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图书情报事业和教育观感（论文文献综述）
马春霞[1]（2021）在《形塑国民：近代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研究（1905-1929）》文中提出近代中国的通俗教育是以通俗直观的方式向普通民众授以浅显易懂的常识,以增进民众国家观念、国民意识、科学常识以及革新社会习俗的社会教育活动。通俗教育肇始于清末,兴盛于民初,衰弱于20世纪20年代。它是近代中国政府及知识界在内忧外患环境下探讨教育救国之策的产物。与此同时,在建设近代国家的语境下,通俗教育致力于将过往被排除在教育体系外的底层民众形塑为国家的合格国民,描绘出近代中国大众教育肇始阶段的图景。近代江苏地区的有识之士在全国率先开展了历时较久、影响深远的通俗教育实践活动。近代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经历了兴起、发展与式微的历程。在这一变迁过程中,通俗教育在行政建制、实践运作等方面渐成体系。通俗教育的行政建制从无到有、从散乱到系统,为通俗教育在地方的顺利实施奠定行政管理的基础。通俗教育实践从清末的阅报、讲报、识字、宣讲等方式,逐渐拓展到民国时期形成覆盖讲演、展览、识字、谋生技能传授等切合民众实际需求的综合立体的教育网络。通俗教育实践主体也从清末地方人士的“单打独奏”到民国设立各类社会团体并建立专门的通俗教育场馆的拓展模式。尽管通俗教育缘于种种原因最终为民众教育所取代,然而其开展社会教育的思路与途径对后续民众教育发展不无启示与镜鉴作用。通俗教育团体的擘画与导航影响了民国时期江苏通俗教育的发展方向与内容。由着名通俗教育家伍达牵头创立的上海通俗教育研究会,通过广泛募集会员、召开会议、发行会刊等途径传播通俗教育理念,借助会刊向各地征集有关通俗教育发展基本问题的建议,引导各界深入探讨实施通俗教育的路径,普及通俗教育。尽管上海通俗教育研究会存续时间不长,然而其对于通俗教育的开创之功不容忽视。江苏省教育会将通俗教育提案上达于政府,并将通俗教育实践下播于民间,在民国十数年间引领了江苏通俗教育潮流。江苏省教育会下设的通俗教育研究会在连续六届常年大会议案多围绕通俗教育在地方的实际问题展开,使这些问题加以讨论,甚至获得解决,促进了通俗教育在基层社会的发展。通俗教育团体的理论探讨与实践活动推动了江苏地区的通俗教育深入有序的开展,也使形塑国民的理念进一步广泛传播。江苏通俗报刊在传播国家观念、卫生常识等方面以及在谋求自身发展的调适过程中参与了对国民的观念塑造。为了培养现代国民的观念,通俗报刊运用大量篇幅引导民众认识“欲爱身家,先爱国家”的道理,灌输从日常生活中做“爱国的实事”——“尽本分”。当然,为了吸引读者,维持报业生存,通俗报刊亦夹杂以轻松、休闲、娱乐的内容。宏大的国家主题在通俗、休闲的内容配置中,得以稀释,散落在各版块的编排中,既展现了通俗报刊塑造国民的隐衷,亦满足了民众的娱乐需求,巩固了报刊的读者。通俗报刊对卫生常识的传播,彰显了通俗报刊在向国民传播卫生观念过程中所作的努力及其影响。在通俗报刊的阐释下,民众与国家的距离被拉近,民众的个人健康等同于国家机体的健康,民众与国家被建构起唇齿相依的联系。江苏地区的学校式通俗教育藉由课本较为系统地启蒙民众。清末,江苏政府及民间人士通过设立简易识字学塾,开始了培养宪政国民的尝试。民初,以董景安为代表的知识界藉由“六百字编”通俗教育丛书、开办通俗教育学校,向“陇畔耕夫”、“市廛手民”普及国民常识。民间团体还创办了能让民众获得一技之长的通俗夜校,引导民众在提升谋生能力的基础上增长常识,增进政治觉悟,承担国民义务。江苏地区的学校式通俗教育的发展历程体现了政府及知识界对通俗教育认识的逐渐深入,凸显了国民常识普及的民众取向,更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对通俗教育提出的新要求。江苏地区的通俗教育馆是在采择日本经验基础上建立的中国式国民启蒙场馆。通俗教育馆通过选址文庙消弭了传统精英文化空间与大众文化空间的隔阂,体现了通俗教育的本旨。通俗教育馆的馆内常识演示及巡回讲演活动使民众在“耳闻馆之声”的过程中接受国民常识普及。通俗教育馆的展览引导民众在“目睹馆之物”的过程中获得常识。江苏地区在全国率先进行了创办通俗教育馆的尝试,在启蒙定位、设馆建制方面对其他地区多有影响,亦对其后民众教育馆的建立颇有启示。不过,经济、人事、观念方面的困境亦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通俗教育馆教化功能的发挥。近代江苏地区的通俗教育界人士,在形塑国民的时代主题下,结合地方情势开展了有针对性的通俗教育实践。它以民间力量为先导,在官方的政策支持下,秉持底层视角,借助大量的通俗教育媒介,着力于培养具有国家观念、国民意识及现代常识的国民。通俗教育将普及国家观念、国民意识、科学常识等作为国民塑造与知识启蒙的切入点,将下层民众纳入近代国家共同体中,赋予其政治属性,开启了普及国民教育的历程。在建构近代国家的大背景下,通俗教育体现出鲜明的工具性,在形塑国民的同时亦凸显了民众在国家中的重要性,加速了民众时代的来临。
梁礼泉[2]（2020）在《日据时代日本对台宣传所塑造的日本形象 ——以“皇民化”时期的《台湾日日新报》为例》文中认为媒体宣传是国家塑造形象,构建认同的重要方式。“皇民化”期间,殖民当局控制着台湾社会的思想领域,在台湾开展了绵密的宣传活动。本文以该时期的《台湾日日新报》为例,通过分析报纸中的宣传内容,勾勒日本对台宣传所塑造的日本形象,剖析这些形象背后暗藏的殖民意涵和权力关系,探讨这些形象对台湾人的族群认同乃至台湾历史走向所产生的影响。第一部分主要剖析1937年前后的台湾社会,以此追溯殖民者重塑日本形象的历史动因。1937年以前,日本的国家形象十分恶劣,对日本的殖民统治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同时,雾社事件的惨痛教训,使殖民者感受到了舆论施加给殖民者的压力。而“七七事变”后的舆论和民情表明,台人心向中国大陆,渴望打倒日本。以上三者,迫使殖民当局调整统治手段,重视文宣工作,重塑日本形象。第二部分梳理“皇民化”时期《台湾日日新报》中的报道内容,从中勾勒出日本对台宣传所塑造的日本形象。在报纸中,中日战争被定义为“迫不得已”的战争,日军被塑造成英勇无敌的军队,日本则被包装成“亲善友好”、先进优秀的国家,台湾的“祖国”和“恩人”以及东亚的“盟主”与“解放者”。这样的日本形象显然已被过度美化,与现实并不相符,其背后隐藏着日本的国家策略及殖民意图。第三部分分析《台湾日日新报》在台湾传播与被接受的情状,在此基础上探求上述日本形象的历史影响。日据末期以及光复初期台人的思想与行动表明,殖民者建构起来的日本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台湾人的对日看法,使台湾的反日斗争遭受挫折,让部分台人形成了“媚日弃华”的扭曲心理以及把日本当成“母国”的错乱认同,对台湾历史的发展与两岸交流融合产生极为负面的影响。
陈曦[3]（2019）在《政治文化视角下的《满洲报》副刊研究（1931-1937）》文中研究表明由日本人西片朝三在大连创办的《满洲报》,1922年7月24日创刊,1937年7月31日停刊,历时15年,一度成为当时东北地区极具影响力的中文报纸。《满洲报》前身是“满铁”机关报《满洲日日新闻》的汉文版。《满洲报》独立创刊后,以“民办”报纸的身份存在,却又和日本殖民机构“满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致力于完成文化殖民的使命。为落实“以文化的力量图两国民众的亲和”的“官方”要求,《满洲报》以副刊为最佳载体,成功吸引读者并将殖民意识潜移默化地输出。《满洲报》共创办副刊25个,数量和版面多,内容丰富,且极具影响力,既完成了殖民政治赋予的使命,又带动了报纸发行量迅速增加。《满洲报》的创办获得了极大成功。1937年,《满洲报》基本完成了日本在东北前期文化殖民的任务,在历史潮流中走向终结。《满洲报》的命运紧紧与日本殖民东北的步伐联系在一起,力图实现“中日亲善”的文化殖民目标,为伪满洲国的建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与同时代日本殖民机构的“官报”不同,《满洲报》以“民办”报刊特有的亲民风格,立足报业市场,广受认可。《满洲报》副刊的文字,保存了当时殖民社会的丰富形态,是还原日本在东北进行文化殖民的重要史料。近年来,学术界对伪满时期报纸研究越来越重视,但主要集中在对《盛京时报》的研究,《满洲报》研究长期处于被忽略的状态。目前,仅有的一些关于《满洲报》副刊的研究,也只限于文学方面。政治文化以媒介为载体传播时,恰恰可以被视为媒介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政治文化的视角,给我们从大众媒介中勾勒出一种基本的政治文化形体提供了可能。本文在政治文化视角下,将《满洲报》副刊作为研究对象,来揭开日本对东北殖民的“冰山一角”。1931年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殖民东北的一个重要节点,此后日本加速殖民,伪满洲国建立,形成了一段具有代表性的殖民历史时期。因此,本文将《满洲报》的研究时间起点定为1931年。论文对《满洲报》副刊进行了全景式的梳理,把每种副刊的办刊详情,进行细致的整理挖掘。整篇论文的章节按照《满洲报》副刊类别和具体副刊展开。文章将针对重点副刊,分析特色、解析内容,从政治文化角度总结其文化殖民的内在逻辑。通过对《满洲报》副刊的分析,可以清晰看到,日本在东北地区的文化殖民,围绕两条主线进行,一是话语表达“去中国化”,割裂既有的国家认同,进而达到让殖民地人民广泛认同“满洲国”的目的;二是利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王道思想”,以教化手段,将东北人民在思想意识上奴化,塑造成合格的“满洲国民”。从政治文化视角看,《满洲报》副刊上有着清晰的政治言论表达界限,政治议题围绕“中日满”三个“国家”的概念展开,在构建“满洲”是“国家”这样的判断上不遗余力,同时,将“满日”关系形成“亲善”、“友邦”这样清晰表达。从对“满洲国”的基本认知和情感出发,《满洲报》政治副刊、儿童副刊、妇女周刊、体育副刊,从各自不同读者群体出发,试图塑造殖民统治下不同类人群的共同政治人格,形成个人对“满洲国民”的身份认知和价值认同。在殖民的政治生态下,《满洲报》副刊总体上折射了特有的殖民政治文化,成功向民众输出权力主导的价值取向。其中,文艺副刊稍显特殊。文艺副刊通过文学叙事,全方位生动展示了伪满洲国的社会形态,其中夹杂诸多世俗的社会观念和价值,同时也透露出迷茫和消沉的社会情绪。文艺副刊中,有些文学作品已经出现与其他副刊思想主旨相背离的叙事,试图戳破充满希望的“王道”国家的政治幻象,由此生发出对殖民的不满与反抗情绪。可以说,《满洲报》副刊中唯有文艺副刊显示出疏离殖民政治的现象,甚至出现对殖民的抵抗力量。总之,《满洲报》作为伪满洲国时期的一份重要报纸,成为当时社会形态的缩影,让我们得以窥探殖民政治文化在伪满洲国蔓延深入的过程。
董晓霞[4]（2019）在《滇缅抗战与“边地中国”形象建构》文中认为从“现代文学”如何建构和想象“现代中国”这一思考维度出发,探讨在滇缅抗战的特定历史情境中,传统中国的边缘地带如何在“现代文学”中融入了“现代中国”的同一进程。在“现代中国”的国家感情中,对抗战建国有自豪、兴奋之一面的在滇缅抗战中比较明显。围绕旅行、考察者,云南边地作家以及远征将士、随军记者这三类观看和建构主体的相关书写,我们可以探讨滇缅抗战之中的“边地中国”是如何被“现代文学”叙述而同质化为“现代中国”的。第一章是以抗战时期的滇缅、滇越边地旅行记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如何体现了地理现代性和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在战时的融合。这些以纪实、致用为目标的游记不是流于印象的闲情逸致式的写作,不再是传统游记只记录山水风物的写法。在特定的地域空间,旅行、考察者以战时语境所促成的知识、话语来观看已处于国际战局前线的云南边地,把之前作为想象的“图像符号”式的边地构建成了自己实地体验后的真实世界。我们可以借此思考时人在抗战中是怎么来看边地山河的,具有空间流动性的铁路、公路旅行的风景叙事与民族国家认同的关系是怎样展开的;他们带着去发现丰富之处的认识装置看边地人事时,是如何把边地民族塑造成抗战中的同胞的,边境城市在他们的笔下又呈现出何种风貌;将滇缅、滇越边地纳入现代中国的同一性后,去思考边地在抗战中之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意义的同时,也会发现边地所存在的问题。旅行、考察者是从内地、中央进入边地,以“外边”人的视角主动认识云南这边。那原本生活在这些边缘地带的本土作者如何回应时代,书写和思考自己栖身其中的边地与现代民族国家关系的问题,就是第二章所要讨论的,这与第一章构成了观看、书写边地的内外视角。作为“文化持有者”,云南边地作家把抗战当作是提高边地重要性以及加强边地民族国家认同的重要因素,以充满强烈地方色彩的创作把战争对边地的影响“介绍”给人们。他们贴近实情,拨开边地民族被异化的模糊面纱,发掘滇缅边地的历史隐痛,思考边地与国家的关系。笔者选择集中书写滇缅抗战中不同地域的代表性作家,在凸显“地方性”的视野中来探讨边地作家的国家观念。第三章以远征将士和随军记者所建构的“烽火边地”形象,探讨现代民族国家与战争暴力的问题。从出征到前线战场,从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后的撤退到第二次反攻胜利后的凯旋,将士们和随军记者在往返征战中,把滇缅战场上的亲历见闻一一写下。这些诞生于战地,来自前线参战或是观战的作品,带有最真切的生命体验和对战争最为直观的表达。叙述者为战士,既在感同身受中来呈现抗战中的同袍、同胞所承担的共同命运,又有作为保家卫国的士兵的特殊使命感,所以在他们笔下呈现出了烽火硝烟中的边地真实且复杂的处境。出征的兴奋、撤退的忧患以及凯旋的自豪,都会给予滇缅边地不同的观看角度,我们也因此可以思考他们作为保卫者是如何看待战争以及怎样认识边地的。在“边地中国”形象的建构中,三类观看主体对滇缅公路、中印公路和野人山的书写是比较独特的。作为在抗战中诞生的现代交通,滇缅公路与中印公路不仅把云南边地与中国腹地联结成了亲密的整体,而且也成为了边地进入世界秩序的通道。围绕滇缅公路的相关书写,既在强调这条现代公路会使滇缅边地“向新世纪跃进”,也在赞颂着公路的凝聚力,因为它使原本地图上“孤立的地方”变得彼此熟悉起来。对中印公路的书写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一是1941年中印公路测勘队队员的记述,是“中央人”对沿线民族的主动认识;一是随军记者和驻印军的书写,为亲历者对现代化工程的颂赞。现代知识分子的实地考察和亲历士兵的生死体验,让野人山成为一个体现人们思考边地与国家,边陲与边界之关系的地方。第四章以此作为个案分析,以地图中延伸至印缅的两条国际公路线和一个与边界点,来思考与其相关的作品所体现出的国家共同感。旅行、考察者,云南边地作家以及远征将士、随军记者所认同的国家是一个兼有天下帝国历史和有限国家形态的现代中国。为了抗战时期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建构,他们把“想象”的对象变成了一个彼此密切关联的感知对象,以亲历亲闻后的创作建立起边地与内地之间共同历史回忆的认同基础和文化认同空间。让我们看到在早已形成的历史文化共同体这个不言而喻的“国家”基础上,滇缅抗战激发了云南边地融入“现代中国”的进程。
王俏蕊[5]（2018）在《国民政府时期中国“亚洲”话语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亚洲”是界于“国家”、“世界”之间的政治和文化范畴,它在近代中国作为一种区域性概念话语出现与近代中国国家转型和世界观念革新密切相关。因此研究者必须将“亚洲”与民族生存、国家独立、世界近代化和格局趋变相结合,才能明晰近代中国“亚洲”话语的内在理路。近代中国的“亚洲”话语不仅关系到近代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而且涉及到近代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区域关系,更是直接关系到当前中国与亚洲乃至世界的交往。所以对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目前学术界已经对“近代中国与日本亚洲主义”这一课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且有丰富成果。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近代中国的“亚洲”话语确实深受日本亚洲主义的影响,尤其是1870年代至日俄战争这一阶段。1870年代,中日两国遭受西方侵略的共同命运为日本亚洲主义进入中国提供了契机,中国民间士绅、维新知识分子、洋务官员对日本的亚洲主义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但是亚洲主义在中日两国政府事务中并未发生很大作用。甲午战争以后,日本亚洲主义借助中国师日的浪潮通过中日两国报刊媒体被中国广泛认知,维新派、革命派、地方官吏利用亚洲主义表达了对日本政府和人民的诉求。不过仅仅“近代中国与日本亚洲主义”仍然无法体现近代中国“亚洲”话语的全貌,因为近代中国“亚洲”话语的本源不是日本亚洲主义,而是鸦片战争后中国主动学习西方世界洲际地理知识体系和认知世界及亚洲政治局势,以及近代以前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交往和朝贡体系。而且日俄战争后中国与日本亚洲主义的分歧日渐凸显,直至1910年“日韩合邦”,中国对日本亚洲主义的理想最终破灭。北洋政府时期,在世界各国平等交往的原则下,日本已经不具备亚洲主义所提倡的面对西方国家的亚洲特殊性,而且一战后形成的欧美世界体系和苏联世界革命体系也对日本亚洲主义提出了挑战。孙中山的亚洲主义与李大钊的新亚细亚主义虽然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回应日本亚洲主义,但是二者已经在这种回应中结合本国立场和世界局势创造出不同于日本亚洲主义的中国“亚洲”话语。国民政府时期国人在前人基础上发展出更为丰富的“亚洲”话语内涵。理解这一时期的“亚洲”话语可以借助:一个中心——反侵略基础上的寻求安全的亚洲“和平”;两类主体——政府主体和社会主体;三个对象:欧美列强、日本、亚洲弱小民族;四种体系——英美主导的世界体系、苏联领导的世界革命体系、日本亚洲主义、亚洲地缘政治体系。十年建设时期,新生的国民政府致力于与世界各国重新发展主权独立、平等和平的国家关系,面对共产党依托的苏联世界革命体系和日本帝国主义化的亚洲主义,国民政府选择利用英美主导的世界体系获取对内“剿共”、对外面对苏、日两邻国的优势地位。印度和土耳其作为亚洲地缘关系中影响较大的国家为中国提供了日本之外的亚洲“他者”。政党、知识分子、报刊媒体作为非政府的社会主体,反对国民政府迎合日本不平等合作的要求,并随着法西斯势力的壮大呼吁建立亚洲太平洋区域对日的集体安全体制。全面抗战时期,世界势力分为法西斯阵营和反法西斯阵营,国共合作的中国政府与美英苏世界体系合作,联合日本“大东亚共荣圈”波及的亚洲太平洋国家共同抗日。中国政府在抗战中表现出了亚洲大国责任意识,不过仍然无法建立中国主导不受美英苏影响的亚洲区域组织。降日势力服务于日本侵略性的“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歪曲利用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因为日本政治、经济方面的亚洲主义已经失败,汪伪降日势力遂以“东亚文化复兴”的名目企图在沦陷区维持日本侵略统治。国共内战时期,日本亚洲主义对亚洲的行动影响已经结束,但思想诱因仍在。国共分别选择了美国世界体系和苏联世界体系。国民政府亲美反苏反共及张群“亚洲区域经济集团”的“亚洲”话语以国人普遍反对而失败。国人对共产党的亲苏政策舆论不一,但对“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号召获得舆论和党派的响应。1947年国民党媒体对中国共产党将在亚洲组织共产国际的预测流于传闻,说明中共在国共内战时期对民族问题的运用多于意识形态斗争。战后亚洲国家因为对美苏冷战控制亚洲的恐惧,基于战争合作情谊和亚洲地缘关系,试图通过泛亚洲会议这种亚洲国民交往形式培养出一种美苏之外的第三方力量。国民政府对此表现出审慎的参与,舆论普遍表示支持。不过当第二次泛亚洲会议触及到印尼具体国家民族问题时,国民政府并未如印度尼赫鲁那样积极,而是表示遵从联合国仲裁结果。战后国内舆论反对政府“亚洲”话语却对国民外交形式参与亚洲事务表示支持,体现了政府作为国家官方机构在亚洲事务上的局限性,而经济、文化、交通等非政治性的国民外交却既能实现联络亚洲的目的,也可以避免触及亚洲民族主义情感和对政治联盟再次引发战争的顾虑。对于中国的“亚洲”话语而言,“亚洲”的正当性来自于每一民族的生存、每一国家的独立、整个世界的近代化,单一的“亚洲”甚或“日本”并不具有天然合理性。1927年至1949年的国民政府所面对的世界局势是:承接一战后世界秩序,经二战后接续美苏冷战秩序。此时期在亚洲范围内日本亚洲主义已经走向帝国主义、侵略主义化,中国与日本之外的更多亚洲国家建立密切联系。日本的亚洲主义是反西方、孤立主义的,然而他本身却是帝国主义、亚洲内噬的。中国不能排除西方的压力,这是中国“亚洲”话语的悲剧,也是“亚洲”话语的生机。因为世界视野下中国的“亚洲”话语呈现出更为丰富的面向:英美国联世界体系之下的“亚洲”、苏联世界革命之下的“亚洲”、与日本亚洲主义博弈的“亚洲”、地缘关系中的“亚洲”。这些面向都要求建立在反侵略民族主权国家生存合法性的基础之上,避免了日本垄断“亚洲”话语权,进而控制亚洲国家的未来。
张光润[6]（2018）在《袁同礼研究（1895-1949）》文中提出袁同礼,字守和,祖籍直隶安肃,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生于北京南横街本宅,1965年病逝于美国华盛顿。在他出生之年,造就“同治中兴”的洋务运动,已在甲午海战中幻为泡影,一系列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变迁的大事件已是山雨欲来。中国近代图书馆运动“发轫”于三年后的戊戌维新。他在这场巨变中养成了新知和旧学,并以发展图书馆事业回应了那个时代,成就了自己在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中的先驱地位。1949年初旅美定居之前,他不仅领导全国最大的国立图书馆,并将它带向了世界,深度参与了近代社会的变迁。有关袁同礼的研究,近三十年来逐渐受图书馆界关注,相关专题论述层出不穷,至今仍是方兴未艾,但由于资料和视野所限,历史学界有关他在近代社会变迁上的讨论,尚不多觏。有鉴于此,本文在借镜图书馆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他学问和事业中的若干大事件作深入研究,着重强调其在近代变迁中的独特意义,并力图通过这些研究进一步拓展、丰富和深化袁同礼研究应有的内涵。全文除绪论、结语和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外,主体部分由四个专题研究组成,分别从家世、成学、学问和事业方面作系统论述。第一章论述袁同礼家世及成长的时代,分析袁家由农村迁居城市的近代意义,及袁同礼童年成学时的新旧知识比重。第二章研究袁同礼近代知识结构的形成,既详论北大预科的成学背景及成绩,也重视在清华学校的第一份图书馆职业,及游学欧美对近代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清华学校部分,也简单梳理了近代图书馆史的发展特征;游学美欧部分,则着重讨论他在近代群学意义上广泛参与各种学术组织,及以近代目录学为中心的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第三章学问篇以《永乐大典》的访求和研究为例,结合他在中华图书馆协会和北平图书馆的任职经历,系统研究他的15篇研究成果,详述其中的编目方法的近代转变,典籍观念的新旧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永乐大典》由流散史到阅读史的转变。第四章事业篇则以他去国之前精力所萃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为研究对象,从他宣示中外的三条立馆宗旨出发,分节论述他带领北平图书馆走向世界的近代化进程,以及这一进程所具有的近代意义。文末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是撰写本文的资料长编,也是对正文的有益补充,为研究袁同礼在近代巨变中的独特地位提供了相对翔实的背景。
张晶萍[7]（2017）在《民国外交学研究 ——以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为中心（1930-1949）》文中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门以研究战争与和平为主题的新型学科——国际关系学在英美国家诞生,英国威尔士大学首先筹建了国际关系学系并设置了国际关系教席,随后一批有影响力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陆续成立,国际关系研究专着相继问世,欧美诸多大学也纷纷效仿威尔士大学,开设国际关系课程。这标志着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开始从哲学、政治学、历史学、法学等社会科学中分离出来。随着1920年代国民外交的兴起,外交与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在国内涌现,一批外交及国际问题研究期刊也应运而生,外交研究方兴未艾。这一时期,西方国际关系学着作开始传入中国,本土学人翻译引介了大量最新西方国际关系学成果。西方国际关系学在中国的传播也激励着本土学人自发进行外交学术研究,进而产生了一批较有代表性的外交学着作,这批着作在分析框架、概念体系、研究方法等方面均做出了大胆的尝试和创新。在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国际关系与外交等相关科目的教学在中国本土也相继展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等诸多高校在政治学系内添设外交与国际关系课程,南开大学、暨南大学和中央政治学校还先后分别成立了“国际事务系”、“外交领事科”和“外交学系”,开设课程既有深厚的政治学烙印,又重点突出外交、国际法、国际关系、国际组织等内容,这一点与西方国际关系学科的课程设置颇为相似。从学科意义上讲,1930年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便将政治系外交组独立出来,单设外交学系,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该系才解散,政校也成为国内设立外交学系之滥觞。若以西方国际关系学的诞生条件为参照,可以说,发轫于1920年代的民国外交学已在1930年代正式落地生根。尽管开设外交学专门学系的高校屈指可数,但外交学系已开始从政治学系分离出来却是不争的事实。本文以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为主轴,首先,追溯政校外交学系创立与发展的基本历程;接着,还原政校外交学系在教师招聘、学生招生、课程设置、社团活动、人才培养等方面的真实图景;继而,分析政校外交学系学生在实习与就业方面形成的悖论,并探讨政校外交学系与国民政府外交部之间的互动关系;最后,梳理抗战时期本土外交学人特别是政校外交学人在外交学术研究方面所关注的核心议题及取得的主要成就,以期重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外交学生成与发展的基本史实。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得以创建,主要是基于南京国民政府对新式外交人才的需求、该校独特的政治学术资源以及巴黎政治学校外交系的成功范例这三大因素。该校教务主任罗家伦在外交学系的建立和初期发展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他的学院式教育理念维系着外交学系沿着学科化的路径不断发展。抗战爆发后,学院式教育理念受到速成式教育主张的挑战和冲击,外交学系一度遭受重大挫折。抗战的持续进行主宰着外交学系的命运沉浮,外交学系在停招两年后再度回到公众视野。抗战胜利后,中央政治学校改制国立,外交学系的发展一波三折,并因国共内战的结局而注定寿终正寝。教师招聘与学生招生方面,政校外交学系坚持“选聘教员首以学识为重,绝不讲情面;选拔学生应以成绩为准,决不凭保荐”的原则;课程设置方面,外交学系奉行以实用与专精为导向的课程设计原则,通过广泛借鉴欧美高等学府的外交课程设置情况,制定出兼顾学术探究与中国外交实际需求的课程,并根据中国内政外交客观情势的发展适时予以调整;教学开展方面,注重“实际的需要”,教学方法灵活多变,参照西式外交人才的培养标准,主动与国际接轨;社团活动方面,外交学系学生以外交研究会、英语演说辩论会等组织为载体,积极开展学术研讨、英语讲演、剪报、壁报等形式多样的课外活动,以作为正课的补充;国际交流方面,政校外交学系与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等域外学术机构的交流与互动十分频繁,尤其在战时该会对政校外交学系的学术支持更显得弥足珍贵。政校外交学系与社会互动方面,本文主要通过政校实习制度的施行与外交学系学生的就业情况来考察外交学系与外交部之间的互动关系。政校实习制度的设计遵循理论与实践相衔接的原则,学生在校所学的理论知识在实习环节得以检验和运用,学生实习期间的表现乃是考核学生成绩的重要标尺。学生们在外交部进行一至四个月不等的实习后,需撰写实习报告,这是决定学生能否顺利毕业的必经环节。以实习报告为媒介,外交学系学生就改进国民政府外交部及驻外使领馆工作提出许多有益的批评和建议,较为集中的关注于外交机构、外交行政和外交人事等方面。就业方面,大体上说,外交学系学生的就业情形与该系设立的初衷并不十分相符,除了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因外交领事事务的拓展而需扩大中国外交阵容,因而吸纳大量外交学系毕业生外,在此之前入职外交部的学生可谓凤毛麟角。由于受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派系纠葛等因素的影响,多数学生的就业去向与外交并无多大关联,遂造成严重的“用非所学”现象。外交学术研究方面,政校外交研究的开展多以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为平台,以期刊杂志为主阵地,在政校校内有研究部及其发行的《新政治》月刊和《政治季刊》,校外则有以政校外交学人为主体的外交问题研究会及其发行的《外交研究》。《外交研究》是抗战时期最为专业的外交研究期刊之一,本文主要分析《外交研究》中学理性和现实性相对集中的领域,如国际法与国际条约、外交理论、外交实务等议题。国际法与国际条约研究主要关切与我国抗战密切相关的国际法和国际条约问题,如国际法上的中日宣战问题、侵略问题、“不承认主义”等;民国外交学人深刻剖析了一战后流行的理想主义外交理论,对该理论的适用性提出质疑和批评,进而从国际关系史演进历程中提出现实主义外交学说,集体安全研究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民国外交学人最关心的莫过于战后世界和平重建问题,即如何规划国际机制以达到长期消弭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和秩序的目的;外交实务研究主要关注外交行政改革、机构调整、情报与宣传、人才培养等议题,在抗战救国大背景下,外交实务研究尤为迫切。总体而言,政校外交学系是中国现代外交学在民国时期产生、发展与变迁的一个特例、一个缩影。外交与政治关系殊为密切,民国外交学的开展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纷繁复杂的政治因素及云谲波诡的国际形势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民国外交学术留下了较深的时代烙印,外交学学科化进程也受到制约。
孙士庆[8]（2017）在《战后舆论与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研究（1945-1949）》文中研究表明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着光明还是黑暗、进步还是倒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抉择。面对中国向何处去,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作出了完全相反的选择。重庆谈判、军事调处和中间势力的斡旋未能改变各自的政治立场,最终导致战场上的兵戎相见。在国共政争的过程中,两党在军事战场的较量之外还进行着激烈的宣传战较量,并对战后政局产生了深远影响。舆论宣传是国共两党对外宣示本党理念、方针和政策,打击对手和争取民心的重要手段。善用舆论宣传能争取民心,增加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并在一定程度上配合和推动军事斗争的进程。否则,便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在战后国共舆论斗争中,中共主动调整宣传体制,始终坚持党对舆论宣传的领导,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根据不同阶段的战略目标制定相应的宣传内容和策略。中共正是通过灵活的宣传战术和对国民党舆论的反击,一方面赢得了民心,获得广大民众的一致支持,有力地配合了军事斗争的开展,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另一方面也分化了国民党的军心和民心,使其最终不敌中共的政治和军事攻势,输掉了战争和大陆政权。反观国民党,面对中共凌厉的宣传攻势,国民党党营新闻体系无法做出有力的反击。“以党治报”的新闻统制政策和国民党高层的过多干预,使舆论宣传呆板保守,严重影响到宣传的效果;对中共的诋毁和军事上的虚假宣传,使国民党丧失公信力;未能有效地动员和发动群众,又失去民众的支持。国民党就在政治、军事和舆论宣传都难以与中共抗衡的情况下,颓势无力挽回,最终丢掉大陆政权。而以“中立”自居,幻想走“中间道路”的中间势力,战后主张和平民主,反对内战。但随着国民党执意发动全面内战,在国统区实施恐怖统治,特别是变本加厉地对其实施政治迫害后,中间势力审时度势,最终集体转向共产党,成为历史的必然。当然,我们必须认识到,舆论宣传对战后国共政争的影响只是间接被动的,中共最后取代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主要还是“枪杆子”起的作用。同样,国民党的舆论宣传在其大陆败亡的过程中也并不起决定作用,军事上的失败才是最主要原因,舆论宣传的失利只是反映、并加速了这个败亡的进程而已。
张晓蒙[9]（2015）在《网络文学出版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网络文学出版作为数字出版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日益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产业带动作用,本研究试图借用出版学、文学、营销学、心理学等相关理论研究我国网络文学出版,以期为网络文学出版产业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并丰富数字出版产业的研究内容。在现实方面,为网络文学运营商的发展提供参考,促进网络文学出版产业的健康发展。本研究运用文献调查法、实证分析法、规范研究法、案例研究法、政策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展开论述。研究内容主要根据网络文学“创作——流通——消费”研究范式,分为绪论、概述、创作、经营、消费与结论六大部分。绪论部分主要交代研究的背景、研究的意义和研究的思路,并对本选题的相关研究进行系统的文献综述。梳理了关于网络文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和网络文学产业相关内容。概述部分,首先分别阐述网络文学与网络文学出版的概念与特点,然后梳理了网络文学出版的发展历程,最后从网络文学网站发展情况、网络文学写手整体情况、网络文学市场收入、网络文学用户规模四个维度综述我国网络文学发展整体情况。网络文学的出现打破了传统文学出版的基本流程,依托网络文学网站平台或社交媒介,作者直接接触读者,所以在网络文学创作的过程中,一般涉及到三个要素,即创作主体、创作环境、创作客体。论文从宏观与微观视角揭示了创作环境在网络文学创作中发挥的核心作用,分析了我国网络文学创作主体的创作行为及动机,对网络文学创作题材、创作语言进行了阐述,并得出网络文学创作特征体现为创作主题虚拟、创作门槛低、创作过程互动化、创作主体团队化,创作动机商业化的结论。经营是产业的中心工作,网络文学作为一个新兴的文化产业,探索合适的经营模式至关重要。并且,网络文学经营在“创作——经营——消费”的研究范式中,处于中心地位。经营部分从微观角度和宏观角度分别分析了网络文学出版组织的经营运作和市场结构。按照营销学中4P理论的逻辑,首先对网络文学经营的内涵、主体、业务进行了一般性分析,然后结合网络文学特性,研究了涉及网络文学经营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包括网络文学作品的产品组织形式、定价方法、分销渠道及促销推广策略。网络文学消费环节使得网络文学在经历创作、经营阶段之后,其商业价值和文化价值得以实现。消费部分本文主要从四个维度进行阐述：第一,从职业、性别、年龄分析网络文学的消费群体；第二,从文化、技术、社会三个角度分析影响网络文学消费的客体因素,得出网络文学消费心理表现为免费心理、娱乐心理、参与心理与微审美心理；第三,基于AIDMA、AISAS、SICAS模型分析网络文学消费者的行为模式；第四,网络文学的消费趋势主要有：消费终端多元化、内容格调“去庸俗化”和消费群体国际化。结论部分,运用传播学理论,展望网络文学出版未来的趋势：传播者角度,作者群体的草根化与精英化的两极分化；传播受众方面,读者群体的多元化、国际化；传播内容上,作品题材与作品形式的多样化明显；传播媒介方面,从PC互联网向移动互联网的迁移：传播效果娱乐化。
马泰祥[10]（2015）在《文化心理与文学选择：台湾“语言转换作家”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以日据时代用日语创作并获取巨大成功、而在台湾光复后才尝试转入中文来进行创作并最终形成了不同文学选择的台湾“语言转换作家”——杨逵、吕赫若、龙瑛宗以及张文环等为研究对象,从宏观上考察这一代台湾作家群体在不同时空语境下、在迥异文学语言生态系统中的群体性文化心理变迁轨迹,并以个案研究的方式分别探讨从日语到中文的“语言转换经验”对这几位作家光复后不同的文学选择所产生的影响,尝试分析从“日据时代”到“台湾光复”这一历史巨大变局中,语言转换作家对文学制度层面上展开的“语言转换进程”有怎样的心理观感,产生了怎样迥异的文化选择,支配他们形成文化选择的动态心理以及思想逻辑为何。正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与第二章是从宏观方面对“语言转换作家”在不同时代的文学语言生态系统中所产生的群体性文化心理进行梳理。要分析他们的群体性文化心理,首先就必须分析“语言转换”的全过程——即“日语”如何成为日据台湾文坛通用语,以及光复后“中文”复归文坛主流用语的历史衍变轨迹。日据时代“日语”成为文坛通用语的过程,恰与“语言转换作家”在日据时代的文学生涯轨迹相契合,导致这一代作家所受到“日语影响”远较其他代际的台湾作家深刻,这种“日语影响”的集中体现,便是这一批作家在日据时代以殖民地朝鲜日语作家张赫宙为目标的“张赫宙情结”的诞生。这种“情结”指的是台湾作家以提高日语文学创作水平为前进方向、以进军日本“中央文坛”为奋斗目标,显示出这—代作家内在整体性的、颇具趋同性的群体性文化心理。而随着战争结束、台湾光复,巨大的历史变局连带着使得台湾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文化空间也得以重塑。作家日据时代所形塑的群体性文化心理,并不会呈现一种凝固不变的状态,在历史变局的巨大外力作用下,它会由常态转为变量,并与其它的文学因素相互结合,致使这种群体文化心理发生分化,雕塑出极具个性的个体文化心理以及文学选择。语言转换作家在光复后的“浦岛太郎心态”,表明了这批作家自日据时代以“日语”为建设背景资源、受“日语影响”而确立文坛前进方向的群体文化心理——“张赫宙情结”开始自“稳态”到“分化”的嬗变动态。在朝向中文、进行“语言转换”这一新的文化模式作用下,这种嬗变中的文化心理与各个作家不同的个体经验相凝合,使得光复后的“语言转换作家”产生了不同语言形态的创作,以及多元的文学选择。论文的第三章、第四章以及第五章,是从微观视角出发的“个案研究”,是对这几位语言转换作家在光复后经历语言转换过程而形成的、三种不同的文学选择类型的总结,以及对生成这些颇具差异性的文学选择的文化心理观照。光复后的语言转换作家在经历了光复初期短暂的“中文习作”阶段之后,其文学选择发生了巨大的分化:作家不再以“日语创作”为文化建设的唯一通途,甚至尝试挣脱自己身上的“日语影响”而重塑以“中文”为核心的文学言语秩序。中文的“第二语言习得”,大大挑战了这批已近中年的语言转换作家的语言过渡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在文化心理上此过程的投影对其不同文化选择产生了支配作用——作家出于不同的“语言态度”以及“文学动因”,终于形成了颇为不同的三种语言形态、各具创作特色的文学选择:一种是以张文环为代表的“折返日语”进行创作,在他的创作中体现出了用“日语”重述历史的焦虑以及用“日语创作”促进台湾地区与日本之间文化交流的自我期许;其二是杨逵、吕赫若为代表的汉语“中介语”状态的文学创作,这种并不能算作圆熟的中文创作形态,植根于作家以左翼行动主义优先的语言文学观念,以及浅显、直白以“俯就”大众的语言大众化思路,在光复后作家的急就章式的汉语“中介语”创作,展示出作家积极参与文化话语权的争夺的雄心与魄力;第三种形式是以龙瑛宗为代表的沉寂多年另起炉灶、从头学习中文并在语言发育成熟的基础上再进行创作的“流利中文”文学道路。作家出于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强烈排斥再度使用日语来创作,与此同时龙瑛宗出于对于文学本身的自我要求,也无法接受粗粝的中文文学语言表现形式,甘愿潜心学习并合理利用日语文化资源提升中文表现能力,他的“流利中文”文学创作背后,展现出一个日据以来的台湾作家对殖民经验的省思、对文化身份的追索以及对民族认同的重塑。
二、美国图书情报事业和教育观感（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美国图书情报事业和教育观感（论文提纲范文）
（1）形塑国民：近代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研究（1905-192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概念界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近代江苏通俗教育的兴衰 |
| 第一节 清末江苏通俗教育的兴起 |
| 一、通俗教育纳入中央教育管理 |
| 二、通俗教育列入江苏教育设施范畴 |
| 三、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的肇始 |
| 第二节 民初通俗教育的建制与发展 |
| 一、中央通俗教育行政机构的创立 |
| 二、江苏通俗教育行政机构的建立 |
| 三、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的发展 |
| 第三节 20世纪20年代江苏通俗教育的衰落 |
| 一、江苏通俗教育的式微 |
| 二、江苏平民教育如火如荼 |
| 三、江苏民众教育统而代之 |
| 小结 |
| 第二章 近代江苏教育团体的通俗教育实践 |
| 第一节 展“鼓吹之力”的上海通俗教育研究会 |
| 一、伍达与上海通俗教育研究会 |
| 二、上海通俗教育研究会的擘画 |
| 三、上海通俗教育研究会的影响 |
| 第二节 上海通俗教育研究会的实践运作 |
| 一、研究会“征集意见” |
| 二、各方意见与认识分歧 |
| 三、研究会的“意见之回应” |
| 第三节 江苏省教育会的通俗教育实践 |
| 一、地方通俗教育事务中的角色 |
| 二、具体而微的通俗教育实践 |
| 三、教育会的终结及其影响 |
| 第四节 江苏省教育会附设通俗教育研究会 |
| 一、成立研究会的缘起 |
| 二、研究会的年会决议案 |
| 三、研究会的终结及影响 |
| 小结 |
| 第三章 近代江苏通俗报刊与国民的观念塑造 |
| 第一节 江苏通俗报刊、报人与读者 |
| 一、清末江苏地区通俗报刊的兴办 |
| 二、民国江苏地区通俗报刊的分化 |
| 三、近代江苏地区通俗报人及其使命 |
| 四、读者预期及现实分歧 |
| 第二节 江苏通俗报刊与国家观念的培植 |
| 一、“欲爱身家,先爱国家” |
| 二、“爱国的实事”在“尽本分” |
| 三、国家观念与民众阅读习惯 |
| 第三节 “蝇能传疫”:江苏通俗报刊对卫生观念的普及 |
| 一、“蝇头小事”: 清末民众对于苍蝇的认知 |
| 二、“国民公敌”: 民国时期“蝇能传疫”观念的流传 |
| 三、通俗报刊向苍蝇“宣战” |
| 四、对普及“蝇能传疫”观念的评价 |
| 小结 |
| 第四章 近代江苏学校式通俗教育与国民常识的启蒙 |
| 第一节 清末江苏简易识字学塾与国民常识启蒙 |
| 一、简易识字学塾的创办背景 |
| 二、简易识字学塾的开办及运作 |
| 三、简易识字课本的国民常识书写 |
| 四、简易识字学塾国民常识启蒙成效 |
| 第二节 民初通俗教育学校与国民常识传播 |
| 一、董景安与通俗教育学校的创办 |
| 二、普及国民常识的“奇书” |
| 三、通俗教育学校的发展及其成效 |
| 第三节 江苏通俗夜校与国民常识传授 |
| 一、江苏通俗夜校的创办 |
| 二、江苏通俗夜校的实践 |
| 三、江苏通俗夜校的成效 |
| 小结 |
| 第五章 近代江苏通俗教育馆与国民常识的普及 |
| 第一节 江苏通俗教育馆的创建与推广 |
| 一、江苏通俗教育馆的筹备及其定位 |
| 二、江苏各级通俗教育馆的成立 |
| 三、昙花一现的通俗教育馆联合会 |
| 第二节 通俗教育馆的讲演与国民常识普及 |
| 一、普及常识的讲演人才筹备 |
| 二、通俗教育馆的馆内常识演示 |
| 三、巡回讲演中的常识普及活动 |
| 四、讲演中的国民常识选取标准 |
| 第三节 通俗教育馆的展览与国民常识普及 |
| 一、展览设置的缘起 |
| 二、展览普及国民常识 |
| 三、展览的娱乐性 |
| 第四节 通俗教育馆的社会影响及其困境 |
| 一、通俗教育馆的社会影响 |
| 二、通俗教育馆面临的困境 |
| 小结 |
| 第六章 近代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的总体评价 |
| 第一节 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的特征 |
| 一、开全国通俗教育风气之先 |
| 二、聚焦底层民众的启蒙之旅 |
| 三、依凭媒介的广泛传播路径 |
| 四、通俗教育实践推进的渐进性 |
| 第二节 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的影响 |
| 一、建构民众的国家观念 |
| 二、启蒙民众的国民意识 |
| 三、普及民众的科学常识 |
| 第三节 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的局限及原因 |
| 一、通俗教育实践的局限性 |
| 二、影响通俗教育实践成效的因素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2）日据时代日本对台宣传所塑造的日本形象 ——以“皇民化”时期的《台湾日日新报》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 研究背景与问题 |
| （二） 相关文献综述 |
| 1. 对日据时期日本对台宣传的媒体的研究 |
| 2. 对日据时期日本对台宣传的内容的研究 |
| 3. 对台湾的日本形象的研究 |
| 一、 形象重塑的背景与缘由 |
| （一） 1937年以前台人的日本像 |
| 1. 野蛮残暴、以下犯上的倭贼 |
| 2. 欺压台民的独裁者 |
| 3. 贪得无厌的剥削者 |
| 4. 祖国大陆的侵犯者 |
| （二） “雾社事件”后的政策调整 |
| （三） “七七事变”后的台湾社会 |
| （四） 《台湾日日新报》与日本形象的重塑 |
| 二、 对台宣传及其塑造的日本形象 |
| （一） 迫不得已的战争 |
| （二） 英勇无敌的皇军 |
| （三） 亲善的“友邦” |
| （四） 台湾的“祖国” |
| （五） 台湾的“恩人” |
| （六） 优秀先进的日本国 |
| （七） “东洋的盟主”与“东洋的解放者” |
| 三、 日本形象的传播与影响 |
| （一） 宣传内容的传播与被接受 |
| （二） 日本形象的毒害 |
| 1. 台湾反日斗争的挫折 |
| 2. 部分台民的心理扭曲 |
| 3. 国家认同的异化与错乱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3）政治文化视角下的《满洲报》副刊研究（1931-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史料搜集 |
| 第二节 基本概念 |
| 一、报纸副刊 |
| 二、政治文化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政治文化视角下的报刊研究 |
| 二、伪满时期的报纸副刊研究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 |
| 一、主要方法 |
| 二、框架安排 |
| 第一章 殖民统治下的《满洲报》 |
| 第一节 《满洲报》十五载兴衰 |
| 一、殖民统治下孕育而生 |
| 二、成长为“满洲第一” |
| 第二节 《满洲报》的殖民“底色” |
| 一、西片朝三:为政治利益办报 |
| 二、于殖民政治“功绩尤属匪浅” |
| 第三节 《满洲报》副刊的政治属性 |
| 一、25个副刊的更迭发展 |
| 二、殖民政治的呈现形态 |
| 第二章 政治副刊:建构殖民的政治认同 |
| 第一节 《内外论潮》:中国与“满洲”的割裂 |
| 一、四种重要的文章来源 |
| 二、中国与“满洲”的对立形象 |
| 第二节 《政海津梁》:“满日”的提携与亲善 |
| 一、“中日满”之间的关系 |
| 二、日本视角下的国际形势 |
| 第三节 《王道周刊》:以“道德教化”美化殖民 |
| 一、为谁的“王道”立言 |
| 二、阐释传播“王道主义” |
| 第四节 结语:殖民话语下的政治幻象 |
| 第三章 儿童副刊:从“王道”到“皇道”的灌输 |
| 第一节 “王道”浸染下的《小友乐园》 |
| 一、纯粹的“儿童化”内容 |
| 二、“王道”全方位的渗透 |
| 三、赋予儿童“王道”品格 |
| 第二节 “皇道”教育在《新小友》兴起 |
| 一、以“科学”名义引导劳动 |
| 二、童话:营造“希望”之国 |
| 三、漫画:描绘“教化”故事 |
| 第三节 结语:塑造爱国的“第二国民” |
| 第四章 妇女周刊:“王道政治”下的“新女性” |
| 第一节 宣讲“王道”的“妇女观”(1933-1935) |
| 一、倡导“新女性”追求“解放” |
| 二、借“旧思想”塑造“贤妻良母” |
| 三、养成社会需要的“新女性” |
| 第二节 做战时服务的“后援团”(1936-1937) |
| 一、渐进式“鼓励”女性生育 |
| 二、“御夫术”背后的思想枷锁 |
| 三、当好孩子的家庭“教职员” |
| 第三节 结语:培养殖民政治的“女仆” |
| 第五章 体育副刊:借体育礼义施“王化之行” |
| 第一节 报道内容与话语特色 |
| 一、在殖民统治之下创刊 |
| 二、竞技体育为主要内容 |
| 三、“军事化”的表达特色 |
| 第二节 体育报道的政治诉求 |
| 一、谋求独立的国际地位 |
| 二、对中日态度上的反差 |
| 三、灌输“军国主义”思想 |
| 第三节 结语:殖民与体育“共谋” |
| 第六章 文艺副刊:殖民政治重压下残喘 |
| 第一节 《星期副刊》:初露批判殖民的端倪 |
| 一、开启东北新文学的先河(1931-1933) |
| 二、批判和描写现实社会 |
| 第二节 副刊更迭期:挣扎着传达呐喊声 |
| 一、选择“抗争”的文学出路 |
| 二、背离“王道乐土”的叙事 |
| 第三节 《消闲世界》:殖民时代的社会图景 |
| 一、连载小说的刊载情况 |
| 二、小说叙事里的现实百态 |
| 第四节 结语:殖民政治的文学叙事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一、《内外论潮》国际事件报道目录 |
| 二、《满洲报》政治副刊时评文章目录 |
| 三、《王道周刊》头条文章统计 |
| 四、体育副刊竞技常识文章目录 |
| 五、《医识》副刊头条文章目录 |
| 六、《星期副刊》传播现代思想一览 |
| 七、《晓野》和《北国文艺》中的社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4）滇缅抗战与“边地中国”形象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现状述评 |
| (一)滇缅抗战文学研究现状 |
| (二)“边地文学”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目标和论题思路 |
| 第一章 走入边地——战时滇缅、滇越边地旅行记 |
| 第一节 战时的边地河山 |
| 一、滇越道上 |
| (一)殖民符号的“消隐” |
| (二)抗战流亡中的“车窗山水” |
| (三)“祖国形势的天险” |
| 二、滇缅路纪行 |
| (一)从“神秘区域”到“有关整个国家生死存亡的地域” |
| (二)“看出云南高原的伟大” |
| (三)风景之“似” |
| 第二节 发现边地丰富之处 |
| 一、从“边夷”到抗战中的同胞 |
| (一)“古风”犹存 |
| (二)“孔明传说”与边地民族认同 |
| (三)“野蛮的可爱” |
| 二、边城风貌 |
| (一)芒市:从“蛮烟瘴雨”到静穆祥和 |
| (二)保山:滇西重镇的“中原”气息 |
| (三)车里:“揭开了神秘之幕” |
| 第三节 战时边地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介绍边地——云南边地作家的地方经验与国家观念 |
| 第一节 彭桂萼:澜沧江畔“保卫南方”的史诗 |
| 一、主动汇入“抗战总流”的家乡边地 |
| 二、自觉担起“号兵”的启蒙责任 |
| 三、呈现边地由“牧歌”转向“战歌”的进程 |
| 第二节 白平阶:跨过横断山脉见到古树繁花 |
| 一、国家话语的传达 |
| 二、边民主体身份的觉醒 |
| 第三节 马子华:陷入战火的滇南边地 |
| 一、边民的国家认同危机 |
| 二、抗战中的觉醒 |
| 三、“夷方地”在战火中的苦难 |
| 四、“漂亮的说词”背后的事实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保卫边地——诞生于滇缅抗战前线的作品 |
| 第一节 “扬威异域” |
| 一、远征壮志——出征时的畅想 |
| (一)强调远征之正义 |
| (二)“寄征友”诗作中的豪迈想象 |
| (三)士兵出征感怀 |
| 二、远征人语——反攻时期的豪情 |
| (一)抒写反攻复仇的信念 |
| (二)记录战地亲历的血与火 |
| 第二节 保卫的边地 |
| 一、“地图上的一条红线” |
| (一)出征时对边地风光的赞美 |
| (二)战地中描摹所要守卫的国土 |
| (三)败退后踏入国境的感怀 |
| (四)反攻胜利归国所见 |
| 二、飞机上看边地河山 |
| 三、远征士兵笔下的边地同胞 |
| (一)战火中边民的处境 |
| (二)“一致抗日”的边地民族 |
| 第三节 战争与边地国土之关系 |
| 一、“处在同一命运里” |
| 二、牺牲的意义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线”与“点”联结起的国家共同感 |
| 第一节 滇缅公路——歌颂路的现代化与凝聚力 |
| 一、“向新世纪跃进” |
| (一)“与世隔绝”的边民修筑着“现代交通” |
| (二)路带来的“现代文明” |
| 二、路的凝聚力 |
| (一)参与筑路的边地民族 |
| (二)筑路民工的奉献精神 |
| (三)滇缅路上的华侨机工 |
| 第二节 中印公路——现代化的胜利之路 |
| 一、勘路记——“中央人”对沿线民族的主动认识 |
| 二、通车记——亲历士兵对现代化工程的颂赞 |
| (一)“机械的能” |
| (二)战士的血 |
| 第三节 “野人山”书写与民族国家观念表达 |
| 一、对空白区域的认识 |
| (一)从“未定界”到“国土” |
| (二)从“野人”到“边胞” |
| 二、“野人山的新主人” |
| (一)战火的“标识” |
| (二)征服野人山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5）国民政府时期中国“亚洲”话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说明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 通论性质的研究趋势 |
| (二) “孙中山亚洲观”的研究状况 |
| (三) 学界对“近代其他人物亚洲观”的研究状况 |
| 三、研究方法、思路、内容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内容 |
| 四、创新点与不足 |
| (一) 创新点 |
| (二) 不足 |
| 第一章 国民政府之前中国的“亚洲”话语 |
| 一、近代中国“亚洲”话语的初步形成 |
| (一) 地理“亚洲”的“发现” |
| (二) “亚洲”成为政治空间 |
| 二、1870年代至1910年:日本亚洲主义与中国 |
| (一) 甲午战前:中日命运异同与民间、政府两层面的“兴亚”矛盾 |
| (二) 戊戌至日俄战争期间:亚洲主义热潮与中国对日诉求 |
| (三) 日俄战争至“日韩合邦”:中国对日本亚洲主义的理想陨落 |
| 三、北洋政府时期:四种体系视域下的“亚洲” |
| (一) 日本的“亚洲特殊性”与“特殊权益” |
| (二) 一战爆发后英美式国际主义与苏俄式世界主义下的“亚洲” |
| (三) 亚洲多元民族国家话语:亚洲民族国际 |
| 第二章 十年建设时期中国的“亚洲”话语 |
| 一、国民政府“世界之亚洲”与日本“日本之亚洲”的博弈 |
| (一) “九一八”之前国民政府对日本大亚洲主义的迎合与利用 |
| (二) “九一八”之后英美世界参与的东亚和平之策 |
| (三) 国联技术合作前情下的中日“经济提携” |
| 二、中国与亚洲被压迫民族国家的联合与复兴 |
| (一) 亚洲弱小民族的“新亚细亚” |
| (二) 中印文化联合基础上的亚洲民族国际——以亚洲文化协会为个案 |
| (三) 亚洲“病友”土耳其:中国民族复兴的“他者”比照 |
| 三、共产党东方战线及太平洋集体安全 |
| (一) 共产党的东方战线与亚洲、太平洋 |
| (二) 国人对“太平洋集体安全”的热议 |
| 第三章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的“亚洲”话语 |
| 一、安全与秩序:中国抗战政府的“亚洲”民族话语 |
| (一) 世界反法西斯同盟视野下的中日与亚洲 |
| (二) 战时中国的亚洲责任与亚洲太平洋区域组织 |
| 二、汪伪势力对孙氏大亚洲主义的歪曲及“东亚文艺复兴运动” |
| (一) 日伪勾结的“和平运动”与大亚洲主义 |
| (二) 政治、经济之外的另一“名目”:“东亚文艺复兴运动” |
| 第四章 国共内战时期中国的“亚洲”话语 |
| 一、反苏反共?反美反帝?——美苏对峙影响下国共亚洲路向选择 |
| (一) 国共内战与远东和平 |
| (二) 亚洲民族解放运动与亚洲反共同盟 |
| (三) 战后对日清算与国民党“亚洲经济集团” |
| 二、国民外交与亚洲政治:战后中国对第一次泛亚洲会议的参与 |
| (一) 第一次泛亚洲会议缘起与国民政府对泛亚洲会议的态度 |
| (二) 中国对第一次泛亚洲会议的参与过程 |
| (三) 国内舆论对泛亚洲会议的评论 |
| 三、区域导向抑或联合国:第二次泛亚洲会议及国人态度 |
| (一) 中国亚洲关系协会成立 |
| (二) 第二次泛亚洲会议过程 |
| (三) 国内舆论对第二次泛亚洲会议的态度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 |
| 致谢 |
（6）袁同礼研究（1895-1949）（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对象 |
| 二 研究综述 |
| 三 主要史料和章节安排 |
| 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1895-1913) |
| 第一节 家世考 |
| 一 曾祖移居京师 |
| 二 祖父定居京师 |
| 第二节 童年 |
| 第二章 成学之路(1913-1924) |
| 第一节 北大预科 |
| 一 入学前的北大预科 |
| 二 入学后的预科调整 |
| 三 预科成学 |
| 第二节 以图书馆为志业(1916-1924) |
| 一 水木清华四寒暑 |
| 二 游学美欧 |
| 第一节 缘起 |
| 一 《永乐大典》的编纂和流传 |
| 二 全祖望和缪荃孙的研究 |
| 第二节 袁同礼的调查与研究 |
| 二 系列调查研究及影响 |
| 第四章 主持国立北平图书馆(1929-1948) |
| 第一节 作中国文化之宝库 |
| 一 访购中西书籍 |
| 二 使受学之士观摩有所 |
| 第二节 通中外图书之邮 |
| 一 出版品交换 |
| 二 善本寄美保存 |
| 第三节 树长治久安之基 |
| 结语 |
| 附录一 ：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7）民国外交学研究 ——以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为中心（1930-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关键概念界定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四、主要研究内容、方法、资料 |
| 五、创新点与难点 第一章 中国近代外交学学科的建制化 |
| 第一节 外交专门化:中国近代外交分科思想的萌发 |
| 第二节 传播与移植:西方国际关系学与近代中国 |
| 一、西方国际关系学的建立与早期理论嬗变 |
| 二、西方国际关系学在中国的传播与移植 |
| 第三节 学科初创:外交学在中国现代学院中的兴起 第二章 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的创立与沿革 |
| 第一节 以英法为榜样: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的创立 |
| 一、从中央党务学校到中央政治学校 |
| 二、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的创立 |
| 第二节 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功能定位与学制改革 |
| 一、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功能定位 |
| 二、“芷江风潮”与学制改革 |
| 三、改制国立与“拒蒋风潮” 第三章 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教学活动的开展 |
| 第一节 教师选聘与学生招收 |
| 一、教师选聘:“以学识为重” |
| 二、学生招收:“以成绩为准” |
| 第二节 课程设置与教学开展 |
| 一、课程设置:“倡导实用与专精” |
| 二、教学开展:注重“实际的需要” |
| 第三节 社团活动:“补正课之不足” |
| 一、外交研究会 |
| 二、外语演说辩论会 第四章 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与国民政府外交部之互动 |
| 第一节 理论与实践:就业指导与实习 |
| 一、就业指导训练 |
| 二、外交部实习 |
| 第二节 批判与建议:实习报告之审视 |
| 一、实习报告:内容与形式 |
| 二、批评与建议:外交工作之改进 |
| 第三节 准入与排拒:就业去向之考察 |
| 一、用非所学:外交部排拒外交学系毕业生 |
| 二、“入部难”动因之分析 第五章 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学术研究的开展 |
| 第一节 政校研究部与外交问题研究会 |
| 一、政校研究部与外交研究 |
| 二、外交问题研究会与外交研究 |
| 第二节 《外交研究》主要研究议题与成就 |
| 一、国际法与国际条约研究 |
| 二、外交学说与理论研究 |
| 三、外交实务研究 结语 学科化进程中的民国外交学 参考文献 附录 后记 |
（8）战后舆论与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研究（1945-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绪论 一、选题缘起 二、研究回顾 三、史料概述 四、研究意义 五、研究架构 六、研究方法 第一章 |
| 战后中国的政治与舆论环境 一、抗战胜利与国共受降之争 二、新闻接收与传媒复员 三、中共与民营传媒的发展 四、拒检运动与政治松动 五、民众心理与舆论导向 第二章 |
| 国共“和谈”期间的舆论 一、“重庆谈判”与国共宣传战 二、“政协会议”召开问题上的国共宣传 三、国共关于“内战责任”问题的论争 四、中间势力的活跃与反战呼吁 第三章 |
| 全面内战爆发前后的舆论 一、全面内战爆发前的反战呼声 二、李闻惨案与各方舆论 三、内战中学潮与社会舆论 四、中间势力的反战宣传 第四章 |
| 内战转折时期的舆论 一、“戡乱动员”与舆论反响 二、特刑庭与舆论钳制 三、中间势力的舆论转向 第五章 |
| 国共舆论宣传的特点与成效 一、国共宣传决策与管理 二、国共宣传的特点与成效 结语 一、国民党宣传失利对政权转变的影响 二、中共成功的宣传对革命胜利的影响 三、从舆论宣传角度观察国民党大陆失败的必然性 参考文献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作的项目 致谢 |
（9）网络文学出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创新点 摘要 ABSTRACT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产业背景 |
| 1.1.2 政策背景 |
| 1.1.3 技术背景 |
| 1.1.4 学科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思路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综述 |
| 1.4.1 关于网络文学的基本理论问题 |
| 1.4.2 关于网络文学产业问题 |
| 1.5 重点与难点 2 网络文学出版概述 |
| 2.1 网络文学及其出版 |
| 2.1.1 网络文学概念与特征 |
| 2.1.2 网络文学出版概念与特点 |
| 2.2 网络文学出版发展历程 |
| 2.2.1 萌芽时期 |
| 2.2.2 免费文学网站时期 |
| 2.2.3 商业化运作时期 |
| 2.3 网络文学出版发展整体情况 |
| 2.3.1 网络文学网站发展情况 |
| 2.3.2 网络文学写手整体情况 |
| 2.3.3 网络文学市场收入 |
| 2.3.4 网络文学用户规模 3 网络文学创作 |
| 3.1 创作环境 |
| 3.1.1 微观创作环境 |
| 3.1.2 宏观创作环境 |
| 3.2 创作主体 |
| 3.2.1 网络文学作家 |
| 3.2.2 网络写手 |
| 3.2.3 业余爱好者 |
| 3.3 创作题材 |
| 3.3.1 网络文学作品题材确定的原则 |
| 3.3.2 网络文学作品题材分类的现状 |
| 3.3.3 当前网络文学作品题材存在的问题 |
| 3.4 创作语言 |
| 3.4.1 网络文学语言类型与特点 |
| 3.4.2 网络文学语言批评 |
| 3.5 创作特征 |
| 3.5.1 创作主题虚拟 |
| 3.5.2 创作门槛低 |
| 3.5.3 创作过程互动化 |
| 3.5.4 创作主体团队化 |
| 3.5.5 创作动机商业化 4 网络文学经营 |
| 4.1 网络文学经营概述 |
| 4.1.1 网络文学经营的内涵 |
| 4.1.2 网络文学经营主体 |
| 4.1.3 网络文学经营业务 |
| 4.2 产品与服务 |
| 4.2.1 组织作品 |
| 4.2.2 作品的编辑审核 |
| 4.2.3 衍生版权营销 |
| 4.2.4 广告服务 |
| 4.3 阅读服务定价 |
| 4.3.1 按阅读字数定价 |
| 4.3.2 按用户类型定价 |
| 4.3.3 按写手或作品地位定价 |
| 4.3.4 按阅读时间定价 |
| 4.4 分销渠道与促销 |
| 4.4.1 网络文学网站直销 |
| 4.4.2 电信代理商分销 |
| 4.4.3 其它第三方分销 |
| 4.4.4 APP分销 |
| 4.4.5 促销推广 5 网络文学消费 |
| 5.1 网络文学消费群体 |
| 5.1.1 年龄因素 |
| 5.1.2 性别因素 |
| 5.1.3 职业因素 |
| 5.2 网络文学消费心理 |
| 5.2.1 影响网络文学消费心理的客观因素 |
| 5.2.2 网络文学消费心理表现 |
| 5.3 网络文学消费行为 |
| 5.3.1 基于AIDMA模型的网络文学消费行为 |
| 5.3.2 基于AISAS模型的网络文学消费行为 |
| 5.3.3 基于SICAS模型的网络文学消费行为 |
| 5.4 网络文学消费趋势 |
| 5.4.1 消费终端多元化 |
| 5.4.2 内容格调“去庸俗化” |
| 5.4.3 消费群体国际化 6 结论与展望 |
| 6.1 网络文学写手两极化 |
| 6.1.1 草根化倾向 |
| 6.1.2 精英化趋势 |
| 6.2 网络文学受众多样化 |
| 6.3 网络文学内容多元化 |
| 6.3.1 作品题材 |
| 6.3.2 作品形式 |
| 6.4 网络文学传播媒介移动化 |
| 6.5 网络文学传播效果娱乐化 中外文参考文献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后记 |
（10）文化心理与文学选择：台湾“语言转换作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概念述析 |
| 第二节 研究框架 |
| 第三节 章节设置 |
| 第一章 “张赫宙情结”:语言转换作家群体日据时代的趋同文化心态 |
| 第一节 日据台湾文坛中“日语通用语”的形成及影响 |
| 第二节 “张赫宙情结”:语言转换作家的前进方向和创作窘境 |
| 第三节 “日语影响”的作用机制:作为群体性文化心理的“张赫宙情结” |
| 第二章 “浦岛太郎心态”:语言转换作家群体光复以后的多元文化选择 |
| 第一节 光复以来台湾文化场域“中文”语言秩序的复归 |
| 第二节 “浦岛太郎心态”:语言转换作家的心理体验与情感变迁 |
| 第三节 “日语影响”下的中文转换:作为群体性文化心理的“浦岛太郎心态” |
| 第三章 张文环:折返日文创作背后语言转换的“身心障碍” |
| 第一节 遭际迍邅:从“文坛领袖”到“职场新人” |
| 第二节 语言选择:从“中文”折返“日语” |
| 第三节 文学动机:焦虑感与优越感的并置 |
| 第四章 杨逵、吕赫若:左翼诉求下的中文创作“中介语状态” |
| 第一节 文化影响下“中介语状态”的表现形态 |
| 第二节 心理现实中“中介语状态”的生成机制 |
| 第三节 力不从心:“中介语状态”的持续与晚年文风的转变 |
| 第五章 龙瑛宗:迈向“流利中文”之路的趋向与动力 |
| 第一节 弃日语而用中文:“杜南远”系列创作的跨语赓续 |
| 第二节 语言挑战与自我实现:通向“流利中文”创作之路 |
| 第三节 中国鬼与日本鬼:“流利中文”创作背后的文化认同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台湾“语言转换作家”文学活动略表 |
| 附录二 台湾“语言转换作家”光复后中文创作及译作目录 |
| 附录三 《张文环全集》佚文《台湾的创作问题》 |
四、美国图书情报事业和教育观感（论文参考文献）
- [1]形塑国民：近代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研究（1905-1929）[D]. 马春霞. 扬州大学, 2021(02)
- [2]日据时代日本对台宣传所塑造的日本形象 ——以“皇民化”时期的《台湾日日新报》为例[D]. 梁礼泉.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3]政治文化视角下的《满洲报》副刊研究（1931-1937）[D]. 陈曦. 吉林大学, 2019(02)
- [4]滇缅抗战与“边地中国”形象建构[D]. 董晓霞.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8)
- [5]国民政府时期中国“亚洲”话语研究[D]. 王俏蕊.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5)
- [6]袁同礼研究（1895-1949）[D]. 张光润.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7)
- [7]民国外交学研究 ——以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为中心（1930-1949）[D]. 张晶萍.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8]战后舆论与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研究（1945-1949）[D]. 孙士庆. 上海大学, 2017(02)
- [9]网络文学出版研究[D]. 张晓蒙. 武汉大学, 2015(01)
- [10]文化心理与文学选择：台湾“语言转换作家”研究[D]. 马泰祥. 南京大学, 201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