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汉从“黄老无为”到“尊儒”的转变

一、论西汉从“黄老无为”到“独尊儒术”的转变（论文文献综述）

王文灏^[1]（2021）在《山东地区汉画像石中造型艺术的发展演变》文中提出根据考古发现汉画像石大约产生于西汉中期至东汉末年。汉画像石作为墓葬及墓前建筑内部主要装饰形式,无疑与视觉图像表达方式有着共通之处,它以独特的方式反映出中国两千多年前汉代的社会、文化与信仰的演进历程,揭示出其时代文化内涵及审美表达方式,对于探知与把握图像表达的未知世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山东地区则是全国四大画像石聚集地之一,其画像石分布密集且数量庞大,在全国范围内占有重要的学术研究地位。本文中的山东地区,其地理范围指的是以鲁西南的济宁、枣庄、临沂等地为中心,东至胶东半岛,西至鲁豫交界处,向南到鲁苏皖三省交界区域,北至滨州、东营黄河三角洲地区。由于在上述区域内发现的汉代画像石具有共同的地域文化与艺术特征,因此学术界通常是把该地域的汉画像石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以与南阳地区、四川地区和陕北地区等相区别。山东地区汉画像石的地域特点明显,并形成了自身特有的艺术风格,尤其是在画像石的造型艺术方面地域特色突出。事实上,汉画像艺术不仅体现出象征主义的审美思想,而且反映出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信仰等方面的发展状况。学术界普遍认为,在整个两汉时期,汉画像都是作为统治阶及精英阶层为了统一思想、教化民众的一种手段,因此其具体的表现内容与表现方式,既反映出当时的社会、文化和信仰,同时也体现了时人采用多样的造型艺术将上述内容进行艺术化表达的独特方式。纵观汉画像石的造型艺术,其特点主要表现在造型处理、构图处理、装饰处理与材料处理四个方面。首先是造型形象的变形处理,也就是剪影法的运用。山东地区汉画像石大多采用剪影的平面形式来表现造型的典型动态。其次是构图的处理即分割法的应用。汉代匠人对于画像石的画面常常通过分割法的处理而使得画面具有秩序的美感。再次就是装饰的处理,也就是填充法的大量运用。画像石的人物造型之间,通常会用其他的造型来填补形与形之间的空白,以达到充实丰满的效果。第四是对材料的处理,汉代匠人常常使用减地法。这是一种为了保留主体造型而剔去造型以外的空间的雕刻方法,以达到主题突出的效果。减地法早在战国时期高端玉器上就已经被采用,汉代匠人将其大量运用到画像石雕刻艺术上,并对后世的各种雕刻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正是山东地区汉代石匠们采用了具有上述特点的工艺技术,才有了本地区汉画像石雄浑大气、舒朗有度、繁而不呆的艺术特征。本文在对两汉之交的汉画像石造型艺术的发展演变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除了对雕刻技法特征的剖析与商榷之外,还将从现象深入本质深入探究其相对应的社会、思想、审美内涵。本研究将山东汉画像石创作题材归纳为四大类。第一种是日常生活题材。在山东地区汉画像石中,日常生活题材最为常见,其中的乐舞百戏在山东地区汉画像石中出现的数量较多,反映的是两汉时期官宦富贾宴饮乐舞场景与风俗习惯的具体体现;与此相关的庭院庖厨,反映出墓主人生前生活的真实场景,也是画像石题材中的世俗生活题材;另一日常生活题材是汉代统治阶级的狩猎活动,这时的狩猎已经不单纯是人类生存的手段,同时也是一种娱乐健身活动,因此成为常见题材。第二种是历史故事题材。历史故事题材在整个山东地区汉画像石中占有比较大的比重,此类题材在画像石中的出现有其特定的目的性,起着“以德为教、惩戒后世”的作用。这些历史故事题材可分为王侯类、名臣类、义士类、孝子类、烈女类及圣贤类等。从这些分类里可以看出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宣扬明王先贤、义士孝子们的品德及儒家伦理思想。第三种是战争类题材。战争题材的画像石表现内容一般集中在胡汉战争方面,具体内容有献俘、交战、胡王等固定内容。第四种是神仙祥瑞类题材。在神仙祥瑞类题材中较常见的是伏羲女娲、西王母东王公、神异怪兽等形象的描绘。从山东地区汉画像石的题材分类中,可以看出两汉时期的画像石墓葬及墓前祠堂,其造型结构深受所表现的各类题材的影响,人们通过把墓主人放置到世俗与神仙两界并存的同一个空间维度,并希望由此达到在时空观上存在着的生前死后的递进关系。这是两汉时期统治阶级所教化的死后升仙这一思想观念的反映,是死者再现生者世界的理想化图像表达。上述创作题材的表现方式往往造型特点突出,成为汉画图像中风格发展演变的重要载体。两汉时期,为强化封建依附关系,统治阶级不断鼓吹天人感应论及符瑞说,标榜忠、孝、节、义等封建伦理道德。这可以看做是画像石墓大量出现的重要社会原因,也是汉画像石图像中出现有大量的历史人物故事、神仙异兽等形象的依据。除了社会原因,笔者还认为这些造型形象的来源与原始社会以来形成的艺术观念以及中外文化的密切交流相关。除了受到儒家孝道思想观念的影响之外,这些造型形象还与汉代重厚葬之风的盛行,以及灵魂永生观念与来世信仰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作为汉代墓葬重要组成部分的汉画图像中的造型艺术,必然也是这一观念和信仰的产物。山东地区的画像石早在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就已产生,东汉中后期则成为其鼎盛时期,产生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画像石作品,也成为山东地区汉画像石的典型代表。中国古代的艺术形式与神话传说与统治阶级的阶级统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汉画像石亦不例外。古代中国社会人们常常会把统治阶级所崇尚的思想作为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决定要素,从汉画像石的题材中亦不难窥见这一影响的具体存在。汉画图像中的历史人物形象主要有古先圣贤、忠臣模范、列女孝子、传说人物等,来源于汉代的历史记载和人物传说,目的是“明劝诫,助人伦”,行使图画的教育功能。统治阶级的神仙思想,对于汉画像造型的表达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神仙思想根植于人类的求生本能,对死亡的恐惧与对长寿的期盼是人们的一种普遍心理。对于不死的追求,在先秦的王公贵族那里已经表现得尤为强烈,因为他们是政治和经济的既得利益者,具有一种强烈的优越感和占有欲,希望长生不老,想把自己在现实中享受的富贵生活永远延续下去,可见求仙思潮在汉代已经达到鼎盛且有其阶级统治的基础,画像石的形象表达也就深受统治阶级思想的影响。民间祥瑞造型形象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产生与发展折射了彼时人类社会的时代背景、思想意识以及审美追求,也体现了华夏民族延续存在的信仰追求。随着汉代与西域以及中亚西亚地区诸国陆路、海路联系的增多,异域的人物与各种动物组合的形象也随之传播到中原地区,使东汉时期的画像石中出现了诸如多髯长毛的人物形象,更有多种不同组合的形象出现,如人头马、九头蛇、鸟头怪、饕餮组合等。这些造型形象的出现,也从侧面反映了汉代中原地区与西域,中亚西亚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密切。山东地区画像石的造型形态产生的原因,可以围绕统治阶层的统治方式、民间祥瑞思想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等三个方面进行阐述。地域造型形态的产生必然有社会、思想及文化方面的源流与根源,两汉社会统治阶级把儒道思想作为教化民众的工具,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进行说教,进而巩固其阶级地位,而两汉对外交流所带来的社会文化的融合,也是画像石造型形态产生的重要根源。齐鲁之邦是儒家思想的发源地,紧邻鲁南的苏北地区以及巫风盛行的荆楚之地,前者为画像石创作提供了思想基础,后者则成为画像石造型艺术上的源泉。因此,山东地区汉画像石的题材内容十分丰富,造型形像更是千变万化且多姿多彩,兼具细腻与雄壮之风。在此背景下,山东地区的汉画像石的造型风格演变与审美形态等方面具有很强的一致性,是我国汉画像石造型艺术的宝库。

王越^[2]（2021）在《汉代城乡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城乡关系即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以往的古代城乡关系研究主要侧重于唐宋明清时期的探讨,具体到两汉时期则更加侧重于城市和乡村的分别研究。研究汉代城乡关系不仅可以补充古代城乡关系研究体系中相对薄弱的一环,还有助于打通汉代城市研究与乡村研究的关联。同时,研究汉代城乡关系也有深化“城乡一体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理解的现实意义。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城乡关系作为研究主体,探究汉代城乡关系的历史实际,梳理两汉城乡关系的发展特征。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市和乡村从宗法血缘共同体中解放出来,城乡关系从政治、经济、文化、居住等方方面面都呈现出新的动向。受到多国林立、社会动荡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的城乡关系还展现出区域差异性和丰富性的历史特点。短暂的秦王朝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天下一统局面下城乡关系的发展。进入汉代以后,城乡关系得以继续发展,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汉代城乡关系中存在较多的同一性要素。这是城乡共同体时代的基因遗存和“大一统”王朝政治体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城乡同一性要素主要体现在政治治理和居民生活两方面。城市与乡村统一于地缘行政管理体系,拥有着相同的基层组织和管理人员设置。各种身份人群广泛分布于城市与乡村之中,广大城乡平民享有同等的社会地位、政治权利、经济权益和文教机遇。此外,城乡经济和文化方面也具有同一性表现。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广泛分布于城市与乡村之中,城乡居民在主流思想文化上也有着相当多的一致想法与诉求。其二,汉代城乡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并且有差异化发展的趋势。这是城乡共同体色彩淡化,城乡分野明晰化的结果。城乡差异主要体现在空间差异和经济结构差异两方面。城市与乡村在空间规模、空间形态、空间结构以及空间发展趋势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城市与乡村在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市场结构上有着明显的不同。此外,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也存在着各自鲜明的文化特色。就汉代城乡关系的结构与发展趋势而言,城乡同一性要素的存在与城乡的差异化发展始终是并存的。其三,汉代城乡差异推动着城乡相互交流。城市和乡村通过政治互动,实现了治理功能的互补,乡村自组织在这一过程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城乡经济也因为经济结构的差异和区域差异而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城乡思想文化呈现出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双向互动形态。汉代人口在城市和乡村中自由选择居住,造就了城乡人口的主动性流动,流民在城市和乡村中祈求生存,造就了城乡人口的被动性流动。其四,汉代城乡可以实现相互转化。汉代城乡转化规模十分可观,乡村向城市不断地演进,城市也在向乡村不停地回归。影响城乡转化的因素主要有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四个方面,各个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影响着社会单位城乡形态的变化。城乡转化的实现得益于汉代城乡的特定背景,是城乡共同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城乡共同发展的“马太效应”推动了大都市和小型乡村的涌现,也为城乡转化提供了发展动力。汉代城乡关系的发展特征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从发展趋势来看,两汉城乡关系出现了较多变动,其结果是乡村的成长与城市的停滞,但是没有突破城乡关系的原有结构。这是汉代城乡关系有别于其他时期的显着特征。汉代城乡关系发展的基点在于农本,而欧洲古代城乡没有共同的基点,由此造就了中西古代城乡关系的结构差异。同时,官方政府统一主导着汉代城乡关系的发展,这与西方古代的城乡分治形成了明显的差异。

田丰^[3]（2020）在《“孝宣情结”与东汉政治》文中认为建武元年（25）,西汉宗室疏属刘秀建立东汉王朝。特殊的“中兴”性质,使得东汉在政治上存在着向前朝盛世学习的风潮。曾中兴汉朝的宣帝刘询是其时最受士人关注的西汉君主之一。由此东汉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政治文化,笔者称之为“孝宣情结”,即指东汉士人对前汉宣帝、宣帝朝辅臣及其所共同构成之政治的认同感、归属感。这一政治文化对东汉王朝影响深远,故本文以东汉士人之“孝宣情结”为研究对象,希冀通过梳理其缘起变化发展的过程,进而勾勒出东汉近两百年政治变化发展的轮廓。西汉中期,宣帝以成熟的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中兴了彼时衰败的汉朝。因此有汉家传统的,“霸王道杂之”的政治思想与带有汉宣帝特色的,以吏治建设为核心的政治实践,就构成了经典的孝宣政治,加之西汉中后期士人对汉宣帝形象充满曲折的层累建构,共同推动了东汉士人“孝宣情结”的缘起。东汉建立后,国家的首要任务即是确定立国方针。“孝宣情结”的缘起使得此时的士人对宣帝中兴汉朝的故事颇为倾慕,向孝宣政治的回归便成为了东汉朝野共同的目标。在“孝宣情结”的驱使下,东汉皇帝重构国家政治,拔高宣帝地位,如光武重新确立宣帝在汉家宗庙中的位置以颂扬其功,更换精明能干的太子以继承大业;以班固为代表的一批文士则综合前史塑造,以历史书写的形式固定了汉宣帝的中兴形象。孝宣政治也成为了东汉初年行政的范本,光武、孝明二帝复行孝宣之政,将其内核融入东汉的具体政治实践中,开创了东汉前期的盛世。明帝以降,章、和二帝虽能继续领导东汉王朝走向盛世,但出于调整现实政治的考虑,由章帝推动的帝国政治转向,与宣帝所奉行的理性政治渐远,为东汉留下了巨大的隐患。东汉士人的“孝宣情结”也出现了分化的现象。在此时的上层士人如皇帝身上,几乎看不到“孝宣情结”了,东汉初年由皇帝主导,君臣共尚的“孝宣情结”转为由中下层士人主导。东汉中后期,中央权假他姓,外戚、宦官的先后迭兴使得东汉中央政治败坏,地方政治亦濒临崩溃。国家衰落,士人们为重振皇权,整肃吏治,纷纷以孝宣政治为模板,设计东汉新政,一批士人更在具体实践中推行孝宣之政。不过在那样的大环境下,士人们的努力只是徒劳,其人由此心灰意冷,旨趣转变。东汉末年,仅见于中下层士人的“孝宣情结”则出现了明显的异变。汉宣帝中兴汉朝的幻景与汉朝难以复兴之现实的抵牾使得其时士人较少直接提及汉宣帝,“孝宣情结”存在着脱敏淡化的趋势。本是为挽救国家危亡,纠正国家弊端的孝宣政治被士人拆解开来,泛化为一般的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成为了汉末群雄经营地方的重要参考。三国创业君臣如曹操、刘备、诸葛亮等人儒法兼用,重塑吏治,从并起的汉末英豪中脱颖而出,最终三分东汉天下。而原本为构建汉宣帝中兴形象的谶纬异象也出现了异化,变成了地方割据乃至最终他姓完成权力转换的重要因素。

任凯凯^[4]（2019）在《西汉士人心态浅析》文中研究表明士人心态主要研究士人群体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精神状态和价值观念。春秋战国时期,士人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开始以自己的思想学说指导实践,之后对历代王朝的政治、思想和文化等方面产生深远影响,尤其对于大一统政权初创的秦汉,更是如此。本文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方面分析西汉士人心态。历时性的角度分析了西汉在不同时期不同统治思想指导下士人所呈现的不同心态特征,具体分为汉初“黄老无为”思想指导下的士人心态、武昭宣时期“外儒内法”思想指导下的士人心态、西汉后期“经学神化”思想指导下的士人心态。另外,笔者通过搜集整理西汉士人心态的史料发现,虽然在西汉两百多年的时代变迁中,在不同王朝统治思想的指导下,士人呈现出不同的心态特征,但从总体来说,士人受时代的大环境影响,呈现出一些共性心态,如隐逸心态、敢于直谏心态、功利主义心态,共时性的角度分析了西汉士人呈现的共性心态及其原因。故本文通过两个角度分析西汉士人心态,以使士人群体的精神面貌更加明晰。

王文书,崔明稳^[5]（2018）在《2017年董学研究综述》文中研究指明2017年董仲舒研究保持了去年的态势,论文数量稍有回落,但整体质量有所提高。论题基本涵盖董学的所有范畴,但基本已经摆脱了原来的历史定位、故里之争等比较浅层的问题,研究问题都深入到董学的比较深层的问题;传统的董学研究课题如"天人合一"等热度稍减;董仲舒人性论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三纲五常"伦理教化和"德主刑辅"的社会教化成为今年的热点;董学学术史的研究在数量上增长迅速,从经学发展史角度的研究成为今年的重点;学者们也非常关注董学的现代意义,力图找到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应用价值。《衡水学院学报》继续占据董仲舒研究的主阵地。没有批判性与商榷性的文章,不利于董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卢元章^[6]（2017）在《二十世纪后半期的汉武帝研究》文中提出汉武帝于景帝后元三年（前141年）即帝位,至武帝后元二年（前87年）去世,在位共五十四年零一个月,是西汉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帝王之一。其在位期间"内修法度,外攘夷狄",在继承"文景"遗产的基础上,使西汉达于鼎盛,开创了彪炳史册的汉武盛世。然而其开创汉武盛世的代价是极大的。"外攘夷狄"连年征伐,不仅使汉朝财力匮乏,人民生活困苦,也给周边民族的生产生活造成极大的破坏。其功过是非,在历史上的地位与影响,从其去世到现在二千多年以来一直深受人们的关注。笔者以专题的形式,分别梳理了二十世纪后半期以来大陆学者对汉武帝研究在内政方面、民族政策方面、汉武帝的晚年及汉武帝的总体评价等方面的成果。通过梳理,笔者认为二十世纪后半期以来的汉武帝研究有着明显的时代特点。首先表现为研究成果的数量丰富、观点多元;其次,二十世纪后半期以来的汉武帝研究有着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产生这些时代特点的原因是多元,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其一,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史学思想;其二,史学方法的更新与多元;其三,史料范围的不断扩大;其四,史学评论的发展与完善;其五,高校人才培养机制与学术团体的健全与发展;其六,时代发展的特点也深深地影响着史学发展的特点。最后,笔者认为要使汉武帝研究健康的发展,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仍需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首先,必须牢固树立实事求是的史学思想,着力提高史学工作者的学术道德与学术操守。其次,要不断扩大史料运用的范围,更加注重考古史料、实物史料等新型史料的开发与运用。再次,要加强国际学术交流,进一步使汉武帝研究"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最后,要进一步规范史学评论机制,使史学工作者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客观的指出彼此研究之间存在的进步与不足。

康丽^[7]（2016）在《西汉赵充国研究》文中认为赵充国,西汉武、昭、宣时期名臣。《汉书》、《后汉书》等史籍中均记载其生平事迹,其中《汉书》卷六十九有传。但是,史籍中关于赵充国事迹之记载,有语焉不详以及厚此薄彼等问题。历代对于赵充国的评价,也局限于其军事屯田事迹;近现代学者的研究,大多也侧重于其军事屯田内容,而忽略了其家世背景、除军事屯田之外的其他事迹以及思想等内容的探讨。针对古今看待赵充国事迹存在的诸多问题,该文收集整理,深入分析与赵充国相关的史料,并在借鉴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全面考察赵充国其人。主要内容有赵充国的成长经历、家世背景、一生事迹、思想以及历代对赵充国的评价等。该文在学界已有研究的基础之上,全面深入推进赵充国相关史实的研究。这一研究有益于客观全面的认识赵充国这一重要的历史人物,亦可为当代西北建设有所借鉴。

郭炳洁^[8]（2015）在《近三十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研究综述》文中研究表明学界对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解读、定性形成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近三十年来,在拨乱反正、学术反思的背景下,史学界针对该政策中的诸要素与相关问题:可信性、形成原因、内涵和性质解读、历史发展过程、董仲舒的作用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然而这些研究成果仍存在诸如运用史料不严谨、研究方法简单、研究成果的碎片化等问题。今后的研究应在不断克服以上问题的基础上更多关注该政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远影响,并对其执行学术批判。

刘成敏^[9]（2015）在《汉代『政论』研究》文中提出汉代政论构成汉代政治文化之重要内容,本篇论文拟议四个方面作具体探讨。第一,汉代政论是观察汉代政治文化之重要取径。回溯和反思既往有关汉代政论研究之成果,就“政论”概念提出新的构想。“政论”之第一义,不是文体、尤其不是文学本位上之“论”体的概念,实包含一切形式之政治议论。故作品自觉的论政意识是核心,惟此一“念”,方有表达此“念”之诸种方式与形式,此系政治话语之表达。文学只是表达政治思想之手段,和呈示政治文化的一个面向。若摈弃有关文学之体的思考,或将“言说”的方式作开放之理解,那麽,“政论”的范围可谓十分宽广。只不过不同的方式,在论政策略、机制与效用诸方面容有不同。政论具有弥散性,始终存之於文、赋、诗诸文化体式——呈现文化的形式之中。藉由探讨汉代奏疏、诸子和诗赋等不同的政论表达方式及其论政机制、时代特质,捕捉始终氤氲於汉代政治文化中的这种意识存在,此即行文之初衷。第二,汉代以文书制御天下。文学、儒生的奏疏之文,不仅是政务文书,更是思想表达之重要载体。与文吏行政文书不同,文学、儒生等制度文官所作政论文章,亦是汉代文学之经典。此与奏“书”言政制度相关联,其中作为士大夫、学者的“文人”身份渐趋浮出历史之表。诏策、奏疏之文,系汉代最具时代个性之思想表达方式,直接参与了帝国政制的构建。此目标之实现,武帝时代确立以儒生为主体之文官制度、以儒学为政治意识形态等举措为关键,由此亦造就了汉政尚文之风气。君主论之认知、王霸道之权量诸问题乃汉家君臣论政之“主脑”①内容,集中体现於帝国力图塑形“汉亦一家之事”之总目标,并及於文与质、常与变上寻求动态之平衡。其间,汉臣奏疏之中心议题亦表现出由“过秦论”向“迹天心”之转变。第三,诸子思想构成汉代政论言说重要一目。诸子学说於汉代之流变体现出新的趋势——子学杂家化,此乃诸子思想在汉政中调适之结果。因於杂家化思维,学说之风貌已非“九流十家”中某一家所可归类。杂家化这一“创造的综合”①,亦呈示於汉代最时兴的艺术样式——汉赋之中,不过子、赋交融对彼此产生了既双美又两伤之结果。汉代儒学杂家化系儒学由“学”向“术”转变重要因素,既强化了“儒术缘饰”②之用,也为其他学说进入制度体系开通了渠道。所谓“罢黜百家”,儒术并未独胜,相反成就了百家学说之“曲胜”。杂家化改变了诸子自开户牖、各立一家之格局,由此前激烈的“入室操戈”转为温厚的“入室共存”。如此一方面销蚀了诸子之个性,但同时也渐趋消弭了门户之见而造就了汉代通学之风气。第四,以诗歌方式论政系政论的诗语表达,这是“诗言志”的传统。以谣、谚、歌、诗等“歌诗”评议政治,系政论的底层表达主要形式。底层民众的政治言说寄生於史传和士大夫、学者所作文中,间接参与了政治,其政治品位因之获得提升。代表“天心”之民间“歌诗”,甚至构成帝国政治运作中之特殊“律例”;特别是谶谣或曰“诗妖”,更为皇帝、士大夫所重。上、下层政论有合与离的关系,其“离”表现於二者在思想志趣、精神境界上“公义”“私意”之别,不过,此与道德高下无关。汉大赋是政论诗性表达重要形式,所谓“诗为赋心,赋为诗体”③即可形容。大赋论政之根本在於持论特性:在文式上,赋、奏兼体,由文入赋,以铺排藏议论为赋之正格;在义涵上,持论崇尚器识,大赋熔子入史而准於经义,铸成“辨而不激、畅而归典”④之轨辙;在功用上,夸饰即讽諌,描绘王政之形,写影以寓实,实有“目撃道存”⑤之效,劝一而讽百。除文字外,图像同样可以“言”政。大赋和图像等艺术方式表达政论,有其直观、便宜之效用与优势,却也有难以尽意之限度与不足。

陈坤^[10]（2015）在《西汉法制与社会阶层变迁》文中提出社会分层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长时段地存在于我国传统社会,轴心时代的先哲们对社会分层问题已经进行过深入的理论思考,尤其是先秦儒家集大成者荀子提出应当以礼、法为指导对社会阶层进行合理划分以利于治国理政的理论,对中国传统社会以礼治、法治两手解决社会分层问题产生重要影响。轴心时代关于法治与社会分层的经典理论在我国传统社会型塑阶段的西汉得到了印证。本论根据史籍中反映的西汉社会阶层变迁的客观历史现象,择取王侯、官僚、商人、游侠四个典型的社会阶层为研究对象,借助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中的法律史料,探讨法律制度对西汉社会阶层变迁的作用与影响。揭示以皇帝为核心的西汉统治集团通过怎样的律令制度设计调整各阶层利益关系,以强化对社会各阶层的控制,进而实现对国家的治理,同时藉由社会阶层变迁的过程与结果进一步深化我们对西汉法律制度与西汉社会的认知与理解。全文由绪论、正文五章及结语三大部分组成。绪论部份说明本论题的缘起,研究意义及价值;对本研究领域的学术史进行梳理,明确研究思路及核心观点,说明本论题的研究范围与研究方法。正文五章是论文的主体部份,从以下五个方面对相关问题进行论述:第一章,西汉法律制度与社会阶层变迁之基础。法律制度与社会阶层均根植于深厚的政治、经济、文化土壤,因此本章着重对西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形态及其发展趋势进行梳理。政治基础,从郡县制与官僚制演进的角度探讨皇帝制度的成立,揭示皇权政体的集权特质;经济基础,西汉经济经历了汉初“相对自由”阶段向中期统制经济的转变,统制经济主要表现为国家专卖和重农抑商两个方面;文化基础,轴心时代思想家提出的社会分层理论与因能授官的取材策略深刻地影响着西汉社会,因能授官的“能”在西汉不同阶段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自武帝独尊儒术始,“能”更多地被诠释为儒学知识。以上政治、经济、文化共同决定了西汉法律制度的时代特色,进而影响社会阶层的变迁方向。第二章,西汉法律制度与王侯阶层变迁。西汉承袭嬴秦皇帝制度的同时大行分封,以丹书铁契、盟誓、剖符、诏令等形式封赏功臣、宗室为王侯,赋予并保障其政治、经济甚至军事特权。但是皇权政体的集权特质与王侯分权是根本冲突的,皇帝制度与封建制的固有矛盾决定了汉国中央与诸侯国、皇权与王侯的对抗无法避免。所以,汉王朝通过颁行推恩令、酎金律、左官律等一系列律令一再压缩王侯的生存与发展空间,王侯阶层由此日渐式微。法律抑制下王侯衰落的另一面则是政治权力愈渐集于中央,集于皇帝。第三章,西汉法律制度与官僚阶层变迁。藉由仕进制度选举人才以建立高效的官僚体系为统治者实现治国理政所必需。西汉仕进制度于初期承袭秦制,中期开始逐渐青睐儒生、依赖儒学。儒学与仕进制度的结合推动了西汉官僚阶层的结构性变迁,官僚阶层中儒官比例增加,“士大夫政治”格局由此奠基。儒官积极参与立法建制,前中后期均不乏代表性人物为西汉法治作出贡献,儒学由此渗透到国家的立法建制、司法裁判当中,儒学的独尊地位得到巩固。统治阶层正是通过将儒学引入仕进制度强化了对文化领域的控制。第四章,西汉法律制度与商人阶层变迁。西汉法律制度对商人的抑制是主流的,汉初律令对商人生活方式加以限制并且切断商人入仕之途,后又屡次迁徙之,武帝主政的汉中期抑商达到顶峰,币制改革、均输、平准、告缗令等诸多法令透露着明显的抑制商人倾向。但是,汉国家在抑制商人的同时为了国计民生,又颁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法令,如通关梁,驰山泽之禁,而且均输、平准之法亦可解读为国家对商业的重视。在抑制商人与重视商业的法令左右下商人阶层或兼并土地,跨界经营成为大土地所有者,或利用国家政令拜爵入仕成为官宦,藉此,西汉商人阶层的变迁主要体现为身份的多元化。这两类看似相悖的法令,实质是统一的,汉王朝希冀利用这些法令打击商人以实现对经济领域的统制,进而维护大一统秩序。第五章,西汉法律制度与游侠阶层变迁。游侠的特质是以侠义精神与实际行动得到舆论认同,进而建构以己身为中心的人际关系网络。此人际关系网络成为游侠采取社会行动的基础,游侠对社会秩序的影响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违法犯禁,破坏官方建构的秩序,比如藏匿亡命、涉私斗、报私仇、横行无忌、武断乡曲;二是行侠仗义,辅助国家律令、地方政府以维持社会秩序,比如赈济乡里,扶助贫弱,调解民间纠纷等等。对于社会秩序,游侠犹如一把双刃剑,西汉的律令制度与具体的治理措施也呈现出打击与利用并存的两面性。因此,游侠阶层在西汉中后期逐渐发生变化,其一,精神风貌与行事方式的转变,渐有“君子退让之风”;其二,身份转变,有的开始放弃游侠的身份,取得国法认同的身份,比如:入仕为官。西汉统治者经由律令制度抑制、任用游侠,促成了游侠的转变,也加强了对地方社会的控制。总之,在我国传统社会型塑阶段的西汉时代,以皇帝为代表的统治集团在先秦法律文化的影响下,结合西汉社会所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形态与发展趋势,采用法治的方式对社会各阶层施加影响,以达成治国理政之目的。而从社会实效反思法律制度,王侯阶层、官僚阶层、商人阶层及游侠阶层在西汉社会的沉浮与枯荣揭示了法律制度在整合社会、型塑社会、调整社会关系、平衡及分配社会利益中的巨大功能和作用。

二、论西汉从“黄老无为”到“独尊儒术”的转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西汉从“黄老无为”到“独尊儒术”的转变（论文提纲范文）

（1）山东地区汉画像石中造型艺术的发展演变（论文提纲范文）

（2）汉代城乡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孝宣情结”与东汉政治（论文提纲范文）

（4）西汉士人心态浅析（论文提纲范文）

（5）2017年董学研究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6）二十世纪后半期的汉武帝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西汉赵充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汉代『政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西汉法制与社会阶层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西汉从“黄老无为”到“独尊儒术”的转变（论文参考文献）

• [1]山东地区汉画像石中造型艺术的发展演变[D]. 王文灏. 山东大学, 2021(10)
• [2]汉代城乡关系研究[D]. 王越. 山东大学, 2021(11)
• [3]“孝宣情结”与东汉政治[D]. 田丰.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2)
• [4]西汉士人心态浅析[D]. 任凯凯.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5]2017年董学研究综述[J]. 王文书,崔明稳. 衡水学院学报, 2018(06)
• [6]二十世纪后半期的汉武帝研究[D]. 卢元章. 天津师范大学, 2017(08)
• [7]西汉赵充国研究[D]. 康丽. 兰州大学, 2016(08)
• [8]近三十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研究综述[J]. 郭炳洁. 史学月刊, 2015(08)
• [9]汉代『政论』研究[D]. 刘成敏. 南京大学, 2015(01)
• [10]西汉法制与社会阶层变迁[D]. 陈坤. 西南政法大学, 201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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