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4年就业工作基本要点（论文文献综述）
白光[1]（2021）在《基于经济自组织的特大城市职住空间结构演化研究 ——以北京和东京为例》文中提出特大城市职住空间结构不佳是我国城市化中的普遍问题,由此造成的长时间、超长时间通勤,导致城市生产力下降和居民幸福感缺失。城市规划及相关政府部门在数十年的探索中不断尝试着以“他组织”的方式积极应对,所运用的职住平衡、绿带政策、多中心等规划设计方式虽然有助于通勤时间的缩短,但特大城市空间结构依旧不理想,所引发的社会问题依旧突出。他组织部门因为对职住空间自组织机制认知不足、对自组织与他组织边界界定不够,导致干预方式不当、自组织权利受限,不利于自组织与他组织之间的良性互动协同以做到化解职住空间问题。从历史上看,城市的形成远远早于城市规划的出现,说明城市是可以在没有目标导向的特定干预之下产生、发展的,具有自组织的性质。经济自组织是历史、地理环境、城市定位、技术进步等各方面影响空间结构的重要中间过程,是一个很好的研究出发点。基于上述背景,本文在哈肯等学者的研究基础上,结合传统自组织理论和经济学思想构建了经济自组织理论,构建了“职住协同”概念框架,依据机制关系构建出包括要素和职住协同层、职住空间结构演化层、演化机制协同层和他组织机制层的“自组织与他组织协同机制框架”,并结合了运输经济理论、交通区位论、城市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等学科构建了理论解释框架,对职住空间结构自组织演化进行了研究,提出应以“职住协同”替代“职住平衡”的观念,并通过东京、北京及我国其他特大城市,通过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和案例对比验证了基本理论的适用性和正确性,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1.特大城市职住空间自组织是市场机制引导流动性资源要素向时空禀赋较高地区产生空间集聚和功能组织的过程机制,需要以就业匹配、居住匹配、通勤协同三方面构建的职住协同,作为判断空间结构优劣的标准。干预和反馈在自组织与他组织协同关系上存在着错位性,容易对他组织部门产生误导。对此,他组织部门需有序弱化对要素和职住协同层的直接干预,适度扩大自组织的权力边界;大幅加强对演化机制协同层的干预,充分发挥他组织的组织协调性优势。2.自组织演化通过引导经济要素和时空资源的重新配置,优化重构特大城市职住空间,并显着化解集聚效应与时空资源高度稀缺之间的矛盾性。从路径上看,需要路径破除机制（包括劳动细化分工和集聚与扩散）打破要素和时空间的低效协同,并通过功能引导机制（包括集聚与扩散和通勤交通建设）构建出高效、集约的时空关系。因时空利用效率不同,功能引导之间呈现出通勤轨道交通>一般地面公交>私人交通>集聚与扩散的优劣关系,对应着从优到劣的演化结果。3.通勤轨道交通与职住空间协同开发引导的强中心大都市区,是推动特大城市职住空间高效、有序化的重要途径,体现出自组织与他组织协同推动职住空间演化的特征,呈现出:协同建设——职住时空重构——要素自组织（需要路径破除机制和功能引导机制参与）——点、线、面的空间自组织（需要他组织部门协同）——职住空间高水平演化的路径过程。4.他组织部门需要将自组织机制中对通勤铁路时效、速度的要求,作为投资、运用服务的供给依据。需在物理协同层面构建直达直通就业中心的轨道交通网络,以及站点与用地空间协同纵向高密度开发模式,组织协同层面构建多样化运营组织以引导不同主体之间权责利对等,制度协同层面建设完善轨道交通投融资运营制度、协同开发供地制度、开发主体确权制度,权利协同层面充分发挥自组织的激励性并适度确权,将微观层面城市空间重构和塑造的权利适当交给市场经济主体,以形成自组织和他组织之间循环互动的权利迭代和权利协同关系。5.东京在职住空间自组织演化的过程中体现出路径破除机制和功能引导机制的协同关系。1964年东京奥运会之后体现出他组织部门对自组织机制和市场主体的适当“让权”能够提升自组织机制的功能发挥,实现自组织与他组织之间的有效协同并演化至强中心大都市区,对北京和我国特大城市具有借鉴价值。6.虽然发展、演化过程不尽相同,但北京和我国众多特大城市在历史和现状上高度相似。需要借鉴东京经验,以自组织与他组织协同推动职住空间自组织演化作为出发点,从物理协同、组织协同、制度协同、权利协同的层面上构建高效、有序的轨道交通与城市空间协同建设,促进职住空间结构演化。
向萌[2]（2021）在《存量规划背景下低效工业用地识别与潜力测算研究》文中认为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产业空间集约利用、化解产能过剩、企业增质增效成为工业转型的主要目标,然而长久以来工业用地的粗放利用问题已严重制约城市健康发展,如何进行低效工业用地识别已是政府广泛关注的问题。在此背景下,选取咸宁市中心城区作为低效工业用地的研究对象,识别并分析了咸宁市中心城区低效工业用地现状和空间格局特征,分析驱动因子以及测算低效工业地块再开发潜力,对促进用地转型,挖掘用地潜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第一,基于DSR（Driving forces-State-Response）模型构建咸宁市中心城区低效工业用地识别体系,通过指标数据标准化、多因素叠加评价的方法得到工业用地的评价分值,运用自然间断点法分级,将低效粗放利用型、一般低效利用型认定为低效工业用地,最终识别出58块低效工业用地,合计面积925.42hm2。第二,采用数学统计描述法、标准差椭圆、核密度分析等方法,对低效工业用地空间格局进行解析。咸宁市中心城区低效工业用地呈现以浮山社区居委会及旗鼓社区居委会为主要分布区的“双核心,多片区”的空间格局。因此,在今后发展过程中,需重点对咸宁市中心城区东北部地区的工业用地进行合理规划,改变用地低效现状,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第三,从自然地理要素及社会环境因素两方面分析低效工业用地驱动因子。自然地理要素方面,坡度及水资源分布是低效工业用地形成的主要原因。社会环境因素方面,土地供应不合理、政府监督不严、城市规划的调整、企业自身原因及开发商与被征地居民的矛盾是导致土地闲置,用地效率低效的主要原因。最后,在基于对低效工业用地进行全面改造的情况下,咸宁市中心城区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可挖潜的绝对规模达482.33hm2,可挖潜经济潜力57900.51万元,单位土地经济潜力5597.90元/m2。咸宁市中心城区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规模潜力与经济潜力均有较大挖掘与提升空间。综上所述,为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以咸宁市中心城区为例开展低效工业用地识别及再开发潜力研究,对建成高质量的工业发展带具有理论支撑意义并为同一类型的城镇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李潭[3]（2020）在《世界四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就业集聚比较及对粤港澳的政策启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湾区已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和区域经济开放的重要引擎,有发展数字创意产业所需的基础与条件,是拉动就业的重要推手。但我国仍旧面临着庞大的新生劳动力就业压力以及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等市场变化带来的就业结构性矛盾,就业问题呈现出更加复杂的局面,粤港澳大湾区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就业集聚的重要平台。那么世界四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的就业集聚竞争格局是怎样的?世界一流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就业集聚优势对粤港澳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就业集聚水平提升有何政策启示?在此思路之下,第一章首先对就业基础理论进行了梳理并在理论层面分析了数字创意产业拉动就业的优势所在,此外对数字创意产业就业集聚内涵进行了界定。第二章从数字创意产业对湾区总体就业贡献率比较入手,通过湾区数字创意产业的总体就业人数、就业均值以及数字创意产业就业人数在全部行业就业人数中的比例（就业贡献率）三个维度来探究四大湾区各自的优势所在:东京湾区就业人数凸显规模优势,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就业均值水平高,粤港澳湾区增速明显。为了更加直观而全面的反映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就业集聚水平,本文通过构建区位熵模型,第三、四章分别通过量化测度四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在细分行业以及核心城市区位熵数值及演化趋势并进行比较分析,并将粤港澳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就业集聚水平与世界一流湾区之间进行比较分析:从数字创意产业细分行业就业集聚水平来看,粤港澳大湾区互联网行业就业集聚居于首位,数据处理行业就业集聚差距显着,应用软件行业就业集聚发展迅猛;从数字创意产业核心城市看,粤港澳大湾区就业区位熵均值近三年来处于末位,但年均增长率优势明显。第五章则是通过对粤港澳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就业及人才政策以及税收政策的梳理,可以看出粤港澳大湾区在三地协同方面还是存在着政策性的一些障碍,具体包括粤港澳三地人口教育水平不同、就业服务基础不牢;三地税收协同效应不足、税收管理机制不完善、税收法律制度不健全等障碍。最后本文基于实证结果以及政策障碍分析,从行业、城市以及政策三个方面对粤港澳数字创意产业就业集聚提出具体的优化路径:产学研三者融合,从“人口红利”转向“创意人才红利”;着眼城市发展优势,从“区域就业“转向”城市特色就业”;强化就业整体布局,从“政府主导就业”转向“政府辅助就业”;完善就业基础设施,从“快速吸引人才”转向“长期留住人才”;健全就业税收制度,从“三地三种制度”转向“三地制度协同”。
林晗[4]（2020）在《城市家庭主妇心理困境的社会工作介入研究 ——基于长沙市H社区的实践》文中提出在妇女发展与妇女平等取得重大进步的21世纪,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二孩”政策的全面放开,已婚妇女再次陷入难题,面对工作和家庭产生的不可调和矛盾,使得她们不得不选择牺牲自我而回归家庭。家庭主妇人数日益增多、队伍日益庞大,已经成为女性群体分层的突出现象。家庭主妇回归家庭后的生活并不是一帆风顺,受到经济、行动、制度和意识等因素制约,加之自身能力退化和个体地位弱化等原因,陷入焦虑、孤独、低自我价值感、抑郁等一系列心理困境,这不仅严重干扰家庭主妇的日常生活,还十分影响子女成长和夫妻关系。因此,家庭主妇的心理困境不仅关乎个人,也关乎家庭和整个社会,亟待引起社会重视。本文以长沙市H社区内的家庭主妇为研究对象,以赋权理论和社会支持理论为基础,运用访谈法、量表测量法和观察法获得一手信息。通过对30名家庭主妇进行深入的调查,了解到她们真实的生活境遇和真切的生活感受,发现她们心理上的困境,以“权力”视角为中心进行结构性原因探析,并且制定了综合的服务方案。本研究运用了个案、小组和社区工作三大方法有效开展服务,不仅改善了家庭主妇的负性情绪,更加关注家庭主妇主体意识的激发和自我能力的提升,通过内在激励和外部支持的方式帮助她们走出心理困境,获得长效自助发展。在文章后部分,笔者总结了此次服务的成效并对整个服务过程进行反思,来探究社会工作介入城市家庭主妇心理困境的必要性和有效性。阐述了社会工作介入的优势,介入过程面临的挑战以及整个研究的局限性。最后提出相关建设性意见,以期希望丰富和提高家庭主妇心理方面的服务和社会对家庭主妇的关注度。
王美霞[5]（2020）在《长株潭工程机械产业集群演化过程及形成机制》文中认为产业集群是经济地理学研究的核心主题之一,也是区域政策关注的热点。着名经济地理学家Bathelt提出的产业集群多维分析框架从水平、垂直、制度、外部和权力关系等五个维度综合分析产业集群的发展,但该框架忽视了集群“韧性”这一重要维度。已有产业集群研究成果也很少对集群韧性进行定量测评;对产业集群形成机制的研究也多是基于单一机制的阐释,很少揭示集群形成和发展的多机制效应;对工程机械这一类型的产业集群时空演化过程和形成机制研究很薄弱。基于上述背景,本研究以长株潭工程机械产业集群为研究对象,利用问卷调查法、深度访谈法、GIS空间分析法、数理统计等方法,梳理了该产业集群的时空演化过程,构建了产业集群“六维”分析框架,基于该框架厘清了该产业集群的多维度特征,最后总结了该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的多重机制,并提出了该产业集群优化发展的对策。本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1）基于时-空二元视角厘清了长株潭工程机械产业集群的发展脉络:时间上,产业集群规模经历了缓慢增长、快速增长、波动发展的变化过程;空间上,产业由空间分散状态逐渐演化到多核集聚,以长沙县的星沙-榔梨、岳麓区的银盆岭为主核心,以长沙市开福区沙坪、湘潭市雨湖区主城区、宁乡市东北部地区、浏阳市永安镇为次核心。空间分布格局与长株潭以工程机械为重点产业的产业园区的空间分布相耦合。该产业集群发展历程大致分为四个阶段:20世纪60—80年代为萌芽阶段;20世纪90年代为初步发展阶段;2001-2011年为快速成长阶段;2012年以后为转型调整阶段。根据产业集群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基于产业集群生命周期理论判断该产业集群经历了起步期、成长期、转型期三个生命周期阶段。（2）本研究构建了由水平、垂直、制度、外部、权力关系和韧性等维度构成的产业集群“六维”分析框架,实证研究发现该框架能较好地透视长株潭工程机械产业集群的发育特征。一是在水平维度上,规模以上主机生产企业数量呈现长期增长后小幅下降趋势,在空间上呈现集聚分布模式,地域分异格局较稳定。本地新创企业、衍生企业等是该集群企业生成的主要模式。水平维度企业间并不存在明显的互动与合作关系,而是以竞争为主导,同时竞争带来了集群创新水平的提升,推动着集群的演化。二是在垂直维度上,核心企业的本地供应商在空间上呈现出显着的集聚分布模式,绝大部分供应商集聚分布在长沙市范围内。总体看,本地零部件配套能力弱,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产业链不完善,垂直维度不发达。三是在制度维度上,地方政府持续的政策支持与有效的制度安排贯穿了长株潭工程机械产业集群发展的全过程。培育工程机械产业集群一直是地方政府的政策重点。四是在外部维度上,外部市场导向和跨地域联系驱动着长株潭工程机械产业集群的发展。该产业集群形成了基于供应链的跨地域生产联系。五是在权力关系维度上,长株潭工程机械企业间存在明显的权力不对称关系,核心企业处于集群网络中心位置并已嵌入全球价值链附加值较高环节,具有绝对技术优势并占据交易主动权,是集群知识和技术转移扩散源。最后,在韧性维度上,该产业集群韧性大致呈现波动变化到总体增长的变化过程。综合上述各维度特征来看,该集群还不是一个发育成熟的产业集群。（3）长株潭工程机械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是多种机制综合效应的结果,且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机制的影响力不同。具体来说,该集群是在区域具备一定产业发展基础前提下,通过偶然因素触发、衍生机制、集聚效应、政策干预、核心企业引领等多种机制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地方产业发展基础提供了该集群成长的潜力以及抵抗危机的能力。1960年代,浦沅和一机部建机所受政治因素驱动内迁至常德,后又搬迁至长沙,成为长株潭地区进入工程机械产业领域的偶然事件,“区位机会窗口”被打开。母公司衍生和创业衍生等企业衍生方式是促进工程机械企业数量增长的关键机制。市场需求是工程机械产业成长的持续动力,市场竞争促使核心企业走向国际化。随着本地工程机械企业数量增长,空间集聚效应显现,本地供应专业化程度提高,熟练劳动力增长,基础设施和其他资源逐步完善,有力地支撑了产业集群发展。核心企业主导着集群网络,发挥了集群“知识守门人”的作用,推动了集群权力关系、外部等维度的发展,其战略决策又影响集群整体韧性。最后,制度安排为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制度支持。（4）针对长株潭工程机械产业集群存在的垂直维度不发达、集群企业没有建立广泛的外部联系、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弱、产业集群制度环境有待完善等问题,本研究最后初步提出要增强顶层设计,优化产业集群布局;提升本地配套能力,促进集群垂直维度发展;建立广泛的集群内外部合作网络,整合集群内外部资源;建立创新协调机制,提高集群整体创新能力;加强政策支持,完善产业集群发展环境等策略,以期尽快将长株潭工程机械产业集群培育为世界级产业集群。
孟艳君[6]（2020）在《住院患者心理体验量表的研制与初步应用》文中提出目的:本研究拟研制与初步应用住院患者心理体验量表-1（筛查焦虑、抑郁情绪和自杀风险）和住院患者心理体验量表-2（筛查偏执型、情绪不稳定型和表演型人格倾向）,以期为护理人员了解非精神科住院患者心理问题的发生情况并有针对性地为患者实施心理护理服务提供参考依据,促进和谐护患关系的发展。方法:1.住院患者心理体验量表-1和住院患者心理体验量表-2的研制首先是编制量表初稿,通过文献研究和专家咨询,依据《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第十次修订本并参考相关量表建立量表条目池,形成40个和32个条目的量表初稿。其次是量表的定性评价,选取20位专家采用Delphi法分别进行2轮专家咨询评定条目,形成37个和30个条目的预调查量表。最后是量表的定量评价,分别选取160例、450例和600例综合医院住院患者进行预调查、正式调查和量表的考评。采用经典测量理论和项目反应理论筛选条目,采用克朗巴赫a系数、重测信度、标准关联效度、结构效度考评量表,形成各12个条目的终量表。2.住院患者心理体验量表的初步应用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以住院患者心理体验量表-1和住院患者心理体验量表-2为调查工具,对综合医院非精神科住院患者1080例进行调查,分析患者情绪体验和人格倾向的检出情况。结果:1.住院患者心理体验量表-1研制的结果住院患者心理体验量表-1（Inpatient Psychological Experience Questionnaire-1,IPEQ-1）终量表用于筛查情绪体验中的焦虑、抑郁情绪和自杀风险,共有12个条目,其中每方面含4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每项0分4分（0代表“完全没有”、1代表“偶尔”、2代表“一部分时间”、3代表“大部分时间”、4代表“全部时间”）,总分0分48分,总分越高,不良情绪的程度越重。总分的P25分值（12分）作为筛查的分界值。总分≤11分,表示无不良情绪;12分16分,表示有轻度不良情绪;17分21分,表示有中度不良情绪;总分≥22分,表示有重度不良情绪。总量表的克朗巴赫a系数为0.91,3个因子的克朗巴赫a系数分别为0.85、0.86、0.83,表明量表的内部一致性非常可信。总量表的重测信度系数为0.95,3个因子分别为0.94、0.91、0.86,表明量表有较好的稳定性。量表的各方面与效标之间在0.01水平（双侧）上显着相关,表明量表的标准关联效度比较理想。各条目的因子载荷均>0.50（P<0.05）,拟合优度统计量基本达到标准,表明量表的结构效度比较理想。量表的完成率为91.17%,平均完成时间为3.19±3.09分钟,具有可行性。2.住院患者心理体验量表-2研制的结果住院患者心理体验量表-2（Inpatient Psychological Experience Questionnaire-2,IPEQ-2）终量表用于筛查人格倾向中的偏执型、情绪不稳定型和表演型人格倾向,共12个条目,其中每方面含4个条目。采用两分类评分法,每项1分、0分（1代表“是”,0代表“否”）,总分0分12分,总分越高,越可能具有某种或某几种类型人格障碍倾向的特点;各类型人格倾向得分0分4分,反映具有某一类型人格障碍倾向的可能性。依据《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第十次修订本诊断要点,三种人格倾向分别以各得分≥3分作为筛查的分界值。总量表的克朗巴赫a系数为0.78,3个因子的克朗巴赫a系数分别为0.60、0.64、0.63,表明量表的内部一致性可信。总量表的重测信度系数为0.87,3个因子分别为0.81、0.79、0.82,表明量表有较好的稳定性。量表的各方面与效标之间在0.01水平（双侧）上显着相关,表明量表的标准关联效度比较理想。3个条目P01、H01和H04因子载荷没有达到但接近参照标准,其他条目的因子载荷均>0.50;所估计的参数均P<0.05;拟合优度统计量基本达到标准,表明量表的结构效度比较理想。量表的完成率为87.17%,平均完成时间为3.71±3.39分钟,具有可行性。3.住院患者心理体验量表初步应用的结果（1）住院患者心理体验量表-1评估检出情况1)非精神科住院患者不良情绪总体检出率为23.81%,表明综合医院住院患者中合并不良情绪的患者较多。2)不良情绪普遍存在于临床各科室住院患者中,检出率排在前5位的科室是:血液内科（44.12%）、肿瘤科（41.76%）、神经内科（38.24%）、呼吸内科（30.43%）、神经外科（30.38%）,提示内科系统慢性疾病患者不良情绪的发生率较外科系统急性疾病患者更高。3)≥60岁患者不良情绪检出率（32.24%）、离异/分居/丧偶患者不良情绪检出率（55.10%）更高,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住院患者心理体验量表-2评估检出情况1)非精神科住院患者具有一种或多种人格倾向的总体检出率为25.29%,其中偏执型人格倾向10.89%,情绪不稳定型人格倾向11.87%,表演型人格倾向9.05%。共病偏执型和情绪不稳定型人格倾向检出率为1.95%,共病偏执型和表演型人格倾向2.63%,共病情绪不稳定型和表演型人格倾向2.82%,共病偏执型、情绪不稳定型和表演型人格倾向0.88%。2)偏执型人格倾向检出率排在前5位的科室是:肿瘤科（15.18%）、泌尿外科（12.50%）、神经外科（11.61%）、神经内科（8.93%）、呼吸内科（8.04%）。情绪不稳定型人格倾向检出率排在前5位的科室是:内分泌科（11.48%）、神经外科（9.84%）、神经内科（9.02%）、泌尿外科（9.02%）、心血管内科（8.20%）。表演型人格倾向检出率排在前5位的科室是:神经外科（17.20%）、肿瘤科（12.90%）、神经内科（10.75%）、心血管内科（9.68%）、内分泌科（8.60%）。结果提示,三种人格倾向检出率内科系统较多。3)离异/分居/丧偶患者偏执型人格倾向检出率（24.49%）更高,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3）住院患者情绪体验与人格倾向的相关情况1)住院患者不良情绪与偏执型、情绪不稳定型、表演型人格倾向共病的检出率分别为5.36%、5.56%、3.22%。2)住院患者情绪体验得分与三种人格倾向得分、人格倾向总分之间均呈显着正相关（P<0.01）。结论:1.研制的住院患者心理体验量表-1和住院患者心理体验量表-2具有较好的信度与效度,其应用具有可行性,可以作为综合医院非精神科住院患者情绪体验和人格倾向的有效评估工具。2.综合医院非精神科住院患者不良情绪检出率较高,应予以重视。内科、60岁及以上患者、离异/分居/丧偶患者更易出现不良情绪,应重点关注。3.综合医院非精神科住院患者具有一种或多种人格倾向的总体检出率较高,存在一定程度的共病,需引起足够的关注。内科人格倾向检出率较高。离异/分居/丧偶患者更可能具有偏执型人格倾向,需重点关注。4.综合医院非精神科住院患者不良情绪与偏执型、情绪不稳定型、表演型人格倾向存在共病;患者的情绪体验与三种人格倾向关系密切。护理人员可以此为参考制订患者个体化的心理护理服务方案。
刘小楠,王威智,陈颖楠,刘畅,包晓璇[7]（2020）在《艾滋病毒（HIV）、艾滋病（AIDS）与劳工权利:法官与法律专业人员手册》文中指出序言这本手册旨在帮助法官和法律专业人员处理与艾滋相关的就业问题,提供相关的国家法和国际法的信息及其在不同的法律传统和框架下的国内法院的适用情况。自首例艾滋病病例被识别出来后的30多年里,全世界应对全球性艾滋疫情有了明显的突破性进展。许多国家新感染的比例下降,有效的治疗得到发展,使得艾滋病毒感染者可以继续过健康多彩的生活。尽管取得这些成绩,但很多值得注意的社会、经济、法律挑战仍然存在。
盛红梅,栾宇,王占仁[8]（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共青团服务青年就业创业的运作逻辑》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共青团围绕做好青年就业创业服务工作,结合不同时期青年群体的特点和需求,不断创新工作方法,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经历了尝试探索、全面推进、改革调整、创新发展和全面深化等不同阶段,在服务体系、政策保障、创业路径、服务平台、培训体系和资源整合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在新形势下,共青团通过发挥组织优势、占领网络阵地、完善激励机制、加强理论研究和实现差异培养等方式,在服务青年就业创业方面走向更加综合、系统、协调、整体的发展道路。
龙小燕[9]（2019）在《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新时代、新常态和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宏观调控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新要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实现宏观调控目标最重要的两大经济政策,加强协调配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阐述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概念、梳理相关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上,对比了我国宏观调控和西方国家干预、供给学派等理论的区别与联系,提出应统筹兼顾处理好短期与长期、供给与需求、总量与结构、速度与质量四大关系,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两大政策应加强协调配合,以实现宏观调控目标为核心导向,短期应着力熨平经济周期波动,适时适度发挥政府投资的需求管理优势,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长期应着眼优化经济结构,通过供给管理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实现经济持续优质增长;同时应加强两大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论文回顾了美国自大萧条后、日本和德国自二战后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发展历程,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国运用两大政策应对金融危机的相关措施;介绍了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总结了各国运用两大政策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增长、利用国债助力实现两大政策目标的经验做法。论文运用不同的实证模型分析了两大政策在维护经济平稳增长、促进结构优化和加强政策工具协调配合的现状,探析了存在的问题和原因。首先,运用VAR模型分析实际GDP增速、赤字率与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关系。研究证明,货币供给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正相关;财政赤字率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负相关。赤字财政政策短期可能会诱导货币供给增加,但长期会因挤出效应有损于经济增长;货币供给对赤字影响较小,但在增加产出的同时可能会造成通货膨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类型的组合形式取决于具体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目标的综合权衡。分析认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两大政策效力都有期限约束;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宏观政策执行需把握好力度,尤其是应充分考虑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在政策传导中发挥的巨大作用。第二,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就两大政策对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两大政策各自对各地区各次产业结构的影响力均不一样,在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中难以发挥合力。分析认为,单靠任一政策调整结构的作用有限,两大政策缺乏全面系统的协调配合机制,缺乏两大政策实施的配合端口,且各地情况和执行方式差异较大,效果不一。第三,从央行资产负债表角度分析,认为利用国债丰富外汇投资未能解决外汇波动带来的基础货币供给调节难题。运用VECM模型就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流通中的现金（M0）、狭义货币供应量（M1）和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的冲击总体有限:国库现金对M0变动影响的最大贡献率为35%,对M1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为10%,对M2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仅为6%。分析认为,我国央行持有国债占央行总资产的比重低、流动性弱,国债市场尚不完善,国债期限结构与发行管理难以满足央行公开市场操作需求等因素制约了国债各项功能的发挥。同时,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中央国库资金转化为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的管理有待提高。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着力从供给侧推进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结合我国面临的国内外新形势,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总体战略基调、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机制及相关政策建议。两大政策短期应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的优势,应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适当发挥政府投融资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利用国债优势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长期应注重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优质增长,发挥供给管理的优势,支持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加大端口扶持力度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在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优化国债管理的同时,应利用国债打破外汇占款与人民币发行的直接联系,增加利用国债、国库现金调控货币供应量的主动权,完善人民币发行机制,促进国债和人民币国际化。
李琦[10]（2019）在《新时期我国城市失业人口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失业问题是全世界面临的共同难题之一,它与一国经济发展状况、人民生活水平密切相关,直接影响到社会稳定。不仅为各国政府所重视,而且为整个社会所关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面临着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的双重转型,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被市场经济体制所取代,就业制度也由“全民就业、国家分配”逐渐转变成了“自主择业、能者上岗”,各行各业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一些不能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人员就面临着失业的威胁,并可能沦为失业人口。城市是一个地区的中心,城市中企业种类多样,劳动力资源集中,但城市改革往往又是最为彻底的。所以,劳动者一旦不能满足城市经济快速发展与变革的需要时,就不得不面对失业问题,成为城市失业人口的一份子。城市失业人口是我国社会阶层中处于底层的群体,生活长期处于贫困状态并缺乏就业保障的人员,其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越发显着。本文共分为五部分。第一章绪论,介绍了选题背景、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研究方法和思路;第二章阐释了核心概念,探究了城市失业人口问题的理论基础;第三章分两部分对新时期我国城市失业人口的现状进行分析。一部分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失业三次高峰期入手,追溯新时期城市失业人口问题的发展历程;另一部分从目前我国城市失业人口的规模、分布、构成及生活状况等方面阐明新时期我国城市失业人口的现状;第四章探析了新时期我国城市失业人口问题产生的原因,阐明了新时期城市失业人口问题所带来的影响。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经济体制转型、教育不均衡、劳动者就业观念落后及素质较低等方面,尽可能全面地把握导致这一问题产生的原因;阐述城市失业人口问题给失业者个人及其家庭、社会带来的影响。第五章提出解决新时期我国城市失业人口问题的路径。第一部分明确解决这一问题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根本目的,第二部分依照如何采取措施尽力防止城市失业人口的产生、建立何种制度来有效保障城市失业人口的正当权益以及怎样积极促进城市失业人口再就业的逻辑理路,针对处于不同阶段的城市失业人口,提出相应的治理路径,力求构建完善的城市失业人口问题治理体系。
二、2004年就业工作基本要点（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4年就业工作基本要点（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经济自组织的特大城市职住空间结构演化研究 ——以北京和东京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城市建设、规划、管理对自组织机制重视不足 |
| 1.1.2 特大城市职住空间结构问题有待改善 |
| 1.1.3 经济自组织是各类因素影响城市空间结构中的重要机制过程 |
| 1.2 问题的提出和选题意义 |
| 1.2.1 问题的提出 |
| 1.2.2 选题意义 |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 1.3.1 自组织和他组织 |
| 1.3.2 大都市区和都市圈 |
| 1.3.3 特大城市 |
| 1.3.4 职住空间结构 |
| 1.3.5 演化 |
| 1.4 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 |
| 1.4.1 研究对象 |
| 1.4.2 研究范围 |
| 1.5 逻辑主线和研究方法 |
| 1.5.1 逻辑主线 |
| 1.5.2 研究方法 |
| 2 相关研究综述 |
| 2.1 相关理论综述 |
| 2.1.1 经典的空间结构模型 |
| 2.1.2 相关的城市和区域经济理论 |
| 2.1.3 职住平衡理论 |
| 2.2 相关文献综述 |
| 2.2.1 城市空间方面的文献综述 |
| 2.2.2 交通和城市空间的联系 |
| 2.2.3 相关自组织理论在城市空间方面的探索 |
| 2.3 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
| 3 经济自组织的理论基础构建 |
| 3.1 基本概念的构建 |
| 3.2 协同是自组织中的核心机制 |
| 3.3 从协同效应看特大城市职住空间结构 |
| 3.4 经济自组织的主要性质 |
| 3.4.1 自主逻辑性 |
| 3.4.2 路径依赖性 |
| 3.4.3 演化性 |
| 3.4.4 可持续性 |
| 3.4.5 不完美性和缺陷性 |
| 3.5 他组织与自组织的差异和关系 |
| 3.5.1 自组织与他组织之间的差异 |
| 3.5.2 他组织对自组织的干涉结果 |
| 3.5.3 应建立自组织与他组织之间的协同关系 |
| 3.6 本章小结 |
| 4 特大城市职住空间结构自组织演化的理论构建 |
| 4.1 本文的核心理论框架 |
| 4.2 职住协同是职住空间结构优劣的判断标准 |
| 4.3 从机制层面看职住空间自组织演化 |
| 4.3.1 劳动细化分工——路径破除机制 |
| 4.3.2 集聚与扩散——路径破除和低效的功能引导机制 |
| 4.3.3 通勤建设——高效的功能引导机制 |
| 4.3.4 他组织与自组织的协同机制框架 |
| 4.4 地面通勤交通对职住空间的功能引导作用 |
| 4.4.1 从时空资源约束性看通勤交通建设的功能引导作用 |
| 4.4.2 通勤工具对空间结构的主导性 |
| 4.4.3 从通勤看特大城市与其他城市的演化路径差异 |
| 4.5 通勤轨道交通对职住空间的功能引导作用 |
| 4.5.1 通勤轨道交通改善空间结构、引导职住协同的路径机制 |
| 4.5.2 从时空要素层面看轨道交通的功能引导优势 |
| 4.5.3 他组织需要从物理、组织、制度、权利协同层面加强轨道交通自组织 |
| 4.5.4 通过点-线-面引导职住空间自组织的过程分析 |
| 4.6 本章小结 |
| 5 东京的职住空间结构演化 |
| 5.1 相关空间概念介绍 |
| 5.2 职住空间结构的历史演化过程 |
| 5.2.1 江户时期的职住空间结构(1868明治维新以前) |
| 5.2.2 近代化时期的职住空间演变(1868明治维新至1923年关东大地震) |
| 5.2.3 职住空间的郊区化时期(1923关东大地震至1945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
| 5.2.4 职住空间粗放式重建时期(1945二战结束至1964东京奥运会) |
| 5.2.5 强中心大都市区形成期(1964东京奥运会至1985广场协议) |
| 5.2.6 职住空间结构缓慢演变期(1985广场协议之后) |
| 5.3 基于一都三县的职住协同计量分析 |
| 5.4 从自组织机制看职住空间结构演化 |
| 5.4.1 职住空间郊区化时期的自组织演化理论分析 |
| 5.4.2 职住空间粗放式重建时期的自组织演化理论分析 |
| 5.4.3 强中心大都市区化中的自组织演化理论分析 |
| 5.5 轨道交通引导的职住空间结构演化路径 |
| 5.5.1 站点的职住空间自组织 |
| 5.5.2 线路的职住空间自组织 |
| 5.5.3 网络的职住空间自组织 |
| 5.6 政策启示 |
| 5.7 本章小结 |
| 6 北京职住空间结构的历史演化过程 |
| 6.1 古代和近代时期(1949北平和平解放前) |
| 6.2 计划经济时期(1949北平和平解放至1978十一届三中全会) |
| 6.3 市场经济时期(1978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
| 6.3.1 不良空间结构形成阶段(1978-2004) |
| 6.3.2 交通建设转型阶段(2004-2014) |
| 6.3.3 近期现状及展望(2014以后) |
| 6.4 本章小结 |
| 7 从自组织看以北京为代表的特大城市职住空间结构演化 |
| 7.1 从自组织机制看北京职住空间结构演化 |
| 7.1.1 计划经济时期的职住空间自组织理论分析 |
| 7.1.2 特大城市扩张期的职住空间自组织理论分析 |
| 7.1.3 强中心郊区化时期的职住空间自组织理论分析 |
| 7.1.4 大都市区化的职住空间自组织理论分析 |
| 7.1.5 北京和东京职住空间结构的对比 |
| 7.1.6 自组织与他组织机制层面的政策建议 |
| 7.2 应从物理、组织、制度、权利协同提升通勤轨道交通的功能引导机制 |
| 7.2.1 北京通勤轨道交通的现状及问题 |
| 7.2.2 北京和东京在轨道交通要素协同方面的对比 |
| 7.2.3 通勤轨道建设方面的政策建议 |
| 7.3 针对我国特大城市的拓展研究 |
| 7.3.1 我国一般特大城市与北京在发展过程和现状上的相似性 |
| 7.3.2 基于我国特大城市的职住协同计量分析 |
| 7.3.3 我国特大城市现状中的共性问题 |
| 7.3.4 共性问题的相关政策建议 |
| 7.4 本章小结 |
| 8 结论 |
| 8.1 基本结论 |
| 8.2 主要创新与贡献 |
| 8.3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图索引 |
| 表索引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2）存量规划背景下低效工业用地识别与潜力测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宏观层面 |
| 1.1.2 中观层面 |
| 1.1.3 微观层面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3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目标 |
| 1.5 研究内容 |
| 1.6 技术路线 |
| 2 相关概念与方法 |
| 2.1 相关概念辨析 |
| 2.1.1 低效用地 |
| 2.1.2 存量规划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土地区位理论 |
| 2.2.2 节约集约用地理论 |
| 2.2.3 城市更新中的博弈论 |
| 2.2.4 土地置换理论 |
| 2.3 研究方法 |
| 3 咸宁市中心城区工业用地现状 |
| 3.1 研究区概况 |
| 3.1.1 自然地理区划 |
| 3.1.2 社会经济状况 |
| 3.2 数据收集与处理 |
| 3.3.1 土地利用总体结构 |
| 3.3.2 建设用地利用总体结构 |
| 3.3.3 工业用地闲置状况 |
| 4 中心城区低效工业用地识别 |
| 4.1 理论框架构建思路 |
| 4.1.1 工业用地功能区划分原则 |
| 4.1.2 工业用地功能区划分方法 |
| 4.2 基于DSR模型的低效工业识别体系构建 |
| 4.2.1 DSR模型简介 |
| 4.2.2 低效工业用地识别DSR模型的机理分析 |
| 4.2.3 低效工业用地识别指标体系及指标说明 |
| 4.2.4 识别指标权重确定 |
| 4.2.5 集约利用参考值的确定 |
| 4.3 低效工业用地识别结果 |
| 4.3.1 单要素指标分项识别结果 |
| 4.3.2 多要素指标综合识别结果 |
| 4.3.3 典型地块验证 |
| 5 低效工业用地的空间格局特征 |
| 5.1 低效工业用地镇域尺度统计 |
| 5.2 低效工业用地空间位置与方向特征 |
| 5.2.1 标准差椭圆方法分析 |
| 5.2.2 低效工业用地位置与方向特征分布 |
| 5.3 低效工业用地集聚形态特征 |
| 5.3.1 核密度估计方法分析 |
| 5.3.2 低效工业用地的集聚形态特征分析 |
| 6 低效工业地驱动因子及再开发潜力 |
| 6.1 低效工业用地驱动因子分析 |
| 6.1.1 自然地理要素 |
| 6.1.2 社会环境因素 |
| 6.2 基于全面改造的再开发潜力测算 |
| 6.2.1 基于全面改造的再开发规模潜力测算 |
| 6.2.2 基于全面改造的再开发经济潜力测算 |
| 7 研究结论与讨论 |
| 7.1 结论 |
| 7.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3）世界四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就业集聚比较及对粤港澳的政策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湾区就业基础研究现状 |
| (二)数字创意产业就业集聚研究现状 |
| (三)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方法与思路 |
| (一)主要研究方法 |
| (二)主要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就业集聚比较研究的理论框架 |
| 第一节 数字创意产业就业理论基础 |
| 一、就业理论的缘起和发展 |
| 二、就业理论在数字创意产业中的体现 |
| 第二节 数字创意产业就业集聚的内涵界定 |
| 一、数字创意产业的内涵界定 |
| 二、就业集聚的内涵界定 |
| 三、数字创意产业就业集聚内涵界定 |
| 第二章 四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总体就业贡献率比较 |
| 第一节 四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就业状况及其演化趋势比较分析 |
| 一、四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就业状况分析 |
| 二、四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就业状况演化趋势分析 |
| 第二节 四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就业贡献率及其演化趋势比较分析 |
| 一、四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就业贡献率分析 |
| 二、四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就业贡献率演化趋势分析 |
| 第三章 四大湾区数字创意细分行业就业集聚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四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就业集聚模型构建 |
| 一、数据样本来源及选取 |
| 二、就业集聚区位熵指数模型构建 |
| 第二节 四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细分行业就业集聚特征比较分析 |
| 一、纽约湾区数字创意产业细分行业就业集聚的区位熵分析 |
| 二、旧金山湾区数字创意产业细分行业就业集聚的区位熵分析 |
| 三、东京湾区数字创意产业细分行业就业集聚的区位熵分析 |
| 四、粤港澳湾区数字创意产业细分行业就业集聚的区位熵分析 |
| 第三节 粤港澳与全球三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细分行业就业集聚比较 |
| 一、粤港澳大湾区互联网行业就业集聚位于首位 |
| 二、粤港澳大湾区数据处理行业就业集聚差距显着 |
| 三、粤港澳大湾区应用软件行业就业集聚发展迅猛 |
| 第四章 四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核心城市就业集聚特征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四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核心城市就业集聚比较分析 |
| 一、纽约湾区数字创意产业核心城市就业集聚的区位熵分析 |
| 二、旧金山湾区数字创意产业核心城市就业集聚的区位熵分析 |
| 三、东京湾区数字创意产业核心城市就业集聚的区位熵分析 |
| 四、粤港澳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核心城市就业集聚的区位熵分析 |
| 第二节 四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核心城市就业集聚演化趋势比较分析 |
| 一、纽约湾区:城市就业集聚水平总体较高,城市间差异明显 |
| 二、旧金山湾区:数字创意产业繁荣,城市就业集聚水平居首位 |
| 三、东京湾区:就业集聚程度较高,城市间增降各异 |
| 四、粤港澳大湾区:就业集聚水平总体偏低,增长幅度较快 |
| 第三节 粤港澳与全球三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核心城市就业集聚的比较 |
| 一、粤港澳大湾区就业区位熵均值水平有待提高 |
| 二、粤港澳大湾区就业区位熵年均增长率优势明显 |
| 三、粤港澳大湾区近三年来就业区位熵处于末位 |
| 第五章 粤港澳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就业政策性障碍分析 |
| 第一节 粤港澳三地数字创意产业就业政策特征 |
| 一、香港:创新支持力度大,创意型设计行业就业集聚显着 |
| 二、澳门:文化资源丰富,文化社团就业吸纳能力强劲 |
| 三、广东:出台就业政策,基本形成各具特色的就业格局 |
| 第二节 粤港澳三地数字创意产业就业人才障碍分析 |
| 一、粤港澳三地就业人才合作不紧 |
| 二、粤港澳三地就业服务基础不牢 |
| 三、粤港澳三地就业人才竞争无序 |
| 第三节 粤港澳三地数字创意产业就业税收政策差异分析 |
| 一、粤港澳三地税收协同效应不充足 |
| 二、粤港澳三地税收管理机制不完善 |
| 三、粤港澳三地税收法律制度不健全 |
| 第六章 粤港澳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就业集聚优化路径 |
| 第一节 粤港澳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行业就业集聚优化具体路径 |
| 一、产业现代化发展,从“传统产业就业”转向“创新产业就业” |
| 二、产学研三者融合,从“人口红利”转向“创意人才红利” |
| 第二节 粤港澳数字创意产业城市就业集聚优化具体路径 |
| 一、协同城市主体治理,从“城市分散治理”转向“城市协同治理” |
| 二、着眼城市发展优势,从“区域就业“转向”城市特色就业” |
| 第三节 粤港澳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就业集聚政策优化的具体路径 |
| 一、强化整体布局,从“政府主导就业”转向“政府辅助就业” |
| 二、完善就业基础设施,从“快速吸引人才”转向“长期留住人才” |
| 三、健全就业税收制度,从“三地三种制度”转向“三地制度协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4）城市家庭主妇心理困境的社会工作介入研究 ——基于长沙市H社区的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述评 |
| 第三节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一、概念界定 |
| 二、理论基础 |
| 第四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点 |
| 第二章 城市家庭主妇的境遇、困境与原因 |
| 第一节 城市家庭主妇的生活境遇 |
| 一、项目起源 |
| 二、日常生活 |
| 三、生活感受 |
| 第二节 城市家庭主妇的心理困境 |
| 一、频发焦虑感 |
| 二、低自我价值感 |
| 三、社交孤独感 |
| 四、内心抑郁感 |
| 第三节 城市家庭主妇心理困境的结构性原因 |
| 一、经济制约:平等权缺损 |
| 二、行动制约:交往权缺少 |
| 三、制度制约:保障权缺位 |
| 四、意识制约:发展权缺失 |
| 第三章 社会工作介入城市家庭主妇心理困境的实践 |
| 第一节 个案社会工作 |
| 一、接案 |
| 二、问题诊断 |
| 三、介入过程 |
| 四、评估与结案 |
| 第二节 小组社会工作 |
| 一、小组概况 |
| 二、小组计划 |
| 三、小组介入 |
| 四、小组评估 |
| 第三节 社区社会工作 |
| 一、构建“心灵驿站”交流平台 |
| 二、举办“寻找最美母亲”活动 |
| 三、进行“就业创业”社区讲座 |
| 第四章 社会工作介入城市家庭主妇心理困境的实践总结 |
| 第一节 实践成效 |
| 一、心理状况明显好转 |
| 二、心理调适能力提升 |
| 三、心态转向积极乐观 |
| 四、家庭关系更加和谐 |
| 五、社区交往逐渐加深 |
| 第二节 实践反思 |
| 一、社会工作介入的优势 |
| 二、社会工作介入的挑战 |
| 三、研究的局限性 |
| 第三节 相关建议 |
| 一、加深个体与外部现实的联系 |
| 二、开启“线上+线下”心理服务模式 |
| 三、加强对家庭主妇群体的重视和服务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5）长株潭工程机械产业集群演化过程及形成机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1.4 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 |
| 1.5 章节安排 |
| 2 基本理论与研究进展 |
| 2.1 产业集群概念 |
| 2.2 理论基础 |
| 2.3 研究进展 |
| 2.4 研究评述 |
| 3 长株潭工程机械产业集群时空演化过程 |
| 3.1 产业集群时空演化分析 |
| 3.2 产业集群发展历程 |
| 3.3 产业集群生命周期判断 |
| 3.4 小结 |
| 4 长株潭工程机械产业集群的多维度分析 |
| 4.1 产业集群“六维”分析框架 |
| 4.2 水平维度:主机生产企业 |
| 4.3 垂直维度:配套产业 |
| 4.4 制度维度:政策支持 |
| 4.5 外部维度:外部市场、技术和跨地域联系 |
| 4.6 权力关系维度:不对称的权力关系 |
| 4.7 韧性维度:抵抗力与恢复力 |
| 4.8 小结 |
| 5 长株潭工程机械产业集群形成机制 |
| 5.1 路径依赖 |
| 5.2 市场需求与竞争 |
| 5.3 企业地理集中与集聚经济效应 |
| 5.4 核心企业在权力关系网络中的主导作用 |
| 5.5 制度安排 |
| 5.6 小结 |
| 6 长株潭工程机械产业集群优化发展的对策 |
| 6.1 增强顶层设计,优化产业布局 |
| 6.2 提升本地配套能力,促进集群垂直维度发展 |
| 6.3 建立广泛的内外部合作网络,整合集群内外部资源 |
| 6.4 建立创新协调机制,提高产业集群整体创新能力 |
| 6.5 加强政策支持,完善产业集群发展环境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主要创新点 |
| 7.3 讨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论文图表目录 |
| 湖南省各级政府支持工程机械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和规划 |
| 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的衍生企业对应序号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相关学术论文 |
| 攻读学位期间所主持和参与的相关课题 |
| 致谢 |
（6）住院患者心理体验量表的研制与初步应用（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常用缩写词中英文对照表 |
| 前言 |
| 第一部分 研究背景与研究概述 |
| 1 研究背景 |
| 1.1 医患关系的困境 |
| 1.2 医患关系的促进 |
| 1.3 大健康时代的人文护理 |
| 1.4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1 情绪的评估及应用 |
| 2.2 人格的评估及应用 |
| 2.3 总结与启示 |
| 3 研究内容 |
| 4 研究目的 |
| 5 研究技术路线图 |
| 第二部分 住院患者心理体验量表-1(IPEQ-1)的研制 |
| 第一章 IPEQ-1 量表初稿的编制 |
| 1 量表的编制原则 |
| 2 量表的编制步骤 |
| 2.1 设立研究小组 |
| 2.2 量表的理论依据和方面 |
| 2.3 建立条目池 |
| 2.4 设计可操作性条目 |
| 第二章 IPEQ-1 量表的定性评价 |
| 1 对象与方法 |
| 1.1 对象 |
| 1.2 方法 |
| 2 结果 |
| 2.1 专家一般资料 |
| 2.2 专家权威程度 |
| 2.3 专家积极系数 |
| 2.4 专家意见集中程度 |
| 2.5 专家意见协调程度 |
| 2.6 条目修订 |
| 3 讨论 |
| 3.1 专家咨询结果的可靠性 |
| 3.2 IPEQ-1 量表编制的合理性 |
| 第三章 IPEQ-1 量表的定量评价 |
| 1 对象与方法 |
| 1.1 对象 |
| 1.2 样本量的确定 |
| 1.3 方法 |
| 2 结果 |
| 2.1 一般资料 |
| 2.2 预调查结果 |
| 2.3 正式调查结果 |
| 2.4 量表考评结果 |
| 2.5 量表可行性分析结果 |
| 3 讨论 |
| 第三部分 住院患者心理体验量表-2(IPEQ-2)的研制 |
| 第一章 IPEQ-2 量表初稿的编制 |
| 1 量表的理论依据和方面 |
| 2 建立条目池 |
| 3 设计可操作性条目 |
| 第二章 IPEQ-2 量表的定性评价 |
| 1 对象与方法 |
| 2 结果 |
| 2.1 专家一般资料 |
| 2.2 专家权威程度 |
| 2.3 专家积极系数 |
| 2.4 专家意见集中程度 |
| 2.5 专家意见协调程度 |
| 2.6 条目修订 |
| 3 讨论 |
| 3.1 专家咨询结果的可靠性 |
| 3.2 IPEQ-2 量表编制的合理性 |
| 第三章 IPEQ-2 量表的定量评价 |
| 1 对象与方法 |
| 1.1 对象 |
| 1.2 样本量的确定 |
| 1.3 方法 |
| 2 结果 |
| 2.1 一般资料 |
| 2.2 预调查结果 |
| 2.3 正式调查结果 |
| 2.4 量表考评结果 |
| 2.5 量表可行性分析结果 |
| 3 讨论 |
| 第四部分 住院患者心理体验量表的初步应用 |
| 1 对象与方法 |
| 1.1 对象 |
| 1.2 样本含量的估计 |
| 1.3 方法 |
| 2 结果 |
| 2.1 住院患者一般资料 |
| 2.2 住院患者IPEQ-1 量表评估检出情况 |
| 2.3 住院患者IPEQ-2 量表评估检出情况 |
| 2.4 住院患者情绪体验与人格倾向的相关分析 |
| 3 讨论 |
| 3.1 住院患者情绪体验评估情况 |
| 3.2 住院患者人格倾向评估情况 |
| 3.3 住院患者情绪体验与人格倾向的相关情况 |
| 全文总结 |
| 1 研究结论 |
| 2 研究创新点 |
| 3 研究局限性 |
| 4 研究成果展望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8）改革开放以来共青团服务青年就业创业的运作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 一、改革开放以来共青团服务青年就业创业的历史追溯 |
| 1. 尝试探索阶段：1978—1992年 |
| 2. 全面推进阶段：1992—2003年 |
| 3. 改革调整阶段：2003—2007年 |
| 4. 创新发展阶段：2007—2012年 |
| 5. 全面深化阶段：2012年至今 |
| 二、共青团服务青年就业创业的重要成就 |
| 1. 服务体系趋于全局化，政策保障逐步完善 |
| 2. 信息化宣传氛围持续优化，创业路径日益开拓 |
| 3. 立体化服务平台逐步建立，综合素质不断提升 |
| 4. 层次化培训体系逐步形成，核心能力日益提升 |
| 5. 一体化实践基地逐渐拓展，创业孵化效果日益明显 |
| 6. 协同化社会合力逐渐形成，资源支持日益加强 |
| 三、共青团服务青年就业创业的应然策略 |
| 1. 通力通心发挥组织优势，高效整合资源 |
| 2. 齐把齐抓占领网络阵地，增强“互联网+”运用 |
| 3. 创新创优完善激励机制，扩大师资队伍 |
| 4. 同步同调加强理论研究，深化工作体系 |
| 5. 全始全终实现差异培养，加强跟踪帮扶 |
（9）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维护经济稳定,为“五位一体”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 |
| 1.2.2 发挥合力共同优化结构调整,促进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 |
| 1.2.3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共同实现宏观调控总目标 |
| 1.3 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1 宏观调控的基本概念 |
| 1.3.2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3 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 |
| 1.4.2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
| 1.4.3 历史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相结合 |
| 1.5 研究框架 |
| 1.6 创新与不足 |
| 1.6.1 论文创新点 |
| 1.6.2 论文难点与不足 |
| 2 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国外相关研究 |
| 2.1.2 国内相关研究 |
| 2.2 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关于宏观调控的理论 |
| 2.2.2 经济周期理论 |
| 2.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2.4 凯恩斯主义流派 |
| 2.2.5 其他理论 |
| 2.3 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主要理论模型 |
| 2.3.1 IS-LM曲线——封闭经济下财政与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
| 2.3.2 米德冲突——单一政策无法兼顾内外均衡 |
| 2.3.3 丁伯根法则——不同经济目标需要不同的政策工具 |
| 2.3.4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开放经济下财政货币政策效果不同 |
| 2.4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启示与不足 |
| 2.4.1 我国宏观调控与西方国家干预等理论的联系与区别 |
| 2.4.2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不足 |
| 2.5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 |
| 2.5.1 短期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侧重需求管理 |
| 2.5.2 长期注重优化结构提高经济质量,侧重供给管理 |
| 2.5.3 加强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和效率 |
| 3 世界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经验与启示 |
| 3.1 美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 3.1.1 “罗斯福新政”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2 二战期间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3 二战后至7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4 20世纪8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5 20世纪9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6 21世纪国际金融危机前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2 日本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 3.2.1 财政政策的演进 |
| 3.2.2 货币政策的演进 |
| 3.2.3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3 德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情况 |
| 3.3.1 二战后到60年代中期中性的财政政策和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3.2 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3.3 80年代初至2008年紧缩的财政政策与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4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概况 |
| 3.4.1 美国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4.2 日本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4.3 德国应对金融危机中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5 国际经验的启示 |
| 3.5.1 两大政策共同维护经济基本稳定 |
| 3.5.2 两大政策配合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
| 3.5.3 充分利用国债功能助力两大政策实现各自目标 |
| 4 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 |
| 4.1 从双松到双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3年—1997年) |
| 4.1.1 从双松转向双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4.1.2 两大政策共同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过热 |
| 4.1.3 央行试行以国债为公开市场操作对象 |
| 4.2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8年—2004年) |
| 4.2.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
| 4.2.2 共同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维护经济总体稳定 |
| 4.2.3 利用特别国债注资国有商业银行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
| 4.2.4 国债期限结构受限央票成为公开市场业务主力 |
| 4.3 双稳健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5年—2008年) |
| 4.3.1 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4.3.2 两大政策引导经济结构调整 |
| 4.3.3 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外汇储备进行投资 |
| 4.4 积极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8年—2011年) |
| 4.4.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
| 4.4.2 共同支持4万亿投资应对经济下滑 |
| 4.4.3 共同支持结构调整促进出口、投资和消费 |
| 4.4.4 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业务逐步增加 |
| 4.5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11年—今) |
| 4.5.1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 |
| 4.5.2 两大政策定向扶持相关领域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4.5.3 两大政策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
| 4.5.4 两大政策加大国债、国库现金工具协调配合力度 |
| 5 两大政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与原因探析 |
| 5.1 实际GDP增速、赤字率及货币供给M2增速关系的实证研究 |
| 5.1.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 5.1.2 基本检验 |
| 5.1.3 VAP模型建立及检验 |
| 5.1.4 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 |
| 5.1.5 实证分析结论 |
| 5.2 原因探析 |
| 5.2.1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影响 |
| 5.2.2 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 |
| 5.2.3 货币政策目标与执行传导力度需合理把握 |
| 6 两大政策促进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与原因解析 |
| 6.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 6.1.1 样本数据选取及说明 |
| 6.1.2 计量方法 |
| 6.2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1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2 两大政策促进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3 两大政策促进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4 两大政策促进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5 实证分析结论 |
| 6.3 原因解析 |
| 6.3.1 单靠任一政策作用有限,难以发挥合力促进结构调整 |
| 6.3.2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的机制和端口支撑 |
| 6.3.3 各地差异较大,执行财政、货币政策的方式和效果不一 |
| 7 两大政策工具在协调配合中的实证分析及原因分析 |
| 7.1 国债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分析 |
| 7.1.1 外汇占款大幅波动使货币供给较为被动 |
| 7.1.2 外汇占款过多影响金融机构资金效率和货币政策有效贯彻 |
| 7.1.3 利用特别国债创新外汇管理仍未解决货币供给难题 |
| 7.1.4 利用“央票”等货币政策工具对冲“外汇”效率低于国债 |
| 7.2 国库现金对货币供给量的VECM模型实证分析 |
| 7.2.1 变量选择及单位根检验 |
| 7.2.2 国库现金影响流通中的现金(M0)的实证分析 |
| 7.2.3 国库现金影响狭义货币供给量(M1)的实证分析 |
| 7.2.4 国库现金影响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实证分析 |
| 7.2.5 实证分析结论 |
| 7.3 原因分析 |
| 7.3.1 央行持有国债规模和比例过低 |
| 7.3.2 国债规模的安全区间难以确定,国债管理有待提高 |
| 7.3.3 国债市场尚不完善 |
| 7.3.4 缴税周期性特征使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产生影响 |
| 7.3.5 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有待提高 |
| 7.3.6 中央国库现金进行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管理有待进一步提高 |
| 7.3.7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机制 |
| 8 完善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建议 |
| 8.1 宏观经济面临的国际国内新形势 |
| 8.1.1 国际经济新形势 |
| 8.1.2 国内经济新形势 |
| 8.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的总体战略基调 |
| 8.3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机制 |
| 8.4 短期维护经济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优势 |
| 8.4.1 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8.4.2 发挥政府投融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 |
| 8.4.3 利用国债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
| 8.5 长期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侧重供给管理 |
| 8.5.1 两大政策协调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 |
| 8.5.2 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 |
| 8.6 加大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力度,提高政策效率 |
| 8.6.1 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进一步优化政府债务管理 |
| 8.6.2 善于利用国债、国库现金增加货币供应量调控的主动权 |
| 8.7 进一步完善其他制度供给 |
| 参考文献 |
| 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10）新时期我国城市失业人口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文献综述 |
| 1.2.2 国外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城市失业人口问题的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1 城市失业人口的相关概念 |
| 2.1.1 失业 |
| 2.1.2 失业人口 |
| 2.1.3 城市失业人口 |
| 2.2 城市失业人口问题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恩格斯的失业理论 |
| 2.2.2 列宁、斯大林的失业理论 |
| 2.2.3 中国共产党人的失业理论 |
| 第3章 新时期我国城市失业人口问题的现状 |
| 3.1 我国城市失业人口问题的历史回溯 |
| 3.1.1 20世纪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 |
| 3.1.2 20世纪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 |
| 3.1.3 20世纪90年代中期—21世纪初期 |
| 3.2 我国城市失业人口问题现状分析 |
| 3.2.1 我国城市失业人口的数量状况 |
| 3.2.2 我国城市失业人口的分布状况 |
| 3.2.3 我国城市失业人口的构成状况 |
| 3.2.4 我国城市失业人口的生存状况 |
| 第4章 新时期我国城市失业人口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影响 |
| 4.1 我国城市失业人口问题产生的原因 |
| 4.1.1 产业结构升级 |
| 4.1.2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
| 4.1.3 就业观念落后和劳动力素质较低 |
| 4.1.4 经济体制转型 |
| 4.1.5 教育不均衡 |
| 4.2 我国城市失业人口问题产生的影响 |
| 4.2.1 对失业者个人及家庭的影响 |
| 4.2.2 对社会的影响 |
| 第5章 解决新时期我国城市失业人口问题的对策 |
| 5.1 解决我国城市失业人口问题的总体思路 |
| 5.1.1 指导思想——以人民为中心 |
| 5.1.2 基本原则——公平正义 |
| 5.1.3 根本目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
| 5.2 解决我国城市失业人口问题的路径选择 |
| 5.2.1 采取措施尽力防止城市失业人口失业的产生 |
| 5.2.2 建立制度有效保障城市失业人口的正当权益 |
| 5.2.3 制定策略积极促进城市失业人口再就业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四、2004年就业工作基本要点（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经济自组织的特大城市职住空间结构演化研究 ——以北京和东京为例[D]. 白光.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2)
- [2]存量规划背景下低效工业用地识别与潜力测算研究[D]. 向萌. 华中师范大学, 2021(02)
- [3]世界四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就业集聚比较及对粤港澳的政策启示[D]. 李潭.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4)
- [4]城市家庭主妇心理困境的社会工作介入研究 ——基于长沙市H社区的实践[D]. 林晗.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5]长株潭工程机械产业集群演化过程及形成机制[D]. 王美霞.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6]住院患者心理体验量表的研制与初步应用[D]. 孟艳君. 山西医科大学, 2020(10)
- [7]艾滋病毒（HIV）、艾滋病（AIDS）与劳工权利:法官与法律专业人员手册[J]. 刘小楠,王威智,陈颖楠,刘畅,包晓璇. 反歧视评论, 2020(00)
- [8]改革开放以来共青团服务青年就业创业的运作逻辑[J]. 盛红梅,栾宇,王占仁. 中国青年研究, 2020(04)
- [9]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D]. 龙小燕.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19(01)
- [10]新时期我国城市失业人口问题研究[D]. 李琦. 大连海事大学, 201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