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分开”政策对董事会结构影响的实证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王蔚杰[1]（2021）在《高管纵向兼任促进了公司现金股利发放吗？ ——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文中研究表明中国的证券市场起步时间较晚,法律法规比较于发达国家仍存在许多不完善之处,在复杂的市场条件下,中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不合理现象时有发生,主要表现为上市公司股利支付处于低等级水平和不进行股利支付的公司数量日趋上升。这是上市公司过度关注证券市场的融资功能,却忽视了对证券市场上投资者的回报所导致的。为了改变这种现象,规范市场的股利分配制度,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台了一系列有关现金分红的监管规定来强制上市公司发放股利。股东是股份公司的出资人和实际所有人,为减少委托代理问题带来的损失,需要加强对公司的监督。大股东拥有公司的大部分股份,公司产生的收益是按股份比例进行分配,所以大股东们投入资源对公司管理层进行控制的监督动机更强,其中高管纵向兼任是大股东现行的主要方法。因此,本文将从高管的纵向兼任行为出发,探究其对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分配政策的效果,从而进一步拓展影响股利分配政策的相关因素。本研究能够对监督机构产生警示作用,展示纵向兼任行为对公司股利政策的部分效果,让其能更好制定监督政策,避免一刀切的政策行为。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不同的企业性质、在大股东处兼任职位的不同、在上市公司权力大小的不同是否会对现金股利政策产生不同影响,这让上市公司在未来高管人选的决定上有着进一步的思考。本文利用2003年至2018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运用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的方法,探究了高管纵向兼任行为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会有怎样的影响。运用PSM模型和Heckman模型处理稳健性问题,考查了监督效应和产权性质是如何影响两者之间的关系,并深化细分纵向兼任高管在公司权力大小不同和在大股东处兼任职位的不同对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的具体影响。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纵向兼任高管能够发挥监督效应,公司会表现出更高的现金股利分配倾向以及现金股利分配率。进一步将企业分为国企与民企对比分析发现,纵向兼任高管对于委托代理问题更加严重的国有企业更能发挥其监督效应。细化了高管在上市公司权力大小和在大股东的兼任的职务区别后,发现相比于在上市公司的纵向兼任总经理,纵向兼任董事长更能够促进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的发放,但是高管在大股东处任主要职务还是次要职务都能促进上市公司发放现金股利。最后,对本文所得出的研究结果有针对性地提出几点政策建议。对于大股东来说,应利用好高管纵向兼任这一监督治理手段,缩短与上市公司之间的距离;对于企业来说,应根据自身产权性质的不同,认清委托代理关系产生的两类问题哪类占据主要矛盾,在任用纵向兼任高管时有所侧重;对于监管部门来说,应鼓励并规范上市公司深入探究纵向兼任制度,针对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制定差异化高管纵向兼任的法律法规进行规范,根据纵向兼任高管所处企业产权性质的不同进行分类监管。
谭劲松,徐伟航,秦帅,张安琪[2]（2019）在《资源依赖与董事会结构——基于高校上市公司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文章以高校上市公司为对象研究其董事会的形成及作用,结果表明母体高校利用自身资源优势而在附属上市公司占据超额董事席位,并为公司带来收益。具体表现为:（1）母体高校的声誉资源、政治资源和科技资源越丰富,其占据的超额董事席位就越多,这种正相关关系只显着存在于企业成长期和衰退期,在企业成熟期则不显着;（2）母体高校掌握稀缺性资源并据此占据超额董事席位的制度设计,有助于高校上市公司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承担更少的税负,且这一关系也仅在企业成长期和衰退期显着。
贺一迪[3]（2019）在《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改革、董事会特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而提高经营效率是国企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国资委主任肖亚庆日前撰文指出,要积极推进股权多元化和混合所有制改革,把引进各类资本和转换经营机制有机结合起来。对国有企业施行混合所有制改革,使其股权多元化逐步实现多元化,降低国有股比例,积极探索有别于国有独资公司的治理机制和监管模式,为国有经济的发展带来新鲜血液。国企股权多元化改革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国有企业经营效率,虽然近年来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学界和业界逐渐认识到,单纯的降低国有股比例并不能保证国企改革的成效,在股权多元化改革的同时,还应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以保证国企股权多元化改革实现其根本目的。本文以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改革为现实背景,研究了我国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改革、董事会特征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首先,本文从国企改革和公司治理的相关文献着手,从国企股权多元化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公司董事会特征与公司绩效的关系以及董事会特征、股权多元化和公司绩效的相互关系的三个方面对已有研究进行了梳理,并在了解学术界研究现状的基础上,确定了本文的研究内容。其次,本文详细回顾了国企改革的历程和现状,以确定本文所研究问题的现实背景。再次,应用企业治理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对董事会特征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国企股权多元化改革绩效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假设。继而根据以上理论分析,建立相关模型,对上文所提假设进行实证检验。最后,根据实证结果,结合当前国企股权多元化改革实际情况,得出本文的研究结论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经过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能够促进公司绩效发展。（2）董事会独立性能够促进国企股权多元化对企业绩效的提升作用。（3）董事会规模对国企股权多元化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影响并不明显。（4）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能够促进国企股权多元化对企业绩效的提升作用。基于此,本文认为,我国国企改革一方面要继续深化股权多元化改革,构建完善的股权制衡机制;另一方面,完善董事会建设,促进经营权以及所有权的分离,构建完善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只有股权多元化改革与董事会建设相配合,才能充分发挥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对企业绩效的提升作用。
闫珍丽[4]（2019）在《高管纵向兼任与企业投资决策及其经济后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实务中存在的普遍现象是,许多上市公司高管（如董事长、总经理等）同时在大股东单位担任职务（在本文搜集的数据样本中,50%的公司高管在大股东单位任职）。但早在1998年和2001年,我国证监会就提出了“三分开”和“五分开”要求。《公司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条文也对上市公司高管兼任做出了规范。从法律法规的规定来看,对于非国有企业的上市公司来说,法律条文只要求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层不得在控股股东担任董事以外的其他职务,而对控股股东单位的任何高管在上市公司担任职务并无要求,其立法意义在于确保上市公司经营管理层以上市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为主;而对于国有企业的上市公司来说,作为控股股东的国有企业的决策层和经营管理层,非经国资监管机构统一,不得兼职上市公司任何职务。该项规定的立法意义在于要求国有企业集团高管专职于国有集团公司,保障国有资产免受损失。由此可以看出,政策法规虽未直接禁止上市公司高管在大股东单位任职,但对这一现象是保持谨慎态度的。另外,政策监管与实务中高管纵向兼任的普遍性存在不一致,上市公司高管在大股东单位任职的问题受到企业管理者及监管部门等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关注。Claessens et al.（2000,2002）发现大股东通过四种方式加强对上市公司的控制,金字塔结构、交叉持股、同股不同权和高管纵向兼任（Affiliated management）,其中第四种方式即为本文研究的上市公司高管同时在大股东单位任职。Claessens等研究了前三种控制手段对公司价值所造成的经济后果,但由于数据受限,并未对第四种控制方式进行研究。自此,后来学者在此基础上,对第四种控制方式与企业价值或公司绩效、代理问题等的关系进行了多方面探索。但对于高管纵向兼任的经济后果始终未形成一致结论。主要围绕两种观点:一是高管纵向兼任有助于大股东加强对上市公司高管的监督,降低管理层代理问题,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二是兼任的高管可能沦为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的工具,损害企业价值。高管纵向兼任对促进内部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缓解股东与管理层代理冲突及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代理冲突具有重要影响,而融资约束及代理问题是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重要因素。然而目前为止,尚未发现有文献研究高管纵向兼任对企业投资行为（投资效率与创新产出）的影响。本文较为系统地考察了2009年-201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高管纵向兼任对企业投资效率、创新产出以及公司绩效的影响。考虑到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作为企业的战略制定及经营执行核心,对企业的投资决策及公司运营具有重大影响,因此,本文将高管兼任界定为董事长或总经理的兼任。另外,相对于平行层面企业的高管兼任（横向兼任高管）,我们将上市公司董事长或总经理同时在大股东任职的情况称为高管纵向兼任。本文的证据显示:首先,我国上市公司高管纵向兼任总体上并没有表现出可能的正面效应,如降低企业信息不对称水平及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加强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的监督以缓解代理问题;为上市公司提供资源支持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等。但我们的证据整体上明显体现出大股东通过纵向兼任的高管掏空上市公司的需求。具体表现为,高管的纵向兼任通过降低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的实施难度及成本,减少掏空行为被发现的风险,增强了大股东掏空动机。而掏空导致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下降,创新意愿降低及可利用于创新活动的资金减少。此时公司的投资效率降低,创新产出减少,表现出较差的公司绩效,这体现出在我国新兴资本市场,高管纵向兼任总体上更多地反映了大股东的掏空效应。其次,本文认为,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的第一类代理问题较轻,主要表现为大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侵占的第二类代理问题;同时,非国有企业面临严重的融资约束,更易成为大股东与外部融资互动的窗口和平台,从而被“掏空”。这意味着大股东通过高管纵向兼任掏空上市公司的需求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存在差异（即高管纵向兼任对企业投资效率、创新产出及公司绩效的负面效应主要表现在非国有企业）。本文的证据也发现,与国有企业相比,在非国有企业,高管纵向兼任对企业投资效率、创新产出及公司绩效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在进一步测试中,本文将纵向兼任的高管类型分为董事长的纵向兼任与总经理的纵向兼任。在中国企业集团中,董事长往往由实际控制人或大股东指派,与大股东存在着显性或隐性的社会关系,因此董事长权力在不同受大股东约束,更可能按大股东意图对企业投资、经营活动产生实质性影响;同时,董事长作为公司的法人代表,拥有法律赋予的最高权力,对企业经营、投资等活动的影响更明显。这意味着董事长的纵向兼任对企业投资行为及公司绩效的影响更强。我们的证据也发现,同总经理的纵向兼任相比,存在董事长纵向兼任的公司观测表现出更低的投资效率、创新产出及更差的公司绩效。最后,本文进一步探究了大股东通过高管纵向兼任掏空上市公司的路径。本文选取其他应收款比例、关联交易次数及金额作为大股东掏空行为的度量。在高管纵向兼任与企业投资效率及公司绩效的研究中发现,高管的纵向兼任增加了上市公司的其他应收款比例及关联交易金额,关联交易次数也明显较多;同理,高管纵向兼任对企业创新产出影响的结果显示,高管纵向兼任与上市公司的其他应收款比例,关联交易次数及金额显着正相关,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还表明,其他应收款比例,关联交易次数及金额在高管纵向兼任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此结果表明,高管纵向兼任抑制企业投资效率、创新产出,降低公司绩效的原理是大股东掏空,具体实现方式是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及关联交易。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深入系统地考察了高管纵向兼任企业投资行为（投资效率、创新产出）及公司绩效的影响,可能的创新之处有:第一,在Claessens et al.（2000,2002）大股东通过四种方式增强对上市公司控制的理论框架内,本文的研究丰富了高管纵向兼任经济后果的有关文献。关于纵向兼任的经济后果,现有文献多关注于企业绩效、公司价值、会计信息质量等方面,很少有研究关注到企业投资行为（投资效率及企业创新）这一重要领域。本文对这一方面的文献进行了补充,并探究了纵向兼任的高管作用于企业投资行为的作用路径,丰富了转型经济国家非国有企业大股东通过纵向兼任进而实现私利行为的有关文献。第二,丰富了投资效率及企业创新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结合我国制度背景,以公司高管在大股东单位任职为切入点,考察了高管纵向兼任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随着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企业资金使用效率的持续推进。探讨高管纵向兼任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显得尤为必要。这对我国企业提高投资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以往关于创新产出的研究大多数集中在国家、行业和企业层面,但以往文献忽略了在特定制度背景下,企业集团内高管纵向兼任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上市公司高管在大股东单位任职能否更好发挥集团优势,还是只是大股东满足个人私利动机的工具?本文的研究补充和拓展了现有企业创新影响因素领域的相关文献。同时,以往文献发现国有企业的高管纵向兼任促进公司绩效。而本文综合利用国有企业及非国有企业的数据发现,高管的纵向兼任抑制公司绩效,并且在非国有企业更为明显,支持了高管纵向兼任加强大股东掏空行为的结论,并详细探讨了高管纵向兼任影响企业投资行为及公司绩效的详细路径,也进一步丰富了高管纵向兼任与企业绩效领域的文献。高管纵向兼任作为一种公司治理机制,在我国上市公司实务中并不少见。因此,本文的研究结果还具有以下现实意义:国有企业的代理问题及公司治理特征等方面与非国有企业存在显着差别。本文的研究发现高管纵向兼任对企业投资效率、创新产出及公司绩效的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更为明显,但目前我国相关政策法规仅要求非国有企业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层不得在大股东单位担任董事之外的职务,仍然存在着大量上市公司董事长在大股东单位任职的情况。我们的发现这有助于政策制定及监管部门根据我国产权性质对两类企业高管的纵向兼任分类管理,比如加强对非国有企业高管纵向兼任现象的监管等。另外,纵向兼任的高管类型方面,我们的研究发现董事长纵向兼任对企业投资效率、创新产出及公司绩效的抑制作用更强。这一结论有助于相关监管机构及政策制定部门结合我国纵向兼任的高管类型制定不同的高管纵向兼任的任职规定,如加强对上市公司董事长纵向兼任的相关规定及监管等,以更好地提高企业投资效率、促进创新产出及改善公司绩效。
陈瑶[5]（2019）在《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企业高管特征、创新能力与绩效的关系研究》文中提出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环节,在经历了四十年的改革后,国有企业已成为我国经济的重要支柱。目前,我国步入经济发展新常态,国有企业需要进行进一步地改革,释放更大的活力,以适应日趋激烈的国内外竞争环境。基于此,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改革,本次改革的重点在于为国有企业注入非公有资本,推动其现代化企业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促进国有企业健康发展,兼顾公平与效率,以期更好地实现国有企业的“盈利性使命”和“公共性使命”。尽管混合所有制改革由来已久,但此次提出再一次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在此背景下,本文以2010年—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混合所有制改革实施年份2013年为界将样本进行分组,在此基础上建立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回归,并运用倾向匹配得分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以证实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就国有企业管辖权以及所有制混合度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创新关系中的调节作用进行了研究。在肯定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创新具有积极作用后,构建了在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以高管特征为自变量,企业创新为中介变量,企业绩效为因变量的研究模型。实证结果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确实有显着的促进作用;相较于地方国有企业,中央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的提升受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影响更显着;在改革的现阶段,所有制混合度较高时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不显着。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高管任期越长,高管能力相对较高时,对创新和绩效的影响越显着;无论创新能力的高低,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绩效的影响都是显着的,但是相对而言,企业的创新能力越高,对绩效的影响越显着;创新能力在高管特征与企业绩效的关系间起着中介作用。本文的研究在肯定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影响后,进一步分析了国有企业管辖权及国有企业高管特征对企业的影响。不仅丰富了国有企业管辖权及国有企业高管特征的理论研究,还为国有企业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及选取合适的高管人才提供有益借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薛胜昔[6]（2017）在《家族文化与公司治理》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约束,对政治、法律等正式制度都会产生影响,并最终影响公司治理行为。只有理解了文化和公司治理之间的关系,才能更好的理解公司的行为,也才能更好的解决公司治理中所面临的问题。但是,在采用跨国样本所作的研究中,我们很难区分各国公司治理制度的差异是由文化因素所造成的,还是由其他诸如政治法律等因素所造成的。而这时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样本,中国国内不同的地区文化差异很大,但政治法律等制度背景基本相同,这就使得中国成了一个检验文化与公司治理关系的很好的自然实验背景。文化和财务学的研究中,有中国特色的研究很少。家族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内容,具有浓厚的中国特点,本文总结了家族制度的特点,提出衡量家族文化的两个代理变量,从股权结构、董事会和高管变更三个方面研究了家族文化对公司治理的影响,全文共七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介绍本文研究的背景、研究的意义、论文的框架及论文的贡献。第二章为文献综述,介绍了公司治理的基本概念和内容,与股权结构相关、两职合一相关和高管变更相关的文献,以及文化和财务学的研究文献。第三章介绍了家族制度的历史和特点,家族文化的内容及衡量指标。我国的家族制度,经历了原始社会末期的父家长制家族制,殷周时期的宗法制家族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世家大家族制,一直到宋之后的近代封建家族制度的演变过程,最后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土地改革为止,家族制度才告终结,时间长达几千年。中国家族制度的特点有三个:父权家长制,家族联姻和共财制度。本文的研究围绕家族文化的两点内容展开,即人际交往中的差序格局,人际关系中的权威取向。最后,本章提出了两个衡量家族文化的指标:出生人口性别比和离婚人口比例。第四章分析了家族文化对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本文以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结果发现,家族文化越浓厚,民营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越高,从而证明了家族文化对股权结构的影响。第五章分析了家族文化对公司两职合一的影响。本文以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结果发现,家族文化越浓厚,两职合一可能性越高,本文同时也分析了其他影响两职合一的因素。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家族文化对两职合一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直接上市的民营公司中,对间接上市的公司影响不明显。对直接上市的民营公司而言,当公司刚上市时,家族文化对两职合一的影响不明显,但当公司高管变更的时候,家族文化越浓厚,继任高管越容易同时担任总经理和董事长这两个职务。第六章分析了家族文化和高管变更之间的关系。文章以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成果发现,家族文化越浓厚,总经理发生变更的可能性越低,总经理变更的业绩敏感性越差,这说明在不同的文化下,公司有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在发生总经理变更的民营企业样本中,家族文化越浓厚,总经理变更后的绩效改善状况越差。第七章总经了本文的结论,指出了本文研究的不足和未来的研究方向。本研究可能的理论贡献有:（1）通过总结家族文化的特点,提出家族文化的两个代理变量:出生人口性别比和离婚人口比例,据此来研究文化和公司治理之间的关系,方便了以后人们对家族文化的研究。（2）发现了家族文化对股权结构、两职合一、高管变更的影响,证明了家族文化对公司治理的影响。（3）选择一国样本,相对跨国样本而言,各地区除文化不同外,制度等其他变量基本相同,能更好的控制其他因素,从而得出的结果,比采用跨国样本得到的结论更加可靠。（4）把文化和财务学的研究,扩展到了家族文化这一特殊领域。
陈文强[7]（2017）在《长期视角下股权激励的动态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作为现代公司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股权激励能有效解决两权分离所产生的委托代理问题,被认为是留住企业核心人才的“金手铐”和促进公司业绩增长的“发动机”。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完成和一系列相关规定的出台,股权激励作为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重要举措,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得到快速推行。尤其是在现阶段大力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背景下,股权激励的实施迎来了新的契机,其治理地位进一步得到凸显。在此背景下,对股权激励制度的实施效果进行系统评估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尽管学界普遍认为股权激励是现代企业中最有成效、最具持续性的长效激励机制,但囿于研究数据期间和计量识别策略,目前的实证研究仍仅在短期、静态的研究视角下考察股权激励的短期、或平均意义上的激励效应,忽略了长期时间框架下股权激励对企业绩效的动态影响。在我国股权激励计划正式实施已愈十年,相当数量的激励方案陆续进入行权期之际,本文基于长期的绩效评估框架,运用能有效克服样本选择偏误的倾向得分匹配法,在检验股权激励对企业绩效动态影响的基础上,重点考察了契约条款、公司治理和制度环境对股权激励动态效应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效果,旨在从长期绩效评估的维度丰富股权激励效应的相关文献,并从微观契约条款、中观公司治理和宏观制度环境等三个层面拓展股权激励影响因素的研究。本文主要的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在长期的研究视角下,股权激励不仅整体上存在激励效应,还对企业绩效具有显着的动态影响。结合倾向得分匹配和多元回归分析,我们发现,经过一年的滞后期,股权激励在随后三年表现出了持续的绩效提升作用,且在时间分布上大致呈现了先升后降的倒“U”型特征;进一步的研究考察了股权激励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发现股权激励实施组与未实施组之间的应计盈余管理水平没有显着差异,实施组的真实盈余管理水平还显着低于控制组的水平,在剔除了公司财务绩效中两类盈余管理的噪音后,股权激励对企业绩效的动态影响依旧显着存在,表明股权激励的动态效应是企业真实的业绩提升,而不是盈余管理的结果。第二,契约条款的合理选择和组合是股权激励发挥动态效应的关键。相较于短期激励效果更好的限制性股票,股票期权的长期绩效提升作用更佳,持续时间更长;激励力度越大、激励对象越多,股权激励对企业绩效的提升作用越强、持续期越久,激励性较弱的契约安排则不存在明显的动态效应;激励条件严格、期限长的契约能实现更强、更持久的绩效提升作用,缺乏约束性的方案仅存在短期效果,且在实施后的第四年出现业绩反转,显现出显着负效应;进一步的研究发现高激励、强约束的契约条款组合能实现最佳的激励效果,表明股权激励效应不是某项条款单独作用的结果,而是各契约条款相互搭配、协同作用的综合效益。第三,适当的大股东控制和完善的董事会治理是股权激励发挥动态效应的前提。相对于股权结构分散或过于集中的公司,股权激励对存在大股东控制且控制程度较低的企业具有更强、更持久的绩效提升作用;董事会治理能强化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动态关系,独立董事比例的提高和董事长与总经理的两职分离显着提高了股权激励的绩效提升程度和激励效应的持续时间;进一步考察大股东与董事会在股权激励效应实现过程中的交互治理效应,发现董事会治理能有效弥补控股大股东缺位导致的股东监督不足,显着改善股权分散企业股权激励的实施效果,但大股东控制程度的提高会削弱董事会对股权激励效应的治理作用,在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的样本中,董事会的治理机制失效。第四,改革产权制度和完善市场竞争是股权激励发挥动态效应的保障。国家控股削弱了股权激励的实施效果,相较于非国有控股企业,国有控股企业股权激励的绩效提升作用较弱,持续时间较短,且存在为期两年的滞后效应;产品市场竞争能强化股权激励的动态效应,在市场竞争程度高的行业中,股权激励具有长达五年的激励效应,而在市场竞争程度低的行业中,股权激励不仅绩效提升作用较弱,且只能持续两年时间;进一步考察市场竞争对国有控股企业股权激励实施效果的影响,发现市场竞争能显着改善国有控股企业股权激励的实施效果,在市场竞争程度高的国有控股企业中,股权激励显现出了为期三年的动态激励效应。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可能的研究贡献在于:第一,基于长期的研究视角,本文对股权激励实施企业进行长期追踪研究,重点考察了股权激励制度对企业绩效的动态影响,即股权激励效应的持续性与动态分布问题,响应了 Bebchuk和Fried等学者关于扩展股权激励效应评估窗口的呼吁,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目前学界研究的不足,不仅能更全面、科学地捕捉到股权激励的长期效应,还为目前迥异的研究结论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视角。第二,基于委托代理理论,本文结合了契约理论、治理束理论和制度理论的基本观点,分别从微观的契约条款层面,中观的公司治理层面和宏观的制度环境层面挖掘了影响股权动态激励效应的潜在因素,为厘清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多重视角,丰富了股权激励效应影响因素的研究,对中国特殊背景下的股权激励实施效果的改善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第三,在研究方法上,论文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对研究样本进行了合理地筛选和控制,考虑到了股权激励实施行为的内生性问题,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研究样本的选择性偏误问题,所得结论更具稳健性。
董斌,张振[8]（2015）在《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与公司绩效:内生性视角》文中研究说明文章依据"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公司绩效"分析框架,选取20012010年沪深两市1272家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面板数据联立方程模型控制内生性,实证研究股权结构如何通过决定董事会特征进而影响公司绩效。结果表明:在股权结构与董事会特征关系上,董事会规模与股权集中度不显着负相关,与国有股比例显着负相关;董事会中独立董事比例与股权集中度显着负相关,但与国有股比例显着正相关;两职合一的可能性与股权集中度显着负相关,但与国有股比例显着正相关;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数目与股权集中度不相关,但与国有股比例显着负相关。而在董事会特征与公司绩效关系上,公司绩效与董事会规模之间显着正相关;公司绩效与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数目也显着正相关;但是公司绩效与独立董事比例显着负相关,与两职合一显着正相关。
胡芳[9]（2015）在《媒体负面报道对中小投资者保护的作用及其机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演变,中小投资者保护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门话题。学者们从公司内部治理、法律保护、市场监管、中介机构介入等多个角度对中小投资者保护机制的构建进行了广泛探讨,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以上各种中小投资者保护机制均存在一定缺陷。与此同时,20世纪以来,国内外资本市场涌现出媒体对上市公司进行负面报道从而使中小投资者权益得到维护的典型案例,这些案例让人们开始把目光转向媒体,藉此学术界出现了大量有关媒体报道与资产定价、媒体报道与公司治理的研究成果,但是,这些研究在媒体报道对中小投资者保护是否具有监督和约束作用以及作用的机理方面并未达成共识,这就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拓展的空间。本文在系统梳理投资者保护与媒体治理相关理论与文献以及深度剖析中国制度背景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以下两个问题:（1）媒体负面报道对中小投资者保护究竟具有什么样的作用?（2）媒体负面报道作用于中小投资者保护的机理如何?对于第一个问题,本文以一个综合性的中小投资者保护指数作为中小投资者保护水平的代理变量,手工收集了2000年至2013年媒体针对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负面报道相关数据,采用内容分析法对媒体报道基调逐条判断,接着就媒体负面报道对中小投资者保护的事前监督和事后约束效应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对于第二个问题,本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制度逻辑学理论和传播学议程设置理论从两个方面展开分析并进行实证研究。首先,从公司内部角度出发,探讨媒体负面报道对公司董事会治理和大股东自律行为产生的影响,进而促进中小投资者保护水平改善的机理;其次,从公司外部角度出发,探讨媒体负面报道对行政监管机构介入、证券交易所介入以及审计师意见产生的影响,进而促进中小投资者保护水平提高的机理。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媒体在中小投资者保护中的事前监督作用和事后约束作用均获得验证。具体来说,中小投资者保护水平越低的上市公司受到的媒体负面报道数量越多或负面报道占比越高;媒体对上市公司的负面报道有效促进了中小投资者保护水平的改善。第二,从公司内部角度来看,媒体负面报道导致公司董事会相应做出部分调整,如媒体负面报道导致董事会规模缩减、CEO非正常变更、董事薪酬水平下降从而促进中小投资者保护水平提升的因果链条得以证实,而董事会独立性及董事会勤勉程度虽有所提高,但后续对中小投资者保护的治理效应未获实证支持。与此同时,媒体负面报道在遏制大股东掏空行为或鼓励其支持行为的促进方面均未产生任何治理效应。第三,从公司外部角度来看,首先,媒体负面报道可以促使行政监管机构和证券交易所的积极介入且提高它们的执法效率。监管介入有力地推动了中小投资者保护水平的提升,但执法效率的提高对中小投资者保护水平的改善却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其次,媒体负面报道也会对审计师意见产生影响,进而促进中小投资者保护水平的改善。第四,媒体负面报道对中小投资者保护的作用及其机理会因企业所有权性质的不同而产生一定差异。相比国有企业,媒体对民营企业的监督与约束作用更为显着,而媒体对中央国有企业的监督作用不明显,对地方国有企业的约束作用非常有限。从公司内部和外部角度来看,媒体负面报道对中小投资者保护的作用机理也会受到企业所有权性质的影响。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本文突破现有研究从公司内部治理或法与金融理论角度对中小投资者保护问题进行探讨的范式,从法律外制度安排即“媒体监督与约束”方面探究中小投资者保护的新机制,通过综合运用管理学、经济学、传播学、法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相关理论,将媒体负面报道与中小投资者保护的关系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在深度剖析媒体产业发展与中小投资者保护的制度背景基础上,系统阐释媒体负面报道对中小投资者保护的作用及机理,为解决中小投资者保护问题提供崭新的研究视角。第二,本文不仅搜集了较长期间的样本数据,实现了媒体效应研究的大样本实证检验,还采用媒介量化分析方法,即内容分析法,手工整理媒体相关数据,将量化信息拓展为质性信息,构建了上市公司新闻报道基调数据库,保障了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同时也对现有研究作出有益补充。第三,本文尝试构建媒体负面报道作用于中小投资者保护的研究分析框架,形成针对媒体作用课题较为完整的因果分析链条;本文对企业所有权性质的异质性所带来的可能影响进行了更为深入地考察,进一步丰富媒体效应相关研究;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解释现有研究结果不一致的深层次原因,同时为相关部门客观理性地看待媒体治理效应提供了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胡浩[10]（2014）在《公司治理对信息技术投资和回报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对于IT投资及其投资回报关系的研究一直未有定论,许多学者提出存在不同的因素会对IT投资和回报关系产生影响,认为IT投资需要和企业其他资源形成互补才能够发挥其效用；而作为公司管理层组织结构的公司治理体系，对于IT投资而言显然会以组织资源的角色与其形成互补,从而发挥或抑制IT投资回报。文章以连续上榜2004-2008年信息化500强榜单的55家企业为样本,聚焦于中国情境下制造行业,利用5年面板数据来研究公司治理对IT投资和回报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通过理论推导,提出董事会独立性、两职合一、国有股权和法人股权会对IT投资和回报关系产生影响,并且在不同的行业竞争情境下公司治理对IT投资回报会表现出不同的调节效应。经过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董事会独立性和法人股权会对IT投资和回报产生积极的调节效应；而国有股权对IT投资和回报存在消极的调节效应。而在不同竞争情境下的研究结果表明,董事会独立性和法人股权在高度竞争情境下会对IT投资和回报关系表现出更积极的调节效应，而国有股权在高度竞争情境下会对IT投资和回报关系表现出更消极的调节效应。而原先对IT投资回报不存在任何影响的两职合一领导结构,在低竞争情境下对IT投资和回报关系表现出积极的调节效应。这些结论都为企业IT投资实践提供了借鉴意义。
二、“三分开”政策对董事会结构影响的实证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三分开”政策对董事会结构影响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高管纵向兼任促进了公司现金股利发放吗？ ——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概念界定 |
| 1.2.1 纵向兼任高管概念界定 |
| 1.2.2 股利政策相关概念界定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技术图 |
| 1.4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高管纵向兼任相关文献综述 |
| 2.1.1 高管纵向兼任形成研究 |
| 2.1.2 高管纵向兼任对企业影响研究 |
| 2.2 股利政策相关研究综述 |
| 2.2.1 影响股利政策的因素 |
| 2.2.2 股利政策的作用和反馈 |
| 2.3 文献述评 |
| 第三章 理论分析 |
| 3.1 高管纵向兼任理论分析 |
| 3.1.1 高管纵向兼任理论 |
| 3.1.2 我国高管纵向兼任政策分析 |
| 3.2 现金股利政策理论分析 |
| 3.2.1 股利政策理论 |
| 3.2.2 我国现金股利政策现状 |
| 3.3 高管纵向兼任对现金股利发放的影响分析 |
| 3.3.1 委托代理理论 |
| 3.3.2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第四章 研究假设 |
| 4.1 基于委托代理问题的假设 |
| 4.2 不同产权性质下纵向兼任高管对现金股利发放影响的假设 |
| 第五章 研究设计 |
| 5.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2 研究变量选择与度量 |
| 5.2.1 被解释变量 |
| 5.2.2 解释变量 |
| 5.2.3 控制变量 |
| 5.3 模型构建 |
| 第六章 回归分析及结果 |
| 6.1 描述性统计 |
| 6.1.1 单变量描述性统计 |
| 6.1.2 相关性检验 |
| 6.1.3 组间均值差异检验 |
| 6.2 基本回归分析 |
| 6.3 稳健性检验 |
| 6.3.1 PSM倾向得分匹配模型 |
| 6.3.2 Heckman两阶段模型 |
| 6.4 影响机制检验 |
| 6.4.1 监督效应检验 |
| 6.4.2 高管纵向兼任、企业产权性质与现金股利发放 |
| 6.5 进一步分析 |
| 6.5.1 纵向兼任高管的权力差异 |
| 6.5.2 纵向兼任高管在大股东处的职务差异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可能的创新点 |
| 7.4 研究局限性及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资源依赖与董事会结构——基于高校上市公司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文献回顾 |
| (一) 委托代理理论与上市公司董事会结构 |
| (二) 资源依赖理论与上市公司董事会结构 |
|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一) 高校资源与高校超额董事席位 |
| 1．声誉资源 |
| 2．政治资源 |
| 3．科技资源 |
| (二) 生命周期理论与高校超额董事席位 |
| (三) 超额董事席位与经济资源流入 |
| 四、研究设计 |
| (一) 数据来源 |
| (二) 主要变量定义 |
| 1．高校上市公司 |
| 2．高校董事 |
| 3．高校持股比例 |
| 4．高校资源 |
| 5．企业生命周期 |
| 6．其他变量 |
| (三) 模型设定 |
|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
| (一) 描述性统计 |
| (二) 高校资源与高校超额董事席位的关系检验 |
| (三) 高校超额董事席位与经济资源流入 |
| (四) 稳健性检验 |
| 六、结论 |
（3）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改革、董事会特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 |
| 2 相关概念界定与文献综述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国有企业 |
| 2.1.2 股权多元化 |
| 2.1.3 董事会特征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与董事会特征相关的理论基础 |
| 2.2.2 股权多元化和企业绩效相关的理论基础 |
| 2.3 相关文献综述 |
| 2.3.1 股权多元化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综述 |
| 2.3.2 董事会特征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综述 |
| 2.3.3 股权多元化与董事会特征的关系研究 |
| 2.4 文献评述 |
| 3 国有企业股权改革与董事会关系回顾及所存问题分析 |
| 3.1 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改革、董事会特征和企业绩效间关系的演变历程 |
| 3.1.1 国企股权多元化改革孕育阶段(1949-1978年) |
| 3.1.2 国企股权多元化改革起始阶段(1978-1992年) |
| 3.1.3 国企股权多元化改革摸索阶段(1993-2002年) |
| 3.1.4 国企股权多元化改革发展阶段(2003-2013年) |
| 3.1.5 国企股权多元化改革崛起阶段(2013年至今) |
| 3.2 我国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改革进程中董事会建设所存问题 |
| 3.2.1 董事会缺乏独立性 |
| 3.2.2 董事会形式化严重 |
| 3.2.3 董事会法律体系不完善 |
| 4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4.1 股权多元化改革与公司绩效关系的研究假设 |
| 4.2 董事会特征的调节效应的研究假设 |
| 4.2.1 董事会结构对股权多元化与公司绩效的调节作用 |
| 4.2.2 董事会规模对股权多元化与公司绩效的调节作用 |
| 4.2.3 两职状态对股权多元化与公司绩效的调节作用 |
| 5 研究设计 |
| 5.1 模型设定 |
| 5.2 变量设计 |
| 5.2.1 被解释变量 |
| 5.2.2 核心解释变量 |
| 5.2.3 调节变量 |
| 5.2.4 控制变量 |
| 5.3 数据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
| 5.3.1 样本数据说明 |
| 5.3.2 本文拟样本总体描述性统计 |
| 5.3.3 变量相关性分析 |
| 6 实证分析 |
| 6.1 回归方法介绍 |
| 6.2 股权多元化与公司绩效关系回归分析 |
| 6.3 董事会结构对股权多元化与公司绩效的调节作用回归分析 |
| 6.4 董事会规模对股权多元化与公司绩效的调节作用回归分析 |
| 6.5 两职合一对股权多元化与公司绩效的调节作用回归分析 |
| 6.6 稳健性检验 |
| 7 结论与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继续深化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改革 |
| 7.2.2 健全国有企业董事会制度,提高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效率 |
| 7.3 研究局限与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硕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4）高管纵向兼任与企业投资决策及其经济后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及研究问题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技术路线与研究思路 |
| 1.2.1 基本思路 |
| 1.2.2 技术路线图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创新点 |
| 第2章 制度背景回顾 |
| 2.1 企业集团及大股东的由来 |
| 2.2 高管纵向兼任相关政策条文 |
| 2.3 高管纵向兼任的定义 |
| 第3章 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委托代理理论 |
| 3.1.2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3.1.3 企业创新理论 |
| 3.2 文献综述 |
| 3.2.1 高管兼任文献综述 |
| 3.2.2 投资效率 |
| 3.2.3 企业创新 |
| 3.2.4 高管纵向兼任与代理问题 |
| 3.2.5 国内外文献述评 |
| 第4章 高管纵向兼任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实证研究 |
| 4.1 引言 |
| 4.2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
| 4.2.1 文献回顾 |
| 4.2.2 研究假设 |
| 4.3 研究设计 |
| 4.3.1 实证模型与变量定义 |
| 4.3.2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
| 4.4 实证结果 |
| 4.4.1 描述性统计 |
| 4.4.2 实证结果分析 |
| 4.4.3 稳健性检验 |
| 4.4.4 进一步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高管纵向兼任与公司创新 |
| 5.1 引言 |
| 5.2 理论分析与假设发展 |
| 5.2.1 理论分析 |
| 5.2.2 研究假设 |
| 5.3 研究设计 |
| 5.3.1 模型构建与变量定义 |
| 5.3.2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取 |
| 5.4 实证分析与结果 |
| 5.4.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
| 5.4.2 研究假设检验 |
| 5.4.3 稳健性检验 |
| 5.4.4 进一步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高管纵向兼任与公司绩效 |
| 6.1 概述 |
| 6.2 研究假说 |
| 6.3 研究设计 |
| 6.3.1 模型构建与变量定义 |
| 6.3.2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取 |
| 6.4 实证分析与结果 |
| 6.4.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
| 6.4.2 研究假设检验 |
| 6.4.3 稳健性检验 |
| 6.4.4 进一步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局限性及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企业高管特征、创新能力与绩效的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 |
| 1.3.1 论文结构 |
| 1.3.2 技术路线图 |
| 1.4 研究方法 |
| 1.5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基础理论与文献综述 |
| 2.1 基础理论 |
| 2.1.1 委托代理理论 |
| 2.1.2 人力资本理论 |
| 2.1.3 高阶梯队理论 |
| 2.2 混合所有制改革 |
| 2.2.1 混合所有制经济基本概念 |
| 2.2.2 国有企业改革理论 |
| 2.2.3 混合所有制改革方式 |
| 2.2.4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历程 |
| 2.2.5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的影响 |
| 2.3 高管特征 |
| 2.3.1 高管特征 |
| 2.3.2 国有企业高管特征 |
| 2.3.3 高管特征与创新能力 |
| 2.3.4 高管特征与企业绩效 |
| 2.4 企业创新能力 |
| 2.4.1 影响企业创新的因素 |
| 2.4.2 企业创新与企业绩效 |
| 2.5 国有企业管辖权 |
| 2.5.1 国有企业管辖权的划分 |
| 2.5.2 国有企业管辖权与创新能力 |
| 2.6 文献评述 |
| 2.7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研究模型与研究假设 |
| 3.1 研究模型 |
| 3.2 研究假设 |
| 3.2.1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企业创新 |
| 3.2.2 国有企业管辖权的调节作用 |
| 3.2.3 所有制混合度的调节作用 |
| 3.2.4 高管特征与企业创新 |
| 3.2.5 高管特征与企业绩效 |
| 3.2.6 企业创新与企业绩效 |
| 3.2.7 创新能力的中介作用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研究设计 |
| 4.1 变量的操作性定义与测量 |
| 4.1.1 创新能力 |
| 4.1.2 产权性质 |
| 4.1.3 混合所有制改革 |
| 4.1.4 高管特征 |
| 4.1.5 企业绩效 |
| 4.1.6 其他相关变量 |
| 4.2 样本选择 |
| 4.3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
| 4.4 模型设计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实证分析与假设检验 |
| 5.1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国有企业创新能力 |
| 5.2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国有企业创新能力的稳健性检验 |
| 5.2.1 基于倾向得分匹配(PSM)的稳健性检验 |
| 5.2.2 考虑政策滞后性的稳健性检验 |
| 5.3 国有企业管辖权在混改与企业创新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
| 5.4 所有制混合度在混改与企业创新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
| 5.5 国有企业高管特征与企业创新能力 |
| 5.6 国有企业高管特征与企业绩效 |
| 5.7 国有企业创新能力与企业绩效 |
| 5.8 企业创新能力在高管特征与企业绩效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
| 5.9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研究结果与讨论 |
| 6.1 假设检验结果 |
| 6.2 研究结果讨论 |
| 6.2.1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 |
| 6.2.2 国有企业管辖权在混改与企业创新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
| 6.2.3 所有制混合度在混改与企业创新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
| 6.2.4 国有企业高管特征对企业创新能力与绩效的影响 |
| 6.2.5 国有企业创新能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 6.2.6 国有企业创新能力的中介作用 |
| 6.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6）家族文化与公司治理（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序言 |
| 第1节 研究背景 |
| 第2节 研究内容与基本框架 |
| 第3节 研究意义及研究贡献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第1节 公司治理概论 |
| 第2节 关于股权结构的文献 |
| 第3节 关于两职合一的文献 |
| 第4节 关于高管变更的文献 |
| 第5节 文化和财务学 |
| 第3章 家族文化及其衡量 |
| 第1节 中国家族制度的演变 |
| 第2节 中国家族制度的特点 |
| 第3节 中国家族文化的特点 |
| 第4节 家族文化的衡量 |
| 第4章 家族文化和股权结构 |
| 第1节 引言 |
| 第2节 研究背景和假设的提出 |
| 第3节 研究设计 |
| 第4节 实证检验结果 |
| 第5节 稳健性检验 |
| 第6节 结论 |
| 第5章 家族文化和两职合 |
| 第1节 问题提出 |
| 第2节 研究背景和假设的提出 |
| 第3节 实证部分 |
| 第4节 稳健性检验 |
| 第5节 进一步的检验 |
| 第6节 结论 |
| 第6章 家族文化、高管变更和公司绩效 |
| 第1节 引言 |
| 第2节 提出假设 |
| 第3节 实证设计 |
| 第4节 进一步检验 |
| 第5节 稳健性检验 |
| 第6节 总结 |
| 第7章 总结 |
| 第1节 主要结论 |
| 第2节 研究局限及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科研成果 |
（7）长期视角下股权激励的动态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提出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1.3 研究问题 |
| 1.1.4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股权激励 |
| 1.2.2 股权激励的动态效应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章节安排 |
| 2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2.1 基础理论 |
| 2.1.1 委托代理理论 |
| 2.1.2 不完全契约理论 |
| 2.1.3 人力资本理论 |
| 2.2 文献回顾 |
| 2.2.1 股权激励效应 |
| 2.2.2 股权激励效应的影响因素 |
| 2.2.3 简要述评 |
| 3 股权激励对企业绩效的动态影响 |
| 3.1 引言 |
| 3.2 研究假设 |
| 3.3 研究设计 |
| 3.3.1 研究方法 |
| 3.3.2 变量定义 |
| 3.3.3 数据来源 |
| 3.4 实证结果 |
| 3.4.1 描述性统计 |
| 3.4.2 匹配效果检验 |
| 3.4.3 实证结果分析 |
| 3.5 进一步研究 |
| 3.6 发现与讨论 |
| 4 契约条款设置与股权激励的动态效应 |
| 4.1 引言 |
| 4.2 研究假设 |
| 4.2.1 适应性条款与股权激励的动态效应 |
| 4.2.2 激励性条款与股权激励的动态效应 |
| 4.2.3 约束性条款与股权激励的动态效应 |
| 4.3 研究设计 |
| 4.3.1 变量定义 |
| 4.3.2 模型设定 |
| 4.3.3 数据来源 |
| 4.4 实证结果 |
| 4.4.1 描述性统计 |
| 4.4.2 回归分析 |
| 4.5 进一步研究 |
| 4.6 稳健性检验 |
| 4.7 发现与讨论 |
| 5 大股东控制、董事会治理与股权激励的动态效应 |
| 5.1 引言 |
| 5.2 研究假设 |
| 5.2.1 大股东控制与股权激励的动态效应 |
| 5.2.2 董事会治理与股权激励的动态效应 |
| 5.2.3 大股东控制、董事会治理与股权激励的动态效应 |
| 5.3 研究设计 |
| 5.3.1 变量定义 |
| 5.3.2 模型设定 |
| 5.3.3 数据来源 |
| 5.4 实证结果 |
| 5.4.1 描述性统计 |
| 5.4.2 回归分析 |
| 5.4.3 稳健性检验 |
| 5.5 发现与讨论 |
| 6 国有控股、市场竞争与股权激励的动态效应 |
| 6.1 引言 |
| 6.2 研究假设 |
| 6.2.1 国有控股与股权激励的动态效应 |
| 6.2.2 市场竞争与股权激励的动态效应 |
| 6.2.3 国有控股、市场竞争与股权激励的动态效应 |
| 6.3 研究设计 |
| 6.3.1 变量定义 |
| 6.3.2 模型设定 |
| 6.3.3 数据来源 |
| 6.4 实证结果 |
| 6.4.1 描述性统计 |
| 6.4.2 回归分析 |
| 6.4.3 稳健性检验 |
| 6.5 发现与讨论 |
| 6 研究结论、启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理论贡献 |
| 6.3 实践启示 |
| 6.4 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取得的主要科研成果 |
（8）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与公司绩效:内生性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1.文献综述 |
| (1)股权结构与董事会特征 |
| (2)董事会特征与公司业绩 |
| 2.研究假设 |
| 二、研究设计 |
| 1.研究对象 |
| 2.研究变量 |
| 3.研究模型与方法 |
| 三、实证研究 |
| 四、结论 |
（9）媒体负面报道对中小投资者保护的作用及其机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问题及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1.2.2 研究的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2.1 关于投资者保护 |
| 2.1.1 委托代理理论 |
| 2.1.2 契约论与法律论 |
| 2.1.3 相关实证文献 |
| 2.2 关于媒体报道与资本市场 |
| 2.2.1 声誉理论 |
| 2.2.2 议程设置理论 |
| 2.2.3 相关实证文献 |
| 2.3 对现有文献的评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关键概念与制度背景 |
| 3.1 关键概念界定 |
| 3.1.1 媒体负面报道 |
| 3.1.2 中小投资者保护 |
| 3.2 媒体负面报道作用于中小投资者保护的制度背景 |
| 3.2.1 我国中小投资者保护的制度变迁与现状分析 |
| 3.2.2 传媒产业变革与中小投资者保护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媒体负面报道对中小投资者保护的作用 |
| 4.1 引言 |
| 4.2 理论分析 |
| 4.2.1 媒体关注中小投资者保护的动因 |
| 4.2.2 媒体负面报道与信息不对称 |
| 4.2.3 媒体负面报道与公司治理 |
| 4.3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4.3.1 媒体负面报道的监督作用 |
| 4.3.2 媒体负面报道的约束作用 |
| 4.4 研究设计 |
| 4.4.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4.4.2 变量的定义与度量 |
| 4.4.3 实证模型构建 |
| 4.5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4.5.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5.2 多元回归分析 |
| 4.5.3 稳健性检验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媒体负面报道对中小投资者保护的作用机理：公司内部视角 |
| 5.1 引言 |
| 5.2 理论分析 |
| 5.2.1 市场机制 |
| 5.2.2 声誉机制 |
| 5.2.3 媒体塑造公司行为 |
| 5.3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5.3.1 媒体负面报道、董事会治理与中小投资者保护 |
| 5.3.2 媒体负面报道、大股东自律与中小投资者保护 |
| 5.4 研究设计 |
| 5.4.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4.2 变量的定义与度量 |
| 5.4.3 实证模型构建 |
| 5.5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5.5.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5.2 多元回归分析 |
| 5.5.3 稳健性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媒体负面报道对中小投资者保护的作用机理：公司外部视角 |
| 6.1 引言 |
| 6.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2.1 媒体负面报道、行政监管机构介入与中小投资者保护 |
| 6.2.2 媒体负面报道、证券交易所介入与中小投资者保护 |
| 6.2.3 媒体负面报道、审计师意见与中小投资者保护 |
| 6.3 研究设计 |
| 6.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6.3.2 变量的定义与度量 |
| 6.3.3 实证模型构建 |
| 6.4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6.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4.2 多元回归分析 |
| 6.4.3 稳健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主要研究结论 |
| 研究启示 |
| 研究局限及未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10）公司治理对信息技术投资和回报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图目录 |
| 表目录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问题 |
| 1.3 研究方案 |
| 1.3.1 研究对象 |
| 1.3.2 技术路线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内容安排 |
| 1.5 主要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IT投资研究综述 |
| 2.1.1 IT投资-投资回报的直接关系 |
| 2.1.2 基于资源基础观的IT投资研究 |
| 2.1.3 IT投资研究发展：两个分支 |
| 2.1.4 基于资源互补性的IT投资研究 |
| 2.2 公司治理研究综述 |
| 2.2.1 公司治理概述 |
| 2.2.2 公司治理的理论基础：委托代理理论 |
| 2.2.3 内部治理：董事会治理 |
| 2.2.4 内部治理：股权结构 |
| 2.3 行业竞争研究综述 |
| 2.3.1 行业竞争和绩效的直接关系 |
| 2.3.2 行业竞争和董事会治理 |
| 2.3.3 行业竞争和股权结构 |
| 2.4 本章小结 |
| 3 概念模型与研究假设 |
| 3.1 概念模型 |
| 3.2 董事会治理对IT投资-回报的调节作用 |
| 3.2.1 董事会独立性对IT投资-回报的调节作用 |
| 3.2.2 两职合一对IT投资-回报的调节作用 |
| 3.3 股权结构对IT投资-回报的调节作用 |
| 3.3.1 国有股权对IT投资-回报的调节作用 |
| 3.3.2 法人股权对IT投资-回报的调节作用 |
| 3.4 不同行业竞争情境下的公司治理调节效应 |
| 3.4.1 不同行业竞争情境下的董事会独立性调节效应 |
| 3.4.2 不同行业竞争情境下的两职合一调节效应 |
| 3.4.3 不同行业竞争情境下的国家股权调节效应 |
| 3.4.4 不同行业竞争情境下的法人股权调节效应 |
| 3.5 本章小结 |
| 4 变量假设和研究方法 |
| 4.1 样本选择 |
| 4.1.1 企业选择 |
| 4.1.2 行业选择 |
| 4.2 变量测度 |
| 4.2.1 自变量 |
| 4.2.2 因变量 |
| 4.2.3 调节变量 |
| 4.2.4 控制变量 |
| 4.2.5 情境变量 |
| 4.3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
| 4.4 分析方法及模型 |
| 4.4.1 面板数据回归分析 |
| 4.4.2 回归分析模型 |
| 5 实证分析 |
| 5.1 董事会治理对IT投资-回报调节作用的实证分析 |
| 5.1.1 面板数据回归分析结果 |
| 5.1.2 结果分析和讨论 |
| 5.2 股权结构对IT投资-回报调节作用的实证分析 |
| 5.2.1 面板数据回归分析结果 |
| 5.2.2 结果分析和讨论 |
| 5.3 不同竞争情境下公司治理调节效应的差异实证分析 |
| 5.3.1 面板数据回归分析结果 |
| 5.3.2 结果分析和讨论 |
| 5.4 本章小结 |
| 6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6.1 主要研究结论 |
| 6.2 理论贡献 |
| 6.3 管理启示 |
| 6.4 研究局限 |
| 6.5 未来研究的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主要科研成果 |
四、“三分开”政策对董事会结构影响的实证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高管纵向兼任促进了公司现金股利发放吗？ ——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D]. 王蔚杰. 江西财经大学, 2021(10)
- [2]资源依赖与董事会结构——基于高校上市公司的研究[J]. 谭劲松,徐伟航,秦帅,张安琪. 会计与经济研究, 2019(04)
- [3]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改革、董事会特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D]. 贺一迪.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19(01)
- [4]高管纵向兼任与企业投资决策及其经济后果研究[D]. 闫珍丽. 中央财经大学, 2019(08)
- [5]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企业高管特征、创新能力与绩效的关系研究[D]. 陈瑶. 华南理工大学, 2019(01)
- [6]家族文化与公司治理[D]. 薛胜昔. 厦门大学, 2017(08)
- [7]长期视角下股权激励的动态效应研究[D]. 陈文强. 浙江大学, 2017(12)
- [8]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与公司绩效:内生性视角[J]. 董斌,张振. 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04)
- [9]媒体负面报道对中小投资者保护的作用及其机理研究[D]. 胡芳. 华南理工大学, 2015(12)
- [10]公司治理对信息技术投资和回报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D]. 胡浩. 浙江大学, 2014(06)