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非公有制中小企业发展的总体思路和四项措施

一、促进非公有制中小企业成长的总体思路与四大举措（论文文献综述）

谢惠卿^[1]（2021）在《东莞市茶山镇食品产业特色小镇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建设美丽乡村、提升城市品质、增加村民收入、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抓手,更是解决镇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满足广大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必然要求。建设特色小镇正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实现乡村振兴的一项重要举措。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的生命工业,食品工业的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质量的重要标志。近年来,东莞市委、市政府提出打造“一镇一品牌”项目,拥有最多食品生产制造商和食品产业链的茶山镇,理所当然成为东莞市打造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镇。茶山镇自2008年镇获得由中国食品工业协会授予的“中国食品名镇”称号,“茶山食品”在全国食品行业中具有一定的实力和地位,东莞市全力推进茶山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力打造“中国食品名镇”升级版、“广东省食品安全示范镇”目标,进一步完善合作机制,整合茶山镇优势资源,深化生产——流通—一消费产业链服务改革创新,加快推动茶山镇食品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将茶山镇打造成为部门镇街联动、职能产业协同的试验田和示范区,推动茶山镇从“食品名镇”向“食品强镇”的转变。本文主要运用文献研究法、实地访谈法、比较分析法的研究方法对国内外与食品产业、特色小镇建设方面的文献进行梳理,对茶山镇食品产业发展历程进行总结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打造茶山镇食品产业小镇建设问题、原因和对策进行探讨。通过分析,笔者认为打造茶山镇食品产业特色小镇主要存在主导产业发展后劲不强、城镇发展特色不明显、基础设施建设有待提升、高素质和高技能食品专业人才较为缺等问题,食品产业发展面临新挑战,特色小镇核心要素认识不够,城乡融合发展不足、食品人才队伍建设薄弱等原因。据此,应从全局着眼,抓住科学规划、城乡融合、突出特色、完善设施、建设生态等几方面推动特色小镇核心要素建设,重点抓住食品产业发展升级的主要矛盾,在产业发展规划,加强政策保障,注重科技创新,建立行业标准,优化营商环境以及拓展产业发展平台等方面予以落实。论文的可能在于首次对东莞茶山食品产业发展的历程和现状进行较为详细地调研和梳理。在研究视角上,就食品产业与茶山城镇化发展相融合进行探讨,可能对以往多单独以产业发展或单独以特色小镇建设为主题的研究是一个尝试性拓展。

王煜东^[2]（2018）在《IPO政策管制对我国创业板影响研究 ——基于市场有效与公司成长视角》文中研究指明股票市场是企业直接融资的重要渠道,IPO则是其进入证券市场的入口。在我国资本市场,存在着准入与定价双重政策管制,前者产生了“稀缺性溢价”,后者则导致IPO价格有效性丧失。由于IPO定价管制直接针对首发市盈率,该指标与拟上市公司的成长密切相关,故而本文选取素有“高成长”之誉的创业板市场作为研究对象,以更好反映IPO政策管制所带来的影响。从传统经济学经典供求模型出发,本文剖析了供给控制与价格管制背后的经济学原理,提出“稀缺性溢价”、“隐性融资成本”等概念,并按照不同的管制价格设定分为三种情况讨论。为了反映定价管制对我国创业板公司成长的影响,我们放松经典供求模型隐含的“同质性”假设,并对不同成长能力IPO公司可能发生的自选择行为做出预判。在实证检验中,本文关注于IPO定价有效、公司成长、IPO抑价三大议题,其中,对IPO定价有效性的检验是后续研究的基础。通过回归分析,我们发现,在IPO市场化定价时期,首发市盈率能够反映公司上市后成长等因素,而在价格管制下该有效性丧失;在上市公司成长方面,通过统计分析,我们发现定价管制并没有造成“逆向选择”问题,而“持续盈利增长要求”引发了严重的“IPO效应“,“上市前盈利要求”则导致我国创业板公司上市后的成长显着低于美国纳斯达克同期IPO的中概股;在IPO抑价方面,本文发现价格管制阶段IPO抑价程度显着高于市场化定价阶段,与此同时,在市场化阶段IPO公司上市后二级市场交易价格的有效性高于定价管制阶段上市公司。本研究充分借鉴前人研究成果,尝试构建出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系统解释我国IPO准入、定价双管制下可能出现的“稀缺性溢价”、“企业自选择”、“IPO效应”、“IPO抑价”等问题,并通过实证检验对IPO政策管制给我国创业板市场造成的影响做出分析,提出了尽快取消IPO定价管制、逐步放开准入限制,积极推进注册制实施的政策建议。

赵国营^[3]（2018）在《理论、实践和制度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研究》文中指出打仗要布阵,下棋要布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在推进这一伟大事业的进程中,更要做好总布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代领导集体不断探索、形成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实现了从“四个现代化”到“五位一体”的深刻转变,以适应现实的需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探索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征程中,坚持走自己的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基础上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逐渐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构建了一整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战略总规划和顶层设计,在其生成与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内孕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中,内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生成中,内化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构建中。因此,总布局的表现形态也必然是多样的,它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行战略规划的理论认知和顶层设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发展的战略布局和实践路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具体展开和基本内容;还是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规则系统和制度体系,在坚持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经济制度不变的基础上,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建立了一整套与中国实践相适应的具体制度和体制。因此,从不同的角度看,它在指导和规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历史进程中体现为三种形态,即理论形态的总布局、实践形态的总布局和制度形态的总布局。不同形态的总布局虽相对独立,有着不同的功能目标,但却彼此协调、相互嵌入、和谐共生,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共同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着“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迈进。整篇论文共包括绪论和正文六章,其中绪论主要阐述选题依据与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方法以及论文的整体内容结构和理论创新点。第一章首先系统梳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概念的提出与发展演变历程,并科学界定并概括归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的科学含义。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是一个复杂开放巨系统,我们要用系统的思维、系统的视野去关注总布局,实现用“一体”统领“五位”,避免系统中“次优化”现象出现,保证系统最高目标的实现。继而又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位一体”的内涵及总布局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相互关系,提出从不同的视角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分为三种表现形态,即理论形态的总布局、实践形态的总布局和制度形态的总布局。最后尝试归纳概括了三种形态的总布局的科学涵义。第二章到第四章分别具体考察和论述了理论形态的总布局、实践形态的总布局和制度形态的总布局在形成与演进过程中的发展依据、发展历程和发展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无论是以“四个现代化”为中心的经济建设布局,还是“两个文明”协调发展,乃至“三位一体”、“四位一体”到“五位一体”,都有一个形成过程,都是基于当时的历史发展需要而逐渐形成和完善的。每一形态的总布局都有一个时间或长或短的形成过程,都是我们党在深入思考和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和明确的,并且体现出了不同的发展特征。因此,我们必须以历史的观点认识每一形态的总布局,我们不能把任何一个具体形态的总布局看作最后的、不变的一个封闭的体系,而应该把它们看作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体系。第五章从理论上解析了理论、实践和制度三种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内在逻辑关系。这三种形态的总布局虽相对独立,功能不一,但又相互依存,是紧紧缠绕在一起的有机整体,是围绕着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主题在不同层次上的展开,构成“三位一体”的有机整体。其中,理论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是指导,实践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是途径,制度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是保障,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第六章总结了理论、实践和制度三种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形成与发展的启示。首先要坚持科学发展和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布局目标,以全面、协调、可持续为布局追求,以统筹兼顾为布局方法,以“五大发展”为布局理念。其次要在实践中正确认识和处理五“位”之间的一般关系,尤为注意的是五“位”之间的结构关系应随时空条件的变化而相应调整,把握其核心和关键是“一体”化和整体功能优化。再次,要将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的内在要求上升为思维习惯、工作自觉和制度机制,要使总布局成为新的思维范式、理论工具和实践模式,学会立足整体、总揽全局,把实现整体的功能和效益作为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

朱珍^[4]（2015）在《经济新常态下混合所有制的改革方式与推进要点——基于正和博弈的视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混合所有制被视为推动国资国企改革的加速器。而混合所有制并非新提法,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就已提出混合经济的思想。文章认为当下重提混合所有制是为了巩固基本经济制度,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让国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混合所有制不是"国退民进"、或"国进民退"的零和博弈,而是可以实现"国民共进"的正和博弈。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是不断提高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应用正和博弈的思维看待混合所有制改革,采取渐进分类分拆的方式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而改革的关键点在于建立规范化的法人治理结构。

吕驰伟^[5]（2015）在《浙江省城镇化与经济可持续发展互动探究》文中提出城镇化是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状况密切相关。集聚效应、资源配置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源泉,而城镇又是资源累积和劳动分工的最优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促进城镇化的发展,城镇化水平的高低也会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城镇化已成为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力载体和重要引擎,二者具有密不可分的互动发展关系。本文以浙江省为对象,运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探究其城镇化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互动关系,并针对浙江省城镇化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现状提出若干对策与建议。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为绪论,概括说明了研究背景与意义、文献综述、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创新点,为后文作了铺垫;第二章剖析了城镇化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互动关系,从六种关系证明城镇化与经济可持续发展是相互作用的;第三章题为浙江省城镇化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现状、影响因素及问题分析,以浙江省为对象,分别说明了浙江省城镇化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现状,并分析了其影响因素和存在的问题;第四章为优化浙江省城镇化与经济可持续发展互动的建议,包括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调整产业结构、增强城镇环境承载力、采取集聚紧凑策略四大举措;第五章为结论,即城镇化与经济可持续发展之间具有六种互动关系,存在四种因素影响其互动发展,并从浙江省的具体省情出发归纳出四个问题,针对问题提出了四条建议。

胡剑^[6]（2014）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制度研究》文中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很多国家在文化实践活动中形成了本国的文化发展思想,制定了具有本国特色的文化发展制度。本文梳理了中外文化发展制度的历史演进,阐述了中国古代文化发展思想,分析了中国古代文化制度的概况、特点。鸦片战争到1949年期间的中国文化发展制度总体呈现过渡性的特点。本文分析了在这段时期的文化发展制度的概况和特点。笔者认为,虽然与中国的根本社会制度不同,但是当代美国、日本、法国的具体的文化发展制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制度有借鉴价值。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方面,受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高度关注。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文化对立和文化异化进行了揭露,阐述了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与经济基础、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列宁领导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建设,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付诸于实践,并在火热的文化实践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新中国建立以来,党带领全国人民不仅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在文化建设方面也是亮点纷呈。本论文对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对中国文化建设做出的贡献、以及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制度采取的做法和经验进行梳理,总结中国共产党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作出的理论贡献和实践探索。本文认为,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理论,初步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制度的主要内容包括广泛参与型的文化发展主体制度、一导多元型的文化思想发展制度、市场导向型的文化产业发展制度、公益导向型的文化事业发展制度和自立主导型的文化发展开放制度。这些制度各自具有鲜明的特点,并具有独特的意义和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改革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本论文的后五章主要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制度自我完善的方向、内容和途径。本文认为亟需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制度主要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规划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评估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反馈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保障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促进制度。本论文在这五个制度层面分别从理论基础、基本原则和具体制度的改革三个层次展开讨论。结合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开拓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制度面临的新情况、新局面、新因素,本论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规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评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反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保障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促进具体制度的改革进行探索。

罗伟节^[7]（2013）在《浙江省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战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产业集群是指某一特定领域内具有地理邻近性和产业关联性的企业和机构的集合体；这些企业和机构之间相互依存、互为补充,创造产业的竞争优势,并且能够带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机制和政府引导的双重作用下,浙江省业已形成一批以产业和空间聚集为基本特色的产业集群,集群范围覆盖浙江省大部分地区,但仍存在行业分布不均衡、价值链低端锁定等一系列问题。从现代产业集群发展趋势看,集群规模仍将持续扩张,空间辐射范围向两极化发展,品牌和创新正逐渐成为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专业化分工协作体系趋于完善,支撑体系将由硬要素支撑为主向软要素支撑为主转变。研究浙江省产业集群发展模式,探索浙江省产业集群的发展战略,对优化浙江省工业领域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布局合理化、进一步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产业集群的理论回顾与经验总结,并结合浙江省产业集群发展实际,研究浙江省产业集群发展背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浙江省产业集群发展路径和对策措施,并通过黄岩磨具产业集群的转型升级实例进行验证。从国际方面看,世界经济增长仍具较高不确定性,国际贸易格局将出现深刻变化,国际专业化分工将进一步细化、世界技术革命正在酝酿当中；从国内方面看,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成为调控基调,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处于加速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冲刺阶段,消费需求潜力有所释放,消费结构有望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获更大发展良机等。面对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研究认为,浙江省产业集群发展将面临国际贸易环境变化、国内宏观政策的效益导向、资源要素不足或低端化、集群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低下、地方政府的产业集群管理水平等一系列挑战。在研究过程中,结合本人实际岗位工作,运用项目管理专业中所学的经济学和管理经济学的理论知识,在对浙江省产业集群发展现状与环境分析的基础上,并根据浙江省产业集群发展模式分析,提出了“培育和发展一批特色明显、结构优化、体系完整、环境友好和市场竞争力强的产业集群,产业集群对浙江省工业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加强”的发展思路,阐明了“企业主体和市场主导相结合、规划引导和政策扶持相结合、分类指导和分阶段推进相结合、中长期战略和短期策略相结合”的发展原则,指出了“推进科技创新,推进对内对外开放,推进城镇化,推进政府管理模式转变”四大发展重点,提出了“加强组织领导,加强组织建设,加大创新投入强化政策扶持”等四大举措,并通过黄岩模具产业集群转型升级实例来印证战略的可行性。

黄华^[8]（2012）在《我国山区农业县城乡统筹路径探讨 ——以陕西省志丹县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山区农业县如何破解城乡发展难题，走上城乡统筹的综合发展之路，是我国各级政府在施行公共政策过程中不懈探索并期望努力解决的问题。陕西省志丹县地处陕北白于山区腹地，自然条件恶劣，属于典型的山区农业县。近年来，随着该县经济总量持续增长，群众生活水平明显改善，城乡面貌显着改观，政府先后出台多项公共政策，在探索城乡统筹的路子方面进行大胆尝试，获得了一些经验。然而，随着城镇化的进一步提速，志丹县城乡发展不均衡问题也遇到了许多政策性因素的制约，城乡矛盾日益凸显，城乡统筹发展的推进面临诸多挑战。因此，以志丹县为例来分析我国山区农业县统筹城乡发展问题，并进行有效的公共政策方面的探讨具有典型意义。本文在系统分析了城乡统筹发展的背景意义和理论基础上，借鉴国内外典型地区城乡统筹发展的成熟模式、经验、政策，以志丹县统筹城乡发展为个例，在城乡统筹发展的视角下全面系统地分析了志丹县发展现状，总结出志丹县统筹城乡的发展路径、政策特征和基本问题，并以此为基础，通过公共管理学、公共政策学以及公共财政等学科理论进行了改进策略研究，从统筹城乡公共服务体系、统筹城乡产业结构调整、统筹城乡发展规划体系、统筹城乡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为我国山区农业县统筹城乡发展提供了经验借鉴和意见参考。

欧江波^[9]（2012）在《城市房地产调控的理论与模拟实证研究 ——以广州为例》文中研究表明房地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性和基础性产业，是城市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空间布局的重要推动力量。近年来，房地产市场房价过高、投资过热和结构失衡等问题日益突出，房地产市场房价无序暴涨、投机炒作、信息不对称、违规操作、市场监控不力和法规建设滞后所引发的房地产泡沫对宏观经济和社会稳定都产生重要影响，这些问题仅仅依靠市场机制自发调节无法解决，需要政府采取有效的调控政策。我国政府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宏观调控的经验并不多，房地产调控方面的理论研究也缺乏系统性和深度。因此，研究政府如何规范和调控房地产市场，成为一个重要课题。本文研究的总体目标是以我国城市房地产调控为研究核心，以国内外房地产调控理论为基础，通过分析和总结国内外房地产调控政策理论与实践，探究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的特点，并对我国房地产调控政策绩效进行实证分析，为未来房地产调控政策制定、优化和评价提供参考。本文从三个层次展开研究：第一，对已有的研究进行梳理，分析了房地产调控政策体系和房地产调控政策的作用机理，提出并分析了我国城市房地产调控所特有的“政策失效”现象及其产生的原因，指出了城市房地产调控的总体思路和政策体系；第二，分别从宏观调控、政府管制、住房保障和政府完善等四个方面，深入分析了金融政策、财税政策、土地政策、行政政策、住房保障制度建设、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关系等政策措施对城市房地产调控的作用，提出了相应改进建议；第三，引入历史对比分析和系统仿真方法，以广州市为研究范本，总结了我国房地产调控历程、特征，实证分析了房地产政策调控绩效，得到了与理论分析相一致的结论。本文在以下三点可能有一定的创新：第一，指出并分析了我国城市房地产市场所特有的“政策失效”问题。我国城市房地产市场不仅存在成熟市场所固有的“市场失灵”问题，而且还存在由我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土地管制制度等原因所引致的“政策失效”问题，包括“需求放大”效应和“供给受限”效应。因此，我国城市房地产调控不仅要坚持运用成熟市场所惯常使用的金融和财政政策等宏观的、间接的手段，抑制“市场失灵”问题，而且要辅以土地和行政政策等微观的、直接的手段，抑制“政策失效”问题，如理顺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权责利分工和分配关系、完善住房保障制度、畅通居民投资渠道、阶段性抑制市场需求等措施。第二，建立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我国城市房地产调控中的博弈模型。我国房地产调控不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不同的利益诉求，根源在于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土地财政，地方政府在地方财政收入最大化的原则下，始终有消极应对中央政府调控政策的冲动。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分析表明，地方政府消极对待中央政府的调控措施符合其利益要求，进而提出中央政府调控房地产市场，必须调节地方政府行为，才能达到调控的目标。第三，构建了房地产市场系统仿真模型，来模拟实证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实施效果。模拟实证表明，按照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程度，房地产调控政策可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非常敏感的政策，包括限贷政策、限购政策，这些政策调整后，房地产价格会有较大幅度的调整；第二类是比较敏感政策，包括公开出让住宅用地政策、购房贷款利率政策，这类政策调整后，房地产价格会有较大幅度的调整；第三类政策是低敏感政策，包括常住人口增长率政策、购房税费政策、开发税费政策、出售型保障房供给政策和开发贷款利率政策等，这类政策调整对房地产价格影响较小。

饶武元^[10]（2012）在《社会稳定视角下的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社会稳定是当前我国党和政府、学术理论界普遍关注的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稳定压倒一切”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当前,我们正处于发展的黄金期,同时也是社会矛盾的多发期和凸显期,由于社会转型、体制转轨、机制转换,城乡差距、地区失衡、环境污染、贫富分化、干群矛盾、社会腐败、征地拆迁等原因,社会稳定的压力在不断加大。因此,探究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的有效途径,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创新来最大限度地化解和舒缓社会矛盾,对于和谐社会建设、国家长治久安、推进民生幸福、提升社会管理水平以及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等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健康平稳发展,都需要用两条腿走路,一是物质文明,一是精神文明,或者说一是硬实力,一是软实力。当前,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因素多种多样,维护社会稳定的办法也屡见不鲜,然而,现有对策主要关注于制度、机制、体制等层面,对于从思想政治工作角度的关注还不够重视。鉴于此,论文的研究立足于社会稳定的视角,基于社会稳定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在关联,从思想政治工作软实力出发,在对影响社会稳定问题原因的现实考量的基础上分析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价值全面转型的必要性,着重从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与实践创新、管理创新方面去探究治理社会稳定的软对策。论文认为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以社会意识形态为核心的精神劳动对社会稳定同样具有“生命线”的意义,其主要借助一种凝聚、塑造和范导社会成员思想和行为的文化力来支撑社会大厦,通过思想灌输、精神激励、人文关怀、利益协调、行为规范等来塑造社会主流价值观念、提高人的素质、消解矛盾冲突、排除社会隐患,从而将其功能渗透于社会稳定结构机体,实现其社会稳定价值。“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利益作为一种价值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利益冲突更为普遍。透析安徽“池州事件”、吉林“通钢事件”等群体性典型案例,我们发现引发社会不稳定的事件大多为利益诉求型群体事件与泄愤型群体性事件,客观地说,这些事件是源于各种社会问题的不满情绪长期积压、层层累积而发生发展的,也是思想政治工作不到位或者淡漠了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而出现的。面对新矛盾、新问题、新挑战,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在路径选择上就必须要实现以人为本：积极关注民生,注重人文关怀；关注民权,注重公平正义；化解矛盾,注重管理创新；理顺情绪,注重心理疏导；关注网络民意,注重舆论引导等,不断处理好协调好转型期人民内部各种利益矛盾,努力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再度加固“安全阀”。同时,探究社会稳定视角下的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对策,首先就需要最大限度地激发和重塑思想政治工作的活力：思想教育工作要切合人们的思维走向,营建扎实的生活根基,围绕核心价值体系,打造和谐文化路径,教会选择,达到认同；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从单一向丰富等转变、体现人文关怀的现代思想政治工作方式方法；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利益协调与诉求表达等机制的完善与优化,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减震器”、“减压阀”、“播种机”、“清道夫”、“塑造台”等作用,再现“生命线”的活力,使其“软实力”发挥“硬效应”。其次,要创新管理,破解难题,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管理在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一切管理工作都是做群众工作,和谐社会也是在不断地弥合分歧、化解矛盾、控制冲突、增加团结的过程中达到的,所以用柔性的管理拉近庙堂与民间的距离；建立公平的民主权力表达、参与渠道,授之以渔；实现民生物资幸福与精神幸福的完美结合；重视网络民意,引导舆论新方式等,是实现思想政治工作管理思路创新、管理方式创新、民主管理创新、目标管理创新、舆论管理创新的重要举措。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从源头化解矛盾,真正让思想政治工作成为社会稳定和谐的“心灵鸡汤”。

二、促进非公有制中小企业成长的总体思路与四大举措（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促进非公有制中小企业成长的总体思路与四大举措（论文提纲范文）

（1）东莞市茶山镇食品产业特色小镇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IPO政策管制对我国创业板影响研究 ——基于市场有效与公司成长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3）理论、实践和制度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经济新常态下混合所有制的改革方式与推进要点——基于正和博弈的视域（论文提纲范文）

（5）浙江省城镇化与经济可持续发展互动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浙江省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我国山区农业县城乡统筹路径探讨 ——以陕西省志丹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9）城市房地产调控的理论与模拟实证研究 ——以广州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10）社会稳定视角下的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促进非公有制中小企业成长的总体思路与四大举措（论文参考文献）

• [1]东莞市茶山镇食品产业特色小镇建设研究[D]. 谢惠卿. 广西师范大学, 2021(11)
• [2]IPO政策管制对我国创业板影响研究 ——基于市场有效与公司成长视角[D]. 王煜东. 山东大学, 2018(12)
• [3]理论、实践和制度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研究[D]. 赵国营.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2018(07)
• [4]经济新常态下混合所有制的改革方式与推进要点——基于正和博弈的视域[J]. 朱珍. 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5(03)
• [5]浙江省城镇化与经济可持续发展互动探究[D]. 吕驰伟. 浙江海洋学院, 2015(03)
• [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制度研究[D]. 胡剑. 西南交通大学, 2014(03)
• [7]浙江省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战略研究[D]. 罗伟节. 浙江工业大学, 2013(06)
• [8]我国山区农业县城乡统筹路径探讨 ——以陕西省志丹县为例[D]. 黄华. 延安大学, 2012(03)
• [9]城市房地产调控的理论与模拟实证研究 ——以广州为例[D]. 欧江波. 暨南大学, 2012(05)
• [10]社会稳定视角下的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研究[D]. 饶武元. 南昌大学, 20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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