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部开发第一年——2000年四川电力备忘录（论文文献综述）
王菲菲[1]（2020）在《中国网络问政发展中政府角色定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
李杰[2]（2020）在《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文中提出“对口支援”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基于我国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及中部地区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发展水平存在的较大差距,以及地区之间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性和互补性的客观实际,为推动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较快发展,最终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于20世纪70年代末制定、实施并不断完善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项政策、制度。对口支援的实施,在控制和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推动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较快发展,以及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及其破解、“一带一路”的实施与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持续进行和发力,特别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为对口支援的创新、完善以及全方位、深层次的有效实施,带来了历史性的新机遇,提供了新导向和新路径。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以《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为题,在充分借鉴现有理论成果及其观点的基础上,运用政治学、公共管理学府际关系理论和政策网络理论,经济学区域发展理论以及民族学民族发展理论,展开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通过梳理对口支援政策的提出、发展历程、基本类型及其推广应用,明确对口支援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及民族政策体系中的地位,探寻对口支援的价值目标、意图以及功能、作用,并对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制度体系、绩效进行检视。研究发现,对口支援政策在促进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大功能和作用。同时,存在着造血功能不足、援助效率不高以及制度激励不足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受一些因素使然:既有政策因素的影响,没有使多元主体形成协同治理的工作格局、没有形成具有足够内驱力的政策运作机制以及一整套精细化的政策工具;又受任务设定的制约,诸如任务扩界、任务累加、任务分配、路径依赖以及利益博弈导致的目标分歧等;还有环境条件的约束,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环境特殊、经济发展滞后、社会环境独特以及国际环境条件复杂,等等。问题产生的原因,决定了问题解决的方式及其路径。对口支援中存在的问题,是由政策因素、任务设定以及环境条件等因素所致,这就决定了这一问题的解决应当遵循中央统筹与地方联动、规划先行与科学发展、软硬结合与突出重点、坚持互利与加强合作等基本原则,在中央政府领导下,构建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长效机制以及探寻其有效性的实现路径。首先,构建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长效机制。包括:一是对口支援目标机制,全面认识对口支援政策的特殊性和阶段性、强化“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以及产业支援要帮扶受援地区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二是对口支援动力机制,实现“互惠共赢”的利益分享、鼓励援助的“利益补偿”以及强化有关主体“利益共同体”意识等。三是对口支援约束机制,完善相关法律约束制度、建立严格的行政问责制度以及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估制度等。四是对口支援协调机制,发挥中央政府“顶层设计”的协调功能、坚持“科学规划”的工作方针以及建立健全“政府——市场——社会”统筹协调机制等。其次,新时代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路径选择。一是紧紧围绕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加大对口支援的力度和有效性,破解当代中国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地区之间、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二是充分借力“一带一路”的实施和推进,紧紧围绕“一带一路”,在两个“互联互通”中发挥对口支援的政策功能和作用。三是助力“西部大开发”战略,围绕人力资源开发,加大教育、卫生、文化对口支援力度;深化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体制改革,大力改善投资环境;通过“双向交流”、干部支援、在职培训等多种方式,加强西部人才建设,为西部大开发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四是按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在对口支援中推进西部民族地区制度建设的现代化: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并且有效发挥制度效能,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和提升地方政府能力,促进政府与市场、社会间的良性互动,提高行政效能,优化资源配置。
吕美嘉[3]（2019）在《美国浪漫主义时期小说中心理哥特传统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美国浪漫主义时期是美国文学史上的繁荣时期,它始于十八世纪末,到内战爆发为止。独立战争之后,没有历史沉重包袱的美国在政治、经济和生活等方面迅速发展,同时也亟需独立的文学想象来表达这个国家和人民独特的社会现实和心理特征。哥特传统正是十八世末从欧洲传入美国,在极具创作才华的美国作家的笔下,哥特传统经历了本土化过程,民主制度的确立、城市化的飞速发展和家庭生活和结构的变迁为哥特传统提供了新的、更具美国特色的养料,令哥特传统成为了作家们剖析美国社会问题和心理恐惧的一把利器。论文从美国浪漫主义时期的民主制度、城市化进程和家庭生活三方面入手,分别阐述了布朗、爱伦·坡和霍桑三位代表作家笔下心理哥特传统的恐惧来源及其艺术特色,结合经典文本细读,展示了作家如何通过复杂文本剖析美国社会问题和人们心理危机,达到针砭时弊、扞卫正义的目的。第一章系统梳理了哥特小说以及哥特传统的发展历程。十八世纪后半叶英国作家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创作的《奥特兰托城堡》出版,作者在第二版的序言中为小说加了一个副标题——《一个哥特故事》,哥特小说由此得名。此后哥特小说便在欧洲盛行起来,并于十八世纪末传入美国。哥特小说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虽然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哥特小说已经开始消亡,但是小说中的哥特传统流传至今。美国作家们将本土特色融入其中,着重刻画人类内心世界,心理哥特传统便作为一种独特的创作方式和探索人性、批判社会的强有力手段在美国小说发展历史的各个阶段延续下去,显现出了其无限的生机与活力。第二章论述了查尔斯·布鲁克登·布朗及其哥特传统的创作。他的哥特传统带有美国特有的社会背景和主题,为美国哥特传统的创作定下了基调。布朗关注年轻共和国的民主政治制度,敏锐地洞察了美国建国后由于政治制度不完善而导致的民族身份、法律公正和女性权利等方面的不足以及由此引发的心理恐慌。布朗在继承欧洲哥特传统的基础上,首次通过哥特传统描写人们在各种幻想下的心理活动,他的创作更具人类灵魂的深度、心理的复杂和理性的思考,奠定了美国心理哥特传统的创作模式。第三章对埃德加·爱伦·坡的哥特创作进行分析。坡在布朗的创作基础上,将哥特小说中世纪的古堡迁移到了美国城市生活中,揭示出美国十九世纪上半叶城市化进程中人类所遭遇的精神危机。工业革命也使美国传统的经济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城市化程度越来越高,美国传统的小农场生产方式被大机械化生产取代,东部的大城市也变得拥挤不堪,由此引发了生存空间拥挤、阶级矛盾激化等社会问题。面对这城市化的发展给人们固有的生存方式带来的强烈冲击,爱伦·坡通过刻画黑暗、颓废和死亡等哥特主题,书写了现代人的精神实质,向世人展示了扭曲异化的心理空间,试图以此抵制生存危机,实现对人类心灵的救赎。纳撒尼尔·霍桑是美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又一位大师级作家。第四章从霍桑的“哥特心理罗曼司”入手,阐释了他以新英格兰为创作背景的哥特书写。霍桑对家族历史尤为关注,认为祖辈所犯下的罪恶行径会令后代子孙时刻背负着愧疚之情,成为他们终生的心理负担,这正是哥特传统最擅长表达的文学想象。霍桑通过细腻神秘的哥特描写,捕捉家庭成员内心不为人知的隐私和微妙的家庭关系,在家庭舞台上上演一个个带有明显美国历史阴暗和罪恶哥特故事。通过对三位代表作家的哥特传统创作的各自梳理,可以得出浪漫主义时期哥特传统的共同特征:从表现内容上看,美国浪漫主义时期的哥特传统在小说中承载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内涵,是美国这一特殊历史时期政治、经济和生活现实在文学作品的表现形式。哥特传统将外在现实和内在心理联系起来,成为作家们揭露社会弊端、释放心理恐惧、警醒麻木世人的强有力的武器。从叙事方式上看,作家都不约而同地使用了物理哥特空间外化心理哥特空间的叙事方式,散发着荒凉颓败气息的物理空间正是人类内心极度恐惧的外化。三位作家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建构了美国浪漫主义时期心理哥特传统以及创作模式,对美国民族文学的建立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后作家心理哥特传统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蒋保伟[4]（2018）在《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研究》文中提出研究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对于进一步深化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的理论研究,增强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的实效性,完善高校人才培育模式,促进当代大学生实现健康、和谐、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运用文献研究、问卷调查研究、定量分析、案例分析的方法,在厘定和探讨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的科学内涵及发展历程的基础上,论述了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的主要依据,分析了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的现状,探讨了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的对策。界定和探讨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的含义及发展历程,是研究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的一项奠基工作。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是培育者在当代大学生先天遗传的基础上,根据社会和自身发展需要,以高校为主导,充分利用社会、家庭等资源,有目的有计划地培育当代大学生的身心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创业意识、创新创业精神、创业知识和创业能力,最终把当代大学生培养成符合国家需要的创新创业型人才的过程。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的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从1978年至1996年的萌芽阶段、从1997年至2009年的初创阶段、从2010年至今的发展阶段等三个阶段。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的主要依据包括理论依据、现实依据和政策法规依据。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的理论依据主要包括: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素质的结构模型理论、职业发展理论、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等。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的现实依据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要、是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必然要求、是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客观要求、是实现大学生全面发展的现实诉求。最后,本文分别论述了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的政策依据和法规依据。一方面,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取得了积极成效:一是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的政策法规不断完善;二是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的师资队伍建设初见成效;三是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的课程得到发展;四是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的实践平台受到关注。另一方面,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的政策支持力度不够;二是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的师资队伍参差不齐;三是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的课程融合度和覆盖面不高;四是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的实践平台建设有待加强。出现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因素:社会因素、学校因素、家庭因素、个体因素。应从优化社会环境、高校高度重视、家庭氛围营造、个体素质提升等四个方面探讨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的对策。一是在优化社会环境方面,要出台相关政策,加大执行力度;营造社会环境,提升育人功能;建立合作模式,形成培育合力;建立评价机制,提升培育质量。二是在高校高度重视方面,要加强管理体制建设,提供组织保障;重视校园环境建设,改善硬件设施;重视师资队伍建设,提升教育教学质量;重视课程体系建设,推进专业融合发展;建立校内激励机制,调动参与者积极性。三是家庭氛围营造方面,要坚持健康教育观念,为孩子提升创业认知;营造家庭学习气氛,为孩子树立学习榜样;构建和谐家庭关系,为孩子提供情感支持;传承优良家风家训,为孩子提供精神养料。四是在个体素质提升方面,要认识自我教育作用,增强大学生主观能动性;完善自我教育方法,加强认识反思调控过程;完善自我教育机制,促使内在矛盾有效转化;拓宽自我教育途径,大力开展社会实践活动。
陈永杰[5]（2017）在《地区竞争、投资驱动与第三区域的政企统合治理》文中认为地方政府“经营辖区”的一个典型现象是:普遍采用“政企统合治理结构”来经营土地和招商引资。这种治理结构的典型特征是资源控制导向（例如控制土地）,那么在市场化和地区竞争中,地方政府为何会普遍采用这种具有资源控制导向的治理结构?“地区竞争理论”中的“竞优”和“竞次”都无法提供有效解释。以第三区域中的开发区为例,基于对浙江、湖北多个开发区的实证调研,本文刻画和分析了“政企统合治理结构”的组织和权力特征;并通过制度分析、理论模型和案例分析的方法,解释了政企统合治理结构在地区竞争中的形成逻辑。第一,在地区竞争中,投资驱动战略是地方政府实现增长目标的普遍选择。其形成除了“财税和晋升收益”的激励以外,还体现为地方政府的理性策略过程,具体表现在地方政府在增长目标和任期约束下,利用投资的短期“杠杆效应”和相对可控性来实现“政治上最优的增长目标”。第二,以资源控制、动员和组织执行能力为基础的地方政府投资能力是一个强化与约束并存的变动过程,这一过程嵌入在国家宏观制度的变迁之中。第三,政企统合治理结构是地方政府在投资约束下所进行的组织调适和策略变通,其目的在于通过土地资本化,来强化地方政府的资源动员和投资能力。具体表现在,地方政府通过设立融资平台公司,完成政府信用向资本信用的转换,进而实现土地的“资本化”,并通过“土地买卖”和“土地入股”两种经营策略得以强化和持续。这是政企统合治理结构形成的策略逻辑。第四,地方政府选择“政企统合治理结构”而非“外部企业治理结构”的原因在于,保持治理目标的一致性,增强引资竞争能力,进而避免投资驱动和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风险。这是政企统合治理结构形成的风险逻辑。第五,“政企统合治理结构”的典型特征体现在组织“统合化”和权力“集权化”,并通过政治-行政-市场三位一体的统合治理机制,强化了地方政府的资源控制、动员和组织执行能力。理解地方政府（官员）的治理逻辑,需要充分考虑地区竞争这一具体情境。当把地方政府（官员）视为追求财税收入的“经济人”和追求政治晋升的“政治人”时,在增长竞争格局中,作为资源配置市场化理由的“效率观”并不完全适用于地方政府（官员）。对于“经济人”和“政治人”假设下的地方政府（官员）而言,其最优策略是避免投资驱动和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风险,保持在地区竞争中的竞争优势,进而实现“政治上最优的经济增长目标”。土地的公有产权和不可流动性恰为地方政府实施上述策略提供了基础。因此,采用资源控制导向的“政企统合治理结构”与地方政府的上述策略是相容的,这也是地区竞争难以消除的原因。当然,这种资源控制方式可能会带来资源配置效率的降低,但考虑到地方政府（官员）的行为偏好,资源配置效率并不是地方政府（官员）优先考虑的问题。
郑晓光[6]（2017）在《水电科技精英与新中国水电开发研究（1949-1976）》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对水电科技精英与新中国的前27年水电开发进行了历史考察。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水利水电事业,注重延揽、重用民国时期有留美背景的水电科技精英群体,派遣优秀青年赴苏联学习水电工程科技,同时注重自行培养人才,为水电科技精英从事水电开发创造了一系列良好的条件。从而激励起水电科技精英群体为国为民奉献、掀起水电建设新高潮的热情和干劲,新中国大中型水电站建设迅速迎来高潮,取得卓越的成就。本文着重探讨水电科技精英的学术养成、科技实践分布、群体特征、科研创新活动及成果,评述水电科技精英在新中国的前27年水电开发中的历史作用。力图以水电科技精英群体的实践活动为主线,从一个新的视域展示新中国的前27年水电事业发展的脉络,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本文认为,民国时期培养的水电人才为新中国水电开发奠定了重要的人才基础;新中国的前27年水电科技精英在水电开发体制的创立、政策的制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决策咨询作用;水电科技精英在河流泥沙、高速水流、高含沙水流等水电基础科研方面,成果卓越,部分科技成果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水电科技精英在岩溶等复杂地质环境下,主持建造多种坝型的高坝,使中国坝工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在水电科技精英的艰苦创业、不懈努力下,中国自行建造的大中型水电站从无到有,由少到多,为改革开放后水电开发更进一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邓刚[7]（2017）在《SI公司战略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关注当下“双创”形势下初创企业面临的高死亡率问题,伴随企业成长过程中的成长之痛为越来越多的企业管理者所重视,初创型企业应该重视对战略发展方向的研究,才能获得长远的发展。本文开门见山提出初创企业实现管理规范的最关键问题,就是一个选择企业战略发展方向的问题。根据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研究思路,选取一家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小型初创企业SI公司实地走访和调研,发现该公司在找准定位、切入市场并取得成功后,随后陷入了发展困境,业务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以SI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所学工商管理理论,对其进一步做外部和内部环境分析包括关键财务指标分析,发现缺乏一个清晰的企业战略发展方向是造成其经营困境的根本原因。为解决这一问题,通过SWOT分析为SI公司未来选择了发展方向,并从客户多元化、产品多元化、股权激励和员工结构等四个方面对SI公司实施其企业发展战略提出了建议。SI公司缺乏清晰的企业战略发展方向,导致错失了发展壮大的大好机会。不仅这家公司曾经出现这样的问题,大部分的初创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都陷入过经营困境。通过对SI公司的研究分析,希望其他的初创企业在成长过程中可以少走一些弯路。
曾潍嘉[8]（2016）在《时空交织下的区域邮政版图再现 ——近代四川邮政空间复原研究（1891-1945年）》文中指出传统驿递可概括为“置邮传命”四字,且追述年代甚为久远,且发展历程亦为漫长。驿递的效用一直被局限于官方的文件与物资传递,且在发展过程中不断与军事机构相联系,军事性不断增强。因传命而设,为官方所用,“考驿站之设,其职责仅为国家传达命令,传递军情,驰驿官员及运输钱粮之用,而非便利民众通讯之机关。”近代以来中国所兴起的邮政事业,是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所搭建的一种无差别的社会信息流通渠道与新式社会交往方式。在今天我们对于邮政一词的概念认知中,基于行业本身、社会作用和公共服务三方面的角度进行综合,邮政业已成为利用遍布世界各地的寄递网络,向社会提供传递实物载体信息、传递物品以及其他相关服务的行业。这一概念体现出了邮政是一个服务行业,邮政的主体业务是寄递服务,而其他业务则是利用邮政网络加以实现。我国现代邮政之源流舶来于西方,对于近代中国在接收这一西方新式制度的过程中存在两条基本脉络,一方面是对现代邮政要素从西方的不断引进,另一方面是对已有传统邮驿制度的改造,两条主线相互交织,促成近代以来我国对现代邮政认知的演化。在邮政产生之前,四川省便已存在着传统邮驿与地方民局并行的信息交流网络,并呈现出其空间特性。四川的邮驿节点设置,始于康熙年间,其空间拓展系先以成都为中心实行周边覆盖,在有顺序的分步强化东路、南路、西路,最后形成覆盖全省的空间布局。四川的民信局的出现,大致在道光年间,同治年间其发展达到一个高峰,在业务上不断拓展的同时,由其分支机构和业务线路所织就的网络开始覆盖全川,并逐步改善着民间信息传递的境况。与川内邮驿以成都为核心的发展模式不同,民信局的核心在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地区,重庆府境内的民信局在完善并巩固其东向交通线路的同时,开始逐步将其业务节点和线路延伸到川西地区,这样的发展轨迹与在行政层级基础上所建构的邮驿体系差别迥异。清后期所逐次构建的国家邮政系统,是近代中国在西制东渐的时代语境之下,将国家主导的时效性通信网络正规化和平民化的重要实践。初始之时,近代邮政系统在西方主导的海关系统下延伸并逐步发展,自光绪二十二年大清邮政创办之后,通过对传统时期驿递制度的不断整合,并在与民间信局和国外客邮的多方博弈下,一张全国性的邮政网络徐徐张开,并逐步辐射到帝国治权延伸下的各个区域层面。在帝国行将坍塌的最后时日,大清邮政基本完成了在全国范围内的体系延伸和版图扩张,明晰了制度内部的职责划定,并对初创的邮政系统进行空间布局,这些实践深远的影响了中国社会现代性延伸的诸多方面。时邮政制度本身也成为了联系上层建筑与基层社会的复杂中间层级内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延伸治权、沟通区域联系、促进信息传播等诸多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其空间特性可分述为海关邮政时期与大清邮政创办之后,就前者而言,机构与线路空间布局上我们发现,而西向辐射全省的业务分支则主要依靠民间信局完成,其直属分支与核心邮路集中于沿宜昌—重庆延伸的川江河段,所设置机构已延伸至沿江具有突出交通地位的乡镇,邮路采用水陆并用分段分时的运作方式。因此四川邮政的空间在初创之际,为重庆以东沿长江分布的西北东南向带状版图。就全国而言,川东成为当时长江流域东西延展的邮路通道的西部端点,而就四川来看,川东地区的邮政事务则成为全省邮务东出的起始点与贯通东部省份的重要走廊地带。在大清邮政创办之后,经过若干年的发展,至宣统年间,大清邮政时期四川邮政体系所覆盖的空间已大为扩展,由之前川东地区沿江的带状版图向西沿成渝间大路延展,从而形成了沱江流域和岷江流域两大新兴的邮政集中地段。从而自东往西,以重庆为支撑点,构成了环绕四川中部地区延伸的新月形邮政集中地带,由此可见西向拓展为这一时期邮政空间发展的重点。发散式的邮务点布局则被应用于四川中部、南部,而在西康省部则主要采取单一的线性延展布局。这一时期四川邮务的核心地带为由东部沿江往西经重庆转接成渝大路,而由此发散而出的邮务机构通过各式分支邮路汇集于斯,这种干线拓展与支线辐射的邮政扩展方式,抵定了宣统年间四川邮政的空间格局。研究表明,在民国肇成的过程中,辛亥革命本身对于构建于清末的邮政本身并未构成太大影响。革命政府无论从国际的认可程度还是自身控制的区域来看,对于全国性的邮政网络并无全面接受的可能。较为实质性的邮政革新发生在民国二年（1913年）,在北洋政府主导之下,各地区邮政组织所进行的改制是进入民国以来的首次针对邮政体系的变革,其内容大体可以划分为两大部分,其一为层级管制体系的调整,以及机构职权的重新界分;其二为邮政空间布局的变革,依旧包含邮务节点的调整、邮路设置和邮区的演化三个方面。此次改制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民国时期邮政系统的基本框架,就四川邮政而言,经过此次改制后至防区时期东西川邮政管理局的分治,邮政的制度体系和空间格局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除职能与机构的稳步拓展外,并未有太大的变革。在完成对制度体系的改造后,邮政业务得以进一步扩展,业务量持续上升,而相较于清末,其上升趋势则有所衰减,特别是所拓展的新业务的流量明显停滞的状态,新体制的优势潜力并未在短期之内被激发出来。在这一时期所形成的整体邮务空间来看,四川邮政在西部、北部分别有所扩展,覆盖了清末部分的邮务空白区。在空间排布上,这一时期的邮政机构延续了清末既已形成的格局,改变十分有限。即以核心交通线为依托,而通过极少的分支向周边进行辐射。以该时期的邮务节点为依托,该时期的高层级快捷邮路集中于成渝大路、川东长江沿岸、成都北出的川陕线一段,以及成都以南的岷江流域,依旧采取了沿交通干线展开的格局。在部分地区已形成了并列、交织的邮路环线,但这种环线属于大循环,多节点、跨区域式的整体环线,内部分支发育十分有限,核心邮务节点之间的直接沟通较少,因此依旧属于单线核心发散式的邮路布局。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岷江流域以乐山、犍为为中心的邮路环线中,内部的十字分支机构发育较快,由此在岷江流域与沿沱江流域延伸的成渝大路之间构成多处沟通,并成为川内首先形成网格布局的雏形。该区邮务的突出发展脱离了成渝万之间既有的邮务中心,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民国初年,由成都南向的邮路发育成为其重心。辛亥革命之后,四川局势混乱,鉴于主要以东西向军事对立为核心地缘格局的内战特性,四川邮区分割为东川邮区与西川邮区两部。时东、西川邮区之间的界限大体以县界为准,而打破了川内道一级行政单位的界限,东川邮区的界限超出了时东川道的界限,而向西和西南拓展。从开展的业务类型与重心来看,此一时期与民国二年改制后并未有太大的差异,在分列的不同业务类别上,其总量有着不同的演变趋势。邮区分划之后,两邮区的业务总量较之分立之前依旧处于稳步上升的态势,东、西川所辖区内的邮务流量有所上升。但就全国邮务业务总量来看,分区之后的东、西川邮区的业务量在全国所占的整体比例在部分年份则处于下滑的趋势,整体则处于一种持平的态势,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该时期四川邮政的业务流量发展在全国的视阈之内,实质处于一种停滞的发展趋势。就两邮区所开展不同类别业务的流量来看,西川邮区在总量上占据优势,但其总量优势的核心支撑在于以人口、城镇等基础要素为核心的邮件寄递和汇兑业务方面;东川邮区在业务总量上略逊一成,但其优势在于这一时期新式业务的拓展与邮政快捷流通的业务方面,与仰仗邮政基础要素的西川邮区不同,以重庆为核心的东川邮区邮政发展所仰仗的核心要素侧重于优越的地缘因素与交通区位。就复原的邮务机构与邮路的空间范围来看,该时期邮政版图进一步向西拓展至西康西部的德格、巴安一线,在西康南部、渝东南和川北地区也都有所延展,并覆盖了民国初年部分邮务空白地区。从空间结构来看,这一时期于民国早期在重庆以东长江沿岸和成渝大路间所形成的星月形邮政核心地带所环绕的中部地带进行邮务填充,邮政节点和线路的扩展十分明显,加之成都以南岷江流域和川南地区邮务的扩张,使得四川东、中、南部的机构与线路分布的密集化,从而使得邮政版图的核心由之前东西向的带状分布转变为这一时期的团状聚拢式分布,而在这一版图核心周边则相对稀疏。从机构的分布来看,这一时期新设置的邮务机构向县级治所和核心邮路周边集聚的态势较为明显,因此就县级单元邮务机构的布局来看,往往出现内部的邮务空白地区,对乡镇地区的覆盖不甚均匀。从邮路的分布来看,新构建的邮路除包括将既有邮路的延长与升级外,在核心干线之间的沟通在邮政版图的核心地带已颇为明显,最为突出的是在小川北道与成渝达到之间,出现了数线之南北走向的邮路支线,并采用较为快捷的邮路组织形式加以贯通。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渝东南地区和以西昌为中心的西康南部地区,两区内部在节点和邮路设置方面均有较大的突破,但就与邮务发达地区沟通的线路却十分薄弱,往往只有单一邮路连接,且组织形式的等级甚低。这就造成了这一时期边缘地区邮政版图扩展过程中的内部强化,内部脱离的趋势。抗战爆发后,剧烈的时局变化对四川邮政本身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从开战之初邮政总局的邮政事务年报描述中我们发现,抗战军兴以来,迫于战争的破坏,我国邮政事业的免战面临着极大的困难。而战争的环境也从另一方面不断重塑着既有的邮政格局,并对区域邮政的发展施加着特殊的影响,就四川邮政而言,在举国内迁和大后方建设的话语下,四川邮政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短期内的集中建设与大量人口物资的流入也使得四川邮政的空间布局在之前的基础上产生了剧烈的变革。至抗战之时,邮政系统已成为当时各项制度体系中拥有旁支最为繁盛的体系。抗战时期大量资源与技术力量的进驻,使得电信和邮政储蓄成为四川邮政的重要分支,而得以急速的推广与发展。电信所属的电报、电话、电台等使得跨区间的快速信息渠道很快覆盖全省,将四川的通讯事业由实体平面带入电讯主导的立体空间之中,为区间讯息实现快速沟通与政令的零时距传达搭建了有力的平台。从空间结构来看,我们发现,这一时期的邮务机构已经较为均匀的覆盖东、西川邮区所辖的四川省部分,相对稀疏的地区为四川省部的东北部地区和四川西南部。在西康省部分,邮政版图的延伸也有单线式的机构扩展变为横向延伸的模式,众多战前处于邮政空白区的县级单位被覆盖,而过去单一局所的县级单元也开始成为邮局与代办所配套的综合体。从邮路的发展来看,战时省内邮路的干支体系已不再明显,而以邮路组织形式的快捷程度来区分干支关系的判读亦随之过时。此时四川邮路已在大多数地方形成了网格化的布局,战前业已形成的诸多邮路环线被不断扩展,并在环线内部发育出交错的支脉,干线之间的邮务节点也多有邮路进行直接贯通,值此针对四川全省的邮路网络格局方告形成。在对近代以来邮政发展的脉络梳理过程中,我们可以对传统邮驿与现代邮政进行较为清晰的概念界分,在西方海关的主导下所初构的现代邮政体系成为了我国搭建无差别的信息传输平台实践的先声,而其后所逐步发展而成的现代邮政体系,成为了一种由国家为主导,面向社会的综合社会服务网络。与传统邮驿相较,其制度所依托的不仅仅局限于行政管控路径,而是以包括经济、行政、交通等诸多路径相交织的区域社会网络为依托;其职能效用也由单一的政令传播扩展为了以信息传递为主干,并附带文化、金融、物流等多方面职能的综合性社会服务体系;在其业务受众方面亦打破了传统邮驿官民二元化的基本定位,且不再局限于官方受众,而是拓展为了面向社会各个阶层和群体的无差别信息流通平台。从清后期四川邮政的发展历程来看,这一转型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由清末一直到民国之较为漫长的阶段,在其中传统邮驿和民信局体系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其制度体系逐步解体,并化解为通信资源逐步融合到不断发展的邮政体系之中。而新生的现代邮政则在不断吸纳传统邮驿所遗留的资源和制度中的合理成分的过程中,不断成长,并从部分依靠民信局的初期阶段最终发展成为地区邮政的独占时期。从前文对四川邮政的发展演化里程的分析之中,我们可将四川这一阶段的转型过程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即邮政试办时期,邮政正式成立时期和邮政独占时期。高势能的西方制度文明,在中国近代化的历程中,由输入、初构、发展、扩张到最后占据核心地位,其制度层面的潜能与优越性是在与历史背景和地方特性不断磨合的过程中逐渐体现出来的,并呈现出一种逐次升级的趋势。从四川邮政的空间拓展模式来看,我们针对不同时期的邮政节点扩展与邮路的延伸特性,可以将其定性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轴线式带状扩展主要为清末至民国早期,初构之时,维系重庆以东沿长江分布的带状邮政集中地带的意义,对于四川而言为促其东出通达,而对于全国而言则是保障西部的端点。第二阶段所凸显出的围绕省内邮政核心地带的内部完善和外围扩展趋势,则包括四川内战时期直至抗战爆发,该阶段在省内所形成的邮政核心地带已经突破前一阶段的带状延伸,而呈现出中部聚拢的态势。第三阶段为邮政空间无差别的均衡扩充,这一特性集中体现于抗战中后期,伴随着乡镇一级代办所的飞速增长并均匀的覆盖到川内诸多县域之内,与之相配套的乡镇邮路快速延伸,由此在战前所形成川省邮政版图大格局,即中部核心区、沿重要交通线延展的干支和川北、渝东南、川西南等区的边缘地带等要素开始趋于模糊,而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均衡的全面的空间展开。在邮政空间的塑造力讨论方面,清末以来张开的四川邮政空间版图在长期演化过程中,其影响来自各个方面,政局、经济、城镇、人口、地形、交通等要素可谓无所不包,若究其根本,依然可以将其归纳为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与由下而上的区域特性。而从处于这两大路径之间的邮政发展脉络来看,制度设计与区域要素之间并未存在过剧烈的对抗,邮政的制度发展与空间构建处于这一对冲关系的平衡地带,并得以适时进行调整,体现出了四川邮政在制度发展层面所体现出的良好适应性。
何玲[9]（2015）在《中国政府与国际社会在扶贫开发领域合作问题研究》文中提出扶贫开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有组织、有计划的实施了大规模扶贫开发工作,取得显着成效。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贫困地区生产和生活条件明显改善,农村居民温饱问题基本解决。扶贫开发不仅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也推动了全世界减贫进程。中国扶贫开发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同时注重吸收国际社会优秀的减贫经验,并使之本土化。20世纪90年代,国际机构开始大规模援助中国扶贫开发。中国政府先后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德国技术合作公司等国际机构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减贫项目合作。外资扶贫机构把国际社会先进的减贫经验、理念和方法应用到中国反贫困实践中,对中国扶贫开发工作产生了积极影响,提升了扶贫开发水平和效益。同时,中国政府反贫困的成功经验和模式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同和认可,为国际反贫困事业作出重要贡献。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社会对外援助战略的调整,中国政府与国际社会开展扶贫合作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本文梳理了国内外关于中国扶贫开发的研究成果,运用系统分析、比较分析、文献综述和跨学科研究等方法,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视角对中国扶贫开发中的国际合作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论文主要包括六个章节。第一章,绪论。共分五个部分:论文选题依据和研究意义、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以及框架结构与创新之处等。第二章,中国政府与国际社会在扶贫开发领域合作的理论基础。本章研究和梳理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反贫困理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反贫困理论;国际组织的反贫困理论。并对这些理论的指导意义和当代价值进行了分析。这些研究奠定了本文的理论基础。第三章,中国政府与国际社会在扶贫开发领域合作的必然性。中国政府与国际社会开展扶贫合作是中国农村扶贫实践发展提出的要求,也缘于国际社会对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的关注。笔者从必要性和可行性角度进行分析,围绕国内和国外两个层面论述开展国际扶贫合作的依据。中国农村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贫困状况决定了中国需要国际扶贫合作;国际社会具有先进的减贫理念,丰富的减贫经验和科学的减贫方法,这些也有益于中国扶贫开发实践。第四章,中国政府与国际社会在扶贫开发领域合作的内容。中国政府先后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粮食计划署等联合国机构,英国国际发展部、德国技术合作公司等国际双边机构及国际行动援助、全球基金等国际非政府组织开展了减贫合作。中国政府与这些国际机构合作的内容主要是在贫困地区实施综合性扶贫发开项目和技术援助扶贫开发项目;对扶贫开发领域中的重大问题开展研究;合作加强扶贫开发机构能力建设;共建减贫交流合作平台;合作举办减贫援外培训班;对发展中国家开展减贫援助项目等。第五章,中国政府与国际社会在扶贫开发领域合作的影响。国际社会援助中国扶贫开发缓解了中国扶贫财政投入不高、经验不足等问题。长期的反贫困实践使国际社会在减贫领域积累了先进的理念和丰富的经验。随着国际合作项目的开展,参与式、小额信贷、整村规划、监测评估和精确瞄准等理念和方法广泛应用于扶贫开发实践中,对中国扶贫开发政策、制度、模式和机制的建立与完善产生深远影响。同时,中国政府积极同国际社会共建减贫交流合作平台,积极开展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扶贫援助,提高了国际影响力。第六章,深化中国政府与国际社会在扶贫开发领域合作的对策。本章是全文的重点部分,也是结论部分。在前面几章分析的基础上,本章重点探讨如何进一步加强中国政府与国际社会在扶贫开发领域的合作。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国际社会纷纷调整对华援助战略,总体上减少或停止对中国扶贫开的援助。这虽然增加了中国利用外资扶贫的难度,但是中国政府继续争取国际扶贫合作也存在一些机遇和有利因素。笔者认为中国政府应通过制定远期规划、推动制度创新、有效使用资金和完善能力建设等对策应对深化国际扶贫合作的困难和挑战。本文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视角研究中国扶贫开发的国际合作问题,在学术观点上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概括总结了中国政府与国际社会在扶贫开发领域合作的内容。即合作开展综合性扶贫开发项目、合作开展技术援助扶贫开发项目、合作对扶贫开发重大问题开展研究、合作加强机构能力建设、共建减贫交流合作平台、合作举办减贫援外培训班以及对发展中国家开展减贫项目援助等七个方面。二是,分析了开展国际扶贫合作给中国带来的影响。本文认为开展国际扶贫合作对中国扶贫开发的效果、政策、制度、模式和机制等五个方面都产生了积极影响,有效推动了中国扶贫开发进程。三是,提出进一步深化国际扶贫合作的建议。本文认为,面对深化国际扶贫合作的挑战,中国政府应积极制定长远规划、创新制度、合理使用资金、加强贫困地区建设并提高政府服务能力,确保中国政府与国际社会在扶贫开发领域合作的进一步开展。
张鹏[10]（2013）在《中国对外关系展开中的地方参与研究》文中提出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和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政策指引下，中国地方部门在对外关系中的参与程度也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成为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突出现象。而学科特点造成的中国内外政治结合型研究不足，以及中国内外政治协调发展的理论化需要，都使得中国对外关系展开的地方参与研究成为一种新兴的研究方向。同时，大量外事档案、政府文件、统计数据的存在以及相关论着的涌现，使利用社会科学方法开展这项研究成为可能。本文提出，地方参与中国对外关系展开的程度与深度，取决于中国央地、内外、地地三组关系的变化。为全面理解中国对外关系展开中的地方参与，本文的研究主要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是理论部分的研究。对于地方参与对外关系的一般解释而言，已有的多层治理理论与功能主义理论都有提倡竞争性合作的问题，潜在的政治社会学解释则无法提供清晰的问题解决进路，而且现有理论多基于对西方国家对外关系的考察与辨析。在批判上述三种一般解释的基础上，将地方部门作为对外关系的“有限参与行为体”，提出地方参与对外关系的“有限参与”解释。这一解释，是在继续和坚持承认主权国家是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前提下，以中央对地方的对外事务授权有限为原则，将地方提升到作为对外关系的一类“有限”参与主体，并以对外关系发展中央地、内外、地地的合作最大化为目标，在“整体”考量的基础上，注重国家的国内-国际综合治理观形成。其次，是比较研究方面。通过中西在地方参与对外关系方面的比较研究，特别是与代表联邦制国家的德国进行比较，提出政治关系与法律关系这两种央地关系传统，和央地协力与央地竞合这两类有限参与适用，从而厘清中国对外关系展开中的地方参与之组织特点、历史流变和运行逻辑。最后，在案例研究部分，使有限参与的解释贯穿于沿海经济次区域的国际化、边境省区与跨区域国际合作、中国非中央政府驻德代表机构以及地方发展与国际组织在华活动等研究。并通过上述四个案例，从由内而外、由外而内两个大的观察视角，既说明中国对外关系展开中的地方参与形式与现状，又进一步验证绪论部分提出的，在新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对外关系展开中存在央地协力的政策倾向；中国在内外关系协调发展的实践中实现了国内国际制度建设的不断优化；地方多样性蕴含着中国对外关系展开中可能的地地合作三个研究假设。
二、西部开发第一年——2000年四川电力备忘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西部开发第一年——2000年四川电力备忘录（论文提纲范文）
（2）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R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梳理与述评 |
| 一、文献梳理 |
| 二、文献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结构安排 |
| 第二章 研究准备: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基本认识 |
| 第一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对口支援 |
| 二、西部民族地区 |
| 三、府际关系 |
| 四、财政转移支付 |
| 第二节 理论资源准备 |
| 一、区域发展理论及其适用性 |
| 二、府际关系理论及其适用性 |
| 三、政策网络理论及其适用性 |
| 四、民族发展理论及其适用性 |
| 第三节 对对口支援的科学认识 |
| 一、政策地位:对口支援已是事实上的国家战略 |
| 二、政策价值:对口支援是中国特色的政策创新 |
| 三、政策本质:对口支援是地方政府间的帮扶与合作 |
| 四、实施结果:对口支援使中央实现对地方治理的嵌入 |
| 第三章 历史考察: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制度化历程 |
| 第一节 对口支援政策实施的历史图卷 |
| 一、孕育与萌芽阶段 |
| 二、提出与实施阶段 |
| 三、发展与检验阶段 |
| 四、完善与提高阶段 |
| 第二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重心的转换 |
| 一、重政治功能、轻经济功能 |
| 二、重经济功能、轻政治功能 |
| 三、政治、经济、社会功能并重 |
| 第三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政策意图 |
| 一、维护边疆稳定 |
| 二、培育市场经济 |
| 三、协调区域发展 |
| 四、促进民族发展 |
| 第四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政策拓展 |
| 一、重大工程建设 |
| 二、重大灾害救助 |
| 三、东西扶贫开发 |
| 第五节 小结:对口支援“再制度化”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
| 第四章 制度检验: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制度体系 |
| 第一节 对口支援的政策文本分析 |
| 一、对口支援的法律依据 |
| 二、对口支援的行政依据 |
| 三、对口支援的政策配套 |
| 第二节 对口支援的政策主体分析 |
| 一、对口支援的主体结构 |
| 二、对口支援政策中的府际关系 |
| 三、对口支援政策中主体利益的实现 |
| 第三节 对口支援的运行机制分析 |
| 一、对口支援的动力机制 |
| 二、对口支援的工作机制 |
| 三、对口支援的协调机制 |
| 第四节 对口支援政策的功能分析 |
| 一、对口支援的现实功能 |
| 二、对口支援的根本功能 |
| 三、对口支援的价值功能 |
| 第五节 小结:对口支援“再制度化”具有制度的可能性 |
| 第五章 实践检验: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政策绩效 |
| 第一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政策实施状况 |
| 一、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工作概况 |
| 二、对口援疆的规模与实施过程 |
| 三、对口援藏的规模与实施过程 |
| 第二节 对口支援对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 |
| 一、政治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其测量 |
| 二、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其测量 |
| 三、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其测量 |
| 第三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政策实施中的问题 |
| 一、造血功能不足:受援地自主发展能力不强 |
| 二、援助效率低下:资金的投入——产出比不高 |
| 三、制度激励不足:支援方的援助积极性不高 |
| 第四节 小结:对口支援“再制度化”是政策实践的现实需求 |
| 第六章 制约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绩效的因素分析 |
| 第一节 政策因素: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制度不完备 |
| 一、政策主体:没有形成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工作格局 |
| 二、运行机制:没有形成具有足够内驱力的政策运作机制 |
| 三、政策工具:没有形成一整套精细化的政策工具 |
| 第二节 任务设定: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任务繁杂 |
| 一、任务扩界:政策实践不能承受的“任务之重” |
| 二、任务累加:支援方政府陷入“两难的境地” |
| 三、任务分配:结对关系固化造成“厚此薄彼” |
| 四、路径依赖:对口支援使中央“责任感下降” |
| 五、目标分歧:利益博弈导致工作“敷衍了事” |
| 第三节 环境约束: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环境复杂 |
| 一、政治环境: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环境特殊 |
| 二、经济环境: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滞后 |
| 三、社会环境: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环境独特 |
| 四、国际环境:西部民族地区国际背景复杂 |
| 第四节 小结:对口支援“再制度化”是政策发展的必然选择 |
| 第七章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机制构建与路径优化 |
| 第一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基本原则 |
| 一、中央统筹与地方联动 |
| 二、规划先行与科学发展 |
| 三、软硬结合与突出重点 |
| 四、坚持互利与加强合作 |
| 第二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机制构建 |
| 一、构建合理的对口支援目标机制 |
| 二、构建有效的对口支援动力机制 |
| 三、构建严格的对口支援约束机制 |
| 四、构建完善的对口支援协调机制 |
| 第三节 新时代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路径优化 |
| 一、新背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 |
| 二、新机遇:借力“一带一路”倡议 |
| 三、新定位:助力“西部大开发”战略 |
| 四、新路径:走“现代化治理”之路 |
| 结语 |
| 一、本项研究的主要结论 |
| 二、本项研究的特色与创新 |
| 三、本项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一:有限理性假设下对口支援府际关系的动态演化 |
| 附录二:基于“合成控制法”对援藏、援疆工作经济性产出的测算 |
| 附录三:对口援藏重大项目情况 |
（3）美国浪漫主义时期小说中心理哥特传统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美国浪漫主义时期小说的哥特传统研究综述 |
| 二、选题的研究价值与研究视角 |
| 三、基本概念的界定 |
| 第一章 哥特传统的发展 |
| 第一节 哥特传统在欧洲文学领域的发展 |
| 第二节 美国心理哥特传统的发展历程 |
| 第二章 查尔斯·布鲁克登·布朗:哥特传统与民主制度 |
| 第一节 布朗哥特传统的萌芽 |
| 一、布朗短暂充实的一生 |
| 二、布朗对欧洲哥特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
| 第二节 民主制度下的哥特传统 |
| 一、建国初期民族身份的哥特想象 |
| 二、法制缺陷引发的心理焦虑 |
| 三、共和国女性权利的诉求 |
| 第三节 “离题”叙事下哥特传统的凸显 |
| 一、“离题”叙事 |
| 二、哥特叙事空间的建构 |
| 第三章 埃德加·爱伦·坡：哥特传统与城市化 |
| 第一节 心理哥特大师的诞生 |
| 一、命运多舛的爱伦·坡 |
| 二、爱伦·坡与心理哥特传统 |
| 第二节 爱伦·坡的城市化哥特书写 |
| 一、市场影响下的种族哥特创作 |
| 二、工业迅猛发展下的道德恐慌 |
| 三、城市生活中的生存困境 |
| 第三节 现代性叙事技巧与哥特心理空间 |
| 一、第一人称不可靠叙述与异化的心理空间 |
| 二、封闭空间探索与心理空间外化 |
| 三、坡叙述风格的深层动因 |
| 第四章 纳撒尼尔·霍桑：哥特传统与家庭生活 |
| 第一节 霍桑心理哥特传统的创作动机 |
| 一、霍桑漂泊的一生与“心理罗曼司”的创作 |
| 二、“心理罗曼司”的哥特传统：继承与发展 |
| 第二节 历史阴霾笼罩下的哥特传统 |
| 一、哥特式的家族罪恶 |
| 二、错置与缺失的哥特式家庭关系 |
| 三、哥特式乱伦对家庭的反叛和解体 |
| 第三节 哥特空间叙事下的历史意识与家族罪恶 |
| 一、并置的哥特空间与“原罪”思想 |
| 二、霍桑哥特空间叙事对后世创作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论文情况 |
（4）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缘起及意义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3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创新之处 |
| 第2章 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的概念界定及发展历程 |
| 2.1 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的概念界定 |
| 2.1.1 创业的含义 |
| 2.1.2 大学生创业素质的含义 |
| 2.1.3 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的含义 |
| 2.2 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的发展历程 |
| 2.2.1 萌芽阶段(1978-1996年) |
| 2.2.2 初创阶段(1997-2009年) |
| 2.2.3 发展阶段(2010年至今) |
| 第3章 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的主要依据 |
| 3.1 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的理论依据 |
| 3.1.1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 |
| 3.1.2 素质的结构模型理论 |
| 3.1.3 职业发展理论 |
| 3.1.4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 |
| 3.2 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的现实依据 |
| 3.2.1 创业素质培育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迫切需要 |
| 3.2.2 创业素质培育是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客观要求 |
| 3.2.3 创业素质培育是实现大学生全面发展的现实诉求 |
| 3.3 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的政策法规依据 |
| 3.3.1 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的政策依据 |
| 3.3.2 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的法规依据 |
| 第4章 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的现状分析 |
| 4.1 《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调查问卷》的设计与实施 |
| 4.1.1 《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调查问卷》的设计 |
| 4.1.2 《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调查问卷》的实施 |
| 4.1.3 样本高校的特征描述 |
| 4.1.4 样本学生的特征描述 |
| 4.2 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的积极成效 |
| 4.2.1 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的政策法规不断完善 |
| 4.2.2 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的师资队伍建设初见成效 |
| 4.2.3 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的课程得到发展 |
| 4.2.4 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的实践平台受到关注 |
| 4.3 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存在的问题 |
| 4.3.1 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的政策支持力度不够 |
| 4.3.2 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的师资队伍参差不齐 |
| 4.3.3 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的课程融合度和覆盖面不高 |
| 4.3.4 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的实践平台建设有待加强 |
| 4.4 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问题产生的原因 |
| 4.4.1 社会因素 |
| 4.4.2 学校因素 |
| 4.4.3 家庭因素 |
| 4.4.4 个体因素 |
| 第5章 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的对策 |
| 5.1 构建社会支持体系,发挥环境育人功能 |
| 5.1.1 出台相关政策,加大执行力度 |
| 5.1.2 营造社会环境,提升育人功能 |
| 5.1.3 建立合作模式,形成培育合力 |
| 5.1.4 建立评价机制,提升培育质量 |
| 5.2 挖掘校内教育资源,发挥高校主体作用 |
| 5.2.1 加强管理体制建设,提供组织保障 |
| 5.2.2 重视校园环境建设,改善硬件设施 |
| 5.2.3 重视师资队伍建设,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
| 5.2.4 重视课程体系建设,推进专业融合发展 |
| 5.2.5 建立校内激励机制,调动参与者积极性 |
| 5.3 营造家庭教育环境,发挥家庭基础作用 |
| 5.3.1 坚持健康教育观念,为孩子提升创业认知 |
| 5.3.2 营造家庭学习气氛,为孩子树立学习榜样 |
| 5.3.3 构建和谐家庭关系,为孩子提供情感支持 |
| 5.3.4 传承优良家风家训,为孩子提供精神养料 |
| 5.4 提升主动自觉行为,发挥自我教育作用 |
| 5.4.1 认识自我教育作用,增强大学生主观能动性 |
| 5.4.2 完善自我教育方法,加强认识反思调控过程 |
| 5.4.3 优化自我教育机制,促使内在矛盾有效转化 |
| 5.4.4 拓宽自我教育途径,大力开展社会实践活动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附录A：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调查问卷 |
| 附录B：当代学生创业素质征求意见表 |
| 附录C：访谈提纲(一) |
| 附录D：访谈提纲(二) |
| 附录E：访谈提纲(三) |
| 附录F：访谈提纲(四) |
（5）地区竞争、投资驱动与第三区域的政企统合治理（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人名对照表 |
| 1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分析框架 |
| 1.2.1 治理结构研究的两个分析框架 |
| 1.2.3 本文分析框架的论证及建构 |
| 1.3 研究设计与数据、资料来源 |
| 1.4 本文的结构安排 |
| 2 文献评述 |
| 2.1 地区竞争理论的解释逻辑及其两种后果 |
| 2.1.1 地方分权、要素流动和增长竞争 |
| 2.1.2 地区竞争的两种结果:竞优和竞次 |
| 2.2 地区竞争格局下的政企统合关系 |
| 2.2.1 地方政府经营企业阶段的政企统合关系 |
| 2.2.2 地方政府经营辖区阶段的政企统合关系 |
| 2.2.3 对两阶段政企统合关系的比较 |
| 2.3 政企统合治理结构的内涵和形成原因 |
| 2.3.1 政企统合治理结构的内涵 |
| 2.3.2 政企统合治理结构的形成原因 |
| 2.4 总体性评论 |
| 3 地区竞争中的政府投资驱动战略 |
| 3.1 地方政府投资驱动战略的含义 |
| 3.2 地方政府投资驱动战略形成的原因 |
| 3.2.1 地方政府投资驱动战略形成的激励机制 |
| 3.2.2 地方政府投资驱动战略形成的策略选择 |
| 3.3 本章小结 |
| 4 政企统合治理结构形成的策略逻辑 |
| 4.1 地方政府投资能力的三个基础 |
| 4.1.1 资源控制能力 |
| 4.1.2 资源动员能力 |
| 4.1.3 组织执行能力 |
| 4.2 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地方政府投资能力:强化与约束 |
| 4.2.1 投资体制改革与地方政府投资能力的强化 |
| 4.2.2 地方政府投资能力的制度约束 |
| 4.3 地方政府应对投资约束的策略:土地资本化 |
| 4.3.1 土地与资本:转换机制与组织基础 |
| 4.3.2 地方政府土地经营的两种策略及其互利共生逻辑 |
| 4.3.3 土地资本化实现的的三个条件 |
| 4.4 本章小结 |
| 5 政企统合治理结构形成的风险逻辑 |
| 5.1 地方政府经营辖区的两种治理结构 |
| 5.1.1 外部企业治理结构 |
| 5.1.2 政企统合治理结构 |
| 5.2 政府与企业:两种组织治理逻辑的比较 |
| 5.3 理论模型与假说 |
| 5.3.1 理论模型:地区竞争中两种治理结构引资竞争能力之比较 |
| 5.3.2 理论假说 |
| 5.4 从外部企业治理到政企统合治理:开发区治理结构的演变分析 |
| 5.4.1 开发区治理结构的演变及案例选择 |
| 5.4.2 案例一:苏州工业园 |
| 5.4.3 案例二:海南洋浦开区 |
| 5.5 两个案例对理论假说的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6 政企统合治理的结构和机制分析 |
| 6.1 统合化:政企统合治理中的组织特征 |
| 6.1.1 组织结构的一体化 |
| 6.1.2 双层组织治理体制 |
| 6.1.3 组织治理的项目化与嵌套性 |
| 6.2 集权化:政企统合治理中的权力结构特征 |
| 6.2.1 统合型的权力分布形态 |
| 6.2.2 关联事权的一体化 |
| 6.2.3 非对称的权力配置关系 |
| 6.3 统合治理机制及对政府投资能力的影响 |
| 6.3.1 市场机制对资源控制和动员能力的影响 |
| 6.3.2 政治、行政机制对组织执行能力的影响 |
| 6.4 本章小结 |
| 7 结论 |
| 7.1 政企统合治理结构形成的策略和风险逻辑 |
| 7.2 从地方性国家统合主义到政企统合型政府:比较与讨论 |
| 参考文献 |
| 法律法规与党政文件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6）水电科技精英与新中国水电开发研究（1949-197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相关研究述评 |
| 三、本论题研究方法和主要依据的资料 |
| 四、本论题研究的基础数据来源 |
| 五、相关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新中国水电开发事业肇始的人才基础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水电科技精英的学术养成、工程实践 |
| 第二节 国民政府与美国合作培养水电人才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培养水电人才的发端 |
| 第二章 水电科技精英与新中国水电事业的起步 |
| 第一节 水电科技精英参与新中国水电事业的始创 |
| 第二节 培养新中国的水电人才 |
| 第三节 水电科技精英在新中国第一座大型水电站建设中的探索 |
| 第四节 水电科技精英与新中国建国初期水电科技创新 |
| 第三章 水电科技精英与新中国第一次水电建设高潮 |
| 第一节 水电科技精英与“水主火辅”政策的出台 |
| 第二节 水电科技精英与新中国第一次水电建设高潮 |
| 第三节 水电科技精英在“大跃进”及调整时期的水电科技创新 |
| 第四章 水电科技精英与新中国第一次水电建设高潮的余波 |
|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初期水电科技精英群像 |
| 第二节 水电科技精英参与三线建设中的水电开发 |
| 第三节 水电科技精英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水电建设中的成就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7）SI公司战略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目的与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企业成长阵痛 |
| 1.2.2 初创企业规范化管理的必要性 |
| 1.2.3 规范化管理的最关键问题是战略发展方向的选择 |
| 1.2.4 战略研究 |
| 1.3 研究方法及主要内容 |
| 第2章 SI公司行业及经营状况 |
| 2.1 ERP管理咨询服务 |
| 2.1.1 ERP的概念 |
| 2.1.2 SAP在中国的发展 |
| 2.1.3 ERP咨询实施服务外包 |
| 2.2 SI公司概况 |
| 2.2.1 公司简介 |
| 2.2.2 SI公司在电力行业的机会 |
| 第3章 SI公司外部环境分析 |
| 3.1 宏观环境分析 |
| 3.1.1 政治环境(Politics Factors) |
| 3.1.2 经济环境(Economic Factors) |
| 3.1.3 社会环境(Social Factors) |
| 3.1.4 技术环境(Technology Factors) |
| 3.2 行业环境分析 |
| 3.2.1 软件行业环境分析 |
| 3.2.2 软件外包行业环境分析 |
| 3.3 微观环境分析 |
| 3.3.1 供应商的议价能力(Bargaining Power of Suppliers) |
| 3.3.2 购买者的议价能力(Bargaining Power of Buyers) |
| 3.3.3 新进入者的威胁(Threat of New Entrants) |
| 3.3.4 替代品的威胁(Threat of New Substitutes) |
| 3.3.5 同业竞争者的竞争程度(Rivalry) |
| 3.3.6 SI公司所处ERP外包服务行业的竞争环境分析 |
| 第4章 SI公司内部环境分析 |
| 4.1 SI公司财务报表简析 |
| 4.2 财务指标分析 |
| 4.3 财务分析总结 |
| 4.4 其它内部问题 |
| 4.4.1 过于依赖单一客户 |
| 4.4.2 提供的服务(产品)单一 |
| 4.4.3 股权结构过于集中,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和分红扩股 |
| 4.4.4 人力成本太高,人员结构不合理,缺少长效人才培养机制 |
| 第5章 SI公司发展战略研究及实施 |
| 5.1 问题的成因 |
| 5.2 SI公司的SWOT分析 |
| 5.3 SI公司战略发展方向 |
| 5.4 SI公司发展战略实施 |
| 5.4.1 培养多元化客户关系 |
| 5.4.2 开发新技术,产品服务多元化 |
| 5.4.3 实行奖励激励机制 |
| 5.4.4 优化人员结构 |
| 第6章 持续改进和总结归纳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8）时空交织下的区域邮政版图再现 ——近代四川邮政空间复原研究（1891-1945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清末邮政的发展渊源、制度初构与空间特性 |
| 一、传统邮驿与民信局 |
| （一）清驿述略 |
| （二）川省邮驿 |
| （三）四川省内民信局的发展与空间布局 |
| 二、海关邮政的创办与近代四川邮政的空间初构 |
| （一）海关邮政的初创 |
| （二）近代邮务空间的初构 |
| 三、大清邮政的正式创办与川省邮政版图的扩张 |
| （一）大清邮政的创办 |
| （二）邮政机构的空间复原与分析 |
| （三）邮路的复原与空间分析 |
| （四）邮区的演变 |
| 四、小结 |
| 第二章 民国早期四川邮政的改制与空间演变 |
| 一、辛亥革命与四川邮政 |
| （一）游离于政权变革之外的区域邮政 |
| （二）民国元年四川邮政的开办情形 |
| 二、民国二年“邮政新制”改革后的四川邮政变革 |
| （一）改制后的结构调整与职能业务演变 |
| （二）邮务机构的复原与空间分析 |
| （三）邮路复原与空间分析 |
| 三、小结 |
| 第三章 军阀内战时期的四川邮政 |
| 一、东川邮区与西川邮区的分立 |
| 二、业务开展情形 |
| （一）四川邮政业务流量的总量分析 |
| （二）东川邮区与西川邮区间业务量的演变 |
| 三、空间分析 |
| （一）邮务机构分析 |
| （二）邮路复原与分析 |
| 四、小结 |
| 第四章 抗战时期四川邮政的发展与空间演变 |
| 一、抗战时期四川邮政旁支体系的展拓 |
| （一）电信业务的纳入 |
| （二）邮政储蓄业务在四川的推广 |
| （三）军邮业务的发展 |
| （四）简易人寿保险业务 |
| 二、既有业务开展情形 |
| （一）函件寄递业务 |
| （二）包裹业务 |
| 三、战时四川邮政的局所复原与空间分析 |
| （一）开战之初四川邮政的局所复原与空间分析 |
| （二）抗战中后期的邮政局所复原与分析 |
| 四、战时四川省的邮路复原与分析 |
| （一）四川邮路的战时举措 |
| （二）省内邮路的复原 |
| （三）省内邮路的网络布局与分析 |
| 五、战时四川邮政的影响要素 |
| （一）中央机构的内迁与地方邮政制度层级的擢升 |
| （二）分散式的经济人口布局所带来的邮政布局演化 |
| （三）平民教育的博兴与邮政业务对象的拓展 |
| 六、小结 |
| 第五章 结论 |
| 一、渐次整合与发展的历程—四川邮政的发展分期与阶段特性分析 |
| （一）内涵界分 |
| （二）发展分期 |
| （三）逐次整合与发展的递进式轨迹 |
| 二、近代化转型过程中西方制度文明的渐次升级 |
| 三、轴线式的带状延展—核心地带形成过程中的内部完善与外围扩散—区间无差别的均衡扩充：四川邮政空间扩展模式的演化 |
| 四、空间塑造力的多样化与非对抗性 |
| 五、研究展望 |
| （一）在复原格局基础上的深化研究 |
| （二）引入计量史学的方法论 |
| （三）历史信息地理的研究设想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中国政府与国际社会在扶贫开发领域合作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依据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
| 1.2.1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外研究发展趋势 |
| 1.3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框架结构和创新之处 |
| 1.4.1 框架结构 |
| 1.4.2 创新之处 |
| 第2章 中国政府与国际社会在扶贫开发领域合作的理论基础 |
| 2.1 马克思恩格斯的反贫困理论 |
| 2.1.1 马克思恩格斯反贫困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 |
| 2.1.2 马克思恩格斯反贫困理论的主要内容 |
| 2.1.3 马克思恩格斯反贫困理论的当代价值 |
| 2.2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反贫困理论 |
| 2.2.1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反贫困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 |
| 2.2.2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反贫困理论的主要内容 |
| 2.2.3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反贫困理论的指导意义 |
| 2.3 国际组织的反贫困理论 |
| 2.3.1 国际组织反贫困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 |
| 2.3.2 国际组织反贫困理论的主要内容 |
| 2.3.3 国际组织反贫困理论的参考价值 |
| 第3章 中国政府与国际社会在扶贫开发领域合作的必然性 |
| 3.1 中国政府与国际社会在扶贫开发领域合作的必要性 |
| 3.1.1 中国农村贫困人口贫困状况 |
| 3.1.2 中国农村贫困地区贫困状况 |
| 3.2 中国政府与国际社会在扶贫开发领域合作的可行性 |
| 3.2.1 国际社会先进的反贫困理念 |
| 3.2.2 国际社会丰富的反贫困经验 |
| 3.2.3 国际社会科学的反贫困方法 |
| 第4章 中国政府与国际社会在扶贫开发领域合作的内容 |
| 4.1 中国政府同国际社会合作实施综合性扶贫开发项目 |
| 4.1.1 世界银行综合性扶贫开发项目 |
| 4.1.2 亚洲开发银行综合性扶贫开发项目 |
| 4.1.3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综合性扶贫开发项目 |
| 4.2 中国政府同国际社会合作实施技术援助扶贫开发项目 |
| 4.2.1 世界银行技术援助扶贫开发项目 |
| 4.2.2 亚洲开发银行技术援助扶贫开发项目 |
| 4.2.3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技术援助扶贫开发项目 |
| 4.3 中国政府同国际社会合作对扶贫开发中的重大问题开展研究 |
| 4.3.1 世界银行研究项目 |
| 4.3.2 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项目 |
| 4.3.3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研究项目 |
| 4.4 中国政府同国际社会合作加强扶贫开发机构能力建设 |
| 4.4.1 世界银行机构能力建设项目 |
| 4.4.2 亚洲开发银行机构能力建设项目 |
| 4.4.3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机构能力建设项目 |
| 4.5 中国政府同国际社会共建减贫交流合作平台 |
| 4.5.1 同世界银行共建减贫交流合作平台 |
| 4.5.2 同亚洲开发银行共建减贫交流合作平台 |
| 4.5.3 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共建减贫交流合作平台 |
| 4.6 中国政府同国际社会合作举办减贫援外培训班 |
| 4.7 中国政府及民间组织对发展中国家开展减贫项目援助 |
| 4.7.1 医疗卫生项目援助 |
| 4.7.2 科技扶贫项目援助 |
| 4.7.3 建立减贫示范基地 |
| 第5章 中国政府与国际社会在扶贫开发领域合作的影响 |
| 5.1 对中国扶贫开发效果的影响 |
| 5.1.1 改善了农村贫困人口的状况 |
| 5.1.2 推动了农村贫困地区的发展 |
| 5.2 对中国扶贫开发政策的影响 |
| 5.2.1 推动了开发式扶贫政策的实施 |
| 5.2.2 促进了综合扶贫政策的完善 |
| 5.3 对中国扶贫开发制度的影响 |
| 5.3.1 促进了扶贫开发项目管理制度的完善 |
| 5.3.2 推动了扶贫开发与农村低保相衔接制度的建立 |
| 5.4 对中国扶贫开发模式的影响 |
| 5.4.1 以社区为单位的多部门资源整合模式 |
| 5.4.2 以村级规划为平台农户广泛参与模式 |
| 5.4.3 以一次规划为基础分年实施操作模式 |
| 5.5 对中国扶贫开发机制的影响 |
| 5.5.1 促进了目标瞄准机制的完善 |
| 5.5.2 推动了贫困监测机制的建立 |
| 第6章 深化中国政府与国际社会在扶贫开发领域合作的对策 |
| 6.1 中国政府与国际社会在扶贫开发领域深化合作的机遇 |
| 6.1.1 中国同国际反贫困组织拥有共同的反贫困目标 |
| 6.1.2 中国同国际反贫困组织拥有良好的长期合作关系 |
| 6.2 中国政府与国际社会在扶贫开发领域深化合作的挑战 |
| 6.2.1 国际社会对中国反贫困的软贷款和技术援助减少 |
| 6.2.2 贫困地区缺乏按要求对外资进行足额配套的能力 |
| 6.2.3 贫困地区在利用外资扶贫的过程中面临多重矛盾 |
| 6.2.4 政府的服务能力限制了外资扶贫项目效益的实现 |
| 6.3 创新中国政府与国际社会在扶贫开发领域深化合作的路径 |
| 6.3.1 制定争取国际社会援助扶贫开发的长远规划 |
| 6.3.2 推动争取国际社会援助扶贫开发的制度创新 |
| 6.3.3 探索扶贫开发中外资及外资与内资混合使用新模式 |
| 6.3.4 更加重视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建设 |
| 6.3.5 提高政府向贫困农户提供参与市场竞争所需的服务能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10）中国对外关系展开中的地方参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问题的提出 |
| 第一节 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对外关系展开中的地方参与 |
| 第二节 定位中国对外关系展开中的地方参与 |
| 第三节 研究假设 |
| 第四节 论证设想 |
| 第五节 章节安排 |
| 第一章 中国地方参与对外关系研究回顾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辨析 |
| 第二节 资料来源与文献回顾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地方参与对外关系的一般解释 |
| 第一节 多层治理理论的解释 |
| 第二节 功能主义理论的解释 |
| 第三节 政治社会学的一般解释 |
| 第四节 地方参与对外关系的“有限参与”解释 |
| 小结 |
| 第三章 地方参与对外关系的中国传统与西方经验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对外关系中的地方角色 |
| 第二节 西方联邦制国家的地方与对外关系：以德国为例 |
| 第三节 中西地方参与对外关系比较 |
| 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对外关系展开中由内而外的地方参与 |
| 第一节 中国地方全球联系的发展与特征（2001-2011） |
| 第二节 沿海经济次区域的地方全球联系与责任 |
| 第三节 周边外交及边境省区与跨区域国际合作 |
| 第四节 地方参与对外关系国内资源整合的内容与方向 |
| 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对外关系展开中由外而内的地方参与 |
| 第一节 中国地方的国际组织能力 |
| 第二节 中国非中央政府驻德代表机构研究 |
| 第三节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沪项目调研 |
| 第四节 由外而内的国际合作中地方发展的新契机 |
| 小结 |
| 结论 把握对外关系“落地”的时代特征 |
| 图表及访谈手记目录 |
| 参考文献 |
| 德文类 |
| 英文类 |
| 中文类 |
| 后记 |
四、西部开发第一年——2000年四川电力备忘录（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网络问政发展中政府角色定位研究[D]. 王菲菲. 东北师范大学, 2020
- [2]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D]. 李杰. 内蒙古大学, 2020(01)
- [3]美国浪漫主义时期小说中心理哥特传统的研究[D]. 吕美嘉.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9)
- [4]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研究[D]. 蒋保伟. 武汉理工大学, 2018(07)
- [5]地区竞争、投资驱动与第三区域的政企统合治理[D]. 陈永杰. 浙江大学, 2017(08)
- [6]水电科技精英与新中国水电开发研究（1949-1976）[D]. 郑晓光. 福建师范大学, 2017(08)
- [7]SI公司战略问题研究[D]. 邓刚. 上海交通大学, 2017(08)
- [8]时空交织下的区域邮政版图再现 ——近代四川邮政空间复原研究（1891-1945年）[D]. 曾潍嘉. 西南大学, 2016(12)
- [9]中国政府与国际社会在扶贫开发领域合作问题研究[D]. 何玲. 吉林大学, 2015(05)
- [10]中国对外关系展开中的地方参与研究[D]. 张鹏.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