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育与经济》杂志2004年总目录（论文文献综述）
胡凌燕[1]（2021）在《写本文献与武周时期文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尝试从写本文献的角度,对武周时期这一特殊时段的文学面貌,进行专题与个案相结合的研究。具体来说,主要通过对武周文学的重要写本进行文献层面和文学层面的双重挖掘,结合传世文献和石刻文献,以诗歌、序文、小说三种文体为核心,着重关照刘希夷、崔融、李峤、王勃、张鷟、珠英学士等武周时期的着名作家及文学群体,对文本流传、文体演进、文学传播与影响以及特殊文学现象等问题展开探讨,以求尽可能全面、有体系地呈现武周时期文坛的原生状态,挖掘被历史掩埋的某些文学史现象,进而为纠正长期以来中古文学研究注重以传世刻本文献作单面建构的偏颇与缺失抛砖引玉。论文共六章,第一章为武周文学写本文献的总述,第二章为敦煌武周诗文残卷的专题研究,后四章为武周文学重要写本的个案研究。第一章,武周文学写本文献的类别与特点研究。研究武周文学可资利用的写本文献主要有敦煌写本、吐鲁番写本和日藏写本三类。本章重点从文本的形态和内容两方面,总结这三类写本文献各自的特点,同时对敦煌和吐鲁番写本的发现过程与整理历史进行爬梳,对日藏写本的源流与藏所进行追溯、考察。第二章,敦煌武周诗文残卷研究。本章先对敦煌遗书所存武周诗文做了全面搜集、考辨与汇录,并从作家、作品及写本形态三方面概述其总貌。其次据作品存佚情况和文本形态特征,对残卷的文献价值进行了具体发掘。最后在综论残卷文学价值的基础上,以刘希夷《白头翁》诗为个案代表,探讨初盛唐七言歌行从中原传入敦煌后其传播渠道与作品性质发生的转变。第三章,敦煌写本《珠英学士集》研究。本章首先结合传世文献考知珠英学士间交游唱和之史实,审视武周文坛的整体唱和环境。其次探讨时代诗风影响下选家崔融的诗学趣味,论述《珠英集》对于初唐诗歌选学的推进作用及其在“唐人选唐诗”中的先驱意义。再者,《珠英集》作为编《三教珠英》的副产品,启发我们进一步探讨武周时期儒、释、道三教思想的并兴对文学发展的影响。第四章,古钞本《李峤杂咏诗》研究。《杂咏诗》的敦煌写本和日藏写本近代以来重现国人视野,从文献层面看,有助于考清《杂咏诗》在书目文献和现实世界中的流传情况,解决诗注相关的一些问题。从文学层面看,则启发我们关注初唐咏物诗在武周时期的变革,以及李峤咏物诗对日本平安朝诗歌发展的影响。第五章,正仓院本《王勃诗序》研究。本章主要从王勃文集的唐本还原、王勃诗序的重新解读、王勃生平的补充订正三方面论证了院本《诗序》的文学实证功用,同时从集会诗序的文体内涵、演进历程及其与集会诗歌的关系三方面审视了院本《诗序》的文体学意义,此外从传播学的角度,考察了王勃诗文东传日本之经纬及其对日本奈良和平安时期汉文学发展的影响。第六章,日藏古本唐传奇《游仙窟》研究。本章厘清了《游仙窟》湮没与回传的历史问题,并从十娘的身份入手,对《游仙窟》的内容与主旨进行了重新定位与深度探讨,同时以《游仙窟》文本为切入点,考察了唐代诗歌与小说文体交融的现象及唐传奇的情感表现等问题,从而可见《游仙窟》之文学史意义。
王硕[2]（2021）在《清中叶以降儒学典籍满译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乾隆朝“大一统”局面基本形成,“同文盛世”达到顶峰。这期间随着乾隆朝儒家经典重译,随后儒家典籍的自发满译,儒家思想以满语文为载体深刻影响了“满语世界”。“满洲习俗”与“崇儒重道”在儒家典籍满译中取得了平衡的同时,满洲人也借由儒化实现了中华化。除绪论与结语外,正文共五章:第一章追根溯源,梳理了乾隆以前的儒家典籍满译及其相关问题。首先回溯了满文创制及其改革过程这一儒学典籍满译的前提,指出以蒙古文为模板创制老满文是当时的最优选择,对老满文的改革是一个持续探索的过程,新满文的推行也非一蹴而就;然后梳理清楚翻译机构的变迁过程,汉籍满译初由文臣衔命而为,后在翰林院与内国史院间辗转,至康熙十年（1671年）设内翻书房方结束汉籍满译执掌不定问题;最后总结了顺康雍时期儒家典籍满译的情况,一是完成入关前未竣翻译项目,二是新译儒典多为奉敕之作,三是自主翻译者多为修身齐家类心得、规范、训蒙读物等。第二章讨论乾隆重译儒家典籍及其成就。首先,理清“大一统”与“同文之盛”形成、发展的过程,明确清的“大一统”与“同文之盛”互为表里不断扩展;其次,讨论前代儒家经典翻译存在对汉语原文理解偏差、满语译本选词不当、未能反应原文文体特征、音译词过多且未厘定专有名词等缺失现象及成因;再次,考察乾隆以先后两次厘定清文《四书》为始,展开经典重译工程的过程,揭示其宣示经典解释权和宣扬国语优越论的目的,同时指出作为乾隆朝“同文”文化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儒家经典重译,实现了对满语的规范,同时加强了对经典的解释权。第三章讨论士人群体对儒学典籍的自发满译。通过梳理对儒学典籍满译的旗籍士人群体出现的时间线,并将各时代有代表性的译者及其作品逐一从基本情况、成书过程、内容述评与受众等几方面做案例分析发现:除富察氏公鲁外,所有自发对儒家典籍进行满译的旗籍士人译者,均活跃于乾隆以降,其中活跃于乾嘉以降者约半数,其余均活跃于道光以降;其中六成为八旗满洲,三成为八旗蒙古,一成为八旗汉军;京旗占绝大多数。此外,还对较有代表性的翻译家孟保进行了专题研究,指出其翻译生涯与其仕途起伏关系较为密切,这种情形在其他译者身上也有所体现。第四章讨论儒家典籍满译对旗人社会的影响。首先,儒家典籍满语译本透过公、私学校,以教本或教辅的形式成为“国语”学习内容;其次,清代各类大小翻译考试是旗人实现仕途迁升的重要途径,而儒家典籍满语译本是各类翻译考试的主要命题范围;最后,“话条子”类活语料反映出儒家思想借由儒学典籍满译进入到了旗人基层社会,并且成为旗人基层社会的道德标准,影响了当时的旗人价值观念。第五章以达呼尔新满洲为例,讨论满译儒学典籍在其满化与儒化中的作用。首先,满语与达斡尔语差异小,对达呼尔新满洲而言学习难度低;其次,要对达呼尔加以满化需借助教育,而彼时达呼尔无文字,满语文自然成为了达呼尔教育的载体;再次,达呼尔教育是旗人教育的一部分,因此其教育内容同样是以满语文为载体的儒家思想;最后,儒家思想借由满译儒学典籍对达呼尔新满洲产生了满化与儒化的双重作用。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清朝维护“满洲习俗”具体手段即是“国语骑射”;“崇儒重道”即是接受中原思想与政治传统,即是接受中华文化。二者看似矛盾,而清帝通过对儒家经典的一再“国语”翻译和推广,实现了对清帝心中的“华”与“汉”的切割:通过“国语”翻译来实践“崇儒重道”,接纳中华优秀文化,使满洲自我儒化,自我华化;通过对以“国语”为载体,以儒家思想为内容的教育的坚持,实现了在新旧满洲中“满洲习俗”与“崇儒重道”的和谐共存,客观上在思想层面将新旧满洲融入到了“中华”之中,实现了“大一统”下的“和而不同”多元共存,是多民族统一国家构建的重要一环。
付鹏[3]（2021）在《正史目录医籍着录研究》文中认为自《史记》至《清史稿》以来的二十六部正史中,共有七部含艺文志或经籍志:《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清史稿·艺文志》。这七部正史目录中均有医籍着录材料。在辑录和编码7部正史目录医籍着录材料,形成“正史目录医籍着录史料长编”的前提下,主要进行两大部分的研究内容。第一部分是正史医籍目录的具象文本研究。第一章至第七章分别以七部正史目录出现的历史顺序,分为七章。以七部正史目录医籍着录为中心,重点探讨其编撰、体例和内容。编撰方面主要介绍正史医籍目录的撰修史、一代内府藏书与编目史和正史目录的史料来源。体例方面主要介绍正史医籍目录文本的撰写原则和法度、与相关目录的部类比较和编撰体例特点。内容方面其一是细类分析下引述文本和种卷计数研究,其二是相关问题论述作为细类分析的拓展与延伸,其三是据细类分析统计和绘制7幅各部正史目录细类种、卷分布图,以图表直观形象地展示正史目录医籍着录内容的内部结构。编撰、体例和内容的三个方面是立足于正史医籍目录文本本身的全面阐述,共同构成本文对于七部正史医籍目录的具象文本研究。第二部分是正史医籍目录通史研究与正史目录利弊评价。一方面,对于正史目录医籍着录之实,绘制正史医籍目录类系流变图,将正史医籍目录史分为两个阶段和三个时期,并分析提炼它们的内部分期和时期特征。首先分为汉至元阶段,以纪一代藏书为特征;明至今阶段,纪一代着述为特征。在此范畴下,又划分汉至隋、唐至元和明至今三个时期。其中汉至隋时期又可分为《七略》至《汉志》时期（西汉至东汉[前33至前7间—56至106间]）和七分与四部共荣时期（三国至隋[235-597]）;特征是六略之一,医分为四。唐至元时期分《隋志》至二唐志时期（唐至五代[629-1060]）和宋国史志至《宋志》时期（宋元[1016-1345]）;特征是子部医方,从方至科。明至今时期分《明志》至《清志稿》时期（明至20世纪80年代末[1441-1989]）和王绍曾《清史稿艺文志拾遗》至《清史艺文志》时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1992至今]）;特征是一代医着,类属森然。另一方面,对于正史目录着录之事,分析其在不同历史时期所产生的不同价值和发挥的多种功用,以及正史目录的缺陷。通过上述两方面的阐述,以期更加客观地评价正史医籍目录。通过本文的史料汇编（“附录正史目录医籍着录史料长编”）和系统研究（正文）,一是能够补充和纠正已有专门正史目录医籍着录资料的缺憾（附录）。二是对正史目录中的医籍目录首次进行通史性地整理和研究,填补正史目录之医籍目录研究空缺（第一章至第七章）。三是提出不同于传统以朝代变迁分期的正史医籍目录史分期新观点,更能反映其本质特征（第八章）。四是运用数据图表,展示正史目录医籍着录特点与类系流变（第一章至第七章最后一节、第八章第四节）。五是分析正史医籍目录的利弊,提出“志书不同、价值迥异”的新认识（第九章）。本研究能较为清晰深刻地展现正史目录医籍着录的基本情况,揭示正史医籍目录史的一般规律,于医古文、中医文献、医学史等领域的研究有所借鉴,乃至为今后开展史志、私家、官修目录医籍着录和古代医学专科目录打下研究基础。
王目坤[4]（2020）在《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俄国书刊审查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主要研究的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俄国书刊审查政策调整变化过程及其所带来的影响。作为控制社会思想传播,监管社会舆论变化,过滤敌对价值观的书刊审查制度是维系俄国专制统治的重要保障,受到历任俄国沙皇的格外重视。受社会政治文化条件、国际国内革命形势、沙皇个人思维等因素变化的影响,俄国书刊审查政策表现出了明显的时代特征。如果以俄国出版业发展为水平线,那么书刊审查政策就以波浪线式的方式悬挂在上方,时而自由较宽松,时而保守较严苛,就这样来回切换:亚历山大一世执政前期（1801—1812）是书刊审查政策的宽松自由期,颁布了第一个书刊审查法律,规范了书刊审查秩序,国民教育部和大学负责处理书刊审查事务,到他执政后期（1812—1825）,书刊审查政策开始转向保守;尼古拉一世时代（1825—1855）是书刊审查政策的保守严苛期,颁布了两部书刊审查法律,其中一个被称之为“铁律”,出现了部门书刊审查体系,在1848—1855年甚至出现了极度严苛的书刊审查政策,被史学界称之为书刊审查史上的“白色恐怖”;亚历山大二世执政时期（1855—1881）的书刊审查政策也出现了明显的分水岭,从1855年至19世纪70年代,书刊审查政策整体上比较宽松、缓和:实施了豁免预审制（仅限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允许私人创办报刊,运用司法手段处理书刊审查事务纠纷;19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国内阶级矛盾加剧,书刊审查政策逐步走向保守,行政专断权和经济处罚举措更多的出现了书刊审查事务处理之中,这种保守趋势一直延续到亚历山大三世时期。亚历山大三世时代（1881—1894）是书刊审查政策走向全面保守的时期,“四大臣委员会”的筹建将处理书刊审查事务的行政专断权发挥到了极致,经济手段开始更多的用于对出版物的惩罚之中,这种专断权延伸到了尼古拉二世时期。直到1901年,在出版业与俄国专制政府斗争了一个世纪左右之后,终于从法律层面出现了利于出版业的规定:出版物的警告处罚不再是无限期性质:在没有受到其它处罚的情况下,第一次警告处罚的期限为1年,如果在1年之内获得了第二次警告处罚,则有效期延长至2年,如果没有第3次警告处罚,则之前的警告处罚自动消除。到1905年,又剥夺了“内务大臣禁止出版物登载广告”和“四大臣委员会”的特权。至此,俄国的出版业在法律层面迎来了曙光。在俄国君主专制体制下,新闻出版业的地位一直未能得到认可。书刊审查和新闻出版业是一对矛盾体,直到19世纪60年代,俄国沙皇认为出版业和社会舆论应完全依附于绝对君主制度的公理之下,政府无须对社会舆论负责。在政治选择上,国家君主享有绝对的自由权,沙皇的权力由上帝赋予,沙皇只对上帝负责,国家君主也没有义务去考虑任何人的意见。到19世纪60年代之后,随着出版业和社会舆论的崛起,完全“封印”出版业的策略已经宣告失败,俄国政府开始调整书刊审查政策:第一,改变出版业过去被完全压制的发展道路,“疏通发展渠道”;第二,开始主动利用新闻出版业,有意制造和利用社会舆论为政府服务;第三,完善对出版物的惩罚体系,设置各种条条框框,打压敌对舆论和出版物。这些举措将长期成为俄国政府制定书刊审查政策的核心出发点。
封元平[5]（2020）在《山东省老年慢性病患者多重用药的认知偏好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研究背景我国老年人的慢性病患病率以及家庭面对的疾病负担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这也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主要特征。作为发展中国家人口最多的大国,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速度无法适应人口老龄化的进程,而随着老年人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慢性病发展趋势逐渐表现出了复杂化以及复合化的特征。老年人常常多病共存,导致多重用药。2017年国家食药监总局发布的报告指出,尤其需要关注老年慢性病患者用药安全问题。根据社会研究数据显示,在药物联用导致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方面,5种以上的药物联用可达4%以上,而当联用药物增加到6种至10种,其比率相应增长到了 7%以上。在国家的卫生费用中,药品费用已经占据了总数的一半,由此可见,国家经济因急剧上涨的药品费用而背上了沉重的负担。研究目的通过对山东省老年慢性病患者多重用药的认知偏好研究,分析老年慢性病患者的不同人口社会学特征,不同社会经济状况,不同个人生活方式,不同健康状况,不同就医与药物治疗情况,不同心理健康状况等方面如何影响山东省老年慢性病患者对多重用药的认知偏好,并为合理用药提出建议。资料与方法本研究调查对象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进行抽取。首先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地理位置,抽取3个地级市;再在每个地级市中随机抽取1区和1个县（市）;在每个样本区（县）,随机抽取3个街道（乡镇）;在每个样本街道（乡镇）,随机抽取6个村（居）;最后在每个村（居）随机抽取50户60周岁及以上居民家庭,最后对7070名60岁以上老年居民家庭进行问卷调查,从中筛选出有慢性病并对多重用药认知偏好进行了有效回答的4770份问卷进行分析。采用SPSS20.0进行统计分析。主要结果1.从人口社会学因素分析:与没上过学相比,仅上过小学的对多重用药认知偏好低,比值比0.676;与在婚相比,非在婚（未婚/离异/丧偶）的认知偏好高,比值比为1.228;与退（离）休和在业相比,无业（无收入）的认知偏好高,比值比为1.512;与城镇职工医保和居民一档（高档）相比,居民医保二挡（低档）和参加其他医保的认知偏好远低,比值比分别为0.385和0.569;与有商业保险相比,没有的认知偏好更高,比值比为1.674,且无商业医疗保险的占绝大多数。与空巢和独居相比,非空巢和独居老人认知偏好更高,比值比为1.421;与农村相比,乡镇和城市的认知偏好低,比值比分别为0.425、0.483,但居住在农村的占绝大多数。2.从社会经济学因素分析:与富足、无须为生计担忧相比,不富足、但不大担心生计的认知偏好更高,比值比为1.980,且此类占绝大多数;以有储蓄为对照,没有储蓄的认知偏好高,比值比为1.714;与低收入（≤2299元）相比,个人年收入中低、中等、中高、高收入的认知偏好较低,比值比为0.569、0.418、0.481、0.598;以低≤2499元为对照,个人年总消费支出中低、中等、中高和高的认知偏好均较低,比值比为0.671、0.510、0.657、0.748;个人自付医疗费用支出,以0自付为对照,中低和中等的认知偏好较高,比值比为1.478和1.301;以低保户为对照,非低保户认知偏好低,比值比为0.684。3.从不同生活方式分析:以12个月内进行健康体检为对照,不进行的认知偏好低,比值比为0.707。4.从不同健康状况分析:与自评健康状况非常好相比,自评状况较好和较差的认知偏好更高,比值比为1.567和1.524;5.从就医与药物治疗情况分析:治疗方式选择倾向以口服为对照,听医生的与口服无差异,静脉输液、肌肉注射和无所谓的认知偏好均远低,比值比为0.479、0.544和0.422;以价格越高、效果越好为对照,不认同的认知偏好低,比值比为0.532;以新药比老药好为对照,不认同的认知偏好低,比值比为0.525;对同一种药,以更偏爱国产药品为对照,更偏爱进口药品的认知偏好低,比值比为0.770。结论与建议为了减少多重用药,加强合理用药,建议如下:1)加强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对药品的合理使用;2)从制度上保障医疗机构合理用药,国家卫健委为此发文,要求规范医疗机构处方审核工作,所有处方均应当经审核通过后方可进入划价收费和调配环节;3)加强城市和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对老年慢性病患者的用药管理;4)通过医保政策加强对药品合理使用的管理;5)提高老年慢性病患者自身合理用药的意识;6)发挥家庭成员的作用。
段鹏[6]（2020）在《九-十世纪敦煌社会宗教生活研究 ——以斋会文本为中心的考察》文中研究指明敦煌文书中保存的集中出现于九、十世纪的斋会文本,是反映当时宗教与社会生活互动的珍贵材料。文本中蕴含着当时敦煌人民看待社会、思索人生的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诉求,透射出当时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诉求与向往。斋会文本叙述背后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与特殊意义:一是宗教史意义,体现出当时社会中三教的进一步融合;以及密教“禳灾护国”思想对当时社会的影响日益加深,斋会呈现出密教化特征。二是社会生活史意义,宗教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更加密切,主要体现在以岁时、农业诉求、灾害应对、疾病救赎等方面均举行相应的斋会。三是文化史意义,当时社会中盛行的正月燃灯、二月八游四门、七月十五追荐宗亲行事,至今在地方社会生活中仍有重要影响。文本中呈现的诸如“出忠于国,入孝于家”的思想,以及面对疫情灾害时“疫疠大行,是众生之共业”的集体责任意识,值得当今社会借鉴。
裴世东[7]（2019）在《《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夏鼐日记》为中心,通过对1966年以前夏鼐成长轨迹和学术历程的梳理,论述夏鼐建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考古学思想之过程。在此基础上,提炼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各个组成单元及其相应的形成轨迹和理论溯源。总结出夏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西方考古学理论与中国的考古工作实际相结合;积极引入最新的科学技术手段,与相关多学科实现交叉互动;执行严谨、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范式,并利用对考古材料多角度的审慎研究,努力复原古代社会情况与社会发展过程,进而达到阐明历史和人类的发展规律的目的,最终建立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考古学体系的考古学思想。绪论首先陈述选题缘由。夏鼐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界都享有崇高的地位,近年来学界关于夏鼐学术思想的研究方兴未艾,但从深度和广度看,尚显不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以过程考古学理论为代表的“新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理论在欧美考古学研究中普及并得到广泛应用,而夏鼐从西方引入的文化-历史考古学研究方法仍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此外,中国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和技术同样沿袭夏鼐主持制定的田野发掘流程和规范;夏鼐关于中外考古交流和丝绸之路沿线考古研究的路径,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尤其是构建“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其次阐述本文以1966年为时间节点的原因。夏鼐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初步形成于1966年,同时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特殊阶段,而考古学属于历史学科的组成部分,因此这十七年间史学的发展状况对考古学发展影响较大。最后对学术史进行了回顾,一是对夏鼐学术人生的研究,二是与夏鼐学术思想相关的埃及学、科技史和中西交通史等领域为切入点的研究。第一章,论述夏鼐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建立过程,及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的考古学实践的具体路径。夏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建立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萌芽期（1920-1931）、过渡期（1931-1949）和形成期（1949-1966）,最终成长为能够自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考古学研究的学者。在萌芽阶段,夏鼐主要受“新文化运动”和“左倾”文学思潮影响,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唯物论和实践论思想;在过渡阶段,夏鼐对国民党政权的腐朽统治日益失望,对共产党逐渐产生好感L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政治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陆续展开,夏鼐经历了三次思想飞跃,成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事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学者。在此期间夏鼐积极参与政治学习,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开展学术研究,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参与考古学培训教育班,主持学术会议并拓展考古学的公共宣传等。夏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形成为其考古学思想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指导。第二章,详细论述了夏鼐留学英国,并将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引入国内,指导中国考古学实践的过程。第一节梳理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脉络;第二节通过夏鼐学习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具体过程,指出夏鼐在留学归国之前已经基本掌握文化-历史考古学理论和当时最先进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第三节叙述了 1949年前夏鼐的两次主要考古实践活动。其一是《考古学方法论》的学术讲座,这是夏鼐关于考古学相关概念和内涵的第一次厘定,其二是在西北地区开展的田野考古发掘,纠正了安特生关于甘青地区史前文化年代序列的某些错误结论,是夏鼐第一次全面将西方考古学理论、田野发掘技术与中国田野考古发掘结合的范例。最后,通过1949年后夏鼐主持的历次考古发掘,证明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实现了以文化-历史考古学为代表的西方考古学理论和田野发掘方法在中国的成功实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夏鼐的中国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内涵。第三章,论述夏鼐提倡新科技手段、多学科交叉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夏鼐在出国留学前,对以生物、机械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技术兴趣浓厚,成为其对科技和多学科综合应用关注的渊源。赴英留学期间,夏鼐见证科技手段在考古学领域应用。回国后,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没有充足的资金和技术开展大规模相关技术应用,但是夏鼐凭借其对科技考古发展前景的判断,优先支持建立了碳十四实验室,为中国史前文化年代框架的制定奠定了技术基础。夏鼐推动其他学科与考古学的综合研究源于他长期以来对多学科关注,也归因于夏鼐在埃及考古学研究中的现实需要。1949年后,在有限条件下,夏鼐积极主持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纺织学、数学、地质学、化学、物理学甚至解剖学等多学科合作,在出土器物研究、成分鉴定等多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夏鼐考古学思想中的最具特点的组成部分之一。第四章,论述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反映夏鼐考古学思想初步确立的三个方面内容。共三个方面内容。首先是对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厘定,夏鼐先后两次阐释了考古学文化命名问题,初步统一了中国考古学界对文化命名问题的认识,有力地推动考古学研究,尤其是史前考古学的健康发展;其次是总结了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六个方向,从人类起源和在我国境内居住时间,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发展和人类经济生活,古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国家的起源和城市发展,精神文化（艺术、宗教、文字）起源和发展,汉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六个方面拟定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方向;最后,夏鼐努力推动中外考古交流,实现考古学与世界学术潮流的同步发展。结论中,将1966年前夏鼐关于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形成的过程和理论内涵以更清晰、简明的表达进行总结;通过对夏鼐“文革”复出以后继续推动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努力的阐述,包括对考古学系统概念的定义,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新课题及对中国考古学的展望等,体现了夏鼐考古学思想存在前后相继的历史联系。夏鼐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秉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事实原则的唯物论,尊重历史和人类发展规律的唯物史观,制定考古研究的方针、政策和具体的规划,根据考古学研究成果进一步充实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内涵。
孟宪斌[8]（2019）在《近年新见秦出土文献编年辑证》文中研究指明随着近年战国出土文献资料的逐步增多,战国文字的分域研究也逐渐细化和深入。王辉、王伟《秦出土文献编年订补》（2014）（以下简称《订补》）一书,汇集了 2012年以前所见的秦出土文献资料4282条,体例明晰,内容丰富,为秦文字研究者提供了极大方便。《订补》出版後,秦出土文献又有新增,加之《订补》所收材料偶有疏漏,故本文将对2013至2018年间新见秦出土文献资料和《订补》漏收资料进行整理和研究。本文主要由以下几部分构成:第一章为绪论。绪论的第一部分主要为2013至2018年间秦出土文献研究情况的述评。由於所涉资料较多,为方便叙述,故又将其分为秦金文、秦石刻、秦简牍、秦玺印封泥、秦陶文、秦货币文字等多个小类。其中,秦金文、秦简牍和秦玺印封泥的新出资料较多,故而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绪论的第二部分主要为本文研究方法及研究意义的介绍与说明。第二章为秦出土文献编年辑证。该部分对除简牍和玺印封泥之外的2013至2018年间新见秦出土文献资料（详见凡例）及《订补》漏收资料进行汇总和整理,共计415条,并按其时间先後进行排序。按语部分讨论了相应器物铭文的字形、铭文内容涉及的职官、地理及器物时代判定等问题,并作出倾向性判断。附录部分为文中“引用书刊简称目录”,方便找寻器物原图及核查器物信息。
臧玉[9]（2019）在《《剧本》期刊专栏研究（2000-2010）》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中国第一份戏剧期刊《二十世纪大舞台》诞生至今,大量戏剧类期刊相继涌现,它们以各自的风采记录了中国现代戏剧发展的曲折历程。本文所研究的《剧本》期刊便是其中的开拓者和领先者。论文全面梳理了2000年至2010年的《剧本》期刊及相关资料,采用整体观照和具体现象解读相结合的方法,对其中的“专栏”展开研究。绪论部分,介绍了论题的来源与创新点、研究意义、研究现状以及相关文献综述等。第一章,对《剧本》期刊进行概述,主要从期刊创刊缘起、历史沿革与当下发展三方面入手进行梳理整合。第二章,对《剧本》专栏设置概况进行研究,依托基本构成与风貌、专栏的编排特色与专栏的价值观念三部分展开论述。第三章则立足刊载剧作品的专栏,对《剧本》专栏中从“话剧剧本”专栏到“戏曲”专栏以及不同刊载戏剧作品专栏,对其中的种类与分布、选材与导向和立意与追求深入分析。第四章将研究重点聚焦于刊载剧作家的专栏,对其中“剧作家研究”、“剧作家写真”和专题研讨会三部分专栏内容进行系统分析。与第二、三章研究内容相辅相成,第五章则立足于刊载戏剧评论的专栏,从“新作感觉·剧评”到“每月剧论”,对不同专栏反映出的独白与对话、群策与反思和兼容与抵牾进行分析与解读。第六章论述了《剧本》专栏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前者是从知识分子的话语阵地和社会变迁的记录者两方面,具体探讨其与当下同类戏剧期刊以及戏剧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当下戏剧发展所发挥的作用;后者则从指导意义和借鉴意义入手,着重对期刊专栏进行宏观的审视与考察,以全面探讨其客观严肃的办刊态度和通俗而不媚俗的刊物品格。总的来说,2000年至2010年间的《剧本》期刊专栏以其丰富可观的数量、全面详实的内容和生动有趣的理论研究在同类型戏剧期刊中自成一格、独树一帜。而且,期刊生存的外部环境与期刊自身的发展状态异于其他各个时期,具有非常高的研究价值。
林宇莹[10]（2018）在《福建自贸区内台籍劳工工伤保险转移与衔接制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福建自贸区借由东临台湾地区的地缘优势与文化语言相通的人缘优势,其功能定位为对台交流,并基于该定位,相应地出台许多惠台及两岸便利往来政策以促进两岸商贸、人员、文化交流。台湾地区方面,福建一直是台湾地区青年离岛创业就业的热门地,劳动力流动规模大,加之两地劳动与社会保障制度不同,使得劳工权益跨地域保护问题突出。本研究针对劳工保险中最具特色,与劳工权益最密切相关的工伤保险制度为研究主题,以福建自贸区内台籍劳工为研究对象,希望了解福建自贸区工伤保险与台湾地区职业灾害保险制度的异同点、自贸区内台籍劳工工伤保险转移与衔接层面的障碍等,并尝试提出两地工伤保险转移与衔接制度的构建模式。本研究采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规范分析法、实地调查法,对台湾地区和大陆的相关文献进行广泛阅读,对福建与台湾地区的有关规定与政策进行分析,总结两地在工伤保险制度规定上的异同点,并探索转接基点。实地调查法指,本研究深入台湾地区与平潭两地进行实地调研,了解台胞来福建创业就业的形式,及顾虑的问题。本研究初步发现福建自贸区内台籍劳工大多存在未参与福建工伤保险,且不确定在台所参与的职业灾害保险是否仍然在保的问题。在转移层面,两地户籍制度是阻碍台籍劳工进入福建工伤保险系统的主要原因;转移与衔接制度的缺失是两地工伤保险无法转移与衔接的直接原因。在衔接层面,涉及两地经济发展水平与货币制度情况,以及台湾地区职业灾害保险制度与福建自贸区工伤保险制度的具体规定,如保险对象范围、工伤认定标淮、保险待遇等。综上,本研究提出的建议在于:（1）确立协调原则,作为转移与衔接制度的指导,如尊重与包容差异原则、平等原则、工伤事故调查就近原则等;（2）设置福建自贸区台籍劳工工伤保险制度专管专辖机构以及专门的争议解决处理平台,由台湾地区与大陆共同管理;（3）通过多样化的形式促进两地交流学习,利用互联网打造信息与学习资料共享平台;（4）建立福建自贸区台籍劳工工伤保险互认机制,包括参保对象范围、费率模式、职业灾害认定标准等;（5）建立福建自贸区台籍劳工工伤保险制度计发办法,如确立劳动关系所在地与工作地便利缴费原则,投保薪资分段计算法,保险待遇统一核发等。
二、《教育与经济》杂志2004年总目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教育与经济》杂志2004年总目录（论文提纲范文）
（1）写本文献与武周时期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及研究范围的界定 |
| 二、武周文学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
| 三、主要论题与思路 |
| 四、基本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武周文学写本文献的类别与特点 |
| 第一节 敦煌写本武周文学文献 |
| 一、敦煌遗书的发现与整理 |
| 二、经典传钞与民间丛钞的并行流传 |
| 三、中原文人的诗歌与文章 |
| 第二节 吐鲁番写本武周文学文献 |
| 一、吐鲁番文书的发掘与整理 |
| 二、零碎残片的杂抄散写 |
| 三、西州民间的书信与俗文学 |
| 第三节 日藏写本武周文学文献 |
| 一、日藏古钞本的源流与藏所 |
| 二、文学典籍与文人小说的佚存 |
| 三、日人重钞:忠于底本的抄写态度 |
| 第二章 敦煌写本武周诗文残卷 |
| 第一节 敦煌武周诗文残卷的梳理 |
| 一、敦煌武周诗文残卷汇录 |
| 二、敦煌武周诗文残卷概貌 |
| 第二节 敦煌武周诗文残卷的文献价值 |
| 一、久佚诗文的辑佚价值 |
| 二、存世篇章的校勘价值 |
| 三、唐集唐抄的文本还原 |
| 第三节 敦煌武周诗文残卷的文学价值 |
| 一、敦煌武周诗文残卷文学价值总论 |
| 二、刘希夷《白头翁》与七言歌行的性质演变 |
| 第三章 敦煌写本《珠英学士集》 |
| 第一节 《珠英集》与武周时期的文人唱和 |
| 一、珠英学士成员再考 |
| 二、《珠英集》与珠英学士之交游唱和 |
| 三、《珠英集》与武周文坛之唱和环境 |
| 第二节 《珠英集》与武周诗歌选学的演进 |
| 一、崔融的选诗趣味与时代诗风的体现 |
| 二、唐前诗歌选学的兴起与发展 |
| 三、《珠英集》在唐人选唐诗中的先驱意义 |
| 第三节 《珠英集》与三教思想的文学影响 |
| 一、《三教珠英》编纂与初唐三教关系论略 |
| 二、敦煌本《珠英集》残卷的三教内涵 |
| 三、三教融合对武周文学的深层影响 |
| 第四章 古钞本《李峤杂咏诗》 |
| 第一节 古钞本《杂咏诗》的发现与流传 |
| 一、李峤诗文集版本源流考述 |
| 二、敦煌本《杂咏诗》的发现 |
| 三、日藏本《杂咏诗》的流传 |
| 第二节 古钞本《杂咏诗》的注释 |
| 一、《杂咏诗》注本系统 |
| 二、《杂咏诗》注者问题 |
| 三、《杂咏诗》所见唐人注唐诗特点 |
| 第三节 《杂咏诗》与初唐咏物诗的历史变革 |
| 一、形制:从咏物单篇到咏物组诗 |
| 二、咏法:从物的描摹到情的寄寓 |
| 三、功用:从社交抒情到启蒙示范 |
| 四、体裁:从五言短诗到长篇歌行 |
| 第四节 《杂咏诗》与日本平安朝的诗歌发展 |
| 一、《杂咏诗》的东传与平安初期的咏物风尚 |
| 二、《杂咏诗》在道真咏物诗中的受容与变容 |
| 三、句题诗的先声:一场中秋诗宴引发的思考 |
| 第五章 正仓院写本《王勃诗序》 |
| 第一节 院本《诗序》的发见始末及文本面貌 |
| 一、院本《诗序》的发见与研究 |
| 二、院本《诗序》的文本面貌 |
| 第二节 院本《诗序》的实证功用 |
| 一、王勃文集的唐本还原 |
| 二、王勃诗序的重新解读 |
| 三、王勃生平的补充订正 |
| 第三节 院本《诗序》的文体审视 |
| 一、诗序文体与集会诗序 |
| 二、唐前集会诗序的肇端与演进 |
| 三、集会诗序与集会诗歌的关系 |
| 第四节 王勃诗文与日本汉文学的发展 |
| 一、《王勃集》东传日本之经纬 |
| 二、王勃诗文于奈良朝汉文学之影响 |
| 三、王勃诗文于平安朝汉文学之影响 |
| 第六章 日藏古本唐传奇《游仙窟》 |
| 第一节 《游仙窟》的湮没与回传 |
| 一、古本《游仙窟》的湮没 |
| 二、古本《游仙窟》的回传 |
| 第二节 《游仙窟》的内容与主旨 |
| 一、身份猜想:十娘五嫂为“别宅妇”的可能性 |
| 二、内容定位:落魄才子与别宅妇的爱情传奇 |
| 三、主旨探微:理想幻灭本质的影射 |
| 第三节 从《游仙窟》看唐代诗与小说的文体交融 |
| 一、《游仙窟》小说融诗的具体情况 |
| 二、《游仙窟》小说融诗的叙事功能 |
| 三、《游仙窟》小说融诗的语言特质 |
| 第四节 《游仙窟》与唐传奇的情感表现 |
| 一、以诗书为载体:诗歌传情与书信陈情 |
| 二、以实物为承托:咏物言情与赠物定情 |
| 总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2）清中叶以降儒学典籍满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二、相关研究述评 |
| 三、基本概念与研究范围的界定 |
| 四、论文创新点 |
| 第一章 清中叶以前儒学典籍满译 |
| 第一节 满文的创制与汉籍满译发端 |
| 一、满文的创制与改革 |
| 二、汉籍满译的发端 |
| 第二节 顺康雍时期儒学典籍满译 |
| 一、从内三院、翰林院到内翻书房 |
| 二、顺康雍时期儒学典籍的满译 |
| 第二章 乾隆时期儒家经典的钦定重译 |
| 第一节 儒家经典重译的历史条件 |
| 一、“大一统”与“同文之盛”形成的历史进程 |
| 二、前代儒家经典满译的缺失 |
| 第二节 乾隆朝儒家经典的重译及成就 |
| 一、乾隆与儒家经典的重译 |
| 三、儒家经典重译的面向与成就 |
| 第三节 重译与旧译儒家经典比较——以《大学》为例 |
| 一、改音译为意译 |
| 二、内容有所增删 |
| 三、钦定名词术语 |
| 四、注重“取意协音” |
| 第三章 乾嘉以降士人群体对儒学典籍的满译 |
| 第一节 民间满译士人群体 |
| 一、满译士人群体的出现 |
| 二、满译对象的选择与受众 |
| 第二节 孟保的满译生涯 |
| 一、孟保其人与满译作品 |
| 二、孟保翻译作品的刊印及流布 |
| 第四章 儒家典籍满译对旗人社会的教育与影响 |
| 第一节 清代旗人学校教育 |
| 一、旗人官学教育 |
| 二、旗人私学教育 |
| 第二节 儒家典籍满译对旗人入仕的影响 |
| 一、翻译考试与旗人入仕 |
| 二、翻译选拔考试试题与儒家典籍满译 |
| 第三节 儒家典籍满译对旗人思想塑造——以“话条子”类语料为例 |
| 一、“话条子”类文本的产生 |
| 二、“话条子”所透视出的儒家思想 |
| 第五章 满译儒学典籍在他者中的传播——以达呼尔为例 |
| 第一节 满语文成为达呼尔教育的载体和内容 |
| 一、达斡尔语与满语的差异 |
| 二、满语文在人才选拔中的地位 |
| 第二节 满语文学校的建立与满译儒学典籍的传入 |
| 一、达呼尔官学与私学 |
| 二、满译儒家典籍的传入 |
| 第三节 满译儒家典籍在达呼尔中的传播与影响 |
| 一、满译儒家典籍在达呼尔中的传播 |
| 二、满译儒家典籍对达斡尔语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一、满文转写对照表 |
| 二、新旧译《大学》多版本比较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3）正史目录医籍着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文献综述 |
| 参考文献 |
| 前言 |
| 第一章 《汉书·艺文志·方技略》 |
| 第一节 编撰 |
| 第二节 体例 |
| 第三节 内容 |
| 一、细类分析 |
| 二、种卷计数与略序 |
| 三、相关问题论述 |
| 四、种卷分布 |
| 第二章 《隋书·经籍三子·医方》 |
| 第一节 编撰 |
| 一、四部分类的出现与定型 |
| 二、七分法的复古与成熟 |
| 三、七分与四部共荣 |
| 四、七分与四部融合 |
| 五、关于撰者 |
| 第二节 体例 |
| 第三节 内容 |
| 一、分集甲乙丙 |
| 二、细类分析 |
| 三、医方、道经、佛经的种卷计数与序文 |
| 四、相关问题论述 |
| 五、种卷分布 |
| 第三章 《旧唐书·经籍志·丙部子录》之经脉类与医术类 |
| 第一节 编撰 |
| 一、盛唐开元官修目录《群书四录》《古今书录》 |
| 二、中、晚唐时期的官修目录编修活动 |
| 三、《旧唐志》的编撰 |
| 第二节 体例 |
| 第三节 内容 |
| 一、细类分析 |
| 二、经脉类、医术类种卷计数 |
| 三、相关问题论述 |
| 四、种卷分布 |
| 第四章 《新唐书·艺文志·丙部子录》之明堂经脉类与医术类 |
| 第一节 编撰 |
| 一、《新唐志》的撰修背景 |
| 二、《新唐志》的史料来源 |
| 三、《新唐志》的补史艺文志目录性质 |
| 第二节 体例 |
| 第三节 内容 |
| 一、细类分析 |
| 二、明堂经脉类、医术类种卷计数 |
| 三、种卷分布 |
| 第五章 《宋史·艺文志·子类·医书类》 |
| 第一节 编撰 |
| 一、《宋史》的撰修背景 |
| 二、《宋志》的史料来源 |
| 三、《宋志》的补史艺文志目录性质 |
| 第二节 体例 |
| 第三节 内容 |
| 一、细类分析 |
| 二、《宋志·医书》种卷计数 |
| 三、相关问题论述 |
| 四、种卷分布 |
| 第六章 《明史·艺文志·子类·艺术类·医术》 |
| 第一节 编撰 |
| 一、《明史》的撰修经过 |
| 二、明代内府藏书与编目 |
| 三、《明志》的史料来源 |
| 第二节 体例 |
| 第三节 内容 |
| 一、细类分析 |
| 二、《明志·医书》种卷计数 |
| 三、种卷分布 |
| 第七章 《清史稿·艺文志·子部·医家类》 |
| 第一节 编撰 |
| 一、《清志稿》的撰修经过 |
| 二、清代内府藏书与编目 |
| 三、《清志稿》的史料来源 |
| 四、《清志稿》后的相关目录撰修活动 |
| 第二节 体例 |
| 第三节 内容 |
| 一、细类分析 |
| 二、《清志稿·医家》种卷计数 |
| 三、相关问题论述 |
| 四、种卷分布 |
| 第八章 正史目录医籍着录流变 |
| 第一节 汉至隋时期: 六略之一,医分为四 |
| 一、《七略》至《汉志》时期(西汉至东汉,[公元前33至前7间—公元75至106间]) |
| 二、七分与四部共荣时期(三国至隋,[235-597]) |
| 第二节 唐至元时期: 子部医方,从方至科 |
| 一、《隋志》至两唐书时期(唐至宋初[629-1060]) |
| 二、宋国史志至《宋志》时期(宋元)(1016-1345) |
| 第三节 明至今时期: 一代医着,类属森然 |
| 一、《明志》至《清志稿》时期(明至20世纪80年代末)(1441-1989) |
| 二、王绍曾《清志稿拾遗》至《清志》时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1992至今) |
| 第四节 正史医籍目录类系流变 |
| 第九章 正史目录医籍着录利弊 |
| 第一节 正史目录医籍着录特点 |
| 一、正史医籍目录的各本特征 |
| 二、正史医籍目录的一般特点 |
| 第二节 正史目录医籍着录得失 |
| 一、正史目录的共性利弊 |
| 二、正史医籍目录的价值与缺陷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正史目录医籍着录史料长编 |
| 在学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4）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俄国书刊审查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关于书刊审查以及对象的概念界定 |
| 二、选题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国外研究现状 |
| 2.国内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研究思路 |
| 2.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1章 俄国书刊审查发展的历史沿革 |
| 1.1 俄国书刊审查的起源 |
| 1.1.1 书刊审查的发端——宗教审查 |
| 1.1.2 第一个正式书刊审查文件——《百章会议》 |
| 1.2 世俗领域书刊审查的兴起 |
| 1.2.1 世俗书刊审查初露锋芒 |
| 1.2.2 世俗领域书刊审查体系初步成型 |
| 1.2.3 书刊审查组织工作 |
| 1.3 俄国书刊审查制度的确立 |
| 1.3.1 《1804年书刊审查章程》 |
| 1.3.2 19世纪初的俄国出版业现状 |
| 1.4 书刊审查秩序的重新建构 |
| 1.4.1 书刊审查法律秩序的重新建构 |
| 1.4.2 书刊审查机构的重新建构 |
| 1.4.3 尼古拉一世时期的新闻出版业 |
| 1.5 本章小结 |
| 第2章 19世纪60年代书刊审查政策调整的论争 |
| 2.1 失败的战争与社会舆论力量的崛起 |
| 2.2 知识分子阶层的书刊审查政策观 |
| 2.2.1 革命民主派 |
| 2.2.2 自由派 |
| 2.2.3 斯拉夫派 |
| 2.2.4 保守派 |
| 2.3 官僚阶层的书刊审查政策观 |
| 2.3.1 自由派官僚 |
| 2.3.2 保守派官僚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书刊审查政策立法 |
| 3.1 书刊审查政策立法筹备 |
| 3.2 书刊审查机构改革 |
| 3.2.1 书刊审查隶属权的变更 |
| 3.2.2 中央书刊审查机构组织改革 |
| 3.2.3 地方书刊审查机构改革 |
| 3.3 主要的书刊审查政策 |
| 3.3.1 废除部门书刊审查体系 |
| 3.3.2 施行预审制豁免制度 |
| 3.3.3 新惩罚机制体系 |
| 3.3.4 引入司法审判体系 |
| 3.3.5 设立印刷厂、图书贸易专职监察员 |
| 3.4 1865年4月6日书刊审查政策立法评述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书刊审查政策调整的影响 |
| 4.1 改变了俄国书刊审查官员结构 |
| 4.2 改变了俄国定期出版物的结构 |
| 4.2.1 俄国出版物数量增加 |
| 4.2.2 改变了定期出版物结构 |
| 4.3 俄国出版业的资本化趋势 |
| 4.3.1 报刊成员组织构成 |
| 4.3.2 日趋现代化的印刷厂 |
| 4.3.3 报刊的财务资本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书刊审查政策的倒退 |
| 5.1 国家政权与社会舆论力量的对比 |
| 5.2 俄国政府的舆论宣传 |
| 5.2.1 创办普适性官方报刊 |
| 5.2.2 支持半官方出版物 |
| 5.2.3 支持保守派和右翼报刊 |
| 5.3 渐趋反动的出版业政策 |
| 5.3.1 书刊审查领域保守主义思想的强化 |
| 5.3.2 逐渐增多的反动政令 |
| 5.3.3 反动书刊审查政策下的出版物现状 |
| 5.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主要学术成果 |
| 后记 |
（5）山东省老年慢性病患者多重用药的认知偏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研究背景 |
| 2 研究目的 |
| 3 资料与方法 |
| 3.1 研究对象与资料来源 |
| 3.2 研究内容 |
| 3.3 调查工具 |
| 3.4 资料整理与分析 |
| 3.5 质量控制 |
| 4 结果分析 |
| 4.1 样本基本情况分析 |
| 4.2 老年慢性病患者多重用药认知偏好的单因素分析 |
| 4.3 老年慢性病患者多重用药认知偏好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
| 5 讨论 |
| 6 结论与建议 |
| 6.1 结论 |
| 6.2 对策建议 |
| 附录（调查问卷摘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九-十世纪敦煌社会宗教生活研究 ——以斋会文本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二、研究范围与概念界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五、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九、十世纪敦煌斋会盛行的背景及其表现 |
| 第一节 九、十世纪敦煌斋会盛行的背景 |
| 一、中国古代社会重视祭祀的传统 |
| 二、佛、道二教对中国传统祭祀理念的继承与发展 |
| 三、唐宋时期佛、道交涉与三教汇融 |
| 四、大乘佛教的影响与功德思想的盛行 |
| 五、密教兴起与在敦煌的传播 |
| 第二节 程式化:敦煌斋会盛行的文本表征 |
| 一、沟通凡圣:早期道教三官手书与敦煌道教斋会文本 |
| 二、唐代佛教斋文的书写与使用 |
| 三、九、十世纪敦煌斋会文本中的替代形式 |
| 四、从写卷到“小册子”:九、十世纪斋文写本物质形态的变化 |
| 第三节 宗教生活:九、十世纪斋会与敦煌社会生活的互融 |
| 一、宗教与社会生活 |
| 二、《斋琬文》所见斋会概况 |
| 三、“小册子”所见九、十世纪敦煌社会宗教生活 |
| 四、九、十世纪敦煌斋会与社会生活的互融及其表现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四时顺序、风雨应时:岁时与斋会 |
| 第一节 福建新春:敦煌正月印沙、燃灯诸行事 |
| 一、新春正月祈福 |
| 二、正月印沙佛、塔 |
| 三、九、十世纪敦煌正月燃灯 |
| 四、安伞、旋城、赛天王 |
| 五、燃灯社、三长邑义:正月斋会的组织 |
| 第二节 游四门、行城:敦煌二月八行事及其宗教史意义 |
| 一、早期佛教经典中“游四门”叙事 |
| 二、行城、讲经:九、十世纪敦煌的二月八行事 |
| 三、幡花隘路:二月八行城中的幡 |
| 四、行像社、行像司:二月八行城的组织 |
| 五、文化象征与延续:西南边疆二月八“游四门”文献与行事 |
| 第三节 敦煌七月十五行事及其思想 |
| 一、“家家列馔,处处敷筵”:七月十五斋会的盛行 |
| 二、九、十世纪敦煌七月十五斋会行事 |
| 三、造幡绘像:敦煌七月十五日行事的多样 |
| 四、报恩行孝:佛教报恩思想与中国传统孝道的进一步融合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九、十世纪敦煌农事诉求与灾害应对 |
| 第一节 九、十世纪敦煌的蚕桑祈愿 |
| 一、唐前河西的蚕桑 |
| 二、农桑业在九、十世纪敦煌社会中的重要地位 |
| 三、丝?倍获于常年:蚕农的祈愿 |
| 四、斋会文本所见九、十世纪敦煌的蚕桑养殖 |
| 第二节 蝗虫永散、不害于人民:蝗灾的禳除 |
| 一、古代河西走廊为主要的蝗灾区 |
| 二、九、十世纪敦煌社会对蝗虫的认识 |
| 三、九、十世纪敦煌社会的蝗灾 |
| 四、从祭祀到禳除:九、十世纪佛、道二教于蝗灾的应对 |
| 第三节 农事斋文中的神只整合 |
| 一、牛王、马鸣菩萨:《蚕筵愿文》中的佛教诸神 |
| 二、女仙之宗:西王母于蚕桑业中的象征 |
| 三、各司其职:九、十世纪农事中神只的组合及其功能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贵生重命:疾病救赎与公共疫情应对 |
| 第一节 母子平安:难月与庆生祈愿 |
| 一、难月祈愿与救度 |
| 二、降生设斋与回谢 |
| 三、满月与生辰庆诞 |
| 第二节 设斋忏悔:斋文所见宗教对疾病的救赎 |
| 一、九、十世纪敦煌斋会文本《患文》 |
| 二、佛为医王:《患文》所见佛教病因观及其救赎 |
| 三、《病差文》所见道教病因观及其救赎 |
| 四、设斋、抄经:病愈后的还愿 |
| 第三节 社会公共性疾病的应对 |
| 一、九、十世纪敦煌社会中“疫疠”流行及其祈愿 |
| 二、“城中灾疫疠”:归义军时期敦煌的几次公共性疾病 |
| 三、归义军时期对于公共性疾病的认识与应对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禳灾、护国与结坛:九、十世纪敦煌斋会密教化 |
| 第一节 结坛与《结坛文》 |
| 一、何谓结坛? |
| 二、护国禳灾:唐宋时期佛、道二教结坛法之异曲同工 |
| 三、九、十世纪敦煌斋会文本《结坛文》释录 |
| 第二节 敷佛像于四门:九、十世纪敦煌密教坛场的构建 |
| 一、四门即沙州城四门?:敦煌斋会文本中“四门”的再认识 |
| 二、四门设像:《坛法仪则》与《坛图式稿》的对应 |
| 三、S.2139《金刚界曼荼罗简图》:九、十世纪敦煌密教坛场的复原 |
| 四、九、十世纪敦煌密教坛场的主要特征 |
| 第三节 九、十世纪敦煌斋会的密教化 |
| 一、九、十世纪密教在河西地区的弘传 |
| 二、护国、禳灾:九、十世纪敦煌斋会的密教化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7）《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 |
| 一、选题原因 |
| 二、1966年时间节点的设定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一、对夏鼐学术人生的研究 |
| 二、对夏鼐学术思想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注释规范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注释规范 |
| 第一章 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形成过程分期与实践途径研究 |
| 第一节 萌发时期(1920-1931) |
| 第二节 过渡时期(1931-1949) |
| 第三节 形成时期(1949-1966) |
| 第四节 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实践途径 |
| 小结 |
| 第二章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 |
| 第一节 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发展过程 |
| 第二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 |
| 第三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在中国的实践(1941-1949) |
| 第四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在新中国的实践(1949-1966) |
| 小结 |
| 第三章 夏鼐与新技术、多学科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 |
| 第一节 新技术在考古学应用 |
| 第二节 夏鼐与多学科考古学研究 |
| 小结 |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初步建立 |
| 第一节 中国考古学体系的提出 |
| 第二节 规划中国考古学发展方向 |
| 第三节 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厘定 |
| 第四节 推动中外考古交流 |
| 小结 |
| 结论 |
| 附录一: 夏鼐阅读书籍目录 |
| 附录二: 夏鼐阅读期刊目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8）近年新见秦出土文献编年辑证（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ract |
| 凡例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近六年秦出土文献研究概况 |
| 第二节 本文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研究意义 |
| 第二章 秦出土文献编年辑证 |
| (1) 秦公簋一 约秦襄公时期(前777～前766年) |
| (2) 秦公簋二 约秦襄公时期(前777～前766年) |
| (3) 秦(?)簋 约秦襄公时期(前777～前766年) |
| (4) 秦公簋三 约秦文公时期(前765～前716年) |
| (5) 秦公鼎一 约秦文公时期(前756～前716年) |
| (6) 秦公鼎二 约秦文公时期(前756～前716年) |
| (7) 秦公鼎三 约秦文公时期(前756～前716年) |
| (8) 秦公鼎四 约秦文公时期(前756～前716年) |
| (9) 秦公鼎五 约秦文公时期(前756～前716年) |
| (10) 秦公壶一 约秦文公时期(前765～前716年) |
| (11) 秦公壶二 约秦文公时期(前765～前716年) |
| (12) 秦子戈甲 秦静公或出子时期(下限前698年) |
| (13) 秦子戈乙 秦静公或出子时期(下限前698年) |
| (14) 秦子戈丙 秦静公或出子时期(下限前698年) |
| (15) 秦子矛 秦静公或出子时期(下限前698年) |
| (16) 秦公乍子车戈 约秦穆公时期(前659年～前621年) |
| (17～19) 秦公钟(3件) 春秋早期 |
| (20) 宫字铜矛 春秋早期 |
| (21) 西祠器铜豆 春秋晚期 |
| (22) 十四年大良造鞅殳镦 秦孝公十四年(前348年) |
| (23) 十六年大良造鞅殳镦 秦孝公十六年(前346年) |
| (24) 四年□□□戈 秦惠文王後元四年(前321年) |
| (25) 王七年上郡守疾戈 秦惠文王後元七年(前318年) |
| (26) 王八年内史操戈 秦惠文王後元八年(前317年) |
| (27) 十二年相邦义鼎 秦惠文王前元十二年(前326年)或後元十二年(前313年) |
| (28) 十三年上郡守寿戈一 秦昭襄王十三年(前294年) |
| (29) 十三年上郡守寿戈二 秦昭襄王十三年(前294年) |
| (30) 邵宫鼎 秦昭襄王二十一年(前286年) |
| (31) 家丞戈 秦昭襄王二十一年至二十九年问(前286～前278年) |
| (32) 小妃漆盒 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前272年) |
| (33) 平安夫人漆盒 秦昭襄王三十七年(前270年) |
| (34) 三十八年上郡守庆戈 秦昭襄王三十八年(前269年) |
| (35) 四十年工师韩勺 秦昭襄王四十年(前267年) |
| (36) 四十四年上郡守绾戈 秦昭襄王四十四年(前263年) |
| (37) 五十年上郡守(?)戈 秦昭襄王五十年(前257年) |
| (38) 五十二年蜀郡守竈戈(含戈镦) 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前255年) |
| (39) 大官漆豆足座一 秦昭襄王时期(前306～前251年) |
| (40) 大官漆豆足座二 秦昭襄王时期(前306～前251年) |
| (41) 大官漆豆足座三 秦昭襄王时期(前306～前251年) |
| (42) 四年相邦吕不韦戈 秦王政四年(前243年) |
| (43) 四年相邦吕不韦戟 秦王政四年(前243年) |
| (44) 四年相邦吕不韦矛 秦王政四年(前243年) |
| (45) 八年丞甬戈 秦王政八年(前239年) |
| (46) 十二年丞相启颠戈 秦王政十二年(前235年) |
| (47) 十三年右工室钟一 秦王政十三年(前234年) |
| (48) 十三年右工室钟二 秦王政十三年(前234年) |
| (49) 十三年右工室钟三 秦王政十三年(前234年) |
| (50) 十三年右工室钟四 秦王政十三年(前234年) |
| (51) 十三年诏事钟 秦王政十三年(前234年) |
| (52～53) 十五年寺工铍(2件) 秦王政十五年(前232年) |
| (54) 少工银扣 秦王政二十一年(前226年) |
| (55) 少工喜银扣 秦王政二十一年(前226年) |
| (56) 仓端王义鼎 秦王政时期(前246-前221年) |
| (57) 相邦□□不韦密戈 秦王政时期(前246-前221年) |
| (58) 颖阳矛 秦王政时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59) 咸阳鼎 战国中期(下限前350年) |
| (60) 乌氏扁壶 战国中期(下限前350年) |
| (61) 丁亥镜 战国中期 |
| (62) 信宫鼎 战国晚期 |
| (63) 平宫鼎 战国晚期 |
| (64) 泰官鼎 战国晚期 |
| (65) 西鼎 战国晚期 |
| (66) 直陶雍弩机 战国晚期 |
| (67) 原都戈 战国时期 |
| (68) 始皇诏铜方升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 |
| (69) 始皇诏铜椭量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 |
| (70) 始皇诏铜量一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 |
| (71) 始皇诏铜量二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 |
| (72) 始皇诏铜量三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 |
| (73) 始皇诏铜权甲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 |
| (74) 始皇诏铜权乙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 |
| (75) 始皇诏铜权丙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 |
| (76) 始皇诏铜权丁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 |
| (77) 始皇诏铜权戊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 |
| (78) 始皇诏铜权己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 |
| (79) 始皇诏铜权庚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 |
| (80) 始皇诏铜权辛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 |
| (81) 始皇诏铜权壬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 |
| (82) 始皇诏二十斤铜权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 |
| (83) 始皇诏二十四斤铜权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 |
| (84) 始皇诏铁石权甲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 |
| (85) 始皇诏铁石权乙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 |
| (86) 始皇诏铁石权丙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 |
| (87) 始皇诏版甲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 |
| (88) 始皇诏版乙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 |
| (89) 始皇诏版丙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 |
| (90) 三十四年少府戈(含戈镦)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 |
| (91) 铜鞮戈 秦始皇时期(前221年～前210年) |
| (92～102) 秦兵马俑一号坑出土陶文(11枚) 约秦王政元年(前246年)至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间 |
| (103～147) 秦俑一号坑第三次考古发掘所出陶文 约秦王政元年至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46～210年) |
| (148) 咸亭权 约秦二世元年至三年(前209～前207年) |
| (149) 两诏方升 秦二世元年至三年(前209～前207年) |
| (150) 两诏铜椭量甲 秦二世元年至三年(前209～前207年) |
| (151) 两诏铜椭量乙 秦二世元年至三年(前209～前207年) |
| (152) 两诏铜权甲 秦二世元年至三年(前209～前207年) |
| (153) 两诏铜权乙 秦二世元年至三年(前209～前207年) |
| (154) 两诏铜权丙 秦二世元年至三年(前209～前207年) |
| (155) 左乐两诏铜权 秦二世元年至三年(前209～前207年) |
| (156) 两诏铜版 秦二世元年至三年(前209～前207年) |
| (157) 路里鼎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58) 雕阴鼎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前207年) |
| (159) 大官鼎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前207年) |
| (160) 亭里鼎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61) 朱公鼎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62) (?)度鼎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63) 官斗壶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64) 邦右莤钫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65) 公敦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66) 大官盉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67) 秦铜灯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68) 少府戈一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69) 少府戈二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70) 少府戈三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71) 中阳戈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72) 饶戈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73) 柏人戈一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74) 柏人戈二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75) 陭氏戈一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76) 陭氏戈二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77) 郝戈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78) 江鱼戈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79) 析戈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80) 武安戈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81) 咸阳戈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82) 启封戈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83) 宜安戈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84) 毕据戈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85) 山阳戈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86) 公戈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87) 成都矛一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88) 成都矛二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89) 寺工矛甲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90) 寺工矛乙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91) 孱陵矛一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92) 孱陵矛二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93) 河南矛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94) 荣阳矛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95) 平都矛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96) 阳周矛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97) 武库矛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98) 武戳矛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99) 漆垣矛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200) 叶矛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201) 杜阳矛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202) 武始矛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203) 诏矛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204) 公矛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205) 降剑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206) 武垣剑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207) 少府镦一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208) 少府镦二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209) 中阳镦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210) 雕阴戈镦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211) 竈镦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212) 上郡武库弩机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前207年) |
| (213) 漆垣弩机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214) 中阳马衔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215) 竹阳秘冒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216) 高奴铜座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217) 临洮方策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218) 华阳右般漆器口沿(或圈足)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219) 修铺首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220) 襄成环权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221～230) 三门峡市司法局、刚玉砂厂秦人墓出土“陕亭”等陶文(10枚)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231～238) 凤翔八旗屯西沟道秦墓出土陶文(8个)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239～241) 洛阳于家营秦墓出土陶文(3个)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242～246) 咸阳花杨战国秦墓出土带字陶鼎(5件)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247～266) 临潼马额秦墓出土陶文(20件)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267) 陕西黄陵县史家河墓地出土陶缶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268) 蒜头铜壶 秦代(前221～前207年) |
| (269) 南门外阁残版 秦代(前221～前207年) |
| (270) 司工权 秦代(前221～前207年) |
| (271) 私府鼎 约战国晚期至秦汉之际 |
| (272) 栒邑鼎 约战国晚期至秦汉之际 |
| (273) 夏阳邦工鼎 约战国晚期至秦汉之际 |
| (274～379) 临潼新丰秦墓出土陶文资料(106枚) 约战国晚期至秦汉之际 |
| (380～390) 临潼新丰秦墓出土印章资料(11枚) 约战国晚期至秦汉之际 |
| (391～394) 临潼新丰秦墓出土半两钱资料 约战国晚期至秦汉之际 |
| (395) 沙羡矛 约战国时期至秦汉之际 |
| (396) 旬阳壶 秦汉之际 |
| (397) 北食右鼎 秦汉之际 |
| (398) 平都量 秦汉之际 |
| (399) 元年鄜弩机 秦汉之际 |
| (400) 陵里车軎 秦汉之际 |
| (401) 内官棒形器 秦汉之际 |
| (402) 当阳铜勺 秦汉之际 |
| (403) 中府勺 秦汉之际 |
| (404) 汧勺 秦汉之际 |
| (405～413) 平宫铭漆耳杯(9件) 秦汉之际 |
| (414) 平陶缶(棘里陶缶) 秦汉之际 |
| (415) 公陶罐 秦汉之际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引用书刊简称目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9）《剧本》期刊专栏研究（2000-201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相关文献综述 |
| 第一章 《剧本》期刊概述 |
| 第一节 创刊缘起 |
| 第二节 历史沿革 |
| 第三节 当下发展 |
| 第二章 《剧本》专栏设置概况 |
| 第一节 基本构成与风貌 |
| 第二节 专栏的编排特色 |
| 一、获奖剧作的品牌化塑造 |
| 二、新视野下的图文搭配 |
| 第三节 专栏的价值观念 |
| 一、宏观层面 |
| 二、微观层面 |
| 小结 |
| 第三章 立足剧作品：从“话剧剧本”专栏到“戏曲”专栏 |
| 第一节 种类与分布 |
| 一、博涉内外,广纳古今 |
| 二、海纳百川,万类竞妍 |
| 第二节 选材与导向 |
| 一、旧瓶装新酒：旧史新说 |
| 二、关注大事件：与时代同行 |
| 第三节 立意与追求 |
| 一、自成一格：新颖性 |
| 二、见微知着：思辨性 |
| 三、与时俱进,紧扣主旋律 |
| 小结 |
| 第四章 聚焦剧作家：从“剧作家研究”专栏到“剧作家写真”专栏 |
| 第一节 剧作家研究 |
| 第二节 剧作家写真 |
| 第三节 专题研讨会 |
| 小结 |
| 第五章 重视戏剧评论：从“新作感觉·剧评”专栏到“每月剧论”专栏 |
| 第一节 独白与对话 |
| 第二节 群策与反思 |
| 第三节 兼容与抵牾 |
| 小结 |
| 第六章 《剧本》专栏的历史价值及现实意义 |
| 第一节 历史价值 |
| 一、知识分子的话语阵地 |
| 二、社会变迁的记录者 |
| 第二节 现实意义 |
| 一、指导意义：客观严肃的办刊态度 |
| 二、借鉴意义：通俗而不媚俗的专业期刊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剧本》期刊开设专栏类目汇总(2000-2010) |
| 附录二 ：《剧本》期刊刊载剧作品的专栏汇总(2000-2010) |
| 附录三 ：《剧本》期刊剧评与剧论专栏汇总(2000-2010) |
| 附录四 ：《剧本》期刊剧作家研究专栏汇总(2000-2010) |
| 附录五 ：《剧本》期刊刊载的戏剧作品汇总(2000-2010) |
| 附录六 ：《剧本》期刊刊载剧作品专栏内话剧作品汇总(2000-2010) |
| 附录七 ：《剧本》期刊刊载剧作品专栏内戏曲作品汇总(2000-2010) |
| 致谢 |
| 本人读研期间发表科研论文及获奖情况一览表 |
（10）福建自贸区内台籍劳工工伤保险转移与衔接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动机与目的 |
| (一) 福建自贸区的特殊性 |
| (二) 工伤保险在劳动力流动中的重要性 |
| 三、研究现状 |
| (一) 劳动力流动中的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
| (二) 社会保险转移衔接方式研究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内容 |
| 第一章 工伤保险转接的理论基础 |
| 一、劳动力流动理论 |
| 二、领域原则 |
| 三、公民权理论 |
| 四、社会权理论 |
| 第二章 福建自贸区与台湾地区工伤保险制度比较分析 |
| 一、福建自贸区工伤保险制度概述 |
| (一) 工伤保险制度的发展 |
| 1、前期阶段:1951年—1996年 |
| 2、现阶段:1996年至今 |
| (二) 工伤保险制度内涵 |
| 1、工伤保险法律关系 |
| 2、工伤保险事故认定 |
| 3、工伤保险给付待遇 |
| 4、工伤保险基金 |
| 二、台湾地区职业灾害保险制度概述 |
| (一) 台湾地区职业灾害保险制度的发展 |
| 1、劳工保险有关规定 |
| 2、劳动基准相关规定 |
| 3、职灾劳工保护相关规定 |
| (二) 台湾地区职业灾害保险制度的内涵 |
| 1、台湾地区职业灾害保险法律关系 |
| 2、台湾地区职业灾害保险事故认定 |
| 3、台湾地区职业灾害保险待遇给付 |
| 4、台湾地区职业灾害保险基金制度 |
| 三、福建自贸区与台湾地区工伤保险制度异同点总结 |
| (一) 工伤保险法律关系 |
| (二) 工伤保险事故种类 |
| (三) 工伤事故认定基准 |
| (四) 工伤保险基金 |
| 第三章 福建自贸区台籍劳工工伤保险转接问题分析 |
| 一、福建自贸区台籍劳工工伤保险转移上的问题 |
| (一) 福建自贸区台籍劳工工伤保险转移上的户籍壁垒 |
| (二) 福建自贸区台籍劳工工伤保险转移上的转接制度缺失 |
| 1、国家层面转接制度的缺位 |
| 2、福建省层面转接制度的缺失 |
| 二、福建自贸区台籍劳工工伤保险衔接上的问题 |
| (一) 两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 |
| (二) 两地工伤保险制度差异问题 |
| (三) 两地货币制度差异问题 |
| 第四章 福建自贸区台籍劳工工伤保险转接制度的构建 |
| 一、福建自贸区台籍劳工工伤保险转接必要性与可行性 |
| (一) 福建自贸区台籍劳工工伤保险转接必要性 |
| (二) 福建自贸区台籍劳工工伤保险转接可行性 |
| 二、确立福建自贸区台籍劳工工伤保险转接原则 |
| (一) 尊重与包容差异原则 |
| (二) 平等原则 |
| (三) 自主性与单一性原则 |
| (四) 就近原则 |
| 三、构建福建自贸区台籍劳工工伤保险具体转接制度 |
| (一) 设立福建自贸区台籍劳工工伤保险转接专管专辖机构 |
| 1、设立福建自贸区台籍劳工工伤保险统筹管理机构 |
| 2、打造福建自贸区台籍劳工工伤保险争议处理平台 |
| (二) 促进两地工伤保险制度的交流与优化 |
| (三) 建立福建自贸区台籍劳工工伤保险互认机制 |
| 1、参保人员范围互认 |
| 2、费率模式互认 |
| 3、工伤认定标准互认 |
| (四) 制定福建自贸区台籍劳工工伤保险计发办法 |
| 1、确立劳动关系所在地或工作地便利缴费原则 |
| 2、投保薪资分段计算 |
| 3、待遇统一核发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谢辞 |
| 个人简历和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四、《教育与经济》杂志2004年总目录（论文参考文献）
- [1]写本文献与武周时期文学研究[D]. 胡凌燕. 浙江大学, 2021(02)
- [2]清中叶以降儒学典籍满译研究[D]. 王硕.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正史目录医籍着录研究[D]. 付鹏.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21(02)
- [4]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俄国书刊审查政策研究[D]. 王目坤. 吉林大学, 2020(03)
- [5]山东省老年慢性病患者多重用药的认知偏好研究[D]. 封元平. 山东大学, 2020(02)
- [6]九-十世纪敦煌社会宗教生活研究 ——以斋会文本为中心的考察[D]. 段鹏. 兰州大学, 2020(11)
- [7]《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D]. 裴世东. 安徽大学, 2019(02)
- [8]近年新见秦出土文献编年辑证[D]. 孟宪斌.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7)
- [9]《剧本》期刊专栏研究（2000-2010）[D]. 臧玉. 安徽师范大学, 2019(01)
- [10]福建自贸区内台籍劳工工伤保险转移与衔接制度研究[D]. 林宇莹. 福州大学, 201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