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湖北省渔业协会2002年会暨金禾圣水产专用肥料推广会在武汉召开（论文文献综述）
刘奕[1]（2020）在《5G网络技术对提升4G网络性能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设备接入到移动网络,新的服务与应用层出不穷,对移动网络的容量、传输速率、延时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5G技术的出现,使得满足这些要求成为了可能。而在5G全面实施之前,提高现有网络的性能及用户感知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从5G应用场景及目标入手,介绍了现网改善网络性能的处理办法,并针对当前5G关键技术 Massive MIMO 技术、MEC 技术、超密集组网、极简载波技术等作用开展探讨,为5G技术对4G 网络质量提升给以了有效参考。
赵翔[2]（2018）在《石漠化地区可持续发展法律问题研究 ——基于环境习惯法功能视角》文中研究说明作为西方世界应对环境危机而总结出来的一个充满智慧的概念,可持续发展在时间上强调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利益和需求,在空间上关注全球、区际、国家及其以下不同尺度的可持续发展,尤其在“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之基础上,把涉及经济、社会和资源三个方面的“可持续”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联合国要求每个国家都必须以可持续发展为标准,审视和评价本国的法律,找出差距,并作出调整。就我国而言,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引进吸收、创新与本土化的过程,率先发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创造性提出了在基本内涵和价值目标上与可持续发展基本一致的科学发展观、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顺应了可持续发展的时代潮流。可持续发展作为法律概念已被写入我国的多部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之中。环境法有环境实定法与环境习惯法之分。到目前为止,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目标都是由实定法贯彻实施的。相比之下,在某些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实施过程中,习惯法以其独特的社会功能和规范功能,能够促进当地可持续发展价值目标的实现,进而与实定法的实施相互配合。正因如此,本着与时俱进关注全球可持续发展动态,因地制宜回应中国环境法本土问题的治学态度,本文才以石漠化地区为研究对象,尝试通过寻找环境习惯法与可持续发展功能的契合,进而解决环境实定法在当地的实施问题。除引论和结语之外,全文共分四章,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开展了石漠化地区可持续发展的现状考察及法律问题分析。首先以石漠化地区为研究对象,尝试从该地区独特与恶劣的自然条件、独特与多样的生产生活方式、独特与丰富的地方性知识三个方面,开展对石漠化地区可持续发展的现状考察。石漠化地区独特与恶劣的自然条件,主要表现为崎岖不平的地貌、频繁的自然灾害和贫瘠的农耕环境。正是这种生态脆弱性,极易引发当地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脆弱性。石漠化地区独特与多样的生产生活方式,主要包括“山林刀耕火种”“山地耕牧”“丘陵稻作”等方式,它们在生态系统的类型、自然条件的脆弱性、主要涉及的世居民族以及劳动强度等方面存在差异。石漠化地区独特与丰富的地方性知识,具有立足于传统的农耕社会,关注现实的人地和谐,体现特色生计文化的特点。其中作为地方性知识的环境习惯法,承载了当地世居民族的生态智慧与生存技能,扮演着保护该地区脆弱的生态系统,传承生态保护法文化,弥补可持续发展法律实施之不足的重要角色。随后在此基础上,本文开展了石漠化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法律问题分析。依次界定了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法律问题、习惯法与环境习惯法等核心概念,并从立法、执法、司法和法律文化等方面考察了石漠化地区可持续发展法律问题的现状,进而尝试对石漠化地区可持续发展法律实施过程中存在体制有待完善、机制有待健全和法律制度难以“落地”的问题进行反思,拟追问石漠化地区可持续发展法律问题完善的可能方向。第二章探讨了石漠化地区环境习惯法的场域与惯习。作为一种洞察社会实践问题的理论分析方法,场域与惯习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创设的。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场域强调的是特定分析框架中的关系论思维与博弈论视角,惯习突出的是行动者性情倾向系统的历时性和生成性。若要分析一个场域,必须分析与权力场域相对的场域位置,必须勾划出行动者所占据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结构,必须分析行动者的惯习。本文以农耕社会为前提,具体分析了石漠化地区“山林刀耕火种”“山地耕牧”“丘陵稻作”三种不同的场域,进而发现石漠化地区农耕社会作为一种乡村自主治理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具有相对封闭、因地制宜和管理有序的共同图景。本文以生计文化为前提,具体分析了位于三种不同场域的石漠化地区世居民族的惯习,发现了该地区世居民族具有“从众”“从古”和“从老人”的社会惯习以及“生态禁忌”和“适应性生存”的生态惯习。正是这种源于对生态禁忌和适应性生存的生态惯习,才使石漠化地区农耕民族能够适应生态生存和社会生存的传统习俗得以自发生成和世代相传。环境习惯法应和着农耕社会的场域结构,并输出了生态惯习的意义。在前述场域和惯习的分析方法下,环境习惯法的生成经历了从生态惯习到环境习惯法的过程,环境习惯法的演替包括了权威、沉寂和重生三个阶段;环境习惯权利可分为“基于自然资源的习惯权利”和“基于社会资源的习惯权利”,环境习惯义务往往与环境保护的义务性、禁止性的罚则威慑紧密相连;环境习惯法有制度化、客体化和身体化的三种形式。根据石漠化地区世居民族生态惯习与社会惯习对环境习惯法形塑的侧重点不同,本文将该地区的环境习惯法功能分为基于乡村环境治理的社会功能以及基于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的规范功能两大类。第三章探讨了环境习惯法与石漠化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契合。首先,分析了环境习惯法与可持续发展在价值取向上的关联性,重点探讨了基于人的生存与发展的价值契合以及基于环境、资源和社会可持续的价值契合。其次,将环境习惯法置于可持续发展的时空场域,既探讨了环境习惯法与可持续发展时间的契合,并从环境习惯法涉及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当代人和后代人利益保护以及人的身心体验（惯习）等不同层次的社会时间加以分析;又探讨了环境习惯法与可持续发展微观尺度的契合,并从乡村环境自主治理的角度加以关注。最后,在前述基础上探究了环境习惯法与可持续发展的功能契合。根据惯习系统双向运行的特点,石漠化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回应型价值是环境习惯法价值与可持续发展价值契合后的新形态。从回应型价值到回应型法,是可持续发展价值在石漠化地区得以法律化、制度化和规范化的因地制宜,印证了环境习惯法与可持续发展功能的契合。所以,回应型法与传统环境习惯法相比,具有更强的适应性和对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的调整能力。第四章关注了环境习惯法对石漠化地区可持续发展法律实施的补充。本章是对第一章关于“石漠化地区可持续发展法律实施的反思与追问”内容的回应。如果说环境习惯法与实定法解决问题的目标是一致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在法律实施层面上寻求两者在体制、机制和法律制度的承接路径,进而对现行实定法在当地的实施提供补充。从乡村环境治理的体制来看,本文难以回避民间自组织与环境多元主体在体制上的冲突,亟待探讨环境自主治理与环境多元共治的体制承接问题。从法律的运行机制来看,本文既探讨了生态破坏民间救济与司法救济的契合,关注了生态破坏案件的民间识别和民间救济的介入方式;又探讨了民间群体利益表达和环境公众参与在理念、依托社会组织和运行方式上的契合,进而关注了它们在环境民主方面的求同存异和互融互补。从法律制度的实施来看,本文在环境可持续方面关注了民间风水禁忌与生态红线制度之间的契合,为生态红线“落地”的民间模式寻求适用范围、参与主体和应用策略;在资源可持续方面,关注了民间耕作习俗与开发者养护制度在持续利用、合理开发、保障生态安全和生态修复方面的契合,明确了“开发与养护”权利义务对等关系的适应性生存方式;在社会可持续方面,关注了民间“江步”“放浪”制度与倾斜保护制度的暗合,明确了“利益均沾”与关注弱者的功能。
周新年[3]（2018）在《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文中认为中国的地方社会不同于西方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概念18世纪才产生,来自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国家形成的历史经验,强调下层社会积极限制上层的国家权力的过程,社会精英、市场原则、公共舆论起关键的作用[1]。黑格尔认为中国由“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中国的历史是静止的,中国的社会“客观存在与主观运动缺乏一种对峙”[2],乃至于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社会的国家[3]。这其实都是基于公民社会的视角。但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认为公民社会只是一个理论“模式”,并非在西方真正出现过[4]。中国传统的王朝国家及近现代的国家,其社会不同于西方公民社会基于法的关系的普遍一致性,而在于自然和传统关系的地方性。本论文地方社会强调的是在国家的权力下,通过横向联系而自发形成的社会组织过程。顺德作为一个地处珠江三角洲中心（新老三角洲的结合部）、因境内发生惊动明王朝的“黄萧养起义”而在明中期设立的县级地域,经历了近600年的历史。在此过程中,顺德的地域社会先后创造了历史性的变革:在明清时期,同西、北江三角洲自然环境变迁（主要是洪水与沙田的淤涨）的适应、改造和利用过程中,形成了地域性的农业生产模式——桑基鱼塘等基塘农业;在晚清,因中法战争而组织的顺德地方团练发展成为领导广东省团练的领导机构;在清末,又成为中国工业近代化的先发地域;1970年代末开始,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率先成为乡村工业化和“自下而上”城镇化的典型地域。顺德的地方社会中是否存在一种内生的地域社会力量在起作用?本论文对顺德地方社会的历史考察,通过顺德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形成来尝试作出回答。论文分析了顺德自然和社会环境变迁中的几类关键性的要素:堤围等水利设施、宗族、乡村墟市、社与村庙的民间信仰等地方社会要素;以及明清的里甲与保甲、清末与民国的地方自治、建国后的乡村集体化、改革开放后推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帝制时期和近现代国家的制度要素;明清时期的基塘农业、乡村手工业、原工业化、近代工业化、全球化时代的工业化等经济要素。通过这些地方社会及国家层面关键制度要素的互动,总结出顺德乡村社会水利、墟市、信仰、产业等集体空间及其内部的权力（支配）、资源（资本）的积累和集中机制,以及地方习惯、地方文化的地域特征和乡村公共品的供应机制,并进一步尝试构建社会空间的分析框架——以集体空间为核心的地方社会空间与国家政治空间的尺度互动。通过此分析框架,来检讨在资本全球化的背景下顺德（政府的和乡村的）空间行为的得失。论文的结构共分九章:第一章,分析研究的背景,提出研究的问题,确定研究的对象、范围,界定关键概念,运用的研究方法,简述论文的结构。第二章,通过梳理社会空间基础理论、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主要范式及相关研究成果,提出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及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与城市化和全球化研究领域的理论衔接。第三章,重点对顺德地域自然环境变化进行历史分析,围绕以堤围、闸窦、沙田围筑等水利公共产品供给的集体行动机制,总结自明至建国以来水利建设的历史谱系:村庄的简易村围——防护田土的挡水堤——合围的堤围——跨村的联围、闸窦、排涝等综合水利系统——地域性大联围,并分析在乡村地域社会内部的水利组织形成过程中,集体空间中不同主体的利益冲突与协作对乡村聚落空间产生的深刻影响。人与自然的互动推进了水利社区的形成,并对顺德社会空间的演变形成空间的反作用机制（由非精确的自然领地边界向清晰的产权边界转化）。水利集体空间中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的形成过程表征了水利公共产品与水利地域社会规则形成的过程。第四、五章,通过分析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过程,分析地方社会民间信仰的历史特征。重点分析:不同神灵的地域分布反映了乡村社会内部和外部自然环境特征;通过里社制度、宗族制度对村庙的影响,考察国家礼制、宗族组织对民间信仰的双向互动关系;对乡村聚落社、村庙、不同类型祭祀圈和信仰活动圈的考察,得出顺德的社会空间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民间信仰通过神灵的设立和祭祀仪式等实现乡村社会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在整合地域内的不同社群、应对水灾和匪患、促进聚落共同体及跨村联盟的形成、影响墟市的演化及地域精神的形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传统乡村社会里,神的存在就是树立了韦伯所说的卡里斯马（charisma）,是建构乡村社会秩序及社会空间的权威之隐喻。民间信仰是顺德地方社会最为突出的特征,是所有社会活动的纽带。第六章,重点考察乡村“市”和周期性“墟”形成的历史过程,分析影响“墟”与“市”的转化因素。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段墟市的管理机制,墟市与水网、宗族、村庙的关系,以及原工业化和近代工业化对促进墟市性质改变的综合分析,总结乡村墟市所构成的市场交易空间的历史演变。顺德乡村墟市市场圈的形成,推动乡村以人际社会交往为主向跨村落的地域经济交往活动的转化。墟市集体空间的出现,从满足日常生活的服务演变到促进乡村地域经济的分工。明清顺德乡村“墟”与“市”角色的转化,先后经历了“早晚市和日墟——周期性旬墟和固定市——专业性墟和专业性市——商业性市和周期性墟”的历史谱系,实际代表了乡村地方社会经济交往活动中消费和生产的主导地位的变化。论文通过对顺德乡村墟市进行分类、发展演变及墟市竞争与冲突的历史考察,分析乡村墟市演化过程中权力、资源积累与集中机制的变化,认为乡村墟市的不断升级与墟市封建性不断减弱是一个相互关联的过程。专业性墟市向近代市镇的演化,权力集中机制是必要条件,由此产生墟市资源的集中机制共同主导了顺德墟市的市镇化过程。第七章,重点考察不同历史时段关键性制度对乡村地方社会的影响,及乡村地方社会如何主动适应和建构集体空间的机制。即从国家在场的视角,考察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得出:（1）明朝里甲制重点以黄册的人户为管理对象,促进了乡村聚落认同的形成;清朝图甲制以土地管理为主,促进了乡村社会内部自我管理机制的形成和走向成熟。（2）通过对明清的卫所、巡检司、保甲、乡约、公约等国家在地方的军事或安全控制体系、村落自我防卫体系的考察,探求跨自然村地域社会的形成路径。（3）清末至民国的地方自治,第一次将乡村社会从韦伯所说的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或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引向形式理性（Formal Rationality）或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乡村社会由地方习俗推动的自组织向被制度所建构转化。（4）建国后,经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等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制度、改革开放后政策的不断调整,顺德的社会空间经历了制度性的变革:土地改革时期,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乡村社会通过农会和区代表大会确立了县下的区和乡准行政机构,乡村第一次被行政化;农业合作化时期,高级社使乡村第一次进行集体大生产和实施社会主义公有化体制;人民公社时期,先后经历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转变,乡村地域社会的内部组织单元,最终被生产队生产组织所重组;改革开放后,乡村经过短暂的自治后,通过“再集体化”再次被纳入行政的管控之下,农村股份合作社及村委会最终在管理区层次上的成立使乡村通过“再集体化”转化为经济性为主的自治组织,乡村社会再次面临整合。制度化的空间区划对乡村社会空间是刚性的规束和重组,但乡村社会内部在政社分离后,其地域的自组织性再度起到关键作用。如改革开放后的1990年代村庙重建高潮、乡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设立、宗族活动的重新加强等等,社会空间再次逐步获得自主性。第八章,重点考察了顺德基塘农业促进的农业商品化、手工业与原工业化、社队企业与乡镇企业、乡村工业化的过程,认为顺德地方社会的集体空间促进了农业商品化、原工业化及工业化过程中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实现,最终经历漫长的时段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主要内容包括:1、顺德基塘农业的出现与自然环境的变化（洪水危害增加）、应对洪水威胁而采取的水利设施建设之间的关系,在明中期开始蚕丝国际贸易的拉动下,最终促使顺德乡村手工业进入原工业化过程;2、清末引进机器缫丝业,引起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和乡村社会的冲突,改变了地域社会的诸多因素,引起农业工业化的进程加快、乡村墟市的专业化、工商业资本的出现等,从原工业化走上近代工业化;3、建国后,进入社会主义公有制,原有的民族工业和手工业分别纳入到国家工业体系和人民公社的农业生产体系。顺德的基塘经济作物体系为人民公社的社队企业的发展准备了与以粮食作物为主地域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社队企业得到较好发展,进而为顺德在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得到快速发展准备了坚实基础;3、1992年顺德推进产权改革和城乡一体化策略,使得乡镇企业的发展获得新的机遇,但也同时留下了产业层次不高和土地粗放利用的后果。顺德乡村集体组织在改革的初期积极投资乡镇企业,为农村工业化打下了基础;产权体制改革后,逐步演变成为集体资产的管理平台,乡村集体失去经济的活力。改革开放后,乡村社会在参与工业化的进程中,出现分化——一部分在工业化过程中成为改革的“赢家”,而一部分成为“输家”,其实质就是集体组织“再集体化”过程的差异。总结改革开放后,顺德不同乡村工业化的差异,得出集体组织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巨大作用:集体组织强的,工业化的进程更为顺利;而弱的乡村,基本维持农业生产的局面。从一个层面来看,就是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的差异,决定了乡村工业化的成功与否,也决定了其发展的路径。第九章,通过对前几章的内容进行总结,进一步阐释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并由此总结顺德改革开放后空间政策的得失,提出乡村社会空间发展的建议。
刘晓永[4]（2018）在《中国农业生产中的养分平衡与需求研究》文中指出中国化肥消费量大、有机肥资源丰富,但有机肥养分资源数量和还田量以及农田养分的输入、输出时空分布特征尚不明确,各地区农业生产中养分需求和供给不清楚,严重制约养分资源的合理分配和高效利用以及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区域和国家层面上农田养分投入/产出和平衡以及农业生产对养分的需求,把握不同区域养分资源与利用特点,可为养分资源的科学管理和分配提供战略性对策和依据。本研究采用统计数据和文献资料等,研究了19802016年中国秸秆、粪尿等有机肥养分的数量、区域分布和还田量,分析了农田养分投入/产出平衡的时空变化特征和规律,估算了2016年全面平衡施肥场景下我国农业生产的养分需求以及化肥需求和供给差。主要结果如下:1)依据作物产量、草谷比、秸秆还田率和秸秆养分含量,计算不同年代各省秸秆和氮磷钾养分量及其还田利用。结果表明,与1980s相比,2010s全国秸秆及其NPK量（N+P+K）分别增长85.77%和104.00%,2010s年均分别为90585.89×104和2502.11×104 t,西北诸省、西藏和黑龙江省增幅明显,华北、长江中下游地区、四川盆地以及黑龙江省秸秆及其养分资源占全国2/3以上。与1980s相比,2010s全国秸秆NPK还田量增长2倍多,2010s年均为1783.23×104t,还田率为71.27%,其中N 579.14×104 t,P 106.27×104 t和K 1097.87×104 t,还田率分别为60.70%、77.34%和77.83%。华北、长江中下游地区、四川盆地和黑龙江省的秸秆NPK还田量约占全国的70%。2)基于畜禽年末存栏数、年内出栏数、饲养周期、排泄系数和粪、尿养分含量,计算不同年代各省畜禽粪尿量、粪尿养分及其还田利用。结果表明,与1980s相比,2010s全国畜禽粪尿量及其NPK量（N+P+K）分别增长53.35%和62.28%,2010s年均分别为423529.66×104（鲜基）和4095.76×104 t,东北地区增幅最大。畜禽粪尿NPK还田量从1980s年均1132.71×104增加到2010s年均1713.33×104 t,河南、四川、内蒙古、山东、河北、湖南、新疆、广西、云南和安徽的畜禽粪尿NPK还田量约占全国的55.02%59.66%。2010s畜禽粪尿N、P和K年均还田量分别为617.99×104、297.81×104和797.53×104 t,还田率分别为30.58%、70.75%和48.22%。3)我国有机肥NPK（N+P+K）资源量持续增加,2010s年均达到7797.41×104 t,比1980s增加67.11%,东北地区增幅最大,河南、山东、四川、河北、湖南、内蒙古、湖北、云南、江苏和安徽有机肥NPK资源量约占全国的55.21%57.33%。2010s有机肥N、P和K年均还田量分别为1332.69×104、437.97×104和1929.30×104 t,还田率分别为35.00%、61.91%和58.78%。河南、山东、四川、河北、内蒙古、湖南、安徽、江苏、湖北和广东的有机肥NPK还田量约占全国的55.72%60.82%。4)基于作物产量,单位经济产量吸收养分量和秸秆还田养分量,估算了不同年代各省作物生产中养分移走量。结果表明,与1980s相比,2010s全国农田氮磷钾养分移走量（N+P2O5+K2O）增长75.33%,其中N、P2O5和K2O分别增长67.03%、82.59%和84.81%,西北地区增幅最大,2010s年均移走量为3086.90×104 t,其中N 1497.07×104 t,P2O5 621.23×104 t,K2O 968.60×104t,河南、黑龙江、河北、江苏、四川、吉林、安徽、湖北、湖南和广东的农田养分移走量约占全国的55.66%59.75%。5)通过计算养分的投入（化肥、有机肥）和产出（作物移走量）,得出不同年代各省养分表观平衡和偏平衡（PNB,养分移走量/投入量）。结果表明,与1980s相比,2010s全国氮磷钾养分盈余量（N+P2O5+K2O）增长208.23%,东北地区增幅最大,河南、山东、四川、湖北、河北、广西、广东、安徽、湖南、江苏和云南的盈余量占全国的56.23%64.33%。2010s盈余5284.42×104 t,其中N、P2O5和K2O分别盈余2220.36×104 t、2002.27×104 t和1061.79×104t。1980s到2010s PNB逐渐下降,2010s PNB-N介于0.130.87,东北、华北和长江中下游多数省份高于0.37;PNB-P2O5介于0.060.41,东北高于0.26,华北和长江中下游多数省份介于0.190.29,其他省份低于0.20;PNB-K2O介于0.020.85,东北和华北大多数省份高于0.53,其他多数省份介于0.30.6。6)按2016年农作物、林地、草地、水产养殖面积和平衡施肥量,全面平衡施肥场景下全国氮磷钾养分（N+P2O5+K2O）的需求量为8441.80×104 t,其中N 3758.13×104 t、P2O5 2035.96×104t和K2O 2647.71×104 t。粮食作物养分需求量约占全国的41.53%,其次蔬菜/瓜果占21.09%。长江中下游和华北地区的养分需求较大,河南、四川、山东、湖南、广西、河北、云南、湖北、内蒙古和江苏的养分需求量占全国的52.96%。全国化肥消费与需求差为744.52×104 t,其中N亏缺120.61×104 t,P2O5过量474.78×104 t,K2O过量390.35×104 t,华北地区过量最多,特别是河南、山东、河北过量较多,而西北和西南地区的多数省份化肥投入不足。
陈勐[5]（2018）在《南京近代商业建筑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南京是中国近代时期着名的政治型城市和消费型城市,针对南京近代商业建筑史的研究对于全面反映近代南京社会、城市、建筑的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史料研究为主、史论分析为辅,基于西风东渐、建筑类型发展以及商业区的改造与变迁等视点,系统的呈现南京近代商业建筑的现代化历程,包括:整体梳理、考证南京近代商业建筑发展的历史脉络,基于社会史、政治史等视角剖析南京近代商业建筑现代化发展的动因,关于南京近代商业建筑空间形式发展演绎的理论性分析与探讨等。本文分为六章,第一章为背景,基于文献和图像史料讨论近代以前特别是明清南京的商业区布局与商业建筑类型。第二章至第五章基于时间线索展开南京近代商业建筑发展史的研究,分为晚清及民国初年（1860年代至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至1937年）、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底至1945年）以及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时期（1945至1949年）。文章基于商业设施的现代化视角,讨论各时期内政府当局的商业区计划、商业设施建设以及商人阶层自主经营的商业建筑,并总结各时期商业建筑现代化发展的特征和原因。第六章为总结性章节,基于建筑类型演变的视角探讨以市房、街市、大型商场、百货公司为代表的南京近代商业建筑的空间形式特征,试图总结商业建筑发展的一般规律,并进而分析其背后的建筑技术、营建法规及形式理想等方面的原因。本文以年代和历史事件为纵向线索梳理建筑史实,论从史出、总结规律,以建筑类型的分类为横向线索讨论空间形式的演绎,是将建筑历史研究与社会变革视野相衔接的一种探索。
何郑涛[6]（2016）在《循环经济背景下养殖型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的研究 ——基于四川重庆生猪养殖型家庭农场的调研》文中研究说明发展农业循环经济是逐步实现“资源-产品-消费-再生资源-再生产品”的资源、物质、能量等环流的有效途径。国家在鼓励、发展循环经济的同时,也在大力推动家庭农场的发展。用循环经济推动家庭农场,能有效缓解农业生产与环境资源的矛盾,吸引农村青壮年发展农业,提高资源利用率及增加农民收入。据2013年家庭农场统计数据反映,养殖型家庭农场占家庭农场总数50%以上。随着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养殖型家庭农场对农村经济将起着越来越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由于对废弃物处理不当,农场的规模养殖也给农村环境资源带来较大压力。基于农村环境保护及资源的有效利用,本论文拟对循环经济背景下养殖型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的确定机制进行探究,采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规模养殖型农场的适度规模,以期能为家庭农场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决策提供参考。分别从循环经济理论发展及应用、畜禽规模养殖与环境、农业经营适度规模的确定等方面梳理了国内外文献研究的发展历程,并提出本文的研究目标和内容。借助调研数据分析了生猪养殖型家庭农场现状及问题,数据显示多数养殖型家庭农场的经营者已有明显的循环经济意识。虽然循环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但已为家庭农场的发展奠定了必要基础。农场规模养殖对环境仍然有较大压力,许多农场存在一定程度的超环境承载力排放;规模不适度经营及农场与环境发展不协调,已成为当前发展农场经济和保护环境工作急需解决的问题,也为论文的研究提供了现实依据,从养殖型家庭农场发展的条件、内驱力和外制力等三方面分析了农场发展的基础。基于外制力和内驱力对发展条件——适度规模的关键作用,运用外部性理论分析了外部环境成本最低时对适度规模的确定;考虑理性经济人假设并结合利润最大化理论,探究了规模在利润最大时对适度规模的确定;运用耦合及耗散等系统理论,分析了养殖型家庭农场在外部环境成本最低及综合利润率最高时选择适度规模的约束性条件,即农场内外子系统处于动态平衡状态,或农场外制力和内驱力相互均衡时。为探究适度规模的验证工具,本文分析了农场处于适度经营规模的生产经营表征;基于以上分析探究了在循环经济背景下养殖型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生成机制。运用农场调研数据,本文分别研究基于外部环境成本最小和农场综合利润率最高时的最佳规模,且该规模对约束性条件的满足。再结合适度规模下的农场经营表征,测算了农场资源损失和绿色效率以验证所确定规模的适度性。为进一步研究适度规模的确定机制,本文分别对影响外部环境成本变化和农场综合利润率变化的因素进行了分析,为循环经济背景下养殖型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的实现路径的选择奠定实践和理论基础。通过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基于调研数据的统计分析,农场经营者与传统农户相比,文化程度有所提高,且平均年龄降低,趋于青年化;种养结合和渔猪业结合模式成为养殖型家庭农场循环经营的主要模式;许多农场虽然采用了一些循环技术处理废弃物并利用资源,但不适度的规模养殖活动仍对环境有较大压力。农场循环经济发展水平普遍不高,综合水平评价值为0.55以下,处于初中级发展水平,但随着规模的增长,循环经济发展水平呈缓慢上升趋势。环境影响和农场经营利润是农场经营者进行养殖规模选择时主要考虑点,农场生产经营子系统与环境资源子系统能否动态平衡是决定养殖型家庭农场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2）理论分析适度规模是家庭农场的发展条件,内驱力与外制力共同作用是农场持续发展的基础。利润最大化为养殖型家庭农场内驱力,外部环境影响及环境规制为其外部约束力。农场在内驱力和外制力共同作用下确定最佳规模,并得以发展。外部环境成本最低时的规模,是环境所允许的农场发展的最佳规模。综合利润率最大时是农场在内驱力作用下的最佳规模。农场环境资源子系统及生产经营子系统动态平衡是最佳规模确定的约束性条件。适度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表征为低资源损失及高绿色效率表征,这成为验证农场规模适度性的新方法。（3）外部环境成本是负外部性内部化进程的指示器。分别从水、土壤及空气污染等三方面核算外部环境成本。水污染环境成本均值线随规模的增加而下行;499头以下的小规模农场,土壤外部环境成本比较高,500头到999头中型规模的农场在图上的估算面积最小,均值也低,超过1000头的大型农场的土壤外部环境成本逐渐升高。中小规模的农场空气污染外部环境成本呈缓慢增长,速率低于其他规模。而农场单位外部环境成本最低的规模为500-999头即中规模。通过理论假设及实证分析,外部环境成本与文化程度、环境制度执行力、物质能量利用级次、农场污染物消纳能力、环保补贴、技术水平呈显着负相关关系。（4）农场能否获得最大综合利润是规模选择的关键因素。规模在500-999头的中型农场平均综合利润率最高。通过相关性分析、回归性分析得知剩余财富率、节约肥料费、养殖技能了解、沼气容积和污水利用率与利润率呈正相关关系。（5）规模的适度性还需要满足农场持续发展条件即环境与生产两个子系统动态平衡。500-999头规模的中型农场发展的加速度接近于1,均值夹角度数为45度左右,资源环境和农场经营两个子系统的发展加速度几乎相等,即两系统处于近动态平衡阶段,两个子系统达到均衡发展,即中型规模满足适度规模确定的约束性条件。（6）粪尿及其处理物资源损失的振荡幅度随着规模增大而增大。500头以下小规模农场,病死猪比例较高,500-999头中等规模的农场,病死猪损失相对较低。由废气引起的资源损失量与规模呈现非线性关系的增大。不同规模类型的农场单位生猪资源损失均值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规模在300-499头的农场每头生猪资源损失均值最高,其次为1500头以上规模的农场,规模在500-999头的农场单位资源损失均值最低。从生猪绿色效率来看,500-999头规模的农场,其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和综合效率是最高的。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养殖型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的实现路径:（1）通过提高清洁生产技术和污染处理技术水平,提高经营者整体素质,向新型职业农民方向发展,增强环境制度执行力度,建立多维一体的循环经营体系,提高环保补贴,增强农场污染消纳能力等途径严格控制外部环境成本上升。（2）节约农场生产资源,减少资源损失,增加收益,提高农场综合利润率。（3）运用生态学规律处理环境与生产的关系,促进农场生产经营子系统与环境资源子系统动态平衡。（4）完善系统信息反馈机制,畅通信息沟通渠道,科学化适度规模选择。
吴秋菊[7]（2016）在《论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理论内涵与制度完善 ——基于农田水利治理的经验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理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实践探索中产生的,后为党和国家的农业、农村发展制度所确立的制度理论。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理论于1999年被写入《宪法》,成为了指导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基础性制度理论,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范畴。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理论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虽然历经三十多年的发展,该理论却并未真正走向完善。事实上党的十一届八中全会关于农业发展制度的争论就已经为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理论的曲折式发展埋下了伏笔。1991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八中全会关于农业发展问题的讨论中,一个争论的焦点是,农业发展是应当进一步完善农村双层经营体制,还是应当加强农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1999年双层经营体制被写入《宪法》,然而在我国农业发展的制度体系中,农村双层经营体制已经失去了其重要位置,农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取而代之成为发展重点。人多地少,人地矛盾突出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是对我国小规模经营农业的基本描述,小规模经营农业是我国农业转型的基本背景和条件。因而,我国的农业现代化转型需要回答的一个基础性问题就是小规模经营农业如何实现社会化大生产的问题,不论是农村双层经营体制还是农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其基本的理念都是要实现小规模农业与大生产的对接。然而,单纯地农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还并不足以解决小规模农业与大生产对接的问题,近年来农田水利发展中曝露出的问题即是说明。本文对中部地区农业与农田水利发展典型县——沙洋县——的考察发现,随着小型农田水利治理市场化、社会化改革的实施,沙洋县农田水利的发展反而陷入了困境——高成本并高风险的井堰式微型灌溉系统兴起,以及低成本且低风险的规模水利遭遇瓦解。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理论的意涵也包含了农业生产性公共事务治理的面向,它表明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开展生产性公共事务治理的可能。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理论相比一般的公共事务治理理论体现出一定程度的优势,一方面在农村双层经营体制下,生产性公共事务的治理主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本身也可以看做是社会化的公共事务治理主体,但是组织与其成员之问的经济关系已经相当明晰；另一方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本身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自治的经验,这些经验都可以转化成为其治理资源。所以,农田水利的治理制度建设依然应当选择农村双层经营体制作为其理论依据。本文以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理论为依据探索了农田水利的治理之道,这部分的内容也相当于是对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理论现实意义的阐述。所以,在我国健全农业发展制度体系的当下,应当认识到完善农村双层经营体制制度规范建设的重要性。本文的研究表明了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理论完善的基本路径：一是要明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地区性合作经济组织的法律地位；二是要完善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建设。
刘婷[8]（2016）在《国际贸易中的转基因食品标识问题研究 ——以美欧转基因食品贸易争端为切入点》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美国和欧盟的转基因食品贸易争端为切入点,提出国际贸易中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差异问题。美国法对转基因食品标识的规定与欧盟法的规定有显着不同,这些差异已经突破国内法的层面,上升并演变为国际法问题。因此,本文对美国倡导的自愿标识制度和欧盟倡导的强制标识制度进行了多方面、深层次的剖析并进一步揭示出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差异导致的严重问题。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差异不仅使得有关转基因食品贸易的国际争端凸显,非关税壁垒增加;还导致地理标志失去其原有的意义,影响消费者的选择与判断;更严重影响了经济自由化和贸易的公平性。基于国际贸易中现有的转基因食品标识问题,本文通过对美国的转基因食品监管路径的历史演变进行梳理,以及对美国转基因食品规制的现状的分析,进而揭示出美国自愿标识制度的理论基础和特点,最后对美国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进行了深层的总结与剖析。与美国不同,欧盟的转基因食品强制标识制度建立在欧盟的转基因生物监管框架下,强制标识制度的形成有着多方面的深刻原因,制度本身特点鲜明。目前,国际贸易中转基因食品标识的国际协调存在着一些棘手的问题。在WTO框架下,转基因食品标识问题的解决仍然存在着很多障碍,诸如同类产品的认定问题、WTO规则与多边环境协议的优先性问题和SPS协议与《生物安全议定书》的适用问题。虽然国际协调乏力,但是多种规则的协同与差异还是为转基因食品标识问题解决留有一定的商榷空间。WTO的法律制度为国际贸易中的食品标识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能性。无论是限定地理标志,还是基于SPS协议建立一套新的监管评级制度,都是力求通过完善WTO规则来解决问题。2015年TPP协议达成,TPP协议中对于SPS措施的规定,为WTO的SPS协议的完善带来了一些新的思考。从目前各国对转基因食品的标识与监管中,可以看出尽管各国对转基因食品标识的立法和规则并不相同,但总体来说,无论是美国还是欧盟,他们在转基因食品的监管问题上都持有谨慎态度。我国的转基因食品标识立法并不完善,转基因食品发展中也存在着较多问题。因此,完善我国的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建立可追溯的监管机制势在必行。
袁博[9]（2014）在《近代中国水文化的历史考察》文中研究指明水是一种人类社会不可缺少的自然资源，它在人类生产、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自大禹治水起，中国历史就与水有不解之缘，在这几千年中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把治水放在治国的重要位置，形成治水文化。从这一角度讲，中国历史是一部关于水的历史。因此关于水的研究不可或缺。尤其是在当今水资源紧迫的形势下，中央多次发布文件，号召全社会重视水、解决水问题。选题的研究可为建设提供历史的经验教训，加快水文化的建设步伐。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利益的驱使下，纷至沓来。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惊醒了沉睡已久的中国人。在这炮声的背后，资本主义的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也随之东传，与传统国人的守旧、保守思想发生碰撞和冲突，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到西方思想的先进性。近代中国社会对水的态度、认识和利用的转变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中国古代历史便形成了具有丰富内容的水文化，不仅形成了一套管理高效的水政系统，保存了大量有关水文的记录，还涌现出诸多杰出的水利着作，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治水经验。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还具有神秘力量，人们把水不断神化，形成各种水神，在日常尤其是水旱灾害发生时便会祭祀、祈佑。除此之外，还形成许多关于水的哲学、文学艺术及建筑、民俗等。这些构成了传统水文化的主要内容。随着鸦片战争后国门的打开，近代中国的水文化内容也日渐体现出科学、现代化的特征。首先是各届政府逐步引进西方制度，形成现代化水政，对水的管理不断规范化。第二，随着教育救国论的兴起和传播，近代教育体系日臻完善，高等教育、实业教育得到快速发展，因此水利教育在晚清出现后，在民国时期逐步确立并发展。不仅各级工科学校课程得到完善，还出现多所专门水利学校，为近代水利发展提供了人才保障。第三，近代水利事业得到发展，不仅近代社会普遍认识到水利建设的重要性，还形成全社会讨论各地水利建设的现象，涌现出许多杰出的水利专家，同时也推动了近代水利科学技术的发展。第四，传统文化中的水神崇拜在科学日兴的近代中国仍继续存在，并体现出新特征。虽然水神信仰在近代逐渐式微，但由于民间信仰的依赖性和根深蒂固性，并不容易消除，从而形成了迷信与科学、传统与现代并存的局面。第五，通过发掘近代出版的书籍、报纸、期刊、名人着作等史料，探究近代民众对水的认识的变化。由于西方先进科学知识的传入，民众对水尤其是江河湖海、瀑布等自然事物的形成、变化有了更科学的认识和解读。近代各类报纸、杂志流行，不断向民众传播各类科学常识，其中关于各种形式的水的科学知识、文学作品等改变了人们对水传统认知，也改变了生活习惯，提升了国人素质，表现了中国水学的近代化。最后，作为特殊水体的海洋在近代中国有着重要的地位。近代中国的侵略者都是从海上入侵的，这就促使了近代中国海洋意识的觉醒。加之西方海权思想的传入，近代中国海防、海权思想也得到发展和完善。总之，水文化在近代中国既保留了传统社会的内容，又接纳了西方文化的内容，使水文化在“变”与“不变”中的不断发展。这体现了近代水文化对传统水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以及对西方近代先进水文化的引进与吸收；也既体现了传统文化的包容性，又体现了近代文化的先进性。在二元文化的影响下，近代中国的政治制度、教育体制、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民间信仰、科学文化等呈现出多元化、近代化的趋势，中国社会也向着现代、文明、科学的方向前进。
吴娜琳[10]（2014）在《特色农业产业区的形成过程与机制研究 ——以河南省三个农业项目在不同县域内的发展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农业产业区是指以生产区域内主要农产品、彼此之间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专业户为基础主体，以加工区域内主要农产品的企业为龙头，以银行、科研单位、政府机构为服务主体，联合农业流通企业、农业中介组织、提供配套产品和服务的企业，基于本地自然资源优势和其他区域比较优势，按照区域化布局、产业化经营、专业化生产的要求，所形成的空间上专业化特征显着且具有范围经济和持续竞争优势、地理边界明显的农业生产地域空间系统。农业产业区是产业区理论在农业产业方面的创新性应用，与其他产业区一样，具备较强的竞争优势，是农业产业化的网络化形式，是解决当前中国农业经济发展问题的出路之一，并已被河南省人民政府作为农业发展方式快速转变的重点路径，实现“三化”协调与“四化”同步的重要战略。实践的开展需要理论的指导。但是，目前有关农业产业区的理论研究较少。本文在借鉴了相关概念——产业区与产业集群、相似概念——农业产业集群后，界定了农业产业区的概念，提出了其辨识方法。从农业产业区形成的条件、形成机制及形成过程三个方面构建了农业产业区形成的理论分析框架。按照“就业人数”及空间规模的变化，将农业产业区的形成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专业项目的引进阶段、农户的参与阶段、农产品生产基地的形成阶段、农业产业区的成型阶段。结合企业家精神理论、农户生产行为理论、空间扩散理论、企业网络理论、产业分工理论、产业集聚理论等，分阶段阐述了农业产业区形成的理论机制。最后，鉴于河南省在农业产业区形成与发展方面的独特优势，利用实践调查获取得的第一手资料，采用理论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分别对河南省封丘县树莓产业、河南省西峡县香菇产业、河南省郏县大根萝卜产业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分析，探讨了农业产业区形成过程中的项目选取、农户的参与、农产品生产基地及产业分工网络形成等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得出以下研究结论：（1）农业产业区的形成始于优势农业专业项目的选取，在此阶段，具有企业家精神的行动者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他们均具备敏锐洞察力、百折不挠的毅力、相当的人力资本和资源组织能力，是不同区域背景条件下成功引进具有比较优势农业项目的关键所在。（2）农业产业区形成过程中的第二个阶段在于区域内部分农户的参与。农户在选择是否参与新专业项目的过程中，并非盲目跟风与模仿，而是受其社会关系网络结构的深刻影响。当农业项目比较优势下降时，农户会决然选择放弃继续参与。农户参与专业项目之前的家庭收入水平直接影响其参与专业项目的速度与强度。（3）农产品生产基地的形成是农业产业区形成过程中的第三个阶段，它的形成受专业项目的扩散方式、接收地与扩散源的空间距离及区域内交通道路的深刻影响。农户生产信息及技术的来源方式与专业项目推广模式中信息及技术的传播途径较一致的情况下，易于实现专业项目的区域化扩散。以针对当地区域自然资源环境特点的科研机构为首的技术传输网络的构建，对农业产业区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距离扩散源的远近深刻影响着不同村域的参与程度，距离扩散源越远的村庄，参与种植的时间越晚，种植的规模也越小，符合“距离衰减”的地理学第一定律。不同的农业项目受不同级别道路的影响不同。（4）就专业化生产水平的空间分布特征来看，地形特征、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生产习惯相似的地区，专业化水平相当。（5）农业产业区成型的标志在于从事区域内主导产业的各类经济主体间具有广泛而密切的各类网络联系。产品属性深刻影响着自身销售网络的范围及相应产业的民间经济组织运行方式。作物比较优势不足或下滑，是农业产业区形成缓慢或未能成功的根本原因。此外，政府对传统农区特色农业产业区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本文有以下几点创新：（1）能人类型多样，并非所有类型的能人均能够促进专业村的形成。在农业专业项目的引进过程中，具备敏锐的洞察力、百折不挠的毅力、拥有相当的资源组织能力的农业企业家的作用极为重要。但是，就村内从事非农生产活动的致富能人而言，其对农业专业项目的扩散则起着阻碍作用，不利于农业产业区的形成。此发现与以往研究结论不同。（2）农户是一个效用最大化追求者，农户的生产决策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其决策本质是一个规划求解的问题。农户是否参与、何时参与专业项目或退出专业项目，是其根据自身条件进行权衡的表现，是其追求效用最大化、收益最大化的结果，并受自身风险偏好的影响。此结论与以往认为农户盲目跟风、模仿的发现不同。（3）除了农民个体因素外，深刻影响其参与专业项目的因素是反映农户社会关系网络的礼金消费水平、信息消费水平、社会活动情况（资金、信息、技术等的来源网络，日常来往频繁的群体类型等）等。这与以往仅停留在农民年龄、性别、风险偏好等个体因素及农户家庭特征上的研究不同。（4）提出将“相似相溶”化学经验理论用于解释区域内不同村庄参与专业项目的现象。实证研究证实，同质性越强的村域，参与同一专业项目的程度越相似，符合“相似相溶”的理念。结合研究结论，文章最后提出了促进农业产业区形成的政策性建议，（1）积极培育本地型农业企业家；（2）重视具有地域特色、价值含量高的农产品开发；（3）创造良好的竞争合作制度环境，促进内部行为主体间的交流与合作；（4）大力支持研究与开发，建立技术创新与传输网络，促进产学研结合；（5）注重农民经济组织和地方专业市场的建设。此外，政府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点：（1）不能只扶持某一个或一类行为主体；（2）不能忽视农户的主体地位；（3）不能越俎代庖；（4）不能盲目借鉴；（5）不能忽视环境问题。
二、湖北省渔业协会2002年会暨金禾圣水产专用肥料推广会在武汉召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湖北省渔业协会2002年会暨金禾圣水产专用肥料推广会在武汉召开（论文提纲范文）
（1）5G网络技术对提升4G网络性能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引言 |
| 1 4G网络现处理办法 |
| 2 4G网络可应用的5G关键技术 |
| 2.1 Msssive MIMO技术 |
| 2.2 极简载波技术 |
| 2.3 超密集组网 |
| 2.4 MEC技术 |
| 3 总结 |
（2）石漠化地区可持续发展法律问题研究 ——基于环境习惯法功能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及评述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石漠化地区可持续发展的现状考察及法律问题分析 |
| 第一节 石漠化地区可持续发展的现状考察 |
| 一、独特与恶劣的自然条件 |
| 二、独特与多样的生产生活方式 |
| 三、独特与丰富的地方性知识 |
| 第二节 石漠化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法律问题分析 |
|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二、石漠化地区可持续发展法律问题的现状描述 |
| 三、对石漠化地区可持续发展法律实施的反思与追问 |
| 第二章 石漠化地区环境习惯法的场域和惯习 |
| 第一节 场域与惯习的分析方法 |
| 一、场域与惯习 |
| 二、分析场域和惯习的必要环节 |
| 第二节 基于农耕社会与生计文化的场域和惯习 |
| 一、以农耕社会和生计文化为前提 |
| 二、石漠化地区环境习惯法的场域 |
| 三、石漠化地区环境习惯法的生态惯习 |
| 第三节 场域和惯习下的环境习惯法 |
| 一、石漠化地区环境习惯法 |
| 二、石漠化地区环境习惯法的功能 |
| 第三章 环境习惯法与石漠化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契合 |
| 第一节 价值取向、时空尺度与功能定位 |
| 一、价值取向与时空尺度 |
| 二、价值取向与功能定位 |
| 三、功能定位与时空尺度 |
| 第二节 环境习惯法与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契合 |
| 一、基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价值契合 |
| 二、基于环境、社会和资源可持续的价值契合 |
| 第三节 环境习惯法与可持续发展的时空契合 |
| 一、环境习惯法与可持续发展的时间契合 |
| 二、环境习惯法与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契合 |
| 第四节 环境习惯法与可持续发展的功能契合 |
| 一、功能契合的前提:惯习系统的双向运行与回应型价值 |
| 二、功能契合的实现:从回应型价值到回应型法 |
| 第四章 环境习惯法对石漠化地区可持续发展法律实施的补充 |
| 第一节 环境习惯法与实定法的体制承接 |
| 一、环境多元主体:乡村治理场域中的客观现实 |
| 二、环境多元共治:乡村治理场域对多元主体的遴选 |
| 三、乡村环境自主治理:回应型法让民间自组织发挥作用 |
| 第二节 环境习惯法与实定法的机制关联 |
| 一、生态破坏民间救济与司法救济的结合 |
| 二、民间群体利益表达和环境公众参与的契合 |
| 第三节 环境习惯法与实定法的制度对接 |
| 一、民间风水禁忌与生态红线制度的契合 |
| 二、民间耕作习俗与开发者养护制度的关联 |
| 三、民间“江步”“放浪”制度与倾斜保护制度的暗合 |
| 四、兼论环境习惯法与实定法制度的冲突解决 |
| 结语: 境习惯法与可持续发展价值的实现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3）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域的设问及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对象和范畴 |
| 1.2.1 研究对象 |
| 1.2.2 研究的范畴 |
| 1.3 概念的界定 |
| 1.3.1 空间、场所与社会空间 |
| 1.3.2 公共空间、公共领域与集体空间 |
| 1.3.3 公有、共有与公共池塘资源 |
| 1.3.4 共同体与社区、社会与地方社会 |
| 1.3.5 权力 |
| 1.4 研究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 |
| 1.4.1 学术价值与理论价值 |
| 1.4.2 应用价值和实践价值 |
| 1.5 研究思路、方法 |
| 1.5.1 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相结合 |
| 1.5.2 借鉴多学科理论研究地方社会 |
| 1.5.3 历时与共时、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
| 1.6 论文的框架 |
| 第二章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 |
| 2.1 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回顾 |
| 2.1.1 新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 |
| 2.1.2 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与时空思想 |
| 2.1.3 布尔迪厄实践理论的场域 |
| 2.1.4 福柯的空间理论 |
| 2.1.5 小结 |
| 2.2 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的相关理论范式 |
| 2.2.1 施坚雅的市场关系模式 |
| 2.2.2 弗里德曼的宗族关系模式 |
| 2.2.3 黄宗智的内卷化经济模式 |
| 2.2.4 杜赞奇的权力文化网络模式 |
| 2.2.5 小结 |
| 2.3 国内外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综述 |
| 2.3.1 历史人类学视角 |
| 2.3.2 水利视角的地域社会学、地域社会史、历史地理的相关研究 |
| 2.3.3 小结 |
| 2.4 尺度与集体空间分析框架 |
| 2.4.1 尺度及相关的概念 |
| 2.4.2 尺度的相关理论 |
| 2.4.3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自然环境变迁、水利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3.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 |
| 3.1.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变迁 |
| 3.1.2 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发展简史 |
| 3.1.3 小结 |
| 3.2 顺德水利设施建设简史 |
| 3.2.1 宋朝及之前以局部挡水堤建设为主阶段 |
| 3.2.2 明朝、清朝的堤围闸窦系统的建设阶段 |
| 3.2.3 民国时期的堤围小范围并围建设阶段 |
| 3.2.4 建国后跨区大联围综合水利建设阶段 |
| 3.2.5 小结 |
| 3.3 顺德沙田垦殖与聚落格局的形成 |
| 3.3.1 珠江河道口门发育与沙洲沉积 |
| 3.3.2 顺德河涌淤积成沙的地域分布 |
| 3.3.3 顺德沙田的围垦 |
| 3.3.4 顺德乡村聚落分布格局的演化 |
| 3.4 沙洲的自然特征与聚落的空间组合类型 |
| 3.4.1 岛洲型聚落 |
| 3.4.2 沙洲型聚落 |
| 3.4.3 新沙洲型聚落 |
| 3.4.4 小结 |
| 3.5 水利集体空间的冲突、协作机制与聚落社区的融合 |
| 3.5.1 水利集体空间冲突与协作过程中的国家与地方社会 |
| 3.5.2 水利集体空间重构过程中的政府、士绅与宗族 |
| 3.5.3 小结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民间信仰空间分布特征与乡村集体空间基础单元 |
| 4.1 民间信仰的概念 |
| 4.2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与四大水神信仰 |
| 4.2.1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 |
| 4.2.2 珠江三角洲四大水神信仰及其传播 |
| 4.3 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阶段 |
| 4.3.1 历代顺德民间信仰与儒释道的互动发展过程 |
| 4.3.2 明代“禁淫祀、毁淫祠”与民间信仰的正统化 |
| 4.4 顺德民间信仰空间地域分布特征 |
| 4.4.1 顺德民间信仰的基本情况 |
| 4.4.2 顺德民间信仰的空间分布 |
| 4.4.3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形成与时空演化 |
| 4.4.4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空间特征 |
| 4.4.5 移民带来的信仰与本地的融合——以康公信仰为例 |
| 4.4.6 小结 |
| 4.5 社公、土地公的信仰与乡村基础社会空间单元的形成 |
| 4.5.1 社公信仰的演化 |
| 4.5.2 关于社坛、社主、社公、土地公 |
| 4.5.3 顺德社的类型 |
| 4.5.4 以社公为单位形成的村域共同体——龙江沙田五社“菩萨巡街”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地域信仰共同体与集体空间的边界认同 |
| 5.1 村庙、乡主庙与乡村聚落空间的融合 |
| 5.1.1 宗族与乡庙,血缘组织的衍生与信仰地缘组织的组合——以桑麻村为例 |
| 5.1.2 一庙多神信仰与村落的融合——以乐从镇的乡村为中心 |
| 5.1.3 从迁民到聚落,从社公到乡庙——均安镇南沙的个案分析 |
| 5.2 祭祀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信仰空间的形成 |
| 5.2.1 以宗族为单位的祭祀圈——以林头村为例 |
| 5.2.2 以祭祀组为单位的祭祀圈——以麦朗医灵庙为例 |
| 5.2.3 以水利堤围为单位的祭祀圈——以众涌安乐围内天后巡游为例 |
| 5.2.4 以一条河上下游地域形成的祭祀圈——以东头、南坑的观音巡游为例 |
| 5.3 信仰活动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体 |
| 5.3.1 以个人参加为主的观音开库信仰圈 |
| 5.3.2 以村庄祭祀联盟形成的祭祀活动圈——以均安帝王巡游为例 |
| 5.3.3 以龙舟队为单位参加的龙船点睛信仰活动圈 |
| 5.4 民间信仰的隐喻与乡村聚落空间的权力支配关系 |
| 5.4.1 体现宗族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4.2 基于风水观念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4.3 基于社群认同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5 本章小结 |
| 5.5.1 民间信仰与村庄外部边界 |
| 5.5.2 民间信仰与村庄内部认同 |
| 第六章 墟市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6.1 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明清墟市空间格局 |
| 6.1.1 珠江三角洲贸易的发展 |
| 6.1.2 明清珠江三角洲区域市场体系 |
| 6.1.3 明清区域贸易网络及变化 |
| 6.1.4 明清顺德墟市空间格局 |
| 6.2 墟市活动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流动网络 |
| 6.2.1 墟市圈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 |
| 6.2.2 墟市圈与地域乡村聚落结构分析 |
| 6.2.3 墟市对乡村聚落空间形态的影响 |
| 6.3 明清顺德墟市的类型 |
| 6.3.1 城郭型墟市 |
| 6.3.2 乡村传统墟市 |
| 6.3.3 专业性墟市——以陈村、容奇和桂洲墟市为例 |
| 6.3.4 小结 |
| 6.4 顺德墟市的演化 |
| 6.4.1 桥梁建设、内河航运与墟市空间的变迁 |
| 6.4.2 墟市功能性质的演化与墟市空间的迁移 |
| 6.5 墟市的权力支配与资源积累机制 |
| 6.5.1 墟市的权力支配机制 |
| 6.5.1.1 明清乡村墟市发展的社会制度环境 |
| 6.5.1.2 顺德乡村墟市权力积累机制 |
| 6.5.2 墟市资源的积累与竞争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制度性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7.1 顺德区划沿革及立县边界考 |
| 7.1.1 顺德区划沿革 |
| 7.1.2 顺德立县区划边界考 |
| 7.2 明清乡都堡下的里(图)甲制与自然村庄地域空间的形成 |
| 7.2.1 明以前县下的乡 |
| 7.2.2 明清县以下的都堡 |
| 7.2.3 明清里(图)甲制的演化与自然村境域的关系 |
| 7.3 明清至民国,防卫体系、巡检司、保甲制与跨乡村聚落社会共同体的形成 |
| 7.3.1 清至民国顺德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 7.3.2 明清两朝顺德的社会治安 |
| 7.3.3 明清的营制、巡检司与乡村防卫地域的形成 |
| 7.3.4 明中期以后、清至民国的保甲制、乡村自治与跨村的地域联盟 |
| 7.4 解放后的区划与村庄聚落空间的内部再划分 |
| 7.4.1 解放后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 7.4.2 土地改革村庄空间的行政化和合作化时期村庄空间的经济化 |
| 7.4.3 人民公社时期政社合——与村庄空间的再划分与经济再组织化 |
| 7.4.4 镇村时期,城镇化与村庄社会空间的经济体化 |
| 7.5 本章小结 |
| 7.5.1 明清图(里)甲制促进了自然乡村空间地域的形成和内部的社会组织性 |
| 7.5.2 明清保甲制及各种防卫体制与从乡村的乡约、公约相互作用促进了跨自然乡村地域空间的认同 |
| 7.5.3 晚清至民国,从法制上促进了乡村地域的自治 |
| 7.5.4 新中国成立后,乡村集体化空间的形成 |
| 第八章 工业化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转型 |
| 8.1 顺德农业经济商品化与工业化历史发展过程 |
| 8.2 明至清中晚期,桑基鱼塘的商品农业、原工业化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2.1 关于原工业化理论 |
| 8.2.2 明至清中晚期,水利建设过程中催生的商品化基塘农业及家庭手工业 |
| 8.2.3 明至清中晚期,基塘农业生产方式形成独特的集体与个体社会关系 |
| 8.2.4 明至清中期,顺德原工业化与乡村集体空间 |
| 8.3 清末至民国,顺德乡村近代工业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3.1 近代依托民族资本的缫丝业对顺德乡村空间的影响 |
| 8.3.2 以官僚资本带动的糖业发展对顺德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4 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初期(1949-1983),顺德社队企业对集体工业空间的塑造 |
| 8.4.1 工业化 |
| 8.4.2 顺德社队企业的发展与农村集体工业空间的形成 |
| 8.4.3 顺德社队企业的集体空间形成的内生因素 |
| 8.5 1984年后,乡镇企业、工业园区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5.1 乡镇企业、农村体制改革与集体空间的“再集体化”和“资本化” |
| 8.5.2 顺德工业空间政策与集体空间的转型 |
| 8.6 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空间规划的工具化与集体空间资本化逻辑 |
| 8.6.1 国家政策的阶段性与工业化空间的表征 |
| 8.6.2 集体土地利用合约的创新与集体空间的资本化逻辑 |
| 8.7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作为地方社会行动的集体空间 |
| 9.1 1452-2010年,顺德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历史变化 |
| 9.1.1 顺德空间要素历史变化 |
| 9.1.2 不同历史时期空间公共品供给的社会机制与集体空间形成 |
| 9.1.3 从大时段历史看顺德空间的总体性及阶段特征 |
| 9.1.4 小结：顺德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的积累与集中 |
| 9.2 改革开放以来,顺德空间尺度管控的得失与集体空间管控建议 |
| 9.2.1 顺德城乡空间的演化与城市规划的工具化 |
| 9.2.2 现阶段顺德城乡空间尺度的特征 |
| 9.2.3 基于顺德城乡空间尺度规律对未来空间利用与管控的建议 |
| 9.3 理论总结与展望 |
| 9.3.1 理论总结 |
| 9.3.2 余论 |
| 附表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一、地方志 |
| 二、史书、古籍、史料 |
| 三、族谱、碑刻 |
| 四、中文专着、中译着作 |
| 五、中文论文、期刊、会议、报告 |
| 六、外文文献 |
| 七、其它资料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4）中国农业生产中的养分平衡与需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英文缩略表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及目的意义 |
| 1.2 农田养分平衡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2.1 国外研究进展 |
| 1.2.2 国内研究进展 |
| 1.3 农田养分平衡研究方法与参数选择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参数选择 |
| 1.4 农业生产中的养分需求 |
| 1.5 研究契机 |
| 1.6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秸秆养分资源及其还田利用 |
| 2.1 材料与方法 |
| 2.1.1 估算方法 |
| 2.1.2 数据来源和参数确定 |
| 2.1.3 数据处理 |
| 2.2 结果与分析 |
| 2.2.1 秸秆及其养分资源时空分布 |
| 2.2.2 秸秆还田 |
| 2.3 讨论 |
| 2.3.1 秸秆资源及其还田利用时空分布 |
| 2.3.2 估算方法和结果与其他研究比较 |
| 2.3.3 秸秆养分的有效性 |
| 2.3.4 对策和建议 |
| 2.4 小结 |
| 第三章 畜禽粪尿养分资源及其还田利用 |
| 3.1 材料与方法 |
| 3.1.1 估算方法 |
| 3.1.2 数据来源和参数确定 |
| 3.2 结果与分析 |
| 3.2.1 1980 —2016年畜禽粪尿资源量 |
| 3.2.2 畜禽粪尿资源量时空分布 |
| 3.2.3 1980 —2016年畜禽粪尿养分资源量 |
| 3.2.4 畜禽粪尿养分资源量时空分布 |
| 3.2.5 1980 —2016年畜禽粪尿养分还田量 |
| 3.2.6 畜禽粪尿养分还田量时空分布 |
| 3.3 讨论 |
| 3.3.1 畜禽粪尿及其养分量 |
| 3.3.2 畜禽粪尿养分还田量 |
| 3.3.3 问题及建议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人粪尿养分资源及其还田利用 |
| 4.1 材料与方法 |
| 4.1.1 估算方法 |
| 4.1.2 数据来源和参数确定 |
| 4.1.3 数据处理 |
| 4.2 结果与分析 |
| 4.2.1 1980 —2016年人粪尿及其养分资源量 |
| 4.2.2 人粪尿资源量时空分布 |
| 4.2.3 人粪尿养分量时空分布 |
| 4.2.4 1980 —2016年人粪尿养分还田量 |
| 4.2.5 人粪尿养分还田量时空分布 |
| 4.3 讨论 |
| 4.3.1 中国人粪尿、粪尿养分及其还田量时空变化 |
| 4.3.2 问题及建议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有机肥养分资源及其还田利用 |
| 5.1 材料与方法 |
| 5.1.1 估算方法 |
| 5.1.2 数据来源 |
| 5.1.3 数据处理 |
| 5.2 结果与分析 |
| 5.2.1 1980 —2016年有机肥养分资源量 |
| 5.2.2 有机肥养分资源量时空分布 |
| 5.2.3 1980 —2016年有机肥还田量 |
| 5.2.4 有机肥养分资源量时空分布 |
| 5.3 小结 |
| 第六章 化肥消费量分析 |
| 6.1 材料与方法 |
| 6.1.1 估算方法 |
| 6.1.2 数据来源和参数确定 |
| 6.1.3 数据处理 |
| 6.2 结果与分析 |
| 6.2.1 1980 —2016年化肥消费量 |
| 6.2.2 化肥消费量时空分布 |
| 6.3 讨论 |
| 6.3.1 化肥消费量中复合肥的氮、磷、钾估算方法 |
| 6.3.2 1980 —2016年水稻、小麦、玉米三大作物养分偏生产力 |
| 6.3.3 2016 年不同省份水稻、小麦、玉米三大作物养分偏生产力 |
| 6.4 小结 |
| 第七章 农田养分移走量 |
| 7.1 材料与方法 |
| 7.1.1 估算方法 |
| 7.1.2 数据来源和参数确定 |
| 7.1.3 数据处理 |
| 7.2 结果与分析 |
| 7.2.1 1980 —2016年农田养分移走量 |
| 7.2.2 农田养分移走量时空分布 |
| 7.3 讨论 |
| 7.3.1 农作物经济产量养分吸收量时空分布 |
| 7.3.2 对策建议 |
| 7.4 小结 |
| 第八章 中国农田养分平衡 |
| 8.1 材料与方法 |
| 8.1.1 估算方法 |
| 8.1.2 数据来源和参数确定 |
| 8.1.3 数据处理 |
| 8.2 结果与分析 |
| 8.2.1 1980 —2016年农田养分表观平衡及偏平衡 |
| 8.2.2 农田养分平衡时空分布 |
| 8.2.3 养分偏平衡时空分布 |
| 8.3 讨论 |
| 8.3.1 中国农田养分平衡时空分布 |
| 8.3.2 2016 年农田养分平衡 |
| 8.3.3 对策建议 |
| 8.4 小结 |
| 第九章 农业生产中的养分需求 |
| 9.1 材料与方法 |
| 9.1.1 估算方法 |
| 9.1.2 数据来源和参数确定 |
| 9.1.3 数据处理 |
| 9.2 结果与分析 |
| 9.2.1 养分需求 |
| 9.2.2 化肥消费及分布状况 |
| 9.2.3 有机肥养分还田量 |
| 9.2.4 化肥消费与需求差异分析 |
| 9.3 讨论 |
| 9.3.1 养分需求量估算 |
| 9.3.2 有机肥在化肥零增长中的地位 |
| 9.4 小结 |
| 第十章 全文结论与展望 |
| 10.1 主要结论 |
| 10.2 创新点 |
| 10.3 问题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不同地区各种作物的草谷比 |
| 附录2 不同作物秸秆氮磷钾养分含量 |
| 附录3 1990S各省份主要作物秸秆直接还田率 |
| 附录4 1990s各省份主要作物秸秆直接还田率 |
| 附录5 2000S各省份主要作物秸秆直接还田率 |
| 附录6 2010S各省份主要作物秸秆直接还田率 |
| 附录7 1980S各省份主要作物秸秆燃烧还田率 |
| 附录8 1990S各省份主要作物秸秆燃烧还田率 |
| 附录9 2000S各省份主要作物秸秆燃烧还田率 |
| 附录10 2010S各省份主要作物秸秆燃烧还田率 |
| 附录11 主要作物秸秆养分当季释放率 |
| 附录12 不同畜禽的粪、尿日排泄系数及其粪、尿养分含量(鲜基) |
| 附录13 1990S各省份畜禽粪尿还田率 |
| 附录14 2000S各省份畜禽粪尿还田率 |
| 附录15 2010S各省份畜禽粪尿还田率 |
| 附录16 人粪、尿日排泄量及其氮磷钾养分含量(鲜基) |
| 附录17 各种作物单位经济产量所需吸收氮、磷、钾养分的数量 |
| 附录18 各种作物的养分推荐施用量 |
| 附录19 经济林、草地和水产养殖的养分推荐施用量 |
| 附录20 畜禽粪肥养分的当季释放率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5）南京近代商业建筑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0. 绪论 |
| 0.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0.1.1 选题背景 |
| 0.1.2 研究意义 |
| 0.1.3 研究的创新性 |
| 0.2 已有相关研究述要 |
| 0.3 关于本文研究的一些说明 |
| 0.3.1“南京近代”在本文中的含义 |
| 0.3.2 相关概念解释 |
| 0.3.3 论文采用的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近代以前南京的商业区布局与商业建筑 |
| 1.1 南京城史地特征与商业区布局 |
| 1.1.1 城市格局与商业区分布 |
| 1.1.2 城南水系与商业街市布局 |
| 1.2 商业街市与小型临街商业建筑：南京传统商业空间的两种原型 |
| 1.2.1 传统商业街市 |
| 1.2.2 小型临街商业建筑 |
| 1.3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晚清及民国初年南京的商业街市与商业建筑（晚清～1927） |
| 2.1 概述：晚清至民国初年南京的商业区与商业街市 |
| 2.1.1 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与商业区的变迁 |
| 2.1.2 商业街市与小型临街商业建筑的发展特征 |
| 2.2 下关开埠与商埠现代化 |
| 2.2.1 下关地区的历史沿革与商业位势 |
| 2.2.2 下关的商业街市与新商业建筑类型 |
| 2.2.3 西风东渐的建筑形式：外廊样式 |
| 2.2.4 小结 |
| 2.3 清末新政与南洋劝业会 |
| 2.3.1 南洋劝业会的背景 |
| 2.3.2 南洋劝业会的缘起与筹备 |
| 2.3.3 端方的现代化理想与劝业会场的布局与空间 |
| 2.3.4 南洋劝业会的现代化空间体验 |
| 2.3.5 聚珍赛奇：南洋劝业会的展品与陈赛 |
| 2.3.6 南洋劝业会与南京城市改造及城市近代化 |
| 2.3.7 小结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新商业区计划、旧城商业街区改造及商业设施建设（1927-1937） |
| 3.1 概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南京的商业概况及商业设施建设 |
| 3.1.1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南京社会与商业概况 |
| 3.1.2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城市商业街区及商业设施发展概况 |
| 3.2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新商业区计划 |
| 3.2.1 《首都计划》前的商业区计划 |
| 3.2.2 《首都计划》关于商业区与商业设施的计划 |
| 3.2.3 《首都计划》后关于工商业区的计划 |
| 3.3 新商业区的开辟与旧城商业街道的改造 |
| 3.3.1 新街口银行及商业区规划及建设 |
| 3.3.2 旧城商业街道的改造 |
| 3.4 国货运动与南京的现代化商业设施（1927 年~1937 年） |
| 3.4.1 国货运动的背景及其发展 |
| 3.4.2 国货陈列馆：宣传国货的大本营 |
| 3.4.3 国货公司：政府导向的国货事业 |
| 3.4.4 中央商场：抗战前“南京唯一之大规模商场”（1934 年~1936 年） |
| 3.5 社会改良类商业设施：大型菜场的建设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日占时期南京商业设施的改造与建设（1937-1945） |
| 4.1 背景：日军对南京城市商业设施的破坏 |
| 4.2 概述：日占时期南京城市商业概况与商业设施建设 |
| 4.2.1 日占时期南京社会及商业概况 |
| 4.2.2 日占时期南京的商业设施建设与发展概况 |
| 4.3 日本人创办的商业设施 |
| 4.3.1“日人街”的划定 |
| 4.3.2 日本连锁型百货商店的出现 |
| 4.3.3 日本商人的市房改造与建设 |
| 4.4 当局的商业设施改造与建设 |
| 4.4.1 1938至1940年间的菜场、市房与简易市场的改造与建设 |
| 4.4.2 1940年以后的市房建设 |
| 4.5 中国商人创办的集中型商业设施 |
| 4.5.1 内街式集中型商业设施：商场 |
| 4.5.2 简易的集中型商业设施：市场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抗日战争胜利后南京商业设施的发展（1945～1949） |
| 5.1 概述：抗日战争胜利后南京城市商业概况与商业设施 |
| 5.1.1 抗日战争胜利后南京社会与商业概况 |
| 5.1.2 抗日战争胜利后南京城市商业区及商业设施发展概况 |
| 5.2 抗日战争胜利后南京商业街区的改良与建设 |
| 5.2.1 既有商业区的改良计划 |
| 5.2.2 市区的北拓：中山北路沿线建设 |
| 5.3 国货运动与南京的现代化商业设施（1945 年~1949 年） |
| 5.3.1 国货运动的背景 |
| 5.3.2 中央商场的改造与扩建（1945 年~1946 年） |
| 5.3.3 国货公司的复业与续办 |
| 5.3.4 国货展览会的创办 |
| 5.4 当局主办的大型商业设施 |
| 5.4.1 下关热河路商场及菜场（1946 年~1947 年） |
| 5.4.2 八府塘菜场（1946 年~1947 年） |
| 5.5 商人创办的大型商场和市房 |
| 5.5.1 商办的大型商业设施 |
| 5.5.2 市房的营建与改造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南京近代商业建筑空间形式发展特征探析 |
| 6.1 南京近代传统商业街市与小型临街商业建筑空间的现代化演绎 |
| 6.1.1 传统商业街市的空间形式演绎及特征 |
| 6.1.2 传统小型临街商业建筑的空间形式演绎及特征 |
| 6.2 南京近代市房建筑的空间形式特征 |
| 6.2.1 市房的建筑类型及其特征 |
| 6.2.2 市房店面的商业元素 |
| 6.3 南京近代大型商场建筑的空间形式特征 |
| 6.3.1 大型商场的发展沿革 |
| 6.3.2 大型商场的建筑空间形式探析 |
| 6.4 南京近代商业建筑空间形式发展的原因探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启示 |
| （一） 南京近代商业建筑发展的历史轨迹综述 |
| （二） 南京近代商业建筑的现代化发展特征 |
| （三） 认识和启示 |
| 结语 |
| 致谢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论文附录 |
| 博士期间发表论文 |
（6）循环经济背景下养殖型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的研究 ——基于四川重庆生猪养殖型家庭农场的调研（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目的与内容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内容 |
| 1.2.3 研究框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资料的采集 |
| 1.4 研究可能的创新点 |
| 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2.1 循环经济理论发展及应用研究 |
| 2.1.1 循环经济理论的发展 |
| 2.1.2 循环经济的实践研究 |
| 2.1.3 循环经济发展的条件及评价 |
| 2.2 畜禽规模养殖与环境 |
| 2.2.1 环境规制对畜禽养殖规模的影响研究 |
| 2.2.2 循环技术对畜禽养殖污染的处理 |
| 2.3 农业适度经营规模的研究现状 |
| 2.3.1 适度规模的多角度理解 |
| 2.3.2 家庭农场的适度规模研究现状 |
| 2.3.3 家庭农场与循环经济结合发展及规模研究 |
| 2.3.4 畜禽养殖适度规模确定的影响因素 |
| 2.3.5 农场经营或畜禽养殖规模效率的研究 |
| 2.4 现有文献研究的不足及研究方向的探索 |
| 3 养殖型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研究的理论框架 |
| 3.1 养殖型家庭农场发展的基础 |
| 3.1.1 养殖型家庭农场发展的条件——适度规模 |
| 3.1.2 养殖型家庭农场发展的内驱力 |
| 3.1.3 养殖型家庭农场发展的外制力 |
| 3.1.4 养殖型家庭农场的内驱力、外制力与适度规模 |
| 3.2 基于外部环境成本视角的适度规模理论分析 |
| 3.2.1 外部性理论 |
| 3.2.2 外部性与规模之间的逻辑关系 |
| 3.2.3 外部性内部化的指示器-外部环境成本 |
| 3.2.4 外部环境成本最低时规模的适度性 |
| 3.3 以利润最大化理论为基础的适度规模分析 |
| 3.3.1 基于循环收益与成本利润最大化的模型构建 |
| 3.3.2 利润与规模 |
| 3.4 养殖型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确定的约束性条件 |
| 3.4.1 耦合及耗散理论 |
| 3.4.2 循环经济背景下养殖型家庭农场的动态平衡 |
| 3.4.3 动态平衡下规模的适度性 |
| 3.5 影响养殖型家庭农场规模的因素分析 |
| 3.5.1 技术 |
| 3.5.2 环境制度约束与激励 |
| 3.5.3 物质与能量利用程度 |
| 3.5.4 农场环境承载力 |
| 3.5.5 市场行情 |
| 3.6 家庭农场适度规模养殖的表征 |
| 3.6.1 低资源损失表征 |
| 3.6.2 高绿色效率表征 |
| 3.7 循环经济背景下养殖型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生成机制 |
| 3.8 本章小结 |
| 4 养殖型家庭农场经营现状 |
| 4.1 调研数据的采集 |
| 4.2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3 各农场对环境的影响 |
| 4.3.1 核算各农场环境承载力 |
| 4.3.2 分析农场对环境的影响 |
| 4.4 养殖型家庭农场循环经济发展水平 |
| 4.4.1 养殖型家庭农场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建立 |
| 4.4.2 指标权重的确定 |
| 4.4.3 农场循环经济水平的评价 |
| 4.5 本章小结 |
| 5 基于外部环境成本的适度规模分析 |
| 5.1 数据来源 |
| 5.1.1 样本收集方法 |
| 5.1.2 问卷设计及内容 |
| 5.2 生猪养殖型家庭农场水污染环境成本的估算 |
| 5.2.1 估算模型构建 |
| 5.2.2 估算结果与养殖规模的关系分析 |
| 5.3 农场土壤污染环境成本的估算 |
| 5.4 规模养殖空气污染外部环境成本的估算 |
| 5.4.1 估算模型的构建 |
| 5.4.2 估算结果分析 |
| 5.5 由外部环境成本确定的养殖适度规模 |
| 5.6 农场外部环境成本变化的动因分析 |
| 5.6.1 提出假设 |
| 5.6.2 实证分析 |
| 5.7 本章小结 |
| 6 基于农场循环经营综合利润率的适度规模研究 |
| 6.1 农场收入项目分析 |
| 6.1.1 收入项目的内容 |
| 6.1.2 农场收入项目的确认与计量 |
| 6.2 农场成本项目分析 |
| 6.2.1 成本项目内容 |
| 6.2.2 农场成本确认与计量 |
| 6.3 收入成本及利润对适度规模的确定 |
| 6.3.1 数据收集与整理 |
| 6.3.2 收入成本与规模关系解说 |
| 6.3.3 利润率最大化与适度规模 |
| 6.4 综合利润率变化的动因分析 |
| 6.4.1 各因素与综合利润率变化的关系思考 |
| 6.4.2 提出假设 |
| 6.4.3 实证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7 养殖型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确定的约束性条件 |
| 7.1 农场生产经营系统与环境资源系统物质能量交换分析 |
| 7.2 环境与生产系统动态平衡模型 |
| 7.3 动态平衡下的适度规模 |
| 7.3.1 数据采集 |
| 7.3.2 生产经营与资源环境子系统指标评价体系 |
| 7.3.3 数据结果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8 养殖型家庭农场规模适度性的验证 |
| 8.1 量化的农场资源损失 |
| 8.1.1 资源及资源损失的内涵 |
| 8.1.2 农场资源损失的流程分析 |
| 8.1.3 养殖型农场资源损失的量化模型 |
| 8.1.4 案例分析 |
| 8.1.5 实证分析及结果解释 |
| 8.2 农场经营的绿色效率测算 |
| 8.2.1 绿色效率评价方法 |
| 8.2.2 农场生猪养殖绿色效率的测算及分析 |
| 8.3 本章小结 |
| 9 养殖型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经营的实现路径 |
| 9.1 养殖型家庭农场生产经营现状 |
| 9.2 严格控制外部环境成本的上升 |
| 9.2.1 从技术上保障养殖污染物质的降低 |
| 9.2.2 提高经营者素质,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
| 9.2.3 增强环境制度执行力度 |
| 9.2.4 建立多维一体的循环经营体系 |
| 9.2.5 提高环境补贴，增强农场污染物消纳能力 |
| 9.3 增加农场收益，节约农场资源，提高农场综合利润率 |
| 9.4 促进环境与生产系统的动态平衡 |
| 9.5 畅通信息沟通渠道，建立并健全反馈机制 |
| 9.6 本章小结 |
| 10 结论与展望 |
| 10.1 研究结论 |
| 10.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1：养殖户生猪规模养殖的问卷调查 |
| 附录 2: 对生猪规模养殖户循环经济发展测评指标权重专家调查表 |
| 附录 3：循环经营与清洁生产图片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研究成果 |
（7）论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理论内涵与制度完善 ——基于农田水利治理的经验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背景 |
| 1.3 研究综述 |
| 1.4 本文的结构布置与研究方法 |
| 2 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制度设计与理论意涵 |
| 2.1 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实践探索 |
| 2.2 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制度设计 |
| 2.3 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理论阐释 |
| 2.4 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功能分析 |
| 2.5 本章小结 |
| 3 农村经营体制变革与农田水利治理模式之变 |
| 3.1 集体经营体制时期的“统管统用”模式 |
| 3.2 双层经营体制时期的“公有共用”模式 |
| 3.3 新双层经营体制时期的“公有私用”模式 |
| 3.4 本章小结 |
| 4 农村经营体制变革中的农田水利治理困境 |
| 4.1 沙洋县农田水利情况简述 |
| 4.2 农田水利的系统困境 |
| 4.3 农田水利的工程困境 |
| 4.4 农田水利困境的机制分析 |
| 4.5 农田水利困境的体制分析 |
| 4.6 本章小结 |
| 5 集体统筹经营的农田水利治理模式 |
| 5.1 农田水利的公共物品属性 |
| 5.2 农田水利的统筹治理模式 |
| 5.3 农田水利的统筹主体 |
| 5.4 启示：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
| 5.5 本章小结 |
| 6 完善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制度建设 |
| 6.1 完善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理论基础 |
| 6.2 巩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制度建设 |
| 6.3 坚持农村集体土地公有制的改革底线 |
| 6.4 本章小结 |
| 7 结语 |
| 7.1 全文总结 |
| 7.2 若干政策建议 |
| 7.3 不足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 附录二：沙洋县水务局《关于在全省试行农业灌溉水费统筹的建议》 |
（8）国际贸易中的转基因食品标识问题研究 ——以美欧转基因食品贸易争端为切入点（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主要缩略语与专有名词对照表 |
| 导论 |
| 一、本文的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现状 |
| 三、本文的研究内容与方法 |
| 第一章 国际贸易中的转基因食品标识问题——影响与成因 |
| 第一节 国际贸易中转基因食品标识问题的影响:争端与壁垒 |
| 一、国际贸易争端凸显 |
| 二、非关税壁垒的增加 |
| 第二节 国际贸易中转基因食品标识问题的成因 |
| 一、农业贸易政策的分歧 |
| 二、对待转基因食品的立场分歧 |
| 三、复杂的农产品贸易关系 |
| 第三节 转基因食品的国内法标识:自愿与强制 |
| 一、自愿标识制度 |
| 二、强制标识制度 |
| 三、制度差异协调乏力 |
| 第二章 国际贸易中转基因食品标识问题的国际协调——WTO规则与《生物安全议定书》的协同与差异 |
| 第一节 WTO框架下的转基因食品标识问题的解决 |
| 一、问题解决的障碍之同类产品认定 |
| 二、问题解决的障碍之WTO与 MEA的优先适用 |
| 三、SPS协议的适用 |
| 第二节 《生物安全议定书》框架下转基因食品标识问题的解决 |
| 一、问题解决的障碍性——《生物安全议定书》的适用范围 |
| 二、问题解决的可能性 |
| 第三节 多种国际规则的协同与差异 |
| 一、《生物安全议定书》与WTO规则的差异点 |
| 二、《生物安全议定书》与WTO规则的相同点 |
| 三、《生物安全议定书》与WTO规则的优先性 |
| 四、多种规则与转基因食品标识问题的解决 |
| 第三章 自愿标识的倡导—美国的侵权保障与联邦法制 |
| 第一节 美国的转基因食品监管路径演进:从过程到产品 |
| 一、美国对转基因产品规制的早期:EPA主导下的基于过程的监管 |
| 二、美国对转基因产品规制的中期:OSTP下基于产品的监管 |
| 三、美国对转基因食品规制的近期:FDA的主要权责 |
| 第二节 美国的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从自愿标识到强制标识 |
| 一、美国的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的理论基础 |
| 二、《联邦食品、药品、化妆品法案》与自愿标识制度的特点剖析 |
| 三、美国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的综合评述 |
| 第三节 美国的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侵权保障与联邦法律 |
| 一、侵权保障 |
| 二、联邦法制 |
| 第四章 强制标识的代表—欧盟的层级监管与政治考量 |
| 第一节 欧盟对于GMO的安全立法框架 |
| 一、初期监管 |
| 二、中期监管 |
| 三、公约义务 |
| 第二节 欧盟的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分析 |
| 一、欧盟的转基因食品管制的理论基础 |
| 二、强制标识制度与1829/2003 条例 |
| 三、强制标识制度与1830/2003 条例 |
| 第三节 欧盟的转基因食品强制标识制度特点评析 |
| 一、标识的性质 |
| 二、标识的特点 |
| 三、链条式监管 |
| 第四节 欧盟的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层级监管的政治考量 |
| 一、层级监管 |
| 二、政治考量 |
| 第五章 国际贸易中转基因食品标识问题解决——WTO框架下的可行性方案探讨 |
| 第一节 地理标志的限定 |
| 一、地理标志在国际贸易中的意义 |
| 二、地理标志与转基因食品 |
| 三、地理标志的限定与转基因食品标识问题的解决 |
| 第二节 SPS协议框架下的转基因食品监管评级 |
| 一、转基因食品监管评级制度构建概述 |
| 二、转基因食品监管评级制度构建的目标和标准 |
| 三、转基因食品监管评级制度的基本内容 |
| 第三节 TPP协议带来的新思考 |
| 一、TPP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文本解读 |
| 二、TPP的 SPS措施与欧盟转基因案 |
| 三、TPP对 SPS协议的发展是否适用于转基因食品? |
| 第六章 国际贸易中转基因食品标识的问题解决与中国路径 |
| 第一节 我国的转基因食品立法与问题 |
| 一、我国的转基因食品发展存在的问题 |
| 二、我国关于GMO的立法框架 |
| 三、我国的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 |
| 四、我国GMO立法与标识制度的特点与缺憾 |
| 第二节 国际贸易中转基因食品标识问题对中国的启示 |
| 一、各国对转基因食品及标识管制严格 |
| 二、各国对转基因食品标识管制差异明显 |
| 三、三种模式与中国选择 |
| 第三节 中国路径 |
| 一、我国转基因食品标识立法完善的基本思路 |
| 二、我国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的完善 |
| 三、我国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的法律保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9）近代中国水文化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章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水文化 |
| 第一节 中国历代对水资源的管理 |
| 一、历代水官 |
| 二、历代水利法规和制度 |
| 第二节 中国历代对水文的记录和研究 |
| 一、先秦文献中的水文记载 |
| 二、正史中的水文记载 |
| 三、地理着作中的水文记载 |
| 四、历代水利专着 |
| 五、其它着作中的水文记载 |
| 第三节 中国历代水利与农耕文明 |
| 一、治水传说与春秋战国时期水利事业的初步发展 |
| 二、秦汉时期水利工程的蓬勃发展 |
| 三、隋唐时期水利工程的普遍发展 |
| 四、宋元时期水利事业的繁荣 |
| 五、明至清前期的水利成就 |
| 第四节 中国历代水崇拜 |
| 一、水与水神家族、水神神话 |
| 二、历代水神祭祀与水神庙 |
| 第五节 中国历代“水”文学 |
| 一、诸子论水 |
| 二、诗词歌赋中的水 |
| 三、祈雨文 |
| 第六节 其它领域的水文化 |
| 一、水与音乐 |
| 二、水与绘画 |
| 三、水与古典园林 |
| 四、其它方面的“水” |
| 小结 |
| 第二章 近代中国的水政 |
| 第一节 晚清对水资源及利用的管理 |
| 一、晚清河政变化 |
| 二、晚清漕运 |
| 三、晚清水政其它方面的变化 |
| 第二节 民国初期的国家水政 |
| 一、北京政府时期的水政 |
| 二、水政统一之前：南京政府时期的水政 |
| 第三节 南京政府时期全国水利行政之统一 |
| 一、建设委员会的努力 |
| 二、水利行政统一之经过 |
| 三、水政统一之后：南京政府时期的水政 |
| 第四节 民国时期水利行政之评价与思考 |
| 一、水利行政统一之评价 |
| 二、水利行政建设之特点 |
| 三、关于流域管理体制 |
| 第五节 近代水法规 |
| 一、晚清水法规和制度 |
| 二、民国水法规 |
| 小结 |
| 第三章 近代中国水教育 |
| 第一节 近代中国水利教育的萌芽与确立（1875—1912） |
| 一、近代水利教育初露端倪 |
| 二、晚清学制中的水利教育 |
| 第二节 中国近代水利教育的确立（1912—1922） |
| 一、壬子癸丑学制的出台 |
| 二、实业教育体系中的水利教育 |
| 第三节 中国近代水利教育的发展（1922—1937） |
| 一、壬戌学制时期（1922—1927） |
| 二、壬戌学制颁布后相关法规的颁布和修正(1927—1937） |
| 第四节 抗战时期的中国水利教育（1937—1949） |
| 一、抗战时期水利教育的发展 |
| 二、战后水利教育事业的艰难发展 |
| 第五节 近代水利教育机构举例 |
| 一、河海工程测绘养成所 |
| 二、河海工程专门学校 |
| 三、河南水利工程专科学校 |
| 小结 |
| 第四章 近代中国水利文化 |
| 第一节 近代中国对水利的认识 |
| 一、近代关于水利概念之认识 |
| 二、近代关于水利作用之认识 |
| 三、近代关于水利建设之认识 |
| 四、近代关于古代水利之研究 |
| 五、近代关于西方水利之介绍 |
| 第二节 近代全国水利建设之研究 |
| 一、近代关于各省水利建设之研究 |
| 二、近代关于各流域水利建设之研究 |
| 第三节 近代水利科学技术的发展 |
| 一、早期外国传教士的传播 |
| 二、西方新技术的引进及在中国的应用与发展 |
| 三、聘请国外水利专家 |
| 四、派遣留学生 |
| 五、近代水利技术研究机构的设立 |
| 六、近代关于水利技术书籍的出版 |
| 第四节 近代主要水利人物研究 |
| 一、林则徐兴办水利 |
| 二、左宗棠督办水利 |
| 三、张謇倡导治淮 |
| 四、孙中山与近代水利 |
| 五、李仪祉与近代水利发展 |
| 六、冯玉祥水利实践与水利思想 |
| 七、张含英与黄河治理 |
| 八、近代其他水利专家 |
| 小结 |
| 第五章 近代中国的水神崇拜 |
| 第一节 近代中国水神崇拜 |
| 一、晚清时期的水神崇拜 |
| 二、民国时期的水神崇拜 |
| 第二节 近代中国的水旱灾害与水神崇拜 |
| 一、近代水灾和水神崇拜 |
| 二、近代旱灾和水神崇拜 |
| 第三节 近代水神之治水英雄崇拜 |
| 一、近代大禹崇拜 |
| 二、近代李冰与二郎神崇拜 |
| 第四节 近代水神崇拜的社会功用和文化阐释 |
| 一、近代水神崇拜的社会功用 |
| 二、近代水神崇拜的文化阐释 |
| 三、传统与现代撞击下的水神崇拜 |
| 小结 |
| 第六章 近代中国的水认知 |
| 第一节 近代国人对“水”的认识 |
| 一、西方传教士对“水”的宣传 |
| 二、近代外文报纸中的“水” |
| 三、近代国人眼中的“水” |
| 四、近代关于“水”的书籍 |
| 第二节 近代中国社会对“江”的认识 |
| 一、近代报刊杂志中的“江” |
| 二、近代报刊杂志中的“扬子江” |
| 第三节 近代中国社会对“河”的认识 |
| 一、近代报刊杂志中“河” |
| 二、近代报刊杂志中的“黄河” |
| 第四节 近代中国社会对“湖”、“瀑”的认识 |
| 一、近代报刊杂志中的“湖” |
| 二、近代报刊杂志中的“瀑” |
| 小结 |
| 第七章 近代海洋文化 |
| 第一节 近代中国海防思想 |
| 一、鸦片战争时期中国海防思想的萌芽 |
| 二、鸦片战争结束到辛亥革命前中国海防思想的发展 |
| 三、民国时期中国海防思想的缓慢发展 |
| 第二节 近代中国国民海洋意识的觉醒 |
| 一、近代国民海防意识的觉醒 |
| 二、近代国民海权意识的觉醒 |
| 第三节 近代中国社会对“海”的认识 |
| 一、关于“海”的自然常识 |
| 二、近代报刊中关于“海”的文章 |
| 第四节 中国近代海洋科学成就 |
| 一、近代中国海洋学发展概况 |
| 二、近代中国的海洋调查 |
| 三、近代中国的物理海洋学 |
| 四、近代中国的海洋地质学与海洋地理学 |
| 小结 |
| 结语：中国水文化之近代化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学术论文 |
| 后记 |
（10）特色农业产业区的形成过程与机制研究 ——以河南省三个农业项目在不同县域内的发展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问题与研究意义 |
| 1.1.1 现实背景与问题 |
| 1.1.2 理论背景与问题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假设与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假设 |
| 1.2.3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及框架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2 研究回顾与文献综述 |
| 2.1 基本概念 |
| 2.1.1 相关概念——产业区与产业集群 |
| 2.1.2 相似概念——农业产业集群 |
| 2.1.3 本文概念——农业产业区 |
| 2.1.4 农业产业区的特征 |
| 2.2 农业产业区的形成理论综述 |
| 2.2.1 农业产业区形成的条件 |
| 2.2.2 农业产业区形成的动力机制 |
| 2.2.3 农业产业区的形成阶段划分 |
| 2.2.4 评述 |
| 2.3 其他产业区的形成理论与评述 |
| 2.3.1 其他产业区的形成理论 |
| 2.3.2 评述 |
| 2.4 以往研究对本文的启示 |
| 3 理论架构与数据来源 |
| 3.1 农业产业区形成的理论分析框架 |
| 3.1.1 农业产业区形成的条件 |
| 3.1.2 农业产业区形成的机制 |
| 3.1.3 农业产业区形成阶段的划分 |
| 3.2 案例选取及数据来源 |
| 3.2.1 研究区域的选择 |
| 3.2.2 研究案例的选择 |
| 3.2.3 数据来源 |
| 4 专业项目的引进阶段 |
| 4.1 理论机制分析 |
| 4.2 区域环境 |
| 4.2.1 平原区封丘县 |
| 4.2.2 深山区西峡县 |
| 4.2.3 深山平原过度区郏县 |
| 4.2.4 特征对比及小结 |
| 4.3 项目自身的属性特征 |
| 4.3.1 树莓产业 |
| 4.3.2 香菇产业 |
| 4.3.3 大根萝卜产业 |
| 4.3.4 特征对比与小结 |
| 4.4 农业专业项目的引进模式 |
| 4.4.1 封丘县树莓产业的引进与推广模式 |
| 4.4.2 西峡县香菇产业的引进与推广模式 |
| 4.4.3 郏县大根萝卜产业的引进与推广模式 |
| 4.4.4 小结 |
| 4.5 本章小结 |
| 5 农户的参与阶段 |
| 5.1 理论机制分析 |
| 5.1.1 农户的概念 |
| 5.1.2 农户模型 |
| 5.1.3 农户参与农业专业项目的决策行为 |
| 5.1.4 小结 |
| 5.2 农户参与专业项目的决策 |
| 5.2.1 封丘县树莓产业发展现状 |
| 5.2.2 分析方法的选择 |
| 5.2.3 影响因素分析 |
| 5.2.4 小结与讨论 |
| 5.3 农户退出专业项目的决策 |
| 5.3.1 郏县大根萝卜产业发展现状 |
| 5.3.2 分析方法的选择 |
| 5.3.3 影响因素分析 |
| 5.3.4 小结与讨论 |
| 5.4 农户参与专业项目的速度与强度 |
| 5.4.1 西峡县香菇产业发展概况 |
| 5.4.2 概念定义及指标选取说明 |
| 5.4.3 农户参与专业项目的速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
| 5.4.4 农户初始参与专业项目的强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
| 5.4.5 小结 |
| 5.5 本章小结 |
| 6 农产品生产基地的形成阶段 |
| 6.1 理论机制分析 |
| 6.1.1 生产基地形成的条件及相应理论 |
| 6.1.2 农产品生产基地的形成机理 |
| 6.1.3 小结 |
| 6.2 专业项目的扩散 |
| 6.2.1 农户生产条件的获取网络 |
| 6.2.2 专业项目的村际扩散 |
| 6.2.3 小结 |
| 6.3 村域专业化程度及其变化 |
| 6.3.1 农户专业项目生产活动的变化 |
| 6.3.2 村域专业化程度及其空间分布现象 |
| 6.3.3 小结 |
| 6.4 影响农产品生产基地形成的因素分析 |
| 6.4.1 样本点选择及数据获取 |
| 6.4.2 地形的影响 |
| 6.4.3 交通的影响 |
| 6.4.4 与扩散源距离的影响 |
| 6.4.5 社会经济背景的影响 |
| 6.4.6 小结 |
| 6.5 本章小结 |
| 7 农业产业区的成型阶段 |
| 7.1 理论机制分析 |
| 7.2 产业分工网络 |
| 7.2.1 农业产业区的分工状况 |
| 7.2.2 对比分析 |
| 7.3 技术传输网络 |
| 7.3.1 农业产业区的技术传输网络 |
| 7.3.2 对比分析 |
| 7.4 产品销售网络 |
| 7.4.1 农业产业区的产品销售网络 |
| 7.4.2 对比分析 |
| 7.5 服务监管网络 |
| 7.5.1 农户经济组织的作用 |
| 7.5.2 政府部门的监管 |
| 7.6 小结 |
| 8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特色农业产业区的形成机制归纳 |
| 8.2 研究结论 |
| 8.3 政策建议 |
| 8.3.1 政府可行性措施建议 |
| 8.3.2 政府需重点关注的问题 |
| 8.4 进一步的研究设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西峡县农户调查问卷 |
| 附录 B 西峡县各村菌菇产业发展情况统计表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主要科研工作与成果 |
四、湖北省渔业协会2002年会暨金禾圣水产专用肥料推广会在武汉召开（论文参考文献）
- [1]5G网络技术对提升4G网络性能的研究[J]. 刘奕. 数码世界, 2020(04)
- [2]石漠化地区可持续发展法律问题研究 ——基于环境习惯法功能视角[D]. 赵翔.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4)
- [3]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D]. 周新年. 华南理工大学, 2018(05)
- [4]中国农业生产中的养分平衡与需求研究[D]. 刘晓永.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18(12)
- [5]南京近代商业建筑史研究[D]. 陈勐. 东南大学, 2018(05)
- [6]循环经济背景下养殖型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的研究 ——基于四川重庆生猪养殖型家庭农场的调研[D]. 何郑涛. 西南大学, 2016(12)
- [7]论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理论内涵与制度完善 ——基于农田水利治理的经验考察[D]. 吴秋菊. 华中科技大学, 2016(08)
- [8]国际贸易中的转基因食品标识问题研究 ——以美欧转基因食品贸易争端为切入点[D]. 刘婷. 上海交通大学, 2016(03)
- [9]近代中国水文化的历史考察[D]. 袁博. 山东师范大学, 2014(08)
- [10]特色农业产业区的形成过程与机制研究 ——以河南省三个农业项目在不同县域内的发展为例[D]. 吴娜琳. 河南大学, 201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