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三个代表”要求开展企业党风廉政建设

一、坚持“三个代表”的要求 开展企业党风廉政建设（论文文献综述）

刘华超^[1]（2021）在《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纵观世界政党政治340余年的历史,社会主义政党政治170余年的历史,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强弱都是政党生存与发展乃至执政长久与否的关键驱动。从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世界上一些政党丧失执政地位的深刻历史教训表明,无论是通过和平选举手段上台执政的政党,还是通过革命手段夺取政权的政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都会因执政理念僵化、执政基础萎缩、执政方式落后等造成执政能力的退化。政党的执政能力退化不仅会引发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危机,甚至会带来丧失执政地位的危险。中国共产党作为百年大党、作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需要以史为鉴,认真思考和高度重视政党执政兴衰的“历史周期率”问题。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党只有始终围绕党的建设主线,不断提升执政能力,才能有效化解和抵御执政风险与挑战,有效应对“黑天鹅”与“灰犀牛”事件,避免犯颠覆性错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源自于历史,是人民的选择,但这绝不意味着一劳永逸。当前,党执政所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种风险”说明,党的执政安全问题仍然突出。党能否破解政党执政兴衰存亡的“历史周期率”难题,跳出政党执政的“塔西佗陷阱”、社会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陷阱”等,仍然需要接受时代地拷问和检验。因此,在世情国情党情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是巩固和维护党执政地位的关键所在和重中之重。党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的百年大党,从创建到执政,其执政理念、执政方式都在因时代进步而不断发展创新和改进完善。党的执政基础、执政地位也随之日益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更是结合党执政面临的新形势、新变化、新情况、新问题、新风险、新考验,进一步创新和发展党的执政理念,完善党的执政方式,持续厚植党的执政基础。同时,基于党对所处历史方位的科学判断,创造性地提出了“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重大论断,要求全党要时刻牢记初心使命,不断推进自我革命,全面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增强党的执政本领,积极推进党的执政转型。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既具有政党的一般属性和功能,又具有其自身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执政转型是一个事物的一体两面。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促进党的执政转型,党的执政转型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因此,考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执政转型,一是必须清楚政党与执政党、党的领导与执政、党的领导能力与执政能力、党的建设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充分认识和把握“三大规律”。二是必须要围绕执政能力的三大核心构成要素不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在三大核心构成要素之中,创新执政理念是党执政能力建设的灵魂,意在重点解决为谁执政的问题;厚植执政基础是党执政能力建设的根基,旨在明确靠谁执政的问题;完善执政方式是党执政能力建设成效的具体体现,主要回答怎样执政的问题。三是必须要十分清楚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理论根基和出发点。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是其理论根基和出发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成果。总体而言,首先从理论层面理清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基本理论、基本内涵和构成要素等,对弄清党为什么能够长期执政、靠什么进行长期执政,以及如何在未来继续长期执好政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执政,若从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局部执政活动算起,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的执政能力建设（1927-1949）,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以后的执政能力建设（1949-1978）;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1978-2012）;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2012-）。从大革命失败到新中国成立,是党的局部执政时期。在这22年的局部执政实践当中,党积累了丰富的局部执政经验和党的建设经验,为党执政培养和储备了一批难得的执政人才,为党执政作了充分准备和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在党22年局部执政实践当中,由于长期以农村为基础开展革命武装斗争,它部分地塑造了党在意识形态和执政信念上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对党执政后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至党的八大召开,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经济快速得到恢复发展、社会秩序日趋稳定,党的执政地位日益稳固,党的执政取得显着历史性成效。党的八大系统总结了执政7年以来的经验与不足,明确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向。但是,随后由于党内“左”的指导思想日益发展和对党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误判,以致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于是,通过频繁开展群众政治运动、消灭党内外的“阶级敌人”,也就成为了当时党治国理政的重要任务和主要方式。特别是从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在阶级斗争和群众政治运动愈演愈烈的背景下,党和国家权力被过分集中,党作为执政党的权力逐渐发生异化,政党国家化倾向日趋明显,并最终演变为以党代政。后又经两年徘徊时期,在异化的阶级斗争思维和运动思维支配下,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被严重削弱,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遭受了重大挫折和损失。究其根源在于,一是由于此前党长期处于农村严酷的革命斗争环境之中,党在全面执掌国家政权以后,仍习惯于运用革命战争年代对敌的阶级斗争思维和运动方式进行治国理政。二是作为执政党,出于巩固新生人民政权与执政地位的需要,党希望能够简单通过继续保持自身的革命性质、品质和精神,发扬优良革命传统,来彻底完成社会革命任务。但作为执政党,用革命战争年代消灭阶级敌人的激进方式,来解决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既是缺少执政经验的表现,也是执政能力有所不足的表现。其最终带来的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合理有序发展,而是“左”的错误思想在党内外的滋长蔓延。其直接表现即是阶级斗争和群众政治运动被过分强化和不适当运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它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期,也标志着党的执政和执政能力建设进入了新的转型发展时期。党在改革开放前经历的重大执政挫折,使党坚定了推进改革开放的信念。通过关于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通过拨乱反正,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路线。同时,它也使党充分认识到,只有牢牢抓住党的建设主线,才能把党建设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勇于自我革命、人民衷心拥护、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改革开放以来,党鉴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因民主与法制被践踏而付出的沉重代价,以及国外一些执政党因执政能力下降而丧失执政地位的经验教训。结合当时国内外不断变幻的执政环境与形势,党希望能够通过不断推进深化改革、创新执政理念、完善执政方式、巩固执政基础,提升执政能力,来正确处理和规范党与政府的关系,并逐步推进党由习惯于运用革命战争年代消灭阶级敌人的激进思维和方式治国理政的党,向注重实现“四个自我”,崇尚法治和制度之治,领导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党转型。于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党便开始着力恢复和重建党和国家各项制度,并更加注重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其目标就是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和树立强有力的国家法律与制度权威,并用完善的制度和科学的法制体系规范权力运行,压缩权力的寻租空间,真正确保权为民用和实现依法、科学、民主执政,同时确保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制度化、法制化。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新的执政环境、执政考验,新时代对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如何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提出了新的要求。党在已有丰富执政经验和充分汲取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因执政能力下降而丧失执政地位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大从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出发,适时提出了“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重大论断。这不仅是党在新时代对执政面临“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的积极回应,更是积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执政转型的最好体现。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党结合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重大转变,仍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实际,立足基本国情,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围绕新时代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这条主线,积极创新党的执政理念、厚植的党执政基础、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增强党的执政本领,继续深入推进党的执政党转型。新时代,党领导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其最终旨归在于要彻底杜绝“左”的泛政治化运动对党和国家制度与法律法规的任意践踏,更加强调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和制度体系,注重一体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共同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进而实现制度治党、制度治国与制度治权的“制度之治”。与此同时,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党科学、依法、民主执政,就是要彻底改变以往几乎完全由党和政府包揽主导一切,过多依靠党和政府政策与科层官僚化部门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和行政命令进行治国理政的方式。旨在突出强调党作为执政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的核心作用,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和网络化治理主体的横向协同与纵向垂直联动。因此,新时代党作为执政党,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需要更加注重团结各方力量画出最大同心圆、满足多元诉求、维护各方利益,更加主动采取通过共同协商、拓宽参与渠道、倾听人民声音、科学制定政策、强化执行监督等,以此来不断保障和满足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通过考察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经验得失可以发现,一个政党能否实现长期执政、有效执政,关键在于这个政党能否因时代变化而不断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进而合理有效地推进自身的适应性变革。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由于其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特殊角色担当,在充分汲取党以往执政经验和教训,以及国外一些政党特别是苏联共产党因执政能力退化而丧失执政地位的深刻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新时代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一是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守党的执政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党的执政底色,是推进执政转型的动力,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真谛。二是要积极变革执政体制,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其中,完善党的监督权力运行的制约机制是保障,强化规范权力运行的政党体制是旨归,构建引导权力运行的舆论体制是导向。三是要准确把握内外情势,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为此,新时代党要始终坚持把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相统一,要始终树立改革创新和自我革命的行动自觉和坚持科学发展是第一要务的使命担当。同时,还要建构科学考评体系,锻造党的执政人才。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人”就是党政各级领导干部。增强各级党政干部的执政能力,锻造党的执政人才队伍,就是要始终坚持新时代的好干部标准,不断健全干部能力考评指标体系、完善干部能力考核评价方式、科学运用干部能力考评结果,以便形成良性循环的选才用才氛围和政治生态,让真正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人脱颖而出。最后,要始终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坚定正确执政方向。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必须做到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全面增强政治建设的自觉性与坚定性,不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用制度保障发挥党的领导的最大优势。只有这样,党才能不断提高新时代治国理政的综合能力和水平、更好地把握两个大局,进而才能顺利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荣震^[2]（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腐败治理,围绕着如何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搞好反腐倡廉建设的中心问题,逐步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腐败治理道路,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腐败治理体制。回顾总结改革开放以来腐败治理体制改革的历程和经验,把握新时代腐败治理体制改革与完善的新任务新要求,对于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坚定不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文章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为研究对象,以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为理论基础,构建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该理论分析框架包括纵向历时分析和横向要素分析两个维度。以理论分析框架为依托,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演变历程。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历程划分为1978年至1992年的恢复重建阶段、1992年至2002年的适应性改革阶段、2002年至2012年的深化改革阶段、2012年至今的全面协同深化改革阶段。每一个历时时期内的分析则以横向要素为依托,从制度环境、制度需求、制度供给三个展开论述。其中,制度环境主要包括国际和国内环境,制度需求主要是从腐败形势对腐败治理体制提出的治理任务角度切入,而制度供给则包括腐败治理指导思想、组织体系和具体制度规范供给三个内容展开论述。历史演进分析之后,综合运用制度分析范式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历程进行理论透视,从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整体趋势、动因分析、行动者分析、变迁模式和路径依赖五个逻辑线条探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内在逻辑。在进行透彻的历时演变分析和变迁逻辑分析后,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特征、基本经验与存在问题进行归纳与总结,最后,从战略、策略和基本着力点三个层面提出了新时代腐败治理体制改革与完善的基本路径。具体而言,文章共包括五个章节:第一章主要是构建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在阐释腐败、腐败治理、体制与机制等相关概念的基础上,明确界定腐败治理体制的基本内涵、基本功能与世界范围内的主要模式。然后,基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三个理论流派主要理论支撑点构建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理论分析框架主要包括横向历时性分析维度和纵向要素性分析维度两个组成部分。第二章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十八大迈入新时代四个党史发展的“关键节点”为腐败治理体制变迁历史演进划分阶段,结合官方腐败治理体制改革表述话语体系及学术界现有研究的阶段和命名划分,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历程划分为1978年至1992年的恢复重建阶段、1992年至2002年的适应性改革阶段、2002年至2012年的深化改革阶段、2012年至今的全面协同深化改革阶段。对每个阶段内腐败治理的政治生态环境、腐败形势、腐败治理体制分别展开论述。第三章主要基于制度分析理论范式对腐败治理体制变迁进行理论透视,从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整体趋势、动因分析、行动者分析、变迁模式和路径依赖五个逻辑线条探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内在逻辑。第四章是基于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的变迁历程和变迁内在逻辑,对我国腐败治理体制的基本经验、主要特征和存在问题总结与分析;第五章则是在上述四章的基础上,从战略、策略和基本着力点提出新时代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发展与完善的基本路径。

钟国云^[3]（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论文针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党内集中教育活动,进行全面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作为有效加强党自身建设的优良传统和伟大创举,党内集中教育活动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同阶段,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有效解决党内矛盾与问题的重要手段。回顾历史,纵观党创立以来至改革开放前的历次整党整风运动,党内集中教育活动在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方面发挥了特殊而重大的关键作用。根据不同时代形势和任务发展变化的要求,党内集中教育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完善、发展与创新。改革开放以来,党内集中教育逐渐实现了由“运动模式”向“活动模式”的过渡与转变,有力地推进了党在思想、政治、组织、作风、纪律等方面存在问题的解决,也是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实现党的执政使命的关键之举。实践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的党内集中教育活动,是对党建传统理论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教育理论的创造性实践。因此,在当前党要管党、全面推进从严治党的大背景下,通过对活动开展相关问题的学理性探讨,有利于深化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研究的内容,拓展党内教育实践的研究视野,不断丰富新时代管党治党理论研究的成果。论文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为理论基础,以党内集中教育活动与党的建设的良性互动为主线,基于改革开放以来党内集中教育活动开展的依据、活动的发起组织与实施、活动开展的实效性等方面的考察、梳理与分析,在总结活动取得的成绩和有效做法的同时,查找活动开展过程当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与不足,进而针对这些存在的突出问题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等多个层面,从宏观与微观、横向与纵向、主观与客观等多个维度,提出优化与改进党内集中教育的一些思考,从而为搞好新时代的党内教育提供参考。首先,论文围绕活动开展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全面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内集中教育活动开展的主要依据,这是研究的前提基础。论文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的梳理,总结分析研究取得的成果和不足之处,从而为本文的研究提供借鉴。在对核心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论文主要从理论依据、历史传统、现实要求等层面对活动开展的依据进行探究。其中,重点从党的无产阶级政党特性、党的独特政治信仰与价值追求、无产阶级政党相关教育理论等维度,集中阐述了活动开展的理论依据;同时,对改革开放前的历次整党整风运动进行全面而系统的梳理;并且,从党组织的发展壮大提出教育诉求、时代主题转换与社会转型、世纪之交的国内外形势发展、中国化创新理论成果的产生、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等方面,阐述了活动开展的现实要求。其次,论文针对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党内集中教育活动开展的内容任务、组织实施及其取得的进展,主要从宏观与中观层面进行横向梳理与探讨,这是论文的主体部分。党内集中教育活动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综合性手段,论文按照侧重于党的全面彻底整顿、加强党的思想理论武装、强化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加强党的理想信念教育、推进党的党性党风教育等维度,从而集中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历次活动的主要内容和任务侧重,并对相应的代表性活动个体进行典型剖析。同时,基于活动动员与发起方式、组织与领导策略、活动开展的原则及方法步骤,以及党内集中教育“活动模式”的新探索、特点与演进等方面的整体考察,集中探讨了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的动员组织与实施。再次,论文针对党内集中教育活动开展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对改革开放以来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的实效性进行研究,这是论文研究的关键部分。基于活动实效性内涵与外延的界定,论文主要从活动发起时机的把握、党内主要矛盾的研判、活动的设计组织与实施、党组织的领导与执行力、外在因素对活动的冲击、“活动”本身存在的弊端等方面,对影响活动实效性的主要因素进行剖析。同时,论文全面总结分析了历次活动开展取得的主要成效、活动开展仍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及其表现、活动实效的历史经验教训警示等,从而对活动的实效性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最后,论文对优化与改进党内集中教育活动提出了几点思考,这是论文研究的重点和难点。论文主要从五个层面提出了改进与提升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的对策建议:一是提出通过创新活动主题设置、拓展与丰富活动内容、优化活动载体设计等途径增强活动的实效性。二是紧紧围绕党内主要问题的解决,从增进活动开展的问题意识与问题导向、活动中正确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创造性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等层面,提出加强活动制度化建设的对策。三是从活动实效评价主体、评价客体、评价对象、评价标准、评价方法等层面,尝试构建和完善科学合理的活动实效性评价体系。四是针对活动开展过程中的“两张皮”、“一阵风”、形式主义、走过场、“活动倦怠”、开展不平衡等一系列问题,从“常态化”机制、组织领导机制、激励保障机制、责任落实机制、舆论宣传机制、责任落实机制等方面构建活动开展长效机制。五是活动开展应自觉服从和服务于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并顺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三化”要求,以在更深层次上推动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的健康有效开展。

禹辉映^[4]（2019）在《中国共产党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历史考察》文中提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把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作为基础性、经常性工作。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在探索党的自身建设过程中就逐渐形成了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理性自觉。中国共产党近一百年的奋斗史,内在地包含了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探索史。同历史对话,认识历史,把握历史,才能更好地把握当下及未来走向。新时代做好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工作,就有必要对党管党治党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历史,有非常清晰的认识,从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党内政治生态,就是指以党员及党组织为“生命载体”,以党内政治生活、政治关系、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等各要素之间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为运行机制,所形成的一种总体性或普遍性的发展状态。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就是指政党为完成自己历史使命而借助一定力量,采取一定的方式方法,以提高党员及党组织的生机与活力,建设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环境为旨归,实现党内政治生活、政治关系、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等各要素之间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良性互动、健康发展的实践过程。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思想和学说。回顾中国共产党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探索实践并非一帆风顺,既有辉煌的成就,也遭遇过一些严重挫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探索发端于党创立时期,这一时期面貌一新的党内政治生态初具雏形;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成为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新背景,右倾错误对党内政治生态造成了严重危害,党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净化了党内政治生态;土地革命时期,中国革命新道路形成对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提出了新要求,党在总结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理性自觉,党内政治生态逐步向好;全面抗战时期,面对新的政治形势,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工作出现了新局面,优良党内政治生态基本形成;解放战争时期,党面临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新气象,伴随着一系列有效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做法的实施,党内政治生态进一步清朗。建国初期,净化党内政治生态面临新场域。面对建国后党内政治生态出现的新情况、新任务,党采取了一系列建设党内政治生态的新举措,执政党党内政治生态呈现良性发展的新状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党内政治生态受到损害,党内政治生态风险开始显现。“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受极“左”路线的影响,党内政治生态遭到严重破坏,党内政治生态危机凸显。改革开放新时期,党采取了一系列重塑党内政治生态的果断措施,党内政治生态重塑成效显着。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随着一系列党的建设措施的实施,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得到修复,政治生态建设成就显着。党的十八大以来,由于过去长期积累的管党治党宽、松、软的问题,没有得到彻底清除,党内政治生态建设面临严峻挑战,针对党内政治生态问题,党采取了一系列从严管党治党新举措,净化了党内政治生态,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正在形成。考察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历史,我们可以总结出七条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历史经验:一是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二是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三是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四是落实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主体责任,五是坚持突出选人用人的政治标准六是坚决推进廉洁政治建设和反对腐败,七是健全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制度体系。新时代继续做好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工作,就有必要汲取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成功经验,从关乎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重视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工作,在实践中坚持综合施策、协同推进、持续用力、久久为功。

黄浩^[5]（2019）在《湘潭县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研究（1992-2002）》文中研究指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作出的重大论断。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是使我党保持和发展先进性、纯洁性的创造性实践,本文以湘潭县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工作为切入点,从四部分展开:第一部分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命题的确立。从党的建设面临的新环境、新世纪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命题的提出三部分展开论述,分析了在世情、国情、党情复杂多变的环境下伟大命题的提出。第二部分是湘潭县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背景。分别是党中央的工作部署、湖南省的具体安排以及新形势下湘潭县党的建设新任务。论述了湘潭县的推进工作是在党中央、湖南省的安排部署以及结合地方实际的情形下展开的。第三部分是湘潭县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举措及成效。湘潭县分别从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以及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五个方面展开的推进工作的,提高了党员素质、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加深了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干部结构更加合理。第四部分是湘潭县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特点及经验。湘潭县推进工作是在贯彻上级政策又充分结合地方实际的情况下展开的,推进工作的广度、深度、力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其中的经验是非常宝贵的。

乔仁桂^[6]（2017）在《改革开放以来党内集中教育研究》文中提出党内集中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伟大创举和优良传统,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为加强全党作风建设,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针对当时形势、具体任务和自身状况,在全党范围内集中利用一段时间,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进行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实践。系统研究党在改革开放以来所开展的历次集中教育中的具体做法及其成功经验,对增强党内集中教育的实效性,确保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实现新突破,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论文的第一章,介绍党内集中教育的基本理论。党内集中教育主要包括基本理论教育、思想路线教育、理想信念教育、党的宗旨教育、创先争优教育、组织纪律教育和党内民主教育等内容,具有开展的阶段性、时机的关键性、目的的针对性、过程的实践性等显着特征。党内集中教育通过不断深化理论教育、端正思想路线,不断加强作风建设、强化宗旨意识,不断强化组织保障、创新发展动力,不断推进制度建设、发挥长效功能,不断巩固惩防体系、筑牢拒腐防线。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党建理论及党的教育理论指导下,党内集中教育结合中国共产党自身实际,在不断用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头脑的同时,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和党的教育理论,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论文的第二章,阐述改革开放以来开展党内集中教育的必要性。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党的教育工作,开创了党内集中教育新模式。改革开放以来开展党内集中教育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要求,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需要,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必然要求。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优良传统,也是解决部分党员及党员领导干部在党性党风党纪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的需要;既有利于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又有利于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能力。论文的第三章,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党内集中教育开展情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为了解决自身建设的“两大历史性课题”,先后开展了多次党内集中教育。一是全面整党活动,主要解决了党在思想、作风、组织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全面地改善和加强了党的领导;二是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活动,进一步提高了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三是以推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为目的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四是以构建和完善永葆先进性长效机制为目的的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五是以提高党员干部推动科学发展能力为目的的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六是以进一步转变党员干部思想作风为目的的创先争优活动;七是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八是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的“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九是为了巩固拓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成果,在全体党员中开展的“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通过这些党内集中教育的开展,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都得到显着提高,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明显增强。论文的第四章,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党内集中教育所取得的主要成就。党内集中教育的成功开展,在各个历史时期不断推进党的建设。在思想建设方面,党集中教育推进党的理论武装工作,构成新时期党的理论武装工作主线,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俱进;在组织建设方面,党内集中教育完善民主集中制建设,巩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强化干部队伍和党员队伍建设,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坚强组织保障;在作风建设方面,党内集中教育端正思想作风,弘扬马克思主义学风,改进工作作风,优化领导作风,纯洁干部生活作风;在反腐倡廉建设方面,党内集中教育促进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清气正;在制度建设方面,党内集中教育高度重视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推动党内法规建设的恢复和发展,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推动党内法规建设体系化。论文的第五章,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党内集中教育的成功经验。一是开展党内集中教育要坚持方向性与现实性相统一,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体现时代特征,结合党内实际;二是开展党内集中教育要坚持限定性与灵活性相统一,要做好顶层设计,尊重首创精神,实现上下良性互动;三是开展党内集中教育要坚持普遍性与针对性相统一,要突出重点对准焦距,把普遍要求和分类指导有机结合,敞开大门相信群众;四是开展党内集中教育要坚持时效性与可持续性相统一,要明确教育目标,实现知行合一,坚持从严从实,推行建章立制。论文的第六章,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党内集中教育存在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党内集中教育都较好地达到了预期目标,但在开展过程、问题整改、成果运用等方面仍存在一定的问题和不足,教育开展不平衡、教育过程存在形式主义、问题整改不彻底等现象屡见不鲜,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党内集中教育长效机制建设问题。论文的第七章,对党内集中教育长效机制建设进行深入思考。就某次党内集中教育来说,长效机制是巩固教育成效、促进教育成果转化的有效措施和必要途径。从党内集中教育顶层设计来看,要实现党内集中教育集成效应最大化,需要建立长效化的党内集中教育开展体系,从组织动员、过程执行、教育考评、问题整改落实等方面进行总结分析,在领导管理、运作预警、保障激励等方面建立长效机制。在建立党内集中教育长效机制过程中要注意处理好几个关系。一是处理好集中教育与经常性教育的关系,要准确把握集中教育与经常性教育的区别和联系,以及两种教育模式的不可替代性,充分认识建立党内集中教育长效机制是把两种教育模式相结合的最佳途径;二是处理好抓“关键少数”与全体党员的关系,要突出“关键少数”,也要面向全体党员,并注重通过“关键少数”引领全体党员;三是处理好思想建设与制度建设的关系,要始终不渝把思想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更要持之以恒把制度建设作为治本之策,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互促进,不断推进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全面、长效。

张银霞^[7]（2017）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研究》文中认为在现代社会,百分之九十的国家实行政党政治;政党政治是现代政治的核心。现代政党尤其是执政党或参政党都一般地存在严格性程度不同的纪律规矩的约束,政党的重要成员必须拥护本党的政治纲领和政策主张。在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和政党政治发展历史上,与其他政党不同,中国共产党作为体制外生型的革命政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定和执行严格的纪律尤其是极为严格的政治纪律,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传统、政治特色和独特组织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强纪律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并就加强党的纪律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那么,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纪律建设取得了哪些成就?有哪些经验教训?当前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现状如何?有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都是当前需要重点研究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本研究以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纪律建设问题为研究对象,抓住党章依据和纪律建设的主线,综合运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的方法,研究不同历史时期党的领导集体关于纪律建设的思想理论观点,考察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历程,具体研究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律体系的发展和完善、执纪机构的沿革和职能变迁及执纪实践,总结归纳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基本经验和主要特点,查找当前纪律建设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存在的问题,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并就如何进一步推进纪律建设提出可行性对策。就本研究的内容结构而言,除绪论外,主要包括四部分、六章内容:绪论:简要说明论文研究的缘起及研究意义,界定规矩、纪律、纪律建设、中国共产党的纪律建设和纪律体系等相关概念,梳理评述国内外相关文献,说明论文研究的思路、方法、路径、资料来源及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之处。第一部分为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思想文化资源和理论依据,即第一章。内容涉及中国传统的纲纪法规文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无产阶级政党纪律建设的科学论述及中国共产党核心领导人关于纪律建设的思考。辩证地看待和分析中国传统的纲纪法规文化,为纪律建设提供文化资源借鉴;提炼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纪律建设的理论,为纪律建设提供理论支撑;梳理和归纳中国共产党核心领导人关于纪律建设的思想观点,为纪律建设提供思想指导。第二部分为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历史考察,包括第二章至第四章。主要考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及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历史进程,并总结每一时期纪律建设成效、阶段性经验和特点,汲取其中的挫折教训。第三部分即第五章,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全过程的基本经验与主要特点。基于68年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历史考察,归纳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基本经验有:纪律建设始终坚持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纪律建设思想为指导;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的全局;始终把纪律建设作为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把构建科学的纪律体系作为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前提;注重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专门机关和队伍;把党纪教育与严惩违纪行为作为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手段。通过纵向历史研究,概括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主要特点,即纪律建设与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紧密联系;注重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与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有机结合;注重正面教育和警示教育有机结合;注重处理“高标准”和“守底线”之间的辩证关系;把严明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放在纪律建设的首位。第四部分即第六章,基于以上理论、历史和经验的分析进行现实思考,提出进一步推进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对策建议,主要是:在立纪方面,不断健全和完善以党章为核心的党纪体系;在知纪方面,加强党纪教育,强化党员干部的纪律规矩意识;在守纪方面,领导干部带头遵规守纪,发挥表率作用;在执纪方面,强化监督执纪问责职能,切实增强纪律的执行力。

江小燕^[8]（2017）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实现不想腐的历程和方略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主要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执政的条件下,面对各种考验和风险,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过程中为了实现党员、干部“不想腐”的目标要求而进行的实践探索、政策实施和理论认识。揭示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条件下实现“不想腐”的历史过程、历史特点、历史经验和历史规律,回答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阶段实现党员、干部“不想腐”的方略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寻找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实现“不想腐”的方略和具体政策措施,为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体制机制提供理论启迪、历史依据和政策咨询。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追求“不想腐”目标所采取的举措及形成的经验教训进行考察,为现阶段构筑“不想腐”的堤坝和构建“不想腐”的长效机制提供历史借鉴和参考,从而推动“不敢腐”、“不能腐”向“不想腐”的完全转变,为完成“两个百年”目标,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本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主要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不想腐目标要求的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对国内外关于不想腐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并对本论文研究的思路、方法及创新之处进行阐释。第二部分梳理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不想腐”的理论基础。主要从中国传统的官德教育思想对实现不想腐的历史启迪,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关于党员干部想腐败的动因、实现不想腐的总方略及具体举措进行探讨。如孔子的德政思想中蕴含了党员干部实现不想腐必备的道德修养,中国古代实施官德教育的方式,为加强党员干部的廉政道德教育,提供了可贵的经验与启发,尤其为构筑不想腐的思想道德防线提供了丰富的廉政教育方式。关于党员干部想腐败的思想根源及实现不想腐的总方略、具体举措等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此均有相关阐述。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实现“不想腐”应坚持“两个决裂”方略和社会公仆方略。列宁认为,实现不想腐的目标要求应坚持思想文化反腐方略和组织清党方略。毛泽东认为,实现不想腐的目标应坚持思想建党方略。邓小平认为,实现不想腐的目标要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方略。江泽民认为,实现不想腐的目标应坚持教育制度监督相结合的总方略。胡锦涛认为,实现不想腐的目标要求要坚持构筑思想道德防线总方略。习近平认为,实现不想腐的目标要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有机结合方略。第三部分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共产党在追求“不想腐”的过程中面临的形势,采取的举措及形成的经验。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一些党员干部萌生强烈腐败动机的严峻形势,中国共产党立即开展了整风整党运动,颁布了惩治和预防腐败的法规制度、注重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通过采取这种复合式防腐战略,提升了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和综合素质,有效地解决了党组织中存在的思想不纯和作风不纯的问题,有利于促使党员干部向不想腐的目标迈进。并在实践中取得了不错的成效,营造了风清气正的从政环境,党员干部呈现清正廉洁的良好精神风貌。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开展一系列整风整党运动,改进党员干部的作风,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和培养,净化党员干部的思想,提升其共产主义觉悟,增强其拒腐防变的意识和能力,使其逐步向不想腐的目标过渡。在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文化大革命”时期,为了推动党员干部向不想腐的目标迈进,开展了“精兵简政”、“节约闹革命”、“一打三反”等一系列反腐举措,但这些反腐举措受“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加之在社会动乱的年代,受到“造反派”组织的消极影响,使反腐举措在实践中很难真正执行,因而没有收到预期的成效。第四部分对改革开放以来至党的十八大期间,中国共产党为追求“不想腐”的目标所采取的举措,形成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梳理。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进程中,针对一些党员干部滋生腐败动机的严峻形势,中国共产党通过加强党性党风党纪教育,为实现“不想腐”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开展全面整党,提升共产主义觉悟促使向“不想腐”转变;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使党员干部受到实际的反腐蚀斗争教育;纠正不正之风,为实现“不想腐”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管理与监督,促进“不能腐”向“不想腐”转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党员干部由于经受不住市场经济负面因素的影响,滋生腐败动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成熟,腐败欲念乘机滋长;利益多元化刺激了一些党员干部的逐利心理而萌生强烈的腐败动机。对此,中国共产党开展以“三讲”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构筑不想腐的思想防线;推动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增强廉洁从政的自觉性坚定性;严处大案以遏制腐败动机,推动“不敢腐”向“不想腐”的转变;纠正不正之风,为实现“不想腐”提供风清气正的从政环境;加强廉政法规制度建设,促使不能腐向不想腐转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在追求不想腐的过程中面临严峻的形势。通过开展大规模专题教育活动,提升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程度;加强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提升党员干部廉洁从政的自觉性;加强作风建设,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以提升党员干部的群众观念和宗旨意识;严肃查处违纪违法案件,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提升腐败的综合成本以抑制党员干部的腐败动机;健全权力制约监督机制,减少党员干部的腐败机会以遏制其腐败动机。通过发挥教育、惩处、纠风、制度等手段的整体合力,采取复合式反腐防腐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一些党员干部的腐败动机。第五部分主要探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追求“不想腐”目标所面临的形势,采取的举措,形成的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追求不想腐的过程中仍然面临理想信念动摇、思想道德防线失守;“四风”问题滋生蔓延,一些党员干部党性修养缺失;党内政治缺乏严肃性,一些党员干部腐败欲念蔓延丛生等严峻形势。针对这些问题,中国共产党通过开展系列党内专题教育活动、不断完善反腐败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保持高压惩治腐败态势、构建廉洁政治生态,注重发挥教育、制度、监督、惩处等手段的整体合力,采取标本兼治、多管齐下的防治腐败方略,以推动党员、干部向“不想腐”过渡。为了筑牢不想腐的堤坝,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相统一;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建党相统一;坚持道德高标准与守底线相统一。第六部分探讨了现阶段中国共产党在追求“不想腐”的目标过程中所面临的障碍、原因、解决路径及实现不想腐的总方略。现阶段中国共产党在追求“不想腐”的过程中面临一系列障碍和难题。对此,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实现不想腐的具体路径。针对不道德私欲,加强干部克治修身功夫以“破心中贼”;针对思想放松,加强主观世界的改造,筑牢“不想腐”的堤坝;针对不良从政环境,营造廉洁政治生态为实现“不想腐”目标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针对家庭腐朽文化的侵蚀,加强家风建设促进廉洁齐家;针对腐败机会的客观存在,加强权力监督制约为实现“不想腐”提供制度保障;针对腐败成本较低,加大惩戒和曝光力度提升腐败综合成本以遏制腐败念想;针对公务员队伍薪酬体系偏低,建构合理的薪酬激励机制,为党员干部实现“不想腐”提供物质保障。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坚持思想治腐与制度治腐相结合、惩治腐败与预防腐败相互促进、压制腐败动机与提升觉悟程度融为一体、实现不想腐与不敢腐、不能腐相互衔接的总方略,以推动党员干部向不想腐的目标过渡。实现“不想腐”的目标要求,是一个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相结合的过程。唯有全体党员干部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时候,我们距离实现“不想腐”的目标才会越来越近。此外,实现“不想腐”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要坚持久久为功。

文骐,罗重谱,王妙志^[9]（2016）在《足印——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回眸》文中研究说明2016年7月1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将迎来九十五华诞。从2015年第9期起,《重庆社会科学》在全国学术期刊中率先推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特别策划",从一个侧面见证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逐步发展壮大,并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光辉历程。其中"足印———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回眸"展现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来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的轨迹。本期推出"经济建设篇"（2009.12016.5）、"政治建设篇"（2009.12016.5）、

本刊编写组^[10]（2014）在《新思想 新观点 新论断 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综述》文中研究说明前言自从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航中国,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年时间,却迎来了"开门红"。全党振奋,人民高兴,给国际社会也留下了积极、美好的印象,增添了世界各国政要和广大民众对中国未来的信心。开局漂亮,且步履稳健,得益于党和国家的前辈们开创和奠定的坚实基础,靠的是全党上下和全国各族人

二、坚持“三个代表”的要求 开展企业党风廉政建设（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坚持“三个代表”的要求 开展企业党风廉政建设（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中国共产党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5）湘潭县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研究（1992-2002）（论文提纲范文）

（6）改革开放以来党内集中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实现不想腐的历程和方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足印——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回眸（论文提纲范文）

（10）新思想 新观点 新论断 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四、坚持“三个代表”的要求 开展企业党风廉政建设（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研究[D]. 刘华超. 山东大学, 2021(11)
• [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研究[D]. 荣震.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7)
• [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研究[D]. 钟国云.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4]中国共产党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历史考察[D]. 禹辉映.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1)
• [5]湘潭县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研究（1992-2002）[D]. 黄浩. 湘潭大学, 2019(02)
• [6]改革开放以来党内集中教育研究[D]. 乔仁桂.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2017(07)
• [7]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研究[D]. 张银霞. 武汉大学, 2017(06)
• [8]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实现不想腐的历程和方略研究[D]. 江小燕. 武汉大学, 2017(06)
• [9]足印——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回眸[J]. 文骐,罗重谱,王妙志. 重庆社会科学, 2016(06)
• [10]新思想 新观点 新论断 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综述[J]. 本刊编写组. 职业技术, 2014(Z1)

标签：治理理论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领导理论论文;  理论体系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