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性分析央行7次降息以来的各种经济行为（论文文献综述）
刘春紫[1]（2021）在《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债券市场的信息溢出效应研究》文中提出金融全球化与一体化使跨境金融市场联动与溢出增强,这使得逐渐开放的中国金融市场更易遭受外部金融冲击与外部风险传染。近年来,中国债券市场对外开放提速,开放程度加强。具体表现为政策制度的放宽,与国际债券市场的对接,外部投资需求的增加。Rey（2013）首次提出全球金融周期的概念:美国货币政策通过信贷渠道、风险承担渠道等多种方式溢出于其他国家,使全球风险资产价格、资本流动、信贷增长、杠杆率存在高度共动。美国货币政策对国际金融市场存在重要影响,而它对中国债券市场的影响却鲜有研究。选择中国债券市场的微观角度研究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的溢出效应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可以更深入了解在与国际市场逐渐接轨的过程中,中国债券市场的波动特征与规律,为开放进程中的风险防范与化解提供政策依据。第二,债券市场是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中介,也是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相关联的重要中介。债券市场的研究视角可以更直接快速地反映金融市场间的联动与溢出机制。第三,利率变量包含丰富信息,两国利率对利率的实证检验,可以更精确地度量货币政策的信息溢出效应。第四,全球金融周期的提出是对建立在非抛补利率平价之上的三元悖论的挑战,检验中国利率对美国利率的追随程度,可以判断金融全球化下,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问题。为中国货币当局采取适当的国内政策,以保持货币独立性,平滑外国政策的溢出效应,以维持金融稳定提供参考。也为投资者合理配置资产,理性投资提供决策参考。在整体内容上,本文基于理性预期理论,构建理论模型分析美国货币政策信息在信号渠道与期限溢价渠道下对中国债券市场交易行为的影响;以美联储货币政策声明为信息来源,将声明包含信息分为货币政策调整与政策文本情绪,采用高频数据事件研究法,分别检验二者对中国债券市场的信息溢出效应;使用利率期限结构模型,实证检验并分析美国货币政策信息对中国债券市场的溢出渠道。最终为本国央行与债券投资者应对美国货币政策信息冲击提供具体建议。在理论分析部分,本文对信息、货币政策信息以及预期理论进行概念界定与简要分析,明确本文研究的货币政策信息包括货币政策调整与政策文本情绪,二者都来源于美联储货币政策声明;其次,从美联储信息集,中国债券交易者决策信息集两方面对模型进行基本设定;再次,对Hansen（2020）的研究进行扩充,构建信号渠道下,中国债券交易者对美国货币政策信息反应的理论模型;再次,基于多因素的条件国际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构建期限溢价渠道下,中国债券市场交易行为的理论模型。为后文各章的实证检验提供理论支撑。在实证分析部分,本文采用高频数据事件研究法,实证检验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对中国债券市场的信息溢出效应;基于新冠疫情时期的国际比较视角,研究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债券市场的溢出效应;验证美国货币政策文本情绪对中国债券市场存在信息溢出效应;进一步通过溢出渠道分析,探究美国货币政策调整信息与政策文本情绪信息对中国债券市场交易行为的影响。相关研究的主要结论有:（1）从整体上来看,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对中国债券市场存在信息溢出效应。金融周期不同阶段的溢出效应具有差异,在国内与国际金融风险增大时,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对中国债券市场的信息溢出更显着,金融传染程度更强。并且,美联储不同类型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具有非对称性,紧缩性货币政策对中国债券市场的信息溢出较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更强。（2）新冠疫情期间,美联储、欧洲央行、英格兰银行、日本银行的单个货币政策声明显着影响超短期内中国国债累计异常收益率;四家央行中,仅美联储疫情期间多个货币政策声明对不同期限的中国国债收益率存在显着且稳健的负向影响,美国溢出效应远超其他发达国家;美联储疫情量宽负向溢出效应小于2008年金融危机后首轮量宽溢出效应。以上结论说明,即使在实际经济溢出渠道受阻的新冠疫情时期,微观金融市场对政策信息的反应,依然使美联储具有较强的货币政策国际溢出影响。（3）美联储货币政策声明的文本语调与语调清晰度对中短期中国国债的到期收益率存在正向溢出效应,而语调精确度、文本相似性则不存在溢出影响;文本积极语调与消极语调的溢出效应具有非对称性,仅消极语调对中国国债到期收益率存在显着负向溢出效应;文本情绪的国际溢出在新冠疫情时期有所减小,中美两国金融联动在一定程度上下降;消极语调包含美国经济周期信息,美联储情绪向国际投资者传递美国经济状况的信号,通过其交易行为产生国际溢出效应。（4）美联储货币政策声明包含影响中国国债利率期限结构的信息;细分货币政策类型发现,只有常规型货币政策声明对中国国债利率期限结构存在显着且稳健的信息溢出效应;在信号渠道下,美国货币政策调整与政策文本情绪使中国国债交易者预期中国政策利率与美国利率同向变动;在期限溢价渠道下,美国货币政策调整改变中国国债交易者对中美两国资产的投资偏好,使中国国债期限溢价与美国政策利率反向变动,这在一定程度造成中国利率期限结构扁平化。基于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本文认为央行应重视货币政策的信息传导渠道。对于本国央行沟通,可以提高沟通政策透明度,将国债利率期限结构纳入前瞻性货币政策指引的调控范畴,根据国债利率期限结构整体与部分趋势判断政策指引方向。针对外国央行沟通,本国央行可以发挥信息优势,采用多种媒体手段,及时且详细地解读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声明的多维度信息,引导公众对本国货币政策未来路径及通货膨胀形成合理预期。投资者应重点关注美国货币政策公告,包括货币政策声明、央行领导人讲话、货币政策会议纪要等信息。不仅要关注公告文本中政策调整、指标变动等“硬信息”还应重点关注文本语调等“软信息”,并将其作为决策制定依据。当美联储政策文本消极语调频繁出现时,交易者需重新审视投资决策,避免资产受损。研究者可以将非结构化文本信息纳入到货币政策的相关研究中来,以丰富指标的信息含量和维度。借鉴已有研究成果,本文创新点集中于以下几方面:一是在研究视角上,从信息溢出的微观角度,扩展货币政策国际溢出效应与全球金融周期的研究。具体分析了美国货币政策调整以及政策声明文本情绪对中国债券市场的信息溢出效应,并进一步探究美联储不同信息对中国债券市场交易行为的影响。二是在研究方法上,使用文本分析方法将美联储货币政策声明的非结构化文本转化为结构化文本特征指标,检验美联储货币政策文本情绪对中国债券市场的信息溢出效应,探究美联储声明的叙述性信息溢出渠道;三是在研究内容上,结合新冠疫情防控,经济停摆,美国意图与中国脱钩的现实背景,比较研究不同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对中国债券市场信息溢出差异,同时,也比较了美国疫情时期货币政策与非疫情时期货币政策对中国债券市场信息溢出差异。
应晓妮[2]（2021）在《美国三轮超低利率政策五种传导机制有效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超低利率通过信贷途径、资产价格途径、风险偏好途径、汇率途径和通胀预期途径传导至实体经济,从而达到扩大内需、缓解经济危机的政策目标。本文通过对货币市场、金融市场和实体部门多项重要指标的分析,全面检验了美联储自2002年11月至2004年9月、2008年10月至2018年3月,以及2020年3月以来三轮超低利率政策的五种传导机制有效性,发现不同传导机制的有效性因历次危机产生的原因、超低利率政策力度及持续时间、国际环境等不同而有显着的差异。信贷途径、资产价格途径和汇率途径表现出较强的传导性,风险偏好途径是否有效取决于预期资本回报率,通胀预期途径则在三轮政策周期中都无效。
张男[3]（2020）在《中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中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一直都是货币政策研究中的关键问题。特别是对于正处于利率市场化进程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的中国而言,随着利率全面市场化进程的逐步推进以及相关制度的不断完善,我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对宏观的影响方式也处于不断调整的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是,与理论中稳定的金融体系与完善的政策调控框架相比,我国本世纪初期我国金融体系的调整优化升级仅处于初级阶段,各个市场间存在相互分割的状况,货币市场化利率浮动空间严重受限,金融自由化拥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与改进可能,种种原因令该时期关于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与传导机制具有潜在的阶段性特征。因此,在中国利率市场化进程这一具体政策框架下,从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与传导机制的潜在阶段性特征角度出发,探究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目标与关键政策的演进对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以及传导机制的影响,不仅能够进一步解析我国的货币政策调控渠道与调控模式,同时够为我国的利率市场化进程提供有效的理论指导与实证检验。有鉴于此,本文结合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分别针对资产负债表渠道,金融机构信贷渠道,以及利率管制和存款保险渠道,深入探究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传导速度和政策实施效果的变化情况,分析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导致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发生改变的影响因素等问题,这对新常态时期全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极大程度地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产生和累积的可能性,以及促进我国宏观经济在中高速水平上实现稳定、持续增长的发展目标,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全文分为6个章节进行研究,第一章是绪论部分,先详细介绍我国现阶段宏观经济发展背景并提出存在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需求,构成了本文研究的逻辑起点。进一步,本章中依据政策传导路径的不同特征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进行了多层次的总结,系统地分析了货币政策不同传导渠道的政策传导机制、传导范围与传导效果,为后文中研究打下了理论基础。进一步,本章同时对不同国家利率市场化这一具体问题,以及不同国家利率市场化进程中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演进的基本事实进行了详细的理论梳理与文献分析,特别是对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中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以及转变历程、不同学者对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中货币政策框架与传导理论的相关研究进行了详细的总结与综述。在以往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指出本文研究的重点问题与研究目的,为后文的实证研究做出铺垫。第二章开始进入文章的实证研究阶段,本章从政策之间相互影响的角度出发,探究了利率市场化进程中,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宏观经济以及利率水平影响,利用包含潜在门限的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我国货币政策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反馈机制。分析显示,中国经济和贸易的不确定性在明显上升,当前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主因,并且不确定性整体呈现出逆周期性,对经济发展具有负向的冲击。美国政府的行为和决策是造成不确定性的最主要因素,现阶段美国挑起的贸易摩擦是不确定性的主因。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面对不确定性的上升,我国货币政策对经济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反应十分迅速,不确定性往往引致宽松的货币政策。在经济平稳时期,货币政策对经济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反应程度最低,在金融危机时期反映程度加大,在贸易摩擦时期的反应程度最大。第三章至第五章是利率市场化进程中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分解研究。本部分创新性的将不同层面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与现阶段我国面临的具体政策结构与经济形势相结合,进一步探究了我国已实行与未实行的利率市场化政策在具体经济背景下对不同渠道传导机制的影响。第三章将从货币政策的广义信用渠道这一角度出发,将社会融资规模分解为信贷、表外融资和直接融资三个信用扩张渠道,实证研究了我国货币政策的广义信用传导效应。结果显示,信贷在社会融资规模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我国货币政策在广义信用渠道方面的传导仍然以信贷为主,表外融资次之,直接融资效果最弱。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货币政策向广义信用的传导力度和速度均有明显改善,应推进深层次结构性改革、利率并轨和实质上的市场化。结合研究结果和与现有文献的对比分析,本章对我国货币政策量价转型进行了进一步的理论探讨,从“总量——结构”的功能性角度提出构建一种新的“价格为主、参考数量”的货币政策量价搭配调控范式。第四章的研究将从我国宏观经济中出现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因素以及利率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导致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存在调控“困境”出发,利用包含有资产负债表衰退因素的DSGE模型,对我国利率市场化程度进行的指标量化,进而分析资产负债表衰退对货币政策调控效率的阶段性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当模型系统中考虑资产负债表衰退因素时,紧缩型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效果得到相应的强化,并延长了相关变量对经济系统稳态的回归时间且增加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在模型框架中同时考虑资产负债表衰退和利率市场化程度变化时,利率市场化程度的增加将提高模型中相关宏观经济变量的响应程度并提高变量恢复稳态的速度,换言之,利率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有助于提高紧缩型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第五章的研究将从我国利率市场“双轨制”这一利率生成模式展开,利用DSGE模型对我国的双轨制利率生成模式、利率管制程度与市场化程度以及存款保险金制度等利率市场化进程政策与操作进行研究,重点探究利率市场化进程的不同措施与金融市场机制的完善对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央银行对利率的管制一方面削弱了常规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同时抑制了宏观经济的常规性波动,减少了经济活力。在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不断发展的大前提下,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发展能够显着的提高中央银行常规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释放市场潜能。逐步取消管制利率,让“双轨制”利率生成机制逐步回归市场化生成机制,是促进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提高货币政策调控效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第六章的实证研究是对我国不同利率市场化程度下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检验。在探究了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各渠道的传导机制以及方针效果后,最后本文将针对存款利率上限打开以后,中央银行迟迟没有推进市场轨和计划轨的双轨合并这一现实问题出发,对我国利率的渐进市场化与完全市场化后货币政策的整体调控效果进行研究,并且对未来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推进给出相应的预测与展望。在宏观传导方面,渐进式利率市场化改革能够有效地优化利率传导机制,然而若是立即进入完全市场化状态,均衡利率水平的提升很可能降低经济行为对利率变动的敏感性,这说明尽管完全市场化不会改变利率宏观传导的有效性,但会降低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在利率的微观传导方面,利率市场化改革着实加强了货币政策的微观传导效率。然而若是进入完全市场化状态,市场上的逆向选择风险会迅速放大,造成利率的微观传导失灵。
曹为宇[4]（2020）在《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机制研究》文中提出货币政策是政府部门进行经济逆周期调节的重要措施。中央银行通过调节政策利率或者货币供应量,实现经济增长、促进就业、物价稳定以及国际收支平衡等在内的重要经济目标。在经济全球化以及金融一体化背景下,世界各个经济体的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下降。这主要体现为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对其他国家带来重要影响。美元是重要的全球性流通货币,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很容易对其他发达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金融环境造成外部冲击。中美两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往来与资本流动牵动着世界经济的发展方向。随着中美贸易冲突加剧以及新冠疫情冲击,美国停止了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脚步,致使联邦基金利率重新步入零下限。美国货币政策频繁地在传统与非传统货币政策之间切换,不仅对中国经济金融造成重要影响,也会影响国内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效率。本文研究试图回答两个重要问题。第一,美国传统以及非传统的货币政策到底对中国宏观经济产生哪些方面的冲击?第二,这两种不同的政策究竟通过哪些途径影响中国的实体经济?为全面衡量美国货币政策的溢出传导机制,本文研究有两个特征:首先,强调传统与非传统货币政策影响的异质性;其次,量化政策冲击的动态演变及时变特征。具体而言,本文在系统地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展开了四个方面的工作。第一,系统梳理美国与中国货币政策的演变机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货币政策长期以传统的利率政策为主,经历了三次利率周期。在金融危机后,为提振经济美联储将利率维持在零下限,并转而实施非传统的货币政策,以量化宽松政策和前瞻性指引政策为主。相比之下,中国是维持货币政策正常化的少数国家之一,货币政策操作空间充足。金融危机之后,我国一方面通过创设新型的政策工具,进行短期以及中长期的流动性管理;另一方面也积极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推动货币政策从价格型向数量型转型。第二,深入分析美国货币政策向中国经济外溢的理论机制。从传统的政策工具看,利率传导、汇率、资产价格以及信贷渠道是主要的渠道;非传统的政策工具看,信号传导也是重要的传导渠道之一。量化宽松和前瞻性指引,意味着向金融市场参与者做出长期维持低利率水平的承诺。第三,通过实证分析讨论了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金融冲击的路径分析。本文将传统货币政策和非传统货币政策放在统一的框架中,选取2001年至2018年的月度数据,基于递归与符号约束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分析具体的传导渠道。实证分析的基本结论表明,在本文选择的样本区间内,美联储传统与非传统货币政策的意外冲击均能在短期内对中国的GDP和通货膨胀产生显着的影响,其中汇率和利率是主要的传导渠道。从美国传统货币政策看,提高联邦基金利率以及增加广义货币供给,会导致中国宏观经济水平在短期内得到改善,这与净出口增速提高有很大的联系;而且中国广义货币供给以及利率水平变化有波动特征,但是总体效应为正。对于美国非传统货币政策而言,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以及基础货币规模的扩张,也短期内促进了中国宏观经济总量和通货膨胀的增加,但在长期影响并没有发生变化;并且国内金融资产价格以及全球原油价格也在短期内增长。第四,通过实证分析刻画了美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时变特征。本文通过含有时变参数的TVP-VAR模型,衡量了传统和非传统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宏观经济的时变传导机制。基本结论发现,对于传统货币政策而言,美国提高联邦基金利率,在20个月内对中国的总产出是正向冲击,这意味着中国宏观经济保持一个稳定的增长的过程。与此同时,中国货币政策调控环境也将受到影响,美国货币政策的正向冲击导致中国的利率水平也随之上升。对于非传统货币政策而言,美联储总资产负债规模的正向变动,导致中国总产出水平呈现短期下降压力。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负向影响逐渐减弱,在5个月后趋近于零。对于中国股票市场而言,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扩张是利好消息,上证综指迅速呈现上涨趋势在5个月时间内正向影响逐渐减弱至零。不同冲击的动态变化,可发现以利率为代表的传统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持续时间较长,约在20个月左右,而美国非传统货币政策的影响一般持续5个月左右。综上所述,本文揭示了美国货币政策冲击溢出效应的异质性。在零利率下限中,美国非传统的货币政策导致基础货币和资产负债表规模显着增加,引发全球美元供给结构发生显着变化。本文的研究对理解美国货币政策变化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提供参考。一方面,本文详细梳理了美国政策的实施背景、实施过程和实施结果等;另一方面,准确测度了货币政策的冲击效应及其传导机制,能够为中国经济应对外部风险提供建议。美联储的传统与非传统货币政策冲击,均对中国GDP以及通货膨胀影响显着,其中汇率和利率是主要的传导渠道。美国提高传统利率导致美元升值,国内净出口增速提高。中国广义货币供给以及利率水平变化有波动特征,但是总体效应为正。对于非传统货币政策而言,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的增加,造成宏观经济与通胀的短期波动,但是长期影响趋近于零。以利率为代表的传统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持续时间较长,约在20个月左右,而美国非传统货币政策的影响一般持续5个月左右。
谢俊明[5]（2020）在《货币价值波动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系统性金融风险波及范围广,影响程度深,每次系统性金融风险事件的发生都给经济社会造成巨大危害。相对于过去,近年来各国政府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视程度更高。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不仅是金融监管部门的首要使命,也是国家层面高度关注的重大事项。货币是金融经济系统赖以存在的基本元件。货币价值波动与金融系统稳定性密切相关,也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历史经验表明,许多系统性金融风险事件爆发之前的一段时间,都出现过货币价值持续大幅波动现象,无论是在商品货币时期,还是在信用货币时期都是如此。可见,货币价值波动是系统性金融风险发生的前兆。因此,探讨货币价值波动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分析二者承前启后的逻辑关系,能及早预测系统性金融风险,并及时制定相应的防范和化解对策,对金融监管当局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梳理了货币价值波动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前期研究成果,以货币价值波动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一般理论为出发点,明确了文中货币价值波动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概念和内涵。围绕货币价值波动理论,分析了货币价值构成及其动态演化路径;基于不同货币形态,解释了货币价值波动的原因,并从宏观和微观视角阐述了货币价值波动的影响。同时总结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经典理论,基于马克思经典理论诠释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在此基础上,从理论视角分析了货币价值波动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认为货币价值波动会增加银行系统、国内和国际金融市场的脆弱性,也会通过影响资本边际效率的变动、心理预期变化,导致经济周期性波动。其次,基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历史特性,运用历史分析法从时间和空间维度考察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普遍性,并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前的货币价值波动情况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运用条件概率和Logit模型对二者的关系进行概率检验,认为货币价值波动会提高系统性金融风险发生的概率。这样,从理论-历史-实证角度构建了货币价值波动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分析框架,论证了货币价值波动是系统性金融风险发生的前奏,为进一步探究货币价值波动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机制和差异性奠定了基础。从影响机制来看,围绕金融资产价格波动和财富集中探讨了货币价值波动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机制。就金融资产价格波动来说,货币价值波动会使金融资产脱离其内在价值,影响金融资产与货币交换的比例,从而造成金融资产价格的大幅波动。而金融资产价格波动可以通过影响投资需求变化,使经济发生周期性变化;通过改变投资者预期,其正反馈作用容易导致资产价格泡沫的形成;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也会出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进而影响信用规模的变化。也就是说,金融资产价格波动会直接对金融系统产生内生扰动,也会起到了传导外生冲击的作用。就财富集中来说,货币价值波动会影响社会财富支配权,从参与财富分配的主体、债权债务关系以及货币流通的过程三个方面影响财富分配,加速财富集中。当财富集中累积到一定程度,会通过影响社会总需求,信用扩张以及刺激投机性投资等渠道,导致供给与需求脱节,经济衰退。这些都给金融系统带来负面冲击,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生成。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实证分析,选取了我国1996-2018年的数据为样本,运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对货币价值波动、资产价格波动、财富集中以及系统性金融风险四个随机变量进行脉冲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验证了理论分析的结论。从影响的差异性来看,在国际货币体系不对称的现实条件下,货币价值波动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具有空间差异性,运用历史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考察了引起这种空间差异的原因,发现不同类型国家货币价值波动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路径不同。分别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角度分析了货币价值波动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路径,并比较分析不同类型国家货币价值波动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路径差异,主要体现在起点不同、传导路径不同以及面临货币价值波动的风险不同。最后,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在梳理完善系统性金融风险治理体系原则的基础上,借鉴系统性金融风险治理的国际经验,从重构国际货币体系、稳定货币价值、抑制资产价格波动和财富集中等方面,提出了完善系统性金融风险治理体系的对策建议。
张莹[6]（2020）在《系统性风险情境下中国货币政策稳定化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全球金融危机（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GFC）的爆发引发了对稳定化政策（Stabilization Policy）的反思,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对货币政策稳定化效应的重新评估。危机前,学术界和货币政策制定者对货币政策的共识是只需盯住价格稳定,而不必对信贷和资产价格等金融因素进行应对。GFC的爆发令他们重新考虑金融体系的复杂性和作用。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的动态演进是永恒的存在。这一反思是颠覆性的,GFC爆发前的主流经济理论建立在理性预期假说和有效市场假说之上,认为金融市场是完全的,不存在金融摩擦,从而稳定化效应分析并未考虑金融体系风险因素。然而,金融体系会内生地产生系统性风险,经济上行时期,金融部门通过提高杠杆率和过度风险承担（Risk-taking）造成系统性风险的积聚,增加了信贷供给,也推动了经济周期的繁荣,此时系统性风险往往被低估;而经济下行期,系统性风险显现,金融部门陷入普遍的去杠杆和避免风险承担,信贷供给减少,进一步放大了衰退,极端情况便是金融危机。随着对系统性风险的深入认识,传统货币政策稳定化效应的分析和结论难以直接应用于危机后的政策实践,中央银行面临货币政策无法有效稳定经济的困境。这是由于传统货币政策稳定化效应分析的一个前提条件是金融体系稳定,而当系统性风险的演进使得金融体系功能遭受破坏时,需要重新评估货币政策稳定化效应。本文正是研究这一问题,以期完善货币政策稳定化框架,有效实现经济金融的稳定。本文首先归纳传统货币政策稳定化分析的理论框架,得出GFC爆发前货币政策稳定化框架的共识为,中央银行通过政策利率、公开市场操作、借贷便利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四种工具影响短期利率,通过新古典和非新古典两大类作用机制影响总需求,实现价格的中长期稳定以及价格稳定与产出稳定之间的短期权衡,以实现社会福利水平的最大化。其次,通过定义和描述系统性风险情境,并将其引入传统货币政策稳定化效应分析的理论框架,发现,第一,对金融稳定目标的忽视导致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的积聚,加速系统性风险情境的形成;第二,在系统性风险情境下,传统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阻塞,既无法切断宏观-金融之间的正反馈机制而实现金融稳定,也无法传导至实体经济而实现产出和价格稳定;第三,在系统性风险情境下,传统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空间有限;第四,根据引入金融中介和金融风险的IS-MP模型,系统性风险情境下,金融中介信贷供给减少,传统货币政策产出稳定化效应弱化。再次,本文开发时变的修正CRITIC赋权法,构建了时变权重的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度量方法。根据此方法,构建中国金融压力指数（CFSI）,并结合中国数据,根据中国的特征事实和马尔科夫区制转换向量自回归模型（MS-VAR）识别系统性风险情境,并对不同经济金融区制（正常时期和系统性风险情境）下货币政策稳定化效应进行评估,得出:在正常时期,货币政策稳定化效应基本与传统经济理论论证的一致;而在系统性风险情境下,传统货币政策对稳增长和稳价格的影响弱化。最后,为有效实现货币政策稳定化效应,本文对后危机时代货币政策稳定化框架相关调整进行总结,得出货币政策稳定化框架重构的趋势是:第一,在稳定化目标中增加对金融稳定的考虑;第二,进行货币政策工具创新,扩大稳定化工具箱;第三,完善货币政策稳定化作用机制以实现金融稳定和实体经济稳定。这为关于如何提高系统性风险情境下中国货币政策稳定化效应提供借鉴。本文的研究表明,一方面,中央银行应当将金融稳定纳入货币政策稳定化框架,创新货币政策工具、完善稳定化作用机制,以更加有效地实现系统性风险情境下货币政策稳定化效应。另一方面,政策之间的协调应该得到加强,货币政策需要增进与宏观审慎政策、财政政策之间的协调,后两者与货币政策同样作为稳定化政策,在金融稳定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结合使用宏观审慎政策和财政政策来降低风险,使得货币政策更有效地发挥稳定化政策作用,实现宏观经济稳定,提高社会福利水平。
李秀萍[7]（2019）在《中国高货币之谜探究》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我国的广义货币供给量M2持续走高,截至2018年底已高达183万亿元,伴随着超高的广义货币供给量,M2/GDP的比值也从1990年的0.32上升到2018年的2.03左右。然而,如此高的经济货币化水平却没有出现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反而出现通货紧缩的趋势,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经济增速更是出现不断下滑的趋势,着名的经济学家麦金农形象的将这种现象称为“高货币之谜”（Mckinnon 1993）。就我国的货币化水平是否偏高的问题,国内外学者们都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如何深度解读我国的M2/GDP比率是否偏高问题,成为理解当前中国经济问题的关键。基于此,本文将系统地对我国的高货币化之谜成因进行深入探究。就我国的M2/GDP水平是否偏高的问题,国内外学者们都给出了不同的解释:经济货币化进程说、货币沉淀说、金融抑制说、外汇储备说、储蓄率高、不良贷款率高、产业结构、收入差距、社会保障程度不完善、金融市场不发达等,这些解释都有不同程度的说服力,也存在一定的关联性。我们知道,M2从理论上是指基础货币通过银行信贷循环创造派生后形成的广义货币量,即货币创造需要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共同参与,而货币流向则需要地方政府和企业等经济主体的参与进而对GDP产生贡献。本文基于货币的信贷传导机制分析,通过理论和实证发现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地方政府行为对高货币之谜的产生有重要影响,为我国高货币之谜的研究提出了新的分析视角,也为推动我国的经济发展提出了理论支撑和政策支持。本文以博弈论和产业经济学学科为指导,采用规范和实证分析相结合、静态与动态相结合、比较与系统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央行行为、商业银行行为、地方政府的行为与高货币之谜的关联性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的分析。我们的研究思路在于:首先,通过国际比较分析发现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和货币政策的稳定性影响了M2/GDP的水平,构建起央行独立性对高货币之谜的影响机理;其次,从博弈论角度出发,在央行独立性基础上引入商业银行和地方政府的信贷传导机制,研究央行独立性、商业银行和地方政府的信贷行为之间的关联性和互动机理;然后,通过分析商业银行的行为,发现商业银行的存款竞争行为以及资产负债表的结构性扩张影响了M2的增加,从而间接推高了M2/GDP水平,并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验证了结论;再次,通过分析地方政府的行为,发现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和助推信贷错配的行为影响了M2/GDP水平的升高,通过数理模型分析构建地方政府行为影响高货币之谜的机制,并通过实证分析进一步探讨其因果关系;最后,根据理论和实证结果提出一些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结论有:第一,央行独立性和货币政策稳定性影响M2/GDP水平。本文首先通过横向和纵向比较,从国际上看央行独立性较强的国家M2/GDP变动相对平稳,从时间上看每一次货币政策冲击都会引发中国M2/GDP水平的攀升。理论结果也表明央行的独立性与货币政策稳定性直接影响了商业银行和地方政府的助推信贷投放行为,最终导致M2/GDP水平的不断升高。央行独立性和货币政策稳定性的提升,可以通过以下几种路径:一是优化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的人员结构,使得中央银行在货币供给方面的决策权得以加强;二是提高中央银行的行政级别,使其可以自主实施货币政策,兼顾币值稳定和经济增速;三是可以将政策目标多元化,单一的追求经济增长容易导致通货膨胀和金融不稳定,且通过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不是长久之策,容易引发更大的风险。第二,商业银行的存款竞争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行为影响M2/GDP水平。首先,根据中央银行关于广义货币的统计口径,通过测算可以看到广义货币的快速增长可以用广义货币中的准货币部分高速增长来解释,而准货币的高速增长又可用公众的储蓄存款的增长来解释。基于此,本文首先通过博弈论解释广义货币M2的增长,以便给中国的“高货币之谜”提出一种新的分析视角。其次,通过对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影响广义货币供给进行微观机理分析,认为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的结构性扩张会影响广义货币供给,利用2005-2017年的季度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结构性扩张对广义货币供应量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成为推高M2/GDP的重要因素。在金融市场逐步完善下,有效监管金融机构的存款竞争行为,防止恶性竞争成为当务之急;拓展公众的投资渠道,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引导直接融资模式的发展;加强商业银行资产负债业务的管理,提高资产端的资金利用效率,从而有效缓解M2/GDP比值过高的现状。第三,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和助推信贷错配的行为成为推高M2/GDP的重要因素。首先,本文通过构建包含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动态数理模型,以地方政府的晋升激励与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来解释货币之谜,发现地方政府在锦标赛制度的晋升机制下,对于土地财政的依赖一定程度上促进了M2/GDP水平的升高。其次,通过构建包含异质性企业、地方政府和中央部门的三阶段动态数理模型,从理论上解释了在面对经济冲击时,当前的晋升体制如何扭曲了地方政府的行为,导致货币政策失效,并通过城市面板数据实证验证了这一假说。未来,重塑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建立多指标、多角度衡量官员晋升的制度,不再以经济增长为单一考核指标,会一定程度上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使得信贷错配效应得到缓解。总体而言,与现有的文献相比,本文基于货币的信贷传导机制角度,通过分析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地方政府行为对高货币之谜的影响机制进行了系统性的分析和探究。本文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创新:（1）构建高货币之谜的系统性分析框架。本文基于货币的信贷传导机制,通过货币源头——中央银行——货币循环——商业银行——信贷投放——地方政府——企业的链条,以三大经济主体的互动模式展开,并分别分析各行为主体在货币循环和创造过程中的作用机理,系统论证高货币之谜的产生机制,为后续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2）研究视角的创新。本文从经济主体的行为角度出发,首先从中央银行独立性和货币政策稳定性出发研究高货币之谜产生机制,然后通过分析商业银行和地方政府的行为进一步对高货币产生机制进行了系统性分析;（3）研究方法的创新。本文以博弈论和产业经济学等学科为基础,构建相关数理模型和实证分析,通过对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地方政府的行为机理进行剖析和验证,从而对高货币之谜的产生机制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王珏帅[8]（2019）在《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对我国经济的溢出效应研究》文中指出2008年美国次级贷款危机诱发的金融风暴、全球经济衰退以及“救市”实践显示:尽管核心发达经济体、小型发达经济体以及新兴市场经济体都有各不相同的实际经济周期,但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经济与金融表现出被称之为“全球金融周期”的高度相关性。而驱动全球金融周期根源即是流动性外溢（Monetary Spillover）。在过去10年里,由发达经济体的流动性管理和溢出效应所驱动的全球经济高度相关带来了一些积极的影响,同时也可能产生严重的副作用。那么,主要经济体的流动性管理对中国经济的溢出效应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是整体性的,还是局部性的?这些重大问题目前尚没有得到充分的论证。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在世界主要经济体和地区的经济形势、政策立场及政治走向高度不确定性的背景下,流动性外溢风险是中国学界和政府有关部门亟待解答一个的重大问题。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以“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对中国经济的溢出效应”为题,尝试从宏观经济、产业活动以及金融市场三个方面,就主要经济体流动性对中国经济的溢出效应进行系统研究。本文首先回顾了有关流动性管理的国际溢出效应传导机制、影响效果,以及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对中国影响的文献资料:而后考察了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三次金融危机发展历程（互联网泡沫危机、美国次级贷款泡沫危机以及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危机前后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的历史;接着构建了一个包含美国、欧元区、日本、中国四大经济体的GPM-4模型,分析了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的3种流动性管理手段对我国9个关键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随后利用FAVAR模型,研究了 G7经济体的流动性对我国工业、农业、房地产业、消费品零售业、对外贸易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六种主要产业活动的溢出影响,以及各行业中流动性溢出效应的传导机制;最后,基于由15个主要经济体构成的GVAR模型,利用广义脉冲响应分析、反事实分析等方法,探讨了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对我国金融市场的溢出效应。本文研究发现:第一,流动性变化是塑造全球经济金融走向的重要因素。主要经济体的流动性管理不仅存在协同性,而且主要经济体的流动性管理方向多次转向、手段丰富,且流动性管理规模庞大。第二,主要经济体的流动性管理对我国主要宏观经济变量产生了一定影响,但不是主导因素。不同类型的流动性冲击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机制和效果存在差异,其中:货币冲击的瞬时效果最强,信贷条件和基准利率冲击对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长期贡献度更大;G3经济体中美国的流动性管理对中国宏观经济影响最大,欧元区次之,日本的影响最小;流动性冲击对中国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短期,20个季度之后影响基本被完全吸收。第三,主要经济体的流动性管理对我国主要产业活动产生了明显的溢出效应。短期内以扩张效应为主,但部分行业表现出一定的滞后和反复;瞬时冲击对我国主要产业活动的影响大约在6个月左右达到稳定状态,长期来看流动性冲击对我国各产业活动变量预测方差都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不起主导作用;流动性冲击对大类产业部门影响的传导机制总体上遵循从初始生产资料价格和生产活动向最终产品价格和生产活动传递的过程,但对细分产业活动影响的传导机制具有较大差异。第四,主要经济体的流动性管理对我国金融市场产生了明显的溢出效果。不同经济体、不同的流动性管理方式对中国金融市场的瞬时冲击和长期贡献有较大差异,其中,非常规货币政策冲击对中国金融波动的贡献度更高,中国长期债券利率对主要经济体流动性冲击更敏感。本文的主要边际贡献和创新之处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本文系统研究了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对中国经济的溢出效应,分别从宏观经济、产业活动、金融市场三个方面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弥补了现有国内外研究的不足。第二,本文尝试拓展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发的GPM分析框架,构建了中美欧日四大经济体构成的GPM-4模型,并首次将其用于分析主要经济体流动性对中国宏观经济的溢出效应。第二,本文基于FAVAR模型探讨了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对中国主要产业活动的溢出效应,首次从产业层面研究了流动性管理的国际溢出效应,进一步丰富了流动性溢出领域的研究内容。第四,本文对全球15个国家构建了 GVAR模型,系统讨论了美国、欧元区经济体、亚洲经济体、其他经济体的常规与非常规货币政策对中国股、债、汇三个市场的溢出效应,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样本覆盖等方面完善和补充了现有的文献资料。
龙小燕[9]（2019）在《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新时代、新常态和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宏观调控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新要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实现宏观调控目标最重要的两大经济政策,加强协调配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阐述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概念、梳理相关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上,对比了我国宏观调控和西方国家干预、供给学派等理论的区别与联系,提出应统筹兼顾处理好短期与长期、供给与需求、总量与结构、速度与质量四大关系,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两大政策应加强协调配合,以实现宏观调控目标为核心导向,短期应着力熨平经济周期波动,适时适度发挥政府投资的需求管理优势,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长期应着眼优化经济结构,通过供给管理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实现经济持续优质增长;同时应加强两大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论文回顾了美国自大萧条后、日本和德国自二战后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发展历程,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国运用两大政策应对金融危机的相关措施;介绍了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总结了各国运用两大政策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增长、利用国债助力实现两大政策目标的经验做法。论文运用不同的实证模型分析了两大政策在维护经济平稳增长、促进结构优化和加强政策工具协调配合的现状,探析了存在的问题和原因。首先,运用VAR模型分析实际GDP增速、赤字率与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关系。研究证明,货币供给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正相关;财政赤字率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负相关。赤字财政政策短期可能会诱导货币供给增加,但长期会因挤出效应有损于经济增长;货币供给对赤字影响较小,但在增加产出的同时可能会造成通货膨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类型的组合形式取决于具体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目标的综合权衡。分析认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两大政策效力都有期限约束;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宏观政策执行需把握好力度,尤其是应充分考虑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在政策传导中发挥的巨大作用。第二,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就两大政策对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两大政策各自对各地区各次产业结构的影响力均不一样,在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中难以发挥合力。分析认为,单靠任一政策调整结构的作用有限,两大政策缺乏全面系统的协调配合机制,缺乏两大政策实施的配合端口,且各地情况和执行方式差异较大,效果不一。第三,从央行资产负债表角度分析,认为利用国债丰富外汇投资未能解决外汇波动带来的基础货币供给调节难题。运用VECM模型就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流通中的现金（M0）、狭义货币供应量（M1）和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的冲击总体有限:国库现金对M0变动影响的最大贡献率为35%,对M1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为10%,对M2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仅为6%。分析认为,我国央行持有国债占央行总资产的比重低、流动性弱,国债市场尚不完善,国债期限结构与发行管理难以满足央行公开市场操作需求等因素制约了国债各项功能的发挥。同时,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中央国库资金转化为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的管理有待提高。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着力从供给侧推进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结合我国面临的国内外新形势,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总体战略基调、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机制及相关政策建议。两大政策短期应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的优势,应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适当发挥政府投融资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利用国债优势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长期应注重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优质增长,发挥供给管理的优势,支持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加大端口扶持力度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在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优化国债管理的同时,应利用国债打破外汇占款与人民币发行的直接联系,增加利用国债、国库现金调控货币供应量的主动权,完善人民币发行机制,促进国债和人民币国际化。
张梦[10]（2019）在《中国安全金融资产短缺的测度与影响因素研究》文中指出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纷纷开启量化宽松的阀门,导致资产配置周期紊乱,并放大了流动性对于资产价格的影响。美林时钟看似“失效”,实际是由于资本市场泡沫的出现和消失扰乱了经济周期的正常更迭,而经济周期的紊乱进一步加剧了资本市场的非理性波动。这些反常的现象都把矛头指向了问题的核心:安全资产的严重匮乏。麻省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Caballero and Farhi（2014）指出全球都已进入资产短缺时代,即安全资产的稀缺使得财富价值无处储存,意味着在低利率环境中追逐高收益的投资者将承受额外的风险。安全资产需求和供给能力之间的不匹配已经成为全球金融市场当前所面临的主要矛盾之一,尤其在有些新兴经济体（EMs）中,安全资产的短缺已经成为长期性问题。作为新兴经济体,我国也面临着安全资产供给乏力同时需求却在日益扩张的发展难题。当前中国的诸多经济现象都与安全资产短缺问题息息相关,例如流动性过剩、高储蓄低消费、实际利率持续走低、资产价格泡沫等。此外,安全资产的缩水会对金融稳定产生巨大影响:扰乱资产的定价过程,限制银行抗衡金融风险的能力,并且会给资本市场的投融资活动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甚至还会导致所在国家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大幅降低。安全资产的长期短缺会使经济体陷入“安全性陷阱”,推动利率逼近零下限,甚至导致经济的衰退。因此,要解决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这些问题,从恢复安全资产的供需失衡入手就显得尤为关键:有必要深入探究中国安全资产短缺状况,针对“安全资产”的概念、度量以及影响因素等问题进行深入地探讨。全文的章节安排以及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章,绪论。本章主要阐述了本文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明确了论文所要研究的主题、研究思路以及论文框架,并说明本文的创新点和不足。第二章,概念界定与文献综述。此章节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从安全资产的特质、属性以及功能三个维度对其相关概念进行辨析,并分别从供给层面和需求层面对安全资产短缺问题进行探讨;第二部分主要叙述安全资产短缺问题相关理论的演变过程,从资产短缺理论的提出到进一步完善和深化、再到提炼出安全资产的概念和安全资产短缺的相关理论研究;第三部分对国内外关于安全资产短缺问题的研究进行了综述,有助于掌握和了解安全资产短缺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并在此基础上开展研究。第三章,安全资产短缺理论模型阐述。本章将会对资产短缺假说提出后的相关理论模型进行梳理,便于针对安全资产短缺的相关经济现象给出严谨的解释,找到一个合理测度安全资产短缺程度的方法。通过理论模型推导分析安全资产短缺问题的成因以及给国内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为后文的实证分析奠定基础并赋予经济学含义。第四章,中国安全资产短缺状况:界定、测度与相关经济现象分析。此章节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界定了中国安全资产的范围,明确相关概念所对应的统计口径并说明各项指标的数据来源,归纳出安全资产的定义、属性以及作用;第二,参照已有的实证研究经验,在衡量资产短缺程度的常用指标C-I指数的基础上,构建了安全资产占比指数SAI。结合新的衡量指标,更加全面地对中国安全资产短缺状况进行测度并且做出短期预测。研究发现我国存在安全资产短缺的问题并且预计在2020年之前还有持续恶化的趋势;第三,从安全资产短缺的角度分析以下经济现象:中国高储蓄低消费、实际利率持续走低、流动性过剩、房地产价格快速上升、通货膨胀出现结构性特征,便于读者更加形象具体地了解中国的安全资产短缺问题。第五章,中国安全资产短缺宏观经济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在这一章,笔者分别从资产短缺程度和安全资产占比增长率两个渠道实证分析了实际利率、金融发展速度、经济增长率以及房地产发展状况这四个影响因素对于中国安全资产短缺状况的影响机制,得出结论如下:第一,资产短缺程度的影响因素主要来自金融发展速度和实际利率。通过实证结果可知无论短期还是长期,金融市场发展速度都会对资产短缺程度产生显着的负向影响作用,并且影响将持续存在;同期实际利率的变动对于资产短缺程度的负向影响并不显着,但是长期来看,二者显示呈现正相关关系随后会转变为微弱的负相关关系。第二,影响安全资产占比增长率的因素主要有实际利率、经济增长率以及房地产发展状况。短期来看,安全资产占比增长率与实际利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然而从长期来看,安全资产占比增长率对于来自实际利率的冲击总体上呈现正向响应;无论短期还是长期,经济增长率都会对安全资产占比增长率产生负向影响。由此可见,快速的经济发展反而会加剧安全资产的缩水状况;房地产发展状况和安全资产占比增长率之间在短期内呈现正相关关系,然而从长期来看,二者呈现负相关关系。第六章,研究结论、政策启示与展望。本章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对于本文研究结果的总结,包括中国安全资产短缺问题的测度结果及短期预测、影响因素以及成因。二是根据前文研究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主要包括放缓经济增速、经济发展由高速向高质量转型;加快金融市场深化改革,推动金融市场健康规范发展;国民财富的载体将逐渐由房地产向金融资产转移。三是提出后续的研究展望和研究建议。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国内对于资产短缺问题的研究数据大多只更新到2012年左右,考虑到中国经济增速自2010年开始出现下滑,一改往年高速增长的态势。本文的样本区间为2000年第一季度到2017年第三季度,相较以往研究数据有所更新。第二,在资产短缺假说理论的基础上,结合近期相关研究对于这一理论的扩充和完善。在深刻把握安全资产短缺成因、测量方法以及对宏观经济造成的影响的基础上,拟定义中国安全金融资产的范围。第三,由于C-I指数衡量的是一个国家整体可投资金融资产的供求差异,并没有对这些金融资产进行细化分类,更没有体现出“安全资产”的短缺程度。所以本文在C-I指数的基础上做出了以下拓展:在衡量整体金融资产的供需缺口的同时,构建安全资产占据整体金融资产的比率SAI指数,通过C-I指数和SAI指数共同反映出资产短缺背景下安全资产相对整体金融资产的变动情况。第四,本文对于中国安全资产短缺问题的研究皆通过考察两项指数的测度结果得出,更为全面地分析中国资产短缺以及安全资产缩水的现状,力求探寻到缓解这一问题的相应对策。同时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多角度深入剖析其影响因素。
二、理性分析央行7次降息以来的各种经济行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理性分析央行7次降息以来的各种经济行为（论文提纲范文）
（1）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债券市场的信息溢出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结构安排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带通滤波法 |
| 1.4.2 高频数据事件研究法 |
| 1.4.3 文本分析法 |
| 1.4.4 高斯仿射利率期限结构模型 |
| 1.5 主要创新与不足 |
| 1.5.1 主要创新点 |
| 1.5.2 研究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跨境金融市场联动 |
| 2.1.1 同一金融市场联动 |
| 2.1.2 不同金融市场联动 |
| 2.1.3 全球金融周期 |
| 2.2 基于宏观视角的货币政策国际溢出研究 |
| 2.2.1 理论研究 |
| 2.2.2 实证研究 |
| 2.3 基于微观视角的货币政策国际溢出研究 |
| 2.3.1 货币政策公告的国际溢出效应 |
| 2.3.2 货币政策公告对国际债券市场的溢出效应 |
| 2.3.3 货币政策公告的文本信息提取 |
| 2.4 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美国货币政策信息溢出的理论分析 |
| 3.1 引言 |
| 3.2 货币政策信息与理性预期 |
| 3.2.1 信息的定义 |
| 3.2.2 信息类别 |
| 3.2.3 货币政策信息 |
| 3.2.4 预期理论 |
| 3.3 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债券市场的溢出渠道分析 |
| 3.3.1 模型基本设定 |
| 3.3.2 信号渠道 |
| 3.3.3 期限溢价渠道 |
| 第四章 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对中国债券市场的信息溢出效应 |
| 4.1 引言 |
| 4.2 理论分析与假设 |
| 4.3 研究设计与实证分析 |
| 4.3.1 数据来源 |
| 4.3.2 研究设计 |
| 4.3.3 实证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比较视角下美国量宽政策对中国债券市场的溢出效应 |
| 5.1 引言 |
| 5.2 理论分析 |
| 5.2.1 新冠疫情期间货币政策外部环境及特点 |
| 5.2.2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债券市场的溢出渠道 |
| 5.3 数据来源与实证方法 |
| 5.3.1 数据来源 |
| 5.3.2 实证方法 |
| 5.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4.1 描述性统计 |
| 5.4.2 单个货币政策声明的溢出效应检验 |
| 5.4.3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比较 |
| 5.4.4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美国货币政策文本情绪对中国债券市场的信息溢出效应 |
| 6.1 引言 |
| 6.2 美联储货币政策文本情绪指数的构建 |
| 6.2.1 美联储货币政策声明爬取 |
| 6.2.2 文本预处理 |
| 6.2.3 词典法构建文本情绪指数 |
| 6.3 数据来源与实证模型 |
| 6.3.1 数据来源 |
| 6.3.2 实证模型 |
| 6.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4.1 描述性统计 |
| 6.4.2 美联储政策文本情绪的溢出效应检验 |
| 6.4.3 美联储政策文本情绪的溢出渠道分析 |
| 6.4.4 稳健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债券市场的溢出渠道分析 |
| 7.1 引言 |
| 7.2 美国货币政策信息的溢出渠道 |
| 7.2.1 渠道定义 |
| 7.2.2 溢出机制分析 |
| 7.3 变量说明与模型设定 |
| 7.3.1 变量说明和数据来源 |
| 7.3.2 利率期限结构模型 |
| 7.3.3 实证模型 |
| 7.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4.1 模型参数估计 |
| 7.4.2 信息溢出效应的分渠道检验 |
| 7.4.3 不同类型货币政策的溢出渠道检验 |
| 7.4.4 稳健性检验 |
| 7.5 本章小节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两及答辩情况表 |
（2）美国三轮超低利率政策五种传导机制有效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
| 二、2002年11月至2004年9月超低利率政策传导效果 |
| （一）政策实施背景及过程 |
| （二）五种传导机制有效性检验 |
| 1. 信贷途径： |
| 2. 资产价格途径： |
| 3. 风险偏好途径： |
| 4. 汇率途径： |
| 5. 通胀途径： |
| （三）对实体经济的刺激效果 |
| 1. GDP增速在超低利率实施后稳定上升，但更多受周期性因素影响。 |
| 2. 消费者信心指数恢复缓慢。 |
| 3. 经济景气指数有明显修复。 |
| 三、2008年10月至2018年3月超低利率政策传导效果 |
| （一）政策实施背景及过程 |
| （二）五种传导机制有效性检验 |
| 1. 信贷途径： |
| 2. 资产价格途径： |
| 3. 风险偏好途径： |
| 4. 汇率途径： |
| 5. 通胀途径： |
| （三）对实体经济的刺激效果 |
| 1. 控制失业率和刺激GDP增长的作用不明显。 |
| 2. 消费者信心并未有效提振。 |
| 3. 短期刺激经济景气指数回升。 |
| 四、2020年3月以来超低利率政策传导效果 |
| （一）政策实施背景及过程 |
| （二）五种传导机制有效性检验 |
| 1. 信贷途径： |
| 2. 资产价格机制： |
| 3. 风险偏好途径： |
| 4. 汇率途径： |
| 5. 通胀途径： |
| （二）对实体经济的刺激效果 |
| 1.失业率得到有效控制，GDP增速恢复快于预期。 |
| 2.消费部门遭遇重挫，消费者信心恢复缓慢。 |
| 3.PMI指数急速下降后又迅速恢复。 |
| 五、传导机制有效性差异原因分析 |
| 六、结论与启示 |
（3）中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中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
| 1.2 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回顾 |
| 1.3 货币政策传导渠道 |
| 1.4 利率市场化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相关研究综述 |
| 1.5 论文主要创新点 |
| 1.6 论文结构安排 |
| 第2章 不同时期下我国利率水平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反馈机制研究 |
| 2.1 利率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反馈机制研究问题的提出 |
| 2.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研究回顾 |
| 2.3 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典型事实分析 |
| 2.4 基于LT-TVP-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利率市场化进程中我国货币政策的广义信用传导效应研究 |
| 3.1 货币政策广义信用传导效应研究问题的提出 |
| 3.2 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研究回顾 |
| 3.3 广义信用视角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理论分析 |
| 3.4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的结构分解 |
| 3.5 基于TVP-SV-FA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利率市场化、资产负债表衰退与紧缩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 |
| 4.1 资产负债表衰退和紧缩型政策的经济后果 |
| 4.2 基于利率市场化和资产负债表衰退的DSGE模型构建 |
| 4.3 数据选取、参数校准和参数估计 |
| 4.4 紧缩型货币政策的实际经济后果分析 |
| 4.5 基于不同市场化程度下的紧缩型货币政策效果评估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利率双轨制下利率市场化进程、存款保险制度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 |
| 5.1 我国货币政策“双轨制”框架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分析 |
| 5.2 双轨制泰勒规则模型的构建 |
| 5.3 参数校准与参数估计 |
| 5.4 模型的实证结果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我国不同利率市场化程度下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检验 |
| 6.1 利率市场改革中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演变的逻辑分析 |
| 6.2 理论模型 |
| 6.3 数据选取、参数校准与参数估计 |
| 6.4 我国不同利率市场化程度下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参与的科研项目 |
| 致谢 |
（4）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论文研究背景 |
| 1.2 基本概念界定 |
| 1.3 研究目标和思路 |
| 1.4 研究方法与创新 |
| 第2章 相关文献综述 |
| 2.1 传统货币政策相关文献综述 |
| 2.1.1 传统货币政策定义 |
| 2.1.2 传统货币政策的外溢性研究 |
| 2.1.3 传统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
| 2.2 非传统货币政策相关文献综述 |
| 2.2.1 非传统货币政策的定义及分类 |
| 2.2.2 非传统货币政策的外溢性研究 |
| 2.2.3 非传统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
| 第3章 美国与中国货币政策的演变机制分析 |
| 3.1 美国传统货币政策演变机制 |
| 3.2 美国非传统货币政策演变机制 |
| 3.2.1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
| 3.2.2 前瞻性指引 |
| 3.3 中国货币政策的演变机制 |
| 3.3.1 改革开放初期的我国货币政策的演变 |
| 3.3.2 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初期的我国货币政策的演变 |
| 3.3.3 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货币政策的演变 |
| 3.3.4 流动性过剩期间中国货币政策的演变 |
| 3.3.5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的货币政策演变 |
| 第4章 美国货币政策外溢性的理论机制分析 |
| 4.1 开放经济下货币政策研究的理论模型 |
| 4.1.1 蒙代尔-弗莱明-多恩布什模型 |
| 4.1.2 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模型 |
| 4.1.3 模型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解释 |
| 4.2 传统货币政策外溢性传导机制分析 |
| 4.2.1 利率传导渠道 |
| 4.2.2 汇率传导渠道 |
| 4.2.3 资产价格传导渠道 |
| 4.2.4 信贷传导渠道 |
| 4.3 非传统货币政策外溢性传导机制分析 |
| 4.3.1 利率传导渠道 |
| 4.3.2 汇率传导渠道 |
| 4.3.3 信贷传导渠道 |
| 4.3.4 信号传导渠道 |
| 第5章 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冲击路径分析 |
| 5.1 美国货币政策影响中国经济的特征事实 |
| 5.1.1 美国货币政策变迁描述性特征 |
| 5.1.2 中国宏观经济变化特征 |
| 5.2 美国货币政策影响中国经济的传导路径 |
| 5.2.1 美国货币政策影响中国经济的理论基础 |
| 5.2.2 数据选取和模型建立 |
| 5.2.3 实证分析 |
| 5.3 量化宽松政策前后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影响的比较研究 |
| 5.4 本章结论 |
| 第6章 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冲击的时变性分析 |
| 6.1 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传导的时变性机制 |
| 6.2 数据选取与模型建立 |
| 6.2.1 数据选取与指标构建 |
| 6.2.2 TVP-VAR模型设立 |
| 6.3 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冲击时变性的实证结果 |
| 6.3.1 美国传统货币政策冲击效应 |
| 6.3.2 美国非传统货币政策冲击效应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和政策建议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5）货币价值波动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的背景 |
| 二、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货币价值波动研究综述 |
| 二、系统性金融风险研究综述 |
| 三、研究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的思路与主要内容 |
| 一、研究的思路 |
|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 |
| 第四节 研究的方法与主要创新点 |
| 一、研究的方法 |
| 二、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货币价值波动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一般理论 |
| 第一节 货币价值波动理论分析 |
| 一、货币价值波动的概念及其度量 |
| 二、货币价值的构成及其演化路径 |
| 三、货币价值波动的成因 |
| 四、货币价值波动的影响 |
| 第二节 系统性金融风险理论分析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概念 |
| 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经典理论 |
| 三、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
| 第三节 货币价值波动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理论分析 |
| 一、金融脆弱性视角下货币价值波动与系统性金融风险 |
| 二、经济周期视角下货币价值波动与系统性金融风险 |
| 第三章 货币价值波动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历史研究 |
| 第一节 系统性金融风险发生的历史事件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历史事件的时间分布 |
| 二、系统性金融风险历史事件的空间分布 |
| 三、历史事件的启示 |
| 第二节 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前奏:货币价值大幅波动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前的货币价值波动情况 |
| 二、货币价值波动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第三节 货币价值波动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概率检验 |
| 一、条件概率检验 |
| 二、基于logit模型的概率检验 |
| 第四章 货币价值波动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机制研究 |
| 第一节 货币价值波动、金融资产价格波动与系统性金融风险 |
| 一、货币价值波动与金融资产价格波动 |
| 二、金融资产价格波动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 |
| 第二节 货币价值波动、财富集中与系统性金融风险 |
| 一、货币价值波动与财富集中 |
| 二、财富集中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 |
| 第三节 货币价值波动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机制的实证分析 |
| 一、研究的思路 |
| 二、数据选取 |
| 三、平稳性检验 |
| 四、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
| 五、SVAR模型估计 |
| 六、SVAR的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 |
| 第五章 货币价值波动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差异性研究 |
| 第一节 货币价值波动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空间差异分析 |
| 一、不同类型国家系统性金融风险事件分布情况 |
| 二、货币价值波动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空间分布 |
| 三、产生空间差异的现实基础 |
| 第二节 发达国家货币价值波动与系统性金融风险 |
| 一、货币价值波动与美国次债危机 |
| 二、货币价值波动与1990年日本泡沫危机 |
| 第三节 发展中国家货币价值波动与系统性金融风险 |
| 一、货币价值波动与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 |
| 二、货币价值波动与1997年泰国金融危机 |
| 三、货币价值波动与马来西亚金融危机 |
| 第四节 不同类型国家货币价值波动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路径差异 |
| 一、发达国家货币价值波动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路径 |
| 二、发展中国家货币价值波动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路径 |
| 三、路径差异比较分析 |
| 第六章 完善系统性金融风险治理体系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完善系统性金融风险治理体系的基本原则 |
| 一、系统性原则 |
| 二、强制性与鼓励性相结合原则 |
| 三、监管效率优先原则 |
| 四、改革与创新原则 |
| 第二节 系统性金融风险治理的国际经验 |
| 一、国际组织加强系统性金融风险治理的建议 |
| 二、美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治理体系的变革 |
| 三、欧盟系统性金融风险治理体系的变革 |
| 四、国际经验与启示 |
| 第三节 进一步完善系统性金融风险治理体系的对策建议 |
| 一、重构国际货币体系,寻找最优国际本位币 |
| 二、建立健全稳定货币价值的调节机制 |
| 三、健全两类国家均衡协调发展机制 |
| 四、加强监管,抑制资产价格泡沫形成 |
| 五、完善收入分配体系,缩小贫富差距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一、研究的结论 |
| 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导师评语 |
| 答辩决议书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附件 |
（6）系统性风险情境下中国货币政策稳定化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系统性风险相关研究 |
| 1.2.2 货币政策稳定化效应研究 |
| 1.2.3 小结 |
| 1.3 研究路线与主要内容 |
| 1.4 贡献与不足 |
| 1.4.1 边际贡献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传统货币政策稳定化效应的理论框架 |
| 2.1 稳定化目标 |
| 2.1.1 中长期稳定化目标:价格稳定 |
| 2.1.2 短期稳定化目标:价格稳定和产出稳定的权衡 |
| 2.2 稳定化工具 |
| 2.2.1 政策利率 |
| 2.2.2 公开市场操作 |
| 2.2.3 借贷便利 |
| 2.2.4 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
| 2.3 稳定化作用机制 |
| 2.3.1 新古典传导渠道 |
| 2.3.2 非新古典传导渠道 |
| 2.4 小结 |
| 第3章 系统性风险情境下货币政策稳定化效应的弱化 |
| 3.1 系统性风险和系统性风险情境 |
| 3.1.1 系统性风险概述 |
| 3.1.2 系统性风险情境 |
| 3.2 稳定化目标的弱化 |
| 3.2.1 被忽视的稳定化目标:金融稳定 |
| 3.2.2 货币政策稳定化目标与系统性风险情境 |
| 3.3 稳定化作用机制的阻塞 |
| 3.3.1 稳定产出和价格方面的阻塞 |
| 3.3.2 稳定金融体系方面的阻塞 |
| 3.4 稳定化工具空间的压缩 |
| 3.4.1 零下限约束导致“流动性陷阱” |
| 3.4.2 传统稳定化工具难以应对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 |
| 3.5 稳定化效应的弱化——引入系统性风险的IS-MP分析 |
| 3.5.1 模型构建 |
| 3.5.2 模型分析 |
| 3.6 小结 |
| 第4章 中国系统性风险和货币政策稳定化效应的现实考察 |
| 4.1 中国系统性风险的量化分析——基于金融压力指数 |
| 4.1.1 系统性风险的识别和量化 |
| 4.1.2 中国金融压力指数的构建 |
| 4.2 中国货币政策稳定化效应的特征事实 |
| 4.2.1 稳定化目标 |
| 4.2.2 稳定化工具 |
| 4.2.3 稳定化作用机制 |
| 4.2.4 稳定化效应 |
| 4.3 小结 |
| 第5章 系统性风险情境下中国货币政策稳定化效应的实证检验 |
| 5.1 模型构建和变量选取 |
| 5.1.1 模型构建 |
| 5.1.2 变量选取 |
| 5.2 模型估计 |
| 5.2.1 变量平稳性检验 |
| 5.2.2 MS-VAR模型形式确定 |
| 5.2.3 估计结果 |
| 5.3 计量结果分析 |
| 5.4 小结 |
| 第6章 系统性风险情境下提升中国货币政策稳定化效应对策选择 |
| 6.1 稳定化目标的重构 |
| 6.1.1 金融稳定的涵义 |
| 6.1.2 如何将金融稳定纳入稳定化目标 |
| 6.2 稳定化工具的创新 |
| 6.2.1 大规模资产购买政策 |
| 6.2.2 前瞻指引 |
| 6.2.3 负利率政策 |
| 6.3 稳定化作用机制的完善 |
| 6.3.1 大规模资产购买政策的传导渠道 |
| 6.3.2 前瞻指引的传导渠道 |
| 6.4 小结 |
| 第7章 结论和启示 |
| 7.1 结论 |
| 7.2 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7）中国高货币之谜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高货币之谜的理论基础 |
| 1.1.2 高货币之谜追本溯源 |
| 1.1.3 高货币之谜影响中国经济增速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 1.4 主要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图 |
| 1.4.1 主要研究内容 |
| 1.4.2 技术路线图 |
| 1.5 研究方法 |
| 1.6 可能的困难与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中国高货币之谜相关研究 |
| 2.1.1 高货币之谜产生原因 |
| 2.1.2 高货币化之谜潜在风险 |
| 2.1.3 高货币化之谜演进趋势 |
| 2.2 中央银行独立性与高货币之谜 |
| 2.2.1 国内研究进展 |
| 2.2.2 国外研究进展 |
| 2.3 商业银行行为与高货币之谜 |
| 2.3.1 商业银行存款行为与高货币 |
| 2.3.2 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与高货币 |
| 2.3.3 商业银行信贷投放与高货币 |
| 2.4 地方政府行为与高货币之谜 |
| 2.4.1 地方土地财政与晋升机制 |
| 2.4.2 信贷资源错配与高货币 |
| 2.5 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高货币之谜产生的理论机制分析 |
| 3.1 广义货币增速与经济增速不匹配效应 |
| 3.1.1 传统货币数量理论适用性 |
| 3.1.2 经济增速放缓机制 |
| 3.2 货币政策冲击不对称效应 |
| 3.2.1 外部冲击影响货币当局的反应机制 |
| 3.2.2 货币当局的稳增长约束机制 |
| 3.3 信贷传导机制阻滞效应 |
| 3.3.1 商业银行的风险规避机制 |
| 3.3.2 地方政府的助推信贷机制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央行独立性与高货币之谜:影响机理 |
| 4.1 引言 |
| 4.2 研究假说 |
| 4.3 理论模型 |
| 4.3.1 中央银行反应函数 |
| 4.3.2 商业银行反应函数 |
| 4.3.3 地方政府反应函数 |
| 4.4 结果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商业银行行为与高货币之谜:影响机理 |
| 5.1 引言 |
| 5.2 存款竞争与高货币供给 |
| 5.2.1 基础模型 |
| 5.2.2 拓展模型 |
| 5.3 资产负债表扩张影响货币供给 |
| 5.3.1 微观机理分析 |
| 5.3.2 实证分析 |
| 5.3.3 计量结果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地方政府行为和高货币之谜:影响机理 |
| 6.1 引言 |
| 6.2 数理模型 |
| 6.2.1 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 |
| 6.2.2 锦标赛机制助推高货币 |
| 6.3 实证分析 |
| 6.3.1 数据与实证模型 |
| 6.3.2 基本回归结果 |
| 6.3.3 稳健性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相关研究成果 |
| 致谢 |
（8）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对我国经济的溢出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的现实背景 |
| 1.1.2 选题的理论背景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结构安排与论文框架图 |
| 1.3.1 结构安排 |
| 1.3.2 论文框架图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2 文献回顾与评价 |
| 2.1 流动性管理的国际溢出效应传导机制研究 |
| 2.1.1 流动性溢出效应传导机制的早期研究 |
| 2.1.2 常规货币政策国际溢出效应的传导机制 |
| 2.1.3 量化宽松政策国际流动性溢出效应传导机制 |
| 2.2 流动性管理的国际溢出效应实证研究 |
| 2.2.1 流动性管理的宏观溢出效应 |
| 2.2.2 流动性管理的产业溢出效应 |
| 2.2.3 流动性管理的金融溢出效应 |
| 2.3 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对中国经济的溢出效应研究 |
| 2.4 小结与评述 |
| 3 三次金融危机与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的历史考察 |
| 3.1 互联网泡沫危机与流动性管理 |
| 3.1.1 互联网泡沫膨胀与破裂 |
| 3.1.2 互联网泡沫破裂前的流动性状况 |
| 3.1.3 互联网泡沫危机中的流动性管理 |
| 3.2 美国次贷危机与流动性管理 |
| 3.2.1 美国次贷危机与大衰退 |
| 3.2.2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的流动性状况 |
| 3.2.3 美国次贷危机与“大衰退”中的流动性管理 |
| 3.3 欧洲债务危机与流动性管理 |
| 3.3.1 欧洲债务危机的形成与蔓延 |
| 3.3.2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的流动性管理 |
| 3.4 本章小结 |
| 4 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对我国宏观经济的溢出效应 |
| 4.1 GPM分析框架概述、特征与发展现状 |
| 4.1.1 GPM分析框架概述与全球化应用 |
| 4.1.2 GPM分析框架的特征与优势 |
| 4.2 GPM-4模型设置 |
| 4.2.1 稳态水平的随机过程的设定 |
| 4.2.2 G3经济体的行为方程设定 |
| 4.2.3 中国经济行为方程的设定 |
| 4.3 GPM-4模型的参数校准与贝叶斯估计 |
| 4.3.1 参数估计方法的选择 |
| 4.3.2 样本与数据 |
| 4.3.3 参数校准与先验分布设定 |
| 4.3.4 贝叶斯估计结果 |
| 4.4 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对中国宏观经济变量影响的模拟 |
| 4.4.1 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及中国关键宏观经济变量界定 |
| 4.4.2 数值模拟分析 |
| 4.4.3 方差分解分析 |
| 4.4.4 结果讨论 |
| 4.5 本章小结 |
| 5 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对我国产业活动的溢出效应 |
| 5.1 模型概述与样本选择 |
| 5.1.1 FAVAR模型概述 |
| 5.1.2 FAVAR模型的适用性分析 |
| 5.1.3 样本选择 |
| 5.2 指标选取与因子处理 |
| 5.2.1 主要经济体流动性指标 |
| 5.2.2 工业活动指标 |
| 5.2.3 农业活动指标 |
| 5.2.4 房地产业活动指标 |
| 5.2.5 消费品零售业活动指标 |
| 5.2.6 对外贸易活动指标 |
| 5.2.7 外商直接投资活动指标 |
| 5.3 实证检验 |
| 5.3.1 单位根检验与滞后阶数选择 |
| 5.3.2 脉冲响应分析 |
| 5.3.3 方差分解分析 |
| 5.3.4 稳健性检验 |
| 5.4 主要经济体流动性传导机制的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6 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对我国金融市场的溢出效应 |
| 6.1 GVAR模型概述 |
| 6.1.1 GVAR模型简介与发展 |
| 6.1.2 GVAR模型基准框架 |
| 6.1.3 GVAR模型估计与求解方法 |
| 6.2 主要经济体GVAR模型构建、样本选择与数据处理 |
| 6.2.1 主要经济体GVAR模型的构建 |
| 6.2.2 样本选择与数据处理 |
| 6.3 基于G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
| 6.3.1 GVAR模型相关检验 |
| 6.3.2 广义脉冲响应分析 |
| 6.3.3 广义方差分解分析 |
| 6.3.4 基于GVAR模型的反事实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维护经济稳定,为“五位一体”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 |
| 1.2.2 发挥合力共同优化结构调整,促进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 |
| 1.2.3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共同实现宏观调控总目标 |
| 1.3 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1 宏观调控的基本概念 |
| 1.3.2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3 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 |
| 1.4.2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
| 1.4.3 历史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相结合 |
| 1.5 研究框架 |
| 1.6 创新与不足 |
| 1.6.1 论文创新点 |
| 1.6.2 论文难点与不足 |
| 2 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国外相关研究 |
| 2.1.2 国内相关研究 |
| 2.2 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关于宏观调控的理论 |
| 2.2.2 经济周期理论 |
| 2.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2.4 凯恩斯主义流派 |
| 2.2.5 其他理论 |
| 2.3 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主要理论模型 |
| 2.3.1 IS-LM曲线——封闭经济下财政与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
| 2.3.2 米德冲突——单一政策无法兼顾内外均衡 |
| 2.3.3 丁伯根法则——不同经济目标需要不同的政策工具 |
| 2.3.4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开放经济下财政货币政策效果不同 |
| 2.4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启示与不足 |
| 2.4.1 我国宏观调控与西方国家干预等理论的联系与区别 |
| 2.4.2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不足 |
| 2.5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 |
| 2.5.1 短期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侧重需求管理 |
| 2.5.2 长期注重优化结构提高经济质量,侧重供给管理 |
| 2.5.3 加强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和效率 |
| 3 世界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经验与启示 |
| 3.1 美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 3.1.1 “罗斯福新政”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2 二战期间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3 二战后至7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4 20世纪8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5 20世纪9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6 21世纪国际金融危机前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2 日本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 3.2.1 财政政策的演进 |
| 3.2.2 货币政策的演进 |
| 3.2.3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3 德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情况 |
| 3.3.1 二战后到60年代中期中性的财政政策和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3.2 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3.3 80年代初至2008年紧缩的财政政策与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4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概况 |
| 3.4.1 美国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4.2 日本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4.3 德国应对金融危机中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5 国际经验的启示 |
| 3.5.1 两大政策共同维护经济基本稳定 |
| 3.5.2 两大政策配合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
| 3.5.3 充分利用国债功能助力两大政策实现各自目标 |
| 4 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 |
| 4.1 从双松到双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3年—1997年) |
| 4.1.1 从双松转向双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4.1.2 两大政策共同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过热 |
| 4.1.3 央行试行以国债为公开市场操作对象 |
| 4.2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8年—2004年) |
| 4.2.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
| 4.2.2 共同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维护经济总体稳定 |
| 4.2.3 利用特别国债注资国有商业银行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
| 4.2.4 国债期限结构受限央票成为公开市场业务主力 |
| 4.3 双稳健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5年—2008年) |
| 4.3.1 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4.3.2 两大政策引导经济结构调整 |
| 4.3.3 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外汇储备进行投资 |
| 4.4 积极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8年—2011年) |
| 4.4.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
| 4.4.2 共同支持4万亿投资应对经济下滑 |
| 4.4.3 共同支持结构调整促进出口、投资和消费 |
| 4.4.4 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业务逐步增加 |
| 4.5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11年—今) |
| 4.5.1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 |
| 4.5.2 两大政策定向扶持相关领域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4.5.3 两大政策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
| 4.5.4 两大政策加大国债、国库现金工具协调配合力度 |
| 5 两大政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与原因探析 |
| 5.1 实际GDP增速、赤字率及货币供给M2增速关系的实证研究 |
| 5.1.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 5.1.2 基本检验 |
| 5.1.3 VAP模型建立及检验 |
| 5.1.4 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 |
| 5.1.5 实证分析结论 |
| 5.2 原因探析 |
| 5.2.1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影响 |
| 5.2.2 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 |
| 5.2.3 货币政策目标与执行传导力度需合理把握 |
| 6 两大政策促进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与原因解析 |
| 6.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 6.1.1 样本数据选取及说明 |
| 6.1.2 计量方法 |
| 6.2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1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2 两大政策促进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3 两大政策促进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4 两大政策促进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5 实证分析结论 |
| 6.3 原因解析 |
| 6.3.1 单靠任一政策作用有限,难以发挥合力促进结构调整 |
| 6.3.2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的机制和端口支撑 |
| 6.3.3 各地差异较大,执行财政、货币政策的方式和效果不一 |
| 7 两大政策工具在协调配合中的实证分析及原因分析 |
| 7.1 国债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分析 |
| 7.1.1 外汇占款大幅波动使货币供给较为被动 |
| 7.1.2 外汇占款过多影响金融机构资金效率和货币政策有效贯彻 |
| 7.1.3 利用特别国债创新外汇管理仍未解决货币供给难题 |
| 7.1.4 利用“央票”等货币政策工具对冲“外汇”效率低于国债 |
| 7.2 国库现金对货币供给量的VECM模型实证分析 |
| 7.2.1 变量选择及单位根检验 |
| 7.2.2 国库现金影响流通中的现金(M0)的实证分析 |
| 7.2.3 国库现金影响狭义货币供给量(M1)的实证分析 |
| 7.2.4 国库现金影响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实证分析 |
| 7.2.5 实证分析结论 |
| 7.3 原因分析 |
| 7.3.1 央行持有国债规模和比例过低 |
| 7.3.2 国债规模的安全区间难以确定,国债管理有待提高 |
| 7.3.3 国债市场尚不完善 |
| 7.3.4 缴税周期性特征使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产生影响 |
| 7.3.5 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有待提高 |
| 7.3.6 中央国库现金进行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管理有待进一步提高 |
| 7.3.7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机制 |
| 8 完善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建议 |
| 8.1 宏观经济面临的国际国内新形势 |
| 8.1.1 国际经济新形势 |
| 8.1.2 国内经济新形势 |
| 8.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的总体战略基调 |
| 8.3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机制 |
| 8.4 短期维护经济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优势 |
| 8.4.1 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8.4.2 发挥政府投融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 |
| 8.4.3 利用国债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
| 8.5 长期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侧重供给管理 |
| 8.5.1 两大政策协调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 |
| 8.5.2 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 |
| 8.6 加大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力度,提高政策效率 |
| 8.6.1 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进一步优化政府债务管理 |
| 8.6.2 善于利用国债、国库现金增加货币供应量调控的主动权 |
| 8.7 进一步完善其他制度供给 |
| 参考文献 |
| 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10）中国安全金融资产短缺的测度与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论文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3.1 论文创新点 |
| 1.3.2 论文不足之处 |
| 2 概念界定与文献综述 |
| 2.1 安全资产的内涵 |
| 2.1.1 安全资产的定义 |
| 2.1.2 安全资产的创造 |
| 2.1.3 安全资产的功能 |
| 2.2 安全资产短缺的源起和发展 |
| 2.2.1 安全资产短缺的源起 |
| 2.2.2 安全资产的供需失衡 |
| 2.2.3 安全资产短缺的经济后果 |
| 2.3 安全资产短缺的相关研究进展 |
| 2.3.1 安全资产短缺的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
| 2.3.2 安全资产的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 |
| 2.4 研究总结与评述 |
| 3 安全资产短缺理论模型阐述 |
| 3.1 安全资产短缺理论模型概述 |
| 3.1.1 资产短缺假说理论模型 |
| 3.1.2 安全资产短缺理论模型 |
| 3.1.3 安全资产市场的供需均衡模型 |
| 3.2 安全性陷阱理论阐述 |
| 3.2.1 安全性陷阱 |
| 3.2.2 流动性陷阱 |
| 3.2.3 流动性陷阱与安全性陷阱的区别 |
| 3.3 梳理与总结 |
| 4 中国安全资产短缺状况:界定、测度与相关经济现象分析 |
| 4.1 中国安全资产的界定 |
| 4.1.1 中国安全资产的定义和范围 |
| 4.1.2 中国安全资产的作用 |
| 4.2 中国安全资产短缺状况的测度 |
| 4.2.1 中国安全资产短缺状况的测度方法说明 |
| 4.2.2 指数中各指标统计口径的设定 |
| 4.2.3 中国安全资产短缺状况的测度结果 |
| 4.3 中国安全资产短缺状况的短期预测 |
| 4.3.1 模型理论介绍 |
| 4.3.2 基于ARMA模型对C-I指数的短期预测分析 |
| 4.3.3 基于ARIMA模型对SAI指数的短期预测分析 |
| 4.4 我国安全资产短缺的相关经济现象分析 |
| 4.4.1 高储蓄低消费 |
| 4.4.2 实际利率持续低迷 |
| 4.4.3 流动性过剩、面临陷入“安全性陷阱”的风险 |
| 4.4.4 房地产价格快速上升、通货膨胀出现结构性特征 |
| 5 中国安全资产短缺的宏观经济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5.1 模型介绍和指标说明 |
| 5.1.1 模型介绍 |
| 5.1.2 建模步骤 |
| 5.1.3 指标说明 |
| 5.2 基于SVAR模型的资产短缺程度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5.2.1 平稳性检验 |
| 5.2.2 VAR模型的构建及稳定性检验 |
| 5.2.3 SVAR模型Ⅰ的构建及其同期系数估计 |
| 5.2.4 SVAR(3)模型Ⅰ的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分析 |
| 5.3 基于SVAR模型的安全资产占比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5.3.1 建立VAR模型以及稳定性检验 |
| 5.3.2 构建SVAR模型Ⅱ及其同期系数估计 |
| 5.3.3 SVAR(5)模型Ⅱ的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分析 |
| 5.4 研究结论 |
| 6 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 6.1 结论 |
| 6.1.1 我国安全资产短缺现状 |
| 6.1.2 我国安全资产短缺问题的影响因素 |
| 6.1.3 我国安全资产短缺问题的成因 |
| 6.2 政策建议 |
| 6.2.1 经济发展目标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型 |
| 6.2.2 推动金融市场健康规范发展 |
| 6.2.3 国民财富的主要载体由房地产向金融资产转移 |
| 6.3 研究展望 |
| 在读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理性分析央行7次降息以来的各种经济行为（论文参考文献）
- [1]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债券市场的信息溢出效应研究[D]. 刘春紫. 山东大学, 2021(11)
- [2]美国三轮超低利率政策五种传导机制有效性研究[J]. 应晓妮. 西南金融, 2021(05)
- [3]中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中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D]. 张男. 吉林大学, 2020(03)
- [4]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机制研究[D]. 曹为宇. 吉林大学, 2020(03)
- [5]货币价值波动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D]. 谢俊明. 深圳大学, 2020(10)
- [6]系统性风险情境下中国货币政策稳定化效应研究[D]. 张莹. 辽宁大学, 2020(01)
- [7]中国高货币之谜探究[D]. 李秀萍. 东南大学, 2019(01)
- [8]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对我国经济的溢出效应研究[D]. 王珏帅. 东北财经大学, 2019(06)
- [9]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D]. 龙小燕.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19(01)
- [10]中国安全金融资产短缺的测度与影响因素研究[D]. 张梦. 东北财经大学, 2019(06)
标签：利率市场化论文; 溢出效应论文; 货币政策论文;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论文;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