理分析 |
| 三.大起大落:一个皮革手工业者人生的“高潮”与“低谷” |
| (一)坎坷波折的前半生 |
| (二)改造生活 |
| (三)个人与国家的关系 |
| 四.“学而优则仕”:宁家成士绅梦想的破灭 |
| (一)求学 |
| (二)工作 |
| (三)管制 |
| (四)改造 |
| 五.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公”“私”之间:集体化时代的乡村干部 |
| 一.集体化时代蔚村权力结构的变迁 |
| 二.大队的核心干部 |
| (一)大队书记 |
| (二)大队长 |
| (三)其他干部 |
| 三.小队干部 |
| (一)小队干部的基本设置 |
| (二)大队干部与小队干部之间的关系 |
| 四.“三通四化”的干部形象 |
| (一)党课制度 |
| (二)干部参加劳动制度 |
| 五.“人无完人”:干部的另一面 |
| (一)违反国家政策问题 |
| (二)“四清”与整风运动中的干部问题 |
| (三)作风问题 |
| 六.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榜样的力量:集体化时期对模范的塑造 |
| 一.制造模范 |
| (一)制造模范的标准及变化 |
| (二)制造模范的困难与问题 |
| 二.解读模范 |
| (一)模范贴近生活 |
| (二)模范无处不在 |
| (三)模范的奖励 |
| 三.典型模范 |
| (一)水利专业队队长赵世喜 |
| (二)第七生产队长卫胜利 |
| (三)“保险会计”杨家星 |
| 四.事件中的模范 |
| 五.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家庭·劳动·革命:妇女形象的嬗变 |
| 一.互助组时期:妇女走向生产的准备 |
| (一)“互助”的早期理解 |
| (二)妇女参与生产的背景 |
| (三)效果和经验 |
| (四)理想的妇女形象 |
| 二.初级社、高级社时期:从家庭妇女到劳动妇女 |
| (一)以妇女参加劳动生产为中心 |
| (二)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成绩 |
| 三.人民公社时期:“劳动妇女”和“革命妇女”的双重身份 |
| (一)新的要求 |
| (二)新的举措 |
| (三)新的变化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人”的启蒙:集体化时代的儿童教养 |
| 一.幼托事业的发展及幼儿教养 |
| (一)合作化时期“保育为主、教育为辅”的方针 |
| (二)人民公社化时期对“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培养 |
| (三)集体化时代后期:“儿童本位”的回归 |
| 二.儿童的小学教养 |
| (一)集体化时代农村小学教育普及概况 |
| (二)“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
| (三)“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
| 三.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从拿镐到拿枪:建国以来乡村社会中的民兵 |
| 一.民兵制度的数据分析 |
| (一)人数统计 |
| (二)组织、干部结构 |
| (三)年龄分析 |
| (四)基本情况 |
| 二.民兵的日常管理 |
| (一)军事训练制度 |
| (二)宣传、学习制度 |
| (三)武器管理制度 |
| (四)评优制度 |
| (五)问题及对策 |
| 三.民兵的模范带头作用 |
| (一)改造种子山 |
| (二)抗旱蓄水 |
| (三)抗洪抢险 |
| (四)科学种田 |
| 四.民兵营中的女民兵 |
| 五.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9）战争、政治与女性：《现代妇女》社会动员研究（1943-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 选题缘起及意义 |
| 2 研究现状 |
| 2.1 近代女性报刊研究 |
| 2.2 关于抗战时期妇女社会动员问题的研究 |
| 2.3 关于《现代妇女》的研究 |
| 3 相关概念界定 |
| 4 资料使用情况 |
| 5 研究重难点与创新点 |
| 6 研究方法 |
| 7 论文的主要内容 |
| 第一章 《现代妇女》概述 |
| 1.1 《现代妇女》的创刊背景 |
| 1.2 《现代妇女》的创刊宗旨与发行情况 |
| 1.2.1 创刊宗旨 |
| 1.2.2 发行情况 |
| 1.3 《现代妇女》的编辑与作者群体 |
| 1.3.1 主编曹孟君与《现代妇女》 |
| 1.3.2 《现代妇女》编委及作者群体 |
| 1.4 《现代妇女》的栏目内容 |
| 第二章 破旧、立新与博爱:《现代妇女》社会动员的重点 |
| 2.1 破旧:做自身解放的先行者 |
| 2.1.1 摆脱封建束缚,争取更多权利 |
| 2.1.2 打破传统,做“新贤妻良母” |
| 2.2 立新:做国家兴亡的践行者 |
| 2.2.1 妇女与战争,妇女何去何从? |
| 2.2.2 身处政治旋窝,斗争中心的转变 |
| 2.3 博爱:呼吁女性对受难群体的关注与救济 |
| 2.3.1 难童与保育 |
| 2.3.2 关注与救济抗属 |
| 2.3.3 关注与拯救妓女 |
| 第三章 多元与国际化:《现代妇女》社会动员方式分析 |
| 3.1 积极提供诉苦平台 |
| 3.1.1 积极解决读者来信及困难 |
| 3.1.2 举办妇女座谈会 |
| 3.1.3 广泛征求妇女生活的稿件 |
| 3.2 巧用艺术作品推动女性觉醒 |
| 3.2.1 生动犀利的木刻与漫画 |
| 3.2.2 催人心弦的诗歌 |
| 3.2.3 饶有意义的小说 |
| 3.3 树立国内外妇女先进榜样 |
| 3.3.1 介绍及访问国内先进妇女 |
| 3.3.2 介绍国外妇女生活和斗争 |
| 3.4 采用“双向”宣传策略 |
| 3.4.1 正面报道解放区妇女民主生活 |
| 3.4.2 反向披露国统区妇女悲惨生活 |
| 第四章 《现代妇女》社会动员效果评价 |
| 4.1 《现代妇女》社会动员的特点 |
| 4.1.1 动员方式灵活多样 |
| 4.1.2 将知识妇女作为动员的桥梁 |
| 4.1.3 妇女解放从属于民族解放 |
| 4.2 《现代妇女》社会动员的意义 |
| 4.2.1 有力打击了社会对女性就业的歧视 |
| 4.2.2 为争取抗日战争胜利做出贡献 |
| 4.2.3 提高了女性政治参与度 |
| 4.3 《现代妇女》社会动员的局限性 |
| 4.3.1 舆论更多倾向于国家层面 |
| 4.3.2 对中下层及少数民族妇女动员程度不够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10）抑制中的提升：新疆灯塔牧场女性家庭地位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言 |
| 1.1 选题背景、选题目的及选题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目的和意义 |
| 1.2 研究相关概念和理论视角 |
| 1.2.1 相关概念 |
| 1.2.2 理论视角 |
| 1.3 已有研究综述 |
| 1.3.1 女性主义研究 |
| 1.3.2 国外女性家庭地位相关研究 |
| 1.3.3 国内女性家庭地位相关研究 |
| 1.4 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研究过程 |
| 1.4.4 “变迁时间”的界定 |
| 1.4.5 研究创新 |
| 2.田野点及研究对象介绍 |
| 2.1 田野点介绍 |
| 2.1.1 灯塔牧场学名由来及人口结构 |
| 2.1.2 地理位置与交通 |
| 2.1.3 灯塔牧场社会背景和社会转型 |
| 2.1.4 村民生计方式 |
| 2.1.5 家庭结构 |
| 2.2 调查对象界定 |
| 3.1958年至改革开放前灯塔牧场妇女家庭地位状况 |
| 3.1 妇女婚姻地位:包办婚姻,婚姻自主权低 |
| 3.1.1 择偶方式被动,包办婚姻 |
| 3.1.2 初婚年龄低,婚龄差偏大 |
| 3.1.3 婚姻决策中父母占主导地位 |
| 3.1.4 婚姻变更不被接受 |
| 3.1.5 家庭矛盾被动处理 |
| 3.2 妇女生育自主权低,健康得不到保障 |
| 3.2.1 传统生育观念 |
| 3.2.2 生育自主权低 |
| 3.2.3 落后的医疗技术对生产的影响 |
| 3.3 妇女家庭经济地位:妇女对家庭经济贡献小 |
| 3.3.1 妇女对家庭经济的贡献 |
| 3.3.2 妇女对收入的管理与支配地位受文化水平影响 |
| 3.3.3 家庭性别劳动分工 |
| 3.4 妇女所处社会的性别规范:传统受改革冲击 |
| 3.4.1 双重性别规范标准并存 |
| 3.5 本章小结 |
| 4.改革开放后灯塔牧场妇女家庭地位 |
| 4.1 妇女婚姻地位:妇女婚姻自主权提高但仍受家长影响 |
| 4.1.1 恋爱自由化,妇女择偶权上升 |
| 4.1.2 包办婚姻消失,择偶权上升 |
| 4.1.3 “抢婚”一时成风 |
| 4.1.4 婚姻决策中父母的影响依然存在 |
| 4.1.5 婚姻变更观念改观 |
| 4.1.6 家庭矛盾可沟通化 |
| 4.2 妇女生育地位:妇女生育自主权提高但思想仍受旧观念影响 |
| 4.2.1 昭苏县计划生育政策演变 |
| 4.2.2 妇女生育自主权提高 |
| 4.2.3 生育观念有转变,但仍受传统观念束缚 |
| 4.2.4 生产地点的转变和生育健康保障权的提高 |
| 4.3 妇女家庭经济地位:妇女经济自主权提高 |
| 4.3.1 妇女对家庭收入的贡献 |
| 4.3.2 家庭收入管理权方面 |
| 4.3.3 妇女消费决定权 |
| 4.3.4 家庭性别劳动分工 |
| 4.4 社会性别规范悄然改观 |
| 4.4.1 规范准则的改变 |
| 4.4.2 个人信念的转变 |
| 4.4.3 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 |
| 4.5 小结 |
| 5.灯塔牧场妇女家庭地位变迁因素分析 |
| 5.1 1958年后灯塔牧场妇女家庭地位变迁的原因分析 |
| 5.1.1 1958年至改革开放前灯塔牧场女性家庭地位提高的原因 |
| 5.1.2 1958年至改革开放前制约灯塔牧场女性家庭地位提高的因素 |
| 5.2 改革开放后灯塔牧场女性家庭地位变迁的原因分析 |
| 5.2.1 改革开放后灯塔牧场女性家庭地位提高的原因 |
| 5.2.2 改革开放后制约灯塔牧场女性家庭地位提高的因素 |
| 结语 抑制中的提升:灯塔牧场女性家庭地位的变迁特质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四、回家,在妇女无奈选择的背后（论文参考文献）
- [1]人衣关系视域下的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研究[D]. 张雪飞. 东华大学, 2021(01)
- [2]新时期以来彝族女性文学研究 ——以汉语小说创作为中心[D]. 张耀丹.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8)
- [3]现代文学中的生育书写研究[D]. 钟佳敏.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2)
- [4]国家、性别与生活 ——山东农村妇女的身份建构（1949-1965）[D]. 袁博. 山东大学, 2020(08)
- [5]民国时期“三八”妇女节媒介呈现研究 ——以《中央日报》与《申报》妇女节报道为研究对象（1924-1945）[D]. 孔系敏. 安徽大学, 2020(08)
- [6]《说说唱唱》中女性文学书写研究[D]. 石倩. 贵州师范大学, 2020(12)
- [7]延安文艺的妇女想象 ——以延安文学与版画为中心[D]. 杨静静. 华侨大学, 2020(01)
- [8]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D]. 张瑜. 山西大学, 2020(01)
- [9]战争、政治与女性：《现代妇女》社会动员研究（1943-1949）[D]. 张思思. 河北大学, 2020(08)
- [10]抑制中的提升：新疆灯塔牧场女性家庭地位变迁研究[D]. 马合巴力·巴拉提. 新疆师范大学, 20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