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县官不宜“走读”（论文文献综述）
李媛媛[1]（2020）在《清前期（1644-1795）汉军旗四川总督研究》文中提出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经历了顺康雍三朝的不断发展,在乾隆朝达到盛世。四川位于中国的西南部,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四川总督是作为封疆大吏管理四川,其重要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其中汉军旗四川总督是整个总督群体中较为特殊的部分。他们促进了清前期四川的社会发展变迁,见证了四川社会不断发展强盛。他们是清朝廷与地方政府之间的重要纽带。维持着国家意志的实现和地方的有效发展,保持了四川地区的稳定,巩固了清朝廷的封建统治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因此本文选取清前期汉军旗四川总督为研究对象,对清朝廷对他们的任用以及对他们在四川地区的治绩进行全面的考察和研究。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考察和研究清前期四川总督设置和演变情况,及其职掌;第二、梳理清前期汉军旗四川总督任数与满汉构成,分析其变化原因;第三、考察清前期四川地区的社会状况,进而分析汉军旗四川总督如何对四川地区的管理与控制;第四、以黄廷桂为代表的个案研究。他们在战时准确的把握地方局势,迅速平定叛乱,和平时期稳定发展生产,凭借自身的能力获得高位,对地方建设和国家统治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陆喜元[2]（2017）在《中国西部县级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以H县为例》文中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蕴含着丰富的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前提,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但由于治理环境及政府层级的不同,政府治理能力有结构性差异。因此,如何推进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不能一概而论。县级政府的“接点性”特点,决定了其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至关重要。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在准确梳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基础上,集中表达了科学的国家理论和国家治理思想,是政府治理的根本指导理论。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大创新,表明中国共产党在“三大规律”的基础上对国家治理规律有了新认识,是政府治理的直接指导理论。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丰富的治国理政思想,是现阶段政府治理的重要思想依据。西方治理理论是对西方民主理论的扬弃,是政府治理的重要理论借鉴。政府治理理论主要关注两对问题:第一对是政府治理体系和政府治理能力,第二对是政府治理评估和政府治理现代化。其中,第一对是第二对的基础和前提,第二对是促进第一对更加完善更加有效的手段和目标。政府治理的实质是行政权主导下的多元治理,追求政府在治理格局中的权威性、主导性、代表性、正当性和有效性。政府治理现代化是政府不断提高科学行政、民主行政和依法行政水平,并实现其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的进程。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对政府职能转变和能力提升的内在要求,也是政府作为行政主导性治理主体,在与社会、市场互动过程中的理念、角色、行为等的重构过程。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布局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对各级政府的新要求,结合政府层级和职能,县级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结构要素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治理能力现代化五个方面。每方面能力不仅是县级政府整体治理能力不同侧面的表现,而且各有其内在要素。尽管这些方面或要素就县级政府整体治理能力而言不能等量齐观,但它们既是县级政府履行单一制国家内作为“准基层”政府职能的法理需要,也是对县域社会现代性诉求的回应。根据政府治理能力结构要素,结合西部地区县域实际,面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构建县级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评估体系时,要考虑其客观性、可操作性、有效性。据此评估指标体系（5个一级指标,21个二级指标）,本文对H县和周边邻县（区）（合称“一区七县”）政府治理能力进行横向测评,对H县政府治理能力进行纵向研究（2000-2015）,对公众满意度进行深入调查,力争全方位、深层次地认知H县政府治理能力现状。当然,测评H县政府治理能力仅仅是一个准备性工作。准确的归因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和关键。历史是过往的现实,现实有历史的因子。因此,结合H县历史,考察县制沿革、机构变迁、人员流动,有助于把握县治的历史规律,对现阶段机构改革、职能转变、能力重构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结合纵向测评、横向测评、满意度测评,可以发现H县政府治理能力存在的差距和不足。综合西部地缘、县域经济、郡县制、“市管县”、社会机制、行政文化、精英及民众等因素,可以深入挖掘H县政府治理能力不足的成因。推进H县政府治理现代化,既要遵循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顶层设计,又要结合西部大开发战略、“一带一路”战略等针对西部地区的政策框架;既要顺应“放、管、服”改革大势,又要综合考虑县情。因此,面向宏观,要把塑造服务型、法治型、信息化政府作为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基本努力方向。面向微观,建议以H县教育精神重塑行政文化;围绕解决缺水和贫困两大基本问题,提升政府服务水平和社会治理能力;通过做强“金色教育、绿色农业、红色旅游”三个县域品牌,提升政府经济治理能力和文化治理能力;通过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强基层自治、护持政府信用,提升政府政治治理能力;通过切实做好退耕还林、改善县域生态环境,提高政府生态治理能力。
李金碧[3]（2016）在《阎锡山治理下的山西乡村教育研究（1917-1937）》文中研究指明在20世纪初兴起的教育救国论浪潮中,阎锡山在晋省推行之教育新政及其取得的卓越成就,无疑最具典范意义。此项新政涉及义务教育、社会教育和职业教育等诸领域,为山西博得了“教育模范省”的荣誉,有力地促进了晋省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历史地看,阎锡山教育新政遵循了“欲求其国,先新其民”的发生逻辑,并在此时社会进化论思想的指引下,体现出鲜明的国家主义教育理念,其宗旨在于塑造具有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新型人格。所以,阎锡山教育新政不仅仅涉及新、旧教育体制的更替,更是一场深刻的关乎世界观和国民性改造的文化变革。然而,由于诸多原因,学术界对阎锡山教育新政及其这个“模范省”则缺乏应有之重视,相关研究亦常常淹没于民国教育史专题的洪流之中,大量的档案文献仍未得到必要的发掘与研究。鉴于此,本文在充分掌握原始资料的基础上,首次对阎锡山教育新政做出全面而系统性的研究,将历史梳理与剖面分析相结合,厘清阎锡山教育新政之理念和实践,总结新政经验及其局限性,还原历史以为今入之借鉴。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研究：一是阎锡山“新政”之前的山西教育状况。追溯了清前中期官方“庙学合一”的教育体制、民间教育现状,以及凸显儒学的官方意识形态之弊端。清末张之洞的教育革新为民初新式教育改革准备了大量新式人才,大批留学生的归国成为近代教育和社会改革的新生力量。二是阎锡山兴办乡村教育的起点与原因。总结了传统乡民“有家无国”的国家观,分析了其难以适应近代民族国家兴起的思想弊端。阎锡山早年留学日本的经历使他深受触动,在国家民族处于外侵内弱之际,中国国家主义思潮兴起,发自内心深处的“救亡”意识,吸取了日本国家主义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形成阎通过教育改造国民以自强富国的观念。三是阎锡山的乡村义务教育。阎在当时民智未开、国家积贫积弱的情形下,在其辖区内大力推行义务教育,具有前瞻性。在他大力倡导推行下,虽取得了积极成效,然在中国整体社会环境亟需变革的大背景下,义务教育的推行并无法做到其“强国富民”的原初目的。相反,暴露出不少弊端。如山西村制和村长副制度,一方面保证了义务教育的有效执行,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社会人情关系及民风未开,也造成教育质量低下。四是阎锡山的乡村社会教育。乡村社会教育为义务教育之补充。在全省强制推行义务教育的前提下,阎锡山意识到义务教育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要顺利促进新政、义务教育的实行,启发民智至关重要。因此,在阎主政期间对社会教育颇为重视,通过文告、标语、报纸,直接宣讲、仪式等方式不遗余力的普及社会教育,甚至于阎不时亲自下乡为普通民众宣讲。本章内容深入分析了阎锡山实行社会教育的起因,及社会教育宣传形式和效果。五是阎锡山的乡村职业教育。职业教育亦为阎乡村教育内容中非常有特色的一项教育内容。通过对阎锡山兴办职业教育的文本蓝图及推行情况的梳理,对国民师范学校进行个案分析,论述了当时山西职业教育之成效、不足和弊端。尽管阎锡山推行的乡村职业教育有其时代特征,然如何克服国民“官本位”思想,树立国民现代职业教育观,既吸取发达国家职业教育优点,切合本土实际,推行与社会生产实际相结合的职业教育,仍为现代教育工作者不断思考和探索的问题。总而言之,通过对上述问题进行考察和剖析,文章展示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阎锡山作为地方行政长官以乡村教育为抓手,培育国民意识,开启民智,逐步建立新型社会治理体系的历史事实。由于历史的局限,阎锡山在山西推行乡村教育也有诸多不足,未能达到预期成效,但瑕不掩瑜。
付耀华[4]（2016）在《“新变种腐败”对我国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销蚀》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走读干部"腐败、"利益集团"腐败、"官场赌博"腐败、"期权"腐败、"权力掮客"腐败等新变种腐败对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销蚀,是官员的最大失信,也是地方政府的最大失信。"新变种腐败"防治可采取"多联疗法"治理,实现"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提升地方政府公信力。
朱成实[5]（2016）在《魏晋南北朝恶钱研究 ——兼及实物货币的流通及其质劣化》文中研究说明魏晋南北朝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分裂与纷争中度过,全国性的货币系统基本处于崩溃和混乱的状态。一方面在型式上与“标准钱”相背离的各种“恶钱”大量出现,严重影响了经济运行与社会发展。另一方面实物货币在经济流通中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在维持最基本流通需求的同时也制约着社会经济向更高层面的发展,并且实物货币的质劣化现象也是当时不容忽视的经济现象和社会问题。本文以“恶钱”的铸造和流通,以及实物货币的流通与质劣化为视角和切入点,对魏晋南北朝货币系统的发展变化,以及诸政权应对“恶钱”问题的理论、措施及经验教训开展了较为深入地考察,试图揭示“恶钱”在五铢钱体系衰亡过程中的表现与特点,以及对于该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并期望从中探索出一些有益的历史借鉴。本文的主体分为五个部分,分别研究了魏晋之前的货币流通及“恶钱”问题,以及魏晋南北朝的虚币大钱、减重小钱、实物货币的流通及其质劣化、有关“恶钱”的认识与主张等内容。在此基础上,对于魏晋南北朝“恶钱”泛滥的基本特征、主要原因及社会影响进行了总结和探讨。考察显示,作为魏晋南北朝货币流通的基本特征,“恶钱”泛滥虽然一定程度上有着缓解“钱荒”问题的积极意义,但更主要的影响是造成了货币系统和经济秩序的长期混乱,并最终导致了旧的五铢钱系统的消亡和新的通宝钱系统的兴起。在此过程中,实物货币发挥着维持社会经济最基本流通需求的托底作用,但在实物货币成为市场交易主角的时段和区域里,其质劣化的弊端和消极影响也会迅速放大并造成经济流通和社会秩序的混乱,反映出金属货币时代的实物货币虽然不会遽然消失,却已无力承担流通主货币的重任。在“恶钱”广泛流通、持续泛滥的大背景下,魏晋南北朝产生了应对“恶钱”的多种主张或建议,有要求坚决整治“恶钱”的,有论证“恶钱”合理性的,也有主张废除金属钱币转而流通实物货币的。这些主张或建议有的未受到政府认可,也有的转化为政权的货币政策,但受制于对钱货属性及流通规律认识上的局限性,大多没能收到预想之功。
熊亚南[6]（2015）在《南阳地区学校教育的转型与嬗变（1840-1911）》文中研究表明“近代化”是人类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变化最剧烈的社会变革,而这其中,作为上层建筑的“教育”,其转型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南阳地区处于内陆,是河南西南部的经济、军事重镇,经济条件与其它地区相比较好,然相对于沿江沿海诸省则较为封闭,受近代西方冲击的时间也较晚,近代化进程亦相对缓慢,这在教育的发展进程中表现突出。晚清时期,南阳地区社会环境纷繁复杂,原本趋于萧条的传统教育的发展更是困难重重。首先,太平天国北伐、捻军大起义等使得境内连年遭受战乱,学校破坏严重。其次,南阳县勒岗作为近代天主教在华活动的重要据点,引发教案不断,给人们思想带来很大冲击。最后,由于境内地理环境复杂,致使土匪活动不断,学校师生和教学活动受到严重骚扰。清末新政后,伴随着教育的革新,南阳地区教育的发展迎来契机。最终,在各地官员的主持及士绅、商人、寺庙、民众团体的广泛参与下,教育完成了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型,建立了一套近代新型教育系统,在这其中,一些关键人物的贡献起着重大推动作用。如张嘉谋、杨鹤汀、王可亭、崔本浴等,他们创办学堂,亲力执教,开一地之风气,促进了当地教育的进步。教育行政机构的专业化、各级各类学堂的创建、学制的改变、教学内容的革新等,使得原本保守的学校教育焕发了生机,完成最后的嬗变。然而,由于改革时间较短,任务繁重,且政令下达频繁,致使新式教育的发展中存在诸多问题与弊端,如改革调整的不彻底、教育发展的不平衡、教员的不称职、经费的短缺等。不过,若将这些问题与弊端放置于当时教育革新所处的历史背景之下,还是可以被宽容和理解的。最后,本文通过研究南阳地区学校教育的发展与转型,总结其经验成果,为当今教育的实践提供启示和借鉴。
孔德斌[7]（2014）在《农村社区治理：从硬治理向软治理的转变》文中提出我国当前“乡政村治”的农村社区治理体制,脱胎于计划经济时期的“人民公社”,虽然经过村民自治的第一次乡村治理体制改革,但并不彻底,仍然带有浓厚的“硬治理”色彩,具体表现为指标化、可视性、封闭性、强制性等特征。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高速发展,中国传统的农业、农村和农民正在加速“终结”,乡村治理的时空条件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农村社区硬治理体制越来越暴露出其历史局限性,第二次乡村治理体制改革提上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议事日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目标,毫无疑问,没有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用新农村社区制取代村委会制,是实现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农村社区硬治理体制的形成,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它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有利于国家控制社会。随着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的发展,农村社区治理从硬治理转变为软治理,从家元共同体、族阈共同体转变为合作共同体。这篇论文以历史主义反思性阐释为研究的基本取向,在解构传统“乡村硬治理”模式的理论预设及制度特征的基础上,基于对农村社区治理方式转型若干案例的实证分析,力图提炼出一种“乡村软治理”理论,用以指导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社区建设和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创新实践。乡村软治理具有非指标化、非可视性、民主协商、合作治理等特征,是后工业社会时期农村社区主流的治理模式.建国初期,我们通过农业合作化运动,完成了土地制度的彻底变革,建立起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分散的小农被组织起来,成为“人民公社”的“社员”,过去“国家——农民”的二元关系让位于“国家——集体——农民”的三角关系。从传统的自治半自治的“乡绅治理”到完全“官治”的“人民公社”体制,新中国完成了乡村治理的第一次转型。这次转型并没有改变农村社区家元共同体的性质,但却奠定了二元户籍、城管制度、硬性维稳等乡村硬治理模式的制度基础。改革开放后,我们在政治上终结了人民公社体制,代之以村民自治制度,人民公社的政治职能被村委会继承,经济职能被乡镇企业继承。这次改革并不彻底,人民公社的文化、生态、社会职能没有得到妥善安置,仅仅建立起一种处于过渡状态的“乡政村治”的乡村治理格局。从人民公社到村民自治,新中国完成了乡村治理的第二次转型。这次转型并没有破除乡村硬治理的惯性思维,但却引入了法治、工业化等因素,从而使得部分地区的农村社区从家元共同体转变为族阈共同体,并开辟了农村社区民主治理的新时代。2006年取消农业税之后,我们在总结村委会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展了“新农村社区建设”的综合实验,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的“五位一体”综合方案从源头上治理“三农”问题。这实际上是在继续完成彻底改革人民公社体制的历史遗留任务,将分散的、孤立的五方面职能重新整合到“新农村社区”中来,可以看成是对过去乡村治理的全面反思和“二次改革”。从村委会制转变为新农村社区制,新中国正在实现乡村治理的第三次转型。这次转型将彻底终结传统的农村、农业和农民,将以前人民公社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职能“打包”给新农村社区继承,在新农村社区的崭新平台上实现农村、农业、农民的复兴,加强“平安社区”制度建设,构建实现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长效机制。乡村软治理是一个新的学术命题,是乡村治理研究的一大创新。乡村软治理在治理主体、法理基础、治理手段、治理对象、治理效果等方面都相对于传统硬治理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治理主体上,基层政府、农村社区管理部门、乡村精英、村民经济合作组织、各种农村“第三部门”在协商民主的平台上开展形式多样的合作、协商与对话,倡导多中心治理模式。在法理基础上,既重视法律、法规、规章等“硬法”,又突出强调村规民约、风俗习惯、公民道德等“软法”的作用,农村社区党支部通过文化宣教、目标导引、行为方式改革等加强“政党软力量”在农村社区治理中的运用。在执法手段上,减少强制、罚款、命令等“硬性”手段,增加调解、协商、说服、合作等“柔性”手段。在治理对象上,从“扒旧房、盖新楼、建公园、修广场”的物质层面转向“社会心态”、“公民道德”、“社区文化”等精神文化层面。最终在农村实现党的领导、依法治村、村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完成新农村社区治理模式从硬治理向软治理转型的历史任务。论文提出了“社区——村民”的新型研究框架。很多人在开展乡村治理研究的时候,偏爱使用“国家——社会”的分析框架。这个框架也许对西方社会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用来分析中国的乡村治理却不够精确。由于市场经济不发达,中国农村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由于民主政治不完善,中国也不存在宪政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建立在“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基础上的“硬治理”理论对正在演变的乡村治理关系缺乏现实解释力,必须发展出一种建立在“社区——农民”分析框架基础上的“乡村软治理”理论,用以指导农业复兴和农民复兴之后的新农村社区“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实践。“社区——村民”的分析框架认为,社区与村民之间应该提倡一种与时俱进的共同体化生活,社区与国家之间应该实现自治与民主的相互调适,国家与村民之间应该呈现出控制与服务的良性交融。合作共同体是新农村社区建设的发展目标。从“硬治理”转变为“软治理”,农村社区在组织体制和共同体性质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村委会制被新农村社区制所取代的历史进程,实质上也就是中国村庄终结和复兴的历史进程。但中西方村庄的终结和复兴遵循不同的规律,西方国家用城市化终结了传统村庄,又用逆城市化复兴了农村社区。中国用非农化终结了传统村庄,又正在用社区化复兴社会主义新农村。应该用社区化合作化的新思维看待中国农村社区治理方式的转型,传统村庄在经历了现代工业文明的洗礼之后,将会从家元共同体、族阈共同体转变为合作共同体。顺利完成这种历史性转变的关键在于正确理解新农村社区的内涵和功能定位,不是“灭村”而是“造村”,通过对传统村庄的综合整治,将新农村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樊涛[8]（2014）在《民国时期农村学校教育制度变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代以前的中国，依据其自身的逻辑，长期维持着农业社会形态。农村教育依托私塾等传统学校进行，农村学校教育制度依赖于农村社会环境。而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化，国家与个人都置身于一个不断变革的环境之中，并为了各自的持续发展进行着搏击与探索。农村学校在这样的背景下，受到来自于优势阶层意志和各种利益诉求的压力迅速转型，并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乡之间走出了一条兼收并蓄、中西融合的发展道路。民国时期是农村学校教育制度变革最为剧烈的时期，不仅延续了近代以来以促进农村人口素质提升来实现国家整体现代化的思路，而且积累了在特殊历史时期促进农村学校普及与革新的经验，奠定了20世纪中期以后农村学校发展的基础。论文以历史的视角对民国时期农村学校教育制度及其变迁进行考察，并上溯至晚清。论文从各时期制度的内容入手，以文本化的制度规范所描绘的应然发展状态为依据，结合全面与局部的调查统计和时人的议论与回忆，并综合运用各种研究方法，发现变迁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而对当前农村学校教育制度中的不合理现象进行解读，以达到以史鉴今的目的。论文主体分为七章，其中前五章根据时间的先后和农村学校教育制度的演进特征，大致分为四个阶段，后两章则从主体的制度选择和学校的社会功能角度，探讨农村学校教育制度变革与社会的交互作用。第一章通过对现代学制建立以前的农村学校考察发现，农村学校始终从属于民众的个人本位取向，其对周围社会环境存在较高依赖，制度化程度较低。而清末民初统一学制的建立，加速了全国范围内农村学校教育制度的现代化进程。一些旧式学校改换新的面目，而从总体上看，农村学校的更新还十分缓慢。而这也奠定了民国时期两套学校体系在农村地区并立的格局。第二章主要以清末民初至20世纪20年代末的农村学校教育制度为考察对象，通过分析国家的义务教育追求对农村学校教育制度变革的影响，证明义务教育目标设定与农村有限接受新式学校之间的矛盾，促使了农村学校教育制度向多样化方向发展。新式学校的变通与传统学校的改良，以及二者的并举，成为民国时期普及农村学校的必然选择。而农村学校形式的丰富，为改变僵化的学校发展思路创造了条件。第三章和第四章通过对1930年前后农村学校发展状况的分析，认为之前农村学校教育制度的变革举措，有利于农村学校及教育普及，但有待进一步加强。在此基础上，国家对不利于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制度因素进行破除，采取简易化、短期化、多样化、弹性化等多种创新举措，以法制化手段加速新式学校的本土化和传统学校的现代化，增强农村学校对民众个别化需求的适应。事实证明，这一系列举措有效地加快了农村学校教育的发展。第五章以40年代国民教育体制下的农村国民学校体系作为考察对象。成人补习教育正式被纳入到农村国民学校体系之中，以补充因义务教育短期化所带来的教育程度不足；农村学校与地方行政系统相结合，以统制的方式巩固农村学校业已取得的成绩。但由于灵活性降低，过分强调社会本位取向，加之战争的影响，农村学校教育事业并未因此获得实质性进展。第六章考察了近代以来农村教育权力格局演变对农村学校教育制度选择的影响。认为国家和民间对于不同学校的偏好，是维持新旧学校并存的基本力量，而他们对于农村学校的控制程度，直接决定了农村学校教育制度的走向。民间力量通过维持传统学校来扞卫自身的传统领地，通过接受新式学校的方式表示对国家妥协的认可，通过促成新旧制度的融合，来展现自己在农村教育领域的存在。第七章从农村学校与民众、国家的关系入手，提出在传统制度环境下生成的农村学校“去农化”效应，在近代以后被学校与农村的诸多不契合因素放大。新式学校系统通过吸纳、隔离和筛选，将农村知识群体以升学和就业的方式导向城市，在满足国家和部分个体需求的同时，忽略了农村社会的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对人力资源的需要，从根本上抑制了农村学校教育的发展。结语指出，社会系统变迁是农村学校教育制度变迁的主要动力。农村学校教育制度的具体变革，不仅受到来自于国家层面的导向，而且受制于农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客观现实和利益结构，受系统因素的共同作用。其对当代农村学校教育制度的发展具有多重启示。
林浩[9]（2013）在《中国户籍制度变迁研究 ——个人权利与社会控制》文中研究指明在中国,户籍制度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人口信息制度,往往还是制士处民、征收贡赋、规定禄食、兴发力役、组织军旅的基本依据。仅就户籍本身来看,在各历史时期,不仅名称不完全一致,内容也不尽相同,但基本规定性是连续的,主要包括：户籍都是由国家（统治者）制定,以户（包括一定的组织、家庭或个人）为基本单位,以户内人口或部分人口等为主要登载内容,一些时期还包括土地、财产、赋役,往往内含或隐藏着大量与人、户相关的其他意义和功能。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中国的户籍制度不仅是“嵌在”制度结构中登记出生、死亡、婚姻等人口信息的制度安排,而且往往是与土地制度、赋役制度、等级制度等相互结合,赋予特定户籍或户籍中的特定的个人或群体特定权利和义务,实质是通过控制人及其权利（资源能力）进而控制其他资源的一类制度安排和结构。因此,户籍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就成为个人权利和社会控制的节点,户籍制度的变迁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个人权利和社会控制演进的逻辑。户籍制度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时至今日,它仍一定程度影响着这片土地上每一个人的个人权利和日常生活。未来作为中国纵贯古今的重要制度之一,仍可能继续影响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因此,不仅需要从理论上对户籍制度涉及的个人权利和社会控制作出解释,更需要用这些理论指导个人、团体、国家在未来的行动。这样,对户籍制度及其变迁的研究不仅是回顾历史、考察现实的需要,更是关注未来的需要。本研究以制度经济学作为基本理论工具,从个人权利与社会控制的角度,把户籍制度作为集团或国家通过控制人及其权利（资源能力）进而控制其他资源的制度纳入整个社会的制度框架中,以户籍制度及其历史变迁为主线,从制度需求、制度供给、制度执行、制度成本及制度竞争等方面,着重考察和讨论了制度框架中政治经济制度特别是土地、赋役、等级制度等与户籍制度的各自演进和交互作用及其对个人权利（资源能力）的影响,考察和讨论了个人及由不尽相同的个人结成的团体的行动及其对制度框架特别是户籍制度的影响,以期为未来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取向及个人、团体、国家行动的选择和调整提供一定的参考。同时,通过对中国户籍制度中变迁的解释,检验、修正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本研究共七章,实际包括三部分,即理论（第一章）、历史（第二至六章）、理论与历史（第七章）。各章的主要观点和内容如下：第一章,导论。陈述了论文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理论工具和研究方法,相关概念、理论和研究综述以及研究思路、框架、创新和不足。第二章,户籍制度的起源。在理性经济人和稀缺框架内,探讨了“一人世界”的利益分歧、交易、权利（权利）和制度。探讨了合作和团体的产生、社会分化和社会结构的形成。从制度的“非中性”、人的差异和偏好出发,探讨了控制产生的根源。从早期人类集团之间身份识别和集团内部资源分配两个方面,探讨了人类早期集团对人的控制制度。第三章,集团控制。考察和讨论了中国以集团为控制单位模式的产生、集团之间和集团内部控制方式的差异；考察和讨论了夏、商和西周以集团为控制单位模式不断突破、个体家庭的成长、直至以集团为单位控制模式的终结。第四章,春秋到唐前期以田制为中心的户籍控制。考察和讨论了春秋时期在土地制度变革和竞争推动下,户籍制度的产生和与之相关的赋役制度、社会组织的变化及影响；战国时期在竞争压力下,各国（特别是秦国）对制度体系的调整和完善；西汉对秦制的继承和修正。考察了和讨论了东汉到南朝在豪族分割、军阀割据、国家竞争条件下户籍制度体系的变迁,十六国和北朝少数民族政权胡汉分治的制度体系及与中原制度体系的融合。考察了和讨论了隋至唐前期户籍制度与土地制度的最后结合。第五章,唐后期到清前期以役法为中心的户籍控制。考察和讨论了唐后期户籍制度与田制的脱钩及影响,五代到宋以役户为主的户籍制度的发展。考察和讨论了辽、金、元时期按民族和社会经济形态设定的制度框架和户籍制度体系的发展和变迁。考察和讨论了明朝户籍制度从与赋役制度的再结合,和户籍制度与役法的脱钩。考察和讨论了清前期按民族设定的制度框架和户籍制度体系,户籍制度与赋役脱钩的完成及影响。第六章,户籍制度向个体控制的发展。考察和讨论了清末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和户籍制度体系的崩溃,个人作为控制单位开始被纳入控制制度体系。考察和讨论了民国时期处于分割状态下的户籍制度,各政权特别是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制度竞争,及控制单位在家庭和个人之间的摇摆。考察和讨论新中国对传统制度体系的调整,户籍制度特别是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形成；改革开放后对“左”的制度体系的调整,对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的改革。第七章,结论与启示。总结了中国户籍制度变迁的特征、趋势和启示。从制度变迁的动力、制度环境因素、方式、社会力量以及成本和竞争方面总结了中国户籍制度变迁的特征,提出中国户籍制度变迁呈现了控制单位逐渐缩小,控制更加深入；控制内容逐渐放松,个人权利平等趋势的出现；户籍制度与其他制度的联系逐渐减弱,户籍功能呈现单一化的趋势；但也显示了极强的路径依赖和路径反复。因此,户籍制度改革应顺应社会发展的趋势,回答如何推进户籍制度的现代化、如何在更“国际化”的平台上参与世界范围的竞争、如何适应人类社会发展步伐的问题；应着重于让更多的个体特别是社会下层通过自身的努力从制度中获取收益,形成稳定的中产阶级和社会的制约；应关注制度成本上升的趋势以及制度的结构关系,在增进社会收益基础上,推进整个制度框架和结构的改革；应注重于对路径依赖的克服,根本的问题在于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但即使是不得不“照顾”某些落后实际的制度,也应包含着激励人们向着先进方向努力的机制。论文创新之处在于：1、以制度经济学作为基本理论工具,从个人权利与社会控制的角度,把户籍制度作为集团或国家通过控制人及其权利（资源能力）进而控制其他资源的制度,纳入整个社会的制度框架中,考察制度环境演进与户籍制度变迁的交互作用,及对制度框架和个人权利（资源能力）的影响,个人行动及其的交互作用对制度框架特别是户籍制度的影响。把户籍制度的变迁概括为起源、集团控制、户籍控制和个体控制四个阶段,而把户籍控制视为从集团控制向个体控制过程中的环节,为户籍制度变迁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研究思路。2、尝试通过对户籍制度历史变迁中个人权利与社会控制本原、发展和变迁的考察,为未来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取向以及个人、团体、国家行动的选择和调整提供一定的参考,包括：户籍制度改革应顺应社会发展的趋势,应着重于让更多的个体特别是社会下层通过自身的努力从制度中获取收益,应在增进社会收益基础上,推进整个制度框架和结构的改革,户籍制度改革根本问题在于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等。3、通过对中国户籍制度中变迁的解释和检验,对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提出了一些修正,包括：在理性经济人和稀缺框架内,探讨了“一人世界”的利益分歧、交易、权利和制度,将理性经济人和制度研究推进到“鲁宾逊.克鲁索的一人世界”；在稀缺、竞争和技术约束下,论证了人类早期集团的排他性公有产权属性、增加人口和扩大狩猎采集范围的巨大成本是团体人口增长的限制因素；人口增殖是既定资源条件改变的结果而非原因；在路径依赖基础上提出了路径反复等。论文不足之处主要有：1、由于理论功底的不足,研究中“史”的成分仍然较重,理论探讨还不够深入,理论的抽象和总结也还不足；2、研究局限于中国户籍制度变迁本身,而未涉及户籍制度及个人权利和社会控制变迁的国际比较和借鉴；3、由于中国户籍制度变迁本身的复杂性和篇幅的限制,论文最后只保留了“孤证”,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论文的说服力。
彭慧艳[10]（2013）在《舆论视野下的教育改革 ——以《东方杂志》为中心（1904-1911年）》文中研究表明19世纪40年代,西方列强依靠船坚炮利,轰开了清政府闭关锁国的大门。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严重,对国际竞争认识的不断加深,到20世纪初,清政府认识到要提高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必须进行教育改革,提高国民素质。清政府颁布《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确立了清末教育改革的方向。1901年清政府宣布废除书院,改设学堂,拉开了清末教育改革的序幕。1904年创办的《东方杂志》以其敏锐的眼光对清末的教育改革给予了较多的关注。本文对《东方杂志》关于清末教育改革的内容进行梳理,探讨《东方杂志》如何对清末教育改革进行关注,其报道教育改革体现的特点以及对清末教育改革的推动和影响。第一章从《东方杂志》1904年创刊情况介绍入手,指出该杂志关注新式教育改革的原因在于政府关注、自身为立宪派舆论阵地、编辑部核心人物关注教育和上级机构（商务印书馆）提倡新式教育的氛围等四个方面,最后从刊文的实际统计上加以概述。第二章摘选了该杂志集中报道的废科举后兴办新式学堂、立宪与教育、教育普及、道德教育等当时社会关注度较高的有关新式教育发展的焦点问题,并分别提出解决方案,如立宪与教育方面,建议广设法政学堂和宪法研究会、普及宪法知识、培养立宪人才等；教育普及方面,建议筹集教育经费、广兴学堂、发展师范教育、推行社会教育；关于科举学堂合而为一方面,提出要改良私塾、兴徒弟学堂、兴小学；道德教育方面,主张设置德育相关课程、中西结合、利用宗教和教育、重视救亡教育。第三章以专栏为主体的重点关注、发挥教科书广告的传播功能、重视国外教育发展状况展示、注重发挥国内教育实践“启导”作用四个方面展示《东方杂志》报道清末教育改革的特点。第四章展现《东方杂志》对清末教育改革的推动和影响,阐述《东方杂志》通过对新式教育改革的肯定和拥护、域外视野下的呐喊、官方奏折的关注、改革成果的宣传以及有关具体问题的批评,实现了对清末教育改革的舆论响应；最后指出《东方杂志》通过舆论影响力的发挥、张元济等的人脉关系以及若干建议的直接提出,通过媒体对清末教育改革进行监督、评议并反映其政治主张。结语部分结合前四章的论证,进一步阐述《东方杂志》与清末教育改革的关系。《东方杂志》通过舆论平台展现清末教育改革概况,架起政府、社会、民众之间的桥梁,具有教育启蒙的意义和作用。它的相关教育改革内容,对清末教育改革舆论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对清末新政下的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县官不宜“走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县官不宜“走读”（论文提纲范文）
（1）清前期（1644-1795）汉军旗四川总督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基本框架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清前期四川总督的设置与职掌 |
| 第一节 由临时差遣到封疆大吏 |
| 一、清朝总督的设立 |
| 二、各朝的总督设置 |
| 三、清朝总督的职掌 |
| 第二节 由多省联设到一省总督 |
| 第二章 清前期汉军旗四川总督任数与满汉构成 |
| 第一节 清前期汉军旗四川总督任数 |
| 一、八旗汉军的建立 |
| 二、清前期汉军旗四川总督 |
| 第二节 清前期四川总督的满汉构成 |
| 一、清前期四川总督的满汉比例变化情况 |
| 二、清前期四川总督的满汉比例变化原因 |
| 第三节 清前期重用汉军旗四川总督的原因 |
| 一、开疆拓土的军事作用 |
| 二、汉军旗总督自身素质 |
| 第三章 清前期汉军旗四川总督与地方治理 |
| 第一节 明末清初四川遭受的严重破坏 |
| 一、战乱导致人口大量减少 |
| 二、天灾瘟疫造成人口大量死亡 |
| 三、明末清初四川的残破景象 |
| 第二节 平定各地抗清势力 |
| 一、张献忠大西军及其余部 |
| 二、李自成大顺军及其余部 |
| 三、明朝残余势力和南明政权 |
| 四、夔东十三家 |
| 五、吴三桂叛乱 |
| 第三节 稳定少数民族地区 |
| 一、维护少数民族地区稳定 |
| 二、改土归流削弱土司力量 |
| 第四节 发展生产稳固统治 |
| 一、招民入川开垦 |
| 二、在川实行屯田 |
| 三、恢复行政设置 |
| 第四章 清前期汉军旗四川总督个案分析..黄廷桂 |
| 第一节 雍正时期安定地方 |
| 一、提议增储粮仓 |
| 二、维护地方稳定 |
| 三、优化驻兵设置 |
| 第二节 乾隆时期发展经济 |
| 一、继续维稳增产 |
| 二、采矿发展经济 |
| 三、奏请题补升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2）中国西部县级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以H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对象和基本概念 |
| 四、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和其他说明 |
| 第一章 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借鉴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的治国理政思想 |
| 一、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社会”观 |
| 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理论 |
| 第二节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治国理政思想 |
| 一、儒家的治国理政思想 |
| 二、墨家的治国理政思想 |
| 三、法家的治国理政思想 |
| 四、道家的治国理政思想 |
| 第三节 西方治理理论 |
| 一、西方治理理论的兴起 |
| 二、西方治理理论的主要内容 |
| 三、西方治理理论中的政府治理思想 |
| 第二章 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理论 |
| 第一节 治理理论 |
| 一、治理的概念 |
| 二、治理的特征 |
| 三、治理现代化 |
| 第二节 政府治理 |
| 一、政府治理的概念 |
| 二、政府治理的结构 |
| 三、政府治理的模式 |
| 四、政府治理现代化 |
| 第三节 政府治理能力 |
| 一、政府治理能力的概念 |
| 二、政府治理能力的类型 |
| 三、政府治理能力的评估 |
| 第四节 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 |
| 一、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概念 |
| 二、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 |
| 第三章 县级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结构及要素 |
| 第一节 经济治理能力现代化 |
| 一、经济治理 |
| 二、政府的经济治理 |
| 三、县级政府的经济治理能力 |
| 第二节 政治治理能力现代化 |
| 一、政治治理 |
| 二、政府的政治治理 |
| 三、县级政府的政治治理能力 |
| 第三节 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 |
| 一、文化治理 |
| 二、政府的文化治理 |
| 三、县级政府的文化治理能力 |
| 第四节 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 |
| 一、社会治理 |
| 二、政府的社会治理 |
| 三、县级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 |
| 第五节 生态治理能力现代化 |
| 一、生态治理 |
| 二、政府的生态治理 |
| 三、县级政府的生态治理能力 |
| 第四章 县级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评估体系与运用 |
| 第一节 县级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评估体系 |
| 一、设计依据 |
| 二、本文指标体系 |
| 三、标准及权重 |
| 第二节 H县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程度测评 |
| 一、横向测评 |
| 二、纵向测评 |
| 三、公众评价 |
| 第五章 H县政府治理史回顾及治理得失简评 |
| 第一节 县制沿革 |
| 一、隶属变化 |
| 二、置县名称 |
| 第二节 行政机构 |
| 一、县级机构 |
| 二、乡镇区划 |
| 第三节 政府人员 |
| 一、史上县官 |
| 二、新近县长 |
| 三、公务人员 |
| 第四节 治理得失简评 |
| 一、治理成就 |
| 二、治理之失 |
| 第六章 H县政府治理能力的不足之处及成因 |
| 第一节 H县政府治理能力存在的不足之处 |
| 一、县域经济实力不强 |
| 二、民主法治建设滞后 |
| 三、文化治理层次不高 |
| 四、社会保障能力受限 |
| 五、生态治理起点较低 |
| 第二节 H县政府治理能力不足的成因分析 |
| 一、经济发展基础较差 |
| 二、行政体制改革迟缓 |
| 三、文化提升能力不足 |
| 四、社会保障后续乏力 |
| 五、不太关注生态治理 |
| 第三节 影响县级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因素 |
| 一、西部地缘与县域经济 |
| 二、郡县制与“市管县”体制 |
| 三、社会机制与行政文化 |
| 四、精英与民众 |
| 第七章 H县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思路和建议 |
| 第一节 H县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思路 |
| 一、面向宏观 |
| 二、面向微观 |
| 第二节 推进H县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议 |
| 一、潜心发展县域经济 |
| 二、深化行政体制改革 |
| 三、提升文化治理层次 |
| 四、巩固社会保障能力 |
| 五、加强县域生态治理 |
| 讨论 |
| 一、主要结论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录 |
（3）阎锡山治理下的山西乡村教育研究（1917-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学术研究回顾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研究的创新点与论文结构 |
| 第二章 清代山西教育状况 |
| 第一节 “庙学合一”的官学体制 |
| 第二节 张之洞与山西书院改革 |
| 第三节 清代山西的民间教育 |
| 第四节 清末山西教育革新 |
| 第三章 阎锡山新政及其乡村教育理念 |
| 第一节 乡民意识与国民观念 |
| 第二节 国民观念的形塑 |
| 一、推行“用民政治” |
| 二、倡办国民教育 |
| 三、奉行军国主义 |
| 第三节 阎锡山乡村教育理念的思想基础 |
| 一、民族危机与救亡意识 |
| 二、日本国家主义改造国民性的经验借鉴 |
| 三、20世纪初期中国国家主义思潮的影响 |
| 第四节 阎锡山乡村教育的制度保障 |
| 一、民国时期的山西村制 |
| 二、阎锡山的编村制度 |
| 三、阎锡山的村本政治 |
| 第四章 阎锡山的乡村义务教育 |
| 第一节 晋省教育行政组织 |
| 第二节 义务教育经费的来源与村学经费筹措 |
| 第三节 开展学龄儿童调查 |
| 第四节 强迫劝导就学的措施与办法 |
| 第五节 义务教育的阻力及村制下义务教育的不足 |
| 一、乡村义务教育的阻力 |
| 二、村制下推行乡村义务教育的不足 |
| 第五章 阎锡山的乡村社会教育 |
| 第一节 乡村社会教育的动因与基本情况 |
| 一、乡村社会教育的动因 |
| 二、乡村社会教育的基本情况 |
| 第二节 乡村社会教育的形式 |
| 一、文字宣传 |
| 二、口头宣传 |
| 三、仪式中的宣传 |
| 第三节 乡村社会教育的效果 |
| 第六章 阎锡山与山西职业教育 |
| 第一节 阎锡山的职业教育观 |
| 一、社会治理及民生改善之需要 |
| 二、解决“毕业即是失业”困境之途径 |
| 三、“教育生产化”之要求 |
| 第二节 山西职业教育的兴办及发展 |
| 一、职业教育的文本创设 |
| 二、山西职业教育的推行 |
| 第三节 山西职业教育创办的成就与不足 |
| 一、职业教育创办之成就 |
| 二、职业教育推行中的不足 |
| 三、职业教育改进之举措 |
| 第七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5）魏晋南北朝恶钱研究 ——兼及实物货币的流通及其质劣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恶钱”的涵盖范畴 |
| 三、研究现状及学术史回顾 |
| 四、称重比值换算 |
| 第一章 魏晋之前的货币流通及“恶钱”问题 |
| 第一节 金属货币的产生与“恶钱”的出现 |
| 第二节 秦汉时期货币的流通及“恶钱”问题 |
| 一、秦朝统一币制及“半两钱”的减重 |
| 二、“五铢钱”系统的确立及其与“恶钱”的渊源 |
| 三、“恶钱”特征明显的王莽货币 |
| 四、“五铢钱”在东汉的恢复与恶化 |
| 第二章 魏晋南北朝的虚币大钱 |
| 第一节 魏晋时期的虚币大钱 |
| 一、蜀汉的虚币大钱 |
| 二、孙吴的虚币大钱 |
| 第二节 以虚币大钱为主体的“比轮钱”在东晋的流失 |
| 一、东晋流通钱币的型式 |
| 二、东晋流通钱币的币值 |
| 三、东晋时期的钱币流失 |
| 第三节 南朝的虚币大钱 |
| 一、萧梁的三种虚币大钱与非虚币的“两柱钱” |
| 二、南陈的“天嘉五铢”与“大货六铢” |
| 第四节 十六国北朝时期的虚币大钱 |
| 一、成汉政权与“安平一百” |
| 二、皆为虚币大钱的“北周三品”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的减重钱 |
| 第一节 魏晋时期的减重钱 |
| 一、汉末的“董卓小钱” |
| 二、蜀汉的“直一钱” |
| 三、东晋的“沈郎钱” |
| 第二节 南朝的减重钱 |
| 一、刘宋的减重钱 |
| 二、萧梁的减重钱 |
| 第三节 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减重钱 |
| 一、前凉的减重钱 |
| 二、后赵的“丰货钱”和“私钱” |
| 三、成汉的“汉兴”钱 |
| 第四节 北朝及隋朝的减重钱 |
| 一、北魏的减重钱 |
| 二、东魏、西魏时期的减重钱 |
| 三、“隋五铢”的铸行及其减重 |
| 第五节 附带一个问题——东晋南朝的“短陌钱”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实物货币的流通及其质劣化 |
| 第一节 三国时期实物货币的走强与质劣化 |
| 一、实物货币的质劣化与曹魏“以谷帛为市”的失败 |
| 二、蜀汉金属货币的有限流通 |
| 三、孙吴金属货币与实物货币的并行 |
| 第二节 两晋时期实物货币的流通与质劣化 |
| 一、西晋不铸钱币与实物货币的活跃 |
| 二、东晋的“钱不普用” |
| 三、实物货币在两晋时期的使用 |
| 四、两晋实物货币质劣化的一个表现：割截绢帛 |
| 第三节 五胡十六国时期实物货币的流通与质劣化 |
| 一、实物货币的严重质劣化与前凉的“准布用钱” |
| 二、“出公绢市钱”与后赵境内的“钱终不行” |
| 三、十六国其他政权境内金属货币与实物货币的并行 |
| 第四节 南朝实物货币的流通与质劣化 |
| 一、铜料匮乏与宋齐建国之初的铸钱困境 |
| 二、南朝金属货币流通区域的相对固化 |
| 三、南齐赋税征收体系中钱布比例的变化 |
| 四、南朝实物货币质劣化的典型表现：“布帛幅尺短狭轻疏” |
| 五、实物货币在南朝的使用 |
| 第五节 北朝实物货币的流通与质劣化 |
| 一、北魏实物货币的质劣化与专职流通绢帛的出现 |
| 二、北朝后期实物货币地位的波动 |
| 三、实物货币在北朝的使用 |
| 第六节 隋朝实物货币的流通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魏晋南北朝有关“恶钱”的认识与主张 |
| 第一节 三国时期有关“恶钱”的认识与主张 |
| 一、刘巴铸大钱及多策并举掠夺财富的主张 |
| 二、谢宏铸大钱“以广货”的主张 |
| 三、荀悦、司马芝等恢复“五铢钱”流通的主张 |
| 第二节 南朝有关“恶钱”的认识与主张 |
| 一、关于“制大钱一当两”的争论 |
| 二、徐爰以铜赎刑的主张 |
| 三、沈庆之有条件放开并利用民力铸钱的主张 |
| 四、刘义恭放任“恶钱”流通的主张 |
| 五、严竣“简费去华，设在节俭”的主张 |
| 六、孔觊铸行足重“良币”的主张 |
| 七、萧子良“良币”与“恶钱”并行的主张 |
| 第三节 北朝有关“恶钱”的认识与主张 |
| 一、元澄整治“恶钱”的主张 |
| 二、高谦之铸“三铢钱”的主张 |
| 三、高道穆、杨侃铸行足重钱的主张 |
| 四、高澄称重比对整治“恶钱”的设想 |
| 第四节 东晋南朝关于钱币存废的争论 |
| 一、东晋后期的“废钱用谷帛”之争 |
| 二、周朗鼓励实物货币的主张 |
| 三、沈约渐进式推行实物货币的主张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一、魏晋南北朝“恶钱”泛滥的基本特征 |
| 二、魏晋南北朝“恶钱”泛滥的现实原因 |
| 三、“恶钱”泛滥对魏晋南北朝的影响 |
| 四、魏晋南北朝之后的“恶钱”问题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6）南阳地区学校教育的转型与嬗变（1840-1911）（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 学术史回顾 |
| 三 研究方法及史料来源 |
| 第一章 清末新政前的成就和不足 |
| 第一节 学校发展的基本状况 |
| 一 官私并存体制下的教育机构 |
| 二 传统教育的衰微——以宛南书院为个案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和民间对办学的投入 |
| 一 地方官员的兴学之举 |
| 二 民间人士和团体的捐办助学 |
| 第三节 复杂社会背景下的教育困境 |
| 一 社会环境的不适宜性 |
| 二 最后的苦守与延缓 |
| 第二章 清末新政后的调整与转型 |
| 第一节 新政的实施与教育的转型 |
| 一 教育行政的改良 |
| 二 私塾的改良 |
| 三 各类新式学堂的成立 |
| 第二节 官督民协下教育的前进 |
| 一 官方主导和精英群体的推动 |
| 二 私人助学办学的热潮 |
| 三 张嘉谋的教育贡献 |
| 第三节 教育发展的局限性 |
| 一 改革调整的不彻底 |
| 二 学堂中存在一些问题 |
| 三 区域内发展的不平衡 |
| 第三章 综观两段时期教育的发展及启示 |
| 第一节 新政前后教育的发展 |
| 一 教育发展的差异性 |
| 二 新旧之学的一致性 |
| 第二节 新式教育的发展与南阳地区辛亥革命 |
| 一 革命思想的宣传 |
| 二 鼓励热血青年投身革命 |
| 第三节 对现代教育实践及改革的启示 |
| 一 教育发展的经验 |
| 二 对教育实践及改革的启示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农村社区治理：从硬治理向软治理的转变（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CAT |
| 第1章 导论 |
| 1.1 主题重申与意义省察 |
| 1.1.1 主题重申 |
| 1.1.2 意义省察 |
| 1.2 解释框架与概念描述 |
| 1.2.1 解释框架 |
| 1.2.2 概念描述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国内研究 |
| 1.3.2 国外研究 |
| 1.4 研究假设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假设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论文的逻辑结构 |
| 1.6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6.1 可能的创新 |
| 1.6.2 可能的不足 |
| 第2章 农村社区治理的理论基础 |
| 2.1 社区治理理论 |
| 2.1.1 农村社区、集镇社区与城市社区 |
| 2.1.2 国外社区研究的理论流派 |
| 2.1.3 社区自治与乡村复兴 |
| 2.2 软权力理论 |
| 2.2.1 软权力理论的提出与发展 |
| 2.2.2 关于“行政软权力” |
| 2.2.3 关于“政党软力量” |
| 2.3 公共治理中的“软法”理论 |
| 2.3.1 关于“软法” |
| 2.3.2 关于软法在公共治理中的作用 |
| 2.4 协商民主理论 |
| 2.4.1 西方语境中的协商民主理论 |
| 2.4.2 中国语境中的协商民主理论与实践 |
| 第3章 解构农村社区硬治理 |
| 3.1 现代国家建构与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 |
| 3.1.1 “国家——社会”关系的历史考察 |
| 3.1.2 乡镇政府——人民公社——乡镇政府的历史轮回 |
| 3.1.3 村级治理与基层民主 |
| 3.1.4 乡政村治模式评析 |
| 3.2 农村社区硬治理的根源、特征及其制度展开 |
| 3.2.1 农村社区硬治理的根源 |
| 3.2.2 农村社区硬治理的特征 |
| 3.2.3 农村社区硬治理的制度展开 |
| 3.3 反思农村社区硬治理：历史合理性与局限性 |
| 3.3.1 农村社区硬治理的历史合理性 |
| 3.3.2 农村社区硬治理的历史局限性 |
| 3.4 本章小结：农村社区治理模式转型的必要性与必然性 |
| 第4章 农村社区治理模式转变的过程分析 |
| 4.1 农村社区治理思维的转变 |
| 4.1.1 硬治理时代的旧观念：贱农主义 |
| 4.1.2 软治理时代的新思维：尊农精神 |
| 4.2 农村社区治理基础的转变 |
| 4.2.1 新“三农”问题及其出路 |
| 4.2.2 农村社区基础结构的转变 |
| 4.3 农村社区治理体制的转变 |
| 4.3.1 村庄的终结与复兴 |
| 4.3.2 农业的终结与复兴 |
| 4.3.3 农民的终结与复兴 |
| 4.4 本章小结：乡村治理的三次转型 |
| 第5章 农村社区治理模式转变的实例考察 |
| 5.1 苏南、苏中农村社区建设的实例考察 |
| 5.1.1 苏南华西村农村社区建设 |
| 5.1.2 苏中胡庄镇农村社区建设 |
| 5.2 国外农村社区建设：韩国的“新村运动” |
| 5.2.1 新村运动的实施背景 |
| 5.2.2 新村运动的具体做法 |
| 5.2.3 新村运动对我国新农村社区建设的启示 |
| 5.3 本章小结：农村社区性质的演变与治理模式的转型 |
| 第6章 建构农村社区软治理：社区整合与社区建设 |
| 6.1 农村社区软治理的特征 |
| 6.2 农村社区整合 |
| 6.2.1 从认同到承认 |
| 6.2.2 农村社区的认同危机 |
| 6.2.3 农村社区整合的理论与机制 |
| 6.2.4 运用多种社区整合机制重建农村社区认同 |
| 6.3 农村社区文化建设 |
| 6.3.1 社区文化的概念与作用 |
| 6.3.2 从乡土文化走向合作文化 |
| 6.3.3 “礼治”与“文化自觉” |
| 6.4 农村社区经济建设：嵌入性视角 |
| 6.4.1 嵌入与契合：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的相互影响 |
| 6.4.2 嵌入性视角下的农村家庭继承方式与农民股份合作制 |
| 6.4.3 嵌入性视角下的“城中村”改造 |
| 6.5 农村社区道德建设：以村规民约为例 |
| 6.6 农村社区主体性建设：农民主体作用与重建乡村精英 |
| 6.6.1 发挥农村社区居民的主体作用 |
| 6.6.2 重建乡村精英 |
| 6.7 本章小结：农村社区建设重心的位移 |
| 第7章 结束语 |
| 7.1 农村社区建设与农民幸福感提升 |
| 7.2 社区民主与农村社区治理模式的转型 |
| 7.3 从村委会制到新农村社区制 |
| 7.4 从硬治理到软治理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8）民国时期农村学校教育制度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图表索引 |
| 引论 |
| 一、 研究的缘起 |
| 二、 研究的问题 |
| 三、 文献综述 |
| 四、 相关概念界定 |
| 五、 研究的价值 |
| 六、 研究方法 |
| 七、 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变革的起点：清末民初农村新旧学制转换 |
| 一、 旧制私塾与传统学校：前近代农村学校的基本形态 |
| （一） 私塾及其衍生 |
| （二） 传统农村学校的组织与形制 |
| （三） 传统学制对农村社会环境的依附 |
| 二、 现代学制建立与新式农村学校体系的建构 |
| （一） 新式学校的引入与构建学校体系的尝试 |
| （二） 癸卯学制对农村学校的规划 |
| （三） 壬子癸丑学制的趋新改造 |
| 三、 以旧改新：农村学校转型的基本途径 |
| （一） 以书院改办新式学校 |
| （二） 以义学、社学改办新式学校 |
| （三） 农村学校缓慢的过渡与更新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初期的探索：农村义务教育实现形式多样化起步 |
| 一、 义务教育下的农村学校推广策略 |
| （一） 对农村学校布局的规划 |
| （二） 对农村设学进程的规划 |
| （三） 农村设学的“力求经济”原则 |
| 二、 农村学校形式的初步变通与衍生 |
| （一） 初小简易科 |
| （二） 单级小学 |
| （三） 二部制与半日学校 |
| （四） 简易识字学塾 |
| （五） 小学补习科 |
| （六） 露天学校 |
| 三、 农村小学男女分校与双轨制 |
| （一） 农村女子学校的设置 |
| （二） 小学双轨制的短暂尝试 |
| 四、 私塾改良：农村传统学校的更新与利用 |
| （一） 以改良私塾促农村学校更新 |
| （二） 以改良私塾补新式学校不足 |
| 五、 学制同一性的打破与地方性的增强 |
| （一） 农村学校教育制度发展方向的选择 |
| （二） 壬戌、戊辰学制与“因地制宜”原则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务实的选择（上）：农村学校弹性化与短期化 |
| 一、 1930 年前后全国农村学校发展的基本形势 |
| （一） 农村人口基数的确定 |
| （二） 农村学校数量及覆盖程度 |
| （三） 农村学生数量及入学率 |
| （四） 农村人口教育程度 |
| 二、 农村学校局部制度调试与就学机会增加 |
| （一） 减少入学限制与扩充农村学额 |
| （二） 默认农村学生年龄范围的扩大 |
| 三、 弹性化、短期化与农村学校教育制度拓展 |
| （一） 义务教育弹性化实施策略 |
| （二） 短期义务教育与农村学校“多轨制”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务实的选择（下）：农村新旧学校并存与共进 |
| 一、 农村新式学校体系的丰富 |
| （一） 简易小学 |
| （二） 短期小学 |
| （三） 巡回教学 |
| （四） 二部制 |
| （五） 儿童义务随习班 |
| 二、 私塾：限制基础上的再利用及其固守 |
| （一） 农村义务教育的代用形式 |
| （二） 禁而不绝的顽强生命力 |
| （三） 对旧制度的保存与继承 |
| （四） 农村学校的供需结构矛盾 |
| 三、 新旧学校并存下的农村教育发展评估 |
| （一） 农村学校呈趋新转变的稳定趋势 |
| （二） 小学教育规模呈总体增长的趋势 |
| （三） 短期小学、简易小学价值不断提升 |
| （四） 农村人口教育程度仍需进一步提高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战时的应对：国民教育与农村国民学校体系构建 |
| 一、 义务教育目标的深化及其实现策略 |
| （一） 义务教育的两步走战略 |
| （二） 学龄儿童教育与成年补习教育的汇流 |
| （三） 从义务教育到国民教育的地方性尝试 |
| 二、 “新县制”与国民教育制度的形成 |
| （一） 国民教育制度与农村学校改制 |
| （二） 国民学校体系的补充和发展 |
| 三、 国民教育取向下的农村学校及教育发展 |
| （一） 学校改制与承载能力的显着增强 |
| （二） 农村学校教育普及程度获得提高 |
| （三） 农村人口教育程度仍在低水平徘徊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权威的攘夺：农村教育权力博弈与学校教育制度选择 |
| 一、 民间自主选择学校教育的传统 |
| （一） 止于县衙的国家权力体系 |
| （二） 民众与士绅：民间教育权的主体 |
| （三） 国家权力向下渗透的尝试与受阻 |
| 二、 民间教育权的失守与农村学校国家化 |
| （一） 建立统一学制对民间教育权的排挤 |
| （二） 国家力量对士绅阶层的分化 |
| （三） 推广新式农村学校成为国家的事业 |
| （四） “自治”名义下的权责分离 |
| 三、 绅权扩张与农村学校教育制度的变通 |
| （一） 民间教育权的有限恢复与学制地方性增强 |
| （二） 自治体系下的绅权存在形式 |
| （三） 绅权的聚集和破解 |
| 四、 国家教育权膨胀与对农村学校统制的恢复 |
| （一） 县域教育权力的向上集中 |
| （二） 农村教育人员职能的“政教合一” |
| （三） 政教之争与“校长兼任”问题 |
| （四） 国家对农村学校控制的有限衰减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功能的表达：农村学校“去农化”效应及其作用机制 |
| 一、 传统教育体制下的“去农化”效应及其有限性 |
| （一） 农村民众对学校教育的功利主义追求 |
| （二） “去农化”效应对读书人的影响 |
| （三） 国家与民众的互利关系 |
| 二、 现代学制下“去农化”效应的延续和加剧 |
| （一） 新式学校对农村学生的逐级筛选 |
| （二） 农村学校布局结构矛盾及对受教育者的分流 |
| （三） 学校管理方式对农村学生的隔离——以学校时间安排为例 |
| （四） 学校教学对涉农内容的弱化和排斥 |
| 三、 “去农化”效应与农村学生离农倾向 |
| （一） 农村学生职业选择偏好与离农倾向 |
| （二） 学校教育经历对农村学生升学选择的影响 |
| （三） 社会流动：农村学校的价值及其背离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一、 社会变迁视野下的农村学校教育制度及其变革 |
| （一） 社会变迁对农村学校教育制度变革的推动 |
| （二） 制度变迁与农村学校社会功能的多重表达 |
| 二、 民国时期农村学校教育制度变革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一） 赶超型的社会发展目标：坚守新式学校的依据 |
| （二） 经济落后与路径依赖：传统学校得以保留的条件 |
| （三） 多元价值取向的调和：新式学校本土化与传统学校现代化的基础 |
| 三、 民国时期农村学校教育制度变革的经验与启示 |
| （一） 农村学校教育制度的变革应当兼顾多元需求 |
| （二） 农村学校教育制度的变革要坚持预设与生成相结合 |
| （三） 辩证看待农村学校教育制度变革中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关系 |
| （四） 正视并规避农村学校教育制度变革中潜在的负向功能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9）中国户籍制度变迁研究 ——个人权利与社会控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的由来和意义 |
| 1.1.1 选题的由来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理论工具和研究方法 |
| 1.2.1 理论工具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相关概念、理论和研究综述 |
| 1.3.1 相关概念和理论 |
| 1.3.2 相关研究综述 |
| 1.4 研究思路、框架、创新和不足 |
| 1.4.1 研究思路和框架 |
| 1.4.2 研究创新和不足 |
| 2. 户籍制度的起源 |
| 2.1 “一人世界”的交易、产权和制度 |
| 2.2 多人世界中的竞争与合作 |
| 2.3 对人的控制的根源 |
| 2.4 人类早期集团对人的控制制度 |
| 2.5 小结 |
| 3. 集团控制 |
| 3.1 部落(联盟)时期集团控制的出现 |
| 3.2 夏的集团控制 |
| 3.3 商的集团控制 |
| 3.4 西周集团控制的终结 |
| 3.5 小结 |
| 4. 户籍制度(以田制为中心) |
| 4.1 春秋到西汉：户籍制度的出现和发展 |
| 4.1.1 春秋的户籍制度 |
| 4.1.2 战国和秦的户籍制度 |
| 4.1.3 西汉的户籍制度 |
| 4.2 东汉到南北朝：分割状态下的户籍制度 |
| 4.2.1 东汉到南朝的户籍制度 |
| 4.2.2 十六国和北朝的户籍制度 |
| 4.3 隋到唐前期：户籍制度与土地制度的最后结合 |
| 4.3.1 隋的户籍制度 |
| 4.3.2 唐前期户籍制度 |
| 4.4 小结 |
| 5. 户籍制度(以役法为中心) |
| 5.1 唐后期到宋：以役户为主的户籍制度 |
| 5.1.1 唐后期的户籍制度 |
| 5.1.2 五代、宋的户籍制度 |
| 5.2 辽、金、元：依民族和社会经济形态的户籍制度 |
| 5.2.1 辽、金的户籍制度 |
| 5.2.2 元的户籍制度 |
| 5.3 明：户籍制度与力役的脱钩 |
| 5.4 清前期：户籍制度与赋役脱钩的完成 |
| 5.5 小结 |
| 6. 向个体控制的发展 |
| 6.1 清后期：从户籍制度向个体控制的转向 |
| 6.1.1 清后期传统户籍制度的崩溃 |
| 6.1.2 清末现代户籍制度的引入 |
| 6.2 民国：分割状态下的户籍制度 |
| 6.2.1 北洋政府时期的户籍制度 |
| 6.2.2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户籍制度 |
| 6.2.3 抗战时期的户籍制度 |
| 6.2.4 解放战争时期的户籍制度 |
| 6.3 新中国：传统户籍制度的回归与调整 |
| 6.3.1 改革开放前的户籍制度 |
| 6.3.2 改革开放后的户籍制度 |
| 6.4 小结 |
| 7. 结论与启示 |
| 7.1 户籍制度变迁的特征 |
| 7.2 户籍制度变迁的趋势 |
| 7.3 户籍制度变迁的启示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10）舆论视野下的教育改革 ——以《东方杂志》为中心（1904-1911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时段界定和概念界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 五、学术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东方杂志》关注清末教育改革的背景 |
| 一、《东方杂志》的创办 |
| 二、《东方杂志》关注清末教育改革的原因 |
| 三、《东方杂志》报道清末教育的主要栏目 |
| 第二章 《东方杂志》对教育改革若干问题的关注 |
| 一、探究废科举后新式学堂的创办 |
| 二、聚焦教育普及 |
| 三、探讨教育与立宪的关系 |
| 四、关注道德教育 |
| 第三章 《东方杂志》报道清末教育改革的特点 |
| 一、以专栏为主体的重点关注 |
| 二、发挥教科书等广告的传播功能 |
| 三、重视国外教育状况的展示 |
| 四、注重发挥国内教育实践“启导”作用 |
| 第四章 《东方杂志》对清末教育改革的影响 |
| 一、《东方杂志》对清末教育改革的推动 |
| 二、《东方杂志》对清末教育改革影响的途径分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四、县官不宜“走读”（论文参考文献）
- [1]清前期（1644-1795）汉军旗四川总督研究[D]. 李媛媛. 四川师范大学, 2020(10)
- [2]中国西部县级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以H县为例[D]. 陆喜元. 兰州大学, 2017(07)
- [3]阎锡山治理下的山西乡村教育研究（1917-1937）[D]. 李金碧. 山西大学, 2016(05)
- [4]“新变种腐败”对我国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销蚀[J]. 付耀华. 内江师范学院学报, 2016(07)
- [5]魏晋南北朝恶钱研究 ——兼及实物货币的流通及其质劣化[D]. 朱成实. 上海师范大学, 2016(08)
- [6]南阳地区学校教育的转型与嬗变（1840-1911）[D]. 熊亚南. 上海师范大学, 2015(12)
- [7]农村社区治理：从硬治理向软治理的转变[D]. 孔德斌. 南京农业大学, 2014(05)
- [8]民国时期农村学校教育制度变迁研究[D]. 樊涛. 东北师范大学, 2014(12)
- [9]中国户籍制度变迁研究 ——个人权利与社会控制[D]. 林浩. 西南财经大学, 2013(12)
- [10]舆论视野下的教育改革 ——以《东方杂志》为中心（1904-1911年）[D]. 彭慧艳. 安徽大学, 201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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